热情的侍者

热情的侍者 篇1

《哑巴侍者》是哈罗得·品特荒诞戏剧的代表作之一, 以其独特的语言闻名, 甚至出现了一谈戏剧必论品特。而以往从语言学研究品特戏剧都偏重于“沉默”的作用以及语言的“威胁”性。本文以会话含义分析《哑巴侍者》中违反关联准则所表达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和权力的不均衡。希望以一个更细致的视角探讨《哑巴侍者》所传达的深层含义。

二、关联准则

关联准则从属于格莱斯 (H.P.Grice) 提出的合作原则下的四条准则。格莱斯认为, 我们在交谈中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和目标, 这就是合作原则。关联准则认为人们在谈话中所说的话要与会话内容相联系, 在特定的情境下提供合适的信息, 不可故意转换或回避话题。但事实上,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严格遵循, 人们确实有所违背, 如果听话人想要准确获得说话人所传达的深层含义, 就需要有进一步的推理。

三、品特与《哑巴侍者》

哈罗得·品特 (Harold Pinter) 是英国最负盛名的荒诞派剧作家之一。他于2005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哑巴侍者》是品特早期优秀作品之一。剧中只有两个人物:本和格斯, 两个职业杀手在封闭而压抑的地下室等待着老板的命令。他们对下一个要执行的任务一无所知, 只是在等待, 同时伴随的是一系列无主题的闲聊。

四、关联准则违反体现的权力与关系

《哑巴侍者》中的语言极具特色。会话中含有大量的沉默、停顿和重复。而自始至终, 两个人交谈的主题都在频繁的变化, 在不断变化话题的过程中, 两人的交谈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违反着关联准则, 而准则的违反实质上体现了本和格斯关系的不和谐以及权力的不平等。

剧情刚开始的时候, 格斯就试图通过问话来与本进行交流, 但本却不给予合作。不仅没有正面回应他的问题, 却反问格斯的行踪。这不仅表明了两人在口头交流上的失败, 而且体现了两人心灵上的隔阂。虽然如此, 格斯对本的回避交流并没有在意, 仍然坚持着同样的问题:

格斯的不断发问使得本的态度由默然变成了反感。本不仅没有做出直接的回答, 反而责备他“你在我床上坐着干什么?”本之所有不愿意回答格斯提问是他根本就没有与之交流的愿望。不管格斯多么努力的想发起对话, 但两人在话语上没有一个共鸣点和切合处, 只有单方面参与的对话是无法得以顺利进行的。

两人交流的不畅通表现的是现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而引起失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则是两人权力的不平等。处于上级地位的本之所以常打破规则, 不愿意进行交流是怕自己的权力会受到威胁:

当格斯对本一遍遍读报纸行为不理解时, 本却认为格斯是在“批评”自己。本对关联准则的故意违反, 实质上是他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动摇。因为作为下级, 格斯是没有权利去“批评”自己的。一旦地位受到挑战, 他就会努力的去维护:

在“点燃水壶”还是“点燃煤气”问题的争执上, 本明知自己犯了错误, 却仍然坚持己见。甚至鲁莽的岔开话题, 目的在于提醒格斯注意两人的身份地位。并且警告格斯不要跨越权限。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

虽然格斯在会话中也有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 但相比本而言他违反的次数不多, 而且没有涉及到利益关系问题。

为了打发乏味的日子, 格斯不得不自己找些乐子。对于本要求其煮茶的命令听而不闻。格斯一边想着自己的爱好, 一边说着无关联的话语只是折射出他对自己生活的不满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向往, 剧中格斯少有几次的语言上的不合作都是在抱怨, 这也是他最后招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

五、结语

陪侍者的角色 篇2

我们要去的应该是癌症病房，我略微有些紧张。在日常生活里，死亡是被刻意抹掉的一部分，但在这样的病房，不管是谁，都会或多或少注视一下死亡。这让我想起伯格曼电影《第七封印》中的主人公，死亡已经来到他身旁，他被迫正视它，并不断与它搏弈。

在病房等待手术期间，病房里已经来来往往走了两三拨病人，大部分都是癌症患者，淋巴癌、胃癌、直肠癌等等。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病房里有时会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氛围，每个病人各自谈论各自的病，那些病名如同消过毒一样，在他们口中丝毫不具有威慑性，就像是在议论感冒症状。淋巴癌患者是一个高大魁梧的中年人，是部队的一位领导，不断有穿军装的捧着鲜花，提着礼物来看望他。他富有风度和魅力，一双体察入微的目光看着其他病人，说出的话入理而睿智，引人发笑又充满善意。他的病灶在腿部，那里有一个硬块。那个硬块不易觉察，觉察之后也没有引起重视。而那位即将手术的是一位患胃癌的老人，他有六十多岁，在融洽的聊天氛围中，他临时起意，让妻子从包里取出自己刊印的小册子发给病房里的人，印刷粗糙的小册子里收集了他几十年来写的几篇散文，几十首古体诗，还有一些老照片。照片差不多记录了他的一生：胖嘟嘟的幼儿照，青春期干瘦的豪迈站姿，穿着中山装的结婚照，还有留学波兰时的照片，夫妻俩跟第一个孩子在长沙的合影，跟俩个孩子在桂林的合影，以及他在医院工作照片——原来他也是一个医生。他的妻子年轻的时候容貌俏丽，这不由得使病房的人再端详端详陪侍他的老妻，从她的脸上寻找当年的印记。最后一张照片是子孙满堂的三四十人的合影。

然而这样的氛围带来的恍惚和暧昧并不会太长，第二天老人就上了手术台，他醒来后就开始呻吟甚至大喊，因为疼痛发出呜呜的哭声。什么都无法制止他。他也知道这样的喊叫给自己带来了耻辱，但他就是无法控制。他的喊叫使其他病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其中一个病人的陪护者安慰说，一定是没有给麻醉师好处费，不然会醒来的晚一点儿。而对病人来说，手术之后他们的生活才真正改变，死神才从背后走到面前来出现。病房又来了一位退休老干部，他说他两年来一直以为是前列腺出了毛病，两个月前还在输液，直到前些天才发现跟前列腺毫无关系，是直肠癌。老人的喊叫令他无比焦虑，也许受此刺激，他变得非常易怒，常常跟他的儿女对着干，不停地因为些微小事情指责他们。每当他责骂他们的时候，病房里其他的人都静静地看着他们。

我不知道自己陪侍的长辈内心如何反应，生活中，我觉得他是一位精明的硬汉。我无法体验他此刻的内心世界，那一刻我尝试着接近他的思维，但无法达到。等到长辈准备手术时，胃癌病人已经出院了，病房里又换了一茬人。

我的陪侍几乎是象征性的，因为医院每天只有两个时间段允许陪护者在病房（除非是专业陪护，即护工）里，而且基本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工作，或许更多的是心理陪护。我在病房里，有时觉得自己像局外人一样，尤其是我陪侍的病人睡着之后。于是我尝试理解每个人的处境，理解他们的想法，慢慢地，这样一种角度让我发现，它就像小说中的上帝视角。除了病人之外，死亡与恐惧也是病房里两个或隐或现的角色。我小心地行使着这样的特权，发现我远不能理解其中的真实和奥秘，即使我写了这篇《大鱼的模样》，这个奥秘依然悬置着，它或许期待另一个作品来描述和接近它。

等我被迫离开病房（一到规定时间，护士就会到病房清查），漫无目的地走上大街时，我的眼前依然活跃着病房里的氛围和人物，他们已经与我衔接在一起，似乎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这是我唯一的一个稳固点，是我存在于此的一个理由，而我住的小宾馆反而是临时和无情的。离开和走进医院的次数增多后，我甚至将整个医院都当做心理上的一个依赖，而病房是其中唯一的一个亮点，那里有活生生的人物，他们刚刚从陌生人变成比较熟悉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患有绝症。

我走在陌生城市里陌生的一隅，天气已经渐渐变热，身上的一些衣服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温度，如果要换衣服就需要现买。我穿上新买的衣服之后，多少显得变成了一个新我。这个新我已经与先前不同，好像是从病房里刚刚新生的人，这个新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病房里压抑着的潜在的恐惧已经走进他的心里，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关于死亡的暗示在提醒他。地铁里的站名：公主坟、万寿路、玉泉路、八宝山等等，都令人不寒而栗。

而我身边的行人依然跟往日一样生活，丝毫没有被死亡惊动。

作为陪侍期间观察的结果之一，小说《大鱼的模样》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感觉。这篇小说初稿写于2011年4月，当时叫《千斤重的大鱼》。即使大改了两次，但我知道还有很多无法尽言的主题遗留在那个病房里。而那个病房，也成为我潜意识里恐惧的来源，就像死亡象征性的中转站一样，每次无意中想起这个病房，病房里鲜活的气氛，以及气氛背景中洋溢着的终极性，都让我感到从遥远之处由死亡辐射过来的一根根阴冷的主题光线。

我陪侍的长辈已经离开人世。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下了火车，打车奔赴S医院，想在附近找个住处，并迫不及待地要找个地方吃饭。下车之后，我们已经确认了我们所处的位置，它在距离S医院两三千米的地方。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我的这位长辈连一个月都无法挺过去。我们坐在饭店吃饭，有那么一刻，我感觉我们的桌子就像一艘特殊的船舶，正在慢悠悠地驶向S医院，并最终抵达看不到的幽暗的远方。

当时我们丝毫不知道那个病房的存在，前面的任何信息依然处于昏暗中。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个医院的关系能否让病人顺利住院，当然我们的惶惑不安与长辈的惶惑不安有质的区别。饭桌上，长辈点起了烟，原本他已经准备在医生的劝说下戒烟，但他解释说他一天只抽一根烟，为的是解解馋。可他嘴里叼着的，已经不是他今天的第一根了。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病房的其他人也在来医院的途中，他们怀着各自的烦恼，然后宿命般地与我的长辈汇聚到那个病房中。

那一刻，长辈呼出的青烟匆匆地飘荡在饭桌上空，散乱而不成形状。它是长辈在这个世界上抽的倒数第二根烟……

责任编辑：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