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律效力的范围 篇1
公司超经营范围从事商业活动, 涉及到两种关系:一是公法上的关系, 即公司与国家的关系;而是私法上的关系, 及公司与交易相对人的关系。对于公司超经营范围法律后果的探讨, 学界的结论都是从这两类关系入手。
1.1 公法上的后果。
如果将公司在一定程度上看成国家意志的体现, 某些情况下法律会对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严格的限制, 公司超经营范围的行为可能会因为违反强制性规定而违法;然而, 部分关于公司经营范围的规定在近几年进行了修改。如:2005年10月修订的《公司法》将第11条“公司应当在等级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内容予以取消;2005年12月修正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也将第71条“公司应当在登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内容取消。
1.2 私法上的后果。
1.2.1 绝对无效说。
该观点认为超出经营范围的所有活动无效。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公司超经营范围便失去法律主体资格;二是认为公司超经营范围的活动就是违反强制性规定。
1.2.2 相对有效说。
该观点认为公司超范围经营所订立合同效力, 要看合同相对人对于公司超出经营范围是否了解。如果不知情则认为善意相对人, 合同有效;否则便认为恶意, 合同无效。
1.2.3 绝对有效说。
该观点认为, 公司超范围经营所订立合同是否有效, 主要在于合同主体是否有民事能力、内容是否合法、是否损及国家、社会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不能一概而论。
本文赞同绝对有效说的观点。商事主体的本质是民事主体, 但因在商事活动从事经营型行为而具有其特殊性, 但仍是具有法律拟制的民事主体。商事行为的本质是民事行为。公司作为民事主体, 其超经营范围签订合同, 其行为仍具有民事行为效力。因此判断该合同是否有效, 应当关注的是该合同是否符合一般民事合同的要件以及该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是否侵害第三方利益、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等。
2.经营范围设定制度以及保障交易公平的互相制衡探析
《公司法》第12条规定, “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 并依法登记。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 改变经营范围, 但是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 “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
公司经营范围设定及公示制度有以下意义:确定企业活动的内容和方向;确定企业法人的权利能力界限和业务活动界限;保护企业法人合法权益;促进商主体自律, 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相对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利于国家对特定领域的准入门槛的设定等。
然而, 若严格执行经营范围设定制度, 将给交易带来不便, 严重损害交易相对人的权益。因此, 《合同法解释 (一) 》第10条规定, “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 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因此, 公司超范围经营所订立合同的效力是否存在, 将取决于在《合同法解释一》的应用以及经营范围设定制度的限制。
3.对《合同法解释 (一) 第10条》的分析及观点阐释
根据《合同法解释 (一) 第10条》规定,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理解:
3.1 当事人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 则合同不认定为无效, 即可认定为有效、无效、可撤销或变更。
其中, 若相对人知情, 则认为其有了对超范围经营的预见或者准备, 为了保障交易进行, 可认为该合同有效, 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除外;若相对人不知情, 且其认为合同的履行不损害其权益且同意继续履行合同, 则可以认定合同有效;若非, 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关于“可撤销合同”的相关规定向法院申请撤销该合同。
3.2 当事人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 认定无效。
若可以通过补救措施申请登记该经营范围, 应当在减少损失、提高效率、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因情况而定。
因此, 本文认为, 若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则合同无效, 且双方都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双方签订的合同仅仅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规定, 这就表明特定当事人要成为适合的合同主体, 首先需要通过批准、登记手续取得相应的经营资格, 此时应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 依照其规定”进行处理, 在办理相关的批准、登记手续之前, 合同属于尚未发育成熟的合同, 此时合同的部分效力业已发生, 合同的对方当事人有权选择依据合同业已生效的部分, 请求该特定当事人去办理相关的批准、登记手续, 待办理完毕后合同才能完全生效。如果经该特定当事人努力, 仍不能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其应负缔约上过失责任;特定的当事人在办理相关的批准、登记手续前, 业已订立了合同, 对方当事人不知情的, 也可以以该特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构成欺诈为由, 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行使撤销权, 并主张损害赔偿;如果特定的当事人在办理相关的批准、登记手续前, 业已订立合同并与对方当事人履行了合同义务, 此时, 为了保护善意的对方当事人的利益, 一方面应确认合同生效, 另一方面, 应由有关的行政主管机关对该特定当事人的违规经营追究其行政责任。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商业竞争不断加强, 公司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超经营范围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而对于此类商业活动的法律限制, 《合同法》、《公司法》、《民法通则》、《合同法解释》以及相关法律法规都有相应内容, 但理念与执行并非完全统一, 学界也对超经营范围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展开讨论。本文在不同学者讨论的基础上, 根据对相关法条的理解, 总结出不同条件下合同效力的存在情形。
关键词：超范围经营,知情,相对人,交易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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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律效力的范围 篇2
建设工程合同标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国家利益及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律为建设工程的实施设置了一整套严密的强制性程序。在建设工程项目实施的前期阶段和准备阶段，发包人需办理项目立项及报建等一系列手续，获得相关的行政许可，以取得一定的民事权利，否则会因行为能力的缺失而对合同的效力造成影响。发包人所需办理的前期审批手续主要指的是获得立项批准（设计任务书）、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通过环境、消防、人防等事项的审核，而且在缔结建设工程合同之后，建设工程项目正式实施之前，建设单位尚需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
在发包人需获得的这些行政许可和民事权利中，发包人是否获得项目立项批准以及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发包人的缔约行为能力具有直接联系，如发包人在缔约前未取得这些许可证或民事权利，将导致建设工程合同的无效。需要说明的是，发包人因缺乏相关的行政许可及民事权利上的缺失，不仅违反了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范，使发包人在缔约行为能力上缺乏必备的要件，而且由于对这种强制性规范的违反，实际上使得建设工程合同的客体处于不合法的状况，即建设工程项目属于通常所称的违章建筑范围。因此，这类建设工程合同无论从发包人行为能力的标准看，还是从合同标的违法性看，均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另外，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发包人在缔结建设工程合同时未曾依法办理上述行政许可或取得相关民事权利，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补办了这些行政许可或取得了相关的民事权利，甚至在与承包人发生纠纷后在诉讼或仲裁过程中完善了这些手续，那么此类合同的法律效力应作何认定？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如果在一审诉讼期间补办了法律规定的审批手续，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如未能在一审诉讼期间补办审批手续的，则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的学理依据在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可以分为成立要件、特别生效要件和阻却生效要件。违反成立要件则合同未能成立，自然不存在效力问题。违反特别生效要件者，多为形式要件，可以补正。违反阻却要件者，则不存在补正的可能。显然，发包人补办行政许可和取得相应民事权利，属于缺乏特别生效要件可以补正的情形。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范围外为开发房地产项目而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并未对超越经营范围的民事行为作出必然无效的认定,但该解释同时规定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产品是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商品房，国家必然需要对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特别的干预和监督，其具体表现就是通过立法对房地产开发经营进行必要的限制，实行特别的许可。我国法律不仅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设立条件和领取营业执照提出明确的要求，而且在房地产开发经营程序上也作出了一系列的限制，如果房地产开发者未领取营业执照，就意味着房地产开发者根本无法实施房屋预售、登记备案、产权登记等行为，即房地产开发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对于未依法取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执照的发包人擅自开发房地产项目与承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但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倘若发包人虽然取得了房地产开发的经营资格，但是未取得相应的资质等级或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其所缔结的建设工程合同是否无效？笔者认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无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应与未取得营业执照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的情形区别对待，不宜一律作为无效合同认定。房地产企业缺乏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尽管具有违法性的一面，但未必导致建设工程合同必然无效。其理由在于：其一，从我国有关法律对房地产开发资质管理的规定看，核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的主要依据是企业的资产状况、专业技术人员状况以及房地产开发的业绩，即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实力”。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得以顺利实施。其二，倘若某一房地产企业虽未取得与开发项目相应的资质，但其实际上的“实力”足以承担这一项目，若仍认定建设工程合同无效，显然与立法之目的不相符。其三，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等级毕竟不同于承包人的资质等级，作为建设工程项目的具体实施者，承包人的资质等级是其承担建设工程项目能力的直接体现，而这种能力将影响建设工程的质量与安全。而我国立法对发包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等级要求，仅体现在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中。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对发包人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作为承包人的勘察、设计、施工企业均规定了资质等级制度，而且都禁止无资质或超资质从事建设活动，但是其法律后果是不同的。法律禁止无资质或超资质开发房地产项目，属行政法上的取缔性规范，违反者将受到行政处罚，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相反，法律所禁止的无资质或超资质承包建设工程项目，为法律的效力性规范，将直接影响到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违反此禁令的建设工程合同属无效合同。
合同法律效力的范围 篇3
某担保公司与袁某签署某《公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商定由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1000000元，月利率为1%，借款时分为6个月。事后袁某未按合同商定偿还借款本息，担保公司起诉至法院，苦求袁某按照合同商定偿还借款本息。诉讼中，袁某辩称担保公司不十全发放贷款的资历，借款合同无效。
本案中，对担保公司与公民之间的借款合同效率的认定，在处置中有两种见解。
起初种见解：借款合同有效。理由是：合同是当事人乐趣表现的满足，是当事人通过解放酌量，拣选相互间权柄义务干系的孤傲协定。鼓舞生意和合同解放是合同法的底子择要，即便合同违抗了法定的奏效要件，法律上还对其进行了可吊销、效率待定、无效合同的分手，而且，合同合伙无效不影响其他合伙的效率。
第二种见解：借款合同无效。理由是：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是属于国度特许经营的规模，惟独驰过中国公民银行容许哺育的金融机构才能经营这项业务，某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的借款合同露骨违抗了国度特许经营的准则。
笔者同意第二种见解。
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要从两个方面来剖析：一是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的行动是否属于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二是关于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借款合同效率的法律依据。
一、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这一行动内容的判决
依据《最高公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准则》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实在准则，严守本准则及其他司法讲授无法判决举证任务接续时，公民法院不妨依据平允择要和竭诚信誉择要，归纳当事人举证才能等因素判决举证任务的接续”之准则，某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的行动内容，举证任务应分配给担保公司。对于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贷款这一行动内容的举证才能显明优于袁某，因为担保公司才持有这方面的证据，如某《公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前后相应字号的合同以及公司账本等均是判决借贷行动内容的有力证据，假设某担保公司不供给证据，则要接续举证不行的法律成果。某担保公司未能向法庭供给相干证据来证实其与袁某之间的借贷行动不属于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行动，则可认定某担保公司向社会众人供给借款的行动是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
二、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借贷合同效率的法律依据
1、《中华公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准则：“商业银行不妨经营下列合伙大抵所有业务：
（一）授与众人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历久贷款；...经营规模由商业银行章程准则,报国务院银行业监视治理机构容许。”；《中华公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准则：“哺育商业银行，理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视治理机构审查容许。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视治理机构容许，任何单位和本人不得从事授与众人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前述法律准则表明，向社会众人发放贷款是属于国度特许经营的项目。《中华公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准则：“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合同无效...(四)侵吞社会公共好处;(五)违抗法律、行政法规的被迫性准则...”《最高公民法院关于实用〈中华公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讲授
（一）》第十条准则“当事人凌驾经营规模订立合同，公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抗国度搜刮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阻挡经营的准则以外。”本案中某担保公司向袁某供给借款的行动违抗了国度特许经营的准则，捣乱了国度金融按次，侵吞了社会公共好处，故某担保公司与袁某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
试析恶意串通合同的效力 篇4
一、法律对合同效力的限制
一般认为合同效力制度即为国家公权力对合同自由的干涉，而否定合同效力的无效、可撤销、解除等制度更是其集中体现。根据各国法律的规定，各个国家对合同效力的干预程度不同。有的国家对其规定十分严格，对所有的妨碍交易公平或损害社会公益、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均作出否定性的评价。有的国家的规定就比较宽松，为了保证整体上社会秩序和局部上个体自由的平衡，尽可能把国家确定合同无效的范围限定在最低的限度内，只有在合同严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确认其无效。由于立法者所主张的立法精神的不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认定的不同。
对于合同自由的限制，我们不应该都完全采用公权力强力介入的方式，而应该引入消极层面的私法自治交给了当事人一定的处理自由，从而构成对合同自由多层级的限制。首先是公权力强力干预的无效制度，无效这种否定性评价是坚决不按当事人的意思赋予法律效果，因而无效的合同是自始绝对的不发生履行效力，任何人都可以主张该合同无效，而且无效的确认权在法院而非当事人，即使当事人双方都愿意使合同有效也无济于事。其次交给受害当事人自决的相对无效或可撤销制度，合同的可撤销或相对无效这种否定性评价具有相对性，是在尊重受害人意志基础上的否定性评价。受害人有一定的自治权，如果受害人出于某种考虑仍然让合同有效，法律承认并保护之。一般认为，对合同自由作出不同程度限制的划分标准是根据合同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损害前者的是公权力强力介入的无效合同，损害后者的为相对无效或可撤销合同
二、恶意串通合同的效力分析
笔者认为，恶意串通合同实际上是一个动机违法的合同，对于这种合同我们应该首先否认其效力。但鉴于该种合同侵害利益的不同我们对其效力的否定页应采取区别的态度。对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的效力应当认定为绝对无效。该种合同不仅与合同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而且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应该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绝对地否定其效力。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亦不能成为否定其效力的障碍。而对于损害集体、个人利益的恶意串通合同，因为它损害的只是特定人的利益而没有损害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则要考虑到诸如交易安全等多方面的因素，以及衡量各方面的利益，应该更多的交给当事人意思自治，采取次一级别的否定。对于该种否定有主张相对无效者，有主张可撤销者，然而究竟采用何种制度来规范该种类型的合同，应该从相对无效的概念及其与绝对无效制度、可撤销制度的区别来展开讨论。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1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对某个具体标的物的处分行为，如果这种处分行为违背了法律规定的转让禁止，而这个转让禁止又是旨在对某个特定人的保护，那么这个处分行为只相对于这个特定的人无效。由此可见，德国法上的相对无效制度的设计，最初针对的是违背保护特定人的关于禁止处分的法律规定的处分行为。后来该概念逐渐被学者们引申为：相对无效指一项效力仅局限在两个人之间的行为，这项行为仅仅相对于某个特定人才不生效力，相对于其他一切人则是发生效力，或者法律行为的无效不能对特定的人主张，如不得对善意第三人主张。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是以无效效果的范围为标准进行的区分，绝对无效不以当事人之间为限，任何人均可主张其无效。相对无效的法律效果受到限制，仅当事人可以主张。无效的民事行为以绝对无效为原则，而以相对无效为例外。
对于相对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关系，我国有学者主张，可撤销是相对无效的两种含义之一还有学者主张，相对无效制度即是可撤销制度。笔者认为，虽然从最终的法律效果来看，相对无效与可撤销可谓差别不大，但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首先，从价值判断上来看，相对无效是指在特定相对人之间无效，这种无效是自始的，在一个法定的时期内，即使当事人不主张，该种合同也是无效的。体现了立法者对这种合同从其一诞生即持一种否定态度。而可撤销合同在当事人撤销之前是有效的或者说是效力不完全的，从立法者对其所持的态度上看比较暧昧，不如相对无效合同制度严厉。其次，可撤销一般针对的是合同一方当事人而言，即在发生相关违法事由，尤其是一方当事人欺诈胁迫另一方当事人而导致合同显失公平时，受侵害的当事人可以以其意思表示方面存有瑕疵而申请撤销其所签订的合同。而根据相对无效的理论学说，可以主张的不仅仅局限于合同一方当事人，且申请的理由也广泛于意思表示方面的瑕疵。笔者认为，恶意串通损害集体、个人利益的合同应当是相对无效的合同。
综上，笔者主张，应当根据恶意串通合同所侵害的是国家利益还是集体、个人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干预手段，对于侵害国家利益的恶意串通合同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干预，认定其绝对无效。对于侵害集体、个人利益的恶意串通合同采取次一等级的干预，认定其相对无效。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 篇5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借款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企业间资金拆借由来已久，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目前市场化经济时代一直存在，并且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亦有快速发展之势。然而，在这些活跃的资金借贷活动中，也深藏着很多的不规范性，由此带来的法律问题也很多。因为企业间的借贷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一、认定无效的法律依据
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是无效的。尽管《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均未对其合法性及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历来的政策特别是部门规章对其合法效力是不予认可的。
1996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贷款通则》，其中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WWw.11665.COm”这里的借贷直接体现的就是借款合同, 变相借贷所形成的也无非是形式上的非借款合同，诸如明为联营或者投资入股实为借款、名为垫资实为融资等等。
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5号)，明确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 这里的“有关金融法规”，就是指《贷款通则》。
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第二条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其中第(五)项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述国务院颁布的第247号文件当属行政法规。因为企业间的借款行为属于合同行为，认定是否有效，就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这一规定。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全部将企业间的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认定为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所签合同也就被确认为无效合同。
二、维持合同效力的立法趋向
在我国《合同法》施行之前，借款合同适用的是1981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借款合同，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和有关规定签订。”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无效。《经济合同法》于1993年修订一次，相应条款被修改为：“借款合同，应当遵守国务院有关规定。” “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借贷的几个司法解释，包括前述最高院的批复(法复〔1996〕15号)就是在这种法律背景下出台的，是对已经废止的《经济合同法》的解释。比如：“……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法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的规定(法经发〔1990〕27号)、“融资租赁合同所涉及的项目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而未经批准的，应认定融资租赁合同不生效” 的规定(法发〔1996〕19号)等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合同法》取代了旧的《经济合同法》，已经改变了那种一直以来“认为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无效”的观点，进一步缩小了无效合同的法定范围，除符合法定情形合同无效外，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尽量维持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正式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发布司法解释(即法释〔1999〕19号《〈合同法〉解释(一)》)，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200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发布司法解释(即法释〔2009〕5号《〈合同法〉解释(二)》)，坚持从宽认定合同有效的态度，严格适用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进一步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出了限缩性解释，将这里的“强制性规定”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细分强制性规定为取缔性或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之后，认为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确认其为无效合同。三、变相借贷合法化的法制环境
1999年新的《合同法》不再使用“借贷”的措辞，而统一采用了“借款合同”的称谓。在《借款合同》一章中，没有把借贷行为界定为金融业务，没有对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主体资格进行限制，贷款方的主体资格也并未完全局限于金融机构。并且《合同法》还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企业之间有些借贷行为还可以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合法解决。
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曾于当年的2月9日发布《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3号)。其中明确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在法理上并无不同，企业作为合法的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法人，只要意思表示真实，不应与民间借贷区别对待。
2005年2月9日，国家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典当管理办法》。典当实际上就是一种质押担保性质的借款，依附借贷法律关系而存在，典当合同就是一种抵押借款合同。按规定，从事融资活动，必须遵从有关金融法规。典当商行未经人民银行批准，应视为非法机构。然而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典当业的兴起，反映了社会对多种融资方式的需求。
典当行自复出以来，其主管部门历经央行、国家经贸委和商务部。目前的《典当管理办法》就其法律等级和效力而言，仅属于部门规章，层级和效力远远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自2000年8月,典当行监管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移交给国家经贸委,似乎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性质随之取消,但本质上仍属金融业务范畴。目前《典当管理条例》已处在国务院的积极研制之中，或许有望在明年出台。
2005年，我国修订通过新的《公司法》。《公司法》及“三资企业法”，均未限制公司的资金不可借贷给关系企业。另外，从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以及税务机关的实际做法来看，我国税务机关对企业间的借贷行为不但未限制，而且在依法征税。国家税务总局曾于1995年4月17日发布《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发[1995]156号)，其中第十条规定：“不论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位，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该通知的部分条款虽然已被后来的国税发[2009]29号文件予以废止，但上述规定仍被保留，至今有效。
200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企业间借贷问题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建议放开企业间借贷。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企业间借贷普遍存在;第二,《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禁止;第三,既然民间借贷已经放开了,再继续禁止企业间借贷,对企业“不公平”。据介绍，最高院正在制定的《合同法》分则第12章借款合同的司法解释,也在考虑对企业间借贷是否有条件地开启一律禁止的大门。
而对于变相的企业借贷,最高人民法院也已作出一个与以前大不相同的司法解释，2004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该解释实际上就是确认了这种以垫资为表现形式的企业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
看来，完全禁止企业间借贷是转型经济时期的一种无奈选择。央行也注意到了“禁令”带来的种种弊端，采取了一些变通方式，比如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形式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同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企业间借贷的“创新”形式，比如私募基金等等。
四、公法、私法相互协调而又各有侧重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间的借款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且一些取长补短、调剂余缺的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还可以将企业的闲置资金有效地利用起来，降低交易成本,拓宽融资渠道,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那么，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就可以放任不管吗?金融毕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活动不能游走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严重影响了金融秩序。前述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至今有效，但其性质是行政法，属于公法，不能直接当做判定合同效力的法源依据。尚且该办法，已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作出了明确界定。企业之间借贷,其借款对象不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其贷用资金属于自有资金，不是转手放贷。此贷非彼贷，与金融业务中的借贷截然不同。
法律一向有公法与私法之分，公法多为国家权力干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法律，一般而言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合同无效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彻底否定，完全打破了当事人对自我财产的自主安排。大量、经常和不加控制的宣告合同无效，必将灭杀市场活力，浪费社会资源。如若非法经营，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自有行政法律甚或刑事法律予以相应制裁。
论公司瑕疵担保合同的效力 篇6
摘 要：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代表公司对外承诺担保，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属于公司瑕疵担保的情形。但因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代表公司的法律地位，公司的章程对外不具效力，公司章程交存登记机关工商局的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查询的义务，也不构成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证据。因此担保成立有效。
关键词：公司法；瑕疵担保；合同效力；公司章程
近年来，因公司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为其他公司或个人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签署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协议而引发的争议和纠纷不断，引起了理论界实务界的关注。特别是公司股东或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为他人的债务承诺担保，或在担保承诺书的签名或加盖公章方面不够规范，此种瑕疵担保是否有效，更是引发了种种的争议。有一个案例为：
原告：甲公司；被告1：乙公司；被告2：丙公司。
原告起诉称：甲公司与乙公司于2010年签署《进出口代理合同》，甲接受乙委托进口一批生产设备，货款及各项费用总计人民币160万元。甲方完成合同义务后，乙方并未能及时履行付款义务。2011年10月10日，甲与乙签订了一份《备忘录》，确认截止签署《备忘录》当日共欠180万元（含利息），约定3个月内还清。2011年10月19日，原告与丙公司签订《承诺函》，丙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二被告届期仍未清偿债务。因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乙公司对该债务承当清偿责任，丙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乙公司答辩承认双方存在债务，辩称近期公司无力归还欠债。
丙公司答辩称：丙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具体理由如下：①《承诺书》为复印件；②丙当时的法定代表人A是在该复印件（注：复印件内有丙印章）上签字；③《承诺书》复印件中所盖印章为丙公司之前名称的印章，丙公司名称已经于2011年5月变更，即2011年10月19日签订《承诺函》时，该印章实际已经作废；④《承诺书》载明“经我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后，与《备忘录》有同等效力”，签章不完整；⑤丙公司章程明确限制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⑥甲公司自己未经审慎审查义务。
法院查明：《承诺书》确为法定代表人A在复印件上签字；A在2009年8月至2011年4月之间是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A在2011年5月至2012年6月间是丙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对外担保，系指公司以其信用或财产为第三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当第三人到期无法清偿债务时，由公司根据约定承担补充或连带担保责任，对第三人的债务进行清偿。本案中，丙公司对外担保是否有效，涉及实体和程序的多方面问题。仅从签章不完整一点来看，丙公司的对外担保属于瑕疵担保无疑。
本案中丙公司的对外担保是否成立？即丙公司否认担保成立所辩称的六条理由是否成立？我们认为：担保成立，丙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涉案《承诺书》作为担保合同，具备其成立的形式要件，丙公司所辩称的前四点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虽然原告甲公司提供的《承诺书》是复印件，但该复印件得到当时丙公司法定代表人A的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丙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有效成立。此外，公司的行为能力及意思表示通过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所为的行为，是公司法人的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公司法人具有约束力，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关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丙公司法定代表人A的行为在法律上即视为丙公司自身的行为，其在《承诺书》上签字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丙公司对《承诺书》的确认。甲公司声称名称变更，但是仅仅是公司名称变更，两个名称所指向的为同一公司，丙公司之前的签章应当视为丙公司的签章。此外，丙公司关于其并非该《承诺书》的签章人、该《承诺书》在形式要件上不能成立以及法定代表人A在《承诺书》复印件上签字的行为无效的主张，即丙公司所辩称的前四点意见不能成立，法院不可以采信。
其次，本案中丙公司的公司章程對外不具效力，丙公司辩称的第5点理由“丙公司章程明确限制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亦不成立。虽然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2013年《公司法》修订，该条完全保留）。但是，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必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章程作为内部决议，对外不具效力，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即不属于强制性规范，而应是任意性规范。公司或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章程对外担保的行为对《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违反，也不过是对任意性规范的违反，其对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不产生影响。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正因为此，关于公司违反这一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缩小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因此，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应认定为有效。可见，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对外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故本案丙公司未能证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丙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具有恶意，则丙公司对外担保应认定有效，其担保责任不能免除。
其三，原告甲公司在本案涉及丙公司出具《承诺函》承担连带责任的事项中无过错，不存在丙公司辩称的第6点理由“甲公司自己未经审慎审查义务”的情形。因为本案丙公司对甲公司债权的担保是以其单方面出具《承诺函》而成立的，甲公司并无审查丙公司章程的义务。我们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具有对世效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交存登记机关备查的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查询的义务，也不构成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证据。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第三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举证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故如果丙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甲公司“知道或应该知道”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存在恶意的情形下，应当认定甲公司为善意第三人，甲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
综上我认为，本案中丙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担保形式完备，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有关效力性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构成合法有效的第三人保证，丙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丙公司其法定代表人A签字确认对外提供担保，其行为虽然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经过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但因公司法第十六条不是强制性规范，因此不能认定担保无效。公司的章程对外不具效力，他人无审查的法律义务，并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原告甲公司“知道或应该知道”其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能证明原告甲公司接受丙公司的担保承诺是恶意的，丙公司的担保承诺虽有瑕疵，但该承诺成立且生效，法院应该判决丙公司承担还款连带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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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宁金成.《公司违反章程规定对外担保的效力研究——以《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适用为分析背景》.刊于《郑州大学學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41-44.
作者简介：
金艺铭（1996～ ）女，安徽黄山市祁门县人，嘉兴学院南湖学院法学专业N131班学生。
带、垫资合同的法律效力(精) 篇7
近年来，在建筑市场上，带资、垫资承包现象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纠纷亦时有发生。这些纠纷的焦点均涉及到对带资、垫资建筑施工合同、建筑施工装潢合同法律效力的认识。笔者就何为带资、垫资合同以及该类合同的性质、法律效力略陈管见。
一、带资、垫资建筑工程合同的概念及其性质
所谓带资、垫资合同，是指建筑工程的承、发包双方在签订施工合同时明确约定，建设单位不预付工程款，而由施工单位自带资金先行施工，工程实施到一定阶段或程度时，再由建设单位分期分批地给付施工单位工程款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对带资、垫资施工合同的性质认识，目前在理论上和实务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1.借贷说。有学者认为，这类合同其实质是一种借贷合同，是发包方向承包方借贷建设资金的行为，故其属企业之间的借贷性质。2.买卖说。有部分人士认为，施工方先施工，等到验收该部分工程合格，然后由建设方给予该部分工程的款项，施工方再施工，建设方再给付相应部分的款项，相当于分批分期的买卖，具有买卖的属性。3.约定说。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带、垫资施工合同是契约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在建筑工程合同中，发包人与承包人就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一种约定。
二、带资、垫资合同的法律效力
基于对带资、垫资合同性质的不同认识，法律界人士对其法律效力的认识也颇有分歧。持“借贷说”的学者认为，由于带、垫资直接违反了国家关于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准相互借贷的规定，因而建筑工程合同中的带、垫资部分无效。持这一观点的人士认为，带、垫资施工合同具有不正当竞争的成分，扰乱了我国的建筑业市场，容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况且国家建设部、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早在1996年6月4日就作出《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其中提到：“任何建设单位都不得以要求施工单位带资承包作为招标条件，更不得强行要求施工单位将此类内容写入工程承包合同„„施工单位不得以带资承包作为竞争手段承揽工程。”此后，各地的建设委员会、计划委员会都相继作出类似的规定。这些虽然都是政策性的规定，但是在建筑业市场中，是必不可少的。历来的审判实践亦是如此掌握的，否则，只会引发建筑市场的更加无序。
持另外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说，国家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1996年作出该项规定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与现在完全不同。当时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下，一个建设项目的立项、施工、工程款的拨付等，都是根据国家的计划进行的。当一个建设项目通过计划立项，取得建设项目许可，国家随即根据计划拨款，建设单位据此付款。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式是，施工单位承接工程后，应当先由建设方预付一部分钱款给施工方，施工方进行施工，然后建设方再给一部分钱款，施工方再继续施工，直至竣工。然后进行总决算，包括强制审计，确定最终的工程造价，落实具体的还款计划和措施，将工程余款予以结清。所以，如果倒过来，合同约定：施工方先施工，然后建设方再给付工程款的，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是带、垫资施工合同。
笔者认为：虽说垫资承包施工合同中，有承包人为发包人预垫工程款这一类似于借贷的行为，但就合同的目的而言，双方根本的合意还是完成某一特定的工程，其本质还是建设工程合同，将其简单理解为借贷合同未免有些牵强。至于“买卖说”亦有可推敲之处。根据“买卖说”，施工单位在完成了一部分建筑工程、并且建设方按约交付相应款项后，建设方才拥有了这一部分的所有权。事实上，因建设方拥有对该块土地的使用权，故自施工方建设之日起，该建设项目的所有权即归建设单位所有，建设单位正基于此，才可能以所有权人的身份，将房屋予以预售或者将在建工程予以抵押。尽管是施工单位带、垫资施工，但是一旦购买的建筑材料用于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就不再简单地拥有该建筑材料的所有权，如果“买卖说”的观点成立，施工单位有权处理该部分建筑材料的理由成立，势必造成建筑市场的混乱局面。正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更倾向于“约定说”的观点。
随着1999年10月1日新合同法的施行，如何从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从合同法的角度来考虑这类合同的效力，成为当前审判实践中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课题。我国新合同法为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契约自由，根据合同的效力，将合同分为四大类，即有效合同、法定无效合同、效力待定合同以及可撤销、可变更合同。合同法对合同的法定无效作出严格的限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只要带、垫资合同充分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双方当事人共同自愿实施的行为，就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法定无效的规定，国家建设部、财政部以及各地建设委员会的规定，属于政府部门的规章，显而易见，据此认定此类合同为无效合同与法相悖，亦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三、消除带资、垫资合同弊端的对策
建筑工程不同于一般的承揽工作，它关系到国计民生。笔者注意到，带资、垫资承包合同若管理不严，的确会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建筑业市场上，施工企业往往是弱势群体。一些建设单位，以带资、垫资作为承揽工程项目为条件的，有些施工企业为了能够揽接到工程，不得已而接受之。诸如此类，以至出现施工中途建设项目的停建、缓建的“半截子”工程；诱发施工企业的转包再转包，层层“剥皮”，导致建筑质量低下；施工企业的民工工资发放不及时，民工上访、影响社会安定等。在此，笔者希望施工企业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签订合同前，要加强对建设业主的资信情况调查，防止工程款的拖欠，更要避免自己跌入“带、垫资”的陷阱之中。
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 篇8
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不仅仅应从宅基地使用权的案件上来把握，同时也应考虑签订合同的主体。主体不合法，同样会导致合同无效。
案情
1997年7月25日，睢志刚与毛瑞琴、毛永亮在中间人睢根上的说合下，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将位于河南省登封市中岳办事处新店村的一处房产卖予毛瑞琴、毛永亮。土地使用证上是睢志刚之父睢天庆的名字，当时双方约定价格为25500元，协议签订后双方款证交清。随后睢志刚即从该房屋内将东西搬走，毛永亮、毛瑞琴即搬入该房屋居住至今。睢志刚一直在郑州居住。2006年7月17日，睢志刚的父母睢天庆与耿姣以睢志刚、毛永亮、毛瑞琴不经自己同意，擅自出卖自己房屋，严重侵害了自己的合法利益为由，将三人诉至登封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三被告所订立的买卖房屋协议无效。
裁判
登封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睢志刚在与被告毛瑞琴、毛永亮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其身份特定，为两原告之子。且原告也曾给他人说过要卖房子，又有说合人睢根上从中说合，睢志刚又持睢天庆的土地使用证，因此，毛瑞琴、毛永亮有理由相信睢志刚有代理权，而且对此认为是善意且无过失。睢志刚以睢天庆的名义与毛瑞琴、毛永亮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在该协议签订后，原告曾回到该房屋将其物品搬走，即知道了睢志刚以其名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而不作否认表示，原告以自己的行为承认了被告睢志刚的代理行为，因此，被告睢志刚代订合同的行为应为有效。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睢天庆、耿姣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睢天庆、耿姣不服，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郑州中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外，另查明，被上诉人毛瑞琴、毛永亮庭审时向法庭提交了登封市新店村居委会2007年6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关系存在的事实，同时证明二被上诉人居住的十年期间对房屋进行了几次翻修改造；二上诉人耿姣、睢天庆及被上诉人睢志刚已经于1998年将其户口迁出，地已收回，不再具有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同时二被上诉人还向法院提交了1998年12月5日被上诉人毛永亮与袁志红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一份，以证明其房屋已经卖给他人。上诉人耿姣、睢天庆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居委会证明内容不实，房屋买卖协议是虚假的。
郑州中院审理后认为，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经过庭前多次调解，被上诉人毛瑞琴、毛永亮也向法庭提交了调解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调解工作的相关规定，法院调解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且上诉人耿姣、睢天庆也无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审理的时间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故上诉人耿姣、睢天庆上诉称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1997年7月25日，被上诉人毛瑞琴、毛永亮与被上诉人睢志刚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毛瑞琴、毛永亮已经履行了支付房款的义务，并收到了上诉人耿姣、睢天庆的土地使用证，应属有效协议。二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睢志刚隐瞒实情，擅自出售其房屋，所得欠款自己挥霍，违法处分自己的宅基地和房产，事后上诉人未予追认，应当认定买卖协议无效的请求，因被上诉人睢志刚系上诉人耿姣、睢天庆之子，经过中间人说合将房屋卖给了属于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二被上诉人，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且签订协议后又将该房屋土地使用证交给了被上诉人毛瑞琴、毛永亮。二被上诉人在该买卖过程中属于善意无过失，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睢志刚具有代理权。协议签订后，二上诉人将该房屋内的东西搬走，并于1998年将其户口从该集体经济组织内迁出，系以自己的行为对被上诉人睢志刚代理行为的承认。故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睢志刚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上诉人耿姣、睢天庆的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耿姣、睢天庆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妥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农村房屋买卖纠纷，农村房屋买卖由于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对其效力的认定，司法实践中认定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有以下特点：其一，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在我国，土地分别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而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也因所有权的不同而分为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建设用地属于国家所有，宅基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其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是特定的农村居民，即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特定的成员，农村集体组织以外的人员不能申请并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其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有限性，即宅基地原则上只能有宅基地使用权人利用宅基地建造住宅及附属设施，供其居住和使用，不能将宅基地使用权出让和转卖。另外，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福利性，即农村村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基本上是无偿的或者是交纳很少的费用。
正是基于以上的特点，加之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在农村一般一户只允许拥有一处宅基地。我国法律法规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采取了限制态度。如：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权不得抵押。”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没有指明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出租、出卖。但其立法本意即在于保护农民宅基地的专有使用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把大量的私有房产留在了农村以及其他原因，使一户拥有了多处住宅，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私有房屋买卖，本案即属此种情况。在此情况下，对该涉及到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就不能简单的一律按无效对待或仅仅适用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地随房走一律认定有效，而是应从宅基地使用权的特点上去把握。一般来说，确认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转让人拥有两处以上的农村住房；2.转让人与受让人应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3.受让人没有住房和宅基地，且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4.转让行为已征得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因此，本案应确认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篇9
摘要：仲裁协议作为仲裁所产生的基础，作为仲裁裁决、仲裁程序的依据，直接决定仲裁双
方当事人的争议能否提交仲裁机构解决、仲裁机构有无管辖权、仲裁裁决能否被执行等等，而我国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规定比较苛刻，无形中限制了仲裁作用的发挥。本文通过对仲裁协议的生效要件，仲裁协议的效力表现，以及各种情形下仲裁协议的效力状况作简单的概述，从中得出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协议效力的一些不足之处。关键词：仲裁 仲裁协议的效力 仲裁条款的独立性
一、仲裁协议概述
（一）仲裁协议的定义
仲裁协议，又称仲裁合同，仲裁契约，是指当事人自愿把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特定争议交付仲裁解决的共同意思表示。仲裁的基础就在于它的有效仲裁协议，我国《仲裁法》所确立的制度就是仲裁协议制度，所谓的仲裁协议制度就是指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必须以当事人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为依据，仲裁的自愿性原则也是通过仲裁协议而体现出来的。
（二）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
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具备合法的形式，各国仲裁立法中虽然对仲裁协议的形式要求不尽一致，但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仲裁协议必须是书面的。我国《仲裁法》第16条也规定，仲裁协议必须是书面的，但是各国也认为，这里的书面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包括普通书面形式和特殊的书面形式。前者是指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专门订立的仲裁协议，后者指往来的信函、电报、电传、传真、邮件等等，减少了由于仲裁协议书面的严格性导致仲裁协议无效的发生。
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还必须具备实质性的积极要件，我国《仲裁法》规定中协议应当具备下列内容：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在仲裁协议中，当事人应明确表示愿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由于仲裁协议是合同的一种，而合同本身就是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表示，所以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至少应具备下列三个条件：必须是所有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的共同意思表示；必须是所有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必须是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
2、仲裁事项：指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范围，即当事人将何中性质的争议提交仲裁。按国际通行的做法，当事人只有把订在中协议中的事项提交仲裁时，仲裁机构才予受理。我国的规定是比较苛刻的，对于超越仲裁协议范围的事项的仲裁协议认定为无效。
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当事人在签定仲裁协议时，应当订明争议事项由哪一个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否则就无法执行仲裁协议。但是事实上我国已放松了对此的限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中说明了可以补充协议，明确同时选择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依当事人的选择权。
二、仲裁协议的效力
（一）对当事人的效力
仲裁协议一经合法成立，首先对各方当事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因此丧失了就特定争议向法院起诉的权利，而相应地承担着将争议提交依协议确立的范围、地点的仲裁机构仲裁并服从仲裁裁决的义务，除非当事人又另外达成协议而变更原仲裁协议。如果一方当事人就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事项向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则有权依据仲裁协议要求法院终止诉讼，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二）对仲裁机构的效力
仲裁机构的仲裁权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当事人签订了有效的仲裁协议，即将对特定争议事项的仲裁权授予了特定的仲裁机构。同时，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受到仲裁协议的限制，只能依仲裁协议约定的方式对当时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事项进行仲裁，而对仲裁协议约定范围一的任何争议都无权仲裁。此外，涉外仲裁还可以选择仲裁裁决所依据的法律，及仲裁的方式，同样对仲裁机构有约束力。
（三）对法院的效力
仲裁协议对法院的效力是其法律效力的重要体现，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对法院的效力即排除法院的管辖权，也就是说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撤消已成立的中协议，不得就有关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事项向法院起诉，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不得受理有仲裁协议的争议。
（四）赋予仲裁裁决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机构对争议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双方应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应依法确认其强制执行力。当然，人民法院对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予以执行是以当事人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否则人民法院便可裁定不予执行。对此我国《仲裁法》第63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及第260条第1款已作了明文规定。
三、对各种情形下仲裁协议效力的分析
（一）不具备仲裁协议生效要件的情况
1、口头仲裁协议（无书面仲裁协议）
大多数国家规定仲裁协议必须是书面的形式，然而有少数国家默认口头或其他形式仲裁协议的存在。日本民事诉讼法未对仲裁协议的书面性作任何特别要求，日本法律界认为，仲裁协议口头形式也可以，默示缔结也可以。在英国，普通法上的仲裁不要求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事实上口头或默示的仲裁协议也是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补充，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要承认口头或默示仲裁协议的效力，以便更好地按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解决纠纷。在以下的情形下，应当承认口头或默示仲裁协议的效力：第一，当事人双方虽无书面仲裁协议，但在仲裁过程中均承认有口头仲裁协议的存在，当然这一点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再次以书面形式确定，但是在已申请仲裁的情况下，可以节约资源，加快案件的审理。第二，当事人之间的行为及相关材料可以证明他们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比如一方当事人提出双方之间有口头仲裁协议的存在并申请仲裁的，而另一方当事人进行实体答辩或其他仲裁行为而未予反对的，应视为仲裁协议的存在，且以“禁反言”原则应予以确认。第三，由于法律的规定或法律行为如合同的订立，变更等，使得当事人必须受原合同的仲裁条款的约束。可见，承认口头或是默示仲裁协议在实践中仍然是有意义的，我国《仲裁法》在修订时应考虑放松对书面形式的严格要求，也是符合现代仲裁的发展趋势的。
2、违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仲裁协议
有效的仲裁协议是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而签定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应反应其内心的真实效果意思，仲裁协议的订立，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协商、平等的基础上，不允许任何一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我国《仲裁法》第17条第三款规定：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但在我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说，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的仲裁协议属于可变更可撤消的合同，而不应以无效合同一概论之。应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决定合同的效力问题。同时，对于欺诈、乘人之危而订立的仲裁协议在实践中也往往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仲裁协议，实际上是扩大了无效仲裁协议的范围，有违仲裁的意思自治原则，不利于尊重当事人的利益、意志，以及鼓励交易。若当事人不提出撤消的要求，法院也不应越俎代庖。在实践中，如因仲裁相关事项发生争议，欺诈一方申请仲裁，而受欺诈一方志愿加入仲裁，也应当允许，认定仲裁协议有效，并予以执行。
3、超越仲裁协议范围事项的仲裁协议效力
对于超越仲裁协议范围的事项，如果一方当事人把不属于仲裁协议中指定的事项提交仲裁，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即使在仲裁庭审理终结并作出裁决以后另一方当事人仍然有可能有权拒绝履行该裁决所规定的义务，并可向管辖法院申请撤消仲裁裁决，法院亦可拒绝执行该裁决。我国《仲裁法》第三条对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以及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的事项不得仲裁。然而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事人双方仅规定发生争议即提交仲裁解决，却未规定争议事项的内容，由于没有规定具体争议事项，往往导致仲裁协议的无效，使得双方当事人不能通过仲裁迅速解决，而须重新达成协议。比如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由履行该合同所产生的一切争议均提交仲裁，这样就排除了合同的效力及合同的解释问题。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约定：由货款的支付所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这样就导致对货物的质量是否合格的问题不得仲裁，但是实际上这些都与货款的支付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不允许联系合同上下文及具体情况作出解释，给予仲裁机构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都是不利于纠纷的解决的。
4、未指定明确的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协议效力
在实践中常常出现不规范的仲裁协议，未明确指定仲裁机构的情况大致有下列几种：第一，约定了仲裁地点，没有约定仲裁机构的，或者虽然有约定，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正确，用语不规范，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存在。第二、同时约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裁机构。第三，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于这些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有的可以根据《仲裁法》第18条“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时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当事人可以自行补充，完善，使之成为有效协议。有的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及仲裁机构进行推定，同样承认其效力。第一种情况，常常采用推定的方法，若指定地点只有一个仲裁委员会，推定约定的仲裁机构就是该委员会，否则无法推定的，即为无效的仲裁协议。第二种情况根据最高院1996年12月12日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函中可以认定同时选择两个仲裁机构也是有效的，只要当事人明确选定一个仲裁机构即可执行。第三种情况，约定了仲裁，同时约定“对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应当属于有效仲裁协议。因为这类仲裁条款，实际是约定仲裁优先，应该选择仲裁解决。但是，对争议约定仲裁，同时又约定可以起诉的仲裁协议效力如何认定呢？有观点认为，仲裁协议无效。因为此类仲裁条款相互矛盾，当事人仲裁的意思表示和诉讼的意思表示并存，因而不能确定仲裁意思表示有效，诉讼意思表示无效。反对意见认为，对此类仲裁协议不宜一律宣布仲裁协议无效，应结合考虑当事人的行为表现，作出认定。第一，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未对仲裁机构受理该案提出异议，则仲裁庭就取得本案的管辖权。视为另一方放弃了协议书中的诉讼选择。仲裁庭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仲裁协议效力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当事人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人民法院也不应作出撤销裁定。第二，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达成仲裁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则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二）对于在仲裁法实施之前的仲裁协议的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几个问题的通知》，仲裁法实施前当事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仍然有效，有关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双方放弃书面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后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前，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只约定了仲裁地点，未约定仲裁机构，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选定了在该地点依法重新组建的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有效：双方当事人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
（三）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对仲裁协议的影响
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是指仲裁条款作为主合同的附属条款，可以与主合同的其他条款分离而独立存在，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不因主合同被撤消而失效，又被称为“仲裁条款的自治”。
1、合同的变更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影响
合同的变更包括合同的主体的变更与合同内容的变更，狭义上的合同变更仅指合同的内容变更，但是由于合同的受让导致合同主体发生变更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也将产生影响，受让方成了合同权利义务的新的承担者，那么对原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应当一并接受？原仲裁协议是否对其有效？答案是肯定的，新的合同主体作为原合同的权利义务继受者应当也必须受仲裁条款的约束。同样，对于越权代理中被代理人也必须对代理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仲裁协议效力予以承认，这也是因为被代理人必须受代理人代理事项对其的约束力，不得对抗代理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至于合同的内容的变更则要区分是对合同的其他条款作出修改还是对仲裁条款作出的修改，如果是对合同其他部分作出修改，依据仲裁协议的独立性，仲裁协议将继续有效。对于争议解决方式的修改则可视为是对仲裁协议的修改，以修改后的条款为准。有时候，原合同与补充协议同时存在，而对于一部分的争议事项适用原合同的解决纠纷方式，而另一部分则适用补充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矛盾，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若将事项分割开来分别适用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解决问题太过于烦琐，给当事人带来诸多不便，应以补充协议中所制订的纠纷解决方式统一解决，将更符合仲裁与诉讼的经济原则。
2、合同的无效与被撤消
合同若被认定为无效，有的观点，比如英国的传统判例中就认为，主合同无效，合同就应是从来不存在的，作为合同的一部分的仲裁条款自然也无效。然而依据仲裁协议的独立性，主合同规定的是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仲裁协议只是双方约定将纠纷事项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与主合同的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即使主合同由于主体、意思表示的内容不合法而无效，但是只要符合仲裁协议的生效要件——即上文所述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及明确的仲裁机构，仲裁条款就是有效的。
对于合同被撤消的情况，大体如无效合同，应遵循仲裁协议的独立性，不因主合同被撤消而无效，但是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若当事人由于被胁迫，欺诈而订立了主合同，并且不愿意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应该举证证明，并支持其撤消仲裁协议的主张。
3、仲裁裁决被法院撤消后仲裁协议的效力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第一，严格仲裁制，即不论仲裁裁决的撤销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只要仲裁裁决被撤销，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就要重新确定解决方式。如果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就必须重新达成新的仲裁协议，否则即可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积极仲裁制，即仲裁裁决的撤销不影响当事人对仲裁的选择，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必须通过已选择的仲裁程序加以解决。我国仲裁法中对仲裁裁决被法院撤消后的仲裁协议的效力采严格仲裁制。对其效力是不予认可的，第九条第2款中：“裁决被人民法院撤消或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就该纠纷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这样的后果是，当事人双方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几乎没有，实际上当事人只能选择诉讼这一条途径。但是由于仲裁协议本身的独立性，以及其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属性，法院对仲裁裁决的撤消和不予执行是对仲裁裁决本身的否定，并没有否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法院并没有否认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将争议事项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的有效性。除非仲裁协议本身因欠缺生效要件而导致仲裁协议无效，否则仲裁协议的效力仍是不可变更的，这也是符合积极仲裁作为当今商事仲裁的趋势的。
四、结语
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的选择，确定仲裁机构管辖权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与国际仲裁的趋势相符合，以及有利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我国的仲裁法在修改时
应充分考虑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以及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放松对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要求，以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已订立的仲裁协议得以执行的目的，使双方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最初目的能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1、黄进、宋连斌、徐前权著，《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修订版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零二九次会议通过）
3、孙彦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评中国仲裁法关于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规定》
合同法律效力的范围 篇10
关键词：法律规避；效力；认定
就法律规避本身而言，当事人可能选择规避内国法的适用，也可能选择规避外国法的适用。由于法律规避的对象是依冲突规范本应该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法律，而这样的法律总是与国家的尊严、法律的独立被捆绑在一起，因此承认当事人规避本国的强行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就等同于对当事人肆意破坏本国的法律秩序和国家权威采取了放纵的态度，而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允许的。所以，否认当事人规避本国法的效力这一做法在各国基本上达成了共识。[1]因此，问题的焦点便集中在了对当事人规避外国法律效力的认定上。
一、对法律规避效力问题的辩证思考
（一）规避外国法原则上无效
笔者认为，规避外国强行性法律规范，原则上也应当无效。首先，从理论上讲，法律规避是当事人通过改变或制造构成连接点的具体事实的方法，以达到其排除其本应适用的对其不利的强行法或禁止性规定得以适用的行为。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规避内国法的行为还是规避外国法的行为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即都是一种在主观故意支配下的欺骗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了其无效的充分理由而与其所规避的对象无关，因此不管当事人规避的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均应认定为无效。更何况，各国法律之间是平等的，其法律的效力也应同等对待。[2]其次，当事人规避外国法的行为与内国的主权利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即使当事人规避的是外国法，该外国法也是由内国冲突规范援引的。当事人通过故意制造或改变构成冲突规范连结点的具体事实来规避外国法，同样也是在践踏内国法的权威。因此，承认规避外国法的效力，就等于承认了当事人规避内国冲突规范的效力，这显然有损内国法的尊严。[3]另一方面，根据对等原则，在国际交往中如果一国只是狭隘地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利益，而置他国的对等利益于不顾，导致该外国国家主权利益受损，相应地该外国也会以同等的方式予以回报，从而间接导致本国所极力保护的利益受损。因此，各国想要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主权利益，就必须立足于“国际社会本位”或“平位协调”理论，进行充分的、对等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二）规避外国法无效的例外
通过上述分析，当事人规避外国法的行为应以无效为原则。但实践中的情况千差万别，如果被规避的外国国家法律确实与国际社会公认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基础相冲突，那么当事人规避外国法的行为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应当认定法律规避行为有效。但关键要明确界定国际社会公认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基础的标准是什么。由于一国没有权利依自己内国法的标准对其他国家的法律是否合法合理进行审查，因此这种标准不是法院地法，更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第三国的法律，而只能从国际法的层面上去找。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全世界都达成共识的关于保护人类最基本权益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強行规则，如禁止奴隶贸易、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等，也存在一些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基本民商事规则，这些都可以作为审查标准。如果一国民事法律规定违反了上述准则或惯例，当事人就可以规避它的适用。另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人类很多的智慧成果都实现了共享，达成了共识。比如法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法的价值追求等，这些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的法律准则。因此，这些都可以作为判断外国实体法是否合理、正当的标准。
二、法律规避效力的认定
关于法律规避效力的诸多学说在理论上都各有所长，但也都有失偏颇。面对国际交往中大量存在的、纷繁芜杂的法律规避行为，简单地做出有效或无效的结论都显得有些轻率。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当事人所规避的法律是否违背当代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基础
人类社会的法律虽然因为地域、民族、国家的划分而各有不同，但法律的精神内涵却是相通的，那就是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平等等基本价值，这些价值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积淀的精华，是维护整个人类社会有序发展的基石。但是难免存在那些为保护个人或小群体利益而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强权、挑战公理的现象。站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必须对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进行重新审视，对当事人规避法律的动机进行重新判断。如果这种规避是为了保护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那么这种规避是有益的，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反之如果当事人的规避行为是在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那么这种规避行为当然应归之为无效。多元化的现实要求我们在处理法律规避的问题上应当采取多元化的方法和态度，虽然这种多元必然会带来操作上的难题和法律实施成本的提高，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因噎废食。
（二）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
判定规避行为的效力如何，还必须确定其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这种判断的目的就是要确定规避法律的行为是否与法律所要保护的价值相抵触，即当事人规避法律是否是要摆脱公序良俗的约束，是否是要侵害对方的合法利益等等。规避法律只是一种现象，要决定这一行为的效力就必须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意图，而不能只凭借规避法律的行为本身就直接否定其有效。
（三）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理由是否正当或合理
规避法律的行为本身就是要规避本该适用的法律而适用其他法律，这种故意的“变通”是否有效，还应当考虑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理由。如果这种规避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在向法律的权威和国家的主权进行挑战，那么这种规避在某些情形下也是可以容忍的，但如果这种规避本身是出于对一国法律的轻视和不屑，那么这种规避就应当受到排除。当然，也要从当事人所规避的法是否是良法和现代社会一般的道德观念来判定，还要考虑到当时当事人事由的紧迫程度。[4]因此，当事人规避事由的正当性与其所规避法律的不正当性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应当是决定法律规避效力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双元.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大出版社，1987：236
[2]赵生祥.禁止法律规避制度在我国国际私法中的地位.现代法学，2004年第10期：154-159
[3]钟俊，吴章荣.《论国际私法上法律规避的效力》.社科纵横.2006年第7期
[4]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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