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危机十篇

政府危机 篇1

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 2003年, 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1 000美元, 2008年中国人均GDP破3 000美元。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 在社会发展序列谱上我国当前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 即在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 000美元~3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 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实证研究也证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高或很低的国家, 社会是比较稳定和有序的, 而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中等发达时期, 社会不稳定状况的发生率相对较高。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说, 现代性产生稳定, 而现代化产生不稳定。因此, 我国现阶段各类危机的发生具有客观性与现实性。

2.政府危机公共关系的重要性

由于公共危机的严重破坏性、深度影响性以及极大不确定性而吸引了社会公众广泛关注, 政府作为管理主体自然就成为社会期待的对象和公众焦点, 在这样一个特殊而又关键的时刻, 政府“说什么, 怎么说;做什么, 怎么做。”都是利害攸关的, 这时政府需要开展有效的工作来满足公众的期待, 对这份关注做出积极回应, 维护政府形象和政府威信, 增加政府合法性。

公共关系特别是危机公共关系就是这个时候最有效的工作手段。在现实危机中, 公共关系的独特作用正逐渐得到人们的认识和关注, 因此, 在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中, 有学者持“公共关系论”, 认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 公共关系的一些原则、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 而且效果显著。足可见公共关系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性。

3.提升政府危机公共关系能力的路径

(1) 危机公关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纵览我国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 可以看到政府危机公共关系从缺失到逐渐被重视和应用的过程, 如2003年“非典”初期, 一些部门瞒报、谎报疫情, 阻碍真实信息的流动, 造成谣言四起, 人心慌慌;2005年“哈尔滨停水事件”前期依然走了2003年“非典”老路, 借口“管网改造”, 致使谣言遍布并引起人们疯狂抢购。这些违背公共关系原则的行为导致公众对政府极为不满, 政府公信力大大降低, 政府形象受损, 国际信誉降低;2008年汶川地震, 公众看到了各媒体多渠道滚动报道, 国家领导人抗震救灾的形象, 以及国家哀悼日的人性关怀, 随之各舆论调查机构纷纷发布结果, 各地公众救灾热情高涨, 民族自豪感, 凝聚力高昂, 外媒外电对中国表现纷纷给与高度积极评价。

公共关系如此重要, 我国政府在实践中却依然屡次重蹈覆辙, 深刻表现出危机公关从缺失到被重视依然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究其原因, 还是政府缺乏公共关系的主动意识, 这与深层次的臣属型或家长制本性的政治文化和精英政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政府与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平等的, 政府的官本位意识和衙门作风浓厚, 长期忽视公民的舆论需求。如距2008年9月的全国性的三聚氰胺事件一年有余, 中国乳业已经全面复苏的背景下, 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三聚氰胺事件被曝要求瞒报8个月, 又一次让“三聚氰胺”这个字眼大大刺激了公众的神经和感情。这类事情不一而足, 因此, 政府为切实改变这种现象, 应该从思想深处入手, 树立平等思想, 真正从尊重与信任出发, 本着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把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放到重要地位。

(2) 危机公关举措。

为了更好进行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在自觉主动的基础上, 可以采取各种危机公关手段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政府危机公关中非常有效的手段之一。在“非典”危机中,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果得到了实践检验, 从2003年4月20日开始, 每天下午4点举行疫情通报会, 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截至到2003年6月24日WHO宣布解除北京疫情, 发布会共持续了67天, 收到了良好效果。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引导了社会公众的情绪, 平稳了人心, 通过信息的权威主动传播与沟通树立了政府高效负责的形象, 维护了政府公信力, 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也得以提高。获得了各方的理解与支持。

政府在运用危机公共关系时还应该注意政府首脑人物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时机、频率与言行表现问题。“最高领导人出现在危机第一现场”是危机公关的一条基本原则, 它向民众传达的基本讯息是:最高领导当局对问题很重视, 最高领导人同我们在一起, 危机事件正在处理过程之中……通过这样的心理效应来安抚人心, 稳定局势。如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 布什总统立即采取措施返回白宫, 在返回途中, 他分别在两个空军基地做短暂的停留, 表达哀伤之情, 发誓坚决还击, 表明美国政府保护本国人民、打击恐怖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并希望美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布什在第一次撞击发生后45分钟, 就通过电视媒体出现在全美与全世界公众面前, 发表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次电视直播讲话, 此后的几天, 布什的形象不断出现在电视媒体上, 使美国民众感觉到政府正在对危机采取积极的应对行动, 同时他的情绪也不断感染着美国民众, 使民众的心理从遭受袭击之后的恐惧、悲伤很快转变为对恐怖分子的仇恨和团结抗敌的激情。我国1998年抗洪和2003年非典都可以看到最高领导及时出现而带来的强大的社会积极作用。

另外, 政府有关人员对公众做出信息解释时, 还要注意如何与公众沟通, 如何表现, 这直接决定着沟通的效果。如1997年香港禽流感期间, 香港卫生署的负责人玛格丽特·陈在某记者招待会上不假思索地说:“我昨天晚上吃了鸡肉, 我每天都吃鸡肉。”《亚洲周刊》杂志后来评论说, 她的发言“对消除香港公众的恐惧没有任何帮助和作用。”在谈鸡色变的社会环境中, 这样的言论并不能使公众放心, 只会使人觉得不真实, 虚假。我国大陆政府也有类似现象, 如广东省委副书记欧广源为鼓励市民吃鸡而摆下的百鸡宴, 新疆、湖北也有政府领导“以身作则”当众吃鸡的例子, 还有2005年“哈尔滨停水事件”后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形式化地喝下“第一口水”……在公众权威崇拜日益淡化, 公众主体意识、理性意识渐浓的今天, 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与公众传达沟通, 是一个需要研究的技术问题。因此, 直接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有关人员都应该接受最基本的危机公关训练, 以达到良好的公关效果。

在政府危机公关中, 无论是新闻发言人, 还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出现, 都要完成一个重要使命, 即在第一时间向公众传播沟通准确的信息。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关于危机处理的“三T”原则:“‘Tell your own tale’ (以我为主提供情况) ;‘Tell it fast’ (尽快提供情况) ;‘Tell all’ (提供全部情况) 。”特别是在公共危机发生时, 普通公众无法用常规心态面对危机的不确定性, 为了判断事态, 做出决策, 公众对公共危机的信息需求自然会很强烈, 希望政府做出回应的期待同样强烈。由此可以看出, 权威可靠的信息是危机公关的关键, 政府要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 使大众传播发挥好“把关人”的功能, 保证正常信息渠道的通畅, 这是消灭流言蜚语的最佳方法, 同时也是消除社会恐慌、鼓舞士气的有力手段。

最后需注意的是, 客观准确地传达危机信息并不就是有些西方学者所主张的“马上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全部”, 这并不是一种很负责的做法。1999年纽约在应对西尼罗病毒的实践中, 当时的纽约市卫生局局长尼尔·科恩评论到:“在为公众提供可靠信息和避免产生不适当的担心、恐慌中维持平衡, 绝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 如何既负责地诚实地传播, 又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 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公民社会发育不完善, 公民素质和道德处在转变、分化与重建的过渡阶段的国家来说, 既着眼于公众的长远利益, 又保护自己组织的声誉, 是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的, 也是对一个领导人领导能力的挑战。

摘要：我国现阶段, 各类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频率越来越高, 而公众的维权知情意识也在显著提高, 对公共领域发生的各类危机的关注程度日益强烈, 因此, 政府应对这种形势作出积极回应, 发挥危机公关的积极效应,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政府,危机,危机公关

参考文献

[1]杨超.论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J].求实, 2004 (12) .

[2]赵瑞峰, 肖富群.论公共危机的社会原因[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6 (03) .

[3]刘用卿, 段开军.公共关系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3.

[4]廖为建, 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J].广州大学学报, 2004 (08) .

政府危机 篇2

在不少情况下,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由于缺乏必要的危机公关知识和技巧而频频出错, 在舆论中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2011年7月, “7·23”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记者会答记者问时称, 之所以迅速就地掩埋事故车体是为了便于抢险, 并说:“至于你信不信, 我反正信了”。已在铁道部宣传部工作了8年的王勇平, 用了不到8分钟就“名扬全国”, 而他的这句“至于你信不信, 我反正信了”甚至成为网友们广泛调侃的对象。作为政府新闻发言人, 王勇平不负责任的话语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公众对铁道部的信任危机, 使得“铁老大”的尊严和地位一时难保。尽管铁道部在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 也终究难以摆脱这次新闻发布会所带来的阴霾。

一、变“被动”为“主动”

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的“声音”, 应变“被动”为主动, 在最短的时间里针对事件进行表态, 及时与媒体记者沟通, 表明政府对媒体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并尽快公布信息, 召开新闻发布会, 记者见面会, 第一时间披露真相, 让受众解除疑惑, 避免以讹传讹, 让一些别有用心者没法搬弄是非。

在信息迅速传播的当今社会, 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指向, 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任何政党要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 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 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都必须善用传媒, 不断深化新闻发言人制度, 正确引导舆论, 使公众了解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执政方略。

二、“危机公关5S原则”

游昌乔作为国内首批研究危机公关的专家, 开创性地提出了“危机公关5S原则”。“危机公关5S原则”包括承担责任原则 (SHOULDER THE MATTER) 、真诚沟通原则 (SINCERITY) 、速度第一原则 (SPEED) 、系统运行原则 (SYSTEM) 、权威证实原则 (STANDARD) 。危机发生后, 公众会关心自己的利益和感情问题, 政府应该从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解决人民关心的焦点问题, 并通过新闻媒介向公众致歉, 解决深层次的心理、情感关系问题, 从而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坚持真诚原则很重要, 要让人民感到政府面对事件解决问题的诚意。危机出现的最初12-24小时内, 政府必须当机立断, 快速反应, 果决行动, 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沟通。危机发生后, 能否首先控制住事态, 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 是处理危机的关键。在进行危机管理时必须系统运作, 绝不可顾此失彼, 使群众解除对自已的警戒心理, 重获他们的信任。

三、注重新闻发言人的说话技巧

1、语言要慎重。

2011年6月, 全国范围内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各地相关部门都对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讲解, 这本是好事, 但当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表态称, “将对个别‘误导’公众的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时, 则让人感到有些不舒服。公众看到媒体关于食品安全的报道, 正缘于相关部门的监管滞后, 这只能成为卫生部加强公开力度的动力, 却无奈成了媒体被“封杀”的理由, 这怎能不引起公众的反感和批评?

2、说真话。

2001年9月11日,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时45分, 一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北楼, 美联社在几分钟之后发出快讯:“一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CNN开始同步提供现场报道“历史在眼前爆炸了”, 血淋淋的真实画面就在人们的眼前。美国政府的官方发言人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信息, 他们当然也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负面因素”, 但让更多的人知情, 就意味着更多的人会有所预防而免于被伤害。

3、巧妙回答。

答记者问时常会碰到一些不便回答的问题, 这时要学会巧妙回避。采用委婉回避、反问驳斥、间接否定、借此说彼等方法进行回答, 其中使用“模糊语言”是一种有效的办法。2009年6月, 面对采访的记者, 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一语成名,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 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被开发商建了别墅和楼中楼, 当记者针对此事对郑州市规划局进行采访时竟遭到副局长如此质问, 倍感震惊, 而这位副局长的回答也被网友调侃为“史上最牛官员的讲话”。

4、语言幽默风趣。

幽默风趣可以让语言充满情趣和魅力。从新闻发言人的角度讲, 幽默的语言往往会使回答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尤其是对于一些你不便正面回答的问题, 运用幽默的语言就显得更为重要。

新闻发言人在危机公关中应具备综合素质, 从而帮助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危急时刻充分利用与媒体相遇的机会, 第一时间掌握新闻主导权, 提供权威信息, 借此保持与公众的信息通畅,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引导社会舆论, 促进社会稳定。

摘要：随着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普及, 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日益吸引媒体和广大公众的关注。而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对公众的导向作用日益增强, 政府新闻发言人在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国际局势、国内外事务等方面的反应客观上引导着公众的舆论导向、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危机公关艺术在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新闻发言人,危机公关,话语艺术

参考文献

[1]《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发布》, [美]玛格丽特.苏丽文著, 董关鹏译, 2005年4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现代大众传播学》, 陈龙编著, 1997年12月, 苏州大学出版社。

[3]《突发事件与信息公开》, 贺文发、李烨辉著, 2010年8月,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金融危机与政府救市 篇3

《金融危机真相》是美国经济学家戴维·德罗萨所著，再现了上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内不断发生金融危机的惊心动魄场景。

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10年，美国次债危机又起，并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此时适逢德罗萨著作中文版的出版，也算是“赶早不如赶巧”了。德罗萨的研究，不仅揭示了金融危机的“真相”，也描述了政府部门危机应对机制的真相——“危机，是政府干预的源泉”。

如果说，政府真的“能做些什么”的话，按照德罗萨对于历史事件的梳理分析的结论来看，那就是“尽量少做一点什么”。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先看看《金融危机真相》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位德罗萨先生现在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不过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也曾任教于芝大商学院研究生院，因此是一个典型的“芝加哥学派”，高举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大旗。

在德罗萨眼中，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是由于市场失灵，而根本就是人为因素对于市场制度的破坏的后果。比如被德罗萨视为罪魁的“固定汇率制度”。“各国政府官员为开脱罪责，纷纷控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指责货币投机者，事实背后的真相却不是这样。”

更进一步，德罗萨不仅批评了固定汇率制这个错误根源，还批评了在解救危机中各国各地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危机就是政府干预的源泉”，而这种干预，更多时候是违背市场原则的。

德罗萨举了两个典型案例。一是香港“背离了自由市场典范”，干预股票市场，阻击了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大鳄；二是美联储对于长期资本公司（LTCM）的拯救。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严厉批评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干预行为，而几个月后美联储对于LTCM的干预也超越了中央银行与私营部门分离的界限。

让德罗萨感到最糟的是，“无论是美联储还是香港金融管理局，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定期指导和积极干预，世界金融体系就会崩溃”。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鲁宾后来在其自传《不确定的世界》中曾经回顾过政府挽救市场的干预行为，大致意思是：比较拯救LTCM等企业所造抽的“道德风险”和市场可能遭受到的巨大波动的破坏，以实鱼主义的做法，还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比较好。值得注意的是，鲁宾的这种说法实质上也承认了政府干预的破坏作用。

如果是这样，政府“当考虑对私有部门危机实施干预时，就需要极度谨慎和自制”，因为，“央行和财政部长们成功地处理危机只是相对罕见的现象”，而且，“干预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久，因为政府可能会开创许多干预先例，而这些先例后来会成为进入各种私有部门市场的借口”。

市场不是完美的，但也不是同样不完美的政府可以完全修补的。更多的时候，这一次的过度修补，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根源。我们能为政府干预危机而造成下一个危机找到的最好例子，就是当下的美国次债危机。

去年8月，次债危机刚刚爆发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公开撰文批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目前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与格林斯潘在任时推行的政策有关。

斯蒂格利茨的逻辑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选择了连续降低利率的措施救市，可是降息本身并没有对投资有多大刺激，经济随后繁荣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开始更多地贷款买房和负债消费，低利率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

降息的同时，美国还不断放宽放贷标准，针对信用等级不高者的次级贷款发放额不断上升，允许个人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大，还出现了一些非固定利率的贷款品种，这些都促使没有足够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的贷款人更加盲目地借贷。

斯蒂格利茨说，“格林斯潘似乎认为，美国经济只要有他掌舵就能一直欣欣向荣，但经济增长总有难以维持的一天。”可惜，太多的美国人在制订家庭预算时没有留出余地，以至于泡沫破裂后无力偿还贷款，最终导致危机爆发。

次级债危机，这是一场正在发生中的危机，也许还没有到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谁又能想到这场危机和几年前的美联储救市有关呢？现在，美联储又在救市了？

没有人说不该救市，我们的确不能对于眼下的危机视而不见，而且政府手里的确还握有可以见效的救市武器。不过，救市归救市，救市措施的“度”却是需要把握的。

德罗萨在《金融危机真相》一书中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好，“总的来说，世界经济福利面临的一个大的威胁就是，人们对短期经济低迷的容忍程度太低，而对于调整市场经济所取得结果的期望又太高了”。

政府危机公关 篇4

一、在与媒体的接触中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媒体无大小原则 政府需要的是有没提出来发布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无论媒体大小，有价值的新闻信息，一经发布必定促使各个媒体转载、评论、得到政府需要的效果。在信息发布中，应注意三点：一不要刁难记者，使他难堪。二不要与记者争执。三不要将问题个人化

2．说话无戏言 媒体会将危机中每一位官员的话详细记录，任何不负责的发言都会被媒体大肆报道，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在对媒体发布信息时，应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一切以新闻发言人的言

论为主，采用媒体公开、媒体监督制度。同时，危机公关中的官员要做到四不：不假设、不浮夸、不反悔、不意气用事。具体做法就是如无准备，不接受记者采访。在采访中力求实事求是，不对记者撒谎。信息不明朗时，不随意猜测。

3．指引媒体报道方向 让媒体公布政府需要媒体公布的消息，让媒体的报道、评论有助于提高政府在危机公关中的形象。

二、实际公关中的对策

1．议题设置——横向聚焦明确媒体的中心议题并紧扣议题开展媒体危机公关，防止媒体无端制造话题、焦点。一般情况下，媒体自己设定的议题“眼球效果”显著，但对政府公关不利。

2．报道层次——纵向解剖 依照时间顺序及时间发展，将危机情形、危机原因、危机处理应对策略、危机善后处理与受害人意见依次安排媒体报道，将工作及决策重心控制在政府手中并按计划转移。防止媒体偷换概念，影响决策。

3．利用媒体阐明政府责任，增加政府公信力对于政府无责任危机，必须利用媒体坚决果断地将政府责任从认定中澄清出来，防止政府受到牵连，对政府确有责任的危机，应利用媒体解释危机的偶发性并表明政府责任的部分性，不能让媒体将重要责任联系到政府身上。

4．利用媒体团结公众利用媒体及时发布危机处理的相关信息、决策，向公众展示政府处理危机的决心，描绘政府必将处理好危机的胜利前景，给民众以绝对的信心，使公众团结在政府周围，共同抵抗危机，并能够自觉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混乱。

哈尔滨市在应对水污染事件中是如何利用媒体做好危机公关的：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利用广播电视24 小时滚动播出最新进展，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及时发布、收集信息并与公众交流，利用手机短消息扩大信息传播地区以及发动社区干部上门宣传。

网络空间政府危机管理及应对措施 篇5

一、互联网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消极影响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 与传统媒体相比, 它具有传播速度快、信息汇集、自由等优点。但它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 互联网的隐匿性可能会加重公众的恐慌程度

在现实世界中, 每个人都要为他说出的话负责任的。但是由于网络的隐匿性, 使坐在电脑前的个体网上的胡言乱语并不会给他带来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伴随着互联网而来的不仅是舆论的相对开放和自由, 更有舆论的高度情绪化和粗俗化。在网络的隐匿性特征中, 有些网民出于“恶搞”的心理或其他一些目的, 在网上散布扭曲的信息、虚假的信息, 使其他人无法明确地知晓事实的真相, 从而扰乱了他们对事物的判断, 这些虚假的信息可能会误导公众。尤其是在发生危机时, 公众的心理及其脆弱, 他们对小道消息往往抱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心理, 极易被虚假消息所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公众的恐慌程度。

(二) 互联网传播速度快加大了政府危机管理的难度

与传统的传播媒介相比, 互联网无需经过中间环节, 只需要确定了要发布的信息, 然后通过简单的复制、粘贴就可以将分类信息瞬间传递到每一个网民, 传播速度很快。它们能凭借网络以极快的速度运载海量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个网民。信息在网上迅速、大面积传播, 不仅大大减少了留给政府的危机反应时间, 使地区性的危机常常演变为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危机, 而且在极短的时间使全国公众都出于一种人人自危的状态, 这种恐慌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往往比危机本身更可怕, 从而加大了政府危机管理工作的难度。

(三) 互联网带来的公众的广泛参与扩大了危机的规模

政府危机管理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府的作用, 而且受制于公民参与的有序性, 不管是在危机预警阶段, 还是在危机发生后的救助阶段, 都离不开公民的参与。网络突破了传统媒体由于时空间隔而造成的信息传输的种种障碍, 为民众进行利益表达、输入政治愿望、参与政治决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 网络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也极大地激发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互联网带来的公众参与在稳定时期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但在危机来临时, 由于情况的紧急性、事件的不确定性, 人们会盲目采取一些非理性行为。这种非理性行为, 借助网络技术, 可以迅速传染给其他网民, 一些小事件可以演变为难以控制的危机, 一些已经发生的危机可能被迅速放大、恶化和蔓延。比如SARS危机中, 各类保健药品大幅度涨价、恐慌情绪以极快的速度蔓延。

二、互联网环境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应对措施

(一) 及时公开真实客观的信息

公共危机事件由于具有突发性、灾难性等特点, 往往会被社会广泛关注, 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所以当危机发生时, 网上充斥着各种版本的消息。面对网上出现的海量的信息, 一般公众往往会无所适从, 这时候他们更需要权威的声音作为自身决策的重要依据。政府的态度在民众心里有着不可替代的权威地位。如果政府能在危机的发端, 就及时地介入, 在网络舆论中引入政府机构的权威信息, 或者政府相关官员来网站做客, 接受民众咨询, 实现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 不但可以有效地根除流言, 而且也能抵御由于公共危机而产生的社会恐慌。

(二) 监测各大网站对危机事件的报道

在危机持续的过程中, 政府应密切关注各大网站对危机事件的报道, 对相关信息进行分类排序, 分析各类信息对危机处理效果的影响, 抓住主要矛盾, 使后期的行动有的放矢。比如, 当网站出现与事实不符的消息时, 政府应及时通过权威途径进行澄清;当网上出现的信息是政府还未掌握的信息时, 政府应及时调查。

(三) 提高公民危机管理的参与能力

互联网为公民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机会。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让公民的网络参与成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个帮手。公民的有序参与是政府危机管理所需要的, 而公民有序参与的前提就是公民有着良好的危机管理参与能力。这就要求政府在日常的社会管理中, 运用各种渠道和机制, 对公民进行危机应急知识的宣传和应急能力的教育培训和演习, 不断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 以塑造发达的公民危机管理参与文化。当危机爆发时, 公民良好的危机应对能力, 可以对网上各种各样的信息辨明真假, 避免危机带来的恐慌, 并且能极大地减少危机所带来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四) 加强与互联网有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对传统大众传播媒体, 我国政府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对创办新媒体审核登记, 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等等来对他们进行规范。而我国对网络信息系统的法律监管, 还只是停留在某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部分条款上, 并未形成一部真正的网络法律。这些管理型的规章难以应对复杂的网络环境。我们应制定一部与互联网有关的法律, 用来控制网络舆论, 对其把关。

互联网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尤其是发生公共危机时。政府应重视互联网在危机管理中的影响, 尽早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网络恶意传播虚假信息, 并积极运用网络的各种优势性为政府的危机管理服务。

摘要：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转型使得制度在现实中成为一个具有多重特征的结合体, 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冲突和公共危机事件。互联网筑就的先进的信息网络使得公众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与互动十分及时。但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可能是化解危机的武器, 也可能成为恶化事态的祸水。因此应发挥互联网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通过互联网及时公布正确的消息, 提高公民危机管理的参与能力, 加强与互联网有关的法律、法规建设等, 避免其消极影响。

关键词：互联网,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公民参与

参考文献

[1]何海燕:《危机管理概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6年。

[2]张锐昕:《电子政府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邓利平:《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多维视野》, 新华出版社, 2001年。

[4]杨燕绥:《国家公共安全和公民知情权——“非典”事件引起的法律思考》,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年第4期。

[5]周光辉、周笑梅:《互联网对国家的冲击与国家的回应》, 《政治学研究》, 2001年第2期。

[6]郭琰:《信息技术与民主政治——浅析互联网时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 《天府新论》, 2008年第6期。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模式的建构 篇6

(一)提高政府危机防御保护。

当代危机冲突理论认为,社会系统中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会整合得十分完美。将危机管理理念融入政府管理,不仅可以提高政府对危机的防御能力,避免突如其来的危机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还可以持续有效地维持政府的公信力。

(二)提升政府处理危机事件能力。

危机管理是一种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往往包含着一整套预防、察觉和化解危机事件的管理机制。危机事件的处理必须引起政府的正视,政府危机处理的能力直接体现政府管理水平,关系到政府的形象。

(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

在我国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所导致的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转移,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但我们的危机意识比较薄弱,且缺乏能够防御和化解危机事件的内在机制。我们必须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危机应对机制,注重危机的预防、控制和消除,在更大程度上解决这一关系到我国国家政权生存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二、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各级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缺乏危机管理意识。

人类面临的危机越来越多的是非典型性危机,与之前能够预见的危机,如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贫困问题、经济结构重组问题及就业问题等危机不同,人们往往事先缺乏危机管理意识,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适应外在条件的改变,在危机面前显得极度恐慌,这些对应对危机极为不利。

(二)缺乏信息公开机制。

当前,我们缺乏信息公开机制,在各种突发事件中,种种小道消息往往占据上风,媒体舆论的引导、沟通和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我国政府必须根据突发事件的特点和群众的思想反映,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舆情和社会心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同时要着眼于正面引导,加大正面的报道力度。

(三)我国政府官员行政问责制不够成熟。

问责制有利于砥砺官员,提高其责任心,增强他们的防范意识,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态度和质量,从而减少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赢得人民的谅解。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制不够成熟,如问责制的主体、对象、范围、程序等尚待明确,且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因而不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

三、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模式构建

(一)危机的预警与监测。

首先,政府各部门要树立危机意识,提高危机的预见力,建立危机管理和日常管理两套管理制度。其次,要建立信息收集系统。收集危机的诱因、先兆等信息,并对其进行整理和识别,在此基础上判断是否发出危机警报和危机预警的级别,结合建立危机警报系统,对危机进行分级管理,并根据不同的危机级别确定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后,定期进行风险分析与评估,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早预防。

(二)危机的决策与沟通。

在时间紧迫和信息有限的情况下,敏锐的反应和正确的决策至关重要。建立一套危机决策系统,危机一旦发生,领导者必须立即分析危机状态,制定防控方案,动用各种社会资源和应急储备物资,迅速控制混乱状态,尽快修复社会系统。其次,务必要建立和完善危机信息传递和沟通制度,政府官员应该具备娴熟的危机沟通技巧,包括准确辨别危机利益相关者的技能、随机应变的技能、选择恰当的沟通方式的技能、协调各方应对危机的技能等等。要以快速、全面的信息来增强政府内部成员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对外通过新闻发布会等通报危机的处理情况以稳定民心。

(三)危机的平息与善后。

危机的平息和善后包括灾后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基础设施的重建、灾区民众心理创伤的安抚和慰藉、对危机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理、危机过后政府管理制度的改进和完善等。危机爆发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不可能随着具体问题的解决而立即得以消除,政府还应积极做好危机的善后处理工作。包括危机处理结果的公布、危机处理的评估、对危机造成的损失所予以的补偿措施、安抚受害者等等,以消除组织和公众疑虑,树立政府的公信力。

此外,我国要积极争取国际组织在资金、人员、技术以及道义上的支持,并大力推进自己的危机管理研究,逐步探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危机处理方案。

摘要：各种重大的自然灾害、恐怖袭击、传染病及流行病的爆发等危机的发生常常呈现出突发性、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等特点,并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构成严重威胁。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对社会危机处理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关乎到我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甚至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建立一套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政府危机管理,问题,模式建构

参考文献

[1]胡宁生.中国政府形象战略[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I.

[2]郭正林.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战略选择[J]冲国行政管理,2003.07.

政府危机 篇7

一、提振企业和民众信心, 帮助企业摆脱困境

1.树立信心

在经济危机面前,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面对危机信心是关键, 要树立战胜困难、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利好措施能够增强企业信心, 提高民众的财富感和安全感;正确的舆论引导和专家客观平和的分析也能够有效防止心里冲击效应和市场羊群效应;媒体应避免容易引起轰动效应的极端预测和不负责论断。只有全社会上下坚定信心、携手努力, 才能共同渡过难关。

2.减税政策

正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所指出的“政府采取措施第一位是减税, 其他 (措施) 效率都不如减税”。大幅度地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能够有效减轻企业的成本压力, 是让企业渡过难关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措施。在此过程中, 地方政府应修正政绩观, 不以税收多少定政绩, 不能为了既定的财政收入目标而不顾当前企业经营的现实。政府部门应一级一级地减任务、减指标、减压力, 让减税政策落到实处。

3.减少行政事业性乱收费, 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取消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尤具现实意义。首先, 一些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面前, 遭遇发展之痛, 甚至面临生死考验, 取消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 可以使它们轻装上阵;其次, 取消这些收费既可重塑行政部门的公信力, 也可还利于民, 有利于扩大内需。与此同时, 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为企业服务的力度。对涉及企业行政审批等方面的问题, 政府部门要开设绿色通道, 使企业能够享受到最便捷的审批服务。要加强信息沟通, 政府相关部门要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降低风险。

4.以工代赈, 启动市场

政府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通常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 起到经济学上所说的“乘数效应”。通过兴办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 可以促进经济复苏并藉此帮助失业者。目前, 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有必要借此契机加快地铁、轻轨、公路、铁路、机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公共项目的建设。

5.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支持

虽然央行通过降息等货币政策放松银根, 旨在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然而, 在危机时刻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前景看淡, 再加上流动性短缺, 所以对企业的贷款要求保持谨慎, 产生“惜贷”现象。其结果导致降息的好处并不能完全传导到企业, 使企业在资金流动上遇到很大困难。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措施加大对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投放:第一, 加大银行信贷力度。可要求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保证对企业的贷款增量, 使其不得低于上年, 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速不得低于全部贷款的增速。为了兼顾银行的利益, 应大力完善担保体系, 也可成立政府担保基金针对关系民生的和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进行担保;第二, 政府也可以有选择地直接向优质企业注资, 可采取优先股的形式, 这样既带来资金, 又不增加投票权, 不影响股权结构;第三, 扩大政府采购率, 特别是加大对中小企业产品的采购比重。

二、优化产业结构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1.政府有选择地进行扶持

近年来, 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直向好, 经济的表面繁荣掩盖了内部矛盾, 推动经济转型的动力不足。在此次危机之时, 政府应把握这一机会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 (如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和落后生产工艺装备产业) 进行一次彻底淘汰, 将有限的资金向高技术、高资本、高知识等重要行业 (如钢铁、造船、信息等产业) 倾斜,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要避免“一刀切”的产业扶持政策, 不能为了防止失业率上升而给予落后产业和企业重生的机会, 否则可能又要回到过去粗放式发展的老路。化危为机, 危中求机, 在危机时刻调整产业结构可以说正当其时, 既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优胜劣汰, 又可以为经济复苏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坚定“走出去”, 解决资源和技术瓶颈问题

长期以来, 中国都试图通过“走出去”战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短缺和技术落后的难题。然而, 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先进技术都是东道国的战略性资产, 牵动着当地政府敏感的神经, 政治性风险成为获得该类资源最大的障碍, 中海油竞购美国尤科斯石油公司受阻的案例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如此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到来, 使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谈判地位大大削弱, 往往需要外国投资者的“救援”。此时正是难得的低价购入战略性资产的良机。中国政府目前外汇储备充裕, 应从财税、融资、保险等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鼓励有关企业在周密的市场调研的基础上, 展开境外资源勘探与开发或者收购一些拥有核心技术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而一些民间的行业协会, 如海外投资促进会此时应大力发挥专业特长, 向“走出去”的企业提供组织规划、信息咨询、专业调研和项目推介等服务。

3.引导企业致力于技术升级和品牌建设

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通过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低估、推迟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忽视环境成本、以外需带动内需的方式, 实施出口导向型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由于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中国企业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应该看到, 这种依靠人为压低成本的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而在此次危机“倒逼机制”的作用下, 企业感受到了巨大的市场压力, 这种外部压力使企业不得不进行转型调整。政府应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 加大技术资源的储备, 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 努力开展自主研发和创新活动。另外, 经过这一次金融危机的冲击, 市场得以进化, 只有品质好、声誉好的企业才会生存下来, 企业应多通过提升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保住和扩大市场份额。

4.倡导企业加强内部管理

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 一方面企业的订单减少, 另一方面原材料价格波动剧烈, 企业面临的挑战加大。只有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提高员工素质, 提高设备使用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才能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生产流程管理上变速度效益型为质量效益型, 大力提倡勤俭节约, 减少浪费, 降本增效, 此时是企业通过科学管理提高生产率的契机。

三、保证社会稳定和内需稳定增长

1.加强民生工程, 减轻人民的后顾之忧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支撑点。在金融危机时刻, 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因此他们会削减支出, 这样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复苏。因此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 进一步改善国内的收入分配状况, 在转移支付政策上更多地向农民与城市低收入阶层倾斜;第二, 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加快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 解决低收入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第三, 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 降低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 从而削弱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2.完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

在危机时刻, 企业萎靡不振甚至关门倒闭会带来大量的下岗、失业现象。这将事关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 事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 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对于下岗失业职工没有找到新的就业岗位以前, 应为其提供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费用, 尽全力解决他们的困难。此外低收入者在危机面前的抗击能力尤为薄弱, 需要加大对他们最低生活费的补助, 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扩大内需服务。

3.大力促进再就业工程

政府各部门应该根据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帮助民众再就业的工作计划, 逐步建立和完善系统的再就业机制, 做好就业服务工作, 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一方面, 政府应拨出专款用来给失业者提供再就业的机会, 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建立和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 为下岗职工提供求职、招聘信息, 加强就业指导和培训。另一方面, 要加强政府对于创业的支持。引导下岗职工自主择业、自强创业、依靠市场找职业, 从多方面提高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 给予融资方面的便利。政府有关部门应为实施再就业工程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力争使绝大多数劳动者都能有工作。

四、总结

危机之时是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时刻, 也是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具体时机。政府执政要点包括:第一, 要通过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内需, 增加资金流动性, 减轻企业负担, 复苏经济;第二, 要注意利用危机, 适时进行改革和转型, 对落后行业和产业进行清理淘汰, 而且要鼓励企业练好“内功”;第三, 要注意通过保障措施对受到危机创伤的民众给予安抚和救济, 保证社会的稳定大局。

参考文献

[1]刘煜辉.应付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对策[J].中国金融, 2008 (21) .

[2]成思危.应对危机的关键[J].人民论坛, 2008 (12) .

应对奶粉危机中国政府在行动 篇8

一项惊人结果在2008年9月16日晚被国家质检总局公之于众——自9月10起，这个机构开始了对婴幼儿奶粉的专项检查。中国大陆22家生产婴幼儿奶粉企业的69批次产品，被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此前，这种白色的晶体被认定加入了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导致中国上千名孩子肾结石。

无庸置疑，这一事实对中国乳品产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但是，中国政府此时此举表现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绝。

22家奶粉企业被曝光，是中国政府对9月13日承诺的兑现。“全国生产婴幼儿奶粉的企业有175家，生产其他奶粉的企业还有很多。”在这一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党组书记、三鹿牌奶粉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小组组长高强表示：检查加工环节之外，还要追溯检查原料奶的环节；对奶粉中是否含有三聚氰胺等其他有害物质，则是检测的重点。

发布会召开的同日，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Ⅰ级响应机制启动。按照食品安全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和涉及范围，食品安全事故被分为四级，其中Ⅰ级是指特别重大者。在同一天，国家质检总局也全面启动了应急管理机制。

截至9月15日早8时，全国医疗机构共接诊、筛查食用三鹿奶粉的婴幼儿近万名；而质检系统150多个国家级检测中心，正在24小时不间断地对所有市面上销售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进行检测。14日，国家质检总局总局局长李长江先后在河北省质监局和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督促检查婴幼儿奶粉检测的进展情况。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将三鹿集团尚未出库的2176吨婴幼儿奶粉封存，并全部回收上市销售的该品牌婴幼儿奶粉。农业部则对奶业生产大省和重点县开展生鲜牛奶质量安全专项监测，目的是彻底切断不合格的奶源。

截至17日凌晨已有22名疑犯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刑事拘留。

毫无疑问，救治工作是各项工作的重点。自9月11日起，卫生部组织制订并下发了四个与医疗救治相关的文件，内容涉及诊疗方案、诊疗工作、宣传解释工作。3次视频会议同时召开，卫生部紧急部署医疗救助工作并组织部级诊疗专家组集体培训，派出相关专家深入基层，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医务人员开展相关患儿筛查、诊疗工作的指导。

与非典期间的“报数”相似，卫生部已经发文件，要求各卫生厅(局)立即统计辖区内医疗机构接诊的患儿有关情况，并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

截至9月15日早8时，临床诊断患儿1253名(其中2名已死亡)。其中，913名患儿症状轻微；现仍留院观察治疗患儿340名，53名患儿症状较重。

政府危机传播面临问题和挑战 篇9

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传播渠道的融会，对公关传播的内容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体文字、图象、声音等多媒体化成为 1 种趋势，不再是原本的报纸以传递文字信息为主，广播以传递声音信息为主，电视以传递图象信息为主的严格辨别，内容是不是丰富、新颖、独到、有趣等已成为新媒体之间竞争的焦点。首先，电子报纸、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移动电视、博客、播客等这些新媒体情势都有自己的内容要求，与传统媒体相比有很大差异，公关主体必须针对不同新媒体的特点制作出合适这些媒体传播的公关内容，以吸引公关目标受众;其次，对目标受众进行细分，与他们进行接触和互动，了解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为不同的目标受众群制作出满足他们不同需要的传播内容，并在内容贴切、情势创新、渠道多样上更好地加以掌控。

自媒体人群的口碑影响力不断加强，对公关传播带来了更多的不可控性。在利用传统媒体进行公关传播时，媒体的数量及信息发布模式较为固定，便于公关主体进行公关信息发布的内容及渠道的控制。但在新媒体时期，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特别是以博客、播客为代表的自媒体(自制造、自发布)，以互联网为平台，吸引了 1 大批以观点发布、舆论跟进、是非评价、进展关注为目的的网民的积极参与和互动，其口碑影响力日渐扩大。当其传播的信息对公关主体有益时，自然具有宣扬费用低、可信任度高、针对性强等优点，但其中常常充满着偏见、情绪化的言论，对公关主体不利，并且这类不利还会因其口碑影响力而被不断放大，对公关主体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些自媒体信息对公关主体而言属计划外信息，本身具有很强的不可控性。

信息发布的全时全球化，让负面信息传播速度更快。首先，新

媒体的快速发展及融会使得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剧烈，为了争取“眼球”，媒体记者对爆炸性新闻孳孳以求，这使得埋藏在社会组织内部中的危机隐患被触发的几率大大增加。其次，信息的自由发布也是负面信息快速传播的重要缘由。新媒体的中心控制系统常常只能对由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进行控制，但对普通受众在新媒体上自行发布的信息却缺少“守门员”、“把关人”，特别是博客、播客等自媒体情势，由于其信息发布渠道的特殊性及强大的影响力，常常更容易产生负面信息，并构成“胡蝶效应”使其快速传播，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总之，新媒体时期的来临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媒体技术的革新及渠道融会已成为现今媒体发展的显著特点和重要趋势。当下，不管是公关公司，还是社会组织的公关部，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发展现状及不断变化的公关受众群体，所需要的不但是技术上的跟进与投入，更需要在传播态度、传播理念上予以足够的重视和突破，才能在复杂的传播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浅析新媒体时期的公关传播 管文娟 ?

柠檬公关建有完善的名誉风险管理体系，和成熟的解决方案。触及从企业、政府和个人诉讼的各种危机问题，从产品召回和贸易纠纷问题，社区或政府名誉，产品缺点召回/事故/供货问题，企业 CEO不当言论、性骚扰，劳资纠纷、刑事起诉书、企业特务活动、员工自杀(死亡要挟)、核心成员离职、网络攻击(数据泄漏)、严重的事故、暴力冲突、幼儿园事故、养老院纠纷、负面评论 ?

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即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在危机产生前后全部进程中的信息传播交换活动，目的在于沟通讯息、控制舆论、解决危机和保护形象等。新媒体的普及利用增强了公众舆情和意见领袖在危机传

播中的影响力，同时也下降了官媒信息的舆论主导地位，削弱了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给政府危机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类背景下，应正确理解和掌控新媒体的信息传播特性，转变危机传播观念并完善危机传播治理体系。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新特点 ?

政府危机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新媒体是依托于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新式媒体形态，包括数字杂志、移动电视、数字广播、数字电影等类型的媒体。在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下，政府危机传播显现出新的技术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是危机传播网络化。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发展，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即时性、海量性和交互性不断增强，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对信息进行复制、转发和同享，使得危机传播显现出鲜明的网络化特点。2 是危机传播移动化。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使得信息传播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为公众随时随地获得信息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提高了危机传播的移动化程度。3 是危机传播全球化。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信息突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了跨国传播，加上新媒体智能语言翻译技术日趋成熟，推动了跨文化信息交换，使得危机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4 是危机传播交互化。微信、微博、BBS、Twitter 等社交网络平台为公众评论、分享、转发提供了便利，在提高信源、信宿传播多元化的同时，也提高了危机传播的交互性。

政府危机传播模式的颠覆和重构。新媒体改变了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也颠覆了传统的危机传播模式。在信息发布方面，危机利益相干者可以通过电脑、智能手机将危机信息迅速发到网络平台上，而受众则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即时接收、转发信息，构成人际间的次传播，使得政府、传统媒体不再是危机信息的唯 1 发布者。在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海量性和范围性，受众覆盖面远远大于传统媒体。另外，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极高的时效性。在信息受众方面，新媒体下降了信息发布的门坎，颠覆了传统媒体的受众概念，使受众兼具信息发布和接收的“两重角色”，进 1 步提高了受众群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新媒体在颠覆传统危机传播模式的同时，也重构了危机信息发布者、媒介、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使 3 者关系从以往的单 1 化单向传播转变成网络化双向传播，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新型传播环境①。在这类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对抗性解读，下降了政府在危机传播中的权威性，乃至在危机利益相干者的推动下构成不利于政府的舆论环境，给政府危机信息传播带来极大的挑战。

政府危机传播对策的响应和演变。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信息需要经过印刷或节目录制等环节，难以免出现“信息真空期”。在此期间，危机利益相干者可通过微信、微博、论坛等新媒体平台快速发布信息，拉大了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信息时间差。为了占据信息发布的有益地位，政府需要调剂危机传播对策，借助新媒体技术强化快速响应能力，并主动公然和分析危机事件的真实情况及发展趋势，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另外，新媒体的参与使危机传播出现了明显双向性，极大地提高了危机事件和影响的演变程度。公众在接收信息后，可以根据本身对信息的解读和判断，对信息内容进行删改、增加或重新阐释，并通过便捷的新媒体工具事前即时发布和同享，从而使危机事件信息的内容和情势在传播进程中产生演变②。面对这类情况，政府需要随时关注危机传播的发展态势，展开具有针对性的信息解读和研判，并展开及时、快速、有效的政府危机传播，以满足

公众对危机信息的需求，减少危机事件对政府及社会酿成的侵害。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的挑战 ?

政府的舆论主导地位降落。新媒体给信息传播带来了便利，不但拓展了公众在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上的讨论空间，而且增加危机传播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提高了公众讨论危机事件的自主性、即时性和交互性。新媒体的参与瓦解了以政府为危机事件信息发布主体、官方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公众为信息受众的传统传播模式，政府不再是危机传播中的唯 1 信息掌控者。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媒介融会趋势不断增强，公众群体内部人际传播愈来愈彰显出传播多元性、实时性和交互性的优势，逐步取代大众传播成为危机事件信息的主流传播渠道。这意味着危机传播的发布权和话语权出现分散化、下移化趋势，下降了政府的舆论主导权。

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弱化。虽然公众能够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渠道自由获得和发布信息，但在面对危机事件信息时，大部份公众常常希望可以从主流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上取得求证。主流媒体作为危机传播进程中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交换桥梁，承当着及时、正确引导大众舆论的社会责任，应当为公众显现具有权威性、客观性和前瞻性的危机事件信息。但是，很多主流媒体存在传播技术、机制和利益等方面的局限，在传播危机事件信息时容易遭到相干利益群体或政府的干预，进而出现集体“失声”乃至掩盖事件真相的行动。这使得传统媒体在危机传播中遭到公众的质疑，弱化了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致使谎言在缺少监督的新媒体平台上加速分散，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公众舆情的意见影响力日趋增强。在新媒体信息的推动下，公众逐步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化为主动的传播参与者，并自由地在各

个社交平台网络社区发表意见、传递信息，乃至引发其他参与者的关注和共鸣，构成范围化、集中化的交换讨论③。那些被官方媒体疏忽或掩盖的信息将会在这些平台上大肆传播，而且越是模糊、虚泛和诡异的信息，就越能吸引公众的关注。新媒体在危机事件上的热烈讨论和官方媒体的集体“失声”构成鲜明的对照，也加重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公众意识的觉醒，公众舆情的意见影响力将日趋增强，乃至成为影响危机传播的关键主体之 1。

意见领袖的信息传播作用不断增强。新媒体的普及促使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融入到人际传播中，构成了具有交换实时性和双向互动性的虚拟化社交关系。随着这类社交关系的发不断发展，虚拟社交圈子逐步出现具有良好人际关系并通过广泛提供信息而影响其他公众的“意见领袖”④。这些意见领袖常常是在群体当中学识渊博、信源广泛且思想精深的人，具有 1 定的号令力和影响力。如果意见领袖能够理性、客观地传播危机事件信息，并引导公众正确解读舆论信息，将有效营建积极的媒体舆论氛围，下降危机事件引发的负面影响。

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当前，政府危机传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危机传播意识缺少、没有完善的危机传播机制和应对网络媒体挑战的措施。

1.缺少危机传播意识 ?

公共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分散性和不肯定性。这也就决定了政府危机传播是 1 种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肯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对这类传播，政府部门和官员除非已建立起 1 种强烈的危机传播意识，否则，危机产生后，绝无可能进行有条不紊的危机传播。

2009 年 6 月 17 日晚，涂远高死亡。由于死因离奇，所以有关该

事件的消息迅速传播。如果当地政府具有强烈的危机传播意识，这个时候正是进行危机传播的黄金时机。由于危机虽已出现，但尚处萌芽状态，只要及时公布真相，围观大众和死者家属心头的疑问自然会消失。可是，6 月 18 日整天，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危机传播的具体举动。直到事发后第 3 天即 6 月 19 日，石首市政府网站才发布题为《我市产生 1 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消息》，首次向社会公布这起非正常死亡事件。

危机传播“3T”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原则。也就是要“第 1 时间”告知公众危机信息。“石首事件”中，当地政府发布信息动作缓慢，这充分辩明他们危机传播意识的缺少。

2.缺少完善的危机传播机制 ?

政府危机传播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既是管理，自然需要完善的管理机制。

从 6 月 17 日事发到 6 月 20 日石首市政府发布公然信，大约 80个小时里，当地政府发布了 3 篇新闻稿，但 6 月 20 日，大范围的大众**开始，当地政府采取了用大喇叭现场喊话和散发传单的传播方式，却并未获得明显的效果，乃至聚集围观的大众愈来愈多。其实，不论是大喇叭还是散发传单，针对的都是具体的对象，而疏忽了这些具体对象背后的人群。

重大危机产生时常常造成信息分散，而使政府没法在紧要时刻迅速汇总信息。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控制和处理。再加上危机传播是 1 种突发的、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反应的活动，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匆忙应对只会致使更大的混乱。

“石首事件”中，不管是当地政府发布的第 1 篇公告和后来的公然信，还是现场用大喇叭喊话和发传单，都是被迫的应急之举。政府危机传播由于面向的是数量庞大的社会公众，所以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大众传播是政府危机传播的必定手段。可是，在“石首事件”中当地政府对大众媒体的应用 10 分有限，其缘由就在于当地政府缺少完善的、系统的危机传播机制。

3.网络媒体的挑战 ?

“石首事件”由 1 个青年厨师之死演化成 1 场大范围的群体性**，从内因看主要是当地政府长达 20 个小时的话语“缺失”而至。但其迅速由 1 个地方事件演化成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互联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网络时期的危机传播成了 1 个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话语场”。这也就给政府危机传播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

“石首事件”中，6 月 17 日到 6 月 20 日，某网站的 1 个贴吧中就出现了近500 个相干主帖。另外，网上还出现了不只 1 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网民发布的信息量远远超过政府的信息发布量，网民的声音在这 1 阶段淹没了政府的声音。而且这些网络上的信息其实不完全准确，有些乃至是谎言。比如，6 月 23 日 1 名学生在网上发布“永隆大酒店再现尸体”的虚假消息，结果社会上迅速流传起“永隆大酒店下水道发现两具尸体、挖出多块尸骸”等多个版本的假消息。虽然谎言被击破，但是，政府要对网上的海量信息逐条验明真伪是绝无可能的。1 旦虚假信息第 1 时间占据公众的视听空间，公众就有可能把“虚假”当“真实”，从而使危机升级。以后，政府要改变局面则须付出比在谎言出现前多几倍的努力。因此，网络媒体对政府危机传播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它比以往任什么时候候都更能考验政府危机传播的能力。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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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危机 篇10

1 收付实现制：欧洲政府会计的现实选择

会计基础 (Basis of accounting) , 又叫会计确认基础、会计核算基础、会计计价基础或会计结账基础。有关其概念，说法众多，《政府财务报告—公立单位委员会第Ⅱ号研究报告》中指出“会计基础是指大量的决策交易或事项的影响应当何时在财务报告中确认的会计原则。它与进行计量的时间选择有关，而不考虑计量的属性。”会计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形成两种最基本的确认基础———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我们知道，企业会计是以权责发生制为核心的收益观，而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会计长期以来一直采用收付实现制。

为什么欧洲政府会以收付实现制作为其会计基础呢?也许是因为收付实现制提供的信息在某些方面具有权责发生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1) 用收付实现制确定企业的收入、费用及利润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用权责发生制确定企业的收入、费用及利润时，费用必须依其同收入的关系分摊到各个会计期间，就必须采用折旧方法、摊销方法和存货计价方法等人为的方法，使会计中采用了许多的估计、预测数据，从而其提供的数据也较收付实现制丧失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可比性。 (2) 收付实现制反映企业实实在在拥有的现金，而企业能否按期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分派股利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实际拥有的现金。 (3) 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现金流量是长期投资的决策目标。长期投资涉及时间长、风险高，投资者不仅要考虑投资的收益水平，更关心投资的回收问题。而期间利润指标只关系到投资额在本期所分摊份额的回收，并且利润指标受权责发生制下应收、应付项目的影响，主观性太强。因此，投资者注重现金的实际流入或流出。只有投资期限内现金总流入量超过现金流出量，投资方案才是能够被接受的。采用收付实现制也更能体现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核算原则。

2 欧洲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收付实现制

据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娄洪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甚至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财政财务管理不善。就其内在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政府的财政收支管理松懈;二是政府债务约束弱化;三是政府财政管理透明度不高;四是这些国家大多实行收付实现制，许多政府费用和债务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出来，掩盖了政府财务管理上的问题。由于收付实现制不能全面反映政府各部门财务状况，其不足之处主要有： (1) 不利于单位进行成本核算、提高效率和绩效考核; (2) 不能全面准确记录和反映单位的负债情况，不利于防范财务风险; (3) 收支项目不配比，不能真实反映当年收支结余; (4) 不能真实反映对外投资业务; (5) 不能反映固定资产的真实价值和隐性负债问题; (6) 不利于处理政府采购业务和年终结转等会计事宜。正是收付实现制的这些不足之处引起一些国家资不抵债，也就是可以变现的资产小于负债，进而引起债务危机的爆发。下面引入一个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如下：

资料：

某企业本月份发生以下经济业务：

支付上月份电费5 000元;

收回上月的应收账款10 000元;

收到本月的营业收入款8 000元;

支付本月应负担的办公费900元;

支付下季度保险费1 800元;

应收营业收入25 000元，款项尚未收到;

预收客户货款5 000元;

负担上季度已经预付的保险费600元。

下面是分别采用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计算的该企业收入、费用和盈亏的结果 (见表1) 。

从表1得出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权责发生制，它是以权利或责任的发生与否为标准，来确认收入和费用。不论是否已有现金的收付，按其是否体现各个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和收益情况，确定其归属期。可以正确反映各个会计期间所实现的收入和为实现收入所应负担的费用，从而可以把各期的收入与其相关的费用、成本相配合，加以比较，正确确定各期的收益。而收付实现制，它是以现金收到或付出为标准，来记录收入的实现或费用的发生。就是说按收付日期确定其归属期，凡是属本期收到的收入和支出的费用，不管其是否应归属本期，都作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反之，凡本期未收到的收入和不支付的费用，即使应归属本期收入和费用，也不作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这样一来，该企业采用权责发生制所确定的收入就比采用收付实现制所确认的收入多10 000元，而采用权责发生制所确定的费用就比采用收付实现制所确认的费用少6 200元，最终该企业采用权责发生制所确定的受益就比采用收付实现制所确认的受益多16 200元。这体现了上面提到收付实现制的第三个缺点：收支项目不配比，不能真实反映当年的收支结余等。

单位：元

3 欧洲债务危机对政府会计改革的启示：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

根据上面的例子，我们从企业这么小的业务都可以看出采用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所得出的最终结果有很大的差别，甚至会是天壤之别，更何况是一个欧洲，一旦选错会计的确认基础，就会影响到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出：采用权责发生制，可以正确反映各个会计期间所实现的收入和为实现收入所应负担的费用，从而可以把各期的收入与其相关的费用、成本相配合，加以比较，正确确定各期的收益。权责发生制，能够恰当地反映具体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因而，绝大部分企业应该按这一基础记账，也都需要按这一会计基础记账。

政府会计是政府财政财务管理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加强政府财政财务管理的主要工具，欧洲一些主权债务国家政府财政财务管理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暴露出传统的政府财务收付实现制有严重的不足。这些国家都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的财政财务状况和运营情况，难以提供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信息，从而无法为政府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也不利于公众的监督和施加压力。因此，推进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是加强政府财政财务管理的重要手段。对于这种状况，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公共会计准则委员会强调虽然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也许不能一定解决债务危机，但是它一定能够为政府的财务状况提供更为可靠的会计信息，鼓励各个国家都要进行各项改革。因为权责发生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权责发生制会计有利于反映政府的成本和费用情况，促进政府运营效率提高。而现在的收付实现制只是反映当时的收支，权责发生制还可以把政府的负债或者责任和所能掌控的资源全面反映出来。

第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有利于全面反映政府资产负债状况，保障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权责发生制在政府会计里更多地为政府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信息，因为它可以反映收付实现制反映不出来的资源情况。

第三，推进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改革可以从两个方面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财政财务披露机制，二是完善政府披露的财政信息的内容。

总之，政府会计改革还有利于更好地履行政府的受托责任，提高财政透明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透明制手册提出要求，要及时、全面公开政府的财政财务信息，而权责发生制正好能满足该要求。不过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权责发生制虽然在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时有其合理性，几乎完全取代了收付实现制;但是在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时却有其局限性：一个在损益表上看来经营很好，效率很高的企业，在资产负债表上却可能没有相应的变现资金而陷入财务困境。这是由于权责发生制把应计的收入和费用都反映在损益表上，而其在资产负债表上则部分反映为现金收支，部分反映为债权债务。为提示这种情况，应编制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现金流量或财务状况变动表，弥补权责发生制的不足。

摘要：为了进一步了解欧洲债务危机对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 通过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相对比的方法, 阐述了二者各自的优缺点, 论证了收付实现制已经不适合欧洲当前的状况, 得出了要加强政府财务管理的水平, 应该采取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的办法。

关键词：欧洲债务危机,政府会计改革,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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