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十篇

日本帝国主义 篇1

一、新帝国主义的腐朽表现与国际金融危机的频发

新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然是帝国主义。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新帝国主义仍然遵循帝国主义的理论逻辑思维。金融危机的频发打破了人们对新帝国主义的“普世价值”观的信仰。

（一）新帝国主义的理论思维及其表现形式

1. 反思性思维方式是新帝国主义新思维的逻辑起点

黑格尔认为，反思是矛盾解决的“绝对积极的环节”。反思是沿着“问题”展开思维的创造，向更高层次的思维运动。形成新的思维建构，把新“问题”纳入新的秩序，使“问题”不成问题[2]250-251。“9·11事件”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受损，传统思维方式受到质疑。针对新的威胁与挑战，制定新的思维框架，形成新的思维建构，才能确保新帝国的安全与持久。

2. 多元化思维方式是新帝国主义新思维的显著特征

为了维护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帝国主义实行多元化的方针策略。在扩张的范围上，实现了从单渠道到多领域的转变，现在除了在军事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也在被广泛渗透，帝国主义全方位的出击更将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在扩张的手段上，实现了从单一到软硬兼施的转变，除了武力、制裁、恐吓外，还有遏制、分裂、拉拢、施舍等，多样化的侵略手段将造成更强的威慑力。

3. 独断性思维方式是新帝国主义新思维的内在痼疾

在扩张的道路上，帝国主义的独断性思维方式集中表现在其制定策略的单边主义上面。在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下，帝国主义把恐怖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新“问题”纳入其理论视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恐战争，并以反恐名义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在对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布什指出，美国必须“做好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准备”，这是单边主义思维方式的宣言。

（二）新帝国主义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频发

通过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国际新格局的深刻反思，是帝国主义国家运用多元化策略的反应，其本质还是帝国主义独断独行的单边思维的体现。通过金融资本的扩张，国际社会频发根源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

1. 金融资本的扩张是发展新帝国主义的必然途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3]，“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4]。而在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中，货币资本的循环最直接地反映了这一目的。在虚拟资本产生后，资本家所希冀的直接产生利润增量或价值增殖的资本形式似乎出现了，在这种形式中，“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动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4]在国内是通过政府发行的抵押证券及消费信贷等方式，在国际上则是通过直接输出金融资本和建立跨国公司。

2. 金融资本的扩张是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金融资本包含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我们通常所说的虚拟资本是指短期资本。随着战后金融资本的发展和资本全球化的展开，金融资本已不再紧密地与工业资本融合在一起，单纯通过金融资本形式的转换以及买卖来获取利润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亦即短期的虚拟资本规模占据了统治地位。虚拟资本的比例增大意味着财富的集中和买卖脱节现象的加剧，不仅为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加剧了经济危机爆发的隐患。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使国内有效需求进一步缩小，增加了危机发生的概率。

二、新儒学的兴起是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

新儒学是指在传统儒学基础上近现代儒学的复兴。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爱”思想、“和”的思想、“义”的思想成为构建和谐新世界的新的理论渊源，是冲破新帝国主义理论，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

（一）新帝国主义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倒退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它有三个特点：(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704首先表现为生产发展的停滞。其次表现为资本输出过程中“食利”阶层的扩大。即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了，专门从事消费的人口急剧增加，社会矛盾凸显丛生。当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全世界范围内的失业，贫富分化严重导致人们生活的严重不平等时，新帝国主义宣扬的列宁把帝国主义阶段看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是“错误的、过时的”论点的错误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尽管对资本主义制度即将灭亡的时间表下得为时过早，但它对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分析，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及其历史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二）新儒学兴起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

列宁描述了帝国主义终将被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即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那么，这种新社会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新儒学的兴起为这种新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思考。

从“儒”的存在到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到中国近现代儒学的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于耳。新儒学的“仁爱”思想、“和”的思想、“义”的思想[7]能够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贡献自己的力量。

“仁爱”思想是儒学基本理念的核心思想，也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孔子的“仁”的概念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人是通过爱别人发生联系的。当今社会，区域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究其根本原因是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格局造成的。“仁爱”思想要求人们用泛爱化解仇恨，在多元化的世界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和”的思想最能体现儒学基本理念的精髓。孔子说过：“和无寡”(《论语·季氏》)，即一个国家的强弱，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君臣、军民关系的和谐。冷战思维仍在当今社会蔓延。北约扩张，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入侵阿富汗、伊拉克等主权国家。说明当今世界并不真正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儒学正义中“和”的思想孕育了世间万物，都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科学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是有利于人的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和”的思想为秩序的、和平的世界构建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

“义”是传统儒学基本的思想基础，表现为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孔子认为，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然而，孔子说“义”并不反对“利”。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欲也。”(《论语·里仁》)孟子更将“义”上升到“仁政”的高度。他从“无恒产则无恒心”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主张统治者要给民以利，“治民之产”。为了构建以新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为特征的和谐世界，关键是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自身综合实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贫穷落后的根本之途是改变本国国民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处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关系时，一定要义利并行。

三、新儒学的发展及对国际新秩序构建的现实意义

国际新秩序是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相对而言的。在当今世界，帝国主义腐朽性的表现更为严重。为了摆脱发端于本国的金融危机，帝国主义每一次的垂死挣扎和转嫁危机风险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构建国际新秩序势在必行。

（一）以人为本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核心

儒学基本理念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儒学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这有助于引导人们认识自身的内在价值，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中。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仅是一国治国的战略方针，而且还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国家。每个国家都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活跃于当今国际社会。以人为本要求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出发点是为了一切国家的人民的普遍利益。而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则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不平等的剥削的基础之上，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发展的反动思想。

（二）和谐世界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方向

一方面，儒学基本理念中的“仁爱”和“义”的思想可以用泛爱化解仇恨，用“和”处理解决争端，用沟通打破隔膜，使人类醒悟到利益彼此关心，树立共赢理念，学会理解和尊重别人，学会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和谐世界要求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和谐相处，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普遍的合作和对话，也包含了非西方世界与西方国家进行对话与合作。

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和“新安全观”是希望对国际关系中不利于全球普遍和平与发展的消极因素进行改良。这是在新儒学复兴的国际思潮大背景下，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与西方话语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日本帝国主义 篇2

一、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20世纪30年代, 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时, 当时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却一筹莫展, 凯恩斯主义便横空而出, 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就业理论, 其逻辑为: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有效需求。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有效需求不仅决定实际就业量, 其大小还决定就业水平的高低。

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市场万能, 反对政府调控。凯恩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 主张通过强化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来增加有效需求。由于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 因次要刺激有效需求就要从上述两个方面着手。但相比增加消费, 凯恩斯更着重于投资。凯恩斯认为刺激有效需求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 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的国家预算平衡观点, 推行赤字财政。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当出现经济萧条时, 政府应该减免税收并扩大财政支出。在货币政策方面, 凯恩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是无害的。与货币主义不同的是凯恩斯强调利率对货币调节的传递作用, 认为利率应成为政府使用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

二、日本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的渊源

凯恩斯主义在日本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当时日本经过战争的洗礼, 经济体系受到剧烈打击, 供给严重不足。单纯的通过市场来改变日本遭受破坏的经济显得非常困难。为了尽快的渡过这一艰难阶段, 日本政府积极探索干预市场的可能性及方式。

1946年, 日本政府曾一度实行凯恩斯的膨胀财政政策, 即“石桥积极政策”。大藏大臣 (财政部长) 石桥湛山主张动员闲置的生产要素重开生产活动, 但当时的日本不是凯恩斯笔下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一定程度上的“供给不足”, 可知, 单纯的以需求管理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膨胀财政政策对战后初期的日本并不奏效。

日本政府开始立足国情, 一方面控制有效需求, 另一方面开始实行“重点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产业政策, 促进供给。到1947年, 日本的普通钢产量达到74万吨, 煤炭达到2934万吨, 跟上年相比同年工业增长了22.7%, 而在1948年, 这一数据达到了33.3% (1) 。战后日本实施的产业政策, 使经济得以恢复, 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供给能力, 使日本迅速从战后颓败的经济局面中走出来。

凯恩斯主义政策真正得到日本政府的推行是在1965年。1965年日本陷入“昭和四十年萧条”, 为应付税收不足采取了缩减财政开支的反凯恩斯主义做法。但这一对策失败后, 日本政府改变了以往长期坚持的预算平衡原则, 佐藤荣作政府提出实施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 并首次发行赤字国债。该政策改变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模式, 由以往的设备投资主导型转向国家财政主导型。因此, 与西德相比, 或许日本更加倾向于凯恩斯主义。

此后, 日本一直在延续凯恩斯主义政策, 规模比较大的主要有三次, 分别是在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以后经济陷入长期萧条阶段和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石油危机后, 日本率先克服难关, 经济取得长足发展, 在70年代后期出口也呈现出“急风暴雨”式的增长, 高峰时期的1975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竟高达70%, 特别是80年代初期, 日本对美国贸易盈余迅速增大, 出口大量汽车到美国, 强势冲击美国本土汽车产业, 使得日美贸易摩擦升级。1985年“广场协议”后,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的238日元升至1986年的168日元, 升值幅度达到29.4%, 1988年更是进一步达到了128日元 (2) , 升值幅度竟达到46.2%。伴随着日元大幅度的升值, 日本政府为了摆脱日元升值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缓解与美国的贸易摩擦, 开始推行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

诸如在该协议签订的一个月后, 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扩大内需的政策》, 总投资规模达到3.1万亿日元。1986年4月日本政府又发表了关于扩大内需和调整产业机构的“前川报告”。1987年5月末, 日本政府又提出了高达6亿元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

1985年, 随着上述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 日本经济逐步摆脱了日元升值带来的萧条。经历了短短两年时间, 到1987年7月, 日本经济企划厅和日本银行正式宣布日本经济实现了“景气复苏”。

虽然80年代中期的刺激内需政策使得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阻止了由日元大幅度升值可能带来的萧条, 实现了“景气复苏”, 但由于长时间放松银根等失误政策的存在, 使得该扩大内需的政策不幸被过度实施, 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显著过热。20世纪中后期, 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异常火爆、加速攀升。日经平均指数由1985年12月的12977点上涨到1989年12月的38130点 (3) , 涨幅超过3倍。1986年到1989年, 东京中心三区的价格实际涨幅达2.7倍 (4) 。在CPI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呈现出股票、房产的价格急速上涨, 明显脱离实体经济。

到了90年代, 当其他主要国家逐渐对凯恩斯主义丧失兴趣之时, 日本却一反常态, 对凯恩斯主义寄予极大厚望。日本政府政策的转变原因在于后世所知晓的, 至今还使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泡沫危机。

随着日本经济经过80年代的“疯狂”发展, 泡沫不断膨胀, 而政府只是简单的采取了“急刹车”的“硬着陆”政策。1989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央行将再贴现率从2.5%上调至6%, 上调幅度高达140%, 再贴现率如此高幅度上升, 致使过热经济中存在的泡沫顷刻间破灭。1990年初, 股市开始回落, 到2001年9月10日日经平均指数跌至10196点的最低值, 10年间, 东京股市市值缩水大约达300万亿日元以上。1991年地价也开始下降并持续走低, 直到2005年开始有所恢复。截止到2001年, 由于资产价格大幅度缩水, 累积起来的日本损失额高达1330万亿日元 (5) , 此外, 伴随着泡沫的奔溃, 遗留了一系列诸如不良资产规模庞大、企业倒闭、投资消费萎靡不振、失业率攀升等难以治愈的后遗症, 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打击, 最终导致日本经济从“失去的十年”到如今“失去的二十年”, 经济深陷长期萧条。

经济泡沫奔溃后, 为了扭转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 日本政府从1992年3月开始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 截止到2002年, 对策数量就多达18次, 日本大量发行国债, 采用扩张财政政策, 力图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和减税的凯恩斯政策来刺激总需求, 加快经济复苏。

上述18次财政扩张政策集中于公共投资、中小企业对策、减税、雇佣、不良债权处理等领域。其中扩大公共事业投资是日本在当时采取的最主要的刺激经济复苏政策。1992年到2002年期间, 日本政府共实行了11次大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其中小渊政府于1998年11月的投资规模最大, 总规模高达23.9万亿日元 (财政支出达7.6万亿日元) ;1999年11月, 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总规模为17.9万亿日元 (财政支出达6.5万亿日元) 的“经济新生对策” (6) 。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直到2002年末才结束。此外, 日本从1999年开始实行大规模减税, 永久减免了4万亿日元的所得税, 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降低15个百分点, 法人税减免后实际税率降低到40%左右, 企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为了刺激消费, 日本政府还发放“地方振兴券”, 这一措施的实施使居民消费额提高0.1%。

为了避免政府投资带来的“挤出效应”, 日本银行需要大幅度降低短期利率。从1991年7月开始, 日本开始连续降低利率, 至1995年8月短短4年时间再贴现率由6.0%的水平降低到0.5%的水平 (7) 。1999年2月, 日本银行决定实施零利率货币政策, 日本进入零利率时代。零利率的状态使日本进入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流动性陷阱, 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 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 发生流动性陷阱, 使得货币政策失效。零利率为日本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 但这只是应付异常情况而采取的紧急对策, 将其长期化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从上可知, 在泡沫破灭后日本采取了增加公共投资和减税的凯恩斯政策以及超低的利率政策。

但在1990-1998年间, 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2.2%、1.1%、0.3%、-0.2%、0.6%、1.4%、2.5%、0.8%, 年均增长率为1.09%, 远低于同期美国的实际GDP增长率, 与欧盟国家也有较大差距, 更与本国中速发展时期 (1974年到1985年) 3.8%的平均增长率有明显差距。

从国内需求来看, 1991年以来趋于萎靡, 内需对GDP的贡献率从1997年开始连续4年都是负数。从1992年到2010年, 日本民间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1%。

尽管日本政府发动了数次经济刺激计划, 以期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创造需求, 减少企业破产和失业。但按负债额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倒闭数来算, 1990年为6468家, 1995年增至15086家, 刺激力度最大的1998年增加到19171家。考虑到刺激政策存在“时滞效应”, 到1999年以后, 企业的倒闭数应该趋于减少, 但从2000年起的3年间, 企业倒闭数又回到1.9万家以上了 (8) , 倒闭企业的负债总额也呈增大趋势。

伴随着企业倒闭产生了大量失业, 日本完全失业率从1990年的2.1%一路飙升到2002年的5.4% (9) , 刷新了195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泡沫经济崩溃后, 日本虽屡次采用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 以期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手段刺激社会总需求, 实现经济复苏。但上述数据无疑给日本政府“当头一棒”, 更令日本政府头疼的是经济刺激政策的频繁出台, 迫使国债余额越积越多。1995年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86.2%, 低于意大利122.5%的比重, 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上水平。但到1999年, 这一数据已达127%, 高于同期意大利的126.4%, 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中债务余额最多的国家。再从净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看, 2008年日本达到96.5%, 高于意大利的89.9%, 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中债务最糟糕的国家, 主权债务风险大。

也有学者对日本从1989年到2008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与财政支出做了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 财政支出中, 公共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 会导致GDP减少约0.22个百分点。我们不禁要思考, 为什么日本政府一次次使用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整个理论框架的凯恩斯主义, 但经济还是未能从泡沫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得到长足发展。

三、凯恩斯政策对日本经济是否有效

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日本收效甚微的原因不仅有该理论本身的缺陷, 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外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一)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缺陷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缺陷主要包括:凯恩斯主义割裂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传导机制有待检验。

1. 凯恩斯主义割裂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因此对付经济危机就要扩大有效需求, 这一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但在扩大有效需求途径的选择上主要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和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 这样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而不可能根治经济危机。凯恩斯本人也承认他的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 在长期内则是无效的。他的理论只能解决短期内的经济增长而对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无能为力, 将经济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割裂开来。因此, 一旦把扩张性财政政策长期化, 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2.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传导机制有待检验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中, 财政政策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 扩大财政支出被作为对付经济危机的最主要手段。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建立在投资乘数效应上, 而投资乘数往往达不到凯恩斯所认为的高度。乘数=1/ (1-边际消费倾向) , 即K=1/1-b, 显然边际消费倾向b越大, (1-b) 就越小, 投资乘数就越大。当经济处于萧条阶段, 边际消费倾向减小, 投资乘数也相应缩小, 此时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从日本的实际情况来看, 1990年前后公共投资的乘数第一年为1.02, 第二年为1.06, 第三年为0.89 (10) , 公共投资对GDP的带动逐渐下降。

(二) 国内外条件发生变化, 财政政策收效甚微

受国内外条件变化的影响, 日本的财政政策收效甚微, 具体分析如下。

1. 全球化带来消费和就业乘数外溢

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日本经济必然参与全球分工, 将原本可以为本国增加投资和就业的产业通过外包等方式转移到更具成本优势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就业乘数进一步外溢。就消费而言, 日本消费者可以通过现代化网络来购买国外价廉物美的产品, 政府减税所得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有一部分用于购买外国的产品, 并不能全部形成对本国产品的需求。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必然会减弱。

2. 财政投资中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

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 日本投资方向的调整举步维艰。在土木建筑业表现的尤为突出。随着技术的进步, 土木建筑业更多充斥着大型机械设备。如果要改变投资结构, 那么大量的机械设备就会闲置, 建筑业企业经营困难。而政治家要想在选举中获胜, 肯定不会放弃建筑企业家这块“票田”, 其结果是本应该遭到淘汰的低技术含量产业却因为大规模的财政投资得以存活和发展, 重复建设、大而不当等问题日渐突出。

3. 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

20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前后, 日本企业开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 由此, 产业发生大规模转移。特别是当泡沫破灭后, 国内经济萎靡, 缺乏投资机会, 更多的企业选择将生产转移至劳动力更为廉价的新兴市场国家, 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状况愈演愈烈。

4. 科研创新能力不足、体制匮乏

长期以来偏重技术的引进, 轻视基础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严重制约了日本的科研创新能力, 技术进步也仅限于对现有产品的改良和技术的调整。在以美国引领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 日本步伐滞后, 与美欧的科技水平逐渐存在差距。虽然日本国内有些方面的技术还是处于世界前列的, 如太阳能发电技术, 但创新体制的匮乏, 以及国人“以成败论英雄”等心态的存在, 进一步阻碍了日本创新能力的发展。

5. 日本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2006年,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深尾京司表示, 按照其所在的经济产业研究所推算,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达到1.5%左右, 可进入90年代却下降到0.25%。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下行, 使得凯恩斯扩张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无法起到治本作用。

6. 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严重

凯恩斯干预国家的政策必须有人口的增加, 只有人口增加了, 才能将增加的税收用于弥补在危机时期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债务。在当今人口老龄化的日本, 政府税收持续增加的愿想也只能变成一纸空谈。老龄化同样会改变消费心理, 使日本民众更加关注消费养老问题, 把本应用于本期的消费储存起来, 造成本期消费不足。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这样将势必影响日本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辩证看待凯恩斯

从上文叙述可知, 1965年日本为挽救“昭和四十年萧条”走上了一条财政扩张的凯恩斯道路。此后, 日本先后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广场协议”后, 为避免日元大幅升值所带来的萧条, 日本采取一系列刺激措施, 经济在短短2年内实现“景气复苏”, 但这一系列措施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催化了日本的经济泡沫。90年代初, 陷入泡沫经济泥潭中的日本经济, 虽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扩张, 但还是饱受泡沫经济遗留的一系列难题的困扰, 深陷“失去的十年”。

可以说, 日本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国家干预政策并未能带领日本走出危机、走向繁荣, 日本经济依然处于低迷的状态。曾经让日本政府满怀希望的凯恩斯主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由此认为日本采取的诸多扩大内需的政策毫无作用也具有片面性。从实际增长率角度看, 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间, 日本民间设备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1.3%, 而平均实际GDP的增长率为1.2%, 这一正一负之间的差额只能由公共投资来弥补, 公共投资平均增长率为1.9%。同时, 配合而来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 给金融市场注入了流动性, 防止经济破坏性的局面出现迅速下滑, 再加上“中国特需”的外界因素, 2002年日本开始走出长期萧条, 到2007年11月, 实现了战后最长的长达69个月的经济景气!。

虽然由于凯恩斯主义自身存在缺陷以及国内外条件发生变化使得刺激政策收效甚微, 但不能说凯恩斯主义已无用武之处, 至少在理论武库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而日本政府却将解决短期与突发性经济危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长期化, 由此带来了岌岌可危的巨额政府债务。相比于单纯依靠一个在上世纪提出的理论, 关注和解决国内存在的诸如产业空心化、老龄化及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等根本性的问题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恐怕更具有现实意义;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制约及“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存在, 凯恩斯主义逐渐淡出日本的道路还会很漫长。

摘要：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就业理论, 有效需求决定实际就业量, 将就业量的问题转变为如何刺激有效需求, 而要达到这一目标要通过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法宝。日本政府从1965年开始真正推行凯恩斯主义, 此后一直延续着凯恩斯主义政策。1989年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被日本政府当做挽救经济的利器而频繁使用。一次次大规模的财政扩张使日本政府债务余额越积越多, 经济仍处于萎靡状态。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日本收效甚微的原因不仅有该理论本身的缺陷, 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外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相比于单纯的依靠凯恩斯主义, 解决国内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对日本而言或许更加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日本经济,泡沫危机,财政扩张

参考文献

[1]张利梅.凯恩斯主义与日本经济政策[J].日本问题研究, 1998 (2) .

[2]张季风.凯恩斯主义的“复活”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经济[J].日本学刊, 2009 (5) .

[3]张建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及其新的发展[J].经济问题, 2010 (3) .

[4]“日美金融危机比较研究”课题组.日美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日本走向“日本主义”时代 篇3

他们全都赞成参拜靖国神社。10月31日，新一届内阁改组甫一完成，一些履新的内阁成员就咄咄逼人起来。

“我，如同小泉首相一样，已经以日本国民和政治家的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我要保持这种(参拜靖国神社)态度。”新任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说。

厚生劳动大臣川崎二郎马上表明，他也要以内阁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他说：“我已经参拜了20年以上。”

回想小泉执政第一年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形，现在的日本政坛越来越让其他东亚国家的民众难以理解。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说，“之所以会产生怪人首相，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怪人社会。”以前，中曾根也以首相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但被亚洲邻国臭骂后，就没敢再顶风作案。

日本社会“焦虑”起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陈子雷博士认为，日本现在的社会呈现出一种整体的“焦虑”情绪，可以说，日本正处于新老交替的时代。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作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栋梁的老一代人逐渐地被战后出生的新一代人所取代。

2004年10月，创造了“安全神话”的日本新干线发生出轨事故，成为日本新干线40年来首次发生出轨事故。虽然事故原因和新滹县发生强烈地震有关，但事后专家分析，事故原因也包括超速。另外，在尼崎最近发生的因列车脱轨而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事故的惨剧中，被认为是主要肇事人的驾驶员刚满21岁。

“此外，近年来人们经常发现新干线和高架桥有水泥剥落的现象，但奇怪的是这些情况都出现在新的线路上，而不是出现在旧的线路上。这从一方面证明了新的日本人已经和以前的日本人不一样了。”陈子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老龄化与少子化产生的社会压力和对未来的茫然感是产生这种“急躁”氛围的主要因素。这次小泉首相的重新组阁迎合了时代特色，新设了男女共同参与及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由在日本人气颇旺的“民间大使”猪口邦子担当。猪口被认为是小泉准备力荐接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人选。

2004年日本妇女的生育率仅为1：1．29，创下历史最低。日本政府表示，在明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将把解决少于化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而在政府积极促生的同时，却出现了“NEET”一族。NEET(即Not in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缩写)，专指既没有在上学或工作，也没有在接受任何职业培训的人。

根据日本劳动政策研究所的调查，2004年，日本15至34岁NEET人数达到75万，这一数字是10年前的10倍。

《超少子化——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危机》一书作者铃木理惠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少子化其实是对社会一种无言的抗议。

这种情绪产生的大背景，是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

“在经过了持续十多年的不景气和低迷以后，与老一代被惆怅与失落所困扰的心态相比，在年轻人当中产生的却是焦虑和不满。这一切，都促使他们在心理上寻求摆脱。而这两种心态的共同点都在于打破日本传统的常规，急于短时间内改变一成不变的现状。现在，日本国民希望小泉这个‘不守常规’的人来实现他们的梦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社会需要产生向心力，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给他们希望。”陈子雷说，所以小泉被选上了首相的位子，而且稳定了很长时间。“今天，日本政坛的右倾趋势再次印证了这样的需要。”

陈子雷说：“由于国内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小泉就想到把‘自卫队’改名为‘自卫军’，提出‘周边有事’，来引人注目。出于维护自己地位的需求，这样的日本政治也是急躁的，没有考虑太多长远利益。”

“日本主义”回归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毛里和子教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如果把日本人大致分成两种，那么一种是更具全球化意识的人，一种是仍在生活和思想上继承传统的‘日本主义’的人。现在，日本主义的人不管在政界还是商界的中坚力量中正越来越多。”

小泉就是“日本主义”的典型。日本民众常常指责他“老土”：他对歌舞伎、歌剧和历史文学有较深造诣，休息时多躲在家里看书听古典音乐。他去参拜靖国神社，还是受父亲影响，对二战中“神风特攻队”的感情非比寻常。

他曾在国会上说：“遇事不顺时，我就对自己说，‘体会一下特攻队员的那种心情吧’。”小泉多次说他常在深夜被特攻队的故事所感动。

“到了今天，日本的中坚力量大多属于曾经反省战争那一代人的第三代。他们对战争没有深切体会，不太愿意背起以前的包袱。”毛里说。

“学校里，1945年以后的历史比较详细。二战的历史，除了专家外，就是一些为了考试的人去学习的。”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汉语的日本人田中达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一边是对历史的淡漠，一边是“日本主义”的回归。这让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很容易就联想到日本尊崇强势、欺凌弱势的过去，对于日本和东亚的未来而言，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目前，日本与美国的军事盟友关系进一步加强。10月27日，日美达成协议，美国将首次在日本部署核动力航空母舰。新部署的核动力航母将于2008年进驻横须贺基地，取代即将退役的“小鹰”号常规动力航母。

而对于中国，东海油气之争中，日本政府强词夺理的态度不说，日本记者还爬上自卫队的直升机，指着中国的钻井平台，制作了颇具挑衅意味的电视新闻。

一名旅居日本多年的中国人西玉水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美国核动力航母入驻，日本电视上每天煽动中国威胁，仿佛就要打起仗来。”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前两章总结 篇4

台灣因其天然資源與地理位置，在重商主義時代與19世紀末的帝國主義時代被各國爭奪，兩次都與日本有關。台灣政權變更: 荷蘭：1624~1662

鄭成功：統治23年清朝：1683（康熙22年）~二百一十二年 1840.中英天津條約開部分港口為商埠日本：1985（明治28）中日甲午台灣及澎湖

一．重商主義時代 16、17世紀，西歐各國因國家統一就緒，資本逐漸發達而成商業資本形態而進行殖民活動。當時台灣為荷蘭所殖民。他們一貿易的利益為目的，同時為鼓勵生產大力拓展農業，致使人口增加、生糖貿易大為發展。

日本早在戰國時代末葉。倭寇即以武力佔領台灣多地，荷蘭統治台灣時亦不服從。在德川幕府鎖國后才與台灣斷絕。（日本由於西葡的到來以及豐臣、德川統一的餘威積極發展海外勢力，外形上走重商主義道路。因其資本軍備實力難抗外國而鎖國。）

二．帝國主義時代

19世紀後半，英美德法都與台灣有接觸，都在在排斥日本的永久佔領。同一時期，日臺都承受歐美列強的壓迫，導致台灣有劉銘傳改革行政與軍備，日本明治維新。

中日甲午戰爭時，日本雖已有近代經濟機構的形態，但金本位制度尚未實行，資本不充足，本國利息高使資本不易在殖民地投資，靠政府計劃于保護獎勵才推行殖民主義發展。由於日本當時的經濟實力未達到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階段，清日戰爭是國民主義戰爭還是帝國主義戰爭難以說清。只是在歐美李強帝國主義掠取領土的漩渦中，日本占有台灣，才使這種占有又累帝國主義的色彩。日本雖尚未具備帝國主義實質，卻已有其形態意識。因甲午戰爭獲取台灣，不能單純視為國民戰爭。應為非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嘗試。

第二章台灣的資本主義化

德國不掠奪台灣理由：缺少良港、人口稠密、內有“蠻族”，不宜殖民；面積大，對法國不易防禦。李鴻章在馬關條約讓日本放棄台灣的理由：匪亂難清，吸食鴉片之習難除，氣候惡劣，生番（原住民）獵取人頭。

但日本卻在十年統治間改善台灣各方面。經濟上，靠1904年幣制改革，1905年土地調查，1908年縱貫鐵路，基隆、高雄筑港成功使台灣經濟急劇發展，資本主義化進展迅速。日本資本驟增，台灣資本主義發達，兩者相互促進。以下論述主題：

① 台灣資本主義化基礎事業（土地調查、度量衡、幣制改革）② 日本資本在台灣的建立與壟斷 ③ 台灣財政與資本主義化的關係

④ 資本主義發展而產生的殖民者對原住者的階級分立 ⑤ 台灣在日本帝國主義內的地位

第一節 土地問題

一．日治以前的土地問題

因被殖民原因，台灣土地問題特征:①隱田特多②土地所有關係的封建性質③與原住民的特殊關係。① 隱田

沒有負擔納稅義務的土地稱為隱田。清政府默許其存在，以獎勵開墾、招來移民。② 清代時期，台灣土地的封建性：

開墾權力者（大租戶，通常是有力豪族）把土地貸給實際開墾經營者(小租戶)，經營者轉貸給佃農。從下而上交租，分別是為小租，大租。大租戶再給政府地租。弱大租戶為原住民，則須負擔”番租”。

租權不等於所有權。大租權與小租權均可單獨轉讓，大租戶小租戶互不相識，土地權力關係混亂。

③ 與原住民關係

移民者頻以譎詐暴力“霸耕侵占”，促使原住民對外來者兇暴。清政府劃番人地區，劃界遷民。后因霸耕侵占嚴重，政府接觸禁入番地命令，開拓台灣全土。

二．土地調查

清代劉銘傳是台灣資本主義開拓先驅。他最早實行土地丈量，整理隱田，減四留六法（以小租戶為業主，大租減少百分之四十。大租戶解除納稅義務，收入為原來的百分之六十）。因其目的為增加稅收，有調查苛酷，遭人民反抗，半途辭職。日治時，兒玉、後藤長官調查人籍（戶口調查）、地籍。承認大租權，1903年后不得新設，對大租權者發放公債作補償，取消其權利。確定小租戶為業主，強制乙登記轉移權利。

利處：明白地理地形，治安便利；整理隱田；增加財政收入；因確定權力關係，保障了交易安全。

三．林業調查與林野整理

自1910年起，每5年調查林野一次。林野分為官有與民有。對於利用官林經濟利用的“緣故”關係者，不承認業主權，但保障其利益。因原規定“無主地國有”欠明了，進行現場勘測。

為消除“緣故關係”，1925年完成官林整理（分為要保存于不保存林野，不保存的要處分調查，出售“預約開墾土地”）。

“緣故地”歸民有，保障私有財產，有道資本家想林野發展，這就是林野的資本主義化。

四．森林計劃事業

未解決林野調查剩餘地域無法滿足產業經濟發展，實施“番界林野”調查，藉以開拓國家和民間資本的發展途徑。

五．土地之原始的資本累積

土地及林野的調查使主權確實的原住民土地轉到資本家的手中。但資本的原始積累，還是依靠政府的強權保護：①對耕地所有權私法轉移的官方協助（警察的權利誘惑或強迫出售）。②官有林野的確定與撥付（之前缺乏證據歸於官有的林野現給民營，這是對資本家取得土地的強力支援）。作者評價：台灣不像其他國家的殖民地，并無極端對於原住民魔獸土地或共有地的強制分割。政府對於土地林野的設施，計劃周到，考慮慎重，相當文明。

六．土地的分配

①土地所有及經營的集中情況相當顯著。②耕地百分之十五屬於日本人，特別是日資本家。林野更甚。

土地的壟斷控制及日本資本家朝此方向的發展是台灣土地問題發展的結果，也是今後的傾向，也是殖民政策的意義。

第二節 度量衡及貨幣制度

統一的度量衡和貨幣制度與日本的在同一經濟領域內。

1.度量衡：禁止舊的。度量衡器的修理、製作、批發都貴官營。這是“日本資本主義化”的準備過程。

2.貨幣制度：延用其本國于1897年公佈的貨幣法，施行金本位制。確定金銀比價后，以一圓銀幣為法幣。因金銀比浮動，弊端很多，1904年台灣銀行發行金銀兌換券，禁止圓銀。1911年施行貨幣法，與日本貨幣制度完全同軌。

第三節 資本家的企業 一．外國資本的驅逐

日本占有台灣，使原來面向大陸、香港的貿易轉向日本，商權移歸日本資本家掌握。

甲午戰爭前後，砂糖貿易幾位外國商人壟斷。日本三井物產與1989年設支店，用產地交貨等手段迫使一位恃買辦制度的外商退出台灣。1910~11年，外國人及台灣人的糖商完全沒落。1912年，糖業外國資本全被驅逐。

茶業為洋行壟斷，三井物產1907年介入，只剩三英商一美商，后也被驅逐。樟腦、鴉片、米也逐漸為日本壟斷。

1907年後，貿易及海運，商權都歸於日本資本家。

原因：①較外商有強大資本。②設企業而成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結合。③日本資本在臺成立銀行資本。④實施專賣制度（樟腦、鴉片等）⑤國家直接、差別性保護日本資本。⑥關稅制度與日本國統一。

二．資本形態的發展 最初形態是商業資本，且為外國貿易資本。這種接觸未能達到社會內部生產關係的資本主義化。日本的治安、土地林野調查、統一度量衡、貨幣制度、設立企業等，使單純的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發展。

糖業及其他資本家的企業化，以及政府的輔助，以及連帶興起的電力等企業，引起了全盤的資本家企業化。

台灣資本家企業急劇發達的原因在於日本資本與日本政府的力量。戰爭累積的資本，是台灣急劇資本主義化，這是根本原因。政府的援助：①治安、土地調查„„②國家資本的活絡，例如鐵路、筑港等。③直接援助④人事援助⑤設立企業的勸導

三．壟斷的成立

在台灣成立并發達的資本家企業又急劇的壟斷化，這也是日本國內資本壟斷的運動及反映，在溫室保護下進行。

壟斷是由資本的累積與集中而成的。因工廠或事業的增設或合併需要巨額資金，因此資金雄厚的會社最能實行企業集中。

概括：①台灣代表性產業及糖業，為三井、三菱、藤山、鈴木等大資本家壟斷。②這些大資本家的壟斷，不僅限於糖業，而且設計台灣整個產業。③這些大資本家不僅限於台灣，且為日本全國的壟斷實力。及這是日本帝國壟斷的一環節。台灣資本家的壟斷靠政府權力與政策所開創的情形顯著：①例如台灣銀行等使一開特別法創立的；②林業及鐵路為官營壟斷。專賣制度不但促成官營的企業壟斷，還同為指定委託的方式給民間資本家壟斷地位。③台灣青果株式會社等受總督府特別監督。

四．向外發展

日本資本促使台灣資本主義化，同時又達到壟斷階段，再以台灣為基礎推行事業至台灣以外的地區。製糖會社和台灣銀行是明顯的例子。

1.貿易的推進：①日本台灣間匯兌的調節與改善。②台灣與華南、南洋間的航路由於總督府政策得以聯絡。③台灣與外國間的貿易援助。

2.在中國及南洋的投資：台灣銀行參加對華共同投資總額為一億八千二百多日元。開設一般銀行業務，對福建開放貸款。但台灣銀行過於帝國主義，不專就損益打算，而以伸張國運、發揚國威自認，因貸款給鈴木巨額資金而虧損幾進倒閉。

第四節財政與資本主義化

甲午戰爭后，台灣財政依賴日本國庫。日本在財政上負擔巨大。1.台灣財政獨立奠基：兒玉、後藤的台灣財政獨立計劃 兒玉、後藤政治為了台灣財政獨立，1899年提出預算要求、財政計劃：擬逐年減少輔助，對於生產資金發行公債計劃。內容主要為土地調查、專賣、事業公債及地方稅。1896~1909，因計劃的順利推進、日俄戰爭，台灣財政提前獨立。這是日本殖民政策上的成功。2.台灣財政獨立發展：產業資本的振興，財政促進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等相互影響

① 土地調查，提高土地稅率，增加土地稅收入。整理大租權而發行公債，令銀行收購或給銀行的金融組合提供方便，促使豪族封建土地財產資本化。

② 鐵路、筑港、水利、酒專賣制度等為近代產業發展的基礎準備事業，身為資本主義大企業，又由銀行國庫承貸，相互促進。

③ 專賣鴉片、食鹽、樟腦、煙草、酒。前資本主義社會財源只有土地，所以殖民地的通例就是依靠專賣制度。

④ 1898年實施地方稅制。目的是輔助特別會計，以利台灣經營。分兩部分：征收特別會計未增收物件（增加地租附加稅及所得附加稅）；總督府特別會計輔助款。地方稅則由總督府自由裁量。地方稅會計制度被利用為總督府專制政治的武器，對台灣財政的獨立（廢止一般會計的輔助款）及殖民政策的實行有很大貢獻。⑤ 製糖業發達，砂糖消費稅大為增加。黃金時代（明治40年代）：

1905年財政獨立，到1916年為止，公債籌募已經停止，改以台灣銀行短期貸款。足見台灣歲入的充裕。然而總督府大肆勸誘資本家的投資還繼續支出巨額經費推行大事業，引來批評。

財政運用欠妥卻對資本家企業的興盛大有貢獻：撥付糖業輔助款、官營很多土木建築工程、官營電器業及阿里山林業、林野調查及五年理番事業（討伐居住高山的生番）。1908~1911，日本經濟界在日俄戰爭中不景氣，台灣卻異常盛況，提供投資及商品輸入的好市場。但1911年~1912年，台灣歲入遭受風災水災而受影響。

總之，台灣歲入的豐富與地方財政制度的運用相應，而促進資本家企業的急速博興之處甚大。

⑥ 為了財政獨立，台灣住民財政負擔沉重。財政獨立採取的方法是強制執行，如放在日本則會遭到反對。財政的負擔度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影響如下：

由於強制納稅，貨幣經濟普及，尤其是日本通貨；減低台灣資本及競爭力，日本資本家容易發展；台灣一般人民無產化。

⑦ 專賣上以間接稅為主，尤其是專賣收入，因屬最隱蔽的財政負擔，而被視為主要財源。間接稅和專賣收入主要是一般民眾的負擔。這種財政制度的結果：保護資本家、庶民無產者化。這對資本主義化有貢獻。

⑧ 將台灣特別會計的財源轉入一般會計。表示台灣財政的獨立。

第五節階級的關係

台灣資本主義的問題不外乎人口的資本主義階級化問題，這順應兩種情形進行： 1.前資本主義社會轉入資本主義社會中台灣人內部階級關係的分解與變質。2.隨著資本主義化的日本人的殖民而來的資本主義階級關係的移植。

在台灣，階級對立與民族對立相競爭而又交錯，表示資本主義化不是內部發展需要，而是日本殖民的外在需要而產生的。以下依循殖民者與原住民的對立，考察各階級的構成： 1.資本家階級包括日本人與台灣人。

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其中“不在資本家”（即不住在台灣的日本人）占大多數。這對台灣經濟有不良影響：①對土地或企業的改良冷淡。②財富流出台灣。

台灣資本家：透過大租權公債或被政府勸告或受資本家企業刺激，由土地財產家轉變為資本家。屈服日本的資本家：有趨附與專賣制度的心新資本家，但大多是提供資本給日本人的貸款資本家。也有不屈服的資本家：遭到一些阻止干預與打擊。顯示資本家的競爭源於民族的差異。

2.農民：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百分之五十八，由封建的關係轉為資本主義的土地關係，淪落為農業勞工。在台農民大多是台灣人。1909年前後，移植日本農民計劃徹底失敗。東部有台灣人、日本人、原住民，產業中心的西部全是台灣人。3.漁民：日本移民居多 4.礦夫：幾乎全是台灣人

5.工業勞工：台灣人占大多數，還有日本人與大陸人。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化推進，技術的熟練，所需勞工減少，且日本勞工工資高出一倍，所以勞工階級為台灣人所佔。資本主義的發展，其本身內部矛盾導致農民與勞工結合的運動。6.中產階級

台灣農民組合中的有力成員，兼地主者，以中小資本家的企業者身份構成一有力階級。在中小地主及工商業方面，台灣人有壓迫日本的情況。這些台灣人是民族運動的中堅。7.大資本家企業的會社員階級被日本人壟斷。8.官吏及公務員被日本人獨佔。

9.自由職業（律師、醫生……）均以日本人居多，但台灣的醫師也不少。

總結：台灣資本主義化是導引住民的階級關係由封建的前資本主義變為近代的資本主義。大體上，官吏公務員、資本家及傭人（會社員、銀行員）多有日本人獨佔；農民勞工階級大部分是台灣人；中產工商階級，日本人與台灣人互相競爭；自由職業，兩者並立，台灣人亦形成一堅強力量。

日本人與台灣人的民族對立，同時也是政治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與資本家對農民勞工的階級對立相一致、相競爭。

第六節台灣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地位

殖民地對本國的經濟價值：由本國輸出資本、商品、掠取原料、移民。還需考慮殖民地對本國的資本以及勞力的供給。因此，台灣對日本的經濟價值問題就兩者的資本、商品、人口移動來考察。

一．資本的移動（投資及吸資）

1.日本領有台灣之初，台灣的貿易是商業資本對非資本主義社會剝削的一種典型。交通通訊不完備，地方物價相差大，物價有商人任意決定。資本家活動以商業資本為中心，但預借生產者資金，并收取預借款利息，所以也包含了產業資本和放貸資本活動。是的商業資本的利潤更具剝削性。

2.日本劇台以後，台灣進行了資本主義化，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得以各自成為獨立的企業而分化展開。就這三種資本形態，考察日本資本對於台灣的投資（輸出問題）。

先是放貸資本的運動，以利息為目的。由於日本人來台，使得台灣的利息發生兩種差別，即日本人與台灣人間各異的利率。日本人之間的利率高於台灣人之間的。台灣資本主義化的進行使利率逐漸降低，且兩者利率幾近一致（大概與1917~1918）再者，郵政出金利率也僅比日本高一點，已無大差異。之前是比日本高，后逐漸降低。

其對資本移動的影響：①起初利貸資本的台灣投資比較憂慮，影響全國利率提高。后來資本由台灣流向日本。②由於利率下降，企業家更有利，促進產業資本的投資。3.台灣具有資本輸出地的價值（良好的投資環境）：氣候好，土地豐饒，生產力大；住民勤勉，工資低；資本家壟斷大；政府的保護。4.推算日本對對台灣的投資額不容易。台灣工廠與朝鮮相較，資本家企業化程度高些。5.台灣也是日本的吸資地。郵政儲金具有資金集中的作用。銀行關係上，在台灣吸收存款，在日本及國外放貸，由此可見台灣銀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銀行。

二．商品的移動（貿易）

1.過去貿易是對中國、香港，日本領有后，對大陸減少，對美國激增，近來對中國急劇增加，但在大勢上輸入仍以日本商品佔據壟斷地位，輸出以日本市場居壟斷地位。台灣貿易轉向日本，影響最大的是關稅制度：

① 日本及台灣商品，在相互市場上對外國商品受到輸入稅保護 ② 有輸出稅無出港稅的台灣商品被日本市場吸收。

③ 片面條約國的中國輸入的商品不沾優惠而大受打擊。後來廢止了輸出稅與入港稅，台日實施相同關稅稅率。台日貿易切斷了台灣與中國的紐帶，使之與誒本相結合。

2.資本主義的日本促使台灣自給的生產商品化，進而發展資本家企業，藉以促進資本家的商品生產化。獎勵各種耕種，原來只有砂糖，後來又香蕉、米等。到1925年出口的增加大過生產的增加，輸向日本的大過輸向外國的。表明台灣的生產依賴日本市場。

台灣生產的米先出售日本，再買外米維持消費量。不能以出口增加斷定住民富裕的增進。

3.殖民地是本國工業商品的市場，是本國糧食及原料的供給者，這是殖民地的價值所在。台灣對於日本提供工業生產品和農業生產物的交換市場，同時逐漸自行取得工業生產地的地位。

4.日本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十七是與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其中台灣占了三分之一。日本輸入台灣的商品（米、棉織品、絲織品等）比對外國輸出的要多。台灣對外貿易少數入超，但對日本是巨額出超。

三．人口的移動（移民）

1.日本人口移民歲國家及資本的活動而進行。本國官吏、資本家及其從屬、勞工、警察、漁民等移民。中心是農業移民。

到1909年開始官營移民事業。趁林野調查，闢官營移民收容地。但1917年該事業宣告停頓，未能達到預期成績。台灣東部的私營移民事業開始是在花蓮港廳，屢次失敗，失敗程度在官營移民之上。

日本農民移植事業主要都有糖業資本企劃，以栽培甘蔗為目的，這是根本原因。因為以此為主業，農民生計講授製糖會社成本考量所控制。

總督府獎勵種植稻米，1923年后，稍有起色，農民有定居趨勢。

移民計劃缺點：一甘蔗種植為中心，形式上雖是建設自耕農移民村，實質是則為造成製糖會社所屬的原料耕作者。2.日本農民移植政策的意義與效果：

① 因台灣人民族的自覺自營之念，資本家開始扶植日本人的民族勢力，消極防止台灣人民族自立，設立日本人農村做示範，採取兩民族共存主義，以彌補資本主義政策多衍生的母國人不在主義的缺陷。在東部已經建立日本的民族移住地。② 使日本人移植台灣成為“帝國南方發展的先驅”。

③ 台灣人口的增加，就日本過剩人口的移住地來說，現實價值不大。④ 對日本居住者的人數在國防上和同化（同化原住民）上無多大期待。⑤ 由於在西部有嫻與種植甘蔗的台灣農民，移民完全失敗且無存在必要。

3.由殖民地至本國的勞工移民，與廉價的食品進口一樣，是減少本國可變資本的價值量，引誘提高平均利潤的作用。

四．財政的價值

匪亂不決，軍事支出大，有出售台灣之說。1897年設置台灣特別會計制度：軍事費本國承擔（一般會計），圖謀特別會計獨立，成績顯著。之後台灣輸入稅與砂糖消費稅收入劃歸一般會計。劃分后，台灣對日本才算有財政貢獻。

台灣對於一般會計並無財政的貢獻，但至少已近于財政獨立的實現。台灣的產業開發可以增加日本的資本所獲的利益，并提高其利潤。台灣對日本的財政經濟而言是最有價值的殖民地。在軍事上，日本不招台灣人及原住民。文化價值上，促進日本文化的發展。

五．殖民地借貸關係

日本帝国主义 篇5

关键词：电影,新现实主义,日本,电影流派,电影大师

一、战后日本电影流派背景

(一) 青春电影

战后从萧条到勃兴的日本电影中,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流派的发展。首先是极具日本特色的青春派电影, 也就是所谓“太阳族电影”。在中日混血的日籍女作家茂吕美耶说:相对于中国, 日本更具备母系、女系传统的遗留和传统。在古代孩子被作为一个家族或者村落的财产受到真爱, 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现代日本。对孩子的溺爱和放纵使得日本儿童在入学和成人这两个拐点上, 面临了没有任何转折和缓和过程的突变: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 转变到面对日本社会巨大压力的成年人。这使得日本的 (残酷) 青春文学和电影尤其兴盛。

在这一传统下, 在战后的独特背景中, 日本“太阳族电影”便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类型。

(二) 讽刺电影

战后的一段时期内, 市川昆、涩谷实, 尤其是木下惠介对讽刺电影流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的讽刺电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喜剧电影, 而是极具日本文化特色, 又极具当时的时代色彩的一类电影。

拿为中国电影迷或观众较熟悉的木下惠介的《大曾根家的早晨》为例。影片不露声色地记录了一个日本中产阶级家的早晨。题材关乎反战和对日本女性的赞美, 情节又完全来自于日常生活, 木下惠介的冷静镜头极大地体现了日本文化传统中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叙事节奏中进行讽刺的“本领”。讽刺被很好地嫁接在了情节发展之中, 自然而深刻地反映出主题。而与被讽刺对象并列的女主人公和她的女儿们, 却以坚韧的日本传统女性特质, 将作者本身的主题锋芒融化。让本片的讽刺与写实, 在独特的“日本美”中展露出与他国电影不同的特质。

(三) 反战电影

日本战后的反战电影于1950年首次出现, 部分由于美国的战争片在日本首次放映的结果, 部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日本普遍的无论如何要置身事外的愿望, 表现了日本主流意识对于战争已不再感兴趣。

关川秀雄的影片《倾听大海的咆哮》, 作为首部反战影片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反美电影。借由反战的主题, 表达了日本人对当时的美国占领的不满。反战电影的另一代表是新藤兼人。他的《原子弹灾难下的孤儿》以苦难的笔触深刻揭露了战争的罪恶, 甚至是一个“道义”上占据优势的国际对“有罪之国”的生命的摧残。站在日本和日本的生命的立场上对战争进行的控诉揭开了让日本人真正接纳反战电影的序幕。

(四) 庶民剧

战后的日本电影的另一个主要类型就是庶民剧。就像中国电影有家庭伦理化电影一样, 日本也有着它们特殊的电影名字——庶民剧, 一种关心低下阶层的电影。通过对社会氛围、艰苦的物质条件和现实责任的细腻描绘, 来展现当时的社会情境, 体现导演的电影意图, 进行或贬或褒的现实时评的电影。

情节淡化, 剧情散漫发展, 类似编年体的叙事风格是日本庶民剧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 属于庶民剧的电影, 整部影片摒弃复杂的故事讲述方式, 只包括事件的简单记录, 采用一种类似“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 来塑造人物形象和表达主题。而这已成为当今日本电影确立的主要风格之一。在庶民剧领域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师, 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五所平之助和成濑巳喜男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日本新现实主义电影大师

(一) 成濑巳喜男

成濑是“严格近于苛刻的现实主义”艺术家, 而他最优秀的作品也几乎是围绕现实来进行的。他借鉴了情节剧的手法, 对物质和金钱实际问题的关注, 结构上的技巧平衡都是他的特点。唐纳德·里奇评价成濑的电影有“教规般或圣条般”严谨的结构。表面上看似无关系的场景总隐隐地严丝合缝地置于链条之中, 透过这些, 叙事被精巧地建构起来。

成濑的写实主义手法并不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那样有着揭露和批判的力量, 反而是一种缺失安全感的无尽的悲观主义, 那种无来由的悲哀非常类似于茂瑙 (F.W.Murnau) 的荒诞表现主义。在成濑的作品中, 身体的旅程往往意味着情感的旅程, 但在早期的作品中, 结局虽然有妥协但至少是向上而平稳的。在成濑的后期作品中, 旅程的结果往往是绝望而终结的。在《浮云》和《意乱情迷》两部电影的结尾中, 遭到拒绝的爱情最终都走向了死亡。这种虐心的绝望感是在沟口和小津的影片中都不曾见到和触及的。

(二) 黑泽明

在电影中, 黑泽明的作品将日本传统和西方传统的两种文化混合, 来展现日本的现代文化。用岩崎超的话来说:“黑泽明这一代人经历了20年代和30年代这个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和国粹主义艺术论相继流行的时代, 体会到这两种艺术论不是彼此孤立无缘的, 肯定是同样的重要”。同时, 黑泽明也并不将东、西方两种文化视为两个极端, 或使之对立起来, 他说:“西方和日本在我的思想中自然地并肩生活着的, 毫无冲突之意”。影片《罗生门》在西方获得成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这便使得黑泽明明显地超越于所有的日本导演, 为现代日本电影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确立了他在日本电影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特殊地位。

黑泽明在《罗生门》一片中, 明显地展示了他的主题兴趣和独特的电影观念。这部影片的名气在于, 黑泽明完全运用纯电影化的手法揭示了真理的相对性和主观性。而每一个人物见证的相对真实性又都必须由观众来作出判断。在《罗生门》丰富的电影语言与技法的运用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移动摄影的表现。樵夫进入森林的经典段落, 这是由16个运动镜头组成。摄影机的移动;被摄物体的移动;自然光线投射在移动物体上变化;以及人物在运动中不时出现的太远景、特写、中景等一系列视觉角度, 在剪辑上形成的内在运动的效果, 等等, 使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这里实际上不只摄影机运动起来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 而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于电影时空观念的理解和认识。

(三) 沟口键二

田中娟代曾说:“沟口健二历来采用一个场面一个镜头到底的拍摄方法。在拍摄《爱怨峡》时更厉害了, 一个镜头拍1000英尺胶片的情况常有”。沟口往往在开机前反复地进行排演, 而在开机后对准镜头一气呵成。这便形成了他不同于别人的独特风格。他与欧洲长镜头的表现力有很大的不同, 沟口的长镜头在联结画面时, 总是和人物同距离、同速度的横向或纵向移动, 绝不会让特写镜头出现。其次, 就长镜头的观念而言, 巴赞的理论强调的是:长镜头严守叙事空间的统一;而沟口的长镜头却往往产生了空间形式的变化。沟口的影片之所以打动西方, 关键在于对待长镜头形式的不同观念的体现, 沟口的长镜头是一种内在流动的美学观念在电影中的再现。

沟口的另一个特点, 是他的“全景镜头”的观念。日本人把它称之为“全景主义”。这一镜头的运用同他的“长镜头”观念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是形成日本电影民族风格的标志之一。沟口的《雨月物语》的片头段落, 就是从自然风景的绘画开始, 然后化入影片的自然景物之中, 逐渐地展开他的叙事。

(四) 小津安二郎

小津安二郎发展了具有民族审美形态的个人风格。比如:日本家庭情节剧的表现;适合与日本建筑空间和审美心理的较低的视角运用;以及拒绝默片“淡入淡出”等一系列剪辑手法, 而完全利用一把剪刀乾净利索的“切”等等, 都已成为他的鲜明的特征。

小津安二郎的作品, 通常是以现代日本家庭生活作为题材, 描写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爱和夫妻之间的摩擦与和解等等。呈现在表面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情味。日本将禅宗思想作为民族的精神核心, 强调这其中所具有的“静” (形) 和“定” (神) 。在观看小律的影片时也同样具有这种安静、平和的体验。小津的影片没有过激的情感冲突, 大都是通过微妙的表情和语言, 通过精心安排的富有含义和舒缓的情节表达出来。小津后期的电影里, 镜头的移动已经非常罕见了。常态是一个固定机位连续拍摄, 角色离开镜头后, 切到下一个固定机位。强调遵循民族文化、心理的处理方式, 在画面构图的视觉形式上形成了极富民族性的特征。

在小津安二郎的影片中, 还有许多具有民族特征的形式表现, 比如:以既符合日本建筑的空间, 又体现出对于人的尊重的稍稍仰起的视角;以稳定的幽雅、达观的画面构图;以摄影机处于一个聚精会神的倾听者位置拍摄的人物讲话的正面处理;以场景转换时展示叙事空间的过渡镜头;以富有连贯性和视觉节奏感的切换, 等等。小津始终一贯的形式处理, 形成了自己适合于民族审美要求的个人风格。

三、结语

对于二战后日本电影流派的梳理有利于把握在1945-1967年间, 日本新现实主义电影大师们的创作活动背景。他们在这时期内的电影作品使得日本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特征更加明晰和确定, 并逐一登上了世界电影的大舞台。大师们意图在电影“变革”的维度中, 重新找到战后日本电影的位置和发展的契机, 为随之而来的新浪潮电影运动夯实了基础, 也为日本电影的发展探出了一条道路。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里奇著:日本电影:艺术与工业[M], 吉林出版社.2007年第1版

[2]俞天任:冰眼看日本[M], 语文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

[3][日]岩崎昶著、锺理译:日本电影史[M],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4][日]小笠原隆夫著、苗棣、刘凤梅、周月亮译:日本战后电影史[M],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日本帝国主义 篇6

1 文化帝国主义概述

1 . 1 文化帝国主义含义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主要话题之一,是西方发达国家力图称霸全球的一种文化侵略手段。因此,有的学者将文化帝国主义定义为:“在全球化中掌握经济控制权、技术控制权和语言优势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支配和同化。”文化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文化,而是试图通过文化输出手段、通过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来获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霸权,从而达到统治全球的目的。这种手段的力量是极其可怕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它不仅会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产业,给民族文化认同造成威胁,危及国家文化的安全,同时还会侵蚀和削弱国家主权。因此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在必行。

1 . 2 奥林匹克文化帝国主义

所谓奥林匹克文化帝国主义我们是否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奥林匹克文化帝国试图通过奥林匹克文化的力量将自己的文化输入到全球各个国家中,已达到影响和控制全球的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西方国家控制着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运行,奥委会的组成成员也都以西方人为主,用于参赛的体育项目的标准也主要由西方国家来制定,因此,它表面上看似一场全球性的体育竞赛,但究其本质无非是一场以展现西方文化个性为主要目的体育盛会。这是一种文化的霸权的简介体现。

2 文化帝国主义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

2 . 1 对奥林匹克活动内容体系的影响

首先,影响表现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单一化上。奥林匹克运动丰富的思想内容造就了它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体系。在奥林匹克运动的众多活动中,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奥林匹克文化节、奥林匹克青年营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中奥林匹克文化节是充分展示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奥林匹克青年营,它是把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集聚一堂,相互交流和学习奥林匹克思想和精神,从而对奥林匹克思想有更为深刻透彻的理解。这些丰富的活动内容充分的说明了奥林匹克运动应该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一项具有国际性、普遍性和多样性的体育运动盛会,然而由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奥林匹克文化的多样性并没有得到实现,相反的却是使奥林匹克运动的实质更加趋于单一化,单从历届奥运会的竞赛项目上就可以看出,除了经过西方体育文化洗礼过的跆拳道和柔道来自于东方国家外,其他绝大多数的比赛项目都源自西方,而且非西方国家的比赛项目要想进入奥运会就必须得符合西方人所制定的标准,这样一来,使得奥林匹克文化的西方化越来越明显。我们自己的体育文化经过不断的改革,也早被潜移默化的“西方化”了,长此以往,奥林匹克文化的单一化也就会成为一种必然,强势的西方文化也就由此具有了帝国主义性质。

另外,还表现在奥林匹克运动的排他性上。10多年来,武术始终没有进入奥运会的大门,借口无非就是它不符合进入奥运会的标准,还有就是受限于奥运会所谓的“瘦身”计划的实施,然而这些“标准”和“计划”背后的策划者,都是看不得别人强大的西方强势国家。另外,有中国“国球”之称的比赛项目乒乓球,也正是因为国乒为中国赢得了太多的荣誉,而遭到了西方人的觊觎,使得这项运动也开始面临着萎缩的危机。因此,国人不得不朝着西方的标准不断地对乒乓球进行改革,努力保住乒乓球在奥运会中的位置。

2 . 2 对奥林匹克运动组织体系的影响

文化帝国主义对奥林匹克运动组织体系的影响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国际奥委会人员组成上。国家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构成了奥林匹克运动组织体系的三大支柱,其中国际奥委会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它领导着奥林匹克运动,并在对奥林匹克运动相关问题的解决上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从历届国际奥委会的组成成员上来看,国际奥委会委员都以西方人为主,西方人在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当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同时,历届国家奥委会主席也都属于西方人士;国际奥委会的正式语言为英语和法语。这些都有效地说明了奥林匹运动会始终在西方人的掌控之中,他们始终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并且决定着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一切问题,这种绝对的主导地位导致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附有了帝国主义性质,使奥林匹克文化出现了“同质化”,奥林匹克运动普遍性和多样性的要求也没能够得到较好的满足。

2 . 3 对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体系的影响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相互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容是:“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举办的主要侧重点就在“和平”、“友谊”、“公平”、“进步”这几个词上。然而受到文化帝国主义对其的影响,导致了奥林匹克文化霸权的出现,使得奥林匹克运动表面上是通过一些正当的手段和标准将各个国家的体育文化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但实质上,这也只是西方强势文化为争夺霸权制造的一种假象,因为,不符合“标准”的会被淘汰,而符合“标准”的却都是被西化的、丧失原有传统特色的体育文化。世界体育文化也会因此变得单一化、西方化、同质化,一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也将会在体育文化竞争中失去话语权,那么,此刻,奥林匹克精神的中的“和平”、“友谊”、“公平”、“进步”的主旨也便毫无意义可谈了。

3 结论

日本帝国主义 篇7

随着袁世凯帝制逆行的高涨, 全国反袁斗争也更为激烈, 并在云南形成斗争的中心。1915年12月25日, 以蔡锷、唐继尧、李烈均等为首的革命党人宣布“深受国恩, 义不从贼, 今已严拒伪命, 奠定滇黔诸地, 即日宣布独立”, [1]74并成立护国军, 挥师北伐, 光复民国。

在护国战争爆发之初, 袁即对云南起义进行了镇压部署, 且对此役抱有较乐观态度。在他看来, 云南地处边陲, 山高地贫, 人口稀少, 兵力薄弱。更何况西部四川有心腹爱将陈宧、东部广东有高爵利诱之死党龙济光进行牵制, 且云南兵力不过万余, 一旦北洋大军挥师南下, 三方夹击, 不出一月, 蔡唐等即不可支持而败亡。因而在回答外国公使的询问时, 袁世凯竟大出狂言, 云“不出一月, 即可芟平”。[2]果真如此吗?连一般的外国人对此语皆抱怀疑的态度。《字林西报》就云南事件评论说:“指挥滇军者, 悉为曾受军事新学术之武员蔡锷、李烈均、唐继尧辈, 皆知兵之人, 记者料其下级军官当系训练有素。且滇省过山炮、野战炮、来复枪及弹药等储积颇多, 又有兵工厂一所, 闻每日能造来复枪三千枝, 弹二万枚。如此说果确, 而党人又有经营其事之决心, 即滇省之地位, 诚可力战以争独立也。”[2]显然这是从纯军事的角度而言的。事实上, 南方反袁帝制斗争的情况要远比袁氏认识的严重得多。

在蔡锷领兵攻川的同时, 贵州的独立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16年1月27日, 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即兵分两路:一路由王文华率领东征攻湘, 一路由戴戡北取纂江, 援蔡夺川。贵州的独立,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云南孤立无援的状况, 它不但在政治上扩大了护国战争的影响, 而且在军事上也给予云南以有力的支持, 贵州实乃云南东部的天然屏障。正如西人所评的那样:“苟东邻黔省效忠中央, 则政府军队尚易行事, 扼要塞;但若贵州附合云南, 则军事问题更属困难。盖黔省多山岗峦魖, 绵亘占全省十分之七, 交通之难, 无异甘肃。”[2]显然, 战争的演化已远远超出袁氏意料之外, 及至广西也加入到革命队列后, 形势的变化对袁已极为不利。

3月15日, 陈炳焜在南宁宣布广西独立。就此事件西报是这样评论的:“夫操纵南方政局之枢纽, 实为粤省。今桂省独立, 粤省或将蒙受其影响, 而有不利于中央之发展。”“桂省揭独立之旗固极关重大, 而将来事变之进行, 则尤紧于湘粤两省之态度。今湘粤民心已去, 其反对袁氏之情固甚激昂也……目下收拾人心之道, 惟有完全取消帝制。”[3]这一评论颇有见地, 事实也正是如此。四川将军陈宧在广西独立后致陆军总长王士珍的电文中写道:“陆 (指陆荣廷—引者) 既如此, 龙 (指龙济光) 必可虑。”“瞻念大局, 切抱隐忧。”[4]748湖南巡按使沈金鉴在上中央的电报中也惶急曰:“湘危, 则大局益不可收拾。”[4]748果然, 形势的发展使广东、四川、湖南等省先后独立, 袁氏政权已是风雨飘摇。

二

护国战争的爆发, 给日本右翼扩张分子恰似注入了一支兴奋剂。无论是陆军派还是浪人派, 都以为袁氏帝制必然会引起中国内部混乱, 前者主张借机干涉, 迫袁附日;后者主张助革命党人和宗社党人武力倒袁, 借机操纵新政权和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不过在护国战争爆发以前, 虽然两派主张并存, 但实以前者为主, 因为那时的日本还看不到中国国内武力倒袁的现实性。1915年10月中旬, 小幡酉吉还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说“中国无乱像可作干涉之借口”, [5]200可见, 后者的主张虽有一定的市场, 但未能在政府中占有主导地位。内田良平本人也知道此时武力倒袁的不现实性。因此, 10月28日的三国干涉事件显然是迫袁就范和促使中国党人及国内反对派起而反袁以加剧中国政局混乱的目的, 这是日本一石双鸟的计划。12月5日, 陈其美发动的肇和军舰起义在两日内旋即失败, 也再次说明了袁在对革命党人的对垒中仍有一定的优势, 对此事件日本也有着同样的认识:“近来上海事件并未发展到过于严重之程度, 此等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能消除帝国政府之不安。”[6]83此时对日本政府来说, 倒袁并非是最佳的战略选择。但是, 日本政府心有不甘, 于是有第二次的五国质问。其目的正如库朋斯齐所评论说, 使袁认识到帝制“应以日本欲规定之代价换取日本之赞同”。[6]86可护国战争的爆发, 则使日本政府在如何对袁的策略上走了更远的一步。

事实上, 在日本国内, 自袁上台执政以来, 就存在一股反袁势力。早在袁氏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前, 以川岛浪速为首的一派大陆浪人, 曾多次谋图杀袁。[7]289日本政府最初对袁氏执政也颇为不满。1914年欧战爆发后, 以内田良平为首的另一派浪人团体在其向政府提出的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意见书中主张倒袁, 指出:“袁世凯属于喜欢玩弄权术的那一类政客……对日本来说, 不顾中国人民的普遍意见而支持袁世凯, 希望能与他解决中国问题, 当然是一个错误。”[8]8明确提出倒袁的政治主张。以犬养毅等为首的日本国民党势力, 因其在革命理念上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有某种相通之处, 因而也有援孙排袁之意 (其真实目的当然不是帮助中国革命) 。但由于加藤主张以英日同盟为轴, 以袁政权为对手, 内田等人的主张被束之高阁。1915年8月加藤辞职后, 反袁势力大增。10月间, 内田向首相大隈重信提出三条对华主张:一是保持支那现状, 日本总揽其政治指导权。二是割裂满蒙, 促成支那本部之独立, 由我 (日本) 收揽指导权。三是立爱新觉罗之后裔为满蒙王, 置于日本保护之下, 另一方面, 使支那本部自行独立, 其政治指导权亦由日本收揽。[7]393并表明自己最主张实施第二条。不过肇和军舰起义事件的失败也使日本认识到, 采取倒袁的政策显然还不成熟, “迫袁附日”政策更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但随着云南起义的爆发, 增强了此派在外交上的发言权。对周自齐访日一事持明显的反对意见, 公开声言“日本决不重区区之利权”, 以之作为交换帝制的条件, 并以会使“日本之威信忽然坠地, 于协约国劝告之各国亦大失其信用”等语加以反对。[9]随着周自齐访日事件的夭折, 更为重要的是蔡锷在川的胜利进军以及贵州即将义举的迹象, 使日本看到了袁氏倒台已为期不远, “倒袁扶革”的主张亦渐受日本政府的重视。

三

当云南起义的消息传入日本后, 日本朝野各界都极为重视, 日本诸元老亦不能等闲视之, 山县有朋也匆匆与大隈晤面, 商讨对华方略。与此同时, 日本内阁于12月29日特为此事召开临时会议, 所有阁员尽皆出席, 日本的重视程度亦可见一斑。然而, 由于起义刚刚爆发, 中国政局变动将向哪方倾斜, 此时难以明了, 因而做出“无庸变更预定之方针, 惟依革命形势之推移”的决议。[10]这既是元老主张的体现, 也是陆军部对“迫袁附日”信念并未丧失的结果, 此亦是日本何以用“国宾之礼”迎接周自齐的缘由。

但是, 随着滇军在川的胜利进军, 以及贵州的独立, 陆军部对袁寄予希望的热情却渐渐冷却。陆军部更为激进的中下级军官对改变对华政策显得更为积极, 如宇都宫在给参谋长上原勇作的贺年信中, 极力请求上原“全力争取大隈”, 以改变对华政策。[11]229显然这股来自内部的反袁潮流必然促使陆军部着手调整对华的方略。把力主反袁的陆军中将青木宣纯派往中国, 且降级使用, 这种不正常的任用举动, 其真实用心亦可窥知一二。1916年1月18日, 田中义一指令坂西把反对帝制的意见通知中国。[11]229～230至此可知, 陆军部已完成了对华政策的转变, “迫袁附日”的主张就此终结。

与倒袁派相比, 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显得比较谨慎。除去排除元老势力的阻力外, 对日本政府来说, 其对华最为关心的问题有二:一是中国的共和派究否有实力推翻袁氏政权;二是共和派将来成事后能否亲日。为此日本派遣诸多间谍广泛穿梭于华南大地, 仅云南一省就有“约有二百名”, [3]532各地情报诸如贵州之独立筹划、陆荣廷之心态等源源不断地汇集于东京, 这使日本政府对于第一个问题不难得出结论。难怪总参谋长上原会这样说:“中国云南军的发展虽然不如新闻报道之盛, 但袁阵营中有拥袁派、反袁派等等, 却是事实。明目张胆去干的良机在此。”[11]230段祺瑞、徐世昌等元老重臣先后辞职固是公开的秘密, 但手握重兵而为袁氏所倚为柱石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却背袁而与革命党人暗中通气, 并非人人皆知。但对素来对华包藏祸心的日本人来说有如洞中观火, 得出袁氏政权必将倾覆的结论已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 假如共和派真的能够取胜, 他们会对日本政府俯首帖耳吗?对这一问题, 日本人显然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事实上, 日本人对于唐蔡等人不无担心:“观于蔡锷、唐继尧等之宣言, 深以承认帝制利权断送为虑, 且责难北京政府之污国体、丧失国威, 对外态度颇为强硬。此因其蓄有新知识, 了解国家国权之为何物, 一旦得志, 无论不甘受我之颐使, 或竟出于反抗之态度, 亦不可知。此于对华政策根本决策上, 当十分注意者云云。”[12]显然, 此时日本政府仍举旗不定。但是随着岑春煊这个人物摄入日本人视野, 使日本军国主义者似乎找到了操纵南方共和派势力的希望。岑春煊在清末时期是足以和袁世凯相匹敌的旧式人物, 由于在同袁争权的斗争中败北, 因此在二次革命中积极反袁, 一时成为南方八省反袁斗争的“总司令”, 在革命党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 日本企图透过这个人物来控制南方的革命势力。为此, 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大仓喜八郎、安川、贝原等人极力拉拢岑春煊, “许借以一百五十万元”, [13]180而对护国军政府抱有野心的岑春煊则以个人的身份与竹内维彦签订借款合同:“甲 (指岑春煊——引者注) 为确立东洋永远之平和及中日两国间之亲善关系, 以必要局面之发展为目的计划成功之后, 极力举中日亲善之实, 并以此方针指导中国国民。乙 (指岑春煊——引者注) 因前记必要局面之发展, 以补助所需资金之目的, 对于甲以一次或数次协议之上支出壹百万元。”[14]171日本政府却故意将这次借款民间化, 以企业和私人的身份完成这次极具政治意义的借款, 可谓煞费苦心。但是, 这一阴谋动机却在本田亲清与梁士诒的谈话中暴露无遗。本田在与梁的谈话中说:“盖当时之观察, 以为南方必成功, 而北方必倒也”, 并说大隈“以为岑之经历声望, 可以统一南方。”[14]167正是基于这样的推测, 日本政府在3月7日通过如下决议:“1、试观中国现状, 袁氏威信失坠, 民心离叛及国内不稳, 已趋显著, 实难逆料。此时, 帝国应采取之方针, 其目的为在中国确立优越势力, 使该国国民认识帝国之力量, 以奠定日中亲善之基础。2、袁氏掌握中国之大权, 将不免成为帝国达到帝国上述目的之障碍。因此, 为执行上述帝国之方针, 以袁氏退出中国之权利集团为宜。无论何人取代袁氏, 无疑均可较袁氏对帝国有利……承认中国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 默许民间对双方援助的方针。”[15]106

四

随着护国战争的爆发与演进, 取投机政策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看到了袁氏统治面临崩溃的先兆, 以为有机可乘, 就转而采取“倒袁扶革”的政策, 企图通过前清旧官僚岑春煊来控制中国革命进程, 且力求从中国国内动荡中以渔利——“分割满蒙”和重新寻找代理人, 从而达到占据其垂涎已久的满蒙地区和控制革命后中国新政权的目的。虽然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此而煞费苦心、竭尽其能, 但其卑鄙的侵华居心, 并未能如其所愿。不过, 其倒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却推动了中国护国运动的发展演进, 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政局进一步演变与发展, 显然这是包藏祸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摘要：日本帝国主义虽对袁世凯政府不满, 但从侵华的利益出发还是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 尽管此前孙中山曾极力争取日本政府支持中国革命, 却毫无结果。可当护国战争爆发后, 日本帝国主义迅速改变政策, 倒袁而“扶革”, 企图继续操纵中国内政以从中获取在华权益, 虽然其在客观上有助于革命的发展, 但主观目标却远没能达到, 究其实质是日本并没有认清这次革命的实质。

唤醒民众，还是唤醒帝国主义？ 篇8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即1925年3月，59岁的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临终前，孙中山留下了人所共知的《总理遗嘱》，第一段是这样说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废除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他记挂着的，并体现在遗嘱当中。

孙中山先生一生努力，“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拳拳赤子之心无人怀疑，他的声名和威信也正是靠人格魅力建立起来的。但真诚能感动朋友，却不能打动那些阻碍中国走向自由平等的力量。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毛泽东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孙中山所忽略的，或者说没有找到解答。

孙中山一直在靠直觉奋斗，乃至于希冀借助那些阻碍中国走向自由平等的力量而实现中国的自由平等，结果可想而知。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孙中山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些进步，这集中体现在《总理遗嘱》和关于三民主义的多篇演讲，可惜天不假年，未及耳顺之年便撒手人寰，没能进一步系统化和加以实践。

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认识的进化颇有代表性。也许由于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孙中山对西方列强的恶感并不强，而将中国落后的罪责完全归于满清政府。在檀香山组织成立兴中会的时候，他提出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时的孙中山尚未形成现代的政治民族概念，只是简单地从人种学的角度定义民族，将满族政权视为是外来的。但在晚年的演讲中，孙中山已不再秉承汉民族主义，而是将满、蒙、藏、回等民族与汉族视为一体，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团结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求生存。

早期将满清政权视为主要敌人的斗争还是取得了成效的。孙中山发动了一次次小规模的、经常因保密工作失败而被镇压的暴动，虽没有直接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但部分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潮流。当满清这个主要敌人消失后，继起的北京政权又成了孙中山的头号敌人，这主要是因为对袁世凯背叛共和与暗杀宋教仁的义愤。在将矛头指向内部的时候，孙中山一直企图拉拢帝国主义列强作为帮手，帮助他实现创建共和的目标，为此他不惜开出条件，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1915年，日本逼袁世凯签署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中国反帝的浪潮，而孙中山为了让日本帮他推翻袁世凯，对日本开出的条件甚至比“二十一条”还过分。

孙中山几乎寻遍了当时在中国横行的强权力量，个别的时候，他确实看到了希望，但更多是失望，列强无一例外和他的死对头搅合在一起，任凭他大声疾呼拼命阻拦都没有作用。这样的努力几乎耗费了孙中山一生的精力。回头去看这段历史，这位“受挫的爱国者”(该书副标题Frustrated Patriot的本义，“壮志未酬”是译者的擅作主张)的命运是注定的，因为他错误地判断了形势，把真正的敌人当作了盟友。

帝国主义列强与腐朽的中国政府实质上是一种利益上的共生关系，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目的是将他们的面包涂上黄油(费正清语)。一个腐朽的中国政权对他们是有利的，只有这个政权妨碍他们发财的时候，帝国主义才凶相毕露。所以，英国人因为禁烟发动了鸦片战争，一旦拿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之后，立即开始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帝国主义者的明智选择当然是后者。

直到晚年，孙中山才在口头上开始反对帝国主义。这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沙皇时代在中国获得的一切不合理权宜，使孙中山大受震动，终于放弃了对那些“不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幻想。晚清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都集中于政权的更迭，没有进行过社会革命，改善在战争和日益沉重的赋税下挣扎的普通民众的状况。在苏联代表的影响下，孙中山将目光投向了蕴藏着真正的革命力量的民众，认识到“唤起民众”的必要。但孙中山已没有时间践行这条道路，他的国民党后继们也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将这片沃土留给了共产党和毛泽东。

孙中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真诚的爱国者，能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和党派利益之上，故而能在1912年拥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自己淡出政治投身实业。这是我们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品质。他的弱点是过于不切实际，不切实际到一味与虎谋皮，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者身上。直至耗费一生，才在敌友之分的问题上接近了正确的认识，而这对于毛泽东而言乃是常识和认识的起点。孙中山也没有毛泽东长寿，59岁本应是一个政治人物的黄金年代，如果天假以年，让他在晚年开辟的新路上继续走下去，中国近代史会否是另外一番模样?

读《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有感 篇9

各位，老师同学们，我在读了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无奈》等一系列著作，内心不禁为他敢于说真话叫好的同时，也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倒郎派的言论。个人觉得应该辩证的看待郎咸平现象，他的出现既让更多底层民众更加清醒的认识现状，督促政府及其智囊团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决策上更加谨慎理智，同时我们不应该对他的理论一味盲目追捧，大肆宣扬。

就拿这本《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来说，实事求是地讲，我被郎咸平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所感动。感动的不仅仅是郎咸平教授对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声疾呼和忧国忧民的情绪，而是做为一个学者所表现出来的正直、公正、良心和慈悲这些美好的品德。他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本质和行为，为民族、为人民维护利益。知识分子是需要有理想的，是需要有激情的，是需要有良知的，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遭遇什么苦难，知识分子都要担负起历史的责任，我期待在座的有志青年都能在郎咸平的著作中得到一些启迪、找回理想、坚定信心、燃起激情。

这本书借助详实的数据，真实的历史，对比了新帝国主义的前世今生。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以生动的历史事实作为论据，详细的剖析了新帝国主义瓜分、掠夺、控制世界经济版图的种种劣行和新帝国主义的本质。以独特敏锐的视角观察世界经济、政治脉动，他独立的学术价值观值得我们学习。他全面详细富有启发性的剖解新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行为背后的阴谋，以赤子之心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出谋划策。从他的观点出发，对我有所启发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继续反对凡是主义和单边思维主义。今天，凡是国外的资金和技术都是好的，凡是外资的都要招商引资欢迎进来的思想大有盛行之势。对国外的品牌有着难以名状的信任的人我相信不在少数，而提起民族品牌，很多人只是哀其不争。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用单边思维来思考问题呢？郎咸平说，西方有很多国际金融操家在用外资和技术巧妙的来控制和掠夺我们的资源和资金。我们是不是该反思我们引进外资的方针？

其次，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一直在出卖自己的国家却不自知。时至今日，外交部和商务部的官员，最怕是出任去美国谈判，因为经常失败，回来升不了职又背上骂名。从表面的新闻来看，好象没有什么负面的报道出现，一片繁荣大好。这本书中举了现代琦善轮胎特保案答非所问的答辩，全国多个城市出卖自己的自来水厂，铁矿石谈判到最后的老羞成怒，大豆玉米棉花的国际四大粮商决战中国市场，汇源与沃尔玛的国际收购，上海的迪斯尼和奥巴马对中国政策。我想，郎咸平让我们看到国际金融炒家的野心，而我们的很多官员还是象当年的清政府一样，很多时候是在出卖自己的国家，而他自己和整个社会都不觉得。这个确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日本帝国主义 篇10

首先, 要对他们进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教育。自古以来, 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历史上虽然有过诸侯林立, 但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人民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都做出过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通过历史教学, 使学生了解并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爱我中华》就是这样一首爱国主义歌曲, 56个星座, 56枝花, 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写得多好啊!

其次, 要对他们进行中国近代史的教育。历史就是昨天的今天,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应该牢记中华民族近代屈辱的历史, 勿忘国耻。1840年6月, 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肆无忌惮的撕扯着这块肥沃而又贫瘠的土地, 镇压敢于抗争的中国人民。从此, 中国一步一步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894年7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中国战败, 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中国战败, 再次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 把魔爪伸向了我国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

一部近代史, 两行辛酸泪。中国近代史, 是西方列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 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不甘屈服于外来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 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也是中国社会逐步摆脱封建经济束缚和封建王朝的发展模式, 向近代化、资本主义化方向发展的历史。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抗外来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 虽然经历了英勇的斗争, 最终还是失败了。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人民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 建立了新中国, 人民当家作主。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是中国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他是万千仁人志士经历了无数次曲折磨难用鲜血和生命探索得来的真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共和国不会忘记李大钊、夏明翰、杨靖宇等无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在历史教学中, 沿着历史的足迹,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使他们了解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 反抗腐朽统治, 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前赴后继, 浴血奋斗的精神和业绩;使他们知道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这是极好的革命传统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 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

2012年9月10日,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人民和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的感情, 无视历史, 决定购买“尖阁诸岛” (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中的钓鱼岛、北小岛和南小岛。一石激起千层浪, “购岛”闹剧引发了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强烈反制。游行示威活动接连不断, 爱国主义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名历史教师, 此时就钓鱼岛问题及时对学生进行深度的爱国主义教育, 引导他们理性爱国, 就显得尤为必要。

旧中国饱受屈辱, 山河破碎, 弱国无外交。中国政府和人民比任何人都珍惜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即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 也是铮铮铁骨。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 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退让半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 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 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日本政府的这一丑恶行径, 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购岛”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