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债务危机 篇1
中国教育蓝皮书的报告说:自2007年吉林大学自曝拖欠银行30亿元巨款以来, 各高校的债务危机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2010年3月的“两会”上, 该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更是引起社会批评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到2010年年底, 高校债务最高评估已经达8000亿, 几乎全国所有的高校都有银行贷款、应付工程款等各项债务, 其中, 银行贷款占绝大部分。中西部省份的贷款比重更大, 其中, 河南省最大的两所省属高校2010年年底的贷款余额已经超过50亿。巨额债务严重制约了高校的发展, 很多大学已经无法正常运转。目前, 有的高校不得不用新贷偿还旧贷维持运行, 个别高校甚至资不抵债, “破产”隐患凸显。如得不到很好解决, 将可能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危机。化解高校债务危机迫在眉睫。单靠学校的力量根本不能使危机有所缓解, 政府买单已经成为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唯一途径。本文将从高校债务的成因等方面分析政府为高校债务买单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一, 扩招政策、高校评估、多校合并政策催生大规模的新校区建设引发高校
扩招政策是高校债务形成的直接因素。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经济遇到了增长下滑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困境。为了走出困境, 我国政府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 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力度, 刺激和鼓励社会消费, 鼓励银行放松银根。在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高等教育成为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当时政府出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型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的政策, 即高校扩招政策。尤其是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 我国做出了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决定, 同时提出了要办一流大学的设想。所以20世纪末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并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从高校发展的角度来说, 无论是扩大高校招生的规模, 还是创办一流的大学, 都必须要有巨大的办学资金作支撑。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 高校资金需求迅速增加, 然而政府对高校的资金支持没有相应的同比例增长, 并且学费增长受到居民支付能力的限制, 由此, 学校资金缺口迅速扩大。为缓解资金压力, 增强学校的筹资能力, 运用各种手段 (包括从金融手段) 筹措办学经费成为必然的选择, 为此, 高校和政府同时把目光投到银行。与此同时,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 我国金融机构越来越多, 相互之间对资金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都转变观念, 转换机制, 树立起客户就是上帝的服务意识。从时间上看, 高校巨额债务起始于1999年开始的大规模扩招。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总人数为108万, 而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599万, 短短的10年时间翻了两番多。全国大学数量也从10年前的1000所左右发展到目前的接近1600所。校园面积、教学实验实训设备、图书资料、运动场地等的生均资源严重不足。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虽然有所增加, 但根本无法满足高校超常规快速建设的步伐。
为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教育部制定高等院校设置条例、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高职高专人才培养评估方案等。对各高等院校办学条件如校园面积、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师生比等进行了硬性规定。这些文件的颁布并实施, 有力地促进了高校自觉执行国家教育方针、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 但也把大部分高等院校逼上了扩建新校区的道路。由此, 扩建新校区、购置配套的实验实习设备、图书等固定资产以满足办学需要成为必然。
导致高校债务急剧攀升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国家政策倡导下的多校合并。合并是高校扩招和评估的产物。以吉林大学为例:2000年6月12日, 吉林大学与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合并;2004年8月2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又并入吉林大学。吉大变成名副其实的“大”学。目前, 吉林大学分六大校区, 遍布长春市, 教师5000人, 行政后勤人员则高达1万人。而伴随着扩招, 如今的在校生也已经达到5-6万人。校方提供的数据显示, 学校新增建筑面积58万多平方米, 投入维修工程大约1.2亿;购置仪器设备和建设实验室9.4亿。据了解, 吉林大学8个校区共占地8000多亩, 仅南区 (核心校区) 就有3000亩。在长春市中心, 吉林大学还有两个校区。2007年3月19日, 吉林大学财务处向全校师生发出了《关于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 (校财字[2007]9号) 。通知中坦然承认, 吉林大学目前正面临严峻的财务危机:从2005年起, 学校步入了付息高峰, 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元-1.7亿元, “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而在吉林大学宣传部部长刘景辉看来, 学校目前的财务危机要归因于始自2000年的合并。“这 (30亿元债务) 肯定是合并带来的问题, 不合并就没有这些问题。”吉大校方的观点是:自合校到2004年底, 学校的钱大部分花在了基础建设、征地、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和支付贷款利息上。根据刘景辉所述, 在合并5所学校后, 吉林大学并未铺新摊子, 而是将原来几所大学所设院系全部打乱, 重新统一设立。“所以整合成本太高”, “学校新建一个化学实验室, 投资就上亿元, 单是实验室门前的路砖, 四年就换了三次。”该校有关负责人不无感慨地说, “合校后, 浪费严重, 摊子太大了。”因为合并, 原有的校舍、教学仪器、实验设备等都被认为不符合要求大量闲置、浪费, 重新购置新的仪器设备。时至今日, 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吉大学生宿舍附近有一栋20层的吉大科技园大厦, 2010年10月份就已经完工, “但里面没有什么人办公, 只能看到1层亮灯”一位学生说。
第二, 地方政府越位操作、政府对高校大规模扩建缺乏有力监管加剧了高校债务危机。
为追求所谓的“政绩”, 某些地方政府热衷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 片面强调教育GDP, 为当地高等教育发展下达硬性指标, 把地方高校建设列为地方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甚至把城市管理和市场运作等手段运用到高校管理中, 不惜借贷巨资开发高校园区和大学城, 希望在短期内利用高等教育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期望借此拉动一座城市教育、科技等的综合发展。据2011年5月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导, 在河南省郑州市, 扩招后在东南西北各建一座大学城, 其中一座大学城———“龙子湖”大学城占地超过了两万亩;很多大学城土地闲置。目前入驻大学城的高校生均用地远远超过国家生均用地最高标准。大学城要建成现代化高校园区, 资金就须大量投入。拿河南的一所百年名校来说, 地方政府为了拉动学校所在地的西区经济, 在西郊开发区, 批出超过老校区两倍的新校区。不惜舍近求远, 新老校区居然相距距离10公里之遥。为此, 学校不得不购置数十辆大轿车, 购置费和相应的能源消耗可想而知。各种教学、办公设备的搬迁费数字非常巨大。这所学校的一个学院一台旧的精密仪器在新老校区的搬迁和重新安装调试费居然要花费五十多万元。
高等学校为了争相“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纷纷大兴土木, 圈地造楼极尽奢华, 各式的高楼大厦、宾馆、会议中心、假山、人工湖等, 都成了各高校攀比的筹码。同样以河南的一所百年名校为例, 1912-2000年, 校园面积一直维持在800亩不变。可最近10年, 校园面积扩大了4-5倍, 是原来的5-6倍。在扩大面积的同时, 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楼等设施如雨后春笋拨地而起。新校区建成后, 为了和新的教学办公环境相配套, 各种教学办公设施投入的数字之大更是惊人。
第三, 政府主管部门鼓励下产生的“银校合作”为高校银行贷款大开方便之门。
10年前, 时逢亚洲金融危机, 我国政府为尽快走出经济低谷, 增加教育消费, 拉动相关产业发展。199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 支持教育事业发展。”1999年,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积极利用财政金融、税收政策, 继续鼓励社会、个人和企业投资办学捐 (集) 资办学, 不断完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教育拨款政策和成本分担机制, 适当运用财政、金融、信贷手段发展教育事业, 合理利用银行贷款, 继续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这些文件明确了“利用银行贷款”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贷款打开了政策“缺口”。高校的快速发展及其稳定的收入来源成为银行竞相争取的优质客源, 高校与银行的价值诉求与实现路径高度互补, 使银校合作普遍展开。高等学校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突破了以往的基本存储和简单信贷关系, 以“银校合作”的方式开始了全面的互动合作。《中国信贷风险报告2008》数据显示, 扩招以来至2008年年底, 国内高校教育投入共增加5000多亿元, 其中政府投入了500多亿元, 银行贷款就占了2000多亿元。据统计, 全国在最初的三年扩招过程中至少拉动了800亿元以上的社会资金投入高校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的学生公寓和学生食堂是过去50年的总和, 仅学生公寓建设一项, 就需要投资200多亿元, 而在这数字惊人的投资中, 政府财政拨款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是高校向银行举债。
第四, 教育经费的极度缺乏使贷款规模急剧扩大。
与高等教育规模急速增大相伴随的是教育资源增长缓慢, 生均教育资源急剧下降。几年扩招之后, 2004年国家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总额虽然比1998年增加了1.69倍, 而相对快速增长的学生数量生均经费却持续下降。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 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2237.57元, 较2004年的2298.41元下降了0.3%, 较1999年的2962元下降了3.2%。比起对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等, 动辄万亿的“慷慨”投资规模, 10年来,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还未到4%。预计2011年, 我国高等教育新增投资额150亿元-210亿元, 其中政府投入只有38亿元, 资金短缺112亿元-172亿元。在捉襟见肘的经费面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关于提高教育经费在全国GDP中比例的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8条中就曾明确提出, “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在本世纪末达到4%”。也就是说, 按此纲要, 到2000年, 4%已经成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的下限。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4条也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但遗憾的是, 即便是18年前的那一目标, 迄今也尚未实现。
在欧美国家, 高校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政府拨款, 美国教育经费增长速度超过了军费的增长速度。
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统计,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 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
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中国统计年鉴2009》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 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 以4%的比例为目标, 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2002-2003年, 经费投入甚至还出现了0.06%的倒退。截至2009年, 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12231.09亿元,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9%。
第五, 目前中国高校自身没有偿债能力。
高校资金来源大致分为财政拨款、学费收入、科研及校办企业创收和无偿捐赠等。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 也是办学经费的稳定来源。然而在我国教育经费筹措体系中, 中央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少数部属大学或国家重点大学上, 而地方政府则主要负责其他大多数普通高校, 所以导致有些地方高校的发展在经费上基本上得不到中央财政的直接、有力支持。中央财政支持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部分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 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 财政实力薄弱, 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2011年2月4日, 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蒋笃运在全省2010年度教育工作会议上透露, 全国高校生均年教育经费约为8000元, 但在河南省, 这一指数仅为4100元, 甚至个别高校的生均年教育经费只有1700元。从以上数字来看, 河南省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整体偏低, 仅为全国水平的一半, 个别高校尚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中西部和许多边远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 西藏甚至出现连续几年的教育经费负增长。
单靠提高学费收入来偿还银行贷款不仅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适应, 而且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相背离, 因为学生学费负担本来已经很重。正如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所说:“过去十年, 高等教育投入的经费中, 来自政府的部分增长了3.5倍, 来自学费的部分已增长了18倍。”快速增长的学费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生沉重的家庭负担, 很多家庭无力承受巨额学费。政府又要保证每一位学生不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导致学生欠费现象日益严重, 欠费数额越来越大, 已成为困扰高校的痼疾。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削弱了高校经费的自给能力, 更不具备还贷能力。
第六, 高校产权性质使高校财务管理缺乏社会问责, 同时, 因监管制度缺失导致高校负债理性程度降低。
高校的财务预算缺乏软约束, 一直以来, 高校并无公布其财务状况的义务, 其资金往来几乎完全不透明, 资金的使用少有监督。加上高校领导的官僚人格驱动, 在开支上缺乏远见和成本意识, 使得高校贷款资金的使用更是肆无忌惮。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现状并存的是, 高校在资金使用上的低效甚至浪费。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高、大、全”的政绩观导致办学规模盲目扩大。这些高等院校脱离自身办学实际基础, 一味贪大求全, 跑马圈地, 跟风攀比, 全然没有财务安全和风险控制意识。有的学校本身业小底薄, 也动辄圈地上千亩;有的学校本身经费压力较大, 却在办公楼建设上讲排场, 求品味, 装修极尽奢华, 更有甚者仅仅校门建设也斥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 等等。许多大学校长认为, 要想进“大师”, 先得建好“大庙”, 认为要出科研成果, 就得引进一大批人才, 首当其冲的是“筑巢引凤”, 建设现代化的一流校舍, 添置最先进的教学实验设备。而政府在高校贷款的申请和使用上缺少相对完善的监督机制, 在评估体系方面也不健全。从我国高校的产权性质来说我国的高校基本上是公立的, 高校的管理者均由政府任命, 由于产权界线模糊不清, 承担责任的主体不明, 使高校成为没有明确经济责任的经济实体。国家给予高校管理者一定的权利, 对于权力的实施缺乏监管机制, 尤其对高校贷款形成的资产产权归属没有明确的规定, 高校的贷款行为没有纳入监管的范围, 对债务危机的后果和责任也没有做出规定。而各高校管理者缺乏自主办学的法人意识。因此, 高校贷款与当初国企贷款一样, 认为有国家托底, 加大了贷款的非理性。
从现有规章看, 国家是高校的当然所有者, 高校法人实体则行使学校财产的使用权, 政府拥有高校财产的最终所有权。所以在目前情况下, 政府必须为高校债务付起责任。
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承诺, 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高校的巨额债务经过了10余年的累积, 教育经费达到4%以后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巨额债务危机。政府部门应先了解高校实际负债状况, 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施救措施。在此次债务危机过后, 政府还要建立建全长效有力的监管机制, 才能杜绝高校以新贷还旧贷的恶性循环和高校债务危机的再次发生。
摘要：目前, 高校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 而危机的形成是国家扩招政策、国家高校合并政策、国家高校评估政策及国家银校合作政策引起的, 多年的教育经费欠账更加剧了高校的债务危机。单靠高校自身的力量、靠提高学费等办法根本无法缓解高校目前面临的危机, 政府必须采取专门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高校,债务,扩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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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希腊债务危机透视欧盟困境 篇2
随着世界经济不断走向全球化,世界各国经济联系不断走向深化,包括世界经济秩序的构建、贸易政策的制定、利益格局的划分等,任何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欧洲出于自身发展的要求,也面临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客观条件,欧洲一体化不断扩大,成员国数目不断增多。但如果只是一体化的扩大,而无一体化的深化,则势必成为一个庞大的但又十分松散的组织。欧元的成立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但由于欧盟和欧元体系本身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客观局限性,欧共体陷入了一定的困境,通过此次希腊债务危机可以一见端倪。
欧盟迅速扩张留下后遗症
很显然,欧盟在希腊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在当初希腊加入欧元区之时,希腊通过财务造假,粉饰了自己的财政和负债状况,而欧盟组织似乎并没有慎重地判断和审查,很容易的就让希腊“混”进了欧元区。在此之后,希腊造假的情况被揭穿,由于欧盟的纵容,导致了问题滑向了如今困难的局面。回头反思,欧盟扩张的行为过于激进,对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怀有太多的期待,片面致力于欧元区域的扩大,从而忽视了加入欧元区的经济体的健康运行状况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当初对于加入欧元区的主权国家设立一个经济标准,其初衷也是为了在适当扩大一体化的同时,维护好欧元区本身的经济良性发展。此次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如果同冰岛结局一样,希腊不能够平稳度过,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会造成沉重的打击,严重的情况可能导致欧盟共同体的离散与分解。通过此次事件的教训,欧洲在今后一体化的进程中应该会走得更加稳健,对于扩张中的风险也需要更严格的控制和防范。
在今后的时期里,欧盟必须遏制住自己不断膨胀的寻求扩大的需求,审慎地考虑东欧及巴尔干半岛诸国加入的热情,暂缓吸纳新的成员,首先致力于欧盟内部机制的健全和对各国行为的规范,防范和排除可能威胁到欧盟稳定的风险因素。在欧盟一体化的扩大和欧盟本身稳定问题的抉择上,这将是欧盟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需要不断平衡的一个困境。
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之困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相辅相成的,被政府用作最主要的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按照欧盟制度架构的设计,加入欧元区的各国,将货币权利移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管理,各主权国家实施各自独立的财政权利。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盟不能够对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欧元区各主权国家也不能够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对本国的宏观经济进行干预,为经济的运行留下了一定隐患。
独立财政政策下,就要求欧元区各国对自己的财政预算安排保持相当的自律和克制,为了维护《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的相关规定,不越过3%的财政赤字线,不能够施行过于扩张的财政政策。
金融危机袭来,希腊国内的主要支柱产业——船运业和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国内经济大幅衰退。为了维持希腊国内一直以来的高福利政策,同时还需要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本国经济复苏,因此,财政赤字额大幅上升。
在希腊应对这场危机时,因为只是一个从属于欧元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希腊并没有独立的财权,想通过加大发行货币的方式来稀释债务,变得完全不可行。因此解决危机的方法只能寄希望于经济增长、缩减开支等非货币的方式,但在金融危机刚刚回升的大背景下,不可能过于寄希望于自身经济水平的大幅增长,缩减开支也遭到习惯了享受高福利的民众的激烈反对,希腊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大打折扣。欧洲央行代表欧元区国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等仍归各成员国负责。要实现财政政策的统一,这需要政治联盟作为基础。但从目前来看,即使是在欧元区内实施“经济政府”,这条道路也很漫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对称,使得欧元区国家应对危机的整体能力受到削弱。这是欧元货币联盟的结构性缺陷,这一缺陷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估计不容易得到解决,因此是欧盟各国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困境。
主权国家的独立利益诉求
欧盟的建立是各个主权国家的一种联合,是一种经济形式的合作,其深层次更是一种政治的联合,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应对外在的强势竞争对手。因此希腊好比整个欧盟大厦的一个角落,角落里起火了,其他人当然首先希望希腊自己能够解决问题,尽量不拖累盟友,但如果火势继续蔓延,很有可能烧毁整栋大厦,这时盟友们就必须施以援手了。
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在不同阶段欧元区大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欧洲联盟条约》明确规定,欧盟和欧盟成员国对各国政府都没有救助的义务,德国首先明确表示,不会对希腊区别对待,要求希腊政府缩减开支,加强财政自律,采取各种措施削减债务和赤字。但随后在4月11日,欧元区官员宣布紧急援助声明,称将对希腊提供450亿欧元的资金。4月23日,希腊提出了欧元区成立以来的首次紧急援助请求。5月10日,欧盟27国财长宣布,决定设立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成员国,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
从这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发现,德法首先是希望希腊等国能够严格财政自律,管理好本国的经济运行,保障欧元体系整体的健康运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德法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也不愿轻易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为希腊人无节制的挥霍买单。而且一旦对希腊轻易施以援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就会更加依赖于救助而弱化其自身经济恢复健康的动力,更加加重欧盟的负担。但随着问题的不断恶化,希腊政府濒临破产,欧元区的信用面临严重破坏,更严重会导致欧元货币一体化的解体,欧盟再也不能作壁上观,终于出台了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协助希腊以及其他遭遇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同时保障欧盟一体化的稳定。
在经济繁荣时期,共同货币政策通过降低货币交易成本等方式为欧元区各国带来诸多好处,但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欧元货币体系的弊端却暴露无遗,各主权国家需要在本国自身利益以及欧元体系整体利益上不断地权衡,这本身就是欧盟需要面对的一个困境。
欧债危机与欧盟福利边界的重构 篇3
火上浇油的紧缩政策
从表面上看，紧缩是有依据的。欧债危机国家存在经济增长率低迷和财政支出刚性的矛盾，经济增长率低导致税基减少、逃税现象增多、财政收入减少，却因公民福利和养老金的刚性支出，导致财政赤字比率和政府债务比率远远超过欧元区《稳定增长公约》所划定3%和60%的红线，进而引发债务危机。因此，解决债务危机的最初出发点就是要通过紧缩，回归红线以内。通过紧缩重振市场信心，提升经济活力，最终走出债务危机。为了配合此次自救，连受欧债危机影响不大的德国和法国也宣布在三年内削减数百亿欧元公共开支。
从本质上看，紧缩不能救欧洲。从经济学原理分析，无论是财政紧缩政策还是货币紧缩政策(对当前欧元区国家而言主要采取的是财政紧缩政策)，不论是减少财政支出还是增加税收(或提升税收上缴率)，都是对经济复苏和重启经济活力的阻碍，制约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反过来还会进一步恶化国家财政收支平衡，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从国际比较看，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00%，美国也超过了100%，两国通通超过了国际上通常所说的60%的稳健性标准，说明债务负担过重并不一定导致债务危机。因此，紧缩政策救欧洲是药不对症，甚至是火上浇油。强制回归红线的做法不利于欧元区总体经济复苏。
国际上较为公认的是，欧债危机是因为福利增长过快和经济增长率较低引发的，换言之，美日等国虽然债务负担超过了希腊等国的水平，但由于其经济增长率较快或福利增长受到节制，就没有发生债务危机。而现有紧缩政策没有办法跨越这两个难题，一是紧缩可能会导致经济更加低迷，二是紧缩政策不能有效削减民主政体下的福利刚性。
福利增长过快较为容易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欧债危机国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特别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等国，加入欧盟后一方面享受了较多的欧盟结构基金和团结基金的补助，属于净得益国，加之因市场一体化所形成的产业从欧盟中心国家向这些周边国家扩散，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经济增长。爱尔兰在1990年代末甚至被称为推动欧盟经济增长的“小虎”，为这些国家福利增长提供了财政基础;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一体化出现的福利趋同效应。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中心国家向周边国家扩散，改变了劳动和资本的稀缺程度，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从到，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四国的工资上涨幅度分别为29.4%、27.8%、22.6%和26.8%，而同期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甚至微降了1.6%。如果说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各国普遍都遇到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欧债危机国的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和替代率等指标，都高于西欧，甚至个别还高于北欧。欧陆主要福利国家养老金替代率平均水平近60%，高于美国20多个百分点，而希腊养老金替代率则又高出欧洲平均水平将近36个百分点，几乎为全球之最，在某种程度上造成逆向的制度设计，既超出希腊经济发展水平所承受的能力，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希腊的经济活力。
经济增长率较低却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南欧国家在发生债务危机前，已是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按照区域一体化理论，由于市场拓展所形成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效应，相对落后的周边国家比中心国家会有较高经济增长率，欧盟各类财政转移支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这个现象在危机国加入欧盟初期都出现过。但是，相关国家意大利早自1990年代之后、葡萄牙自之后、希腊和爱尔兰自之后，经济增长率就低于欧元区的总体水平。这就需要解释，这些国家在加入欧盟后经济增长的形成机制，在何时又通过何种渠道弱化甚至消失了?反之，德国等中心国家经济增长率应该比周边低，又是怎么高上去的?一种解释是福利趋同导致的欧债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税负太重，导致企业竞争力不足而失去投资的积极性，另一种解释是希腊、爱尔兰等国经济结构失衡，大量投资转向了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形成经济泡沫，最后导致增长机制崩溃。但这两个理由仍然不能解释，这个增长机制为何会突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弱化甚至消失。
东扩给债务国经济以沉重一击
欧债国家经济增长率低的根本原因是东扩。以后，12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盟总人口从约3.8亿增至约4.5亿，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约9%，总体面积扩大近74万平方公里。欧盟东扩后，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等四大自由流动的区域从15国增加到27国，对欧盟重债国经济增长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从投资流动来看，特别是在20之后，由于欧元诞生，汇率更加稳定，交易成本降低，为这一地区的资本流动创造了更加方便、安全的环境。从始，新成员国资本流入大幅增长，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0%，其中增幅最高的高达22.51%，总额达22586亿美元，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占了相当大比例，其中奥地利和德国尤为重要。从劳动力流动来看，由于中东欧国家失业率比较高，入盟后其劳动力大量向西部发达成员国流动。据当时估计，瑞典、英国和爱尔兰率先向波兰等欧盟新成员开放劳动力市场，英国有50万个就业机会，将很快被来自新成员国的劳工填满。从欧盟财政转移来看，为促进成员国经济平衡发展，欧盟通过提供结构基金和融合基金缩小欧盟富国和穷国之间、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2000年～的第三期结构基金总额达1359亿欧元，新成员加入前，欧盟中四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是结构基金和融合基金的主要受益者，但在新成员加入后，其个人收入只是老成员国的一半，新成员国就成为欧盟财政转移的最大受益者。
欧盟财政转移的减少降低了欧债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欧元区大量新增投资出现在东欧，甚至有一部分是从债务国转移到东欧的投资，无疑对已经不景气的欧债危机国制造业以致命一击，而廉价的东欧劳动力对南欧的冲击导致的失业问题使其制造业失去再崛起的机会。东欧劳动力不仅冲击西欧就业市场，增加了老欧洲的失业率，也增加了其社会支出和财政负担。如果说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是工业化后的结果，希腊、爱尔兰等国所形成的服务业、旅游业和房地产业“异军突起”却是制造业产业空洞化后“被后工业化”的结果。
社会“自卫”导致经济衰退
如果东扩是导致欧债危机的主要根源，那么理论上的解释就是，市场一体化冲击了原有社会保护机制，激起的社会“自卫”却更加阻滞了经济活力。
市场一体化冲击了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众所周知，福利国家是以民族国家为边界、高度工业化为基础的社会保护机制。高度工业化为建立福利国家提供足够财力，以民族国家为边界是在一个国家内部，通过政府的居中协调，劳资间达成妥协，形成社会伙伴关系，形成合力来抵御市场经济冲击，推动了战后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欧盟市场一体化首先冲击了民族国家的社会边界，资本从此不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劳动力也失去了与资本强制讨价还价的能力。尽管经济差异很大，但欧盟债务国入盟后所形成的福利趋同是必然的，但是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更脆弱。一是外来投资虽然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其税基并不稳固，一旦资本有更高利润率去处，税基必然流失，导致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二是劳资妥协机制(社会伙伴关系)在这些国家并未形成，基于民主制下的福利刚性最终接盘者却是政府，在德国等发达国家所形成的社会伙伴协调机制难以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被迫实现福利趋同后，欧债危机国在没有老牌福利国家的财政能力时，就必然发生财政赤字和债务违约。
社会“自卫”导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国家边界削弱后，国家建构社会伙伴的能力随之减弱。为应对经济低迷和财政空虚所实行的降低养老金、延迟退休以及削减工资和福利等措施，马上就会激起社会强烈的“自卫”意识——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政府的对策无外乎就是增加税收、实行通胀以及增加赤字，在欧盟市场一体化下前两项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债是政府安抚社会的唯一手段，而社会“自卫”的结果便是政府不断增加税收寅吃卯粮，最终形成经济衰退，陷入“衰退”-“自卫”的恶性循环。
紧缩不能救欧洲的进一步解释是，通过降低公民的“自卫”能力来获得的经济稳定，必然会因政局不稳定难以最终稳定。通过紧缩形成的经济“可持续”必然会因经济更加低迷难以“可持续”。福利国家的福利边界和市场边界未能统一，即使像法国这样的老牌大国都受到非常大冲击，更何况一些小国或被动不断提升福利待遇的后起国家。如果市场边界始终大于福利边界，任何政府的财政救助都抵不过市场贪婪的抽取。社会不断市场化的结果，就是政府运用财政解决社会问题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将与福利病一样，因财政不堪重负而破产。福利国家成功之处就在于建立起一个包容市场的社会，而不是任由市场经济胡作非为。福利国家失败之处在于，建立了欧洲统一大市场，实现了四大流通特别是统一了货币，实际上就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市场边界与福利边界需要再次统一
福利国家的现实意义在于实现了市场边界和福利边界的统一，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分工效应和规模递增的同时，通过构建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福利边界，确保社会不被市场摧毁，或者说建立了包容市场的社会机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一致价值观和社会伙伴关系，实现了劳资共赢和社会和谐。现有欧债国家发生的危机，是在这些福利国家的社会边界被市场打破后，却无法通过超国家的强制力来建立福利边界，把“市场”框定在“社会”中。任由市场来吞噬社会，不仅会搞垮希腊，而且，随之而来的就是东欧匈牙利等相对脆弱的国家，而如果危机蔓延开来，最终将会把法德等核心国家卷入其中而使欧洲一体化毁于一旦。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措施，就是重建欧盟层面的社会边界，以保护欧盟社会不受统一大市场的冲击。具体做法是，欧盟需要建立两个层次的社会保护机制。即在成员国层面上，需要适应后工业化和欧洲一体化市场深化要求，通过制度创新特别是结构性调整适当缩减过分慷慨的福利支付，以维持财政开支能力和企业竞争力，确保公民核心的社会权利不受影响，维护福利国家的基本价值。在欧盟层面，需要进一步强化凯恩斯的干预思想，通过构建辅助性的社会保护机制，确保大市场的解构力量不致于导致福利国家雪上加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欧盟的欧洲社会建设还要主动地保护欧洲公民的社会权利，包括劳动权利，包括充分就业、终生就业、改善劳动条件等权利。另外，欧盟可以通过加大结构基金和团结基金的支持力度，为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更多反贫困和反社会排斥的支持;对于在欧盟内流动的就业人口，通过建立社会保障的接口，为流动人口在当地提供相应的医疗、教育和失业服务，以增强其个人或家庭抵抗市场一体化风险的能力，促进社会平等。
不论在欧盟层面如何加强社会保护机制建设，最终还是需要欧盟强有力的财源作后盾，欧盟的社会建设需要欧盟超国家力量的强化来支撑。目前，欧盟的新财力来源的渠道有：增加各国财政上缴比例、新增环保税、征收欧盟团结税等。
欧盟和成员国均需推动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