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专制政治九篇

君主专制政治 篇1

16 世纪的意大利为国家理性的诞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文艺复兴让意大利在艺术文化上处于鼎盛时期, 但社会中潜藏着深刻的政治、道德和宗教危机。意大利境内过于涣散的权力结构使城市之间常常为扩张地盘而侵扰; 城市内部宗派之争和雇佣兵制度也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同时, 教皇掠夺权力的野心膨胀, 教权与王权的矛盾日益激化, 马基雅维利正处于这种时代的夹缝中。[2]

二、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善”与“道德善的论述”

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认为, 政治领导者的德行是政治完善的必要条件。但马基雅维利认为, 传统的道德评价标准并没有受到重视。他认为“政治善”比“道德善”重要得多, 政治的正确性可以保持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 相比于仁慈, 残忍更有利于统治。原因在于过分仁慈以至纵容凶杀劫掠危害整个社会秩序, 最终使国家陷于危难之中。“一个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的君主, 就是一个成功的君主。”[3]这些观点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论, 一些学者认为, 虽然马基雅维利的主张在许多方面有悖于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所认同的主流价值观, 但这些主张针对的是意大利的社会现状, 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

三、关于“政治善”与“道德善”的冲突

以往学者们大多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治国思想多狡诈、邪恶, 视其理论为最典型的反道德主张, 并且把其主张作为反面教材借此讽喻邪恶的政治者。布克哈特指出: “如果从道德观点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 那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他提醒人们不要局限于对马基雅维利做道德评价, 而应把研究重点放在马基雅维利如何阐述国家艺术的问题上。由于当时的佛罗伦萨处于内忧外患之际, 统治者在腐化的城市中无法采取正常的治国手法力挽狂澜, 因此, 在此特殊时期, 理应采用非常规的手段来解决社会危机。

四、“政治善”与“道德善”的关系———如何实现国家理性?

笔者认为, 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若即若离,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可以说相互独立, 也可以说相互依附。前一种含义是指道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内在价值, 对行为的道德评价不单纯地取决于政治的目的或行为的后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政治行为本身要接受道德的合理性的审视; 而后一种意义的道德是政治的附庸, 对道德的评价受制于政治目的或行为后果的考量。马基雅维利显然是从第二个含义解释道德的。在他看来, 国家利益的优先性才是评价道德的标准, 当道得规范同政治目标相悖, 则道德应作出妥协和让步。因此, 马基雅维利推崇的道德是有助于实现国家稳定的道德。道德所评价的不是个人精神的完满而是国家的公益的实现, 可以说这是一种工具性的道德。

在国家公益面前, 为了政治的善而为道德的恶似乎顺理成章, 但在笔者看来, 此种道德具有合理性。为了实现公共善, 采取所谓的恶的手段并不会消减行为结果的道德性,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公共善。政治领域中的善恶判断所依据的, 不是个体是否真正拥有道德的善, 而是是否具备道德的外表, 即表现得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用霍布斯的话来说, 既然处于一个其他人不讲道德的社会, 你为何还要以德待人呢? 假如作恶只是顺乎天性, 那么, 你为何要顾忌良心的谴责呢? 治疗恶的有效办法是针锋相对地采用恶行, 以恶抗恶。

什么是国家理性呢? 从内涵看来, 国家理性主要是指, 出于保护国家的目的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从这个内涵出发, 容易产生一个疑问, 如果国家以维护国家目的为理由施行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该怎么办呢? 在国家理性观念中, 善与恶的冲突使政治家不得不面对道德两难。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国家理性本身。统治者在必要时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 虽然背离仁慈的道德规范, 或许留下暴君的骂名, 但却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它使民众因畏惧严刑而不敢请以违反规范, 进而强化统治的权威。

今天, 当我们再一次审视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道德与政治观点, 应当注意一个问题: 后果在什么意义上能为违背一般社会道德的行为辩护? 马基雅维利的主张赋予了目的与后果在政治的道德评价中的绝对支配地位, 这也极易导致道德错位。在今天人权至上的社会中, 为了国家利益最大化, 多数人的利益能否肆无忌惮地凌驾于少数人利益之上, 值得深思。如果为了维护公益而侮辱少数人的尊严、对他们施以残忍的刑罚, 显然已违背了公共道德的初衷。康德曾经提出了一个政治道德问题: 人类社会究竟需要“道德的政治家”还是“政治的道德家”?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 或许这套国家理性理论是当时社会危机最好的出路所在, 这种“政治善”所带来的国家整体幸福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道德价值的体现。

参考文献

[1]迈内克.马基雅维利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2]谢惠媛.善恶抉择——马基雅维利政治道德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君主专制政治 篇2

一

在现代文学史上, 许多作家正是受到现实政治性因素的“刺激”而走向历史小说创作道路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作家郭沫若曾说, 出版于三十年代的《豕蹄》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4];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 更导致诸多作家转向历史题材小说创作, 廖沫沙曾言:“皖南事变引起我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愤慨, 埋藏着一肚子的火气”[5], 因此创作历史小说集《鹿马传》;谷斯范先生回忆四十年代创作《新〈桃花扇〉》时的动机说:“写这部作品的日子, 正是蒋介石集团统治下最黑暗的年代, 政治腐败, 特务横行。”[6]从这些作家直白的文字, 不难看出现实的政治环境恰好构成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的原始动机, 作家因此而将创作的“矛头”指向“历史”。

对文艺创作而言, 在诸多政治文化因素中, 为政者的文艺策略又是重心, 文艺生产机制对文学创作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和制约着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为加强专制统治, 极力推行文化专制策略, 企图实现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钳制。为此, 国民党当局实行严格的作品审查制度, 或者删改“违禁”的作品, 或者干脆禁止进步作家作品出版甚至拘禁“反动”作家, 许多历史小说正是为应对这种策略而产生的。茅盾正因为“正面抨击现实的作品受制太多, 想绕开试试以古喻今的路”[7], 于是创作历史小说《豹子头林冲》、《石揭》、《大泽乡》;曾从事于新闻工作的廖沫沙, 受到多重政治因素的限制, 对于“皖南事变”的爆发不得不采取新的应对方式:“我学习了韬奋、茅盾两位前辈在写作上的斗争策略, 恰恰在那时我也收集到一些历史古籍和宋明时代的史料笔记, 于是我把笔锋插进这些史书, 向历史上的古人和死人挥刀舞剑。最初是以杂文的形式出之, 觉得还不过瘾, 继而想到鲁迅先生《故事新编》的写法, 取一点历史的‘因由’, ‘随意点染’, 指的是和尚, 骂的是秃驴, 自觉非常痛快。”[8]这种政治层面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存在使现代作家处于“两难”的境地, 对即时性的政治事件不能不作出反应, 但又受到现实文化生产机制的潜在约束。

现实的政治环境构成现代作家转向历史创作的原始动机, 而转向历史的文学创作, 同样为应付以文化专制为核心的文艺生产机制,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保护伞”:在历史的“幌子”下遮盖着现代作家“讽时刺世”的苦衷;这使“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成为历史小说最普遍技巧。这二者正是现代历史小说政治化色彩在内容与艺术两个层面的最明显的表现。

二

为应对荒谬的作品审查制度, 现代作家往往以历史为创作题材“掩人耳目”, 作为应对作品审查的“屏障”, 而且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据廖沫沙回忆:“《咸阳游》这样一篇刻画特务 (文中称为‘咸阳卫’) 丑态的东西, 竟因为用历史故事作烟幕, 主编胡绳同志又以巧妙的办法塞在一大堆稿件中, 送国民党新闻机关检查, 居然一字不动, 被全文通过, 盖上‘检查讫’的印戳, 发回来了……同志们都不禁为之大乐。”[9]历史作为掩盖的幌子, 使现代作家避开许多外在的麻烦, 但并非所有作家都如此幸运。据谭正璧先生回忆:“因为 (指历史小说《琵琶弦》———引者注) 在《春秋》发表, 所以那本来和前两段文章同样长短的第三段文字, 系影射敌人加我的暴行, 全给伪检查处删去了, 只剩了寥寥数语。”[10]在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下, 谭正璧先生不得不采取新的应对措施, 即把作品“改头换面”:“《孟津渡》在《永安月刊》已排就将付印, 给伪检查处全部抽去, 但我不甘心, 终改换题目在外埠的一个有背景的周刊上一字不删的发表了出来。”[11]

对作品的审查、删改只是国民党文化专制策略的一个方面,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对作家进行人身迫害, 许多作家因此创作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一类题材。李拓之的《焚书》取材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典故, 主旨在于强调为政者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知识的毁坏根本不可能使政权永固, 反而会加速秦朝的灭亡;欧小牧在《<七夕>序》说得更清楚:“这里面所叙述的文人, 都是在受着迫害。死亡, 贫困, 就是他们的生活。”[12]他还说:“闻先生 (指闻一多———引者注) 的被刺, 对我震动甚大, 彻底改变了我下半生的行动方向, 鞭策加快了我写作的步伐, ……中国自来就有一号知识分子, 是能坚持己见, 因而并不怕死的。”[13]刘圣旦也曾直言不讳地说:“写这篇小说的动机, 无非把它来暴露那时统治者的残酷和愚笨……九次大狱 (指“文字狱”———引者注) , 极端表现了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摧残!……知识分子屠杀光了, 还有‘无知棍徒’来造反, 这是那时统治者所梦想不到的吧?”[14]

在这种严厉的文化专制制度下, 国民党禁止言论自由的行为, 使作家把目光转向特定历史题材。中国古代的周厉王为限制国人对自己的谏言监督, 采用“防民之口”对策, 限制国人言论自由, 最终导致“国人暴动”。许多作家以此古事作为创作题材, 陆冲岚的《放逐》就取材于周厉王不听召公“弭谤”之谏, 国人“道路以目”, 三年后引发民众愤怒, 群起而攻之, “害民的暴虐不仁的暴君和他的走狗们都逃了。”[15]廖沫沙《厉王监谤记》同样取材于这段故事, “用周厉王‘防民之口’的故事, 来讽喻国民党统治贪污垄断, 民不聊生, 严禁人民言论自由的黑暗现实。”[16]

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 “三十年代政治极端黑暗, 白色恐怖笼罩文坛。左翼作家多人被捕被杀, 进步人士也屡屡失踪;许多书店被砸, 大量书刊被禁。”[17]在这种文化环境下, 现代作家转向历史已不是简单的寻求“庇护”, 或者逃避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的审查, 从历史上寻找亘古已有的古事, 托“史”言志, 作“讽时刺世”之讥, 这才是现代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的根本目的所在。

三

正如上文所论, 国民党现实的文化专制策略构成现代作家转向历史题材创作的原始动机, 源于现实的政治文化氛围对作家创作产生直接影响;受现实政治文化因素刺激, 却又受到文化专制策略制约的现代作家, 转向历史并作托“史”言志与“讽时刺世”之讥的目的大致有两种:其一, 转向历史, 在历史中寻绎现实的根源;其二, 借助历史作含沙射影式的讽喻。这两种目的又表明现代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立足点还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而为达到这两种目的, 作家纷纷采用“匕首”与“投枪”的杂文式写作技巧, 以作讽时刺世之讥。太阳底下没新事, 现代作家“由现实人生得到的实感”[18], 又在现实中感受到现实与历史的契合之处, 不由自主地转向历史题材创作, “许多历史上的传统的可笑的把戏, 许多大小军阀们, 土皇帝们, 官僚们至今往往还在表演着”。[19]这些都说明受到外在政治因素刺激的现代作家, 在现实中感觉到亘古曾有的内容。

第一种以鲁迅先生最有代表性, 鲁迅先生在创作历史小说时曾直言不讳地说:“近来文字的压迫更严, 短文也几乎无处发表了……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 扭来做点什么书, 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20]很明显, 鲁迅先生的创作立足点还是他所处的社会现实, 第二种创作目的则存在于更多的现代历史小说作家中, 这些作家的创作的箭靶同样还是现实。郑振铎先生通过《桂公塘》表达自己对“力的战斗的文学, 为群众而写的文学”[21]的急切希望。

为使历史小说发挥讽时刺世的作用, 许多作家还采用“匕首”与“投枪”的杂文式艺术手法, 指桑骂槐, 托“史”言志, 作“借古讽今”之讥。廖沫沙的小说集《鹿马传》, 几乎所有篇章均有含沙射影的暗喻与讽刺:《东窗之下》以秦桧诬陷岳飞的冤狱为题材, “‘以古喻今’说明‘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是同岳飞一样, 蒙受了千古奇冤”[22];《咸阳游》表面上写的虽是两千多年之前孟尝君在秦国的历史故事, “实际是记录了我们党和报社一九四三年那一段在重庆同特务作斗争的情景。”[23]无独有偶, 谷斯范回忆四十年代创作《新<桃花扇>》时的动机称:“那批祸国殃民的官僚、卖国贼, 本质上与三百年前南明社会的腐败统治集团, 极有相似之处;‘借古讽今’, 通过人物的描绘, 给以无情的鞭笞, 为那令人咒诅的社会制度撞一次最后的丧钟。”[24]

另一位现代历史小说作家刘圣旦的话最有深意:“埋葬在历史里的故事, 自然是发掘不尽的, 这一点微细的工作, 也许可证明‘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的一句格言……或者, 历史是警告着人们, ‘不要再那么样’;但或者历史也在告诉人们, ‘又要那么样’了。”[25]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暧昧关系, 正如一论者指出的, “现实是历史进入文学的桥梁, 是历史小说不可或缺的因素”[26]。从来没有为历史而历史的创作, 为故事而故事的创作, 那样只会成为通俗的史传演义, 削弱小说的内涵。为达到服务现实的目的, 作家不得不采用含沙射影式的“讽喻”艺术技巧, 托“史”言志。

这种独特的创作目的使许多现代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融入了很多的“杂文”因素———为发挥“匕首”与“投枪”的功用, 历史小说的篇幅大都以中短篇为主。对于这种现象, 郁达夫认为:“在战时, 行动高于一切, 步骤要快, 时间要速, 而效果要大。所以, 非但没有了推敲的余裕, 就是读者也没有焚香静坐, 细读一部平面大小说的闲暇。”[27]郁达夫所说极有道理, 在政治文化氛围笼罩之下, 在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策略束缚之下, “行动高于一切”, 为服从于现实的政治斗争需要, 不得不采用短篇的小说篇幅。此外, 在政治文化氛围束缚之下, 文网森严, 作家不得不把笔触转向历史, 以至许多历史小说“都充溢着反抗意识, 同时在另一面, 是还有讽刺的意味。”[28]为了达到“讽时刺世”的目的, 实现作家的“寄托”, 不得不采用短小精悍的杂文模式。

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策略, 作为文艺生产的外在机制, 对现代作家的限制甚大。问题恰恰在于作家对这种文艺生产机制并不是完全认同, 而是产生抵触, 正如朱晓进先生所论, 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属于一种“非整合模式政治文化”[29]的分类。这导致转向历史题材创作的现代作家“讽时刺世”, 把历史当作一种有效的文化斗争工具, 这种动机与目的恰好又决定着现代历史小说的艺术手法与篇幅。

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 篇3

在古代中国，农民起义频繁地发生，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使社会动荡、人口减少，经济倒退，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并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合理、合乎人道的政治经济体制，它虽迫使新生政治势力对生产关系做出部分调整，但不久以后体制的弊端再一次暴露，人民的苦难也便再一次进入循环。本文无意全面说明农民起义的性质并对之作出辨证的评价，只是单就农民起义的负面意义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力求从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的统一的角度去看待农民起义，提供一个不同于正统历史教科书的理解农民起义问题的视角。

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李闯王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支支充满反叛精神的义旗插上了古堡的城头，然而，正如梁山水泊忠义堂外“替天行道”的`大旗开始飘扬，忠义堂内的天星地罡也排名坐次等级森严一样，起义军城头的黄旗刚刚插定，城中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早已布置完毕。金字塔的等级体制之中，只是塔的上层换了一班人马，而金字塔本身，丝毫没有损伤。

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结构（金字塔）就处于极为稳定的状态，儒家思想、君主专制与小农经济构成稳固的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三者血肉相连，形成一个坚硬的板块，永远无法自我更新、突破。

农民是这一体制的牺牲品。农民起义往往是一个旧王朝的终结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王朝的起始点。农民起义悲剧的根源在于一种他们自身所无法突破的体制，即在儒家思想、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这一牢不可破的体制中，作为小农经济的经营者与儒家思想的信徒，他们无法认识到专制政治正是其苦难的根源，更无法突破这一体制。农民起义是专制政治制度造成的一大悲剧，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模式中，利益受到剥夺、思想受到控制的始终是农民阶级，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为历史留下一场可歌可泣的故事，为农民的苦难生活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有元曲悲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之苦，苦于体制而非苦于王朝，而同时，百姓本身却正是这种体制的构成基础！他们所希望的拥有土地，实现原始的平等，也仅仅是希望权力不要过多地干预生产，让他们太平地过“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小农生活而已。农民起义的目的，便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维护那样的制度。“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心理，使农民军一夺得政权，立即因习前朝体制。就如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所说：“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来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农民对体制的心理、情感依赖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源头。在古代中国，两千多年中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道与释只不过是在儒家达不到的地方做零零碎碎的补充，甚至被改造、吸收、利用，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战国以降中国人的思想基础与中国的文明模式，早在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就已基本奠定。中国的文明模式，正如启良先生所表述的：“由周公开创到汉武帝定型的中国文明模式，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均体现为一个大写的'德'字，或者说是以民本主义为主旨的。这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中国人的价值支柱。”（见启良《中国文明史》）儒学经典著作对理想社会有着种种动人的描述，大同之世，以德治国，修齐治平，仁义思想，为人民勾画出一个由完美无缺的圣人统治，等级井然有序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历代的儒学大师们纷纷对这种完美社会的实现进行探索。在中国文明模式中，“仁”与“礼”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修齐治平”的思想要求统治者通过“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由品格高尚的统治者实现圣人统治。然而，历史摆在我们面前：以道德制约权力纯属一种空想，要求统治者通过内

中国古代君主称谓研究 篇4

古代有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 按照《史记》的说法, 三皇指天皇、地皇、泰皇;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但是直到商周, 帝都不是人间君主的称号, 而是指上帝、天上的神, 古代传说中的神。商周最高统治者一般称王, 王是人间君主最尊贵的称呼, 如周代有文王、武王之称。到春秋战国, 周王室衰落, 各诸侯国纷纷称王, 王这一称呼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因而一些国力强大的诸侯就将过去专指天神或远古圣贤的“帝”这一称号加到了自己的头上, 如秦昭王就自称西帝, 齐泯王自称东帝。秦王嬴政一统天下, 踌躇满志, 为了显示其权威, 专门议帝号,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劝其称“泰皇”, 但嬴政并不满意, 他自以为功过三皇五帝, 于是下令“去‘泰’著‘皇’, 采上古‘帝’为号, 号曰‘皇帝’”, 并决定“朕为始皇帝, 后世以计数, 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传之无穷”。自秦始皇制“皇帝”号, 皇帝一词作为我国专制君主的称呼直至清朝帝制被推翻而告废止, 共流传了二千余年。

皇帝不是普通人, 所以《史记·项羽本纪》中范增说刘邦头上的云气“成五彩”, 是“天子气”。“帝王之兴, 天无隐祥, 地无蓄宝, 是以因神物以表运, 见星云以观德。”西汉董仲舒竭力宣扬君权神授, 说皇帝就成了“天子”, 成了“口衔天宪”, “驾驭万民”的至高无上的、代天帝行使权力的统治者, 成了我国古代政权与神权合一的象征。由于皇帝“父天母地, 为天之子”, 所以一切都与常人不同, 故而规矩也多, 制度也繁。

皇帝的称谓, 衣食住行就有一套独用的、与众不同的称呼。仅以汉代为例, 如蔡邕《独断》卷一所说:“汉天子正号‘皇帝’, 自称‘朕’, 臣民称之‘陛下’。其言曰‘制’、‘诏’, 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车’, 所居曰‘禁中’, 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 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 二曰‘制书’, 三曰‘诏书’, 四曰‘戒书’。”

皇帝生了病叫“不豫”;干了错事, 叫“浮云蔽日”;有人批点皇帝的不是, 叫“指斥乘舆”;外出叫“行幸”;被迫外逃, 要美其名曰“蒙尘”, 当了俘虏, 叫“北狩”;生日叫“万岁节”;死了要说“驾崩”、“晏驾”、“登遐”、“大行”;死后不能叫尸, 要叫“大行皇帝”;棺材叫“梓宫”, 入土叫“大安之礼”;坟墓也必须称之为“陵”。

帝王死了还要盖棺论定, 要加“谥号”, 当然“谥者行之迹, 号者功之表。”如汉代的文帝, 经纬天地曰文;景帝, 布义行刚曰景;武帝, 刚强真理曰武。死后的皇帝要入太庙祀奉。从汉代起, 又有了立“庙号”之制。一般开国君王叫太祖、高祖、世祖, 其次者叫太宗、世宗。我国古代对死去的帝王有时称庙号, 有时称谥号。大体上唐以前称谥号, 唐以后称庙号。如唐玄宗、宋仁宗、明武宗等都是称的庙号。从唐代起又加了“尊号”, 如唐高祖叫“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唐太宗叫“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在汉武帝之前, 我国纪年都是以该帝王之名为称, 如鲁僖公二十八年, 秦始皇八年之类。从汉武帝开始, 每个帝王又有了“年号”, 叫“建元”;新皇帝登位就“改元”。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 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每一年都以年号为称。起初, 一个皇帝可以使用几个年号, 乃至十几个年号, 但到了明清, 每个皇帝就只有一个年号了, 所以明清两代都以年号作为皇帝的称号, 如洪武、顺治、康熙等。

皇帝在世时, 自称“朕”, 或“孤家”、“寡人”。臣下、百姓只能称“天子”、“万岁”、“陛下”、“圣上”、“今上”、“上”等。在表示年代时, 可以用年号但绝对不准用皇帝的名字, 不准说、不准写, 否则“犯讳”是会掉脑袋的。如果在文章中碰到当朝皇帝 (包括皇帝的父、祖等) 的名字时, 必须改用“圣讳”、“上讳”、“庙讳”、“某”, 如果遇上与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 或相同的字音时, 也要避讳, 称这为“避国讳”。避讳的方法一般有“改字法”、“空字法”、“缺笔法”三种。

所谓改字法, 即遇到与君主的名字相同的字时, 用另一个意义相近、读音不同的字来代替它。比如, 四川古代最著名的盐井叫“富世盐井”, 北周时就在此设富世县;到唐代, 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 就改为“富义县”;到了宋代, 又要避宋太宗赵光义的“义”字, 就只好再改为“富顺县”。又比如, 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死后, 他的著作上就不能写刘知几, “几”字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基”字音近, 所以都写成他的表字“刘子玄”。到了清代, “玄”字又和康熙之名玄烨的“玄”字相同, 于是只得改为“刘了元”。

所谓空字法, 即将应避讳之字空而不书, 或作“某”, 或作空围“□”, 或直书“讳”字, 或空一格、开天窗。如《史记·孝文本记》:“元年正月, ‘子某最长, 纯厚慈仁, 请建以为太子’。”“某”即汉景帝刘启。镇压过隋末瓦岗军的王世充, 在唐人撰写《隋书》时, 为避李世民讳, 改“王世充”为“王□充”, 空“世”字。

所谓缺笔法, 即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讳制极盛的宋代, 缺笔法尤为盛行, 在宋刻古籍中, “缺笔”不少于“改字”。如宋高宗赵构绍兴八年版《世说新语》, 即用缺笔法避宋家帝王讳。凡遇“玄朗”、“弘殷”、“敬”、“匡胤”、“恒”、“桓”等字皆缺末笔。

君主专制政治 篇5

一、《君主论》的主要思想

(一) 人性恶

马基雅维利主张性恶论, 并把人性恶作为他政治学说的基础。其认为人类是趋利避害的动物, 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候, 人们只会出与本能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因此, 他并不把善恶作为判断君主好坏的标准。相反, 强调“人们容易忘记父亲之死而不易忘记遗产的丧失。”①马基雅维利把人性恶贯穿于整个《君主论》, 并认为国家的产生根源于人的性恶本性。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 人们自愿结合, 选举领袖, 并颁布约束邪恶的法律和刑罚, 然后就产生了国家。所以, 国家的核心问题就是维护权力, 君主应当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 并且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二) 权术论

第一, “狐狸与狮子”。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该学会同时扮演狮子和狐狸两种角色, 因为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 而狐狸不能抵御豺狼, 因此, 一个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 以便认出陷阱, 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 以便使豺狼感到恐惧。”②他教导君主应当像狐狸一样狡猾, 像狮子一样勇猛。因此, 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应当懂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善于去灵活使用怀柔和高压, 欺骗与暴力的手段, “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 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③君主必须懂得如何运用人性与兽性, 为了好的目的可以适用不当的手段, 因此人们评价君主的好坏依据的是他的政绩, 只要结果是好的, 人们就赞美他, 认可他。

第二, 法律与军队。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离不开法律和军队。“一切国家, 无论是新的国家还是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 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 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 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 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 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④而且法律能够遏制人内心的贪念和恶欲, 引导并约束人们, 是维护国家安定有序的保证。君主夺权是要依靠军队, 但国家的巩固是靠法律的完善。

第三, 受人爱戴与令人畏惧。关于这两者本来是外界对个人的评价和反馈, 但是马基雅维利把它运用于君主之道中。马基雅维利认为, 对于一个君主来说, 如果二者必须有所取舍, 那么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为有利。这一点似乎与我们的正统思想所背离, 但马基雅维利辩解说:“人们对于君主的爱戴是基于自己的意志, 而对于君主的敬畏则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 英明的君主应当确保自己立足于自己意志的基础上, 而不是立足于他人意志的基础上。只是, 君主必须努力避免被人憎恨。”⑤此外, 马基雅维利还告诫君主, 不必过于仁慈。人们都是忘恩负义的伪君子, 君主治国应当用威严使人民诚服于他。

二、《君主论》对后世的启迪

一直以来, 大家都以习惯了以道德优先作为对帝王家的信念准则, 但是马基雅维利却提醒着我们, 强者只与自己有关。其对人性的看法, 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呼唤理性、崇尚人性的根本反映, 更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启迪。

(一) 从历史研究中汲取现实教训

马基雅维利认为我们的历史总是在无限的循环反复。因为人类对权力与地位的激情与渴望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退却过。如果一个人勤勉地观察过去, 就能轻易预见任何国家的未来, 并能应用曾经使用过的补救措施。但是这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统治者也总不去付诸实践, 或者因为对权势的贪恋, 不能认识真正意义的自我, 其结果就是历史上总是发生相似的“愚蠢行为”。放眼中国古代历史, 这样的“周期律”也一次一次被循环重演。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之所以能够产生, 也正是他立足于当时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背景下, 借鉴当时西欧的历史经验, 并结合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认真分析了意大利长期分裂的原因。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历史经验和教训与现实的社会情况相结合起来, 通过总结历史上一些君主进行统治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将历史上那些有能力的君主如何获得并维护君权以及那些无能力的君主又是如何丧失君权的原因进行对比研究, 并多次引用以往君主成败的典型历史材料作为论证根据, 为现实中的君主应当如何吸取教训以及采取有效统治措施提供借鉴与帮助。

(二) 《君主论》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启迪

第一, 重民思想。虽然马基雅维利一书中极其维护君权, 但是文字背后仍深深地体现着以民为中心, 关心民生的思想。这一点如同中国古代传统儒家学说所倡导的“民本”思想一样。马基雅维利说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 人民的力量可以推倒一座城墙, 可以摧毁一座城池, “所以, 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 如果人民憎恨你, 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 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 外人就帮助他们, 这是少不了的”。⑥马基雅维利是极其重视人民的, 强调君主应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 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第二, 依法治国。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法治理念就已经产生并不断发展。马基雅维利肯定法律对治国的重要性。虽然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 在《君主论》中对法律也涉猎不多, 但是他从一个个君主统治思想中旁敲侧击表达出法律的重要性。虽然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法治理念有其局限性, 他倡导的是君主至上, 而我们如今所倡导的是法律至上。不过, 其处于一个教权和皇权竞争激烈的年代下, 其用理性的眼光代替神学, 对现实、对动荡不安的社会进行了攻击, 无疑是走在了历史的前端。历史的经验证明, 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法治思想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被一一成为现实。因此, 他的法律思想也成为我们现今治国的一个指引, 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资源。

第三, 从实际出发。马基雅维里并没有要试图构建一个完全脱离于现实, 脱离于人民的“乌托邦”式国家, 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实际怎么样的生活”, 而并不是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的生活”。他主张用现实的眼光观察历史, 用经验主义态度去看待问题, 《君主论》也是从具体现实出发, 研究现实的政治生活, 而不是从君主的抽象形象出发的。《君主论》揭开虚幻的丑陋面, 告诉我们, 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残酷, 野蛮, 功利”的世界, 那些“理想国”是不存在的, 也是我们无法达到的, 这便是社会现实。

三、结语

任何思想家及其理论的形成, 都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 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特征。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古人, 每个时代对每一个定义的理解都会不同, 对于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评价也应如此。我们应当看到的是马基雅维利开拓了历史的新起点, 为政治学说开辟了新的疆土, 并且其中所囊括的现实主义研究方法, 用词的尖锐准确, 使人们可以更好的认清这个世界, 这或许才是马基雅维里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原因所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权术论就像一把利剑, 冲破各种批判嘲讽的重围, 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出它的光芒。

注释

1[意]马基雅维利, 徐继业译.君王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4:101.

2[意]马基雅维利, 徐继业译.君王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4:80.

3[意]马基雅维利, 徐继业译.君王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4:80.

4[意]马基雅维利, 徐继业译.君王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4:80.

5[意]马基雅维利, 徐继业译.君王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4:94.

君主专制政治 篇6

修1

(建议用时：30分钟)

学业达标] 1．有人说，17世纪末的英国国王开始被套上“紧箍咒”。这里的“紧箍咒”主要指()A．“光荣革命”的胜利 C．责任制内阁的形成

B．《权利法案》的颁布 D．议会改革的进行

【解析】 注意时间信息“17世纪末”。1689年英国颁布的《权利法案》从诸多方面对王权进行了限制，使其逐步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国王被套上“紧箍咒”意指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权利法案》的颁布就是起到了此作用。

【答案】 B 2．有的史学家认为，“英国议会胜利后建立的政体，是英国对欧洲、世界最大的政治贡献”。材料中的“政体”是指()

【导学号：32700050】

A．民主共和政体 C．三权分立政体

B．开明君主制政体 D．君主立宪政体

【解析】 英国议会掌权后确立的政体是君主立宪政体。【答案】 D 3．英国人普遍认为沃波尔是一个大恶棍，但是，他却成了内阁大臣，还常常主持内阁会议。这一历史现象最能说明英国政治发展的哪一特点()A．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政治十分腐败 B．实际上是国王指定他做枢密大臣 C．国王不再参加内阁会议成为惯例 D．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并组建内阁

【解析】 内阁起源于“光荣革命”前的枢密院。乔治一世时，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成为惯例，并开创了多数党领袖任首相并组阁的先例。到18世纪中叶，责任制内阁形成并得以完善。议会下院多数党领袖任首相并组建内阁；一切内阁成员必须在大政方针上保持一致，联合起来集体对议会负责。

【答案】 D 4．有人认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在位)之所以享有盛誉，不是因为她做出 1 了什么轰动的事业，而是因为她什么都不做。由此可见，国王在英国()

【导学号：32700051】

A．无所事事 C．掌控议会

B．“统而不治” D．领导内阁

【解析】 注意题干中的关键信息“她什么都不做”和女王在位的时间“1837～1901年”，此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已确立，议会权力至上，国王“统而不治”。

【答案】 B 5．小威廉·皮特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他就任首相后开创了一个先例：内阁失去议会多数信任时，就可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直接诉诸选民的裁决。这一先例的开创最能说明()A．首相是国家的权力中心 B．内阁不再对议会负责 C．责任制内阁进一步发展

D．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作用大大加强

【解析】 依据“开创了一个先例：内阁失去议会多数信任时，就可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直接诉诸选民的裁决”可以看出，内阁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答案】 C

能力提升] 6．“光荣革命”以后，仍有一些英王掌握实权，其中尤以乔治三世为甚。在他统治时期，没有一个首相能够完全摆脱他的控制。下列对这段材料解读无误的是()

【导学号：32700052】

A．“光荣革命”的妥协必然导致此后果 B．君主立宪政体确立绝非一蹴而就 C．英国首相曾丧失制约君主的能力 D．《权利法案》已经变成一纸空文

【解析】 “必然导致”的说法过于绝对化，故A项错误；“光荣革命”后的国王依然拥有行政权，在责任制内阁形成后才成为“统而不治”的国家元首，故B项正确；材料中表述的是“没有一个首相能够完全摆脱他的控制”，并非首相丧失制约君主的能力，故C项错误；《权利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在法律上宣布国家主权属于议会，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王权受到限制，故D项错误。

【答案】 B 7．“它是一个被创造物，但是它有权毁掉它的创造者。它既是一个由立法机构任命的行政体，又是一个可以消灭立法机构的行政体。它是被造的，但它可以被破坏；从起源上讲它是派生的，但在行动中它却具有毁灭性。”这里的“它”是指()A．国王 B．议会

C．内阁

D．首相

【解析】 国王是世袭的，不符合材料中的“任命”，故A项错误；议会是立法机构，不符合材料中的“是一个行政体”，故B项错误；内阁是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党的领袖提名组建而成，它起源于国王召集的秘密会议，后成为法定组织，故C项正确；首相是由国王形式任命，不是由立法机构任命，但是对其负责，而且它的起源不属于派生物，故D项错误。

【答案】 C 8．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素以尊重传统、崇尚中庸的英吉利民族中，极端道路往往是行不通的。„„“光荣革命”吸取了40年代革命和1660年“复辟解决”两方面的教训，既摒弃了无限制的斗争，又避免了无原则的调和„„它遏止了1661年后出现的君主专制主义趋势，根本改变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同时又没有割断历史，超越传统。

——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原则，这一原则由洛克在他的两篇《政府论》中作了最充分的理论阐述，应当指出，洛克的这两篇文章几乎是与“光荣革命”同时完成的，这说明建立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早已成为许多英国人沉思良久的设想，而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恰恰反映了英格兰全民族统一价值取向的形成。

材料三 君主立宪制从确立到完善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君主的权力不断衰落，议会的权力不断上升，产生于议会的责任制政府也逐步确立起来，“光荣革命”为不断的变革打开了通道，这是英国最终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最主要的因素。

——《大国崛起》

(1)材料一中“根本改变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指的是什么？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英国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改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英国政治制度不断创新的表现。这些创新有什么作用？

(3)综合上述分析，你能得到什么启示？

【解析】 第(1)问结合英国“光荣革命”的有关史实回答，从材料中提取信息归纳其原因。第(2)问联系英国责任制内阁的形成以及1832年议会改革等内容概括其表现，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作用。第(3)问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分析启示。

【答案】(1)方向：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原因：议会在英国有较长历史，且掌握一定的权力；英吉利民族崇尚中庸，选择了“不流血的”政变——“光荣革命”，并取得成功；与英国人长期的设想和全民族统一的价值取向相符合。

君主专制政治 篇7

我主要就第一节课《明清君主专制加强》来说说我听后的感想。

首先从学生来说，学生的精神面貌很好，首先给听课的老师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学习氛围很好。其次是老师，老师仪容整齐，整洁大方，让人听课感觉赏心悦目。在次就是教师的备课，从老师的教学说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教师准备的充分，集合学校所有优秀的历史教师的智慧，经过多次试讲，同时上课教师能够查阅大量的资料，丰富教学内容，不仅仅是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能够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最后，我重点就要来说说这节课。第一，值得我学习的。

首先是教师的导入。导入在一节课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良好的开端意味着成功的一半，一堂历史课，如果有个好的开端，将能抓住学生求知的心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一上课就把学生的心紧紧拴住，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的课题、新的内容中去，为上好课打下基础。在这节课中教师以明孝陵的图片来导入这节课的学习，教师从学生的周围生活入手，引导学生感受身边的历史，使学生找到熟悉感，从而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课程的展开。所以从这方面来看，这节课的导入是成功的。在这里我觉得教师上课的大气，那种运筹帷幄的感觉是值得我去学习的，要把握好课堂。

接着是课程重难点的学习。教师能够很好的把握住课程的重点和难点，紧跟新课标的要求。从明朝中央机构组成的变化，探究丞相的废除，通过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将明朝宰相的废除、内阁的设立娓娓道来。而讲到清朝君主专制加强时，则用清朝三位著名皇帝的图片来看军机处设立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图表、视频等多媒体文件进行教学，一方面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教师在语言方面总体来说是好的，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进行的知识信息的传递和反馈，情感的交流和沟通，学生个性的熏陶、感化，引导学生观察、记忆、思维、想象等智力和创造性的活动，都必须借助教师的语言。精心设计的，闪耀着智慧火花的教学语言，是把语言家的用词准确、数学家的逻辑严密、演说家的论证雄辩、艺术家的情感丰富都集于一身而作综合的表达。在这节课的学习中教师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但能够做到立足史实，详略得当，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我们下面一点再谈。

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在历史教学中引进历史资料，是历史学科的学科特色。它可以通过还原历史情景，使学生获得丰富的历史表象，也可以在对历史材料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在这次教学中，教师的史料主要来自《明朝那些事儿》、《清朝那些事儿》等。教师运用现今很火的历史书籍，不像运用古籍那样难懂，这些史料更利于学生去理解知识，亲近历史，用诙谐的语言讲述历史，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史料的运用很成功。

在板书方面。独具匠心的板书设计，既有利于传授历史知识，又能培养学生的能力；既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启迪其智慧，活跃其思维；既能有利于产生美感陶冶情操，又能影响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节课的老师，我很欣赏他的字，很工整，很美观。同时又能用板书来突出教学重难点，让学生能够系统把握所学知识。

最后，有关提问方面。它是师生在教学活动中双向交流的桥梁和共同实现教学目标的纽带。

它是教师进行启发式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了解学生学习状态的一种教学行为。在这节课的中有关提问方面，教师的问题设计的很新颖，例如有关“宰相的权力是谁赋予的？、为什么大臣争着去简陋的军机处？”这样的提问很新颖，值得我们去跟深入探究，当然回答的有点太草率，我们下面再谈。

最后关于结束。一节课收尾的好坏影响着老师对这节课的最终评价。我们都知道这样一

句俗语：“猪头、豹肚、凤尾”这就要求教师能够很好的做好教学的结束。结束的技能作用在于一是，对相关的历史知识进行归纳、概括和总结。使之形成巩固的、系统的知识结构；二是，引导学生总结教学中的历史思维过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及时教于学的反馈信息；四是，可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参与评价。在这次教学中，教师以中国梦来结束这节课的学习与现实相结合，一切的历史的都是当代史，立足于历史整个时间链上。

到此，我仅在从教学的这几个技能方面来谈谈我的一点拙见。

第二，有待改进的。

首先就是在导入上，当时听课老师也说了，有关图片的运用，是用生前的还是死后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学历史的去探究，个人觉得用生前的比较好，要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现象最好的莫过于当时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生前代表着当时的真实情况，能够更好的引导学生学习。

再次，就是教师语言上，教师这个职业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我们是教育人的，语言的要求更加的严苛，否则就是误人子弟，在设计一些问题的答案时要求语言的准确，还有待探究的问题就尽量避免。教师语言的准确性是对历史教学最重要和最起码的要求。因为教师是传授科学知识的，如果自己的用词不准确，表达不科学，就容易产生错误和歧义，使学生难以形成正确的历史表象，难以掌握正确的历史概念。用词准确，这是历史教学语言的生命自己设计问题固然好，但是也不能一味的追求问题的新颖，要准确。

最后就是关于与现实社会的结合，历史虽然是过去的，我们今天之所以学习历史是希望从中得到借鉴，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学习生活以及社会的发展，教师可以在教学活动中适当的将这节课所学的历史与当今社会相联系，看看当时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影响。

君主专制政治 篇8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在于,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而专制制度内部两种力量的矛盾运动DD君权的强化力量与约束调节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则是这种内在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了某种自我调节机制,减弱了其狭隘性、封闭性与非理性因素,降低和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与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使它能够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发挥出基本的效能。不过,这种内部矛盾运动虽然是我们思考君主制度的起点,但并非孤立的、自发的自我循环过程,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分享、协调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其深层的动力机制还应归根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

近年来,学术界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方面的研究论著,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在考订史实的同时,致力于方法和理论方面的突破,才能进一步推进君主制度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度。[1]一位学者曾经评价中国的官僚政治研究状况说:“学术界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是材料梳理和历史细节的考订;另一方面,人们基于宏观社会理论,着重从阶级性质、专制权力与意识形态层面上讨论官僚政治。这些研究不可否认也是成绩斐然,但在丰富致思方向和研究方法上,新的进展尚嫌不足。问题之一,似乎在于上述两个层次之间,有可能存在着一个薄弱的中间环节,即:在宏观社会理论与史实考订之间,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属于中间层次,大约属于某种‘中等范围’〈middlerange〉的理论。”[2]依笔者浅见,在有关君主制度的研究当中,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在研究方法、尤其是在中观理论方面取得突破的问题。认真说来,除了各门学科都通用的一般的宏观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我们目前确实还苦于缺少一种属于或贴近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研究的独特语言,以便能把这种宏观理论过渡、转换为中观的.理论。由于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盲区,也就无法确立属于中国君主制度研究所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形成学术界公认的基本分析范畴和基本语言,从而也难以找到学术对话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基点,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和整体的学术积累。基于这种考虑,同时也是对上述呼吁的回应,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君主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的分析,尝试性地提出一种诠释和描述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运行机制的思路,诚望得到批评教正。[3]

一、 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其中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主要作用,是决定事物面貌与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马克思主义进而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基本矛盾,它制约着和决定着其它一切社会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也是基于这一基本原理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着手,进一步分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方向和把握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它从方法论上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正如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一样,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必然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它决定着中国君主制度的基本面貌、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因而也就构成了理解和研究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分析对象!

那么,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应如何寻找切入点,来把握这一矛盾呢?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列宁曾概括和总结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一切矛盾(

《君主论》读书笔记 篇9

作者通过对诸多历史典籍和其所生活年代所发生的事件，讨论了新君主国的建立及君主的统治方法、君主国的获取、统治和维持等。全书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讨论了君主国的相关问题，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讨论了关于军队、军事的问题，第十五章到第二十三章讨论了君主具体应该怎样做的一些建议，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六章则阐述了作者献上此书的意义和目的。

一、君主国的相关问题（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在这一部分里，马基雅维利对君主国进行了分类，他把君主国分为世袭君主国和全新君主国。他认为在世袭君主国中，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君主后裔统治下生活的世袭国里保持政权，相对于全新的君主国困难小得多。因此在随后的第三章到第九章中，依据全新君主国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获取方式，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在第三章中，作者着重讨论了如何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的情况下如何使君主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认为一是君主亲自驻节在那里，二是在征服国的要害之地派遣殖民。而在殖民过程中，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则是“设法削弱被占领国中较强大的势力，同时注意不让任何一个同自己一般强大的外国人利用任何意外事件插足那里”，并从罗马与法国路易十二的事实对比中，马基雅维利从中总结出一条规律，即“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是由于他用尽心机否则就是使用武力促成的”。这句话在随后的历史中似乎也得到了事实的印证，如盛极一时的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因与各国作战所消耗的大量金银以及举债最终成就了荷兰的崛起；二战时期采取孤立主义的美国在战争中从欧洲尤其是英国大获其利，最终取代英国获得世界霸权。在随后的第四章中作为特例作者提出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大流士王国为何容易统治的原因，指出了君主国统治的两种不同方法，即君臣统治与君（诸）侯统治，前者由于中央集权则占领难统治易，而后者由于分权则占领易统治难。而在第五章中，作者则建议对于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国家占领后应彻底毁灭掉，否则后患无穷。以上是作者依据占领的君主国不同的类型所进行的讨论，随后的六到十章中，作者则分别从四种不同的获取新君主国的方式进行了讨论。第六、七章分别讨论了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与依靠他人和幸运获得的新君主国，作者显然倾向于前者，认为“最不倚靠幸运的人却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人”，而对于后者则认为“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随后的第八、九章作者讨论两种特殊的获取方式，一个是以邪恶之道，另一个是市民的君主国（即通过本国市民的赞助获得）。其中关于邪恶之道的运用，作者认为“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妥善地使用即“可以偶尔使用暴力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对于君主的地位会获得某种利益，而后者却不能自保。关于市民的君主国，马基雅维利则认为获得人民的赞助比获得贵族的赞助更有利于巩固君主的地位，且认为“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们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本部分为《君主论》接下来的论述做了铺垫，也初步展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他的权术思想：“对人们应该要么爱抚，要么铲除，因为人们会对所受的轻微侵犯进行报复，而对所受的重创就无能为力了，所以，人们对他人的侵害应该是那种不用担心受到报复的侵害”“谁促使他人强大，谁就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是他用尽心机否则就是诉诸武力促成的，而强大了的人们都会对这两者心怀猜忌”“人们不应为了逃避一场战争而听任混乱滋长延续，因为战争是无法逃避的，延续只会使自己陷于困境”。他崇尚武力：“赤手空拳者会被毁灭殆尽”“当人们不再相信的时候，就诉诸武力逼其就范”但又十分注重谋略，“掩饰自己的意图，与对手和解，极尽献媚取悦对手后最终将其拿下”“使用残暴，分为恶用还是善用，善用指

统治者出于自身的安全，需要时可以偶尔为之”“损害行为应该一次干完，人民便会少受一些损害，怨恨就会少些；而恩惠应该循序渐进地施予，这样人民才能更好地品尝到滋味”。这些主张，无不体现了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给君主提供了直接且有效的治国之道。

二、军队、军事的问题（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

马基雅维利把军队分为雇佣军，外国援军，两者的混合军和本国军队，并详细论述了雇佣军的由来，强烈抨击了雇佣军的不可靠，认为“意大利当前的衰败，就是长期依靠雇佣军的缘故”。外国援军也是有害无益的军队。作者主张君主要依靠自己建立的军队，“一位君主，除了战争、战略和军事训练外，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目标、念头，不应以他事为业，这是身为统帅之人应当从事的唯一职业”。同时认为“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这些军事思想虽然在现在看来有些片面，或者单纯强调武力有些极端，没有考虑到国内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且当时整个欧洲的局势表明，谁能在战争中胜利不完全决定于军队的实力，而在于谁国内的经济能使自己耗的更久，最就会笑的最后。但他的军事思想对于当时的意大利——一个总是喜欢依靠外国援军的国家——来说还是正确的，而且在马基雅维利14年的政治生涯中，也用其辉煌的军事业绩证明了这一点。其间他撰写了题为《论佛罗伦萨国民军队组织化》的军事改革方案，并负责监督新国民军进攻皮萨，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很快就取得了胜利。

三、君主具体应该怎样做的一些建议（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三章）

他从历史的经验和意大利的现实出发，论证了政治的目的就是统治。因此，其政治思想的主题就是研究“国家兴衰的原因和政治家维持统治的手段”。他认为，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民应该怎样生活是两码事，这对君主来说尤其如此。无可否认，君主应该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美德，诸如诚实、慷慨、守信、仁慈等，当然是值得赞扬的，但由于人类天性恶从而不允许这样，因此，“一个君主如果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但是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和福祉。” 例如，在谈到慷慨和吝啬时，马基雅维利说，“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可是，如果慷慨在做法上使你不获称誉，它就损害你了，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君主只有在慷他人之慨时，象带军出征，靠掠夺、勒索、敲诈来补给时，慷慨才是必要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君主为了保有慷慨的名声，势必耗尽财力，横征暴敛，额外增加人民的负担，使人民仇恨他。而“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则会带来这两者。”君主如果英明的话，就不要介意吝啬之名。因为当人们看到君主由于节约的缘故而收入丰盈，能够抵御对他发动进攻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随着时间的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是越来越慷慨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的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 再如残酷和仁慈这一对品质。马基雅维里认为，“每一个君主都是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为了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的残酷比起那些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的过分仁慈其实是仁慈地多了。君主也许想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二者兼备，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如果必须在二者间作出取舍，则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因为人们都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人属于你的。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

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决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更少顾忌。”在分析君主应当怎样守信的问题上，不得不提到他著名的“狐狸与狮子论”，这也是这一部分所主张的权术的代表：“君主必须熟练为兽和为人的作战之道”“君主既然要懂得善用兽性，就应当取法于狐狸和狮子，狮子不知道防备陷阱，而狐狸则不能抵御豺狼”“因此君主需要成为一只狐狸以识别陷阱，又需要是一头狮子以震慑豺狼”，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该是狮子和豺狼的结合体，像狮子一样勇猛，像狐狸一样狡猾。这个观点常常被人引用，作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最好诠释。他也因此受人褒贬不一，成为历史上争论不休的人物。马基雅维利指出，笃守信义是值得赞许的，但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并不重视遵守诺言，而且最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最终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他列举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做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他总是能找到上当受骗的货色”在遵守信义于己不利的时候，君主决不应该遵守信义，但他务必要装出遵守信义的样子，至于其他的品质，马基雅维里指出，像慈悲、忠实、仁爱、公正、笃信这些品质，“对于一位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他甚至主张，一个聪明的君主一定要用策略造成一些反叛自己的仇敌，然后再用强力把仇敌削平，这样才能使自己名声大振。总之，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在政治上只应该考虑有利还是有害，不必考虑正当还是不正当，为了达到巩固君权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说：“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必须精于掩饰兽性，成为一名卓越的伪装者和假好人”君主具备那些好品质并且持守不懈，那将有害，但如果显得具备那些品质，却是有益的”。看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马基雅维利，他的谋略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看似绝对矛盾的两种品质能在君主身上完美结合（前提是君主按他说的去做），这应该和他深刻的洞察能力，把人性的弱点牢牢把握分不开，只有这样，才能玩弄人们于股掌之中。对待大臣，马基雅维利认为，应该起用那些为国事殚精竭虑的人，“应多关心，让他保持良臣本色；应赐给他荣誉财富，让对方感恩戴德；也要委以重任，和他一块分享荣耀”；而对待小人，“除了广开言路外，君主应采取第三种方法——在国内选拔智囊团”

本部分为《君主论》的核心，集中阐述了马基雅维利所崇尚的权术与谋略。正是由于马基雅维里的这些有关“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手段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规范约束的观点，使他在16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遭到排斥，名声极为不佳，人们称之为“政治恶魔”、“罪恶的导师”、“邪恶的教唆犯”、“极其玩世不恭的人”、“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批驳者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是有负面作用，他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恶劣的影响，他把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单方面寄托在君主身上，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和看待历史人物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正确、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因其大胆提出的创新的政治理论方面，被指斥为“政治恶魔”、“罪恶的导师”，从侧面更凸显出其理论的伟大之处。也正是这些理论把政治、法律从伦理和神学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而指斥其理论对二战中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造成恶劣影响的人不过是说持刀杀人者有罪，则刀亦有罪。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利作为一名爱国者，倾其毕生之力探索治国兴邦之道，渴望祖国统一和强大。可以肯定地说他无悔于近代资产阶级奠基人的称号的，无悔于文艺复兴伟大巨人的称号。

四、作者献上此书的意义和目的（第二十四章至二十六章）

在本书的最后，马基雅维利总结了意大利君主失败的原因：“吃了军队的亏，有些人遭

到国人敌视，不知道如何防范贵族以保全自己，缺少危机意识”等等。他主张积极改变命运，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并果敢坚决地行事。最后，马基雅维利献上此书的目的则在于，把希望寄托在梅迪奇殿下，希望其能够“组织一支既能抵御骑兵，又不惧怕步兵的新军”来完成统一意大利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