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近代 篇1
后来, 他拜成都织缎机房的武术名师刘扬廷门下为徒。刘扬廷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身边四勇将之一, 身怀绝技。大渡河失败后, 四勇将杀出清兵重围, 化名隐居各方, 刘扬廷在成都开设机房, 袁大安在嘉定府城内开茶馆, 乔守玉隐居名山县蒙山, 杨板熊隐居雅河一带……马宝随刘扬廷学了一身好武艺, 后刘病故。这时, 外号“金舵子”的黄二爷来川, 马宝与新繁县的刁泽成又拜其为师, 深得其真传。黄二爷逝世后, 马宝披麻戴孝择地竖碑埋葬师傅。
马宝从师多人, 绝艺在身, 脾气又暴躁, 终因惩治当地恶霸胡贡生爪牙而误伤人命, 只得化名外逃投军。因擅长武功, 不久升为伍长, 屡建战功, 升至川北协镇千总。
赵尔丰任四川总督时, 调聘马宝为总督府镖客, 待之甚厚。1911年12月清廷灭亡, 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决定杀赵尔丰以树己威。辛亥年十一月初三日, 赵尔丰被四个兵士高举飞跑, 被弄到老皇城内至公堂前第七块石板上。气喘吁吁随奔而来的老仆人哭哭啼啼为赵尔丰铺下红毡子, 赵坐在上面破口大骂。尹昌衡当众厉声宣布其罪恶:“屠杀西藏边民, 杀害保路请愿百姓……该不该杀?”百姓大呼:“该杀!”呐喊声中, 尹昌衡挥手下令, 赵尔丰脑瓜落地, 血溅丈外。
有封建感恩思想的马宝, 决意为赵报仇。第二天, 尹昌衡在成都举行庆功大游行, 将赵尔丰脑袋装在盘内, 由士兵端起游街……路边老百姓大骂:“赵屠户, 你也有今天!”尹昌衡穿着呢军装, 头戴金边大军帽, 腰挂指挥刀, 骑在高头骏马上, 洋洋得意……走到马街口, 街边楼上忽然“嗖”地一声, 闪电般飞出一镖, 把尹昌衡戴的军帽击飞, 尹大惊失色, 高叫:“快捉刺客!”伏在马背落荒而逃。
尹昌衡回衙后大怒, 命将附近百姓捉拿严审;又疑为马宝所为, 派兵前往白云寺街12号马公馆, 将马老夫人接到都督衙门。
几天后, 马宝潜回家方知详情, 对老婆说:“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当, 我怎能连累老母和百姓?”随即赴都督府自首。
尹随即升堂, 责问:“为何刺杀本督?”马宝答道:“赵大人开边千里, 功劳赫赫, 结果被你杀了!他于我有恩, 所以要为他报仇, 现既被捉, 要杀要剐由你!”。尹昌衡默然半晌说:“义士杀之不祥, 你也不愧英雄本色, 又是孝子。我不治你罪, 你走吧!”马宝母亲忙道:“快谢都督大人不斩之恩!”马只得打千谢过, 尹当即将一干人释放。后据闻, 马宝一度任尹之保镖。
民国六年后, 马宝曾在成都三次主擂, 晚年还在四川省国术馆国术专门学校与刘崇俊同任教育长, 为武林培育人材。
马宝膝下一子二女, 长女涤新, 后为教师。1932年曾在成都花会中举办的全省国术比赛女子组打过银章。次子如龙, 在边防军任上尉国术教官, “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日, 右头骨为弹片所伤, 神经受影响, 健忘, 后在四川水警总局任闲职。三女维新一直教书。马宝弟子众多, 有杨季冰、胡澈超、刘宗沛、许文超、马石臣、罗伯华、朱仲康等。马宝1941年仙逝, 葬于成都北门外萧家碾。一代宗师辞世, 留下佳话, 至今为四川武林人士常常提及。
清末以来, 枪炮取代刀矛, 造成武术危机。因冷兵器时代武人出路甚多, 可考武举谋仕途;可设镖局为职业;可从军求升迁。民国后, 科举废除, 镖局衰落, 打仗赖洋枪。故武人除设棚授徒及去军队作教官外, 别无谋生之路, 很多人只好卖艺乞食江湖。当时武林流传俗谚说:“操打练功, 越操越‘抖耸’。” (‘抖耸’, 四川方言, 猥琐可怜之意) 。许多武人偶得意一时, 也晚景凄凉。武人唐伯春, 曾为上校教官, 后赖拉黄包车度日, 终穷愁而死, 即为明显例证。
唐伯春, 四川遂宁人, 生于城西商贾之家。因习武先后延师数人, 致家道中落, 遂走南闯北求生财之道。其后曾在川东川南诸县参加打擂, 名列前茅, 曾获金章二枚。1919年入成都“省武士会”拜于“铁人”马宝门下 (马精于峨眉南拳, 曾为省都督尹昌衡之镖师) 。“武士会”倡导“强国强种”, 除团结武人发展武术, 还向旧军队推荐国术教官。因唐伯春武艺精良, 又有马宝推荐, 遂入二十九军 (军长田颂尧) 。初为上尉营部教官, 唐教练刻苦, 军士喜爱, 渐次升迁, 终至军部教官, 军阶上校, 随田颂尧驻潼川 (三台县) 。上校国术教官说来吓人, 但并无实权, 属杂佐一流人物。唐伯春身著黄呢军服, 金章光灿, 自觉春风得意。此时难免官场恶习, 吃喝嫖赌, 样样精通, 当时川军士兵多染烟毒, 不少人都是“双枪将”。唐伯春鸦片烟瘾日大。每日卧于烟榻, 红灯如豆, 状如鬼火, 吞云吐雾, 胜似神仙……日渐肉减形销, 满面烟容, 田颂尧恶之, 后借故赠川资百元将其遣返。
唐伯春怏然至成都, 赁鼓楼街民房一间居住。日久钱囊告罄, 而烟瘾无减, 衣食渐不济, 初则设棚授徒, 以曾作“上校教官”为旗号招揽徒弟, 但省城武人云集, 高手如林, 唐每日涕泗流涟, 状如烟徒, 故学者日少, 门可罗雀。唐伯春对人叹道:“悔不该学打拳, 拣了一张‘背时贴子’!当年若去学文, 或学手艺, 年纪大点、身体差点, 也还有谋生之道。如今大字不识几个, 身体也拖垮了, 真弄得上不沾天, 下不着地……”又鬼混几年, 实无它法, 只好在车行雇了辆洋车拉客, 挣几文钱糊口。此时已是形容憔悴, 衣衫褴褛, 状极狼狈。街邻训诫子弟就说:“不许猴跳舞跳去打拳, 没出息!你们没见拉黄包车的唐伯春么?”可见当时视武术为粗鄙的世俗偏见。
吴老拳师曾对本文作者说:他1940年出于好奇, 至鼓楼街那间狭小潮湿的房屋内拜会唐伯春, 见街沿下摆了辆破洋车, 屋内瓦灶绳床, 家具唯破桌旧箱各一只, 余无它物。唐蓬头垢面, 双目呆滞, 见吴进来, 问何事?吴道:“我爱好国术, 听说唐师傅从前是位好手, 特来请教。”唐伯春双眼顿亮, 面带喜色, 从破床上一跃而起, 忙不迭地絮叨道:“嘿嘿, 我还当过上校教官哩, 当年……”最后趋前低声说道:“我尽心教你真本事, 每月只收四元学费。”见吴犹豫, 又忙道:“要不, 就按拳教, 学一套拳收一元钱, 如何?”盖此时穷极, 虽欲拉徒授拳, 已近似乞讨了。吴本已拜有师傅, 心里可怜唐, 答应跟他学拳。唐授拳时体力不支, 每一动作即喘咳, 然拳套仍熟。
唐伯春终因贫病交加 (后患肺痨) , 于1945年凄然病逝。据街邻说:“唐死前吐血数口, 瞪目大叫道“‘老子后悔啊, 不该习武!不该习武哇’!”死后赖吴老拳师等聚资薄殓, 草草葬于五桂桥坟山上。
佘英, 原名佘俊英, 号竟成, 四川泸州小市镇人, 生于清朝同治末年。他是四川近代史上著名反清英雄, 也是应在四川武术史上留名的英杰。
佘竟成出身贫寒, 早年丧父, 与母亲靠佃种、针黹收入谋生。他先后学过铜匠和撑船, 十余岁就有一身好气力。他极爱好使拳弄棒, 最初无处拜师, 四处偷经学艺。泸州为川南重镇, 市面上常有江湖艺人卖艺, 他是看热闹的常客, 在场外暗自揣摩, 比比划划。有时他还帮助艺人维持秩序, 收拾摊子, 艺人们也乐于点拨一二, , 故佘竟成虽系自学, 武艺已有相当功底。小市镇武举人李孝思精于峨眉派武艺, 绰号“通城虎”, 他于1896年在泸州设武棚授徒, 传习拳脚、骑射等武艺。佘竟成入棚拜师, 他膂力甚大, 习武又刻苦, 故武艺大进, 尤精于搏击。他豪放不羁, 好为不平事, 被泸州人称为“豪士”。后他参加清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考取了武秀才, 被公推为当时有革命意义的市镇袍哥会“文字公口”“舵把子” (袍哥首领) 。
泸州的清朝官吏见佘竟成武艺好, 遂请他当“州衙堂勇管带”, 负责“攉领卫队, 揖捕盗匪”……但他“目击清政不纲”, 不久后辞职不干, 回家开牛肉饭馆, 仿佛《水浒传》中朱贵开店, 专接纳四方豪杰, 侠义大名传遍川南。与此同时, 他仍练武不辍。一次, 一位武林朋友对他说:“泸州道台衙门的旗杆好直哟, 砍来做龙船保管要得……端阳节好赛龙船!”他当晚凫过沱江几斧头砍断, 又凫水扛回小市镇。可见他艺高胆大, 蔑视清廷。
1906年, 革命党人黄复生邀佘竟成东渡日本去见孙中山。中山先生见他魁梧豪放, 大为器重, 当即委以西南大都督, “命英归, 喻会党以大义, 为种族效命”……佘竟成回国后, 以会党 (袍哥) 首领兼同盟会会员的双重身份, 成为四川反清运动重要首领。风声传到泸州杨兆龙耳里, 要捉拿佘竟成。此时佘母逝世, 佘竟成借小市镇西昌会馆办丧事。杨兆龙调来大队兵丁悄悄乘夜色把会馆围得水泄不通。杀气腾腾的清兵涌进会馆搜查, 说也奇怪, 明明晓得佘竟成就在会馆里, 可搜到天明也不见人, 清兵垂头丧气回去了。满泸州人都说佘竟成会飞檐走壁, 还说他会“驾土遁”。其实, 佘竟成此次脱险, 赖其精湛武功, 他趁混乱嘈杂之际, 纵身跳跃抓住堂上横匾, 再借其超人膂力翻腾而上, 侧身藏于匾后。清兵做梦也想不到悬重赏捉拿的“要犯”就藏在自己头上的高匾上。
佘竟成此次脱难后, 先后组织、参加了泸州、叙府、广安等武装起义, 虽然都失败了, 但给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佘竟成不气馁, 多方聚集队伍, 积极操练武艺, 准备再次起义。他教授手下弟兄砍刀长矛等实战功夫。他鼓励大家:“不要看清妖有毛瑟洋枪, 打仗时短兵相接, 那洋玩意儿还当不了老子手中的大砍刀!”
1909年12月13日, 革命党再次在川南起义。佘竟成指挥一路人马, 在嘉定府童家场夺得团练局近百支快枪和八只炮船。当日下午各路人马齐聚嘉定上游的新场关帝庙正式宣布起义, 前去攻打嘉定城。但守城清军人多势众, 装备精良, 突然杀出城来, 义军被迫败走。到宋家村时, 佘竟成大吼道:“兄弟们, 再退就没路了……都跟我杀回去!”吼罢, 不顾身患疟疾, 手执大砍刀率部回击, 接连砍倒清兵十余人。清兵眼看就要败退, 不料前方又有一支清军夹击而来, 义军腹背受敌, 拼死至夜色降临方才四散突围。佘竟成身边仅剩部下二人, 逃至云南边境的豆沙关附近, 守关清兵紧追不舍。佘竟成打听到这个山头叫“断蛇坡”, 不禁叹气道:“唉!我佘某命当绝于此地了。”佘虽是反清志士, 但尚未摆脱旧式武人封建愚昧枷锁, 以为“佘”与“蛇”同音, “断蛇坡”便成了大忌讳。故清兵追来时, 他命两位部下逃走, 自己却挡住道路坦然受缚。
佘竟成虽被捕, 但神态英勇, 目光炯炯, 立于木制囚车上宣传反清大义, 道路两侧围观者莫不感动, 有的老百姓在囚笼上挂红绸和红布以示敬仰之情, 连清兵也没法禁止。佘竟成被押送至宜宾, 他写下千余言的“自述”, 痛陈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罪状。他对审讯官员慷慨陈词:“神州之内凡有血性的男儿皆是吾同党, 抓不完, 杀不绝!”知府宋联奎恐夜长多梦, 当夜三更将其杀害。佘竟成临刑前留诗一首云:“牡丹将放身先残, 未饮黄龙酒不干。同志若有继我者, 剑下孤魂心自安。”充分显示了勇武报国的武术家高尚情操。本文作者1985年曾参加电影《草莽英雄》剧组在川南宜宾的武打拍摄, 据知情者讲, 剧中反清袍哥英雄英勇就义等情节, 就是中国著名作家阳翰生 (宜宾高县人) 参考佘竟成等人事迹所创作。佘竟成超人武艺至今仍在武林传颂。
四川近代 篇2
关键词: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留法;马克思主义;倾向
辛亥革命之后,为进一步找寻近代中国的出路,四川知识分子开始纷纷奔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从1912年吴玉章、黄复生等发起“留法俭学会”和组织成立“四川俭学会”开始,四川先后有大批青年学子赴法留学,总人数达到五百三十多人,居全国之冠。四川青年知识分子留法勤工俭学的亲身经历是对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意识的一次深刻洗礼。这段经历,使他们认清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仇视,形成了影响自己一生的世界观,为他们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感性的、理性的、实践的基础。
一、留法经历让四川知识分子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毁灭了他们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梦
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模式一直是贯穿近代中国社会始终的重要主线。在轰轰烈烈的旨在按照西方样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痼疾和贫穷落后的现实并没有改变,中国人对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幻想依然存在,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也并没有停止,反而是有了更深入的发展。特别是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更进一步推进到意识形态领域,希望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文明模式来改造中国。四川知识分子留法运动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并走向高潮的。
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相对彻底的国度,对“法国式”资本主义文明的向往和爱慕,是四川知识分子留法的直接主观动机。在当时,四川知识分子视法国为“民气民智先进之国”、“欧洲文明中心”,认为要“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在他们看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完全可以实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梦想。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说:“一大批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爱国学生,所以要留法,大多数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他们认为,要拯救落后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只有到国外学好科学技术,回国后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思想,远涉重洋,先后到了法国。”早在1912年初,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在北京组织“留法俭学会”时就明确提出,留法的目的在于“‘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后来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的华法教育会也继续承接这一宗旨:“以西方先进的科学,图中国教育之发展”,使“中国教育与实业的前途,受惠至大”。
因此,四川知识分子们一方面怀揣对祖国未来前途的深深焦虑,另一方面则抱着对民主、科学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热切期盼来到了法国。对他们很多人来说,初到法兰西的印象是美好的:“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看着巴黎的华美与彼邦的文明,才知祖国毛病太多”;“到星期天看到法国工人也打起领带,逛公园,参加舞会,看不出是受压迫的样子,认为要学法国,把孔、孟、李、杜这一套都收起来了”。聂荣臻也在1920年2月29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身临其境,无一不比我们中国好得多,并且法国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样的美德,真是不错。”
然而,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了解和对法国现实生活的切身感悟,许多四川留法知识分子开始从以前对法国的幻想和初到法国得到的美好表象中清醒过来。他们很快看到了资本主义虚假繁荣的真实一面:“盖自欧战以来,抽税太重,百物既因之昂贵”;也看清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亡命巴黎的两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触了不少人物,长了不少见识。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彼此疯狂地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好像一个大屠宰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暴露无遗”。“资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反感的同时,四川知识分子也对期望模仿西方文明实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初衷产生了怀疑:“可惜留法的勤工俭学是寄在敌人(资本家)底下,仅可供吾人的苦工训练,不是解决问题的主义生活,差不多我来法的初志完全失望了。因为勤工所得不能俭学,做十年八年于智识无补益,而时光可惜。若把勤工俭学当着一种主义,更为荒谬。因为主义必有目的,试问勤工俭学主义的目的,难道是为资本家造享福吗?至说借勤工俭学来改造社会,尤为荒谬。试问把人塞到孔口,为生活而呼吸都无余力,那里能说改革事业?”“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便成了泡影”。因此,随着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唾弃,留法知识分子们也逐渐抛弃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幻想,而倾向于革命救国了。
二、留法经历让四川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加深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仇视,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感性的意识基础
近代留法勤工俭学是一种特殊的、半工半读性质的留学形式。四川青年知识分子在留法期间,一边学习,一边在工厂、农场做工。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的法国因遭遇战争重创,经济萧条,工厂倒闭,物价飞涨,就业不易。所以,四川留学生勤工俭学的工作十分难找,他们大多只能在工业企业做一些繁重、辛苦、收入低的粗杂活。如陈毅在巴黎克里西门外的克虏伯公司下属炮厂当钳工,赵世炎在施莱德工厂当勤杂工,林修杰在克鲁邹工厂当翻砂工,邓希贤在斯莱达钢铁厂拣过废钢,又在沙乃蒂橡胶厂修过胶鞋。在勤工俭学过程中,一方面,他们与法国工人阶级有了密切的接触,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看到了在繁华的资本主义世界后面的贫富分化、种族歧视和工人的悲惨遭遇:“尝见工人被退出厂的情形,就是‘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令人表无限同情”;另一方面,他们也亲身感受到了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逐步认清了资产阶级的真实嘴脸:“做工过程中,对于资本家的真实目的,愈认愈清,对于工人阶级的感情,愈久愈深”。这些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和生活经历,使他们“深深体验到无产阶级最受压迫,生活最苦,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不那么美妙”,于是“觉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感性认知,因此,留法学生与国内的知识分子相比,也就更容易产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仇视和不满,从而为他们实现思想的转变、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最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基础。
三、留法经历让四川知识分子经受了进步斗争的磨炼,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实践基础
四川留法知识分子在法国期间,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以及国内封建势力的迫害,他们为争取自身的基本权利(吃饭权、劳动权、教育权等)展开了多次斗争。其中著名的有三次。第一次是“二八”斗争,第二次是拒款斗争,第三次是占领“里大”的斗争。前两次都取得了胜利,后一次则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失败了。
在进驻“里大”的斗争中,四川留法学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次斗争是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教育权遭到剥夺而引发的。1921年,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学生的读书问题,华法教育会准备在法国里昂创办一所里昂中法大学。但是,该校的秘书长褚民谊和校长吴稚晖之流却认为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学生有布尔什维克倾向,因此拒绝招收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学生,而是从国内招收军阀、官僚的子弟来入学。这引起了广大留法青年的极大不满,于是,一场以争取受教育权为目标的进驻“里大”的斗争开始了。在赵世炎、陈毅等的率领下,在巴黎的青年学生,汇集各地代表,组织成立“先发队”,进驻了“里大”,明确表示,“不得结果,决不离校”。赵世炎(四川酉阳人)被推举为总代表,负责总体协调工作;聂荣臻(四川江津人)留守巴黎,积极从事联络工作;陈毅(四川乐至人)负责对外宣传,撰写传单,揭露事情真象。
虽然进驻“里大”的斗争在中法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是,留法学生的这些斗争却对四川旅法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它让四川青年的思想受到再次洗礼。在进驻“里大”的斗争中,四川学生参与者众多,在104名被逮捕学生中,有四川青年学生35名,陈毅等还被冠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罪名,被遣送回国;此外,四川南充人蒲照魂因斗争失败而悲愤自杀。这些事件都在很大程度上震撼了人们的思想,让四川知识分子们在政治上进一步觉悟。其次,这些斗争使四川青年得到斗争的实践锻炼,使他们进一步看清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实践基础。此外,这些斗争还让四川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了团队协作的意义,“团体的益处就是在实行互助……至工余自修问题,工资保障问题,将来择业问题,勤工俭学宣传及发展问题,都是重要的。”故此,他们在斗争中建立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团体,如“工学互助社”、“劳动学会”、“勤工俭学会”、“华工总会”等,而这些团体的建立又为号召和团结四川知识分子加入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四、留法经历促成了四川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了解,让他们有了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比较的机会,从而为他们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打下了理性的思想基础
虽然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开始传播,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很多四川知识分子并没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然而,当他们来到法国之后,情况则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战后的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马克思主义得到很广泛的传播和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也十分流行。所以,中国留法知识分子可以比较方便地直接阅读到马列主义的原著和其他介绍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刊,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剩余价值论》、《反杜林论》,以及《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等。
当时的法国,思想相对自由,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广泛流传的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很畅行:“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在法勤工俭学的四川学子不仅直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也接触到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社会思想,如“资本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改良主义的思想,等等”。当时,在留法学生中,各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多次辩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想派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聂荣臻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在巴黎,我们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主要的论战对象,是国家主义派。一千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社会思潮,基本上可以分为五大派:共产党,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右派。学生们不属这一派,就属那一派,几乎没有一个‘白丁’。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右派,人数很少,影响也小。我们虽然有时也批驳他们的一些论点,但他们始终没有成为论战的主要对象”。“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我们就集中力量与国家主义派论战”。“经过辩论和开导,大多数人转向了共产党这一边,像陈延年和陈乔年同志”。
毫无疑问,四川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刊的阅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与各种社会思想流派之间的论战,不仅使他们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让他们更清楚地比较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优劣,为他们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高度理性的思想基础。所以,自此而后,一大批四川留法青年知识分子能够毫无畏惧、毫不退缩地加入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预备组织。据统计,在538名川籍留法知识分子中,仅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就多达一百一十多名,赵世炎、刘伯坚、付中、邓小平、萧朴生、聂荣臻、雷定现、江克明、李畅英等四川留法知识分子还曾先后担任此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自1923年起,有47人到俄国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学成后回国投身革命;在他们中间,许多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和杰出领导人,有的还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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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川 篇3
一提到中国近现代史，大家首先想到的地方无非是武昌、黄花岗、南昌等，一般没有人会想到四川，虽然四川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省会，其中的成都也是中国五大战区之一的西部战区司令部驻地，但是好像与中国近现代史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00年前，四川爆发了以“破约保路”为宗旨的保路爱国运动。这是一次全川各阶层群众广泛参加、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但挫败了清政府“铁路国有”、出卖中国路权的卖国图谋，还促进了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四川的历史上，有过许多的苦难，明末清初的战乱，使昔日的天府之国，变为人烟俱灭之地。战乱平息后，清顺治年间清理户籍，发现四川仅剩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地人口有三百万以上。但是四川到底还是从灾难中走了出来，文明与历史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近代年来，川人在革命中多有贡献。
首先不得不提的便是四川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包括了铸铁路风潮、出卖筑路权、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川人自保商榷书、成都血案以及同志军围攻成都。
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民智渐开，“要想富，先修路“，国人也渐渐明白铁路有很多的好处，而清廷则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上的战略意义。随后，在政策的引导下，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紧接着，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起用了前不久因照相问题被免职的端方为督办大臣，并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激起湘、鄂、粤、川人民的反对，保路风潮随之兴起，尤以四川最为激烈。清廷劫夺商办铁路的“上谕”传到成都时，身居四川省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要职的立宪派绅商立即写文章，发通电，开会演说，指责铁路国有政策未经咨政院议决，违背法律程序，痛陈取消商办铁路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强烈要求清政府“俯顺民情”，收回成命，维持商办原案。还恳请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并用现金如数退还川路股款。6月17日，由立宪派绅商发起，由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召开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约保路。”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闻风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分会和协会，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从而形成以成都为中枢的全川反帝爱国联合阵线，把保路斗争推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声势波及全川。四川保路运动进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阶段后，同盟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等编印了题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于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照例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时，散发给入场的会议代表。《商榷书》以巧妙而隐晦的言词，一方面要川人“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厝皇基于万世之安”；另一方面，又揭露清政府“日以卖国为事”，“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幡然醒悟”，号召川人“一心一力，共图自保”。
1911年9月7日上午，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骗到督署看电报，随即加以逮捕，企图造成群龙无首耳朵局面，以此扑杀保路斗争。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幼男女，各出1人，有的光顶光绪神位纸条，有的手举一炷香，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有的人还跪地磕头哭泣，要求释放蒲、罗等人。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早就发出“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他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一面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
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内凶耗，人人头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请愿。赵尔丰又下令官兵开枪，击毙群众数十人。对督署内外被枪杀的群众，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开市，封锁邮电交通，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然后，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
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仅在十余天内，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皆呼号而起”，“每县数起，每起数千或至数万”，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围住。这些起义队伍总数不下20多万，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他们砍断电杆，阻截交通，扼守要道，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多次重创清军。赵尔丰一面派兵分头镇压，一面向清政府通电求援。清廷急调6省派兵赴川镇压，又催促端方迅速启程西上“查办”。同志军围攻成都，表明四川保路运动已由立宪派领导的文明争路发展为同盟会领导的武装革命。鉴于成都一时难以攻下，同志军决定改变战略，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城外，其余同志军分兵进攻各府州县忙吧反清烈火引向全川。最终全川同志军大起义加速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到武装起义，震动全国，这是清政府万万没有想到的，面对失控的四川局势，清政府立即派端方率领湖北新军精锐部队2000多人赶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革命党人利用这一机会，发动湖北新军举行武昌起义。湖北新军中，有许多革命知识青年以当兵为掩护，长期潜伏在军队里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始终坚持不懈。到武昌起义前夕，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在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当时革命的形势非常严峻。保路运动的兴起，转移了清政府的注意力，同时给革命党人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四川的武装起义，坚定了革命党人发动湖北新军举行武昌起义的决心。在端方于9月15日启程率军赴川镇压保路运动不久，9月24日，湖北新军的革命党人联合起来，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10月10日，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
四川保路运动在辛亥革命中的先导和促进作用，为辛亥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将彪炳史册，永照千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
作为一个四川人，我们是最了解抗战川军的努力与拼搏，他们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首位，然后他们的装备、补给乃至医疗条件，却比中央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军队要差的多，所以，川军为什么被称为四川最光辉璀璨的历史，那是因为他们付出的绝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无论是不是一个四川人，都应该了解川军的光荣历史，抗日战争作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我们都应该为这些英雄而自豪与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