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本质 篇1
我真为母校感到骄傲，这是一所充满抗议精神、深具反叛传统的好学校。想当年，我们之所以瞧不起老字号的香港大学，不只是因为他们是殖民地精英的摇篮，还因为比起我们这家一开始就高举“中文”盛产反殖豪杰的大学，他们的学生实在太乖，并且越来越乖。虽然大部分中文大学的学生也都不会参与“过激”行动，但总有一些人会不时跳出来吓你一跳。就拿校长得到的待遇来说吧，现任的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只不过是被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喝骂罢了。前任校长李国章甚至差点进不了会场，因为有学生睡在路上阻挡他的座驾前进。再前一任校长“光纤之父”高锟就更惨了，他在毕业典礼上接到的抗议信是用避孕套造成的。中大校方每次有什么动作，学生就一定奉陪“反动”;你要盖新大楼，学生就贴大字报;你要砍树修路，学生就在树上绑黄丝带以示“保树育人”的决心。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抗议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还有过全校学生罢课的光荣纪录呢。所以中文大学校园核心地带的平台广场又叫做“烽火台”，乃同学会集会誓师的圣地。
出了校门，碰到各种社会政治问题，遇上各种示威集会，中大的校友和学生更是无役不与(虽然情况往往是屡战屡败，但很多人更愿意倒过来说，称之为“屡败屡战”的勇敢精神)。那些觉得中大学生负面新闻特多的传媒可不知道，对我们这批天生反骨的校友学生而言，这叫做战绩彪炳。至于那些先是吓傻了眼、后是气愤莫名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他们，这就是贵子弟念的大学了。与其不能改变现实地穷生气，何不换个心情转个角度，欣赏眼前所见。瞧!这就是大学了，真正包容真正多元的一座大学。
大学的毕业典礼不一定总是平静的，尤其在颁发荣誉学位的时候，更尤其是在颁发荣誉学位给政治人物的时候。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回到母校耶鲁大学，预备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当时的场面真是热闹，不只一帮学生举着标语高叫口号，还有一些教授愤然离场以示抗议。他绝对不是第一个在毕业典礼上被喝倒彩的政坛领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因为政治人物的一生总是处在争议中，总会有人不满他的政策他的政绩，甚至总是有人会憎恶地敌视他。对于关心社会和政治的学者和学生来讲，还有比记者云集的毕业典礼更好的示威时机吗?所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对付政治人物，早已成了各国高教界一种司空见惯的小传统了。
除非，你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般的“圣人”。上个世纪90年代，我正好在波士顿赶上一次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席上的焦点正是快将卸任总统一职的曼德拉。结果也有学生举标语，但那是欢迎他的标语。他一站起来，台下立刻响起如雷掌声，全场起立致敬。然而，世上有多少个曼德拉呢?难道我们应该期盼董建华会得到如曼德拉般的尊敬吗?
就算没有可被针对的人物在场，大学的毕业典礼还是可以变得很“热闹”，也还是可以容许学生趁机表达不同意见的。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SOAS)向以激进著称，本来是家协助帝国认识第三世界的名校，却变成盛产反殖斗士与左翼政治人物的温床。它的毕业典礼堪称一绝，历届学生代表上台致词时总是不忘开火骂人。我有一个老友，前年在“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就曾亲眼目睹学生会主席从大学校政开始骂起，一路说到英国的外交政策，把校方形容为不顾贫苦学生的无良财主，将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批成残忍嗜血的刽子手。结果台下师生一致叫好，纷纷附和。妙就妙在那位被人骂了半天的校长，致词的时候还不忘赞美那位同学的聪明，趁机歌颂学院光荣的自由传统，人才辈出。
大学本质 篇2
一、“模仿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联姻:大学以移植知识为手段
近代以来, 日本民族重视发展科学技术, 从“南蛮学”的兴起、“兰学”的形成到“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理念的确立等科学技术发展路径来看, “科学技术立国”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 而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发展理念和政策主题, 如“模仿”、“创新”等。明治维新的核心目标之一就在于发展近代科学, 其主要产物——1877年成立的东京大学是“世界上最早在综合性大学设立工学院”的大学[4], 初创时期“设置的学科有化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天文学、工学、地质学、采矿冶金、造船等”[5], 近代科学, 特别是工学的门类相当完备, 而“当时欧美各国认为工学比法学、理学、医学低一等, 明治政府却把工学放在了与理学、医学同等的地位, 并通过提高高级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 向民间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员, 从而促进了此后日本产业的发展”[6]。1886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提出, “帝国大学以传授适应国家需要之学术技艺并研究其蕴奥为目的”。该令第十条规定, “分科大学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及理科大学”, 这在制度和组织上为大学移植西方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如何实现近代化、如何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 明治政府很明确, 就是要发展西方科学技术。对于如何发展科学技术, 是消化、吸收西方现成的科学技术, 还是自力更生, 明治领导人和明治政府提出“把学术作为产业振兴的一个方法论”[7]9, 所以“日本大学在成立之初, 相对于科学研究而言, 更是作为吸收欧美先进的技术并向民间进行技术转移的组织”[3]4。
大学发挥技术移植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大学成为国外先进技术供给和本土企业需求之间的中介, 教师成为科学技术交流的载体, 发挥着技术理解、技术筛选、技术应用、技术本土化的“二次创新”功能, 产学合作的主要形式是教师在大学与企业之间共同研究、相互兼职以及职业流动等。“从战前的产学合作背景来看, 共同研究和技术转移仅仅停留在教员个人层面上”[7]10。典型的如东芝电气的创始人之一藤冈市助是1873年创立的工学院 (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 第3期毕业生, 毕业后留校任教。1884年他师从著名电气学者埃尔顿 (Ayerton) 研究白炽灯, 在日本进行了大量试验。为将技术产业化, 他辞去教职, 于1890年创立东芝公司。再如, 明治时期著名学者长井长义曾赴德国研修药学, 受政府号召回国后在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同时, 从1885年连续8年兼任“大日本制药公司”总工程师, “为西药的国产化发挥了极大贡献”[3]4。后来长井长义以技术支持的方式和企业家福原有信共同创办了日后声名远扬的“资生堂”化妆品公司。当然, “明治维新后产业化过程中, 工学院等高等工学教育机构发挥的作用, 不仅有技术的供给者, 还有教授向民间企业提供建议, 以及像藤冈市助那样亲自创办企业等多种形式”[2]131。日本大学在战前产学合作过程中之所以能形成以移植知识为主要功能的角色特征, 从发生学上来说首先是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强国战略, 把大学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有力工具, 使得日本大学 (主要是国公立大学) 形成了在国家领导下的“国家化大学”传统。日本大学在办学上追求把德国大学的纯粹学术理念与“以应用和实用为学问的生命”[8]22的理念进行融合, 既重基础又重实用、既为国家培养人才又与产业紧密合作, 移植西方发达科学技术就成为发展的必然。此外, 从产业发展的特点来说, 制造业和加工业作为战前日本的支柱产业, 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比较低, 大学作为引进外来文化的前沿窗口也就自然成为产业界与西方发达技术之间的桥梁。
二、“创新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合作:大学以创造知识为目的
战后, 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 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再一次得以重视。1953年经济审议会在《关于经济自立的意见书》中提出了日本“经济自立”的目标, 并首次把“科学技术自立”作为实现“经济自立”的途径之一;1958年日本政府在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发展将“从依赖国外到自主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型;1966年创设的“通产省大学工程制度”、“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制度”等政策把促进自主技术开发作为大学与产业合作的目标;1983年《大学与民间等的合作研究》的出台, 标志着战后产学合作从非制度性的合作转向制度性合作;1986年内阁决议《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正式确定“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目标, “发展创造性的、丰富多样的科学技术”[9]是这一政策的核心理念;同年《研究交流促进法》的颁布以及1987年内阁决议《关于产学官以及与外国的研究交流促进的相关制度运用的基本方针》的实施使得以创造新技术为主旨的产学合作在政策层面上得到有力施行, 随后一些大学相继建起了与产业合作的“共同研究中心”。到20世纪90年代, 日本大学界构建了系统的产学合作形式, 如共同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员制度、奖学捐赠制度、共同研究中心和公益性研究助成法人制度、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等, 这些合作制度使“大学与企业形成了分栖共存的生态环境”[7]12。这些制度主要分为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转移制度两个方面。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研究经费投资体制与知识产权归属制度, 知识转移制度的核心是大学技术转移中介组织制度。这些制度的目标紧紧围绕如何促进知识的创新与转移这一主题使得“分栖”的双方实现“共存”。通过产学两界合作专利、合著论文数据的推移可再现从20世纪80年代后“创新立国”政策下通过产学合作创造的“新知识”:日本工业界研究人员发表学术论文“从1981年的3433篇论文, 1994年达到10450篇论文”, 其中工业界“与一位大学研究人员合著的论文则从1981年的23.1%上升到1996年的46.6%”, 而且大学与企业共同研究以及大学受托研究的规模迅速扩展也可以发现产业依托大学的技术创新功能以及产学两界在合作中的互利互惠 (见表1)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日本民族特别是日本大学学习域外文化确实呈现出“运用脑髓, 放出眼光, 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10]向创新主义嬗变的特性。
三、“能力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融合:大学以创造能力为中心
日本“产学合作划时代的变革是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制定和1996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施行”[7]36。《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 即“通过研究开发机构以及研究人员间的相互交流谋求研究人员等的多样性知识和能力的融合是获得创新性研发的源泉”。这是日本政府面对泡沫经济崩溃反思“迷茫的十年”后对产学合作战略的重新思考与定位——通过不同形式的合作提升研发人员的创造能力来创造引领世界的科学技术。这一转变促进了日本大学产学合作目标和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从以知识为本的合作走向以能力为本的合作, 这些促进产学联合的一系列政策变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开始 (见表2) 。从这些制度的理念与目标来看, 这一时期“所有的政策和计划都强调了促进创造力提高和新产业发展的必要性”[11], 强调“产学联合根本上是人作为资产的质量的提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12]。从这些制度的内容来看, 涉及产学合作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围绕这些理念和目标, 制定了若干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原则, 为世界各国解决产学合作难题提供了新的范式。诸如能力至上合作研发原则, TLO设置制度, 中小企业技术革新制度, 技术研发人才和技术经营人才并重的培养制度, 风险性公司培育制度, 大学与企业共同培养专业学位人才制度, 共同研究、委托研究相关税额控制制度, 产学共同研究项目、大学教员专利转让以及大学技术风险企业设立的辅助金制度, 等等。这些理念和政策不仅秉持如何生产、供给及转移技术等围绕知识运行的“知识主义”价值观, 更重要的是秉持产学双边合作过程中如何生产、供给及转移研发人员创新能力的“能力主义”价值观。“能力主义”价值观突破了以往以生产、转移知识等外在性目标为导向的产学“合作”, 把提升主体即“产”和“学”机构及其研发人员的研发能力作为合作目标从而使两个主体实现了“融合”。
制度转型以来, 以“创造能力”为中心的产学合作的显著标志是产学合作中“产”的主体和合作目标的变化。合作中产业方面的中坚力量从过去的以大企业为中心逐渐转化为与地域关系紧密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风险型中小企业为中心, 合作的主要目标就在于提高这些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了达成这些目标, 从合作的具体内容来看, “研究成果的早期达成”、“人才的活用”、“信息的获得”等成为合作的主要倾向。日本学者马场靖宪等以东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学院、医学院的科研人员为对象所进行的调查充分反映了政策变化后产学合作对象和合作主题的显著变化 (表3、表4) 。而产学合作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企业不仅获得新技术, 更重要的是“所派生的学习能力的提升, 提高企业对科学论文等所包含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的接受能力, 以及通过组织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利用其他组织或媒体所传播的信息的能力”[3]67。其具体表现:其一是提高企业识别科学知识应用性价值的能力;其二是把基础科学知识转移到应用性知识的能力;其三是实现知识生产的早期化能力。这就是在NISTEP (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 的调查中为什么大量企业经营者并不对大学的专利技术感兴趣的原因。
数据来源:由《戦後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研究費補助》“与民间的共同研究实施状况” (表E-7) 和“接受受托研究状况” (表E-8) 整理而得。参见阿曽沼明裕.戦後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研究費補助[M].多賀出版, 2003:403.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网站公布的相关法律文本总结而成。
数据来源:日本学者马场靖宪等在2003-2004年间以东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学院、医学院的教员为对象进行的调查。该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02份, 其中“大型企业”系指从业人数超过300人的企业, 300人以下的称为“中小型企业 (含风险型企业) ”。参见馬場靖憲, 後藤晃.産学連携の実証研究[M].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7:22.
数据来源:馬場靖憲, 後藤晃.産学連携の実証研究[M].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7:24.
一般而言, 从大学向企业的技术转移, 诸如产品新思想、专利等比较容易, 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其前提是首先需要提升大学自身的创新能力。所以, 大学如何提升研究人员的创新能力成为日本大学在产学合作制度转型后首先面临的难题。日本学者马场靖宪等以“光催化剂”研究领域为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该项研究把日本学者和企业研究人员共同在该领域申请的专利数、SCI的论文数和被引用数等作为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两个重要结论:第一, 通过产学合作的大学发表共著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共同申请专利的数量, “通过共著论文的产学合作与通过共同申请专利的产学合作对大学科研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通过共著论文的效果明显得到提高。特别是把被引用次数作为变数时, 其差异性更加显著, 也就是说, 通过共著论文产学合作的成效明显提高, 而通过共同申请专利的产学合作的价值呈下降趋势。……所以, 就对大学科研的影响来说, 相比较共同专利而言, 共著论文对大学科研的影响力更高”[3]。第二, 通过论文所包含的应用性成果体现论文的应用性, “光催化剂”研究领域通过产学合作所发表的论文“不仅提高了光催化剂研究在基础领域的发展, 而且与推进在除臭、防污、防腐等使生活空间舒适的适应企业需求的应用研究方面有机结合起来”[3]。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 大学在产学合作中需要提升的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基于“应用论”即根据企业需要而决定生产什么知识;其次是基于“认识论”即科学的逻辑决定如何生产知识;再者是基于“应用论”和“认识论”的双重目的实现知识的早期化应用, 三方面归结到一点可以称之为科研定位的“巴斯德象限”能力 (1) 。
四、日本产学合作历史演化的结论与启示
(一) 日本“产”“学”两界何以能够合作
“产与学两个不同领域在本质上是制度与文化的不同”[7]28, 大学的天性是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 企业的天性是面向市场开发技术, “产”与“学”的不同属性决定了两个部门的边界。从日本产学合作发展历史来看, 以政府为主导, “产”、“学”、“政”三者在博弈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性契约即政府政策从根本上推动了产学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变革, 而制度背后是民族文化所支撑的基础性力量。大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社会需求而形成服务社会的大学文化;企业注重研发投入, 把知识作为第一生产力, 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通过产学合作不断提升自身研发能力的企业文化;政府把科学技术作为强国的核心战略, 强调制度建设以及积极推动国家和区域知识创新体系构建的制度文化, 这些文化背景促成了日本“产”“学”两界长期而富有成效的合作。
(二) 日本产学合作何以能够促进创新
熊彼特 (J.A.Schumpeter) 在其巨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源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13]。“新组合”在本质上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把一种过去没有或未曾利用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入了生产体系。如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看, 日本通过产学合作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本质上恰恰就是通过学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了学术生产力的发展。产学合作之所以能够促进知识创新就在于不同性质组织间外部性的学术交往不仅推动科学研究从“基础”向“应用”方向延伸, 也推动科学研究从“应用”向“基础”方向延伸, 日本学者中山茂对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这一特点进行了直观阐释 (见图1) [14]。如果运用司托克斯的象限理论来解读, 其实质就是“象限”内外部的漂移。所以, 在产学合作过程中大学通过参与企业的应用研究逆向地提高大学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大学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能力和取得的成果也顺向地促进了企业和大学自身的应用研究能力, 从日本大学不断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获取大量专利可以证明这一判断。因此, 日本紧密的产学合作科技体制或许可以成为破解“日本科学迷思 (myth) ” (1) 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 日本大学在产学合作中的角色何以能够不断飞跃
刍议大学的本质 篇3
关键词：大学本质；共同体；普遍知识；高深学问；批判精神；服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3-0187-02
英国高等教育史学家哈罗德·珀金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过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大学。” [1]45为此，我们对大学本质的研究，也必须从大学与大学本质发展的源头开始。大学是什么？这是现代大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每一个研究现代大学的人必须首先回答的基本命题。自现代大学从中世纪发源以来，关于大学本质的探析便没有中断过，纵观现代大学史，在关于“大学是什么，即大学的本质”的基本命题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主要的观点。
一、大学是学者的共同体
现代大学自中世纪诞生之始，就是一个具有行会性质的团体，是由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学者（师生）为保护自身利益自愿、自发结成的学术性行会组织。正如博伊德和金所说：“按'大学'一词的原意，只不过是为了互助和保护的目的，仿照手艺人行会的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2]137中世纪以后“大学是学者共同体”的理念基本上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尤其是得到一些著名教育家，诸如洪堡、雅斯贝尔斯、弗莱克斯纳、赫钦斯、艾伦·布鲁姆等的接受、推崇和传扬。如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冯·洪堡在1809年创建柏林大学，就旨在汇聚全欧洲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组成学者团体，形成探求真理与学问的学术机构，以求通过科学探索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大学的理念》中指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追求真理的社团。”美国著名教育家艾伦·布鲁姆指出：“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础的国家的神殿……这里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相互之间、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使人们看到一个以真正的共同利益为宗旨的团体。”[3]22
二、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
中世纪大学在诞生之始成为studium generale ，从词源上考证，意指探索普遍学问的机构。在中世纪教学是大学唯一的使命，为此，可以说大学即为传授普遍学问的场所。而且，这一关于大学本质的观点得到了后世的接受和传扬。纽曼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其著作《大学的理想》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就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在他看来，传授普遍知识是大学的根本属性，是大学区别于其他学术机构的根本之所在。纽曼把教学奉为大学的根本的和唯一的功能，认为大学应该向学生传授普遍的知识，而不是狭隘的专业知识。他说：“如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和哲学的发现，我不明白大学为什么要拥有学生”。[4]119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教育家赫胥黎也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在其著作《科学与教育》中如是说：“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个学术思想不受任何束缚的地方，是个能使所有的入学者获得所有知识，掌握所有学习工具的地方……大学，指的是一个有关普遍事物知识的团体。”[5]129
三、大学是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的机构
高深学问是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也是整个高等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高等教育活动以高深学问为依据，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更新和高深学问。为此，“大学是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的观点便取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正如著名教育家布鲁贝克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所言：“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6]2大学及大学中人通过其特有的价值追求和组织文化保持着大学学问的“高深”，保持着对高深学问的基本诉求。柏林大学的创建，开大学探究高深学问的先河与典范。洪堡提出，柏林大学兼具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指出：“科学不仅是心智的活动，而且是一种能动的活动，即创造和探索性活动。科学为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未被穷尽、而且永远无法穷尽'的事物，所以，科学就意味着不断地进行探索。而且大学的学习也被看作是创造性和再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学习和接受知识的过程”。[7]29雅斯贝尔斯深受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把探求高深学问奉为大学的基本使命，他指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8]149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这成为他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正如他所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9]148
四、大学是独立思想和批判的中心
现代大学从中世纪诞生以来就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由和自治的权力，这使得大学可以超越国家、政党、社会以及其它外在力量的束缚，以真理为标准，致力于高深学问的探求。独立思想、追求真理、批判社会是大学的传统，也是大学固有的本质属性。大学既是承担现实责任的社会组织, 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精神存在。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大学要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满足社会的需求；作为独立人格的精神存在大学应是一个充满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场所，是社会的智力良心，通过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道德追求，发挥大学对人类社会的建设性作用，承担起引领社会发展与前进的使命与责任。目前“大学是独立思想和批判的中心”的观点已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洪堡、雅斯贝尔斯、弗莱克斯纳、赫钦斯等著名教育家都接受并极力倡导这一理念，其中赫钦斯是这一理念的典型代表。赫钦斯认为，大学是人格完整的象征、保存文明的机构和探求学术的社团，是独立思想和批判的中心，他说：“大学是所有社会组织与机构中，唯一能做理性之思考、寻求建立普遍原理的地方。它具有严肃而强烈的使命，那就是思考。大学是独立思想之中心，既然它是一个思想的中心，那么它也就是一个批判的中心”。[10]202
五、大学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或多元化巨型组织
大学究竟是一个有着同一目的和使命的统一的有机体还是有着多元目的和使命的复杂系统，在此有两种比较典型的观点可以作为参照，一是弗莱克斯纳的“大学是统一的有机体”，二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是一个多元化巨型组织”。弗莱克斯纳提出“现代大学的理念”，指出他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既是一个探求学问的中心，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如他所说：“真正的大学是一个目标崇高而明确，精神与目的统一的有机体。”[10]203克尔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的理念，在他看来，无论是纽曼的传统大学理念还是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的理念”都已经过时了，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中的大学。因为，美国现今的大学已既不是纽曼时代的大学，也不是洪堡时代的大学，它是一种新型的机构，是一个多元化的复杂的巨型组织。对于其“多元化巨型大学”克尔作了这样的阐述，他说：“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它有若干个目标……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它……标志着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应当称它为多元大学……或叫其他一些名称。”[11]96
六、大学是社会的服务站
大学的生命与发展与其社会息息相关，在19世纪之前，大学在社会上只是处于边缘性地位，但进入20世纪以来，大学之于社会的地位日益重要，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时，大学承担的社会任务也越来越多样，日渐成为社会的中心，被喻为现代社会的“服务站”。正如在《大学的理想》译者前言中所说，“经过八百多年的发展，大学已走出'象牙塔'，从一种社会边缘机构演变成一种社会轴心机构，成为'人类社会的动力站'。” 美国当代著名高等教育家德里克·博克是对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里程碑式人物，他的著作《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是论述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经典。博克认为当代大学不再仅仅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和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大学应注重其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如他所说：“只要大学还依赖于社会而生存，只要社会需要只有大学才能提供的教育和专家，大学就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尽自己的责任以满足社会之需求。”[12]美国著名教育家克尔认为，知识已日渐成为今日社会的中心，而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者，不可避免地要为现今社会服务，正如他在其著作《大学之用》一书中所说，“对大学来说，基本的现实就是广泛承认新知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我们正在察觉到：大学的无形产品——知识——可以是我们文化中唯一最强大的因素，它影响各种职业，甚至社会阶级、地区和国家的兴衰。由于这一基本现实，大学正在前所未有地被要求生产知识来满足公民和地区的目的，满足国家的目的，甚至根本不为什么目的，就是相信大部分知识最终都可以为人类服务。”[13]1
总之，以上关于“大学是什么，即大学本质”的命题因循了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和社会发展的外在需求。这些命题有的产生于现代大学诞生之始，有的则是随着大学的发展而产生；有的反映了大学的内在属性，有的则是社会需求的外在体现。现代大学的发展既是对传统大学理念的传承，又是不断适应社会外在需求的结果，正如阿什比所说：“大学像一个有机体，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遗传和环境是构成大学发展的内在与外在逻辑的两个基本方面。为此，我们在探求大学本质的时候，既要遵循大学的内在发展逻辑与理路，又要考虑社会发展对大学的要求，做到内外兼顾，从根本上把握大学的真谛，使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既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又能保持大学的本真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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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教育的本质 篇4
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呢？
现在的大学教育真的有些畸形，比下也不行，比上也不足。不如专科教育有针对性，不如研究生教育专业性。上大学之前还以为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现在看来原本的想法比较天真。这并不是说大学中不能学到知识，而是学习的知识是要靠自己的刻苦的，仅仅靠学校的教育是完全不够的，学校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硬性资源还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所以不能将学校的教育看的那么的偏。因此必须对大学教育有一个正确的定位。
首先，大学教育是不是有必要。答案是必须的。大学教育是个人成长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主要阶段，对未来的人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教育从长远角度看，是必要的。而现在也同样存在着不少的质疑之声，我们要做的并不是一味的质疑，作为普通的受教育者我们要做的是改变对大学的看法，要有一个重新的定位，这样才不会对大学教育有那么多的不满；作为教育者，必须秉承教育者的本职：教书育人，既教授学生以知识，更教授学生以人生，从而帮助每个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
其次，我们要从大学教育中学到什么呢？大学已经不同于高中，高中更重视硬性知识的教授，而大学更应该重视软性知识的传承。软性知识主要有如何去学习，如何自主的进行思考，如何处世。知识是一切的根本，但硬性的知识应在学习软性知识的基础上，那样学习硬性的知识才会更加有效率。
然而现在的大学中存在着那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明确自己的方向，将自己融入到大学之中，从而学到生存之道。
现在绝大多数的大学的日常学习为了就是期末考试，而期末考试有完全基于课本，这就形成了学习为了考试的模式，而以成绩定一切就暴漏无疑。所以大学的评价机制就存在问题。我过高中及其之前的教育是领先于世界的，但是在大学之后就很多落后于世界，这就存在问题，这也恰恰说明我们的大学教育存在着问题，那么问题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任何的生物生长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的，教育也不例外，我国独特的文化氛围，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传承决定了我们的教育模式，因此现在我们的大学教育的顽疾其原因不外乎我们的社会。而社会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我们必须为之奋斗，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教育会变得原来越好的。
附：大学要学什么？
一、学习思考问题的方式，即加强自己的逻辑分析能力
二、加强内心的承受能力，如承受挫折的能力
三、拓展自己的交际面，活动范围
四、确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加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五、形成正确的能够为未来做出贡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六、德行
自由的本质探讨 篇5
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 (主要代表人物是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洛克、卢梭) 还是新自由主义 (以哈耶克为代表) 都致力于对自由的深刻探讨。
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论》中, 系统地阐述他的自由思想。在洛克看来, 自由、生命、财产——人生而有之的自然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三者中, 自由是第一位的, 是最为本质的东西。作为理性人, 自由是与生俱来的, 先于我们的存在。洛克指出:“我们是生而自由的, 也是生而具有理性的。”他同时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自由, 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 哪里没有法律, 哪里就没有自由。”可见, 洛克眼中的自由, 并不是每个人乐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法律束缚自由, 并非是要限制自由, 而是保障自由更好的得以实现。
孟德斯鸠 (1689-1755) 在《论法的精神》中将自由划分为两个层面:政治自由与行为自由。他认为“在一个国家里, 即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 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 他就不再有自由了, 因为其他的人同样也有这个权利。”孟德斯鸠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 承继和发展了洛克的三权分立学说。以权力约束权力, 即分立和制衡来防止“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对于公民的自由, 孟德斯鸠认为“这种安全 (政治上的安全) 从来没有比在公的或私的控告时受到的威胁更大的了”。可见, 孟德斯鸠的公民自由观主要体现在对公民行为的限制, 他认为虽然公民是理性, 但是自觉性明显不够, 因此有必要通过对公民行为的限制来保障社会整体的自由与安全。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的开头就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的主人的人, 反而比其他一切更像是奴隶。”自由与枷锁看似是极为矛盾的东西, 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人类社会中?以此展开了《社会契约论》:为了保障自身与自由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相互敌对的人们协议订立了社会契约, 个人将其全部的权利让渡, 人成为真正的人, 安全的人, 破坏社会契约的行为就是过当使用自己的权利, 违背公意, 应该受到公意的谴责及制裁。可见, 人们设立枷锁的真正用意在于限制我们自己的行动, 来保障我们自己的利益。
从以上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人是理性的, 而自由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 是人类生存的形而上的理论预设。“人生而自由”——自由先于人的存在。在自由这一点上, 人人平等, 形式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着重强调了政治上的自由, 在政治的大框架内讨论自由的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在我看来, 古典自由主义者, 将自由看成是一种目的性价值取向——这是他们对这个世界做出的一个很大胆的很具创造性的判断。特别是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与黑暗统治以深重的一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此时的自由主义者几乎将“自由”与“限制”看成是两个对立的存在, “限制”是外在于“自由”的东西, 虽然“限制”是更好的保障“自由”的实现, 但实际上, 他们认为, 这是以一部分“自由”的失去为代价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看法, 后来也成为了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批判的重点。
提到新自由主义的时候, 就不能不提及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哈耶克。他对自由的定义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这种自由, 是一种允许所有的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且受普遍的适用的正当行为规则的约束的状态。这里的正当行为规则指的是“乃是那些在每时每刻都能够对每个人确受保障的自由领域之边界加以确定并因此能够对'你'的和'我'的作出界分的规则”意思就是说, 自由指的是, 在人的行为可能性中设了一个限度 (这个限度应该合乎“法律”——不是立法——在此之内, 人可以随便行动) 。“对于一个自由人组成的大社会来说, 一个政府能够给予的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否定的。”也就是说, 在政府否定之外的行为, 就是我们绝对自由的空间——法不禁止即为允许。真正的自由乃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 强制不存在的。
哈耶克指出人根据自由的信念和知识来作出决策。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 此状态与一个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的状态形成对照。在哈耶克看来, 自由是自己的一种预期“个人是否自由, 并不取决于他可选择的范围大小, 而取决于他能否期望按其现有的意图形成自己行动途径, 或者取决于他能否有权利操纵各种条件以使他按照他人的意志而非行动者本人的意志行事。因为, 自由预设了个人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城, 亦预设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也就是说, 虽然法律给我们设了一个圈, 但这个圈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恰恰是对我们自身的保护。
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 格林的贡献也不小。他撇开了自由伦理主义化的倾向, 而从政治自由的角度论述自由。格林理论的闪光点在于他对自由了双层划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在以往的对自由的的界定上更为侧重于类似于“消极自由”的定义, 积极自由的提出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同时也为政府干预市场作了一个理论上的辅垫。格林也因此被公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提倡积极自由的奠基人。
早期新自由主义者或是从共同善或是从和谐社会, 或是从伟大共同体的政治设想下考察不平等现象, 但他们就如何处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对此,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体现了强烈的平等关怀, 这也是晚期新自由主义哲学关注问题的转向。“法治应该是保障自由的, 但是如果法律所规定的自由含糊不清, 界限不明, 人们就会对行动自由产生一种可以理解的担心, 从而导致对自由的限制。”
新自由主义跳出了古典自由主义专注于个人的自由式研究。新自由主义也很少谈及国家从哪里来、集体从哪里来等诸如此类的本体论探讨, 而更注重在社会大环境下探讨自由可能会对社会产生的正面的效果或影响。简言之, 古典自由主义关注“自由是什么”而新自由主义则关注“自由干什么”。但自由主义的发展都无一例外的将“自由”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目标。只是古典自由主义站在人之上探讨“自由”, 而新自由主义则站在人之中探讨“自由”。
其实手段和目的不可能绝对的作出划分。因为我们在实现某种目的的时候, 常常也以此为手段。但如果一定要对“自由”作划分的话, 我认为古典自由主义更倾向于“自由是目的”——与当时注重理性研究, 本体论研究, 崇尚信仰有很大的关系;而新自由主义则更侧重于“自由是手段”——与现代的哲学已经进行了古典到现代的转向, 而此时的研究也渐渐的细化, 重视实证主义, 语言学解释等等有关。
综上, 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各方对自由的看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只是把“自由”——这一存在, 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罢了。另外, 几千年来的哲学始终笃信的一条是:自由与平等、博爱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一样, 都是架构我们社会的一个感情或是理性基础, 抽掉任何一个普适价值都会使我们的社会显得不完整。而这些普适价值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2][英]王明毅、冯兴元译.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3][英]约翰.洛克.瞿菊农, 叶启芳译.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21.
[4][英]邓正来, 张守东, 李静冰译.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论犯罪的本质 篇6
一、犯罪的一般概念
犯罪概念本身有多种含义, “从词源学上看, 犯罪是个多义词, 作为科学研究, 必须以定义加以明确。”对于什么是犯罪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回答, “从学科角度看, 犯罪是个多学科概念, 法学、宗教学、社会学、伦理学等, 都有自己的犯罪概念。”社会学认为犯罪是行为人实施的违反社会规则, 对一定的社会关系造成破坏, 因而应当受到社会谴责的行为。而且这种犯罪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 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犯罪都是存在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犯罪就是违反法律规定, 依法应当处以刑罚的行为。宗教学认为犯罪就是违反宗教教义的行为。伦理学认为犯罪是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这说明具体科学由于研究的具体内容不一样, 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 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不同, 即使是针对同一种现象也会给出各不相同的定义。
同样, 不同制度的国家由于统治阶级代表的阶级利益各有差别因此对犯罪的认识也不一样。西方资产阶级法学家认为犯罪与人类同时出现, 而且会一直存续下去直至人类灭亡。“最初, 犯罪不是有官方认定的, 也不涉及官方行为, 而是私人之间的事情, 受到损害的人向做坏事的人或者其家属追索报应。当这种制度存在的时候, 受害人及家属如果不对做坏事的人追索报应, 就要对其家属 (成员中的一人或更多的人) 进行报复。这种在个人之间的对等处理的思想, 在早期所有法律中是屡见不鲜的。诸如, 公元前1900年的《汉莫拉比法典》就有这方面的规定, ……直至人们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 使私人报复难以实施时, 这种私人之间的报复制度才告解体。”这样就使得人们难以认清犯罪的阶级性, 抹杀了犯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与此相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生活, 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 他们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 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这表明犯罪是对代表人类生活的社会秩序的破坏, 是对人们努力构建尤其是统治阶级极力维持的社会关系的损毁。正是因为犯罪并不是私人与私人之间的事, 所以它必须受到国家的某种干预, 这样一来犯罪便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发生的, 犯罪与国家一样是阶级社会的特有产物, 是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 并随之消灭而消灭。
正是由于不同学科对犯罪的认识不一样, 不同国家对犯罪也不一样, 所以说并不存在一个一般的犯罪概念。犯罪概念的具体内涵是相对的, 是随着不同学科的认识和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变化而改变的。“很早以前,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曾经不同程度地试图寻找适合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犯罪概念……这种尝试没有成功, 也不可能成功……犯罪概念的一般标准, 或者说共同的标准是不存在的。”
二、犯罪的本质
法律上的犯罪概念在众多犯罪概念中是最重要的一个, 人们关于犯罪讨论最多的也集中在法律上的犯罪概念, 这也对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们的观念中, 犯罪的法律概念几乎成为垄断一切犯罪概念中的概念。”即便是这样, 法律上的犯罪概念也不是完美的没有缺陷, 至少很难找到任何两个国家对犯罪的概念的规定是一致的。每个国家受到其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使得不同国家的法律对犯罪的规定存在很大的差异, 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其实, 犯罪首先应当是个社会学问题。因为当人类的法律还没有出现之时, 人与人之间的杀害已经出现了。或许那个时候这样的行为并不称为我们现在谓之的“故意杀人”或者“犯罪”, 但是无可非议而且必须尊重的事实是它们确实早在法律出现之前已经存在。直到后来法律出现以后, 这些行为才被纳入到法律的评价视野之中, 才被认定为“犯罪”。社会学上的犯罪是一种客观事实, 与法律无关, 它不以法律的规定为局限。即犯罪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 不论人类发展到哪个阶段犯罪都是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曾说, “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 和法一样, 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 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这说明犯罪是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 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灭, 犯罪最终也归于灭亡。这似乎与社会学的犯罪概念含义截然相反, 那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错了呢?当然不是,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犯罪概念。恩格斯曾经说过, 原始社会社会存在着“杀人”、“行凶”、“伤害”等“罪大恶极”的行为。这里的“杀人”“行凶”“伤害”等在原始社会里存在的行为, 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当他们论及阶级社会里的犯罪时, 是把犯罪与阶级、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这里的犯罪就具有了阶级属性。
因此, 作为阶级、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 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与人类同生同灭, 它既存在于阶级社会里也存在于无阶级社会里。由此看来, 也可以认为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就是社会意义犯罪的法律化, 即一旦阶级产生以后原来社会意义的犯罪就被法律化了。
参考文献
[1]王牧主编.新犯罪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3][德]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塑造本质安全文化 篇7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造“宣传”之势。党群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企业网站、宣传栏、黑板报、内部刊物等宣传媒介,灵活方式方法,丰富宣传载体,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断强化职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珍惜生命,勿忘安全”“创安全岗,争安全星”等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文化教育,增强职工执行国家安全法规和企业各种安全规章制度的自觉性,大力营造安全文化的宣传氛围,并形成声势,得到人人皆知,使安全文化建设深入人心。如在广播、电视上开办“话安全”专题栏目,大张旗鼓地宣传企业在安全生产中涌现出的“安全标兵”“安全卫士”等,用他们感人的事迹、生动的例子,来激励广大职工自觉遵章作业、安全生产。同时,也可以访谈违章职工,并请违章职工现身说安全,用自己违章的案例来警示职工、警醒职工,要自觉克服“三忽”“三惯”思想,按章作业,努力做到“安全上求实,质量上求精,要求上求高,标准上求严”。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造“培训”之势。“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土壤是职工”。职工受教育的程度、知识水平的高低、业务能力的强弱等基础文化素养,与安全文化工作的实施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但是与企业党群部门加强安全培训的“外在”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进行企业安全文化的宣传教育,党群部门的“造势”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企业党群部门通过采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教育培训,引导职工树立“有了安全,才有职工的家庭幸福,才有企业的和谐发展”的安全管理新理念和“违章指挥就是杀人,违章作业就是自杀”“干活图省事,早晚得出事”的珍爱生命观念,使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明确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安全法纪和企业的安全生产目标和安全生产责任,教育职工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观念与行为规范,使企业广大职工自觉达到“我要安全”,并使“我要安全”成为一个企业广大职工从事生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才能真正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才能够有效控制事故的发生,实现安全生产长周期良性循环发展。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造“活动”之势。适时组织开展一些安全教育活动是企业党群部门做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党群部门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文化活动,营造积极向上、和谐健康的文化氛围。首先,要坚持开展一次主题系列教育活动,教育职工爱岗敬业,奋发进取;其次,要持续不断地开展岗位练兵比武活动,以提高职工安全意识、增强安全观念、提高业务技能;第三,还加强文化建设,工会、团委、文体活动中心等单位,积极举办安全文化活动,到车间、班组举办安全文艺演出、安全巡回演讲、安全歌咏比赛、安全书画展览。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改善了职工的生活质量,调动职工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使职工受到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和安全观念,同时促进了企业的安全生产。
大学本质 篇8
众所周知，对上海历史、上海城市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上海学”这一名目却是由江闻道先生于1980年上海史研究会成立时首次提出的。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上海学”由当初的应者寥寥发展到响者云集、蔚为壮观。如果审视这几十年间“上海学”的发展就会发现，“上海学”的建设性远远大过反思性。当然，一门从无到有的学科，在草创阶段强调建设性是应该的，但是三十年过去，发展已然成熟的“上海学”再不引入反思性视角，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其实，早在1999年《史林》杂志举行“上海学笔谈”时，唐振常、姜义华两位先生就对“上海学”提出了一些反思性意见。虽然他们关于“慎建上海学”的想法主要出于治学谨严的考虑，他们对“上海学”的“反思”也主要体现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方面，但毫无疑问，这已经给当时方兴未艾的“上海学”研究敲响了警钟。“上海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合法性在现在当然已毋庸置疑了，但这门学科应该具备何种性质才能良性发展，却被众多“上海学”研究者所忽视。这种“忽视”来自于知识结构、地缘身份的限制，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因为思想观念上的束缚。传统的“上海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对象性和目的性的研究，而《上海作为方法》一书则独辟蹊径，则强调一种方法性的研究，即“上海作为方法”。
“上海作为方法”意味着将上海置于中国、东亚、亚洲、西方、全球的多个维度中，从现实的、想象的层面展开其复杂的关系，它们彼此影响、相互沟通，也不乏矛盾冲突、甚至“你死我活”。在这种语境下，“上海”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同质的对象或目的，而是一个思想场所或话语空间。而这样一种众声喧哗的场所或空间，其基本性质就是反思性。对“上海学”的反思或者说一种反思性的“上海学”，要实现两方面的超越：一是对“取消上海的上海学”的超越，这种研究范式仅仅用全球化、现代性、西方中心的视角来寻找上海城市、历史中的全球性、现代性、西方性、亚洲性、东亚性或者中国性；二是对“只有上海的上海学”的超越，这种研究范式刻意在“上海/乡下”、“上海/中国”、“上海/世界”的关系中强化所谓只有上海所有而其他地方皆无的、所谓上海成其为上海的“上海性”。
我们可以结合《上海作为方法》一书的第五章《上海与中国城市文学记忆》来具体说明这种反思性。众所周知，在描绘上海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历史面貌时，常用到的两种说法是“海派文学”和“上海文学”。何为“海派文学”，一直众说纷纭。“海派文学”这一说法因为牵扯到太多的社会历史、地域文化和价值立场，在用来描述上海文学历史时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许正因如此，“上海文学”这种相对“客观”的说法才应运而生。“上海文学”一般指发生在上海这个地域之内的种种文学创作、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但这种意义上的“上海文学”又具有何种性质呢？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认为“上海文学”有以下主要特征：上海文学是创新的文学，经常处于时代领先的地位；上海文学是革命的文学，在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中，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近现代城市文明的结晶，上海文学又是一种具有开放胸襟和宏伟气魄的文学样式。而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则认为“上海文学”具有如许特色：开放、兼容、多元的发展态势；敏感、进取、趋时的文化心态；求变、求新、求奇的创造精神；人生、人情、人文的精神追求。
从以上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貌似具有客观色彩的“上海文学”，其实也并不客观。它骨子里渗透着一种“上海文学”的优越感，虽然这种优越感有着现实的支撑。但是这种优越感与“上海文学”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的境况是不符的。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海论争”就可以看出，“上海文学”实际上始终处于为己辩护的被动局面，这与城市文学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较低地位以及中国文人对城市的矛盾态度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上海文学”又是一个异质混合体，新与旧、左与右、中与西、现代与传统，多种文化元素杂糅在一起，而“上海文学”的发展本身也充满着历史的反复和进退，这些原因决定了针对“上海文学”的任何单质、单向的描述和定性，都是不可靠的。实际上，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在给“上海文学”罩上各种耀眼光环后，随即又坦承：“既趋新而又守旧，既革命而又摇摆，既有大都市意识而又有小市民习气，这便是一百多年来上海文学走过的路径，从中不难体认出上海城市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沉重的步伐”。应该说，这种矛盾式的、辩证性的描述才是真正符合历史面貌的。“上海文学”不是因为它更新、更先进、更革命、更有大都市意识而成其为“上海文学”的，而是因为它能更集中、更典型、更有代表性地展现新与旧、先进与落后、革命与保守、现代与传统之间复杂的纠葛关系而成其为“上海文学”的。这是许多为“上海文学”撰史的学者所忽视一个问题，而这种盲视恰恰是背后潜藏的不自觉的狭隘地域观念乃至地方沙文主义思想作祟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上海文学研究领域，而是在整个上海学研究中都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通病。把“上海”作为一个单一化、同质化的对象来进行描绘，凸显上海性，从而为上海本位意识的树立服务。说到底，这是一种将上海“本质化”的策略。比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向来是传统上海学贴在“上海”身上的一个显著标签。但在反思性上海学看来，这与其说是对“上海性”的褒扬，不如说是对“上海”作为一个空间、场所的真实写照。“上海”的“大”和“容”并不是本质性的，而是恰恰相反，强调的是反本厨性。它是对“上海”作为一个场域的揭示。
（本文编辑 谢宁）
大学本质 篇9
何为商人？何为企业家？
中国向来不缺乏商人，中国历史上吕不韦、沈万三以及近代的胡雪岩，都是鼎鼎大名的商人，受到无数商人的膜拜。
但是，中国缺乏企业家。
世人皆知中国有浙商、港商、粤商等等，却鲜有中国企业家。阿里巴巴的马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我不是商人，我是企业家！”可见，企业家早已超越商人而变成一种象征，商人和企业家，到底有什么区别？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商人追求个人价值，而企业家追求社会价值。追逐财富是商人的天性，追逐利润也是企业的本质，但是商人和企业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商人追逐财富的目的在于追求个人成功，而对企业家而言，财富只是一种工具，他们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企业目标，为社会创造价值。
中国的商人，多为混世的高手。对政府，善搞关系；对客户，酒桌上拿下；对下属，需用时亲如兄弟，利益冲突时就翻脸无情；混世过程中去积累财富，以达到个人成功的目的。
而真正的企业家都是去研究“道”，研究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研究企业成功的本质，例如商业模式的本质，管理的本质，执行的本质，企业真正的成功应依附在本质和规律上发展才能成为百年企业。他们懂得双赢的道理，以自己的企业来带动周边企业发展，形成产业群；他们懂得经营企业需要洞悉企业运作的规律，更要洞悉人性化与商业化的关系；他们更懂得任何一个企业能够做强做大，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凡是不能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企业通通会被市场淘汰，例如三鹿事件，即使你企业做的再大，再有影响力，只要你不依附于规律，你就会被市场淘汰，最终会被人们唾弃。而真正的企业家不但为客户创造价值，还为社会带来和谐，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做慈善，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而且企业家往往是一群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做事情是有原则的，他们不会为了利润去牺牲这些原则；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人而言，只要为了利润，是无所谓原则的，所谓的原则也不过是为了更多的利润。说白了，企业家和商人的区别就在于：企业家是一群“做事并赚点钱的人”，商人是一群“通过做事来赚钱的人”。
企业家的产生很多是自觉行为，他们在决定成从商之初便已经决定成为一个企业家，就如当初的比尔盖茨，他从创业的时候就致力于让世界上所有人都用得到电脑软件。又如google，它的终极目标是提供人工智能服务。再如中国的张瑞敏，他只是希望世界上有中国制造的冰箱，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可惜，在目前的中国，有强烈使命感的企业家还太少。多数老板都只是小富即安，他们赚钱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再想过承载更多的生命，企业也因此做不大，这就是中国的商人。
可口可乐说，我们为世界带来快乐；迪士尼说，使人们变得快乐；苹果电脑说，让每个人拥有一台计算机„„这才是世界一流企业家的态度，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
当一个商人为个人财富而奋斗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商人；
当一个商人说我做企业就是为了我这帮兄弟，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大商人；
当一个商人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
中国呼唤企业家，呼唤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战略远见、决策能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他们为了一个远大目标，即使承受再大的压力，即使失败，仍能够重新站起来，咬定目标绝不放手，强有力地推动工作；他们具有超强的人格魅力、吸引人才的魅力，同时，最重要的是是他们具有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今天，世界各种危机不断繁衍的今天，企业家不可抗拒地需要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勇担重任，积极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作出无愧于社会、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修炼商业本质 篇10
有人说这样的“创业者”是被这个大转型的时代“宠坏了”,钻了时代的空子,没有市场经验的积累,只顾经济利益,不善经营。违背了商业原始的初衷,迟早会被时代淘汰。也有人说他们是时代发展、转型的必然产物,会随着时代的转型逐渐进化成一种普遍的商业模式。
不负盛名不负功
16岁辍学创业,17岁拿到天使轮230万投资的“少女总裁”王凯歆曾被外界称赞为“天才少女”。然而,在她18岁生日前夕,却因为公司神奇百货的资金流向问题大幅裁员,引发员工向媒体大肆爆料。
有人称自己遭遇了史上最奇葩的“被裁员”——在未接到通知的情况下,“开开心心去上班,发现公司不见了”“办公室一片狼籍”,自己也被老板踢出了员工群。为此,被辞退的员工和老板之间还掀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骂战”双方你来我往,各执一词、互不退让。
据悉,神奇百货初创在2014年夏天,16岁的王凯歆刚刚升入西安航天大学中学高中部,在QQ空间做买手生意,凭着对同龄人的了解,开始的时候只是自己选品、做买手,每月就有过万的收入。网店生意起来后,开始发展加盟商,加盟费水涨船高,后来甚至招聘大学生给自己帮忙。很快,她的月收入就超过10万元。再后来,她在拥有几十万粉丝的QQ空间大V上做推广。
“这是一个极具商业天赋的天才。”2015年1月23日,深圳创新谷天使基金公司创始人朱波在西安听说王凯歆的经历和思路后,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朱波曾经投资“超级课程表”“礼物说”“兼职猫”等90后创业项目,王凯歆对商业的痴迷和执着让朱波眼前一亮。很快,在朱波的230万元资金支持下,“神奇百货”——国内首家专注于95后的青少年个性化电商平台上线。王凯歆成为深圳大爆炸科技有限公司的CEO。
2016年1月26日,“神奇百货”宣布获得2000万元人民币A轮融资,本轮由经纬中国领投,真格基金、创新谷跟投。在获得1500万元到位资金以后,王凯歆开始了盲目扩张之路。
日前,身处舆论风波中的王凯歆发出一篇《神奇百货成立的一年里,我几乎经历了创业所有该遇到的坑》,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反思:神奇百货在完成A轮融资后,开始盲目扩张,大幅增员,大量使用猎头招聘所谓的行业“大牛”、顶尖技术人才,盲目相信某某大公司背景、相信所谓专业性人才和经验,盲目制定战略,在毫无供应链经验的时候,涉足供应链,大量引进供应商。
短短2个月,团队从不到30人扩张到80人,而“高薪聘请的精英团队,实际上对用户的反馈一无所知”。外来的职业经理人,也将产品逐渐改得面目全非,“神奇百货在这些人的‘指挥’下,离主航道越来越远”。
等意识到公司真正的危机时,账上的资金已用去一大半。王凯歆坦言,自己发现“犯了和陈年一样的错误”,盲目相信空降的职业经理人、盲目扩张人员和产品线、没有合理管控公司现金流。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凯歆做出了裁员决定。不到一个月,裁掉70多人,留下来十几人,她承认,自己并未处理好裁员的善后工作,导致大多数被辞退员工和公司发生种种纠纷。“我如此仓促的裁员可能会给部分员工造成伤害,在此,我想对你们说一声对不起。”
在这个浮躁喧嚣又充斥着激情的大转型时代,很多人都有创业梦想并且时刻觉得壮志未酬,像王凯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而现今社会网络信息发达,每个人又都有机会借助舆论登上风口浪尖被万人瞩目。一个个个性鲜明叫嚣着要改变时代的创业团队往往在拿到巨额融资后很快就状况百出、虎头蛇尾,默默的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没有“十年磨一剑”的踏实积累就很难做到盛名与成功的兼得。
商业世界中有两种东西是创业者或者是企业家们必不可缺少的,一种是常识,一种是创造力。第一种很多人不以为然,而第二种却无法批量生产。
好的创造力很罕见,真正拥有的人很少,即使是很厉害的商人一辈子能有几个好的想法也很不容易,比如,Coco Chanel重新界定女性的服装,是个了不起的创见,Mattel在所有人都做布娃娃的时候做塑料的Barbie也是了不起的创见。
但是常识这个东西却是知易行难,比如说所有人都知道,创业需要专注。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往往都是很容易就被一时的荣耀冲昏了头脑,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现代中国商业市场中的创业者似乎更喜欢研究些奇技淫巧,忽视常识这种最基本的做事基础,但偏偏常识却又是成长的加速器。
不闻雷霆之震惊
其实,我们回看很多知名的企业创始人他们在创始亦或是经营企业的过程中都是极其注重细节建设和经验积累,在这个大转型时代沉下心追求产品的创新研发,跟上时代的脚步,能够让企业的发展顺应时代潮流。
从“掌握核心科技”到“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董明珠治下的格力电器始终专注于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实力。在科研投入上,董明珠自诩从未手软过,“要多少给多少,不封顶。”仅2015年,研发投入超50亿元,累计申请专利2万多项,其中发明专利7391项,平均每天诞生17项专利,而这被董明珠归功于坚持和创新的力量。
被媒体尊称为“创业教父”的季琦在10年间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0亿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他的奇遇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运气,更多的要归功于他在创业过程中近乎偏执的专业精神。
据说,季琦去到一个城市,首先去看的不是风景名胜,而是看火车站在哪里,商圈、新区在哪里;看主要的顾客,也看物业,甚至很多人不敢涉足的区域,他也是亲临一线,只为让顾客获得最极致的体验,而这些又成为汉庭那些开行业先河的创新之源。
在酒店领域,季琦彻底颠覆了传统早期招待所房间里有好几张床,热水供应不足,条件差的住宿形式。创立了汉庭这样的经济型酒店,极大程度的改善了中国人的出行住宿、差旅生活的质量。以至于酒店一开业就爆棚,甚至一房难求。而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性酒店已不能满足客户的标准和要求了,而传统三、四星酒店又价格虚高,设施繁复陈旧,服务老套古板。于是季琦推出了中档品牌——全季,全新的设计和气质,融合东方的简洁美和西方的舒适、高科技,价格适中,低调平和。一经推出,也是赞誉有加,上海,北京的全季开业两三个月就满房。这几年,休闲度假的趋势也非常明显,中产阶级置了房,安了家后,有闲暇和金钱享受假期了,季琦又推出了度假品牌“漫心”来满足大家休闲度假的需求。
从“创业之父”季琦和格力董明珠的成功中我们不难看出,专业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对待细节的极致与苛求是创业成功的关键。计算每一笔投资的利益最大化,不只是一味地猎奇,唯有脚踏实地的做好产品质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能走的更远、更长。
近日,拥有传奇历史的全球SUV领导品牌Jeep在其75周年生日之际,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华住酒店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季琦、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著名导演王潮歌、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猎豹移动联合创始人兼CEO傅盛、探路者联合创始人王静7位最顶尖商业巨头罕见联手,以一场全新多媒体数字装置艺术亮相上海虹桥机场,打出“用专业探索时代”的响亮口号,用专业探索时代,用创新引领专业。
大转型时代意味着商业机会愈发增多,人心也会愈发浮躁。但商业是一整套创造价值的实践经验,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是苦心孤诣的经营。绝不是年少得志的疯狂和一蹴而就的一夜暴富。理论上的概念往往会穿上各种各样的马甲,赚不到钱的时候,往往是看不穿马甲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