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小说 篇1
中国古代的小说是座丰富多彩的宝库, 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 对世界文学, 特别是对东亚小说曾经产生过至深至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小说, 曾经对世界文学, 特别是对东亚国家的小说, 产生过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比如, 古代的朝鲜半岛在罗末丽初之所以产生《调信梦生》、《崔致远》、《虎愿》等稗说, 就与中国古代的传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 如中国的《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文言小说, 对朝鲜半岛小说的发展, 更起着明显的作用。当《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在中国流行之后, 很快就传播到日本、越南与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今就韩国而言, 崔溶澈、朴在渊的《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闵宽东的《国内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出版翻译状况》、郑炳昱主编的《乐善斋文库藏书目录》与不久前出版的全寅初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等, 就从版本流布的角度有力证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对韩国小说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这种情况, 在日本、越南等国也十分相近。如日本现代著名学者增田涉在说到江户时期大量引进中国的白话小说时说:“这些中国小说刺激京阪、江户的读本作家, 开拓出了至此我国从未见到过的新的小说世界。”在越南, 如中国的一部《金云翘传》小说, 被移植为喃传后成为名著, 不但在越南家喻户晓, 而且享誉世界文坛, 被译成多国文字。至于在西方, 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当然相对较晚也较弱, 但也不断地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有名的如德国大诗人歌德读了《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清代小说之后, 大受启发, 认为人类的感情是相同之点超过了异国之情, 乃至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
二、面对当今世界
时至当今21世纪, 中国古代小说的生命力究竟如何?是将渐渐被人淡忘, 还是仍然在世界文学发展的长河中魅力常在?
诚然, 目前的世界, 在经济上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趋向, 在文化上也有不少人在探讨全球化问题。然而, 文化毕竟不同于经济, 不可能形成“全球统一市场”, 不可能像规范全球经济行为规则一样来规范世界的文化。世界各国的文化是有着相通之点, 但同时也有着不同之处。西方国家凭借经济上的强势, 常常在文化上也是以“欧洲中心”自居。东方的一些文学家, 也往往不分青红皂白, 认同西方霸权话语, 把一些肤浅、庸俗、末流的东西奉若神明, 热衷于走“西化”道路。与此同时, 现在的世界还有一种暗流, 就是越来越重物质, 重实利, 这对整个高品位的文化生产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总之, 面对21世纪的世界, 有两股风, 对作为东方文化之一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是不利的, 这就是:一股是崇西化、远东方的风;另一股是重实利、轻人文的风。但是, 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 重视真正的文艺精品与学术研究, 拒绝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主张东西方文化多元发展, 相互交融, 携手并进。事实上, 在文化上的真正全球化, 就是这种相互交流、互补互利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 作为东方文化的源头和代表, 中国的文化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她不仅深深扎根在东方国家的土地上, 而且越来越对西方具有吸引力。更何况, 近年来, 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刮目相看, 即使是出于实用的目的, 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学习汉语, 关注中国的文化。21世纪的世界, 正是以这样的情势, 为中国古代小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敞开着大门, 创造了条件。
三、让中国古代小说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国古代小说在新的时代中仍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只不过, 这种生命力在新时代经受着严峻考验。
我们作为专业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 有责任为全世界有更多的人来了解、欣赏中国古代小说而多出点力。为此, 我觉得当前除了本身加强研究之外, 有三项工作特别要注意。
第一项工作是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这包括中国的专业研究者与国外的同行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以及各国专业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与各国的“国文学”研究者、“汉文学”研究者, 乃至同各种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与联系。由于历史原因, 有关资料往往分散在世界各地。相互交流, 可以互通有无。同时, 由于国别差异, 各国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文化心理、研究方法往往也多有不同, 相互交流, 可以优势互补。目前这方面的形势很好, 比之20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项工作是加强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理论的译介。中国古代小说要走向世界, 最主要的无疑是要使世界上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普通大众能阅读, 这个道理是最容易理解的。这个工作就需要各国的文学、语言工作者合力来做。过去已做过不少工作, 有的就做得比较好, 如1939年伦敦出版的克莱门特·伊杰顿翻译的《金瓶梅》 (英译本名《金莲记》) , 因为得到了老舍的指导, 就翻译得比较好。但总体上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在重视小说翻译的同时, 还要加强译介中国化、东方化的小说理论批评著作。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批评是有着与西方不同的体系与批评机制。我们在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的同时, 也有必要让西方人领会与认同东方式的小说理论思维, 才能更好地促进他们接受中国古代的小说, 认识中国的古代文化、审美观念和民族风尚。
第三项工作是加强中国古代小说信息化、数字化工程的建设。就文学研究而言, 在全球化格局下, 运用电脑、电子网络和数码技术逐渐成为一种重要手段。包括小说在内的古代文学作品以及文化典籍的电子文本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各种电子书库、期刊检索网站和专门的文学研究网站的纷纷建立并不断更新完善等等, 都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带来了重大变化。据有的学者统计, 目前至少有七百余种中国古典小说实现了数字化存储。但是目前的小说电子文本, 大多只有一般性的阅读功能, 不仅缺少相关的附加功能, 更缺乏综合性、系统性的小说研究资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国、台湾、大陆的学者都尝试对《红楼梦》做一些数字化工作, 但其工作的细致性与应用性都有一些问题。近年来, 对于《三国演义》数字化工作比较引人注目。围绕着《三国演义》数字化的问题, 中、韩、日三国学者已开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中国的周文业先生与日本的上田望先生等, 都做出了一定的实绩。我期待着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收获。同时, 期待着其他小说的数字化也能乘势跟上。我相信, 在新世纪, 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的数字化工程迟早会完成, 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与传播。21世纪无疑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时代, 也是一个更加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必须紧跟全球资讯时代小说研究的新趋势, 促进中国古代小说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最后要说明的是, 中国古代小说在不断走向世界, 同样, 世界各国的文学也在不断地走进中国。文学的交流是双向的。只有在这种双向、平等、互补的全球化潮流中, 世界文学才能繁荣, 各国的文化事业才能兴旺。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去迎接世界文学灿烂的明天。
摘要：中国古代小说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要从大众文化的接受中得到检验。只有不断地唤起大众的记忆和热情, 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接受, 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所以, 要让中国古代小说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除了依靠翻译、讲解, 让普通百姓直接阅读、欣赏和接受之外, 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精神来诠释当今现实的一些问题以及扩大到形成各种文化产品, 似乎也有它的必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这不仅是指面向世界, 即使是面对中国的读者, 也是这样。
中国历史小说 篇2
一、“奇”的生成机制与审美功能
《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3由此可见,小说从一开始就和“传”密不可分,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指的都是“传”,尽管这时候的小说和后来的小说在内涵上还不尽相同,但追寻起来,人们之所以乐此不疲地“传”还都是因为“奇”。
说到“奇”,自然涉及到人的认知心理。人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开始建立自我认知体系,并通过自己的认知体系和外部世界互动且不断对其进行修正。随着自我认知能力不断提高,人的心智也渐趋走向成熟,在具体认知过程中当自我认知体系和一个具体的外在事件进行互动时,外在事件如果符合自我本来的认知,那么它就会被接纳到认知体系中成为其一部分;如果不符合自我本来的认知,那么自我认知体系就会修正自身以使之适应外部世界。而“奇”的本质正是:
“不能”或“暂时不能”被自我认知体系所解释的外部事件,同时自我认知体系也“不能”或“暂时不能”因此修正自身不成功的认知过程。
比如中国古代神话就是很好的例证。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还很肤浅,加上生产、生活等条件恶劣低下,面对危险灾害和难以克服的困境很多,像炎热、洪水、猛兽、战争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原始人类根本就没有解释和战胜各种灾难的能力,面对无以计数的“奇”,人们只好借助原始宗教或巫觋来勉强作解,于是就创作出许多人类早期的“奇”故事:炎热——十日同空(后羿射日);洪水——共公怒撞不周山;猛兽——契俞、凿齿、九婴;战争——涿鹿之战(黄帝斩杀蚩尤)等等。后来的《山海经》以及仿其而成的《十洲记》这些反映山川大泽、鬼怪神兽等的“奇”故事也都可作如是解。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处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和传说。”4这里的“神话和传说”、“志怪之作”,还有《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处于稗官的“小说家”“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显然都有其共同的根原,这就是“奇”使然,而这恰恰也是后来所有小说文体始终共具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质。例如,“志人”的《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5六朝名士的“奇”思“奇”风跃然纸上。再往后,唐传奇《聂隐娘》中聂隐娘的侠踪飘渺,《西游记》中孙行者的飞天遁地,《三国演义》中赵云的七进七出,《水浒传》中武松赤手空拳打老虎等等,这些故事情节的设计和人物性格的塑造盖以“奇”而熠熠生辉。
当然,小说在文体层面不断完善还吸收了很多其他养分,比如史书。董乃斌认为:“中国的古史著作是后世小说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寄生地,小说的原始培基,就附着在古史著作身上。”6这段评语可谓很有见地,小说和史书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原始培基”和“寄生地”的区别。小说追求的是“奇”,而史书追求的是“真”。“奇”对小说来讲就好像一粒苹果种子落在了泥土里,最后长成了一颗新苹果树,新树虽叶子、果实、种子的外在形式跟原树比截然不同,但其遗传密码都是相同的。
在小说以出“奇”制胜吸引受众接受自己的同时,文学世界陌生的“奇”人“奇”事与现实世界熟悉的真人真事之间所形成的反差就孕育出巨大的审美价值,“奇”也由是成为源源不断创造美、输出美的源泉。
二、“奇”的价值取向与伦理约束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伦理道德,所谓伦理,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约定俗成并被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则。黄健中《比较伦理学》中讲:“宇宙内人群相待相倚之生活关系曰伦;人群生活关系中范定行为之道德法则曰伦理。”7在中国古代,伦理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体系上的价值观,因价值取向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人们所处阶层的不同而产生崇尚差异,因此,“奇”的价值取向与伦理约束也会在欣赏中形影相随。
小说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都需要以特定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这就使基于生活的“奇”不会不承载时代赋予它社会通行的价值取向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纠葛,从而牵动人们的审美需求,进而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比如唐代传奇中白行简的《李娃传》,主题是对李娃追求爱情的肯定和赞美,但文中却无时无刻不反映出传统礼教对人的束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人翁敢于冲破传统礼教的藩篱,从而突显出李娃追求自由的可贵与高尚。在不同价值观的博弈中,李娃与荥阳公子曲折的爱情故事以及通过抗争最后终获圆满的结局,使小说在矛盾纠葛中充满了“奇”美。蒋防的《霍小玉传》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名妓霍小玉和李益相恋,霍小玉深知社会等级森严,对理想的未来并没抱太多幻想,只希望能和李益相守八年,但残酷的现实还是连这个降格以求的低标准要求也没能实现。作者站在霍小玉的立场上谴责李益的负心,而本领高强的黄衫豪士挟持李益至小玉家中,霍小玉的痛斥及化鬼报怨等情节显然都为该文增加了不少“奇”光异彩,作者鲜明的爱憎也在这里体现出来。同类题材还有元稹的《莺莺传》中描写张生和莺莺相恋并把莺莺抛弃的故事,作者最后为张生的始乱终弃作辩护,这其实是在顺应当时社会等级观念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莺莺传》亦失去了传奇之美。为弥补这种缺憾,后代作家对原故事进行了相继改写,如金代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代有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等。改写现象体现了后代作者对《莺莺传》中所载价值观的排斥,同时,也体现出对传奇“美”更自觉的艺术追求。
随着小说内容的不断丰富,小说“奇”的艺术表现和社会伦理的纠葛也越发复杂。比如《西游记》里乌鸡国国王在井下被浸三年,后来被唐僧师徒四人解救。原来文殊菩萨当年领佛差度乌鸡国国王归西,化身一凡僧,对国王言语相难,被其浸御水河三日三夜,所以后来文殊菩萨遣坐下青狮推国王下井,浸他三年,以报三日水灾之恨。后来孙悟空责问文殊菩萨:三宫娘娘,与青狮同眠同起,被其玷污了身体,坏了多少纲常伦理。文殊菩萨却说那原来是一头骟了的狮子。从佛教的因果报应出发,菩萨化身被国王水浸,那是一定要报应的,但如何报应呢?如果让国王长时间不在王位,则不利于其国家的社会秩序和子民生计,所以小说安排国王被青狮所化的道人推入井下后由青狮化身国王代其治理国家。那么青狮该如何与后宫相处呢?为解决这个难题,青狮也只好成了被阉割的狮子。这段故事情节典型地体现了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封建等级观、贞操观等社会伦理综合对小说的情节的影响。
《三国演义》中也有很多这种伦理观冲突故事,比较著名的是关羽华容道放曹一节,仕宦崇尚的“忠君”思想与市民崇尚“义”的道德观念在这里发生激烈碰撞。曹操与刘备有宿怨,曹操领军南下在赤壁被孙刘联军所败,其率残部途径华容道,而守卫华容道的关羽却置大局利益于不顾,为一己私恩网开一面放走了曹操,后来关羽以死领罪,却为众人求情所救。在这里知恩图报的“义”压倒了君为臣纲的“忠”,多元伦理观的束缚与冲突共同作用在关羽身上,使关羽的人物形象显得更加丰满,关羽也由是成为忠义道德的化身,古来将士的楷模。设想如果此处写成关羽力阻曹操,却不慎让其逃脱,虽于理也可,但却是对关羽“仁义”艺术形象的巨大损害。
由此看来,跟“奇”形影相随的价值取向与伦理约束承载不同时代赋予的不同理念,“奇”也正是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得以实现,进而满足受众的小说审美需求。
三、“奇”的历时迁移与共时延展
随着小说文体走向成熟繁盛,人们对小说的审美需求也水涨船高,这拉动小说由原来主要着眼区别于生活之“奇”开始向主要着眼文体内部艺术之“奇”转移,“奇”的主要参照系也渐由现实生活转到文学内部,进而延展为作品之间的争“奇”斗艳。那么前面关于“奇”的定义在“认知体系”前面要加上“文学”或者“小说文学”的限制也就变成了:
“不能”或者“暂时不能”被小说文学自我认知体系所解释的文学外部事件,同时自我的小说文学认知体系也“不能”或者“暂时不能”因此修改自身的不成功的文学认知过程。
从历时角度看,《搜神记》是六朝重要的志怪小说,干宝在《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可见干宝实际上是一个有神论者,在他看来神仙鬼怪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反映神仙鬼怪也就是反映生活,所以谈不上生活与文学有什么差别。《世说新语》作为六朝最重要的志人文学,其本来就是记叙当时人的言谈逸事的,实录和创作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及至唐代早期张鷟的《游仙窟》,个人创作色彩渐浓,但结合当时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和文人的生活状态,其叙述之中仍有很多自我现实经历的影子,所谓“仙窟”似更像作者本人在青楼玩乐的再现。随着沈既济《枕中记》、李朝威《柳毅传》、蒋防《霍小玉传》、陈鸿《长恨歌传》等成熟传奇作品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才算成型,所以鲁迅认为“始有意为小说”。8在此之前,“奇”的主要参照系多为现实生活,从此开始,“奇”的主要参照系转向了文学内部。
小说到了明清两代进入成熟后的繁盛期,“奇”参照系的着重点已由现实生活转向作品之间的出“奇”制胜,转向了共时平面的延伸和扩张。我们先来试比较一下《西游记》和《封神演义》,《西游记》和《封神演义》都是明代神魔小说,历来公认《封神演义》艺术造诣不如《西游记》,当然艺术造诣包括很多方面,我们在这里仅对“奇”和“奇”的接受认知心理作些比较。神魔小说跟日常生活相去甚远,所以在接受的时候其参照系显然不可能是日常生活,而只能是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且不说《西游记》丰富的文化内涵,仅情节之“奇”和《封神演义》也有高下之别。比如孙悟空大战二郎神,两人各现“法相”,上天入地下水无所不能,无所不至,难解难分,最后以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暗算被缚告一段落。在这样的斗法中,读者不能凭借自己已有的阅读经验去预测故事的发展走向,同时也不能把本次的阅读经验完全应用到一下次阅读之中,即便是在《西游记》的故事内部,比如后来的孙悟空大战牛魔王,虽个别情节有相似之处,但总体上还是各具特色。同样是斗法,《封神演义》中截教通天教主摆万仙阵,阐教众仙合力破之,其中斗法大多遵循同一模式,即某位仙人祭起某法宝,打向另一位仙人,因其封神台上有名,故死在法宝之下,再配一些诗歌和简单的描写,程式化痕迹十分明显,而“程式化”恰意味着读者的文学认知体系已经可以或者部分可以解释该故事情节,因此,“奇”的文学感受力也就大为削弱,其审美价值也就随之水落船低。而不同小说情节带给读者美感的多少,恰是在这种比较中得以区分的。
小说的审美价值不仅在于“奇”故事情节本身,还在于通过何种方式去完成“奇”思妙想的独特表述。如果说中国古代早期小说创造的故事情节之“奇”侧重表现为如何区别于生活本身,那么到了成熟期后表达上的艺术之“奇”则更多延展为一部作品如何区别于其他作品从而实现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方面。宋人赵彦卫曾在《云麓漫钞》中如此叙述:“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9“文备众体”历来被认为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小说的文学表达来看,以情节“奇”为基础,再调动其他文体综合参与表达,才能达到艺术“奇”的独特效果。比较典型的如《红楼梦》中的“葬花吟”,即便是放在整个诗歌史中,它也是不可多得的绝妙佳作。再比如《西游记》第一回,写孙悟空初到三星洞,“但见:烟霞散彩,日月摇光。千株老柏,万节修篁。千株老柏,带雨半空青冉冉;万节修篁,含烟一壑色苍苍。门外奇花布锦,桥边瑶草喷香。石崖突兀青苔润,悬壁高张翠藓长。时闻仙鹤唳,每见凤凰翔。仙鹤唳时,声振九皋霄汉远;凤凰翔起,翎毛五色彩云光。玄猿白鹿随隐见,金狮玉象任行藏。细观灵福地,真个赛天堂。”行文至此需要有一段环境描写,故此作者运用了中国古代文体中最适合场景描绘的文体——追求形式美的骈文来完成。这一段文字不仅把三星洞外的“奇”光异景、仙人盛境淋漓酣畅、全景式地呈现出来,令读者感到美不胜收,同时也暗示了三星洞内仙人的超尘脱俗和法力高深。
四、结语
基于上述对“奇”艺术特质的理解,我们对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有些观点还生出了一些新认识。比如徐朔方先生曾提出过中国古代小说著名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他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作家的天才之笔,它们都是在历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10。对此有很多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该说轻视或者说淡化了写定者的创造性贡献。(纪德君《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献疑》《学术研究》2005年11期)对其所述小说的世代累积而逐渐成书应无异议,但小说的核心艺术价值是建立在艺术“奇”之上的美学追求,跟其最后的成熟定本相比,在其积累过程中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同版本显然不具有和定本相同的艺术价值,定本的艺术价值只能来自于写定者天才的艺术创造,所以“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并不确切。
“奇”是伴随中国古代小说从产生到成熟的一个基本要素,其中很多问题涉及认知心理和美学原理,本文仅就其中几个范畴作些简析,希望能抛砖引玉,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摘要：小说区别其他文学形式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质就是“奇”,笔者结合中国古代小说史及认知理论,从“奇”的生成机制与审美功能、“奇”的价值取向与伦理约束、“奇”的历时迁移与共时延展等角度对“奇”的艺术特质作出综合解读。
中国历史小说 篇3
[关键词]中国法；西方法；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086-06
(一)
今人讨论中国法律史的学术史，多溯至清末梁启超于1904年写成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其在该文中论及法律发展的阶段是由习惯、习惯法、成文法、公布的单行法、法典这一顺序递嬗的，并指出中国古代成文法的不足以及法典编纂的若干问题。梁治平教授认为，在梁文之前的学者诸如沈家本所著《历代刑法考》等只能归于传统律学，而梁启超之所以能称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法律史”，是因为：
(梁)从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运用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法律观和社会进化论，批判性的重写了中国法律史。这种对历史的重述既是放眼世界，也是面向未来的。……(梁)参考和引用东西洋社会科学和法学论著。借用西方法律学说、理论、分类和术语构筑中国法律史架构。……为后来的法制史研究所吸收，成为学科发展的基础。
何勤华教授也谈到，梁文“用西方的法学观来研究中国的成文法”，“从根本上抽掉了中华法系存在的根基，并阐明了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来取代他的主要理由”。而之后由杨鸿烈所著另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中国法律发达史》，也基本沿袭了梁启超所开创的以西方法视角研究中国法内容的模式，比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刑法时，使用的分类是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在研究中国古代民事法律时，是以人、法人、法律行为、行为能力、所有权、债权等作为论述的基本结构，而这些都是西方法的概念和原理，而从未出现在中国传统法律的分类和术语之中。这样的分类显然已背离了中国法的历史事实。
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中国由文变野，实际处于‘世界’边缘甚至未能‘进入’世界的背景之下”，以考据为特征的传统律学自然被纳入需要变革的“旧学”队伍中，而借助西方法学概念和体系重写中国法律的历史，自然成了“科学”之举。梁启超和杨鸿烈等人运用西方法学概念和方法，对中国历史中的法律问题进行重述，使其论著与传统的中国律学考证著作区分甚大，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法律史著作，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西方法与中国史的学术嫁接过程，中国法律史学科本身才得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从而在一个完全以西方法为基础的现代法学学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发展至今。因此，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法律史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是以西方法的模具套用于中国历史之上，从中抽离出符合西方法律标准的史料加以体系化叙述。于是，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国法律史教材和著作，均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论述，体例虽有些许差别但基本模式几无外于此者。
由于中国法的近代化是在借鉴西方法典改造中国旧有律例的基础上开展的，因此套用西方法于中国史而形成的中国法律史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对中国法近代化的贡献不可替代。“这种模式虽然会带来因今人立场来诠释古人的思想而出现误读、误解的弊端，但对沟通古人和今人的思想、使现代读者更好的了解、理解古代的制度和思想是非常适合的。”一方面，中国法律史借助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传统法律诸如重刑责轻私权、重实体轻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批判，促使中国近代法律变革走向民刑分离，重视私法，产生独立的司法程序和司法机构。另一方面，中国法律史学者也多基于了解之同情，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异于西方之处给予了解释和辩驳。但总体而言，基于西方法的立场而对中国法律传统进行批判是中国法律史发展的主轴，即便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同情和理解，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西方法为标尺，如论证中国古代早已有了较为系统的民法规则、有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分等，进而求诸一种在中国传统法律中找寻现代西方法因素的论证模式。
然而，无论是运用西方法对中国法律史进行体系化改造和批判，还是设法论证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西方法的某些因素，都未能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研究中国法律史，可称之为研究“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而非真正的研究“中国法的历史”。因此，就目前的中国法律史而言，“用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社会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来分析和解释中国法律史，难免‘枘凿’，得出的结论也难免‘尴尬’”。这种尴尬不仅体现于中国法律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也表现在近年来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自我模糊的困境中。
(二)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法的历史或者说历史上(传统)的中国法，似不言自明，但究竟何谓传统意义的中国法，则见仁见智，而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将直接影响中国法律史的整个研究态势。以西方法视角看之，中国法律史自然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由于这些法律是隐藏在诸法合体的历代典章律例之中，因此，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就是将历朝历代典章律例按照六法体系逐一划分，归类处理，从中找出对应法律制度进行中国民法、中国刑法、中国诉讼制度史的研究，进而构成了这一模式下中国法律史的主要任务和研究内容。然而这样的研究根本上忽视了中国法与西方法的巨大差异，以解释西方法的合理性抹杀了中国法的合理性，论证了西方法的普适性而削弱了中国法的主体性。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法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与价值体系均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甚而言之，中国的“法”与西方的“法”本身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对此学界虽多有论及，但将此重要前提体现于中国法律史论著之中者实少之又少。为寻找中国历史中具有的现代部门法规范，学者多将中国历代全国性的典章制度与大陆法系的六法体系进行削足适履的比较研究。此种做法实际上极大地缩小了中国法的范围，并未能够触及到在传统中国真正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和制约地方官员裁断纠纷的司法规则，更难以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有序传承是在何种“法”的运行之下达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法律史学界“研究法律文本的多，研究法律实践的少，研究精英人物的多，研究下层人民的少。法律史成为法律文本的历史，成为精英的法律史”。因此，要还原对中国法历史的研究，就应当摆脱一种重视法文本、轻视法实践的研究思路，而将视角重点转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和“约束纠纷裁断的是什么”问题上来，
并依循这两个问题来发掘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象。
张伟仁曾批评道，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和国内的许多学者以西方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提出问题，然后在中国的资料里去找寻类似西方对那些问题所作的答案，因为找不到，失望之余，得出“无话可说”结论。他进而指出中国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迥异的规则体系：
道是最宽广的顶层，法是最狭窄的基层，德、礼、习俗、乡约、家乘、行规等分别构成了中间的层次，看起来像个倒立的金字塔。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虽然受到各层规范的拘束，但在决定是否遵循某一规范之时往往会考虑较高的规范才采取行动；司法者在作判决时则先看法律，因为那是最低的准则，倘若这个准则不能妥当地适用于案情，便逐步探究较高层次的规范以谋求解决。
将中国法进行多层次的划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固然可以参照西方法的一些概念和原理，但要在中西文概念之间进行绝对的一对一对应、解释或比较都不足取。在传统中国，“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中国法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明确的、单向度的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法也绝不仅仅是指称各朝代律例典章所载之刑名罚则。中西法的含义既不同，国家成文“法律”在中西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同，执法者裁断纠纷时对“法”的考虑和运用也截然不同。加之中国社会历来有着话语和实践两套不同的规则体系，即俗话说的“说一套，做一套”，从而使中国历史上的“法”以现代观点看来是一种模糊的、多层次、多向度的存在。
因此，在传统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基层社会官员的纠纷裁断中，国家成文法律历来不是“法”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法”的主要内容。在国家的正统教育中，儒家伦常是以高出法统的道统姿态而存在，读圣人之书，守孔孟之道是理想状态下国家对老百姓的行为要求，也是老百姓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缩小到一个州县、一个乡镇，一个人与人相互熟悉的小村庄的表现在这儿，人们多谙于人情世故，除了家族内部规则的约束外，知书达理、和睦对等、礼尚往来成为存于百姓心中的真实规范。与之相对应，由于国家成文法律没有成为人民日常行为的准则，基层官员为争取纠纷裁断结果的社会认同，也多以律例之外的社会行为规则作为纠纷处理的主要依据。而传统中国(争议主要在清代)纠纷裁断的依据一直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需要指出的是，对地方官员审断依据的讨论并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教谕式”和“依律而断”的争论中，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对纠纷截断依据的争论背后是如何理解中国法的问题。实际上，地方官员在审断纠纷时，其首要考虑的并不是该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成文法律的规定，而是其判决如何为两造及社会所接受。国家律典既不是老百姓的行为规则，判决要取得两造特别是地方社会的认同也势必不能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断罪须引律例”。地方官员要在为老百姓内心真正认同和遵守的中国的“法”的范围内寻找裁断的依据，因此无论其援引国家成文律例，抑或理、情，甚或是地方习惯等，都应当视作是地方官员“依法”处理纠纷。从这个意义上看，多层次、多向度、模糊的“法”才是最真实的中国法。
概言之，研究中国法的真实历史，就必须正视中国法的多层次、多向度特点，在“法源”方面，除国家律典外，情、理、习惯等等都是传统中国名正言顺的“法”，它们在不同的场域发挥着不同的规范作用。但同其他中文概念一样，中国“法”也是模糊的，期待给中国法一个明确的定义或是界定，本身就有违中国法的真实情况。因此，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应当更倾向于描述性的微观研究，而非追求宏大叙事的定性研究。
(三)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中国法律史的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中国法律史带有极强的史学色彩，对中国法史料的整理，自然应当成为中国法律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就目前的整理成果来说，由于“主流的中国法制史著述，无论出自个人还是几人，也不拘是通史、断代史或是专题研究……视角辄出于‘大传统’，讲法律总是自上而下，其视野中的史料，基本上限于正史和官方典籍”，因此对中国法史料整理的主要成就集中表现为对传统典章制度的校订出版。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法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其成文法律的规定，更在于其在具体社会的实现之中。将正史中典章制度的法等同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法，无疑缩小了中国法的研究范围，也局限了中国法的研究素材。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加、地方档案的开放以及与社会转型相伴的学术转型，档案资料在法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为学界所重视，这一趋势表面上是简单的研究材料的拓展，实际上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中国主体性”认知的加强不无关系。如果囿于寻找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西方法”，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无疑是研究者的首选素材，而一旦学者寻求的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法的真实面貌，那么情、理、习俗、村规民约等规则的载体都应当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使用中更应该予以关注的本土素材。
仅举地方档案一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法律史学界对于体现中国法实践特点的地方司法档案明显重视不足。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角度和问题意识之外，经济和学风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研究法律史的学者缺乏财力、人力和时间去收集和整理研究素材，而依凭现有制度典章进行宏大叙事的研究似乎在学术的投入和产出比例上更有效率。将州县司法档案运用于中国法律史研究源于上世纪50年代台湾淡新档案的发现，台湾大学法律系戴炎辉教授率先整理并运用这一档案论证晚清台湾的司法问题。这一材料被美日学者发现后，极大地改变了其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美国学者戴维德最先对淡新档案作了基本统计，成为之后许多学者的参考材料，之后美国的艾马克(Mark.A.Allee)，日本的滋贺秀三等著名学者也都开始采用淡新档案来论证或佐证个人的观点。台湾法史学者那思陆、张伟仁在其著作中也对淡新档案有所涉猎。
90年代之后，日美中国法律史学者逐渐转向对大陆所存州县档案的使用，如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大规模地利用四川省巴县档案进行清代和民国的法律史研究，其弟子自德瑞(Bradly W.Reed)在著作中指出，巴县档案的出现，使学者摆脱了因淡新档案过于薄弱而无法进行更彻底研究的困境。由于巴县档案的丰富和完整，近年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所使用的地方档案，多以巴县档案为主，兼顾淡新等其他地区的档案材料。
在美国和日本学者的带动下，对地方档案的重视影响到中国法律史学界。例如田涛对黄岩和徽州民间契约档案的收集和研究、侯欣一对陕甘宁边区司法档案的研究、俞江对宝坻档案的研究、里赞对南部县司法档案的整理研究等等，无疑都是通过对研究材料的发掘而推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深入。
当然，强调对地方档案的重视并不是要否定其他法律
史素材的重要性，更不是要以是否援用地方档案作为判断是否进行“中国法历史”研究的标志。地方档案作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并不是毫无缺陷，如地方档案集中于清朝与民国，对于近代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或有裨益，对近代之前的中国法历史就无法印证，而且即便是保存良好的地方档案仍不免缺失，其记载内容也有书吏的修饰痕迹。但就其作为与西方社会相比具有的独特性而言，可以预见地方档案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律史特别是清代及民国法律史需要进一步重视的中国法本土素材。
除了地方档案之外，研究素材的不断拓展已成为中国法律史近年来的一个可喜趋势，如苏力对传统文学典籍的分析，徐忠明对士绅日记、民间故事等材料的研究，黄源盛对民初大理院和平政院判例的整理和研究，等等。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律史研究风气的改进和问题的深入。按照徐忠明教授的归纳，除成文典章和地方档案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至少应当包括“帝国官员的司法案牍、行政司法事务的指导书和官箴书、地方志、地方法(省例之类)以及习惯法；民间存留下来的法律文书，诸如契约文书、分家文书、乡规民约、家规族法、商业文书、讼师秘本乃至《万宝全书》这类民间日常生活的杂书；其他民间流播广泛的野乘传说、笔记小说、戏曲唱词、法律俗语、宝卷善书、器物图画，等等”。凡此种种，其重要性当然不可等同而论，如一些文学小说、词曲歌赋可资印证或专门进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直接作为信史来研究法律史就略显牵强了。就目前而言，进一步发掘地方档案、法律文书仍是寻找中国法律史研究素材的主要任务。如果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进行简单的归类，至少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类：
成文典章制度：如儒家经典、成文律典、会典、则例、省例等；
司法档案：如中央成案与判例汇编、民国大理院判例、各地司法档案等；
地方法律文献：地方法律志、地契合同、族谱族规、乡规民约、商业行规、习惯调查等；
官吏日常法律资料：如官箴书、讼师秘本、判牍辑存、私家笔记等；
辅助性史料：与传统中国法和中国司法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等。
与西方法的成文性和统一性，特别是西方司法的明确性相对比，研究中国法的历史，当不可对所有的制度典籍“信以为真”，这当然不是指完全抛开成文法律来研究中国法的实践，而是在既有对成文法律的整理和研究基础上，以更广泛的本土素材来描述中国法在实践中的真实面貌。这样的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官方文件的了解，更需要考虑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行为多方当事人对法的认知和纠纷裁断中法如何得以实现。
(四)
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开始，“中国中心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中国史学界，并逐渐取代原有的“西方中心观”的史学研究范式。中国法律史学界对此问题的反思不是受到史学界的影响而是伴随中国法学界开始进行法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整体性反思而出现。与法理学和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是，中国法律史还需要努力地化解研究中国法历史“有什么用”的质疑。在梁启超的开创性工作之后，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法律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人们尝试以不同方法探讨法律史，试图发现切合时代精神的历史叙述方式。”由于传统的中国法(如果如前所定义的话)的内容在西方现代法律体系下的确很难找到明确的定位，甚至一度还有着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全盘否定的极端思想，因此中国法律史要重新回到对中国法的历史研究，还必须要克服功利的研究目的，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目的从“为现代法律制度找源流、和西方法律制度比悠久”转变为“把中国法自身的问题说清楚”，从过度的价值诉求回到中道的事实描述上来，对于当下的中国法律史而言，弄清中国法的事实比评述中国法的优劣更具有学术价值。因此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如果没有把中国法本身的问题搞清楚，缺乏对中国法“是什么”的描述，而一味地致力于批判或褒扬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对当下的法制、法治有何障碍或优势，都会使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漂浮于虚空之中，缺乏应有的根基。
进行中西法的比较研究，其价值在于找到差异而非找到共性，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认识别人，而是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因此将比较研究的参照物作为比较研究的目的价值评判标准甚至研究的目的实不足取。运用西方法律概念和法律原理分析和考察中国法并非完全不可，但如果将所有的中国法概念、原理完全“替换”为西方法，中国法研究的素材也仅仅是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而不关注中国法的实现过程，文章似可易懂、论述似可方便，中国法自身的魅力却在这词语转换和材料的局限中逐渐消逝了。正如徐忠明所言：
惟有在“解构”这种西方法学概念和法学理论宰制下的现代中国法律史叙事模式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将这套“前见”悬置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回归本土”的学术研究脉络，才有可能真正“走进”历史现场，也才有可能通过文献资料这一特殊桥梁与中国古人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惟有如此，所谓“设身处地”的研究才有可能，与中国古人“神游冥合”(陈寅恪语)的境界才能达到；最终，我们才有可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法律史的真面貌和真精神。
当然，法律史与文学史、宗教史等专门史不同，由于法学(而非传统律学)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舶来品，所使用的语言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法语言，所援用的原理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法原理，因此完全脱离西方法学语境研究中国法律史恐难以做到，学者所谓的“在西方法学彰显下中国法传统与现代法精神之间的内在张力及由这种紧张所带来的矛盾与焦虑之窘境”可能还会长久存在。本文无意也不可能提出一套完全脱离于西方法概念和原理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模式，但至少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不能够落人这样一种模式：每遇西法之“先进”制度，必先考证中国历朝历代典章律例，直至找到“类似”规则，之后大声宣布此制度实为中国法早已有之，以中国历史材料中找到西法渊源为荣，从而主动(或被动地)为西方法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找寻法律史上的合理性。如此一来，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就变成了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研究，此为影响我们认识中国历史面貌法的最大障碍，也是时下中国法律史研究缺乏“中国主体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在研究“中国法的历史”而非“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的理论预设下，重新审视中国法本身的内涵，寻找研究中国法的本土素材，论证中国法自身的问题，恐怕是每一个中国法律史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历史大事 中国历史大事记 篇4
一、原始社会（约170万年前到约公元前21世纪）
约170万年前 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元谋一带
约70-20万年前 北京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
约1.8万年前 山顶洞人开始氏族公社的生活
约0.5-0.7万年前 河姆渡、半坡母系氏族公社
约0.4-0.5万年前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父系氏族公社
约4000多年前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
二、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夏 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2070年 禹传予启，夏朝建立
商 公元前1600 年到公元前1046年
公元前1600年 商汤灭夏，商朝建立
公元前1300年 商王盘庚迁都殷
西周 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
公元前1046年 周武王灭商，西周开始
公元前841年 国人暴动
公元前771年 犬戎攻入镐京，西周结束
春秋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
三、封建社会（公元前475年到公元1840年）
战国（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356年 商鞅开始变法
秦（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
公元前221年 秦统一，秦始皇确立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
公元前209年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
公元前207年 巨鹿之战
公元前206年 刘邦攻入咸阳，秦亡
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 楚汉之争
西汉（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年）
公元前202年 西汉建立
公元前138年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公元8年 王莽夺取西汉政权，改国号新
东汉（25年到220年）
25年 东汉建立
73年 班超出使西域
105年 蔡伦改进造纸术
132年 张衡发明地动仪
166年 大秦王安敦派使臣到中国
184年 张角领导黄巾起义
200年 官渡之战
208年 赤避之战
三国（220年到280年）
220年 魏国建立
221年 蜀国建立
222年 吴国建立
230年 吴派卫温等率军队到台湾
263年 魏灭蜀
265年 西晋建立，魏亡
西晋（265年到316年）
280年 东晋灭吴
316年 匈奴攻占长安，西晋结束
东晋（317年到420年）
317年 东晋建立
383年 淝水之战
南北朝（420年到589年）
420年 南朝宋建立
494年年到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隋（581年到618）
581年 隋朝建立
589年 隋统一南北方
605年 开始开通大运河
611年 隋末农民起义开始，山东长白山农民起义爆发
唐（618年到907年）
618年 唐朝建立，隋朝灭亡
627年-649年 贞观之治
713年-741年 开元盛世
755年-763年 安史之乱
875年-884年 唐末农民战争
五代（907年到960年）
907年 后梁建立，唐亡，五代开始
916年 阿保机建立契丹国
北宋（960年到1127年）
960年 北宋建立
1005年 宋、辽澶渊之盟 1038年 元昊建立西夏
11世纪中期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1069年 王安石开始变法
1115年 阿骨打建立金
1125年 金灭辽
南宋（1127年到1276年）
1127年 金灭北宋，南宋开始
1140年 宋、金郾城大战
1206年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
元（1271年到1368年）
1271年 忽必烈定国号元
1276年 元灭南宋
明（1368年到1644年）
1368年 明朝建立，元朝结束
1405年-1433年 郑和七次下西洋
16世纪中期 戚继光抗日倭
1553年 葡萄牙攫取澳门居住权
1616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628年 明末农民战争爆发
清（1636年到1911年）
1636年 后金改国号为清
1644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农民军攻占北京，明亡
1662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
1673年 三藩叛乱开始
1684年 清朝设置台湾府
1689年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1771年 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
1839年 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年-1842年 鸦片战争
1842年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19世纪四五十年代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1851年 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856年-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 《爱珲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
1860年 《北京条约》的签订
19世纪60到90年代 洋务运动
1864年 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83年-1885年 中法战争
1894年-1895年 甲午中日战争
1895年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19世纪90年代 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1898年 戊戌变法
1900年 义和团运动高潮,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1年 《辛丑条约》签订
1905年 中国同盟会成立
1911年 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
四、近代史
民国（1912年到1949年）
1912年 中华民国建立
1913年 二次革命
1915年 新文化运动、护国运动开始
1916年 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年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年 五卅惨案、五卅反帝运动爆发
1926年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南昌起义
1928年 井冈山会师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1934年 红军长征开始
1936年 西安事变
1937年 卢沟桥事变，日军南京大屠杀
1940年 百团大战
1941年 皖南事变
1947年 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
五、现代史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1年 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 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
1953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6年 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 改革开放
1992年 邓小平讲话，加快改革开放
1997年 香港回归
“中国梦”实现的历史机遇 篇5
人类社会自近代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之前各个经济区域封闭而缓慢的演进自近代以后出现了剧烈动荡。一些西方国家积极推动的航海冒险,开启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人通过航海探险,到达了一个个他们过去不曾知晓的地方,随之开始了世界范围的殖民运动。这种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开始的殖民又引起和加剧了欧洲内部的竞争和战争。这样一种动荡格局不仅打破世界原有的宁静,而且也使得世界开始分化。在欧洲,一些大国渐次崛起[1],成为世界列强,而其他各洲发展停滞,与列强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即使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经济体,也在这场与欧洲强国的发展竞赛中败下阵来。其中,中国的衰退表现最为明显。
在古代社会,中国以中华帝国的称谓为世界所仰慕。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西亚和欧洲形成广泛的影响,郑和下西洋更是把中华帝国的实力彰显于世界。按照国际著名的世界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研究估计,在1820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三分之一[2]。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大国,由于没有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经济迅速地走向衰退,并且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1840 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长达100 多年时间里内忧外患,特别是在一次次外强入侵中,每一个中国人却都在怀念过去的辉煌,并憧憬着中华民族再一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现中华帝国般的强盛。由此,一个民族复兴的理想,一个“中国梦”,强烈地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一些最先觉醒的仁人志士开始为这一梦想而前赴后继地战斗。
第一批崇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探索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却被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击得粉碎。而以此为鉴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制度改良是挽救中国的正确道路,但在保守派的镇压后陷入绝望。只有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才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结束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民主主义的新制度。然而,积重难返的中国,只依靠软弱的资产阶级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显然力不从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追求却演变为更大规模的内忧外患。一直到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才得以新生,不仅结束了长达100 多年的内忧外患,而且可以集中精力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工业化开始了一个特殊的进程。这种旨在赶超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遭受一些挫折,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但也获得了一定的回报,在较短的时间里建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不过,这条发展道路是在借鉴别人的经验,并按照别人的模式形成的,所以在我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形。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落后的条件下,过早地丢弃商品经济这一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而人为地运行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绝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当然,这里说不是正确选择并不意味着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正像有人说,为什么当时我们不选择另外的发展道路,或者为什么当时不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对此,我们只能说,历史绝不是由当下的人们选择的,而是不同时期的人们按照自己面临的形势选择的。不过,作为内在规律最终一定会现实地体现出来,因此,历史才有自然演进的属性。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逐步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也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为我们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确切含义,这意味着我们开始了中国发展道路新的探索。改革开放,表面上好像又回到了过去,但这绝不是走回头路,而是理性的回归,也是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回归,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将自己投身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寻求世界经济发展可能孕育的所有机会。“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朴素之语竟成为我们探索经济发展道路的方向。也许我们是在长期缺乏自信的环境下过分依赖别人标准的觉醒,“摸着石头过河”所包含的按照我们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朴素真理,对于我们有着更为非凡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就是在别人并不看好的道路上按照我们的思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而且这种前进显示的是一种加速度运动。无论是长达30 多年高达9.9%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用了短短31 年的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五的位置上升到世界第二的高位,都证明我们的朴素选择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再谈中华民族复兴,再次畅想伟大的中国梦,感到从未有过的自信。
中华民族自近代经历的巨大变迁,从一个中华帝国逐步变成一个内忧外患、受人宰割的残弱国家。这是我们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没有加入世界经济发展的竞争环境所导致的结果。这一结果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经济、政治、文化、甚至民族心理都遭受了巨大挫折。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地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因此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复兴?简单地讲,中华民族是由于没有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从而失去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可以把握到的机会才落伍的,因此,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必须要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把握世界发展新的机会。
二、世界经济转型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经济体实现经济发展,或者要成为世界大国,都必须加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以至引领这一潮流。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可谓潮起潮落,要跟上这一潮流的节奏,对于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挑战。梳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15 世纪末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启的新航路探险,以及因此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这是人类社会首次推动的全球化时代,由此也揭开了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序幕。借助于航海技术的领先地位,以及伴随地理大发现的殖民地开发、掠夺,像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像荷兰这样一些地理和人口小国竟成为世界性强国。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18 世纪最后30 年英国在之前加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所积累的生产力,在这个时期得到更大的发酵,开启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序幕,借助这一优势英国不仅成为继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的一个新崛起的大国,而且依靠升级了经济优势成就了自己“日不落帝国”的辉煌。由英国引领的这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随后的法国、德国、俄国、甚至新生的美国都因加入这一经济发展潮流而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也成为世界性的大国。最后我们看到的是,20 世纪50 年代美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引领地位,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由于第一、二次产业革命主要发生在工业领域,因此这种产业革命可以在国内进行产业积聚,并借助这种产业积聚实现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如果其他国家也想借助这样的产业革命来发展自己的经济,那么主要的途径就是进行技术引进或实现技术创新。第三次产业革命不同于前两次产业革命的一种重要特点是实现了一种新产业的拓展,即第三产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或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地超越了第二产业,成为产业结构中的主体。这种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一种新趋势是由于第三产业发展使得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出现了大规模转移现象。这种转移带来了一个不同于之前产业革命的新的扩散效应,即大规模产业转移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落后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因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全球化已不再是发达国家在世界寻求发展机会的一种单向度的经济关系,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相协调来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经济关系。这使得世界许多国家都有了实现自己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而不像第一、二次产业革命那样发展权被少数国家所垄断。
当今时代,世界经济发展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这次转型将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像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的发展阶段总结的那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这是人的发展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对血缘、宗族的依赖表明人的独立性水平极低。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这个阶段因为掌握了一定物质手段而摆脱了血缘、宗族的约束,但因此进入了一个对物的依赖的时代。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这是人的发展的高级阶段,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获得了全面的充分发展[3]。其实,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也有一个类似的进程。在人类文化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只能匍匐在自然之下最低程度地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个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是建立在人对自然依赖的基础上。随着人类积累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人类社会走出了这一文化初期,开启了一个逐步超越自然的时代,人类对自然依赖变成对自然的征服,因此,人类的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经济也不断发展。人类把对自然征服的程度作为一种追求。然而,这种发展方式演变到今天,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坚持的自然可以无限制地开发的思维必须改变,寻求与自然的新的融合是未来经济发展唯一前途。如此,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依赖性融合到超越式对立再到可持续发展型融合。然而,要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这种新融合绝非易事,它需要建筑在世界经济的彻底转型之上。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是孕育着巨大的机会。
世界经济的新转型实质上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受供给和需求约束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转型[4]。这一转型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整体性,即不是由哪一个国家单独完成。因为目前经济之所以要转型,其基本的逻辑是人类拥有的巨大生产能力使不可再生资源接近枯竭,相应地,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起气候变化并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后果,而这种气候变化有着严重的外溢效应,因此要控制或改变这种气候变化必须采取世界性的一致行动。为此,国际社会已经就如何控制气候变化达成了共识,即发展低碳经济。目前,人们对低碳经济的认识多把它看成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绿色生产为特征的经济模式[5]。这一认识并没有充分考虑低碳经济应该具有的整体性。鉴于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要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加快缩小各国经济发展的差距。此外,发展低碳经济还必须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协调行动。
新的世界经济转型还有一系列的挑战需要解决,包括技术创新的突破、产业结构的升级、世界性协调机制的形成等等。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也给寻求经济发展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首先,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低碳技术的突破,这可能是继信息技术之后的又一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将有利于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一方面,随着新的技术创新,属于成熟的技术转移会加快,因此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后发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新的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将呈现更短的技术扩散周期,正像20 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技术在发达国家兴起后的较短时间就开始向世界扩散,以至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技术发展速度上非常快,如中国现成为拥有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印度目前的手机用户以每月1 500 万的增长速度在积累。作为低碳经济基础的低碳技术也将延续甚至加速这种技术扩散周期。其次,发展低碳经济给世界各国提供了不同模式,发达国家可以借助技术优势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来实现碳减排,发展中国家甚至落后国家基于自己的碳减排增量空间较大可以通过CDM项目,不仅降低碳排放,而且获得经济效益。最后,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世界性协调行动对发达国家提出新的要求,即发达国家应该在碳减排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不仅要降低本国的碳排放,而且还要向愿意实现碳减排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尽管一些发达国家对这一计划多有保留,但是发达国家对世界气候变化的更多关注会不断地推动它们为世界性碳减排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因此,有资格也有条件在新的世界经济转型中,或者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并希望进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必须使自己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并且努力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节奏。这实质上就是要实现各个方面的创新,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还必需一种更重要的创新,即制度创新,以为新经济发展注入一种新的活力,并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不断衰落,无数的中国人也就是从那时起前赴后继地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但这个过程充满坎坷,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机会,或者我们没能把握机会。今天,世界经济正在发生转型,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到了,而需要我们做的就是要抓住这一机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就是要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三、经济体制之争带来制度创新的机会
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主要借助于两种体制,一种是市场经济体制,另一种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所选择的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又称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体现了制度演进的创新。把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人们的消费选择建立在自由价格机制的引导之下,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在人类社会由自给自足发展到商品经济后发挥了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资本主义在其工业革命时期,以及之后的发展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与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配置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西方经济学家把自由市场制度奉为圭臬,并把绝大部分学术资源投到对市场机制的研究。即使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旨下也客观地评价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具有的发展生产力的巨大能力,即:资本主义在它不到100 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来自《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评价充分地印证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所具有的活力。然而,不管对市场经济做怎样高的评价,也无法改变市场经济制度势必要经历的辩证演进,即市场经济一定不是终极的制度,对市场经济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它不会改变、不可替代。在理论上,马克思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会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不断爆发危机;在实践中,市场经济也在不断危机中接受了一次次考验。1929—1933 年经济危机催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试图用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然而,对市场经济体制最彻底的否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选择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根本矛盾,并借助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计划经济通过集中决策、全面计划、行政命令构成的一个系统来配置资源和调控经济。这种体制具有的优势在于明确的目标导向和强大便捷的动员资源能力,其短期效应非常明显。但这种体制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是集中决策对决策的科学性提出很高的要求,进而对信息的准确和完备程度也有较高要求,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此外,计划的执行涉及多层的委托- 代理关系,因此存在较高的代理成本,如何提高计划执行的效率,或者降低代理成本就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又一挑战。尽管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但计划经济体制缺少纠错机制,使得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更有可能被放大,进而造成巨大的浪费。当然,这并不是说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存在的理由。其实,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从本质上说是没有伯仲之分的,之所以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下显示出二者不同的效率,主要因为它们各自运行所要求的条件不同,或者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也就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所要求的条件越来越高,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断调整,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断增多,从而导致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历史演进中的不同经历都显示出它们各有优势和劣势,因此,出现过二者之间的相互代替,也出现过它们各自为完善自身而进行的改革。目前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崇尚市场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都不会是各自的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都在两种体制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加以综合。因此,各国把对经济体制的选择变成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如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6]。
20 世纪90 年代,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突变,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又一次兴起。首先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谋求改革;其次是20 世纪9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信息技术推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经济,而且这种新经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一个新高潮;最后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中。这些变化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势扩张,从而形成了对市场经济一边倒的赞誉。1990 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总结了拉美国家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十项政策,并在与会者中间达成共识,因此,这些政策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在于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这实际上是为发展中国家,后来也为转轨国家开出的经济发展清单。而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许多体制转轨国家,在对市场经济抱有幻想的情况下,都按照“华盛顿共识”设计它们的制度调整或改革方向。但是,理论的严密性并不意味着现实的可行性,几乎所有的推动“华盛顿共识”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体制转轨国家,大多因为“华盛顿共识”的不服水土而饱尝了经济恶化的后果。
相反,中国自1979 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基于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即计划经济仍然是我们要坚持的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改革是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主要是让一些非计划经济因素在体制外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把这种改革叫做“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之初并没有一个改革的总体设计,是一种探索性地改革。虽然这种改革在标准的经济学看来有些不伦不类,但它却实现了一个标准经济学所推崇的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目标。我们的改革使所有人利益没有受损的前提下实现了收益的增长。正是在这样一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探索中,我们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且也正是在这样的改革路径中,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并创造了一个增长奇迹。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在这种增长中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被世界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看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此的成就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也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并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提出“北京共识”。2009 年5 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伯为英国外交研究政策中心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北京共识》。其中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等特点,作为一种发展思路,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但我们国内的学者更愿意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探索的发展道路称为“中国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再加上迅捷而有力的宏观调控,显示了“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当然,对于“中国模式”,人们并不满足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而更想探究它可能包含的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
制度或体制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制度或体制创新可以给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会。在当今世界,对制度创新提出的新要求,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发达国家都是一种挑战。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选择对自己制度的创新,那么它就可以获得一种新制度的巨大的边际效应;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一味固守自己坚信的先进制度,那么它获得的只是递减的边际效应。因此,世界经济要重新走上正途,必须推动深刻的制度或体制创新。
中国自1978 年以后在不断推进的改革中获得了巨大的红利。中国改革形成的“中国模式”在今天具有的普遍意义主要在于它为一个世界性的寻求制度创新的时代提供一种选择。这种普遍意义不在于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模仿的发展模式,而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制度创新的模式或方式,即勇于打破原有的模式,而不把这种模式当成一种信仰。“中国模式”的已有成就就在于它为每一个中国人注入了利益的动力,而“中国模式”目前遇到的问题则在于它需要很好地调整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这对于中国的制度创新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点上继续保持制度创新努力,那么就可能获得更多来自这种制度创新的机会。当然,这也是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机会。
四、把握“中国梦”历史机遇需要的努力
实现“中国梦”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追求的目标。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和奋斗,中华民族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已经具备了把握这一机遇的条件。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实现“中国梦”决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只要我们耐心等待这一时刻就会到来,而是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不仅要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动力,而且还要努力解决我们经济发展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无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历,都在证明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可以为人们提供长远的预期,因此可以引导人们将自己拥有的精力和资源用于长远的投资。同时,国家也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实施长远的发展规划。不过,要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对此,要使经济社会稳定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必须做出一些经济发展之外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基本保持一个稳定的态势,这既有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效应,也有中国特有的社会稳定机制所发挥的效应。然而,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否归根结底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激化程度决定的。而这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具有一个累积的效果,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来并不尖锐的矛盾会变得尖锐化。中国在经历了30 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在也暴露出一系列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导致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因此,今后我们为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必须努力扭转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并努力调整或缩小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差距,而努力的方向只能是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
第二,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主要途径。中国最近30 多年不断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矛盾。对此,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将消减,而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需要对改革进行调整。如果说这种调整是要进一步地制度创新,那么这种观点可以深化;而如果说调整是放慢改革的步伐,那么这种观点就值得商榷。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完成,距离我们要建立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若我们这时放慢改革的步伐,那我们所取得一些成就会前功尽弃。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改革依然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源泉,但改革已不再是可以“摸着石头”推进的,现在人们普遍谈的“顶层设计”应该是改革的基本要求,形成一套完备的改革方案,实现改革措施的相互协调,这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努力方向。尽管深化改革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改革的成本也在加大,但实现改革的突破将会有更大的收益。现在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预测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这样的愿景离不开制度创新支持,所以深化改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
第三,继续促进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环境。近代以来崛起的所有大国无一例外地都是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中国自1978 年开始逐步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带来的投资、技术以及市场支持。而目前,我们的对外经济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国际经济不平衡对我们形成一定的压力,粗放式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这些都引起人们对中国对外开放前途的担忧,特别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急剧下滑,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呈现负值,因此,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很显然这又是一种知难而退的表现。对外贸易变得较为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意义在下降,相反,对外开放对我们的意义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实现这一转型不能离开一个对外开放的环境,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都要借助于一个开放的环境才能实现。实现“中国梦”的意义在于重新恢复中国在国际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并在国际经济社会中成为具有主导性的重要国家。这仅依靠经济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并且要参与国际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制定。只有这些都能够达到,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受尊敬的大国,那样的“中国梦”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摘要：中国在古代社会曾是一个世界强国,但进入近代以后落伍了,产生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未能抓住世界经济近代转型带来的机会,或是世界经济在近代转型时国人却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迎接这种转型带来的挑战。由此引起的一个问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令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献身。然而,近代以来的任何国家要崛起或复兴都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并能够把握住这种潮流带来的历史机遇。如今,世界经济正面临新的转型,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其中孕育的新的机遇给中华民族复兴也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就可能把握这一机会,实现民族的复兴与伟大的“中国梦”。
关键词：中国梦,世界经济转型,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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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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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中国低碳经济年度发展报告(2011)[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
专题六中国历史精神文明 篇6
一、儒家思想历史地位的演变及原因
1.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思想备受冷落。原因:孔子提倡仁、礼和中庸,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 强调“民贵君轻”, 这些主张在战国纷争的时代, 无助于实现国家统一, 必然受到统治者的冷落。
2.秦朝时期, 儒家思想遭到压制。原因:秦朝时期, 儒生依然遵循旧思想主张, 非议郡县制, 以古非今, 站在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的对立面, 阻碍历史的前进, 必然会遭到压制。
3.西汉时期, 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地位。原因:汉武帝时, 董仲舒对儒家思想 进行了发挥, 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等思想, 适应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 不仅为封建专制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且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因而获得“独尊”的地位。
4.宋朝时期, 儒家思想发展到理学新阶段。原因:宋代理学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新儒学。朱熹提出“存天理, 灭人欲”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
5.明清时期, 儒家思想成为封建专制精神的支柱。原因:明清时期统治者为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 实行愚民政策, 培养忠实奴仆, 采取八股取土的办法, 科举考试在四书五经内命题, 文体为呆板的八股文。这就使得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封建专治制度的精神支柱。
6.维新变法时期, 儒家思想出“新意”。原因:维新变法时期, 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 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把孔子打扮成变革的先师, 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 以减少变法阻力。
7.新 文化运动时期, 儒家思想受 到 抨 击。原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袁世凯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尊孔复古”逆流, 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 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 这就严重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
1.春秋战国:《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屈原创造“楚辞”, 代表作《离骚》;先秦诸子散文。
2.两汉时期:汉赋和乐府诗流行。汉赋的著名作者有西汉的司马相如、东汉的班固, 乐府诗中的名著有《十五从军征》等, 《史记》和《汉书》则是两汉史学的巨大成就。
3.三国:出现了七言诗和“建安文学”, 代表作有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蔡文姬的《悲愤诗》。
4.东晋时期: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代表作有《归园田居》、《桃花源记》等。
5.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有鲜卑族的《敕勒歌》和叙事诗《木兰辞》。
6.唐朝: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唐朝最著名的三大诗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
7.宋朝: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词, 北宋著名词人有苏轼、柳永等, 南宋著名词人有李清照、辛弃疾等。南宋诗人陆游是我国古代作品最多的诗人;话本是宋代新兴的一种世俗文学;元曲是元朝文学的主要成就, 关汉卿是元朝剧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位, 代表作有悲剧《窦娥冤》。
8.明清时期:优秀古典小说有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施耐庵的《水浒传》, 明朝吴承恩的《西游 记》, 清朝曹雪 芹、高鹗的《红 楼梦》,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
三、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
文学艺术深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 同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反映。
1.文学。
(1) 春秋时期的《诗经》、《小雅》、《大雅》主要是反映贵族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也表现出对社会不公及黑暗腐败现象的忧虑与不满情绪。《颂》是国王和诸侯用于祭祀和重大典礼的乐歌。
(2) 战国时期屈原的《离骚》, 抒发了作者希望楚国改革和对遭受排斥的强烈不满。
(3) 秦汉时期的乐府诗由民 歌加工而 成。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 反映了对当时士族腐朽统治的不满。
(4) 唐朝前期强盛, 后期社会动乱。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人的诗歌分别反映了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唐朝时, 由于城市商业发展, 传奇文学出现, 话本兴起。
(5) 宋代, 随着商业的发展, 城市的繁荣, 市民数量的不断增加, 能够歌唱的词更适应市井生活需要, 受到市民欢迎, 词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和标志。
(6) 元代, 城市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 同时也为适应统治阶级宴乐的需要, 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逐渐兴盛起来。
(7) 明清时期, 一方面专制中央集权进入强化阶段;另一方面手工业、商业繁荣,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市民阶层扩大。为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 小说创作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2.艺术。
(1)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佛教盛行, 因此宗教画流行, 石窟艺术发展。
(2) 宋元时期, 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 市民队伍扩大, 因此反映市民生活的风俗画日益增多, 戏剧发展起来。
四、中国近现代思想解放的历程
1.新思想的萌发:鸦片战争期间, 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揭开了向西方学习, 探索救国救民的序幕, 但重在思想而没有具体实践。
2.洋务思想:洋务运动期间, 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主张, 其实质是立足封建主义, 借助于西方物质文明, 以谋求清朝的自强。它突破了传统观念, 为西学的传入创造了一定条件, 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但并未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3.维新思想:19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危机的加深, 诞生了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 反对君主专制, 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 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发展资本主义, 其作用在于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
4.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20世纪初,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形成并得到发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和中国国情结合, 主张暴力革命推翻封建统治,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其具体体现在三民主义, 其作用在于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 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5.民主和科学思想:前期新文化运动, 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展深入的反封建的斗争, 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6.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20世纪初, 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先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 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 成为中国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 取得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指引中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丰硕成果。
五、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背景、内容、实践和评价
六、中 国 近 现 代 思 想 发 展 的 阶 段 特 征 及原因
1.第一阶段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 :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 (或科学技术) 。
(1) 表现:1地主阶级抵抗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2地主阶级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
(2) 原因:1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刚从闭关状态中惊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先进科技留下了深刻印象。
2.第二阶段 (甲午战争至新文化运动) :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1) 表现:1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维新变法思想和戊戌变法;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思想和辛亥革命。
(2) 原因:1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2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3“西学东渐”的影响。
3.第三阶段 (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运动) :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
(1) 表现: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民主科学思想和新文化运动。
(2) 原因:1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2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深 化;3“西学东渐”不 断深化。
4.第四阶段 (五四运动至国民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两大革命指导思想并存, 新三民主义占主导地位。
(1) 并存原因。
1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使中国民主革命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
2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孙中山实现了其一生的伟大转 变, 接受了中 共反帝反 封建的主张。
3十月革命给中国 人民送来 了马克思 主义,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为中国人 民选择了 一条新的道路。
4由于国内反动势力的强大, 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指导, 国共实现 合作, 共同领导 中国革命。
(2) 新三民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1新三民主义不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且也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 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一致, 成为各阶层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2中共处于幼年时期, 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
3国民党的力量和影响比共产党大。
5.第五阶段 (国民大革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 :毛泽东思想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原因:1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2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6.第六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中共十六大) :邓小平理论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原因:1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建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2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
原因:1世纪之交, 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2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
【创新训练】
一、选择题 (本大题共25小题, 每小题2分, 共5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 (原创) 史载,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的答复是: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 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 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 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孔子这一治国主张强调的是
A.民本B.责任
C.仁政D.德治
2. (原创) 自汉朝“独尊儒术”后, 孟子本应在孔子之后亦步亦趋, 享尽尊崇。但是孟予却一直不得统治者的欢心。尤其是几代盛世王朝的帝王, 如汉武帝、唐太宗等都曾祭 拜圣人孔子, 孟子则被当空气般地忽略掉了。这主要是因为孟子的思想
A.代表人民百姓的利益
B.不利于君主专制的加强
C.不利于封建统治
D.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
3. (原创) 弟子:“先生您是说, 大中有小, 不要以大为大。小中有大, 不要以小为小。”老师:“似不确切。 不如说, 大上有大, 小下有小。大无穷, 小亦无穷。”材 料中的“先 生”最有可能是
A.荀子B.墨子
C.庄子D.韩非子
4. (改编) 韩非子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传承了春秋的民本思想
B.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
C.法律可严惩国家任何人
D.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5. (原创) 汉武帝认识到官吏道德品行对教化百姓的重要性。为此, 他采取的措施包括
1重用儒生2设置太学3表彰六经4察举孝廉
A.13B.234
C.124D.1234
6. (原创)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写道:“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 莫非使之讲明义理, 以修其身, 然后推以及人, 非徒欲其务记览, 为词章, 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材料从根本上反映了朱熹强调
A.古圣先贤都十分重视教人学问
B.学校教育应该以词章为主
C.教育在于“明人伦”、“正纲常”
D.学习与修养都要循序渐进
7. (原创) “宋元明清七百多年, 儒家出现了真正‘独尊’的局面,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宋朝儒学“独尊”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A.儒学的佛道化B.科举制度推动
C.儒学的官方化D.市民阶层扩大
8. (改编) 黄宗羲说:“天子传子, 宰相不传子, 天子之子不皆贤, 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 则天子亦不失 传贤之意。 宰相既罢, 天子之子一不贤, 更无与为 贤者矣。”这段 话表明黄宗羲
A.认为加强相权可以抑制君权
B.主张挑选贤能的宰相协助皇帝议政
C.认为君主世袭致使君权弱化
D.主张恢复宰相制并且宰相一职世袭
9. (原创) 唐甄是明末清初具有比较强烈的新兴市民意识的思想家。他在《太子》篇中这样说:“凡教太子, 观于桑, 则知衣服所自出, 观于肆, 则知器用所自出。凡教太子, 过市, 则见贩鬻之劳, 在途, 则见负担之劳。”上述言论反映了唐甄的治国思想是
A.关注下层民众的疾苦
B.民富是国富的前提
C.重视农工, 勤俭治国
D.全面关注社会经济
10. (原创)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 如地形焉, 即渐以往, 使人主失端, 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一记述最 早可能出现在
A.夏朝B.春秋
C.战国D.秦朝
11. (原创)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 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 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 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 工业革命 前的英国 或欧洲的 水乎。”下列不属于宋代科技发展表现的是
A.活字印刷术发明
B.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事业
C.火药广泛用于军事上
D.用煤冶铁, 发明灌钢法
12. (原创) 下图左为西周晚期铸造的毛公鼎, 右为鼎内的铭文。结合所学知识判断,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方正平直, 书写简便
B.字形扁平, 棱角分明
C.务从简易, 相间流行
D.圆转浑厚, 字形丰富
13. (改编) “有学者统计, 元、明、清三代最重要的戏曲家、小说家、曲词家几乎都 出在浙江, 其数量在30位以上……在当时稳稳坐定了全国首屈一指的位置。”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浙江
A.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
B.城市和商品经济十分繁荣
C.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迅速
D.市民阶层文化需求日益强烈
14. (原创) 新浪网登载《晚清新政为何走向反面》的文章指出:“1894年那场局部战争不仅使30年倾国之力创办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 而且在精神层面摧毁了中国知识阶层先前的自信或者说自负。”这里强调的被摧毁的“中国知识阶层先前的自信或者说自负”指的是
A.天朝上国的思想
B.师夷长技以制夷
C.中体西用的主张
D.儒家的三纲五常
15. (原创) “臣窃闻东西各国, 皆以立宪开国会之故……立行宪法, 大开国会, 以庶政与国民共之, 行三权鼎立之制, 则中国之治强, 可计日待也。”材料中“臣”的主张是
A.师夷长技以制夷
B.实行君主专制
C.实行君主立宪制
D.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
16. (原创) 1910年梁启超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指出:“天下无论何种制度, 皆不能有绝对之美, 惟当以所施之国适与不适为衡。离国情以泛论立法政策, 总无当也。”这表明当时梁启超的本质意图是
A.强调政治制度的建设要从国情出发
B.提醒国人要辩证看待政治制度建设
C.抵制资产阶级革命, 坚持社会改良
D.提醒国人认识各种政治制度的不足
17. (原创) 陈独秀认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 羞为浅化之民也, 则急起直追, 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表明陈独秀
A.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公认领袖
B.准确分析了当时中国落后的根源
C.找到了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正确方法
D.主张用西方思想对中国进行改造
18. (原创) “这次欧洲大战后的结果, 社会主义的潮流, 真有万马奔腾之势, 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 睡眼惺忪地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 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材料表明
A.中国人摆 脱了对西 方文明盲 目崇拜心理
B.中国人深 刻认识到 帝国主义 的侵略本质
C.一战推动 了社会主 义思潮在 中国的传播
D.社会主义 为工人阶 级的斗争 指明了方向
19. (原创) 1912年8月31日《民立报》报道, 孙中山当面建议袁世凯:“此十年内君当为大总统, 专练精兵五百万, 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之平等。”当记者黄远庸提问“袁世凯有没有野心”时, 孙氏的回答也相当干脆:“那是没有的。”下列说法最准确的是
A.袁世凯骗取了孙中山信任
B.孙中山迫切期望国家富强
C.体现了革命派的反帝主张
D.符合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势
20. (原创)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设大纲》中说道:“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 政府当扶植之, 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 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 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这说明
A.民族主义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B.第一次国共合作已实现
C.全面阐述了反帝反封的纲领
D.实现民族平等的必要性
21. (原创) 毛泽东在评论1918年孙中山的举动时说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经过各种途径的了解, 1921年孙中山得出了“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 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的结论。这说明
A.孙中山事实上已抛弃了法美的共和国道路
B.俄国革命为中国民主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
C.法美共和国道路和俄国革命道路可相互借鉴
D.中共的帮助促进了孙中山革命策略的转变
22. (原创) 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列宁也曾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两者的共同点在于
A.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应多样
B.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 市场取向 是必然选择
C.从国情出发建设本国社会主义
D.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 路径可以选择
23. (原创)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的历程, 期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 第一次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二次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取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这两次飞跃有效解决的问题分别是
A.民族、民权B.民权、民主
C.民族、民生D.富国、强国
24. (原创) 以下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大事记简表。从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是
A.新中国科 技事业以 航空航天 技术为中心
B.“文化大革命”对科技的发展没有产生冲击
C.航天事业逐渐从侧重军工到关注民用
D.“东方红一号”打破了美国对航天技术的垄断
25. (原创) 赵本山21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晚舞台, 13次蝉联全国“小品王”, 参加制作、拍摄和演出10余部影视剧, 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当代文坛领军者王蒙称之为“赵本山文化革命现象”。“赵本山文化革命现象”的出现主要得益于
A.“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提出
B.“二为”和“双百”方针的坚持
C.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D.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高
二、非选择题 (本大题共3小题, 其中第26题18分、第27题22分、第28题10分, 共50分)
26. (原创)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对君臣关系的定位和论证一直是孔子及其后世儒家学者面对的重要课题, 其研究成果影响着儒学的命运。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孔子的 学说从根 本上说是 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 存的社会秩序 和社会关系, 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 更不用说贯彻了。……公元前2世纪, 孔子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 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究对象。直到2000多年后, 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为止, 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天子受命于天, 诸侯受命于天子, 子受命于父, 臣受命于君, 妻受命于夫, 诸所受命者, 其尊皆天也, 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
材料三唐有天下, 如贞观、开元间, 虽号治平, 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 无父子、君臣、夫妇, 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孙, 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肃宗, 便叛。肃宗才使永王, 便反。君不君, 臣不臣, 故藩镇不宾, 权臣跋扈, 陵夷有五代之乱。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
材料四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 即能辅君而兴, 从君而亡, 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 前者唱邪, 后者唱许。君与臣, 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 足不履地, 曳木者唯娱笑於曳木者之前, 徙曳木者以为良, 而曳木之职荒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请回答:
(1) 结合所学知识, 说明材料一中孔子所主张的君臣关系的依据。依据材料二, 指出董仲舒论证君臣关系的视角。 (4分)
(2) 有人说, 任何一种政治理论的出现往往着眼于解决过时的社会体制的流弊。试结合材料二并联系当时的地方行政制度来论证这一观点。 (3分)
(3) 根据材料三, 程颐对唐太宗时的君臣关系持何观点?试结合唐太宗改革中央官制的意图来反驳这一观点。 (5分)
(4) 依据材料四, 指出黄宗羲所提倡的君臣关系。从经济、政治角度分析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 (6分)
27. (原创)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至秦汉以后, 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 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 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 将之尽行吸收, 融会为一。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这一危险形势也影响了居统治地位的士大夫, 不过他们是被迫倾向于改良而非倾向于革命。他们仍然认为, 改革中国的儒家文明, 就可以满足现代的需要。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窃以无论何种学派, 均不能定为一尊, 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 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 吾国之政治, 法律, 社会道德, 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陈独秀《答吴又陵 (孔教) 》
请回答:
(1) 概括材料一作者的基本主张, 并结合西汉、北宋两代儒学发展情况论证其 基本主张。 (8分)
(2) 材料二中说的“他们”是哪一派别?举一例说明“他们”是如何改革中国的儒家文明以满足现代的需要的? (6分)
(3) 概括材料三中陈独秀的观点, 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试评述之。 (8分)
28. (原创) 阅读下列材料, 回答问题。
材料一孙中山在广州, 曾系统地演绎了他的理想:中国应有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国家, 而其政府则在三权鼎立的模式外, 还有两个独立的权力, 继承中国文官传统的监督权 (御史纠弹) 与人事权 (考试与督责) 。在那个年代, 资本主义的弊病已受到社会主义的挑战, 孙中山将自由经济与公民权力节制配套的观念毋宁有其及时的特色。
———摘自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二以毛泽东同志为王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 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理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 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 后继续得 到发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 有历史学家说:“孙中山向西方学习并不是照抄照搬, 他既踏踏实实地学习西方, 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根据材料一, 说明你对这一观点的理解。 (4分)
(2) 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说明,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是怎样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6分)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B2.B3.C4.B5.D6.C7.A8.B9.C10.C11.D12.D13.B14.C15.C16.C17.D18.C19.B20.A21.B22.D23.C24.C25.B
二、非选择题
26. (1) 依据:周礼。视角:天命。 (4分)
(2)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思想有助于解决汉初的郡国并行制而造成的地方割据问题。 (3分)
(3) 观点:君臣关系不符纲常。 (2分)
反驳: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 分散相权, 三省宰相相互 牵制, 皇权专制 进一步加 强。 (3分)
(4) 关系:平等。 (2分)
背景:经济上, 商品经济 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政治上, 明清时期 君主专制 的强化。 (4分)
27. (1) 主张:儒家在中国学术中能逐渐建立起主流地位, 是因为其善于吸收融合各家之精义。 (2分)
论证:西汉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 加以改造, 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 (3分) 北宋时, 儒家学者融合了佛教、道教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 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3分)
(2) 资产阶级维新派。 (2分) 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 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 借助经学的外衣, 否定君主专制统治, 宣传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有力地抨击了封建顽固势力。 (4分)
(3) 观点:儒学独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2分)
答案一:赞成。因为他的观点符合时代的需要。在当时孔教是封建帝制的“护身符”, 不剥去专制的外衣, 民主就难以立足, 资产阶级的意愿就难以实现。陈独秀是站在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宣传民主科学的立场上看问题, 这是近代中国进步的声音。 (6分)
答案二:反对。陈独秀把近代中国的黑暗归结为尊儒学有失偏颇, 把儒学与近代文明对立起来值得斟酌。这种割裂传统的观点不利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6分)
28. (1) 含义:孙中山主张在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推崇美国式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同时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一定的弊端, 主张在三权分立之外增加监督权和人事权。 (4分)
(2) 土地革命时期:创造性地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解放战争时期: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经验, 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6分)
中国教学道德思想的历史梳理 篇7
中国传统教育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进, 但总体却始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以“仁、礼”为准绳, 来衡量教学行为, 规范教学过程。从孔子的“仁者不忧”、孟子的“舍生取义”, 到朱熹的“教理、教事”都在彰显着德育为核心的教学思想。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五育并举”的方针中也首倡道德教育。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教育教学思想, 要求把道德教育融入到知识教育中, 认为知识教学过程也就是道德培养过程。教育教学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和实施要求都被赋予了浓厚的伦理道德的内涵,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道德教育居于首位, 形成了泛道德化的教学。
(一) 古代时期。
孟子作为孔子嫡传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明确提出了“明人伦”的教学目的。“人伦”就是五对关系:“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 后世称为“五伦”。而设立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是要“明人伦”, 孟子说:“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痒者, 养也;校者, 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痒, 学则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 小民亲于下。” (《孟子·滕文公上》) 而从孟子提出此教育目的后, 也确立了后世两千年的中国教育性质, 即伦理教育。
《学记》是中国最早的专门论述教学的论著, 在“教学为先”的主张下, 提出“化民成俗”的教学目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乎!”通过有目的的教学, 使得人们能够形成良好的道德和智慧。
董仲舒提倡道德教化为本的教学。“三纲五常”是董仲舒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也是教学的根本依据。在此思想指导下, 他认为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德性, 更加突出了儒学伦理道德教育特色。
韩愈认为教育要“明先王之教”, 要“学所以为道”。而“先王之教”就是仁义道德, 并且这些仁义道德体现在从小到饮食习惯, 大到社会政治的一切事物中。只有学好仁义道德, 方可安身立命。
朱熹是中国古代儒家教育的集大成者, 提出了“明天理, 灭人欲”的教育目的。他认为“天理”与“人欲”不可共存, 要“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 方始是学。” (《朱子语类》卷十三) 所以学校的教学要以“明人伦”为目的, 重视道德教育。
(二) 近现代时期。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波及中国, 出现了很多反对封建教育, 倡导教学改革的教育家, 蔡元培则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位。
蔡元培提出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宗旨。他提出的“健全人格”的培养实际就是一种身心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并在此宗旨下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五育分别指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以及美感经验。这其中, 他又尤为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在出任教育总长后, 公布的《教育宗旨令》中明确指出“注重道德教育, 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1]五育并举体现了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延续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教学道德思想。
二、初步的教学民主思想
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的教学方针可以说是最早的教学民主思想。《学记》中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 认为师生在教学中可以相互促进。韩愈提倡“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些古代教育家在教学实践中提出了初步的教学民主思想。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教学中也提倡充分尊重学生, 教师要放下架子, 与学生平等交流。
(一) 古代时期。
孔子教学中, 奉行有教无类的教学原则, 把受教育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到平民。在孔子的学生中, 有穷居陋巷的颜回, 有以黎藿为食的子路, 有商人出身的子贡, 也有出身贵族的司马牛。孔子这种有教无类的方针体现了教学的平等和公正。孔子认为无论学习知识还是培养道德都要建立在学生主动性上,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要求教学必须在学生有所思考的基础上进行, 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不能无视学生的情况而灌输。孔子还特别注意学生的差异, 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因材施教的教育家。
王充认为在教学中, 学生要敢于“问难”与“距师”。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 要充分激发思维, 而不能惟师是从, 要“师弟子相诃难”, 从而“激而深切, 触而箸明”。这种敢于批判, 敢于否定的教学思想正是教学中的一种真谛。
王夫之认为教学是师生的共同活动,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是主导, 但要靠学生的自觉学习, 教学才有成效。教学原则方面。王夫之认为教学要“因人而进”, 学生的天资各异, 教学必须有针对性, 教师要在了解学生性情的基础上, 采用适合学生个性特点的方法去教学。另外, 教学要按一定的顺序, 要遵循人能力发展的规律。这些教学原则体现着教学的合理内核。
王守仁在批判传统儿童教育的基础上, 提出教育要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 要采用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 使用强制、体罚的方法只能是事与愿违。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 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儿童“如草木始萌芽, 舒畅之则条达, 摧挠之则衰萎。”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所以, 教育必须顺应儿童性情, 让儿童像草木一样自然生长。另外要量力施教, 要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来进行教学, 要“随人分限所及”, 使儿童爱学、乐学。
(二) 近现代时期。
蔡元培提倡在教学中要注重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要“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 要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1]反对压抑学生的个性去进行教学, 提倡学生自主学习, 要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研究精神。
陶行知提倡尊重学生, 鼓励创新。他不仅要求教师要热爱学生, 而且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要努力激发儿童的创造性, 在教学中, 要“不耻下问”, 甚至以生为师。
三、注重教师的作用, 强调教师的德行
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传统中, 都特别重视教师的作用和地位。荀子将天地君亲师次第排列, 将尊师视为国家兴旺之本。《学记》中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 能为长然后能为君”, 也特别强调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对教师作用的重视, 在德育为先的中国古代教学中, 势必尤为注重教师德行的示范作用。孔子说“身正令从”、《学记》中的“师严道尊”、董仲舒说“善为师者, 既美其道, 有慎其行”, 以及后世各代教育家都特别注重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 认为教师必须要“正言、正行、正教”, 对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言行举止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
(一) 古代时期。
孔子认为教师在教学中身教胜于言传, 所以特别重视教师的示范作用, 他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 教师对学生要“诲人不倦”, 要爱护学生。对学生不仅要有耐心、恒心, 更要有爱心。曾表白说“爱之, 能勿劳乎?忠焉, 能勿诲乎?”
孟子将教学作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 提出了教学要“盈科而后进”, 否则就会像“揠苗助长”一样, “非徒无益, 而又害之”。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还强调“教亦多术”, 对不同的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学记》中强调“师严然后道尊”、“能为师然后能为长, 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对教师的要求十分严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 又知教之所由废, 然后可以为师也”。教师在教学中还要能“长善救失”、“及时施教”、“循序渐进”, 要注意学生差异, 要遵循一定的顺序, 帮助学生扬长补短。
董仲舒对教师提出“圣化”的要求。说“善为师者, 既美其道, 有慎其行, 齐 (剂) 时蚤晚, 任多少, 适疾徐, 造而勿趋, 稽而勿苦, 省其所为, 而成其所湛, 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 ” (《春秋繁露·玉杯》) 明确要求教师采取最有成效即“圣化”的教学。
韩愈也主张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 他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如是而已。”他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 要不耻下问, 要鼓励学生不迷信权威, 敢于创新。这种教学民主的思想, 正是教学道德性的重要内涵。
王夫之认为教学要有效进行, 教师一是要善教、乐教, 即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 又要有热爱教学的精神, 这样才能使学生爱学、乐学。他说“善教育者必有善学者, 而后其教之益大。”二是教师必须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在教学中要“正言”、“正行”、“正教”。教师必须能以身作则。
(二) 近现代时期。
蔡元培提倡教育独立, 教学自由。认为教育不能过多地依附于政治和教会等, 要有自己独立的发展空间。教师要有学术上的研究自由, 可以自由地交流和讲授。但特别强调要实现这些目标, 教师本身要有过硬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
陶行知的教学道德思想中突出体现了教师要热爱教育, 热爱学生的特点。陶行知在其一生的教育生涯中都在践行着这一教育信念。“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不仅是他自己的写照, 也是他对教师职业的期望。他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 大力推广普及教育, 创办了晓庄学校等面向平民大众的教育基地。教育民主、教学平等的思想贯其一生。
四、社会本位的教学道德培养目标
中国古代社会重国家轻个人, 个人的道德取向以社会道德性为目标。教学的目的和学习的目的体现政治化的特色。“学而优则仕”, 是古代学子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教育教学的价值判断以是否符合政治要求为标准, “仁政”、“德治”的目标在于培养恪守纲常礼法的文人。
孔子的教学目的是与他的政治主张密切相连的。孔子认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 达到“学而优则仕”。所谓“君子”, 不仅有才, 更要有德, 又尤为重视君子的品格, 对此还提出了“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 (《论语·宪问》) 的具体要求。所以在孔子的教育中, 德育居于首要地位。并且将知识教育融入德育之中, 以知识学问为基础, 来提升道德品质。
孟子在立足仁义礼智的基础上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形象。要相信正义, 要有“浩然之气”, 甚至舍身取义。可以说“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 的“大丈夫”形象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王充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造人性, 也可以改造社会。在充分肯定教育作用的基础上, 提出了培养“文人”、“鸿儒”的教学目标。王充将当时的知识分子分为五个层次, 文吏、儒生、通人、文人和鸿儒。其中文人和鸿儒是教学的培养目标。这两种人才不局限于所学的知识, 能够将所知所学融会贯通, 更好地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
朱熹提倡将所学伦理知识身体力行, 将所学之理转化到实际行动中。实行分阶段的教学方法, 关于小学教育, 朱熹认为要“教以事”, 使儿童通过具体的日常做事, 学习一定的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 使其在习惯的养成中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对于大学的教育, 教学的重点则是要“教以理”。使其知“事物之所以然”, 以成长为封建社会所需的人才。
摘要：教学道德性的研究为当代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但通过对中国教育历史的梳理, 可以发现, 关于教学道德的思想其实一脉相承。以德育为中心的泛道德化教学, 教学民主原则, 重视教师德性, 社会本位的教学道德培养目标都在彰显着教学的道德性解读。
关键词：道德化,教学民主,道德思想
参考文献
推理小说在中国 篇8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的出版社相继引进了欧美推理的名家名作。比如，世界闻名的法语推理小说家乔治·西默农创作的《黄狗》被群众出版社引进出版，备受中国推理小说迷的推崇；瑞士籍著名德语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被誉为西方经典推理小说，一经引进，便在中国侦探推理迷中引起极大反响；曾在世界推理小说史书写过一段佳话的美国推理名著《希腊棺材之谜》，在被译介至中国后，也让中国推理“粉丝”们爱不释手。
这些风格多样、流派纷呈、艺术成熟的推理小说在被引进中国后，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读者的阅读趋向，逐渐在中国出版界发展形成了一道辽阔美丽的风景线。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克里斯蒂的波罗系列、森村诚一的“三证”系列等早已为中国广大读者耳熟能详，国外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影响由此便可见一斑。
尽管时代更迭，国外推理小说在中国却长销不衰，长期占据着国际文学图书市场较大份额。推理小说为什么有如此的魅力？推理小说中充满智力交锋，是智者的游戏。它既可以活跃思维，又可以让精神得到放松。
推理小说的出版现状
推理小说虽然一直在中国图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出版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1.出版社较多，跟风现象严重。出版界素来有凑热闹或跟风的特点。从图书订货会上看，众多出版社已加入推理小说的出版行列。目前涉猎出版推理小说领域的出版社多达100余家。拿《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出版为例，目前有关“福尔摩斯”的版本多达30多个。
2.翻译水平参差不齐。目前，很多出版社涉足推理小说的出版。据相关调查，影响购买推理小说的因素中前两位的分别是作家、译文质量。柯楠·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威尔基·柯林斯……这些都是推理小说的名家大师，作品原文的可读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在中国读者中能否得到良好口碑关键就要看译文质量如何了。如果译文质量不过关，推理大师笔下的经典作品也可能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翻译出的“味道”是否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口味，是否已经本土化，是推理小说的翻译者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虽然翻译界不乏好的译者，但目前总体翻译情况不够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致，以致销售业绩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3.营销方面不尽如人意。在中国，推理小说一直被定位为小众读物，是“有闲”阶层的消遣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营销和宣传的力度，所以我们在纸媒和网络上看到推理小说的信息较少。
在营销方面，价格也是一个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一些出版社将推理小说定位成“经典图书”，定价较高，从而忽略了它的通俗性、大众化。
4.装帧设计风格近似，图书质量有待提高。国内出版的推理小说封面多以暗色调示人，这样的装帧设计模式往往不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轻松感，有时甚至会增加一丝沉重，从而造成重印率不尽如人意的状况。一些出版社在推理小说的用纸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但也有一些出版社，甚至个别知名的出版社，所用的纸张、印装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推理小说的出版未来
在社会商业化、文明化日趋明显的今天，推理小说已经成为中国大众阅读的期待。而欧美及日本推理图书凭借独特的优势，会给中国推理小说的潜在阅读者带来难以拒绝的精神盛宴。
推理小说的阅读需要引导。当前，人们的阅读呈现出“浅阅读”的特征，快餐式、浏览式、随意式的阅读日益普遍。但是，只有实现“深度阅读”，才会使思维的开启得到最大化。所以，应倡导从非功利、非实用的角度出发，读一些世界推理小说中的精品力作。
为了让更多的推理小说迷和推理小说的潜在读者真正享受到阅读推理小说的乐趣，相关编辑要下硬工夫。首先，编辑要将国外名副其实的优秀推理作品引进中国；其次，要建立强有力的译者队伍；第三，如果在译文不甚理想的情况下，编辑应加以润色，这就需要编辑努力提高阅读外文原版书籍的水平，增强文学修养。
同时，还要将推理小说的定价“大众化”一些。2007年，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正式进入推理小说市场。该公司重新出版了日本推理小说《点与线》，此书每个印张定价为1．24元。也正是凭借低廉的价格，这部推理小说再次创造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想让推理小说在中国图书市场上继续“火”下去，那么就需要出版社的精心策划与营销，需要市场的经营与激励，需要编辑的担当与责任，更需要读者的包容与接纳。
中国银行历史 篇9
中国银行于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银行之一。1912~1928年，中国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能，负责代理国库、承汇公款、发行钞票等。1928~1942年，中国银行作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改革管理机制，在中国金融界率先走向国际市场，先后在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1942~1949年，中国银行作为国际贸易专业银行，负责政府国外款项收付，发展国外贸易并办理有关贷款与投资。1949年12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由上海迁至北京。1950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归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1953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中国银行条例》，明确中国银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许的外汇专业银行。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同时行使国家外汇管理总局职能，直属国务院领导。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改为中国银行总行，负责统一经营和集中管理全国外汇业务。1983年，中国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分设，中国银行成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1994年，中国银行由外汇外贸专业银行转为国有商业银行。1994年5月，中国银行在香港发行港元钞票，成为香港三家发钞行之一；1995年10月在澳门发行澳门元，成为澳门两家发钞行之一。2001年10月，由中银集团10家银行重组而成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挂牌成立。2002年7月，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中银大厦
2003年底，中国银行启动股份制改革。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整体改制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同时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国内银行。
私小说的中国化衍生 篇10
关键词：私小说,中国化,衍生
“私小说”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又称“自我小说”, 以表现作家的私人经历和生活体验，大胆曝露个人情绪和心境为特色。这种文学样式对于在器物、制度和文化方面都纷纷效法日本的近代中国来说显然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它促进了五四时期中国“私小说”作品的产生和出现，并对于中国的“私小说”有着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郭沫若曾说：“中国的新文艺是接受了日本的洗礼的。”很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曾留学或亡命日本，而当时，从西方蜂拥而至的各种思潮和流派并存于其中的日本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桥梁直接沟通了许多中国“文学青年”与世界文学潮流的联系。正值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兴盛之时留学日本的年轻作家们对于当时在日本文坛上风行的“私小说”自然也是相当注意的。下面就结合郁达夫及其它几位中国作家的作品来分析一下“五四”时期日本的私小说对中国私小说究竟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一、创作观念上的影响
法国的左拉—作为西欧自然主义的先驱者主张：作家要像科学家那样，冷静地观察社会现实，自然地、科学地描绘人生的真实面目，以此来拯救社会。而自然主义移植进入日本之后就逐渐地背离了其本身原有的方向。日本作家只继承了冷静的观察态度，而更着重于自身经历、个人体验的描写，毫不掩饰、大胆暴露事实丑恶。他们不那么看重情节，只注重将作家的内心世界毫无保留地摆在读者面前。
这种观念对于中国私小说家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郁达夫在创作中强调自我、突出自我的理念正是在此熏陶下初步定型的。他通过他所欣赏的佐藤春夫等作家的间接影响，接受了当时整个日本文坛的共同观念。主张“文学作品”应是一切“作家的自叙传”，而在小说的创作上也是对此观念身体力行的。他在异国所经历的留学的艰辛、感情的饥渴、弱国子民被侮辱而绝望悲愤的自卑心态以及内心深处积蓄已久的对民族前途的忧患之情和对祖国未来美好的希望，促使他开始用个人“自叙传”的形式创作小说，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描写了留学生的异国生活。在其中不仅露骨地暴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大胆地暴露了私生活。而郭沫若早期的浪漫抒情小说和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银踯躅》、《木马》等小说中也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接受并借鉴了私小说的写实及抒情的写作手法，所描绘的也多是自身心境、身边琐事和自己日常生活的体验。
二、主题内容上的启发
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日本私小说在内容主题方面对中国私小说也多有启发。之前已经说过，日本私小说写的多是身边琐事，如实再现内心世界，多表现的是主人公的精神苦闷以及受压抑而产生的变态心理。如《棉被》中就对主人公竹中时雄对女学生芳子的暗恋心理做了忠实的记录，实质上是主人公或者说是作者所感受到的道德与情欲的内心搏斗过程；而《田园的忧郁》讲的则是诗人细君和妻子离开了喧嚣的大都市，搬到一个长满野草的乡村之后的所见所感，描写了主人公颓丧、苦闷、忧郁的内心世界和各种各样奇妙的幻觉；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则描绘了主人公时任谦作在面临种种危机时如何克服危机成长的过程，表现了他复杂的心理变化。总而言之，日本的私小说主要通过对身边真实事件的描写反映了特定时期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孤独、忧郁、彷徨、颓废的内心境界。
相似的内容主题和那种颓唐忧郁的世纪末感伤情调在中国私小说作品中也多有表现。郁达夫的作品就大都是作者自身的青春故事，充满忧郁气质．富于幻灭感。《沉沦》描写了一个留日青年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境地，生活的艰辛、爱情的求而不得、弱国子民所遭受的凌辱和压迫引发了他的忧郁症的发展过程，在不断的失败与奋斗中最终颓废、自杀的经过；《茑萝行》塑造了一个在社会上饱受经济苦楚、政治压迫和人格侮辱之后却没有丝毫反抗能力只能回家后拿妻子来发泄的零余者形象；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则极为真切深挚地宣泄了留日归国的青年学子爱牟在人生的歧路中与妻儿生离的诸种复杂的情感体验。他们的小说都反映了“五四”时期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生存状况，人生意志与现实社会冲突而屡屡受挫以致走投无路心理异变的惨淡境遇，真实的反映了当时中国青年的时代病。那种苦闷、忧愤、颓丧的心理状态是两国私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所共有的。
三、写作手法上的继承
中国私小说在写作方法或外在形式上与日本私小说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他们都没有把太多精力放在小说情节的营造上，不太关注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完整性，结构大都较简单，比较多自我的独白和心理的描写。《田园的忧郁》中就没有什么情节，也没有什么人物之间复杂的心理斗争，只着力于描写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各种幻觉；而《沉沦》中的故事似乎也不受情节结构的约束，一任主人公意识的流动和情绪的涨落，似乎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故事，而是要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
再如，它们都仔细描绘了“忧郁症”或“病态心理”的演变过程。不但故事情节有相同之处，而且刻画人物的方法也有共同的特点：《沉沦》中除主人公之外的日本学生、其他中国留学生、日本女人，兄长等都是引起了置主人公于死地的“忧闷”、“屈辱”等心理矛盾的因素。但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却并没有站在全知视角或其他视角，都是透过主人公的视角以他的眼光和感受来进行描写，如《沉沦》中的寄宿人家的姑娘，《田园》中的忧郁的细君。总之，在这些作品中，除主人公以外的人物，都不做任何的“心理描写”，他们的存在都只不过是为了使主人公产生某种感情。而由于叙述始终聚焦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即便时有对其他人物的动作、神态或语言的描绘也是从主人公的视角出发的，实际上他叙述出来的是一个有着“我”之感情色彩的世界。叙述的焦点是“我”的内心情感轨迹，由我的内心情感轨迹而生了外在故事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外在故事和人物又会反过来和内心的感情轨迹相互依托。像《田园的忧郁》中对于那座山丘的描写，就并非是单纯的自然描写。搬家一段时间之后因长久的淫雨而焦躁不安的主人公要把“视角避离人生的忧郁”而向外眺望时，首先映入他眼帘的就是这座山丘。有一次当妻子到东京去后，主人公在对山丘饶有兴致地研究中愈发觉得此山有着别样的意趣。他把它称之为“仙境中的山丘”，飘飘然觉得自己成了仙境中的国王。也许在一般人眼中普通的毫不起眼的山丘因着主人公急于逃离现实回避人生的心情而具有了一种梦幻般的神秘色彩。而到了本作品结尾处，这座山丘再次出现，与这里的描写呼应，主人公望着山丘暗忖：“最后，我会不会在哪儿自缢呀？那儿好像有什么东西向我召唤呢。”又借着山丘形象地写出了作者虚无颓废、精神上濒临崩溃的心境。
再如，日本的私小说和中国的私小说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和诗歌的内在节奏。抒情、随笔式的写法在很多私小说中被广泛应用，就像一首娓娓动听的长诗。《田园的忧郁》中就大量化用了外国作家作品来对应主人公在特定环境下的心情，感伤和咏叹。如小说开头就引用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诗：“我独自寓居在呻吟的世界上，我的灵魂是污浊的潮水”，奠定了小说浓重的悲凉情调。另外他还引用了中国古代诗词如唐代储光羲《蔷薇篇》的“一茎独秀当庭心”和宋代杨万里的“海外蔷薇水，中州未得方。”等诗句，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诗意美。而在《沉沦》中，作者也借小说主人公为我们展示了众多西方诗人的作品和中国古典诗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私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确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创作观念、内容主题、写作方法和外在形式上对日本私小说都有着很多的继承和借鉴。
四、中国私小说对日本私小说在继承上的突破
但是，就五四时期来说，中国的私小说与日本的私小说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的感伤、忧郁比日本小说中的意义要深广的多。日本私小说作家比较多一味沉浸在个人内部世界，单纯写自我苦闷和烦恼，隔绝了时代和社会，只着力于自我表现和自我暴露，局限在自己的私生活内孤立地描写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其中虽然也有少数触及社会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但总的来说还为数甚少，不占主流。大部分仍然是田山花袋的《棉被》、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岛崎藤村的《春》、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等等单纯表现“自我”的作品。于是就“把整个作品变成吐露作者自己‘主观的感慨’的工具”。
而郁达夫等中国私小说家的感伤则属于时代和社会。他们也写性苦闷、变态性心理，但却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写，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青年之共同苦闷，像郁达夫就曾经觉得日本的小说“局面太小”。由于他自身具有的爱国情怀，再加上处在祖国积贫积弱的艰难时代，又身在异乡饱受弱国子民的被歧视被羞辱，才会使他和很多跟他一样漂泊海外的赤子们对于“与国家民族共荣辱”这样的概念有着太深的感触，而能够产生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爱国情怀。因此，也使得他对人生中的节节败退很是不甘，对于祖国仍抱有美好的希望并发出希望祖国尽快富强起来的呼喊这类划时代的最强音。他们把日本私小说形态搬到了中国，但这种搬又并非原样照搬，而是加以了自己的改造，以“私小说”这种文体形态，表现了部分知识分子和觉醒的青年人所追求的人生意志与现实社会冲突这样一个普遍而突出的问题，表现了整个被压迫社会和民族的反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作品和左拉等西方自然主义的作品有共通之处。从而将欧洲的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日本的“私小说”、中国的浪漫文学融合为一体，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感伤抒情文学形式。“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的含义也正在于此。但与同样适用于这句话的日本私小说作品不同的是，中国私小说家的自叙传里不仅仅有个人的狭隘的情感，也有着更为深远和广阔的国家民族的情感，这种更为复杂的情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已经深入了他们的血液深处，成为他们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利用文学的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当然也就属于自叙传的一部分了。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私小说对“五四”时期的中国小说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它为当时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青年们提供了艺术创作上的借鉴和表达心声的武器。简单地评价中国私小说模仿日本成不成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在表面的模仿之下暗藏着的创新的精神，以及这种文体为我国作家所用之后对于我国的文学创作具有了怎样的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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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莲贵.日本近代文学作品评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3]肖霞.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