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变革论文四篇

日本社会变革论文 篇1

1 日本农协的纵向组织结构体系

日本农协的组织结构按照行政管理层级、区域范围, 自上而下分为三层垂直型组织架构。各组织层级间不存在明确的从属关系, 上级农协组织是由众多的下级农协组织自愿联合组成的。各级组织之间既紧密联系, 在经营和经济方面又各自独立, 是将组织机构的严密性、广泛性、全民性和规范性集一身的农业经济合作经济组织。具体如图1所示。

1.1 国家级农协组织

主要由以下五个机构组成。一是“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 简称“全中”, 它是日本农协组织中最高行政机构和决策机关。主要是负责对全国农协生产经营进行综合性指导, 保障日本农业合作组织有序发展和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 目前日本农协“全中”下设47个都道府县中央会;二是负责农业生产经营的“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简称“全农”。目前, “全农”下设有35个都道府县本部。三是负责农协金融信用事业的全国农林中央金库;四是负责农协经济救助等社会服务的全国共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五是负责医疗、福利、卫生等服务的全国厚生事业农业协同联合会。除此之外, 还有负责农协报刊、信息事业的日本农业新闻社, 以及负责旅游事业的农协观光社等国家级专业联合会。

1.2 都道府县级农协组织

它是以基层农协组织为会员组成的区域性农协组织, 按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四大机构:一是都道府县“JA中央会”。它是日本农协的综合性指导机构, 以都道府县内的农协、联合会为会员, 主要是对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指导, 以及对全国各基层农协的经营情况进行监查, 包括对全国农协的监督检查工作。二是经济农业协同联合会 (简称JA经济连) 和JA全农县本部, 是农协的经营指导机构, 负责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购买等。三是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简称JA信连) , 是农协都道府县级的信用机关, 可以说是农协中的银行, 主要负责农协会员的储蓄、贷款等信用事业。四是厚生农业协同联合会 (简称JA厚生连) , 是农协的医疗保障机关, 负责所在区域内医院、诊所的医疗设施的提供和经营, 为当地的农协会员及居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及和老年人福利服务。

1.3 市镇村基层农协组织

它是直接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服务的基层农协组织, 按照其经营范围可分为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种农协组织。其中综合农协在都道府县级和国家级的农协组织中有相对应的各个职能部门, 这是日本农协纵向组织管理系统的基础、起点。专业农协也有纵向的三级体系, 但是由于法律限制, 只有某些事业上与上级专业农协组织相对应。

2 日本农协的多样化组织职能

2.1 统一销售

各地基层农协通过与农产品采购商签订生产销售计划, 对即将上市的农产品进行统一收购, 集中销售。在保证农协会员稳定收益的同时, 减少了流通环节, 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由于盲目生产而带来的农产品滞销或价格偏低等问题的产生。

2.2 集中采购

农协会员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类物资, 首先由基层农协进行统计, 在此基础上, 向都道府县级农协经济联合会递交采购申请, 最终由都道府县级农协经济联合会对全国基层农协组织的需求订单整理实施统一采购。

2.3 生产指导

主要是针对农业生产诸多环节开展指导, 如农作物种植品种的选择、生产资料的采购、耕地的划分、种植方式指导、田间的除草施肥、农产品的收获储存方式、贩卖和物流选择等涵盖农用物资的采购、农作物的培育和农产品销售等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工作。通过农协的统一指导, 农协会员可以按照最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的生产标准进行统一生产经营, 不仅可以有效保障农产品的品质和标准, 而且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农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

2.4 信贷支持

农协自有的金融机构与普通的商业银行不同, 其主要职责是对农协会员生产与经营, 以及各类生活需求进行信贷支持。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农协会员的储蓄, 且在农协法中明文规定, 农协的资金禁止用作股票、债券等非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投资项目。同时, 规定对非农协成员的各类资金借贷服务, 不得超过全部贷款金额的四分之一, 以此保障农协金融组织的资金能够优先服务于农协会员的生产与生活需要。

2.5 社会服务

日本农协对会员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服务, 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医疗卫生、婚丧嫁娶、旅游等各项事业。农协开展的上述社会服务以保证会员身体健康、减轻会员的经济压力为服务宗旨, 更为突出其公益性。

2.6 权益保障

农协作为日本政府与农户之间沟通的中介, 一方面将国家各项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 如惠农政策、先进的生产技术的普及等积极进行推广和有效实施。应该说, 这是农协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 政府在制定农业、农村发展规划或政策过程中, 必须听取农协的意见。作为农民利益的最高代言人——国家级农协组织, 不仅将搜集到的各项意见与政府进行协商, 而且为了保障农协会员的切身利益, 甚至对政府的国际贸易往来实施干预。

3 日本农协三足鼎立的组织管理制度

3.1 成员大会制度

《农业协同组合法》中规定, 日本农协的经营方针、管理模式、组织机构等与农协的经营管理相关的各项重要事项, 在没有通过总会审核的情况下, 不得修改或变更。成员大会需要全体农协正式会员参加, 是决定农协的运营计划和农协经营相关的重要内容的最高权力机关。

3.2 理事和理事会制度

作为农协组织中的执行机构, 农协理事会代表全体农协会员的利益, 负责农协的各项对外事项, 并对农协成员大会所指定的运营机制、管理模式、经营计划等进行审议与执行。同时, 理事会制度还规定理事会内部的理事成员中, 必须有四分之三以上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3.3 监事和监事会制度

作为农协组织中的监督机构, 主要负责监督检查农协各项事业的经营情况和组织执行情况, 确保整个农协正常经营和运转。同时, 对农协理事会提交的, 如经营状况报告、农协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进行审计检查。如果发现农协的经营情况和资金运作出现问题时, 需要向上级相关组织部门进行汇报并通报农协全体会员。如果问题极为严重, 也可以组织召开农协全体成员大会。

4 日本农协的变革及趋势

近年来, 一方面日本农业发展面临着农户大量弃耕和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 另一方面作为农协的最高行政指导机关——日本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 在行使指导权和监督权的过程中, 对农协的过分干预, 不仅限制了基层农协的自主经营, 也阻碍了区域农业的自由转型。再加上大量非农资本进入农业生产与经营中, 导致农协金融机构日益行政化。特别是在2009年以后, 日本农协组织中, 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准会员”数量超过了具有正式会员身份的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数量, 严重影响了正式会员在住房贷款、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福利。

基于上述问题, 2014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农协改革的方向与意见 (图2) 。主要内容:一是在三年内废除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制度, 废除其指导和监查权限, 以实现农协的自主性经营;二是将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即JA全中, 转化为股份公司制经营模式。增强基层农协的专业化, 将单位农协的金融信用、保险等业务分离出来, 由农林中金和JA全农进行管理, 单位农协只做代理职责;三是调整理事会管理机制, 准许非农协会员参加, 前提是确保理事会中被认定为农业者的人数及在区域内有充分经营经验的人数和过半;四是在农协经营中, 要严格其监督制度, 通过注册会计师的监查、监督来监督农协各事业的经营情况;促进农协农户在农产品、流通渠道等方面的自由竞争。

参考文献

[1]管珊.日本农协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经验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 2014 (6) .

[2]周应恒, 李强, 耿献辉.日本农协发展的新动向[J].世界农业, 2013 (9) .

[3]刘光辉.日本农协及其对中国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启示[J].日本问题研究, 2008 (4) .

日本社会变革论文 篇2

我们把目光放在那些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的日本主妇身上。长期以来沉淀在日本人思想深处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男女不平等观念和现象如同一张看不见又摸不着的网，把主妇们隔离在家庭生活中，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成为了一种遥远的存在。她们接送孩子上学、买菜、做家务，闲暇时看看展览、学学插花和茶道。在超市、商场以及各种活动场所中总能看到主妇们的身影。她们的日子看上去忙碌和平静。然而，在这平静之下，传统意义上的主妇形象已随着时代变革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如今不少主妇已不满足于在家做家务、养育孩子、照顾老人、支持丈夫，做个贤内助。相当数量的主妇在孩子稍大后出去工作，也有不少主妇热心公益，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地区和学校的活动，如：所居住地区町内会(类似我国街道居委会)的工作，承担孩子学校的“家长会”的社会工作，还有些主妇在社区、街道担当志愿者。有统计表明，在日本志愿者队伍中主妇所占人数比例最多。日本有社会学家甚至宣称当今日本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专职主妇已经消失。那么。日本主妇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近距离对当今日本主妇进行一番观察，“生活俱乐部生协”(以下简称生活俱乐部)无疑是一面观察日本主妇的放大镜。

生活俱乐部是成立于1965年的一个民间非营利团体，创立之初仅有200人，基本上是家庭主妇。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以家庭主妇为中心的该俱乐部的活动范围已覆盖日本19个都道县，会员人数达30万。

反对不良生活方式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形成一股强劲的社会风潮，它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一次性使用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日本普通消费者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当时日本市场所售牛奶的三分之二是脱脂乳粉等勾兑的乳饮料。在生产厂家利润的驱动下，这些营养成分不高、价格却比普通牛奶高许多的合成加工奶被广为宣传，甚至被吹捧为高级营养品，鲜牛奶在市场的占有率越来越低。为了对抗这些加工奶，让更多的人饮用到新鲜、健康的牛奶，主妇们每五六户结成一个“班”，以“班”为单位从厂家直接订购牛奶。之后，这种共同订购活动扩展到鸡蛋、大米、肉类、禽类、鱼类、蔬菜等食品及各种生活用品，就连图书、交通旅券和文艺演出门票等都可以共同订购。

生活俱乐部一诞生便亮出了对商品化社会和不良消费方式表示反对和抵抗的姿态。主妇在生活中意识到人类必须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在20世纪70年代，她们发现市场上出售的合成洗涤剂对河流和地下水造成污染，于是发起了“肥皂运动”，从环保与生命安全的角度呼吁大家不要使用合成洗涤剂，而尽可能使用那些易分解、对环境影响小的肥皂或肥皂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琵琶湖湖水的富养化问题使会员们将保护水资源、保护水质作为一个课题。她们最初呼吁会员们以肥皂代替合成洗涤剂，但很快又认识到此举并不能从根本上控制水质污染，于是发起了“禁止制造和贩卖合成洗涤剂的请愿”运动。

“环保、安全、健康”始终是生活俱乐部遵循的原则。她们对使用农药、合成着色剂、防腐剂等食品持怀疑态度，即便是那些对人体无害的食品添加剂也尽可能少用。她们甚至建立起奶牛场，全方位把握奶牛的饲养环境、生产环境、牛奶的品质、生产日期、容器和清洁工序。她们订购指定养鸡场的鸡蛋，用非转基因、不撒农药的饲料来喂养，并尽可能不使用抗生素。为了保留蛋壳表面的保护层，鸡蛋外表也不作清洗，承诺在48小时内送到会员手上。

生活俱乐部的会员们对既有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追求一种可持续的、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她们认识到如果自身生活方式不改变，许多问题便无法解决。她们开始最大限度考虑环境，不但发起了包装物的再利用、再生运动，还从我做起，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倡导一种不产生垃圾或尽量少产生垃圾的生活方式。如：她们将鸡蛋装在再生纸做的专用盒子里发货，会员收到货后把空盒子还给送货员或店铺以重复使用。针对包装垃圾占日本家庭垃圾总量60％的现状，生活俱乐部发起垃圾减量运动。她们把各种饮品、调料的玻璃瓶子合并为五种型号的瓶子来循环使用，将盒装牛奶改为重量较轻的强化玻璃瓶，塑料瓶盖也可回收再利用。可别小看这种瓶子，它获得了2000年世界包装机构授予的“世界包装之星奖”。这些看似细小的举措大大减少了政府回收垃圾的费用，无形中也降低了垃圾处理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家庭主妇们通过改变自我生活方式影响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生活俱乐部所倡导的消费、生活的理念和实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1989年获得了有“另一个诺贝尔奖”之称的“优秀民生奖”，1995年又从联合国之友获得了“最佳50市民团体奖”。

生活俱乐部的主妇们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在市场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还自主介入生产和流通之间，与生产者一起开发安全、环保的食品和日用品。如她们与生产企业共同开发了环保肥皂。会员们认为生产企业应公开她们在生产、流通、消费、废弃整个链条上的信息，也应该接受消费者的监督和指导。在她们的努力下，生活俱乐部所订购的产品具有生产和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这些对消费者公开的信息使消费者做到明明白白地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把企业对商品的决定权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她们的这一思考和行动无疑具有前瞻性，特别是在当今企业资本主宰的商品社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新型的工作方式

生活俱乐部的会员大都是主妇，担负着家务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很难

找到正式工作。她们又期望能有自己的事业，于是，摸索和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工作方式——劳动者自主合作社(Worker's Collective)，就是由会员自己出资、自己经营、自己作为劳动者的一种劳动经营实体。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会员之间也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她们更像是事业伙伴、是姐妹。

2005年生活俱乐部有582家劳动者自主合作社，涉及福利、餐饮、店铺经营、编辑策划、肥皂厂、物业等各领域，其中与福利相关的事业占一半以上。合作社种类繁多，有社区小吃店、旧货店、面包房、第三世界物产店、为老年人和残疾人开办的互助社、食品外卖店、盒饭店、儿童保育所、快递公司等。

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与一般小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经营目的不是利润至上，而是提供物品和服务，解决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会员们都希望通过劳动获得经济自立，又为社区做贡献。生活俱乐部、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以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方式劳动，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来创造一种新型的社区。这一新型的劳动方式也是一种非常适合家庭主妇的新的工作方式，使得主妇们既能够取得经济自立，又能兼顾家庭，还能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82年，生活俱乐部诞生第一个劳动者协同组合性质的店铺，之后这类店铺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店铺里，附近居民可以买到新鲜、安全的蔬菜、鲜鱼、指定产地和指定饲养方法饲养的猪肉、牛肉、鸡肉等食品。店铺里所用的调味品、牛奶的瓶子、装鸡蛋的盒子均可反复使用，大大减少了垃圾量。

为了对应当今日本社会面临的少子老龄化现状，生活俱乐部还在社区成立了托老所、老人之家、托儿所等各式各样的社区福利法人和非营利组织，对需要家务劳动的家庭提供服务，对需要照顾老人的家庭提供帮助，对双职工家庭的育儿提供支援。生活俱乐部无论目标还是日常活动都与生活密切相关，与社区居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她们创建这一新型工作方式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生活便利的、宜居型社区社会。

代理人运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活俱乐部的主妇们在生活中发现政治和行政中的问题，随之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愿望。生活俱乐部也逐渐从生活领域走向了政治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代理人运动”应运而生。

代理人运动就是生活俱乐部推举自己的会员作为“代理人”参与地方议会议员竞选的活动。这里，代理人不仅仅是生活俱乐部的代理人，也是站在广泛的市民立场上、将市民的声音传达到议会的市民的代理人。代理人运动的政治运动口号是“生命、生活与政治相连”。1977年东京都议会选举时，东京练马区生活俱乐部将关町支部委员长土屋正枝拥立为候选人，参与竞选。她的竞选口号是“一起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落选了，但这次参与竞选是代理人运动的首次尝试。为了推进代理人运动，练马区几位有政治抱负的成员结成了政治团体——“生活者小组”。在1979年的统一地方选举中，“生活者小组”推荐的候选人片野令子胜出，练马区首次诞生了生活俱乐部的议员。之后，代理人运动向其他地区辐射，扩展到神奈川、千叶、琦玉和首都圈的全部以及北海道、长野等生活俱乐部事业所覆盖的主要地区，相当多的有志于政治的妇女作为代理人走上了参政道路。

代理人运动不但挑战了男性中心的政党政治，还开辟了一条主妇参与地方政治和行政新的道路。主妇们通过直接参与、通过日常活动来变革行政和政治中的弊端与不足。

生活俱乐部的会员们认识到议会上讨论和决定的法律、条例涉及衣、食、住、医疗、护理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自己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法律、条例所左右的。要想将市民的声音反映到政治中，必须亲自参与政治、变革政治。例如，20世纪80年代，家长们发现学校为孩子们提供的午餐存在诸多问题。于是，町田市的会员们与其他市民团体合作，发起了请愿运动。1981年秋，当时约19万人口的町田市征集到17206个签名，提交到町田议会，最终使学校集中供餐状况得到了改善。还有1989年的食品安全条例直接请求活动、1993年的市民活动推进立法请求活动、1997年的转基因食品对策请愿签名活动、1998年环境荷尔蒙对策请愿签名活动、2002年请求停止爱知县转基因水稻的研究与开发签名活动、2003年请求停止岩手县和北海道转基因水稻开发的签名活动等，都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主妇们是从“生活者”的视角发现周边生活、地方政治、行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而产生变革政治的要求的。这使得生活范畴的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登上了政治舞台，促使日本政治贴近生活。

事实证明，主妇们的政治参与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如1989年，生活俱乐部和其他市民组织一起，开展了55万签名的要求制定《食品安全条例》的直接请求运动。虽被否决，但却促使东京都从行政上强化了食品安全管理。经过生活俱乐部等团体15年的不间断努力，2004年3月东京都议会终于通过了东京都首次确保食品安全的条例——《食品安全条例》，之后又推动国家制定并出台了《食品安全基本法》，设置了食品安全委员会等。

当会员们看到一些提案在议会上受阻、成为一纸废案时，考虑仅仅提案是不够的，还应成立反映民意的政党。地区性政党东京生活者网络的诞生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东京生活者网络积极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参与地方议会选举。1983年统一地方议会选举中，除练马区以外，杉并区、多摩市、神奈川的代理人都有当选。在1999年统一地方选举中，东京生活者网络产生了57位东京都、市、区议会议员。2007年地方议会选举中，东京都议会有一人当选，区议会选举中20位候选人有19位当选，市议会选举中，28位候选人中有26位当选，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推动日本社会变革

从生活俱乐部到劳动者自主合作社、再到代理人运动，这一连串的活动构成了变革日本社会的“生活者运动”，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社会运动从始至终都是由家庭主妇参与并推动的。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在日本这样一个男女性别分工依然存在、且女性地位有待提高的社会，主妇们在兼顾贤妻良母角色的同时，又在民间团体、在社区、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悄然改变着日本社会。她们的行动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妇女运动有着怎样的相同与不同呢?

解答这一疑问，首先要从分析她们参与生活俱乐部活动的初衷人手。主妇们参与运动的出发点是要过一种安全的、健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相互关爱的生活。她们加入生活俱乐部后，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素

质，密切了邻里关系。她们首先对日常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提出疑问，然后对公害、地区行政、日本政治和社会产生全方位关注，最后以世界视角关注国际问题、地球环境问题。她们将自己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带入到社会活动和社会运动之中，对政策进行提案或是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

我们欣喜地看到：加入生活者运动的妇女们在运动中发现自我、找回自我，她们已经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而是一个独立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是女性、消费者、生活者、居民和市民。在寻找自我、重新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她们也在履行着这些角色所赋予她们的职责，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新生力量。生活者运动没有鼓励家庭主妇放弃主妇身份去职业中寻求与男性的平等，而是鼓励家庭主妇从女性的视角思考问题，通过俱乐部的日常活动去参与社区活动，并通过参与活动介入经济、政治和社会。

生活俱乐部的主妇们对日本社会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制约女性的不合理性现象提出了质疑。可贵的是，她们不仅仅提出问题，还在力图超越这种对女性的歧视和制约。身为家庭主妇的会员们聚在一起学习、劳动、思考和参与各项活动，思维和视角变得开阔。她们虽然身为家庭主妇，但已超越了传统意义的家庭主妇，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奉献社会的女性市民。

主妇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与政治的结合点，从而挑战了“男性在外工作、女性在家从事育儿和家务”的性别分工模式，创造了“男性在外工作，女性既兼顾家庭又从事社区活动”的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并不完美，但却开创了妇女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新途径，显示了未来妇女运动新的发展方向。

主妇们在社区的实践有很多启示。她们本着“自我意识、自主管理、自己决定”的宗旨，在社区内自发进行互助式服务，如：在社区开展步行拉力赛、跳蚤市场、岁末捣制年糕等活动，召开各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会议、讲座。如：食品材料与烹调的说明会、料理讲习会，断乳食谱讲座、暑假儿童料理和父亲料理讲座等。她们还组织会员们参观生产厂家，尝试制造食品，进行与生产方的零距离体验。有些地方的生活俱乐部还开展了小规模的托儿服务、助残助老等服务。目前，生活俱乐部的会员们已成为一股关心社区发展、关心环境和自然、关心他人的力量。据2005年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生活俱乐部的相关团体中有将近1万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和养老设施服务，有事业所448家，接受服务的人约3万，上门服务等护理服务时间总量达到了143万小时。

日本社会变革论文 篇3

作为留学日本的传统模式，简单来讲，学生首先要在中国取得高中（或相当于高中水平）及以上的学历证明，才能申请去日本的大学或者大学院就读。

但在中国的中等教育阶段，将日语作为第一语种进行教学的学校微乎其微，因此近乎99％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前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日语。遗憾的是，日本的大学或大学院，又很少采用英语授课，所以即便年龄和学历满足条件，凡是日语能力不够的学生，只能去语言学校进行补习。这种学习快则1年，慢则需要2年甚至更长，几乎成为了每个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心中的一道坎。花费问题暂且不议，学生为此所耗费的时间之漫长着实让不少学生和家长头痛。

三年前，当上海文来高中日本留学国际课程，这种传统局面终于得到颠覆性的改变，为缺乏合理性的传统日本留学带来了重大的变革。

据介绍，该课程的教材和师资均从日本引进，完全与日本国内的高中同步，学生不但全方位学习纯正的日语，连数理化都有日语上课，经过两年的训练，当学生们进入日本高三时，他们的日语流利程度可想而知。由于该课程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变革，让语言学校和中介彻底成为过去式。文来高中在日本拥有5所姐妹学校，在国内完成2年学习并成绩合格的学生，通过面试就可以分别直升入这5所学校的高三年级就读，并直接在日本升大学。

今年暑假，目前正在日本留学的2010级高三学生们回国与母校老师见面座谈。原本一直低调内向的学生明显自信开朗了许多！有些同学已经获得了学校的推荐，在9月开学后不久就能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了。也有些同学在为11月的留考努力准备着。另外一部分同学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日本继续补习。这些学生就读的高中目前分布在日本的东京、千叶和福冈3个地方。

《亚当·贝德》中的社会变革 篇4

【关键词】《亚当·贝德》；傳统社会；社会变革

【作者单位】周晓红，郑州轻工业学院。

作为英国19世纪少有的知识渊博、思想深刻的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在其作品中既没有沉浸在对过去生活的美化中，也没有无根据地对当代社会进行歌颂，而是借助她熟悉的乡村生活题材，以广博深刻的社会视角对生活进行了客观真实的书写。在1859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贝德》中，她描写了自孩提时就熟知的前工业化时代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那时宗教分裂、社会变化以及工业化还未扰乱英格兰乡村的宁静。

一、传统社会的背景

要了解这部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和活动，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看到这种传统社会的背景。艾略特让读者熟悉了过去那个时代干草坡村从工匠、劳动者到教区牧师和地主等社会阶层特有的乡村生活节奏。这部小说的悲剧一方面源于亚当·贝德、亚瑟·唐尼桑恩和海蒂·苏洛之间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也源于这种传统社会背景。干草坡村位于洛姆夏，一个绿荫遮蔽的富饶地区：“干草坡属于那地形起伏、丰饶富足的洛姆夏区，这一地区正好紧接着为贫瘠的群山所俯临的史东尼夏荒凉的郊区，就宛如一个青春貌美的妹妹手挽着一个高大粗犷、肤色黝黑的哥哥一样。”[1]尽管干草坡村并不贫穷，但是当艾略特将“地形起伏、丰饶富足”同“贫瘠”“青春”“黝黑”等词并置在一句话里时，我们意识到丰饶富足并不一定排除未来贫乏的可能性，现在的安定也不能保证未来的安全。

艾略特这样描述洛姆夏区：“高高衬托在地平线以上的是巨大的圆锥形的山峦，像是防护这谷物牧草地区的巨型墙垛，以抵御那啮人的凛冽北风；山不太远，没有笼罩在朦胧的紫霭之中，看得见那暗淡的略带绿色的山边点缀有羊只，但它们的动作目力观察不到，只能凭记忆来补充；山峦天天为不断变化的时光所追逐，但它们兀自岿然不动，以不变应万变——除开在晨曦初照时，在四月的中午那飞掠而过的阳光闪烁中，或是在逐渐成熟的夏日里的那瑰丽的夕阳余晖下，它们总是又严峻又阴郁。”[1]艾略特继续系统地描述山冈的下面：“前面一线山坡的树木，这些树木中间有一块块醒目的草地或一排排庄稼”，以及“树木渐密的山谷”。整个情景都强调自然和乡村社会的秩序和延续：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稳定安详的时代，那里甚至连羊的动作都得“靠回忆来补充”。但是一种临近的变化感在“那啮人的凛冽北风”中体现了出来，这个短语指向生活在工业城市的人们的迫切需求。他们对减轻痛苦的需求之迫切被将他们同“地形起伏、丰饶富足的洛姆夏区”隔开的屏障尺寸（“巨大”“巨型”）表现了出来。艾略特使用了“好像”“试图”等词，给人一种印象：这种保护最终将没有用处，尤其当我们想起洛姆夏区被史东尼夏贫瘠的群山所“俯视”时。

二、传统社会结构

同它的自然环境一样，干草坡村的社会结构简单，自给自足，不为变化所动。亚当·贝德是一个能干正直的木匠。作者在书中这样评论道：“我承认，亚当对于等级影响是很敏感的，对于比他更具优势的人都格外尊敬。他既不是哲学家，又不是具有民主思想的无产者，只是一个手脚壮实的聪明木匠而已：他天性尊敬别人，这使得他容易承认一切既得权益，没有十足根据，他对它们是不怀疑的。他没有整顿天下的理论，但他看到没有干透的木材建筑房屋的害处。”[1]尽管艾略特否认亚当有任何明确的社会理论，但这段话表明亚当极度自信，这种自信被他内在对技能的把握，以及他能够判断社会中是非的力量所强化。这段话强调了这一印象：一旦亚当决定了行动的方向，他的态度是严厉毫不妥协的。因此，当卫理公会那种温和的革命影响力威胁打破干草村固有的生活秩序时，亚当试图将工作的尊严提升到精神价值之上，“可现在有过分看重心灵的这种情况，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除了福音书还得有点别的东西。看看那些运河、导水管和煤矿机器，还有克朗姆福德地方的阿克乃村的工厂。我想一个人除了福音书还得学点什么，才能制造出这些东西来。”[1]

讽刺的是，亚当在这里挑战的是无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比他本性中的东西更难改变：工业化会忽视并摧毁所有人的精神价值。亚当已经预见到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后果，但他没有把自己和人类大众等同起来，“亚当只要对一个想法有了信心，这想法就在他脑子里形成了一条原则：正像潮湿会引起生锈那项知识一样，这也是要用于实践的知识。也许这便是他所自责的‘严格无情’的关键之所在：他对那种不顾预见到的后果明知故犯的缺点毫不同情”[1]。

三、亚当同亚瑟的斗争

亚当固有的对等级影响的敏感，使得他倾向于“承认所有现存的要求”。尽管他接受和尊敬工业发展，但他仍然看重带有严格阶级区分的封建等级制度。“‘绅士’这个词对他有一种魔力，正像他常说的那样，他‘看不惯那种对上头人神气活现来抬高自己的人’……对于这位年青乡绅，亚当除了本能的尊敬，还有儿时的记忆和个人的关怀。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对亚瑟的一些好品质、一些细微的举动，比像他这样普通工人身上的这些品质和举动看重得多了。”[1]“比这看重得多”这个短语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系统的缺点：过度看重“细微的举动”，只因为这些举动是贵族的举动。例如，年青乡绅亚瑟·唐尼桑恩看待自己就同他的佃户看待他那样——别人的赞扬滋长了他的自我中心，他变得不负责任，以至于自欺的同时也背叛了秩序。亚瑟是他本性的受害者，他对赢得比他社会地位低一级的人们的赞许极度依赖，这使得他很难坦诚地接受一些个人失败的事实。

亚瑟的自欺在于他没有正确认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社会地位以及能力总是能为他的要求服务，可以给予他信心去追逐他的欲望。因此，他忽视了他性格里隐藏着的不诚实和缺乏自我约束力的缺陷，他没能维持他的社会地位所应有的尊严，他与海蒂·苏洛调情，以至于后来和亚当在林中搏斗。亚当在强烈谴责这名年青乡绅时所说的话不无道理：“你干的事，不像我们大家以为你是的那种光明正大的人干的，是一个自私轻浮的恶棍干的。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像你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去亲吻像海蒂那样一个年青姑娘，向她求爱，送给她那种她不敢让别人看见的礼物，这会有什么下场。”[1]

nlc202309040643

考虑到亚当在发表自己的指责时必须克服习俗和尊敬带来的障碍，我们可以感受亚当当时情感的强烈程度：为了一个他长久以来偷偷爱慕的女子激起的愤怒使得他能夠发现年青乡绅在“正直受人崇敬的人”表象下的“自私轻浮的恶棍”本质。亚瑟被他的这种态度弄得迷惑、愤怒和警觉，因为他认为“像亚当这样受了他这么多恩惠的人，不该对他的行为有所指摘”[1]。亚瑟的最初反应是维护他作为一个封建领主的权利，然而，当他察觉亚当和海蒂的关系时，“亚当爱海蒂，这一发现使他大为震惊，也使他有一阵站在亚当愤激的角度来看他自己，把亚当的痛苦不仅看作他的错误的后果，也看作他错误的一个成分”[1]。

亚瑟早已习惯像别人看他那样来看自己，现在被迫用一种不利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行为，可能是第一次。尽管不知道亚当对海蒂的爱，但他是明知故犯地背叛了他所处社会地位的基本原则。艾略特在书中这么形容：“和海蒂调情与和他同样身份地位的漂亮姑娘调情完全是两回事，在后者的情况下，双方都心知肚明这是闹着玩儿的，即使是当真了，结婚也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小家伙只要被人看见和他在一起散步，马上就会招来非议，还有波塞这一家好人要考虑，名誉对于他们，宝贵得仿佛他们是最好的世家血统似的。如果他在日后将继承的庄园里，在他首先想要受到他们敬重的佃户们中间，做出那种丢脸的事来，他会痛恨自己的。”[1]

传统社会的整体概念都在这段话中体现了出来。“似乎”这个词表明：尽管波塞一家是受人敬重的家庭，但他们仍然属于低一级的社会等级阶层，认为他们家的成员可以和领地地主家联姻，这样的想法他们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亚瑟对海蒂的引诱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说都是一种不恰当的行为，这一行为有效地打破了海蒂成为贵妇人的梦想（她以为和亚瑟结婚将提升她的社会地位），以及亚瑟想成为一个好乡绅的真实愿望。两人的私情被发现后，亚瑟不得不面对“那些爱戴和敬重他的佃户们”，而海蒂在波塞一家（海蒂寄居的舅舅家）所信奉的稳定社会背景应有的行为和道德基本准则的逼迫下，最终被迫在孩子出生前逃走。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海蒂的“罪行”超越了纯粹个人悲剧的界限：它搅乱了整个村庄的固有生活，僭越了家庭和友谊的界限。亚当不得不思考自己之前在这个有序世界中的自信想法，他同亚瑟之间的斗争也象征着后续的社会分裂：标志着社会从封建制向其他模式转变。这样的描写实际上反映了作者的社会理想，正如马慧所说：“乔治·艾略特揭露维多利亚社会秩序下的不和谐因素，是希望通过人文主义的宗教思想重塑社会意识形态，让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扎根于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从而最终创造和谐的人类社会。”[2]

[1][英]乔治·艾略特. 亚当·贝德[M]. 周定之，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2001：15.

[2]马慧. 乔治·艾略特的协和——亚当·比德的新历史主义解读[D]. 安徽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