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危机 篇1
2007年LG翻新机事件随着全国媒体的不断报道与挖掘, 各种负面消息纷纷曝光, 从LG冰箱翻新、LG空调翻新到LG彩电翻新, 小作坊做出大品牌, LG旗下的各类产品在中国的销售也迅速下滑。翻开跨国公司行销中国的历史档案, 我们不难发现, LG翻新机事件, 不过是跨国公司众多信任危机个案中最新的一个。2006年9月15日, 国家质检总局在日本SK-Ⅱ品牌的多项化妆品中, 查出禁用成分铬和钕。2007年3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的不合格产品中达能旗下的依云矿泉水因“细菌总数超标”榜上有名。据粗略估计, 从2001年至2007年, 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遭遇到的危机多达100多起以上, 造成的损失也达到100亿人民币以上, 包括沃尔玛、宝洁等众多著名跨国企业, 都未能幸免。
二、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危机的原因分析
1. 文化差异
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 不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些差异, 就难免会在中国碰壁。例如, 耐克广告片“恐惧斗室”中出现中国龙和中国人形象被美国篮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轻松击败的画面, 引起消费者的一片愤慨, 耐克也在舆论的压力和国家广电总局的干预下, 不得不做出书面道歉, 并停止播放该广告。这类危机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对中国的文化风俗不甚了解。
2. 制度差异
相比西方社会, 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架底下, 存在着许多制度层面的差异。不熟悉这些制度, 就不能在这个市场正常经营下去。例如, 沃尔玛在全球都没有建立工会的先例, 所以在进入中国十年后, 沃尔玛仍拒绝建立工会, 漠视劳工权益, 被称为建立工会的“钉子户”。鉴于沃尔玛, 藐视中国的《工会法》的行为, 上海市一度拒绝沃尔玛进入。2006年7月29日, 沃尔玛不得不在福建晋江店建立了第一个工会。这充分说明, 对中国独特制度的理解和尊重, 是跨国公司行销中国的必修课。
3. 标准差异
在转型的中国市场中, 许多行业、产品标准还不完善。即使制定了标准, 也可能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 而与国际通行的标准有一定距离。这就要求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之前, 认真学习这些标准, 并做出适当的调整。否则, 一旦出现“在国外没有问题, 在中国却行不通”的超标情况, 就很被动了。
4. 民族情感
在消费者行为学领域,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 指的是消费者对外国产品的偏见和维护民族经济的现象。譬如, 早两年中国消费者对日货的抵制, 就是典型的例子。跨国公司应努力避免消费者对其品牌产生抵触情绪, 尤其要注意在品牌传播的过程中避开那些敏感话题, 以免伤害消费者的民族情感。例如, 在日本丰田霸道的广告中, 出现了石狮向霸道汽车敬礼的画面, 引发人们对卢沟桥事件的联想, 极大地激起了民族情绪, 消费者通过各种渠道, 指责甚至抨击丰田公司的行为, 给其品牌形象带来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5.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是品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作为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的佼佼者, 跨国公司更应特别注意产品质量的监控, “能力越强, 责任越大”。但令人遗憾的是, 许多“洋品牌”还存在着各种产品质量问题, 危机的爆发也在所难免了。例如柯达LS443数码相机存在黑屏、镜头无法伸缩、曝光过度等, 都属于质量不过关的情况。
三、建立跨国公司危机管理的5S机制
1. 危机防范方面, 广泛学习, 细致准备 (System of precaution)
防范, 是跨国公司危机管理的关键;学习, 则是防范危机的重点。只有从过去到现在、从南方到北方、从宏观到微观, 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国这个特殊市场的显规则和潜规则, 跨国公司才有可能摆脱危机的烦扰, 从而立于不败之地。首先, 要全面了解中国的宏观环境, 并及时关注国家新政策的颁布;其次, 要仔细研究中国的行业标准;再次, 要注意把握中国消费者心理, 了解并尊重文化差异;最后, 要注意构建与媒体的和谐关系。
2. 培养危机意识, 时刻准备 (Stand by)
培养危机意识, 跨国公司必须充分认识到危机随时可能发生, 对任何突发事件, 都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准备的要点包括:建立专门的危机处理小组、制定各种危机处理的备选方案、确定具体的危机公关行动计划等。此外, 要想在危机来临时做得不被动, 光有危机意识是不够的, 还要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建立危机预警系统, 及时捕捉企业危机征兆, 及时为各种危机提供切实有利的应对措施。这包括:第一, 组建公关危机管理小组, 全面清晰的对企业可能面对的各种危机进行预测, 对企业所有的员工进行危机培训, 在危机结束时, 能够及时调整公司的各种行为, 重新塑造公司美好形象。第二, 建立危机警报体系, 确定危机级别, 大致分为三级:由于产品或者包装、服务不够规范、消费者使用产品不当等引起投诉的一般性事件;产品质量问题引起消费者投诉, 媒体与政府介入查询调查的紧急事件和产品质量问题致消费者死亡, 新闻媒体的暴光, 严重损害组织形象的谣言, 各种司法诉讼的重大事件。第三, 确立处理程序和实施细则, 当各种突发事件发生时, 组织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行有效处理, 确定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这是危机预警系统建立的关键, 是组织实施危机管理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3. 危机发生, 反应迅速 (Swiftly respond)
在危机发生后48小时~72小时内是企业披露危机事实并制定解决方案的最好时机, 超过这个时限, 危机就有可能失控。越早沟通越有利于企业抢占信息传播的先机。对危机的反应速度, 体现了一个公司的专业素质, 更重要的是, 它将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企业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对危机的判断与定性, 是信任危机, 是品牌危机, 还是服务危机, 或是产品危机?了解后, 立即表明自身对事态的立场, 取得公众与媒体的信任, 避免被媒体和公众不着边际的猜疑。需要指出的是, 网络时代的信息, 既不能回避, 也难以掩盖, 必须积极地进行正面引导。
4. 面临危机公关, 需要态度诚恳 (Sincerely apologize)
只有敢于承担责任的企业才能赢得消费者的尊重。作为危机公关, 诚实、信用、坦诚是最重要的原则, 也是危机公关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但有些跨国公司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非但没有以诚恳的态度与消费者沟通, 并承担应有的责任, 往往会给市场以不负责任的印象, 给消费者留下极坏的印象。另外, 在危机发生之后, 对反面意见进行打压, 并将持不同意见的人树立为自己的敌对面, 采取进攻式公关在中国的环境中是不智之举。卓越的企业都明白, 危机公关的核心在于用真诚和低姿态理顺民意, 赢回民心, 而不是进攻。
5. 理智的应对媒体, 安抚经销商, 危中寻机 (Seeking chance)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 危机不仅仅是危险, 同时也是机遇。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企业若能以诚恳的态度、在第一时间作出正确的反应, 不但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还有可能给消费者留下负责任的良好的企业形象。借助媒介是指通过发布与危机有关的信息, 减少损失, 及早控制事件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稳定受害人员及其家属的情绪。应对媒介主要是接受其采访和提问。举行新闻发布会和接受媒体采访给公司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沟通机会, 使媒体真正了解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企业正在采取何种弥补措施等。
参考文献
[1]游昌乔:应对信任危机的5S原则[J].商界 (中国商业评论) , 2007 (3)
[2]林景新:中国式企业危机管理[M].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7.9
[3]阳翼:跨国公司中国管理的5s模型[J].牛津管理评论网, 2007 (9)
[4]郑成武:媒体危机公关5S通用原则[J].中国行政管理, 2007 (6)
特色危机 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特色文化
特色村寨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简称，是指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聚居，且比例较高，生产生活功能较为完备，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及其聚落特征明显的自然村或行政村。2012年，国家民委发布《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指出“受多种因素影响，许多传统民居被造价低廉的简易建筑所取代，村寨的民族特色和乡村特色急速消失。因此，做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刻不容缓。”
少数民族特色危机是指在全球本土化时代，西方文化全面占有，形成一股席卷全球的文化势力，文化生产者面临失去传统生产方式的危机，特别是19世纪的殖民运动，西方的现代科技取代了殖民地国家的传统生产方式，在我国是农耕文明面临巨大的挑战，传统的乡土伦理也面临生存的危机，城市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空间，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主体性的失去，自身的身份不能从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寻找，文化的载体面临消亡的边缘，以农耕社会为代表的中华文明面临信心的危机，生产者的文化产品在现代科技生产力面前面临价值比较的危机。这些危机决定了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面临转型，这种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身处内陆的少数民族村寨的特色逐渐在失去，这种失去主要体现在，特色村寨的文化生产者的城市化，特色村寨所在的地区多位西部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特别是连片 贫困地区的特色村寨中的青壮年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去东部沿海地区去做劳务输出，这是村寨人寻求幸福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最有影响力与生产力的年轻人的“逃离”是对本身处于生存边缘的乡土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危机，因为没有他们的乡土经验或者乡土经验逐渐被城市生产生活方式所取代，村寨的人与人之间的乡土伦理也是逐渐淡化趋于消亡。
少数民族特色危机研究的生长点是危机，就是将特色村寨视为一种具有脆弱性特征的文化生态，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势必面临消亡甚至失语的危险。从危机出发我们所涉及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化自我更新的生产力。危机的原理论是城市文化的特色危机，全球化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西方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入驻，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入驻又会带来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对西方文化的复制性生产，这种城市化的生活又引发我们自身特色的失去，这种特色的危机的指向是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家园失去了自身的神风，那么对城市文化的特色危机引入地处内陆的乡土伦理失去自身的身份，我们的引入对象从城市变成乡土，这是对西方与中国现有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理论深化，将经典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研究引渡到连片贫困地区的特色村寨研究，是对经典文化特色危机研究的增生扩容；这种扩容可以让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析的结果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是用特色危机的视角观照时代重大问题，这种问题的决定无疑在解决文化问题的语境中提供我国乡土村寨的方案，这种方案蕴藏我们中华文化圈乡土伦理的智慧，这种智慧可能为他国的乡土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参照，这种参照性的话语是对西方时代文明唯发展论的一种博弈。
在研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特色危机的时候，武陵山片区是一个独特的趋于，这个趋于是深化问题与拓展新领域的重要案例，立足于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而不是个别县市，专门针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村寨的民族特色和乡村特色急速消失问题，深入研究特色村寨特色危机的形成原因和解决特色产业发展的路径，而非泛泛讨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先从具有片区典型意义的武陵山片区开始，直接对120多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深入调研，这种调研采取的是一种群体村寨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特点的个案是我们开展问题的核心，这种点对点，点和多的关系能够为我们进行其他地方的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借鉴，特别是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村寨处于城市化与非城镇化的边缘，一方面需要转型发展，特色村寨面临转化，另一方面这种村寨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失去自身的本来面目，很多的遗产与活动都成为一种展示与表演，这种展示的表演表明文化是作为他者作为观看与大量，文化的身份来自外来者的认可与确证，文化身份的危机是危机的核心问题，武陵山片区特色村寨的问题无疑为我国其他地方的特色村寨的问题提供一种参照与解析。
为我国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工作提供智力支持。探寻武陵山片区特色村寨文化特色危机形成的关键原因，通过保护与发展特色文化资源，兴办特色文化产业，探索特色文化精准扶贫路径之路；总结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有利于转文化特色之“危”为文化创新之“机”，促进民族和谐和文化进步，促进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健康推进；武陵山片区特色村寨的文化特色保护和建设工作被民众寄予更高期望，可以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特色文化精准扶贫路径工作提供借鉴。费孝通先生在面临传统乡土失去本身而面临转型中困境的时候，提出乡土需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为乡土提供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发展的生产力才能为乡土文化生产者提供可能性，我们面临乡土文化的失去同时也需要发展文化自身的发展力，我们需要完成问题的转化，变文化之危为文化发展的机遇。
特色危机 篇3
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龙门山脉的南北走向在这一段产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后果。时隔一年半,同样的不幸降临在加勒比海的岛国。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16点53分,海地共和国首都太子港地区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面对艰巨而严峻的抗震救灾任务,中国和海地对各自危机的应对及处理结果大相径庭。在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危机管理中,通过新闻媒体传递的各种信息,全世界共同见证了这两场灾难给人类带来的重大考验。而在两次地震震后20天的媒介呈现中,展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中国政府与海地政府的不同作为,也凸显出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作用在不同体制下所发挥的迥异效果。
一、两次地震灾难中媒体危机传播效果分析
大众传播的巨大影响力对社会管理来说是一柄双刃剑。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墨顿在早期研究中提出大众传播的正负功能学说,认为大众传媒既可以实现赋予社会地位和强化社会规范的正面功能,也具有麻醉大众、忽视重要社会问题的负面功能。危机事件发生时,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呈放大趋势,不同的传播立场与态度启动了不同的传播功能,这将导致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
通过对比两次地震的媒体报道可以发现,地震发生后的20天里,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能动地“创造”了历史。两次灾难报道中媒体的不同表现,对抗震救灾过程中建构国家形象、动员民众力量、表达人文关怀、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产生了正负两面的效果差异,其中优秀的媒体表现将沉淀为媒介发展的制度经验和精神财富,指引今后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规律。
1.舆论引导影响民众力量。“在汶川地震报道当中,中国媒体不仅向人们及时报告灾情,传播信息,宣传典型,而且结合抗震救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人民群众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及时主动提出议题,发表各种评论,有力地配合了抗震救灾斗争”[1],将团结群众、凝聚力量、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演绎得淋漓尽致。
首先,及时将灾情、险情传播出去,将严峻的事实摆到每个人眼前,促使人们认识到形势的险恶严峻,必须团结一心才能渡过难关。全国人民焦急万分,在政府的组织与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整合成一支强大的抗灾大军。媒体对社会的整合效应在此时得到了最佳的发挥。前有一线军民的英勇奋战,后有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的支援,一组组前方的硝烟弥漫与后方的鼎力协助电视画面大大鼓舞了救灾士气。与此同时,一组组大型专题报道,充分运用议程设置的效果对抗震救灾中涌现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深度挖掘,浓墨重彩地连续聚焦和报道,为抗震救灾有序进行并不断向纵深推进营造了强势的舆论氛围。其次,用权威的信息来源强化信息的可信度和传播力度。“中央及地方媒体时刻把握社会动态,捕捉信息,设置议程,引导公众,运用权威意见来引导舆论,廓清弥漫四起的谣言,化解了社会压力,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消除了民众的焦虑感,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最大限度保持了社会稳定”[2]。抗震救灾的举国动员,再次印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优越性,证实了中国媒体承担着新闻拯救生命、新闻传递力量的重大责任。
海地的强烈地震使当地政府和媒体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向灾民提供帮助的同时,相关的灾情报道也几乎被外国媒体所垄断。海地地震后,前来报道的各国媒体关注灾情,向全世界呼吁救援,而部分西方媒体则无视灾民们的痛苦和无助,再次对灾民进行了妖魔化的报道,将镜头对准一些偶发事件,将灾区形容成犯罪不断的动荡之地,这对鼓励海地灾民坚强勇敢地渡过难关起到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从上述对比中显而易见,媒体正确的引导舆论,利于危机事件向积极方面发展,而歪曲错误的报道则会影响危机事件的处理结果。衡量一个社会或民族面对困境挑战的态度如何,与新闻媒体密切相关。在汶川地震中,媒体始终围绕着众志成城、夺取抗震救灾胜利、重建家园这一目标,用积极的事例做引导,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凝聚民族精神,营造温暖、和谐的舆论氛围。公众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感受到来自政府和集体的支持与关爱,在危机困难中变得冷静、理性和坚强,增强共渡难关的信心与决心。
2.新闻报道建构国家形象。中国社会的透明度,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汶川地震前11天的正式生效实施,更加让国人惊叹,令世界瞩目。汶川地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震情得到公开报道。国内新闻工作者用第一时间刷新了中国传媒对重大事件的报道模式。几小时内,国家和地方数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最新震情统计数据,地震伤亡人数在互联网上实时更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四川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天天如期举行。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取消原有节目,直播《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各大主流报纸不惜版面,整版整张宣传报道汶川抗震救灾实况。电视、广播、报纸、刊物、网络、手机,一时间所有传媒一起开动,全程进行“实况直播”。巨幅照片、现场特写、前沿报道、在线访谈,全面真实地报道了最新的现场、最新的感动。在这样的媒体迅速反应下,政府和军队的迅速行动通过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传播第一时间展现在了全世界的眼前。
这次抗震救灾,中国政府首次邀请外国记者到一线采访报道,对西方媒体的宽松政策使他们体会到我们友好、开放、自信的态度,全球各大传媒机构第一时间援引央视报道,这是首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央电视台始终成为欧美等西方媒体的主要信息源。使我们真正赢得了话语主导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理解,为国家形象的提升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海地全国现有37家电视台, 188家广播电台。主要报纸有《消息报》(Nouvelleste)和《晨报》(Le Matin),均为私营,官方通讯社为海地通讯社。在此次地震中,当地媒体在对外传播上的直接表现就是在国际传播舞台上的严重“失语”,关于救灾的各方面信息完全被西方媒体主导,致使外国媒体有机会按照它们自己的观点抢先做出报道,从而丧失自身的话语权。海地媒体的集体失语和功能缺位,使海地展现给世界的是一个国力衰微、政府无能的弱小国家形象。没有做好与传媒、公众的沟通工作,使危机处理缺乏一个公正、有利的舆论环境。
在以上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媒体表现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媒体主动、公开与及时地报道突发性公共事件对整个国际良好舆论的营造以及对正面建构国家形象和媒体形象所带来的巨大作用和积极影响。新闻渠道的畅通,对稳定国内情绪以及民众后续的行动导向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正是由于政府的迅速行动和媒体公开及时的连续报道,使这次震动大半个中国的强烈地震没有引起民众的大范围恐慌[3]。
3.危机应对塑造民族精神。强有力的政府势必要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和发动来组织人民共渡难关。然而面对着贫穷和战乱,面对着饱经痛苦和磨难的灾民,海地政府和媒体一筹莫展,无计可施,而西方媒体呈现出的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和悲哀的社会画面。这是让海地人民失去信心和耐心、绝望情绪蔓延的重要原因。
4.价值选择决定情感表达。在灾难报道中,“生命财产”常常作为一个并列结构的关键词出现,即“生命(人)”与“财产(物)”具有同等重要性。然而,在此次汶川地震这场巨大灾难的报道中,“生命”是贯穿始终的最核心要素,个体的命运、家庭的悲剧、群体的情绪是关注的重点,每天受众们都能从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看到对生命的关怀和救助。大量的现场采访、真实纪录和深入挖掘的感人细节,于灾难报道中闪耀出坚韧顽强、热爱生命的人性光辉。通过故事化、过程化、人性化的叙事和现场真实的细节特写以及人物个性语言的展示,将一个个抗震救灾英雄塑造成普通而伟大、血肉丰满的人物典型,充分彰显了中国媒体独到的人文关怀。
在海地灾难报道中,部分西方媒体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地震中黑帮头目越狱逃跑”、“慈善机构贩卖孤儿”、“灾民涉嫌抢劫被击毙”、“海地商人趁火打劫牟取暴利”等负面新闻上,这对救灾工作的开展和社会秩序的维持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部分西方媒体以近乎零度的情感报道海地的天灾和人祸,一些血淋淋的、极其悲惨甚至非常不人道的场面和不堪回首的细节经历被反复播放和描述,不时地刺痛被访对象和受众的敏感神经,有意无意地给海地灾民带来二次心理和人格上的伤害。
部分西方媒体认为灾难报道应该保持“客观的无动于衷”,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危机事件中的人们心理非常脆弱。这时,媒体的报道要在情感上给受众以关怀、心理上进行特别的安抚和疏导,体现一种特殊时期的人文关怀,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体贴人。任何客观的新闻报道都处在一个价值参照体系中,那些片面追求“看点”而不加节制的采访,忽视了受害者的情感,暴露出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淡漠。特别在危机事件发生时,一个称职的传播者首先应该成为一名道德的践行者、新闻良知的坚守者,在其职业操守和社会的公共道德发生冲突时,绝不能无视人性道德来换取所谓的传播价值。
二、从对比中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在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中国主流媒体“勇敢地正视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迅速抵达灾害发生的现场,准确描述灾害的真实情态,及时跟踪灾害的变化过程,全力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鼓舞人民抵御灾害的信心和勇气”[4],担当起了新闻拯救生命、传递力量、记录历史、捍卫良知的社会责任,为抗震救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很好地诠释了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体的中国经验。
“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国的新闻体制与西方社会标榜独立却受利益集团操控、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新闻自由”的本质区别所在。在此次汶川地震的危机传播中,从人民利益出发是新闻传播成功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中国媒体真诚地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与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关,新闻报道从始至终贯穿、融合了社会主义新闻党性“,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等原则在充分尊重和体现新闻传播规律的同时,对灾难报道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服务大局”解读社会协调的传播功能。
汶川地震的危机传播在当下重新解读了20世纪著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三功能说”中协调关系、统一思想的社会功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不同分工基础上的有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才是保证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而媒体所执行的正是联络、沟通、协调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功能。面对流动性大、分散性强的次级群体,宣传是一种能“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融合成一具有共同的意志和希望的集合体”[5]。
在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体必须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不盲目追求轰动效应,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引导公众正确看待和应对灾难危机。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弘扬主旋律是危机传播中重要的新闻原则。重大突发性灾难事件的危机传播需要多个部门的相互配合与协作,这些部门应当积极协调立场,达成共识,用同一个声音对外发布信息,形成合力。事实证明在大灾大难面前,我国新闻媒体将长期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政治热情、爱国激情、主体意识和奉献精神,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过程中,能够发挥协同效应,形成了“几乎一致的正面声音”。全国各大媒体在党中央抗震救灾思想的领导下,对汶川地震进行了全方位、全天候、不间断的播报,以客观的视角、及时的报道、深入的宣传,向人民群众传递着党和政府的声音,向全社会发布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为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坚持为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报道方针经过汶川地震的实践检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优势。
2.“引导舆论”诠释议程设置的实践意义。
“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职责,既反映了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与本质要求,又体现了新闻工作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努力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新闻党性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政府和媒介的紧密联系,而这种紧密联系恰恰有利于危机传播中责任主体(政府)和传播主体(媒介)间的相互配合,以有效地促进危机的解决,这也是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目标所在。为了避免因危机传播失误而引发新的社会风险或次生危机事件,在现实危机的解决过程中,要求危机的责任主体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社会开放的基础上加以“必要”且适当的引导和控制。“而传播主体在非常时期,也应服务于危机事件的妥善解决,接受责任主体的必要控制,这并非是要回到过去刻意回避灾难、报喜不报忧的传播模式,而是要求信息发布与媒体传播做到最大限度地有序化”。[6]
从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的专业行动路线来看,中国主流媒体危机传播的“阶段意识”已经形成,“在迅速报道灾情之后,随着伤亡人数的上升,将下一步的媒介工作重心转移到如何抚慰公众的心灵,同时还要想到第三步、第四步,以便主动、灵活地协助抗震救灾的诸多工作。在不同的阶段突出不同的信息,同时又自觉地控制某些信息”[5],对各方面的信息内容进行了报道程度和力度的慎重把握。这样的议程设置过程,在开放与控制的有机统一上取得了相当扎实的成就与经验,在组织舆论、引导舆论方面坚持了一贯正确的政治导向,及时而系统、全面而正面地报道,安定民心,防止流言,迅速团结起各方力量,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抗震救灾的顺利进行。
3.“以人为本”体现宣导抚慰的媒体责任。
传媒宣导抚慰功能的提出,是建立在受众尤其是处于公共危机中的受众产生普遍焦虑情绪的基础上的,受众在进行媒介接触时受危机传播的信息影响而产生的情绪和态度更可能因受到动感情的呼吁而改变。有情感的传播较之逻辑的信息传递更可能给受众传递有效讯息,让受众认同并接受[7]。因此在灾难危机传播中,媒介情感的表达应更加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以人为本的理念,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改变了抗震救灾的面貌,也升华了整个报道的主题。在汶川地震中,党、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血肉相连的无数感人事迹及其相关报道,最生动地体现了关切生命本身、尊重生命尊严、突出人民主体性的新闻原则。
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宣导抚慰功能的有效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构造了“媒介所期望的环境”[8]———唤起、宣泄、抚慰受众的悲伤、哀痛、感动、义愤等诸多灾难新闻情绪,又较好地实现了情绪的节制和转换,充分体现了我国新闻媒体以人为本的崇高理念和亲民爱民的深厚情怀。这也正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新闻战线的最深入实践。
4.“与时俱进”要求媒介体制的不断创新。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属性与发展要求,是社会主义新闻长期实践和不断探索的宝贵成果。坚持“与时俱进”的新闻党性必须以极大的胸怀、敏锐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不断的开创进取中增强自身的活力。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对传统媒体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而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地震发生后,以“多种类媒体整合传播”为最高策略,纷纷建立了以新闻中心为主,博客、播客、论坛、wap等多个频道和部门参与的报道团队,快速形成了多元化一体式的报道机制。不少网站还与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合作,通过优势互补进一步扩大了传播的作用。地震中的中国媒体,打破了以往陈旧的突发事件报道形式和沉闷无力的宣传格局,冲破了新闻披露“单一化”、“单渠道”、“单音讯”的僵化模式,重新树立了中国媒体独立开放、勇于创新的新闻理念。
三、结 语
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无论对国家政府还是新闻媒体,都是一种挑战和机遇。它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创巨痛深的影响,集中而尖锐地考验着政府和媒体的决策与应变能力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危机传播,不仅能够反映出一个新闻媒体的职业水准,也能折射出它所在国家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开明程度。在汶川与海地地震震后20天的危机传播管理比较分析中,中国经验告诉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理念和审时度势顾全大局的责任意识,在信息及时公开的前提下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努力使消除和解决危机的观点和事实信息形成传播强势,营造化解危机和风险的舆论环境,是在危机传播管理中取得成功的硬道理。我国媒体更应从争取国际话语主导权,提高舆论引导力的高度,坚持新闻党性原则,从对重大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理性思考中,梳理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规律和传播策略,使中国特色的媒体理念及其运作机制在新形势下彰显出更加先进成熟的面貌和独特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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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晓黎(1956-),女,湖北孝感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董子铭(1983-),女,吉林吉林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雷力(1986-),女,贵州金沙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