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周期与政策周期五篇

股市周期与政策周期 篇1

一、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

经济周期 (Businesscycle) 也称商业周期、景气循环, 它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 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 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 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出现波动就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 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及周期随之波动。

国际经济波动的主要传导渠道和机制是国际贸易。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国际贸易呈现不可阻挡的增长势头, 而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日益明显。可以说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 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二是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相互影响。那么, 国际贸易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通常情况下, 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周期实质上是经济周期的反映。这里所说的经济周期, 既包含个体国家经济周期, 也包含世界经济周期。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周期分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 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波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规律, 经济运行顺畅了, 对外贸易也就不成问题。事实上, 经济周期是一种客观存在, 它的存在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总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当然, 由于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经济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差异等原因的存在, 导致国际贸易周期和经济周期也可能不尽相同。

二、国际贸易周期与贸易政策周期

从本质上讲, 每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传统的外贸政策主要有两种:即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障碍、各种特权和优待, 使商品自由进出口, 服务贸易自由经营。简单地说, 就是国家对贸易活动不加或少加干预, 任凭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国内外市场公平、自由的竞争。反之, 保护贸易政策则指国家利用各种措施对进口和经营领域及范围进行干预、限制, 保护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本国市场上免受他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 并对本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给予优待或补贴。

西方国家认为, 自由贸易政策可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效果, 提高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 自由贸易政策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自由贸易是他们的贸易政策取向。从长期趋势来看, 多边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越来越多, 促使贸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短期看, 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 在经济衰退时, 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实行保护性的贸易政策, 只有当经济运行处于周期的扩张阶段时, 贸易保护的政策才有可能放松。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 由于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的存在, 各贸易国的保护主义仅仅是对贸易自由化的阶段性冲击, 而不能中断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三、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政策周期

根据以上解析, 我们不难发现, 经济周期是影响国际贸易周期和贸易政策的一大前提因素。尽管国际贸易政策的周期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周期, 但这种周期性政策的目标始终是保护国内的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 尽可能使经济运行在稳定路径上。因此贸易政策出台的时间直接影响到实施的效果, 政策出台的时间是否恰当则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否准确。

因此, 正确分析和判断经济周期及国际贸易周期, 一方面有助于在恰当的时间出台合适的政策,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判断贸易合作国的贸易政策取向, 为国内制定正确有效的贸易政策提供依据。从这个角度讲, 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周期的分析判断是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表明, 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贸易政策周期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周期, 制约贸易政策周期, 同时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周期影响着国际贸易政策取向, 是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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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郎丽华, 张连城.中国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的关系研究[J].经济学动态, 2011, 11:24-30.

[3]张连城, 郎丽华.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的关系[J].中国集体经济, 2009, 08:16-21.

股市周期与政策周期 篇2

在调控政策持续的压力和商品住宅市场继续低迷的情形下, 房价终将有所回落, 并出现实质性的降价, 价格破冰将最先在库存压力大、近年来房价涨幅最快的一、二线城市中出现, 并以一手住宅降价, 带动二手住宅价格全面松动的形式展开。一旦调控房价的目标实现, 政策预期将会转向维持市场平稳, 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其原有的居住属性。然而, 房价的回落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 在此之前, 政策提前放松的可能性并不大。

企业资金不容乐观价量交换必将蔓延

2011年6月, 全国新开工面积和施工面积均有增幅放缓的现象。但前期新开工面积较大, 预计下半年仍然保持一定增长。一方面, 短期内限购和信贷放松可能性不太大, 楼市难以走出低迷, 开发商以自筹资金将难以支撑, 将可能在三季度末至四季度初开始集中供应。

下半年, 如果限购和限贷政策维持现状, 那么新房市场或将率先价格松动, 带动成交回升。本轮降价与2008年不同, 是在宏观经济依然稳健的情况下, 开发商主动策略调整, 以争取潜在需求的行为。如果限购不放松, 则一线和二线重点城市投资性和改善性需求的减少将对整体量价影响较大。那么, 主动降价, 调低更多自住购房者的入市门槛, 从而获取成交量的回升, 将成为开发商理性的选择。房价松动将开始于前一轮上涨较快的一、二线城市, 并向其他三、四线城市蔓延。不过, 房价的回落不会是全面的大幅下挫, 而是结构性的和区域性的回归理性。

历史难以重现本轮复苏之路蹒跚

回顾2010年4月的新“国十条”出台后, 8个重点城市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成都、杭州) 的成交量走势, 可以看出上轮新政出台的次月成交量即迅速滑落, 仅为398万平方米, 环比降幅50%, 随后企稳回升, 新政出台仅经过5个月, (2010年9月) 合计成交量已达到900万平方米, 较历史均值 (2006年1月至2010年4月, 729万平方米/月) 增加23%, 10月份就达到当年最高位910万平方米。

如果以超越历史均值为复苏标志, 2011年6月, 即限购政策出台后的第5个月, 重点城市的合计成交量为468万平方米, 较历史均值 (2006年1月至2011年1月, 720万平方米/月) 减少35%。

股市周期与政策周期 篇3

股市周期与政策周期的内涵

股市周期的内涵

股市周期是指股票市场长期升势与长期跌势更替出现、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通俗地说，即熊市与牛市不断更替的现象。

由于我国股市中上证综合指数最具连续性和代表性，因此我们以其为样本，对我国的股市周期进行研究。上海的上证综合指数（简称上证指数）从基期（1990年12月19日）的100点连续运行至今。（见图1）

根据图1年均线的运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股市已运行了一个半周期。

我国股市运行的第一个周期是从1990年12月19日的100点至1996年1月的512点，我国股市运行的第二个周期是从1996年1月的512点至今。下面，将上证指数波动周期用列表的形式作一个总结。（见表1）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股市至今只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牛熊交替的周期，即1991年1月至1996年1月，历时61个月。其中，以上升行情为主的牛市持续了26个月（包括6个月的深幅调整），以下跌行情为主的熊市则长达35个月（包括末期18个月的箱形整理行情），熊市持续时间比牛市长9个月，呈现较为明显的熊长牛短格局。

我国股市第二个周期只运行了一半，即只运行了上升阶段。第二个股市周期的上升阶段延续的时间较长，从1996年1月至2001年6月，已经运行了65个月，显现出长牛格局。2001年6月我国股市出现大幅下滑的现象，直至2002年1月才止跌反弹。2001年6月之后的股市下跌是象征着我国股市第二轮周期上升阶段的结束，股市从此进入长期熊市，还是仅仅将这次股市下跌看成是上升阶段牛市的调整？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政策周期的内涵

本文所论述的政策周期是指宏观经济政策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周期性松紧变换的现象，它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首先，政策周期中的“政策”是指宏观经济政策，它是一国政府为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水平以维持总供求平衡，从而保证国民经济协调运行而制定的经济政策。

其次，广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由各种不同层面上的经济政策组成的有机的政策体系，而不是指单独的某一项具体的政策措施。

在这个特定的政策体系中，第一层面的政策是宏观经济大政方针。

第二层面是人们熟知的两大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第三层面的经济政策则是国民经济不同方面的政策，其中有调节各类市场的政策，如股市政策、外汇政策等，也有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等。

从长期来看，整个政策体系中的各政策层面在宏观大政方针的引导下，呈现出了比较统一、比较一致的周期性松紧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广义的政策周期。这里的“松”是指对经济扩张有引导和加强作用的政策体系变化方向，“紧”则是指对经济收缩有引发和促进作用的政策体系变动方向。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政策运行了一轮半周期，从1990年至1993年宏观政策由紧趋松，是90年代第一个政策周期的上升阶段；从1993年初至1996年初，因治理整顿3年，宏观政策由松趋紧，是第一个政策周期的下降阶段；从1996年初至今，为了刺激经济，宏观政策又开始逐渐放松，是90年代开始的第二个政策周期的上升阶段。深化改革时期，宏观调控的手段日益增多，宏观调控的方法日益复杂，因此，仅凭某一种政策性指标已经不能反映政策周期的变化，我们选取了一系列能反映宏观政策变化的指标，进行了定量分析，求出了政策周期曲线。（见图2）

我国股市周期与政策周期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股市周期与政策周期关系的总体特征

我们将计算的政策周期曲线与股市年均线图重合，得到政策周期与股市周期互动关系图（见图3）：

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自1991年到现在，政策周期已经运行了一个半周期，股市周期也运行了一个半周期，这两个周期的运行几乎完全同步。这种情况说明我国股市与政策的关系十分密切，政策周期的运行直接决定了股市周期的运行。我国的股市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市。

宏观政策、股市政策对股市周期的不同作用研究

由于政策周期体现的是整个政策体系的基本变动方向，而在政策体系中，存在许多不同层次的政策，这些政策对股市周期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因此，为了深入分析不同层面政策对股市的具体影响，我们首先将政策体系中影响股市的政策分为宏观政策和股市政策两大类。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作图。（见图4）

图4的A、B、C三个阶段代表政策周期运行的状态，即宏观政策运行的方向。

A阶段——1991年至1993年4月，宏观政策由紧趋松；

B阶段——1993年5月至1996年4月，宏观政策由松趋紧；

C阶段——1996年5月至今，宏观政策由紧趋松。

图中共29个区间，代表股市政策在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方向，白色区间代表放松的股市政策（利好政策）实施阶段；暗色区间代表从紧的股市政策（利空政策）实施阶段。

1、在A阶段，宏观政策趋松，股市政策与宏观政策两次同向运行，一次反向运行。股市与此相对应，两次高涨，一次下调。在A 阶段，宏观政策放松是主调，因此，股市上涨是大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股市跌了还可以涨，利空的股市政策只能引起股市的回调。

2、在B阶段，宏观政策趋紧，股市政策与宏观政策5次同向运行，5次反向运行。在B阶段，宏观政策从紧是主调，因此，股市的基本运行势态是下跌。在本阶段的第5、7、9、11、和13区间，股市政策均出现与宏观政策反向运行的情况。但是这5次反向股市政策的推出，绝大部分是因股市跌得过深而推出的“托市”政策或“救市”政策。例如1994年3月推出的“四不”救市政策和1994年7月底推出的“三大救市”政策，目的均十分明确，就是在股市极端低迷时救市。在股市政策出现反向运行，推出利好时，均引起了股市的反弹。但是股市政策不可能长期背离宏观政策，救市或托市的目的达到了，股市政策又会发生逆转，顺应从紧的宏观政策。因此，在此阶段，股市的上涨都是短暂的。在大趋势是下跌的过程中，股市涨了之后还要下跌。

3、在C阶段，宏观政策的主调是再次放松，因此决定了股市的基本趋势是上涨。在本阶段股市政策与宏观政策有6次同向运行，有10次反向运行。在同向运行期间，由于股市得到了宏观政策与股市政策双重利好的支持，因此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大牛市行情。而股市政策反向运行的情况，几乎均是由于股市炒得过高、过热时推出的调节股市的政策。例如1996年12月中旬推出利用《人民日报》这一舆论工具调市的政策，以及1997年5月推出的一系列利空的股市政策，都是对当时过热的股市进行调节。

反向调节的股市政策也不可能长期背离宏观政策运行的方向，因此，当调节过热的股市的目的达到之后，股市政策又会发生转换。在股市大趋势是上涨的条件下，股市跌了之后还会涨。就如在B阶段托市政策不是主导政策一样，在C阶段，调市政策也不是主导政策。在政策与股市发展的任何阶段，反向的股市政策均只是暂时的，反向的股市政策无法改变股市牛熊的大趋势，只能使过于夸张地表现宏观政策方向的股市变得更加合理、更加平稳一些。

4、从上图4还可以看出，股市政策与宏观政策共有13次同向运行，有16次反向运行。股市政策的调节非常频繁，这是造成政策市的主要原因。利用股市政策频繁调节股市的目的，是想让股市运行更加合理，更加平稳。但是股市政策频繁变动的结果有时出人所料，反而引起了股市的大起大落。管理层主观良好的愿望与复杂的股市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合拍。因此，提高管理者的政策水平十分重要。

5、通过对图4的分析，还可以看到，在A、B、C三个阶段的29个区间，股市运行与宏观政策的方向有16个同向，有13个反向。这种情况说明，在宏观政策向好时，股市也可以下调。例如1992年5月底至11月，在大搞市场经济，宏观政策全面放松的情况下，股市却出现大幅下跌的走势。同时，在宏观政策收紧时，股市也可能上涨，例如，在治理整顿3年期间，1993年11月以及1994年8月，股市均出现了上涨行情。当然，股市的这种反向走势，主要是由反向的股市政策推动的。

6、从图4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9个区间，股市涨跌的变化与股市政策运行的方向，有26个同向，仅有3个反向。第一个反向运行的时间是1994年3月，由于股市过度低迷，第一届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推出了“四不”救市政策，结果只引起一日反弹行情，在整个3月份股指还是下行的。因此出现了股市与股市政策的反向运行。第二个反向运行是2000年10月及2001年3月，股市中推出了清查基金黑幕和查处违规公司的利空政策，但股市不跌反涨。这两次反向运行的主要原因在于2000年9月及2001年2月，股市已经因为利空的股市政策导致较大幅度的回调。2000年10月及2001年3月，股市正处于反弹之中，因此与利空的股市政策出现了反向运行。在29个区间里，除了3个反向运行的例外，股市与股市政策有26个区间是同向运行。这种情况说明股市的走势与股市政策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同时也证明了，股市政策对股市的短期走势具有比宏观政策更加直接的决定作用。

7、从图4中还可以看出，股市的长期走势不是由股市政策决定的，而是由宏观政策决定的。股市的长期走势与宏观政策的变动趋势具有十分相近的一致性。从图表中的A阶段可以看到，从1990年12月19日开始至1993年4月，宏观政策由紧向松运行，股市也相应从100点起步，涨至1358点。B阶段从1993年5月到1996年4月，宏观政策由松向紧运行，股市也相应从1365点跌至715点；C阶段从1996年5月至2001年9月，宏观政策再次进入松运行阶段，股市也相应从715点连续上涨至1764点，2001年6月，股市曾达到2245点的历史新高。这种紧密的相关性说明，股市的长期走势是由宏观政策直接决定的。

8、从图4中还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2002年6月之后，我国股市的大暴跌是在宏观政策放松趋势未变的条件下，由于股市政策由松向紧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因此，从这次股市暴跌的性质上看，并不是意味着熊市的来临，而仅仅是牛市上扬过程中的一次较深幅度的回调。

对我国股市中政策顶和政策底的研究

如前所述，宏观政策决定股市政策，股市政策要为宏观政策服务，但是并不排除在一定阶段、一定情况下，股市政策背离宏观政策。这种因股市政策改变而产生的背离宏观政策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股市周期在运行时，严重地背离了政策周期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运用股市政策对股市周期的运行进行调节。正是因为在宏观政策方向既定的情况下，股市政策是可以根据股市周期运行状况进行变动、进行调节的，因此，在我国的股市中出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顶、政策底和政策箱的现象。（见图5）

图5中A、B表示宏观政策松紧变化的转折点，同时标明了6个政策箱中政策顶与政策底的位置。从图5中可以看出：

政策顶A、1—1993年2月16日沪市炒至1558点顶点后大幅回落。这不仅预示着宏观政策放松已达到顶点，而且也表明股市的放松政策已达到顶点，开始收紧，因此形成了政策顶。

政策底1—1994年因宏观政策不断从紧，股市连续下跌，当股市暴跌至325点时，管理层推出了“三大救市”政策，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政策底。

政策顶2—1994年9月底，当股市在救市政策的推动下，暴涨至千点之上后，管理层又推出了变T+0为T+1交易的政策（K线图中，很长的上影线表示股市迅速炒高之后在政策的压力下，又快速回落），出现了第二个政策顶。

政策底2—1995年5月，当国债期货越炒越烈，股市大量资金流失，股指跌至500多点时，管理层推出暂停新股上市及暂时停止国债期货交易的政策，引发了“5.19”股市井喷行情，形成了第二个政策底。

政策顶3—1995年5月，因为“5.19”股市井喷行情过于突然，过于猛烈，3日之内沪市从584点猛涨至927点，这种状况与宏观政策从紧的大趋势明显背离，管理层为了调节过热的股市，迅速公布了1995年新股发行额度为55亿股。股市利空政策一经推出，股指大幅滑落（K线图中长长的上影线表示股市迅速炒高后在政策的压力下急速回落），形成了明显的第三个政策顶。

政策底B、3—1996年初，股市在连续几年下跌的过程中，已经止跌企稳，此后，以利率不断下调为特征的宏观政策由紧运行转为松运行，推动股市发展的股市利好政策不断出台，引起股市持续一年的连续上涨。第三个政策底出现。

政策顶4—1996年12月中，由于股市的大牛市行情在过度投机的推动下，演变为疯牛行情，股市被炒得过高、过热，严重背离了刚开始放松的宏观政策，于是管理层推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恢复股市的涨跌停板制度以及公布1996年新股发行额度100亿等集中在一起的股市利空政策来调节股市（K线图中很长的上影线表明股市炒高后被利空的股市政策“一次到位”地调节下来）。股市出现非常明显的第四个政策顶。

政策底4—1996年12月底，股市被政策的力量调至867点，出现一次到位的硬着陆之后，因调节股市的目的达到了，股市的政策突然放松，顺应了不断趋松的宏观政策，引起了股市的又一次大幅上涨，产生了第四个政策底。

政策顶5—1997年5月当沪市炒至1510点，股市又一次因炒得过高过热，背离了平稳放松的宏观政策走势时，管理层又推出了大幅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公布1997年新股额度300亿，撤消因为动用银行资金炒股票的两位银行行长职务等组合性的利空政策，将股市逐渐地调节下来，股市来了一个软着陆，形成明显的第五个政策顶。

政策底5—1997年7月后，股市在一系列利空的股市政策作用下，不断下滑，又逢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香港股市大跌。我国股市急探至千点大关附近，但又被政策的力量迅速拉回来。从1997年7月至1999年5月初，我国的股市在利空政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曾连续5次从高位急速暴跌至千点大关附近，但均是在马上就要破掉1000点时，股指都被政策的力量奇迹般地拉上来。千点大关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股市牛熊的分水岭，也成为长达几年的、明显的第五个政策底。

政策顶6—2001年6月，在宏观政策再一次全面放松，股市政策也相继放松的情况下，股市出现屡创新高的大行情。在6月中旬，股市炒至2245点的历史新高，大盘市盈率达到60多倍，股市充满了风险。管理层加大了清查资金、查处上市公司的力度，股市出现了从高位大幅下跌的行情，产生了明显的第六个政策顶。

政策底6—2001年10月后，当股指已下跌了近700点，股市一片低迷，投资者严重亏损的状况下，管理层完全有可能将股市政策由紧向松转变，产生第6个政策底（事后证明，在2002年，当股指直落900点，跌至1339点时，管理层及时推出了托市的政策。）

在我国股市中，每一对政策顶和政策底，构成了一定时期的政策箱，我国的股市不仅是一个政策市，股市的涨跌均要受到政策的影响，而且长期以来，我国的股市一直都是在政策箱中运行。（见表2）

首先，从表2中可以看出，从1993年初至1996年初，宏观政策不断从紧的阶段，政策箱体现出以下特点：

1、股市政策箱的顶点不断降低，第一个政策箱的顶点为1558点；第二个政策箱的顶点为1044点；第三个政策箱的顶点为927点。

2、政策箱的底点情况不同，第一个政策箱的底点为325点，第二个政策箱的底点为584点，第三个政策箱的底点为512点。实际上，第一个政策箱的底点是在股市对宏观政策从紧作出过度反映，债市压股市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是个特例，实际上早在1994年3月，股市跌至600多点时，就出现了“四不”政策救市的情况。在1994年5月，股市跌至500多点时，又明显地出现资金托市的情况。在这一阶段，政策底就已逐步形成。可以说，在宏观政策从紧时期，政策箱的政策底基本上在500点一线。这一判断，从第二个政策箱与第三个政策箱的底部位置可以进一步得到证明。

3、政策箱的空间不断缩小，第一个政策箱的空间点位为1233点；第二个政策箱的空间点位为460点；第三个政策箱的空间点位为415点。

以上特点说明在整个治理整顿期间，由于宏观政策的收紧，股市政策箱的顶点不断下降，政策箱的间距不断缩小。政策箱的这种变动，不仅使股指不断滑落，而且使股市波动的范围不断减小，这种政策箱变动的态势，导致股市持续的下跌与低迷。

其次，在1996年初至今，宏观政策不断放松的阶段，政策箱体现出以下特点：

1、政策箱的顶点不断升高，第四个政策箱的顶点为1250点，第五个政策箱的顶点为1510点，而第六个政策箱的顶点为2245点。

2、政策箱的底点也不断抬高，第四个政策箱的底点为867点，第五个政策箱的底点为1047点。实际上，从1997年7月至1999年5月，股市有五次急跌至1000点附近，例如，1997年7月股市跌至1066点；1997年9月股市跌至1025点；1998年8月股市跌至1043点；1999年4月股市跌至1087点；1999年5月股市跌至1047点。但是每一次即将跌破一千点的关口时，均被政策的力量将股指拉回来，说明在宏观政策不断放松时期，政策箱的底部基本在1000点大关一线。而第六个政策箱的底部，是否能从千点大关继续升高，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与研究。不过从1999年5月之后股市的大幅上涨趋势上看，第六个政策箱的底部应当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3、政策箱的空间点位也不断扩大，第四个政策箱的空间点位为383点；第五个政策箱的空间点位为463点。从第六个政策箱的顶点至今，股市下跌的点位已越过463点，证明如果第六个政策箱底部出现时，空间点位将会进一步扩大。

以上特点说明，在刺激经济发展、宏观政策不断放松的阶段，政策箱的箱顶与箱底均逐步抬高，政策箱的空间不断扩大。政策箱的这种变动，不仅使股指大幅上扬，而且使股市波动的范围不断增大，这种调控股市的政策箱的变动情况，导致股市连续的上涨和股市的活跃。

股市周期与政策周期 篇4

居民消费品(包括服务)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私人消费品，例如食品、服装、现代家电、现代家具等，这种私人消费品具有排他性，当消费主体(包括个人与家庭)购买之后，消费主体就拥有了独有的消费与处置权。第二类是公共消费品，例如公共交通、救火防火、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体育健身、文化教育与休闲娱乐等，这种公共消费品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公众均可按规定(包括收费规定等)享受，其消费权是公众性的。上述两类消费品对于消费主体都是极为重要的。但从满足的程度顺序来看，一般都是先从私人消费品开始，然后再根据私人消费品的满足程度发展公共消费品;私人消费品的发展水平与公共消费品的发展水平是相互促进与相互带动的，共同循环式地提高社会消费水平。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公共消费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政府一直很注重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但是居民消费品的发展基本上还是首先从满足私人消费品开始的。从城市居民消费来看，大致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978年到1985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中心，即解决吃饭与穿衣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自1985年到1996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发展与满足对现代家电与现代家具的需求为特征。由于我国在传统体制下，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例如粮、棉、油、肉、蛋等最基本生活品都是定量限量供给，因而在改革开放后发展私人消费品的上述两个阶段中，市场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需求，甚至不少年份都表现为所谓的消费需求膨胀。这种强劲的私人消费品的市场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我国城市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发展阶段后，应该继续朝着私人住宅、私人小轿车、现代私人通讯设施(即电话、电传、电脑三位一体的信息高速路)的所谓新三件的方向发展，但因为除了对现代通讯设施居民的购买力还能承受之外，对于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居民的购买力还难以承受，所以我国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阶段之后，其需求急骤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口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正常的，因为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的支付价格比较高，居民现在还难以承受，居民在经历了上述两个私人消费品发展阶段之后，需要有一个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然后才能进入新的消费阶段。

在居民私人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其下降必然会导致市场需求不足，从而使生产增长乏力。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保证总需求有效增加，从而使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需求拉动力?从消费方面看，唯一的办法是利用财政政策，加大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弥补私人消费品需求的不足，刺激经济发展，保证经济在缺乏私人消费品需求拉动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增长。财政政策的这种作用是在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通过加大投资而实现的，因而称之为反周期。这种反周期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因为它除了增加公共消费品的投资需求之外，还会增加人们的收入，从而增加人们的.私人消费品需求，最终会促进经济的较快发展。

从我国目前的居民消费状况来看，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也确实严重滞后于私人消费品的发展，例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文化教育设施落后，抗灾救灾能力低下，等等。总之，从居民消费发展的规律来看，我们在大规模发展居民私人消费品之后，也应加大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因此，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是与经济发展趋向相吻合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实现了刺激经济与发展经济的内在有机统一。

财政政策的这种反周期作用，往往是通过财政赤字来实现的。因而人们往往担心这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会增加财政赤字，从而从另一个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我国目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因为：第一，我国目前实施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所引发起的赤字，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等方面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赤字负效应的警戒线，是属于正常性赤字。第二，我国的公共消费品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者无偿性享受的，一类是消费者有偿性享受的，而且后者的比重还不小，因此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有一部分最终会收回来，从而会减轻赤字的压力。第三，经济的发展是反周期性的，当经济高涨时，政府财政收入肯定会增加，从而会有能力弥补赤字。也就是说，财政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为刺激经济而引发的赤字，会在经济高涨时期因财政收入增加而得到弥补。第四，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存在，也会为政府利用财政赤字政策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会有利于政府减轻因刺激经济而形成的赤字的压力。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使用，必须讲究科学性，尤其是要注重财政资金在投向公共消费品时的效益性。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财政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非盈利性的投入，因此其效益性往往不是以利润为指标，而是以社会平均投入成本为指标，即投入成本不能高于社会平均投入成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能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消费品投资的效益性。如果投资效益性差，那么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应就比较差。因此，政府不仅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及时选择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保证财政投入资金的高效益使用，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必须制度化与法制化，坚决杜绝一切非政策性使用。

不同类的公共消费品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因此对它们的投资所产生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也是非常不同的。有的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对需求的拉动力度比较大，但效应却来得慢;有的拉动力度不算太大，但却见效快。因此，在利用反周期财政政策时，一定要根据情况，选择好公共消费品的投资方向。也就是说，要确定好公共消费品的投资结构。结构若选择失误，也将弱化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

股市周期与政策周期 篇5

一、企业收益分配政策选择应考虑的因素

(一) 初期财务应考虑———经营风险

通常情况下, 在初期阶段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都是风险性相对较低的权益性资本。

另外, 企业初期阶段的经营风险相对比较高, 且同行竞争也非常激烈, 推广受阻, 销售渠道单一, 资金回流速度慢等, 给企业的未来发展带来非常不稳定的经营状况, 所以在这一阶段经营风险非常高。

(二) 成长期财务应考虑———投资机会

这一阶段企业的经营风险有了非常明显的降低;其次, 在这一阶段, 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

(三) 成熟期财务应考虑———公司举债能力

在这一阶段, 企业的财务状况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而且企业生产的技术也趋向于成熟, 其产品市场份额相对稳定, 具有比较平稳的盈利, 现金流转比较顺畅, 企业整体的资产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四) 衰退期财务应考虑———盈余稳定性

在这一阶段, 企业的财务情况逐渐趋向恶化, 这是因为在企业的衰退阶段, 产品供给大于市场需求, 导致市场萎缩, 盈利逐渐下滑, 现金流量变小。有的企业在这一阶段会选择比较有效的企业重组或者并购。

总的来说, 在企业衰退阶段, 从产品到管理制度都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恶化趋势, 因此企业必须要借助收缩业务以及重组资产等方式来降低衰退速度, 或者转变成一个新企业。

二、企业收益分配在不同生命周期的特征

(一) 初期财务:重视企业经营风险, 寻求稳定资金

在企业的初期阶段, 企业的资金需求缺口比较大, 这是因为企业正处于开发产品的初期阶段, 成本消耗比较大, 因此对资金也有比较大的需求, 其次是因为在这一阶段现金流入也相对比较少, 导致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受到很多阻碍。因此需要提升对企业经营存在的风险的重视程度, 通过各种方式寻找稳定的资金支持。

(二) 成长期财务:重视融资渠道, 需求更多资金

需要注意的是, 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对于资金仍然有比较大的需求, 甚至比初期阶段的资金需求更大, 这是因为企业的规模在不断地壮大, 加上其销售量也在不断地增长, 导致企业内部存货以及应收款项要占用的资金明显地增加, 还有, 企业进行再投资的机会增加, 生产能力也在提高, 让企业需要大量资金。

(三) 成熟期财务:重视负债融资, 降低资金需求

在企业处于成熟期的阶段, 企业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经营网络, 也拥有了比较充足的现金流入, 对于资金没有太高的需求。除此之外, 企业进行再投资的机会变少, 进行生产所需求的条件以及对资金的需求也降低了。

(四) 衰退期财务:善用借款资金, 重组公司结构

在企业处于衰退阶段, 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借款, 渐渐地从行业当中退出, 同时出现销售业绩的下滑, 市场需求也在逐渐地减少, 所以企业需要适当地考虑使用一些短期资金, 借助借款融资来完成合理化避税, 对企业结构进行适当的重组, 在最大程度上提升企业的利润。

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在不同生命周期的选择

(一) 初期:选择剩余的股利政策, 偏向零股利或低股利

企业创立的初期阶段, 其资信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 而且资金需求缺口比较大, 在经营过程当中现金的流入量也相对比较少, 无法与企业日常经营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相适合。另外, 因为企业刚刚进入市场, 还没有树立起比较好的市场形象, 因此在市场当中的信用也比较低, 导致获得负债融资比较困难, 因此, 需要重视企业经营风险, 寻求稳定资金, 对于税后利润需要尽可能地进行留存,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充实自身的资本量。

(二) 成长期:低正常股利以及额外股利政策, 后期则可以适当地转向固定股利

在企业的成长期前期阶段, 企业资产规模呈现出快速扩张的现象, 因此此时需要重视融资渠道, 需求更多资金, 这时候股东需要拥有分配权利方面的要求;在企业发展到成长期的阶段, 企业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趋势, 这期间的实际工作当中, 为了可以更好地对资金需求以及股利分配进行适当的平衡, 企业可以适当地采用低正常股利以及额外股利两种政策;在企业发展到成长期的末期阶段, 企业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 这一阶段中企业的经营以及收益, 乃至于现金流量都非常稳定, 而且也具备了一定的能力, 能够给予企业投资者比较高、比较固定的合理回报。

(三) 成熟期:比较稳定的股利支付率或者是固定股利政策

在企业发展到成熟期这一阶段, 企业的财务状况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而且企业生产的技术也趋向于成熟, 企业开始进行大量的负债融资, 财务状况相对比较稳定, 生产产品的质量以及市场销路都非常稳定。不过在此期间, 企业再投资的机会相对比较少, 因此企业需要充分地重视负债融资, 降低资金需求, 大多企业都会提升其股利支付率并且将剩余资金按照一定的方式分配给企业股东,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企业股东的财富最大化。

(四) 衰退期:固定股利或者剩余股利政策

在这一阶段, 企业的财务情况逐渐趋向恶化, 需要充分地考虑盈余的稳定性, 由于现金的净流量明显降低, 企业净利润也非常不稳定, 整体财务状况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时候, 需要善用借款资金, 通过它来重组公司结构, 这样来保证企业后一阶段能够顺利地发展。

四、结束语

企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财务特征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因此,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选择的财务战略自然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总结来看,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 需要充分地把握住一个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观核心思想的机会, 并且在企业生命周期变化的基础之上适当地对企业财务战略进行随时的调整, 进而保融证企业可以实现又快又好的长远发展。

摘要：伴随着如今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不间断地调整和改革, 我们国家的企业发展也正在面临巨大的考验, 作为一个企业, 其财务战略的选择正确与否对于企业未来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企业也像拥有生命特征的其他个体一样, 拥有其独特的诞生和成长发展, 再到最后的衰退这一生命周期, 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它需要进行的财务战略选择自然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就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入手, 对处于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财务战略进行系统且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收益分配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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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阳, 朱海英, 彭韶兵.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特征的实证检验[J].中国经济问题, 2013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