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人口分布十篇

贫困人口分布 篇1

关键词：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变动趋势

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 并呈现明显的地缘性特征。地域分布上逐步向西部和边远地区集中;在地形分布上逐步向高山区集中;从民族分布上渐向少数民族聚居区集中。[1] 贵州省作为我国西部人口、农业大省, 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 是我国也是世界三大喀斯特集中分布区之一, 境内民族众多, 自然环境恶劣,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贫困人口的分布状况。进入新世纪以后, 该省的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对2000年-2008年贵州省统计年鉴、贵州省贫困监测报告、贵州省扶贫办统计资料等相关数据分析, 旨在揭示2000年以来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状况、变动趋势, 为新阶段扶贫开发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

一、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从地势上来看, 贵州省地貌可概括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 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 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麻山、瑶山、雷公山、月亮山、乌蒙山、武陵山等“六山”地区为代表的边远山区。[2]按照这些地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贫困人口的分布等实际情况, 整个贵州省的贫困问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些地区地势高、地形复杂、石灰岩广布、自然灾害频繁、市场化和信息化滞后, 具有突出的区域性特征。

从行政区域分布来看, 贫困人口分布大致是以贵阳市的中心城区向外呈层级扩散。贵州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50个, 36个为民族自治贫困县, 其中27个集中分布在黔西南、黔东南、黔南3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三州) , 另外9个则分布在铜仁、遵义、安顺、毕节等地区。

从扶贫工作重点县及乡村分布来看。全省88个县 (市、区) 有扶贫开发任务的83个, 占总县数的94.3%。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占总县数的56.8%, 重点贫困乡镇934个, 占乡镇总数的60.9%, 其中最贫困的一类乡镇有100个;重点贫困村13973个, 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54.3%, 最贫困的一类村5486个。[3]

二、贫困人口分布趋势分析

(一) 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

贵州省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等18个世居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居全国第3位, 设有黔南州、黔西南州、黔东南州三个民族自治州。如图一所示, 2001年, 三州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90.06万, 到2008年底下降到204.6万, 贫困发生率从29.53%下降到19.88%, 但是其所占全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如图二所示, 2000、2001、2003、2005、2008三州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比重依次为32.87%、32.94%、34.59%、34.42%、34.95%。与2000年相比, 2009年三州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比重为34.97%, 比2000年高出2.1个百分点。

与全国、民族八省 (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相比, 其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发生率均居全国首位。2001年, 全国和民族八省贫困人口分别为 9064.37和2710.84万 , 三州地区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3.2%和10.7%。而到2008年底, 全国和民族八省贫困人口为4011.76和1586.04万, 三州地区所占比例为5.1%和12.9%, 比2001提高了1.9个和2.2个百分比。可见, 随着贫困线的提高, 三州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民族八省、本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2005年除外) , 且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贫困人口较多, 贫困发生率较高, 少数民族人口与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

数据来源: 2000年—2009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 2000年—2009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二) 贫困人口逐年减少, 但相对贫困日益严重

通过大规模的持续扶贫开发, 贵州省反贫困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 贫困人口不断减少。2000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数为871万, 到了2005年则下降到732万。2008年低收入线和贫困线合二为一后, 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为554万, 但2009年上升到585.38万, 贫困发生率从28.9%下降到17.6%。

虽然绝对贫困人口在减少, 但是因收入不平等和分配差距所造成的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突出。从农村人均纯收入来看, 2001年贵州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954.67元, 而到了2008年, 这个差距扩大到1963.69元。与民族八省相比, 这个差距从275.31元增加到589.2元, 与全国和民族8省 (区) 的差额都是原来的2倍多。从人均GDP看, 2001年贵州省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3766.2元, 到了2008年这个数据增加到10145.7元。同样, 与民族八省相比, 差额则从2001年的2102.1元扩大到2008年的7199.5元, 相差扩大3倍多。

三州地区的情况则更为突出。截止2008年底, 三州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826元、2452元、2445元, 分别相当于全省2797元的101.04%、87.67%、87.42%, 农民人均纯收入差额由2000年的46.16元扩大到2008年的216.73元, 人均GDP的差额也由497元增加到2365.3元, 与全省平均指标差距扩大到4倍多。

(三) 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分配制度的重大变革,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 劳动者的文化程度逐步提高, 与收入也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文化程度越低, 意味着扩大就业和向非农业转移的机会和能力也就越小, 贫困发生率也就越高。统计发现贫困人口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2008年, 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中文盲与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的百分比分别为之20.68、39.45、34.34、3.71、1.53、0.29。 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小学和初中以下农户, 该类型农户总量在总体中占有较大比重, 而文化程度为高中以上的所占比重较小。

与非贫困人口相比, 贫困人口受教育年限较少。以黔东南州为例, 2008年绝对贫困户和低收入贫困户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分别为5.8年、6.1年, 比全省平均水平少0.8年和0.5年,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分别占63%、60.7%。

(四) 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相对集中连片分布趋势

笔者将贫困分解为集中连片型分布和零星插花型来反应贫困人口分布的密集程度。如果将贫困人口高发区与贵州省人口密度分布结合来看, 该省属于大分散、小集中的连片型分布, 并且此种趋势明显。“大分散”是从全省范围来看, 农村贫困人口总数逐步减少;“小集中”则是指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在偏远地区, 且分布相对集中。[4]

2000年全省有48个贫困县, 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武陵山、乌蒙山、九万山等边远山区。至2009年, 贵州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50个, 且这些贫困人口集中连片分布在偏远地区。这从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国定贫困县多、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多中可以看出。另外, 插花型贫困人口也存在, 且贫困程度严重, 贫困发生率高, 返贫率居高不下。

(五) 纯农户易陷入贫困

在30 年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 农户之间逐渐分化为不同类型的农户, 由于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 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后果有所差异。相对于非农户与兼业户, 纯农户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与其它农户相比, 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结构相对单一, 收入来源主要是经营第一产业, 尤其是种植业。[5]2008年贵州省第一产业占生产总值的16.4%, 而从业人员占70%以上, 农民群众就业和收入来源主要靠种养殖业。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中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占58%, 分别比全国高出12.2和15.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纯农户 (家庭收入的95%以上来源于农业) 家庭贫困率为3.5%, 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贫困发生率为2.1%, 非农户家庭贫困发生率为0.3%。同样, 低收入人口的比重在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家庭中的比重也是依次降低。

(六) 人口多的贫困户比重增大, 老人儿童的贫困发生率较高

家庭人口越多的农户, 贫困发生率则越高。当家庭人口为1-4人时, 贫困发生率明显较低;家庭人口为5人以上时, 其贫困发生率明显偏高。2008年贵州省平均每户贫困户人口为5.1人, 低收入农户平均为5人, 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7人和0.6人。其中, 夫妇与三个及以上小孩和三代同堂户分别占58.7%和61.5%。

与此同时, 2008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中12岁以下未成年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0.4%,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2个百分点, 65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达到6.0%,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个百分点。

(七) 贫困人口出现代际转移趋势

贫困代际传递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不利因素, 在家庭内部由年老的一代传递给年轻一代, 尤其是由父母传递给子女, 使子女在童年或成年后重复其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各种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这些不利因素继续传递给下一代的一种状态[6]。2008年贵州省新增的农村贫困人口中30%为贫困人口的下一代。这主要是农村贫困人口努力脱困时, 由于受自身的经济、知识的局限性使其很难摆脱贫困, 即使摆脱贫困其再次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较大, 只能在贫困中不断的挣扎。而他们的子女由于过早的辍学, 缺乏知识、技能, 受社会资本、权利资本、文化资本占有上的弱势影响, 致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不断加剧。他们与父辈一样, 持续地生活在贫困与弱势当中, 加之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方面的影响他们很难摆脱贫困的命运, 从而出现所谓的“代际转移”的恶性循环现象。[7]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贵州省统计年鉴、贵州省贫困监测报告等统计资料, 结合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 综合分析了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及其变动趋势。一方面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贫困山区, 与汉族相比, 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较高且相对集中,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 贫困人口内部群体分布趋势明显, 受教育年限低、纯农户、家庭人口负担重、老人、儿童等易陷入贫困, 贫困发生率较高。同时相对贫困、代际贫困问题也日见突出。这种变化是诸多因素导致的, 如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生活观念、劳动能力的弱化、社会保障的滞后性、贫困人口主体发展能力的缺失等。

为了提高贵州农村扶贫开发绩效, 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 对于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突出的情况, 政府应制定有利于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 在扶贫资金、物资上向少数民族贫困县倾斜;其次, 强化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 加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防范贫困代际转移;第三,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针对老人、儿童制定特殊的社会保障政策;第四, 整合社会资源, 形成特色的产业集群, 建立产业结构扶贫模式, 为农民增收开拓渠道。

参考文献

[1]李小云.中国农村贫困状况报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1) :1-4.

[2]杨军昌.略论贵州农村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J].农村经济, 2002 (10) :27-31.

[3]冯育毅.贵州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4]冉茂文.贵州扶贫攻坚成效、贫困特征及对策措施[J].贵州民族研究, 2000 (3) :44-48.

[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8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6]熊兰瑛.四川农村地区贫困的代际转移程度及原因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2008.

贫困人口分布 篇2

1. 人均教育经费投入。

人均教育经费投入是区域教育质量的基本保障, 据河北经济年鉴显示, 2013年河北省的教育总支出为4 779 069元, 22个贫困县合计教育经费投入为371 661元, 远低于河北省。各贫困县教育经费投入差距明显, 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其政策指标不同, 导致教育经费投入占总预算支出的比重有了明显的差异, 例如, 平泉县的教育经费支出占总预算支出的比重为23.58%, 而22个贫困县中, 教育经费投入最低的崇礼县其教育经费投入仅占总预算支出的比重为12.28%。经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 教育经费投入的提高不仅需要使教育经费占总预算支出的比重增大, 使经费投入更多的倾向于教育投入, 还需要增加总的财政预算支出, 才能切实的提高人均教育支出。

2. 中小学生师比。

中小学生师比是区域师资力量的重要标志, 也是区域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如图1所示, 保定市贫困5县的小学和中学师资力量均较差, 廊坊市贫困6县的小学师资力量较低而中学师资力量较高, 整体水平一般, 张家口市的11个贫困县整体师资水平较高, 造成则中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当地人口数量有关。2005年之后, 各地区中小学生师比均衡分布在15左右, 表明区域基础教育师资力量有了很大提升并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3. 平均受教育年限。

2000年22个贫困县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大, 均匀分布在7年左右, 2010年22个贫困县平均受教育年限整体比2000年高, 约为8.5年, 表明整体受教育水平和教育观念以及教育质量有了提高, 而且各县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缩小, 几乎处于同一水平, 但总体上平均教育年限仍为男性高于女性, 男女在教育观念上的差异有所缩小但仍未消除。

二、人口素质状况

1. 文盲率。

即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统计数据显示, 2000年22个贫困县的文盲率分布差异不大, 其中较高的有涞水县和围场县, 其余各县分布在10%~12%之间, 以张家口市11个县的文盲率处于较高水平, 这种现象与该市受教育程度相关。而在2010年22个贫困县的文盲率中, 尤其以张家口市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和赤城县处于较高的水平, 文盲率为12%左右, 其余各县文盲率维持在2%~6%之间, 与2000年相比, 文盲率较大幅度下降, 表明教育水平提高, 受教育人数比重增大。总体水平上, 男性文盲率低于女性, 主要因为教育欠发达地区落后的传统观念。

2. 人才密度与人才资源总量。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们的总值, 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人力资源总量=人力资源数量*人力资源平均质量。人才密度是指人力资源占人口数量的比重。统计显示, 河北省的人才密度指数为11.51%, 环首都贫困带的人才密度均低于全省的人才密度, 表示当地的人力资源总量远低于人口数量, 但人才密度较低的原因主要是紧邻北京和天津的地理位置造成对周边地区的人力资源虹吸作用, 大量的高素质水平劳动力流入北京和天津等发达地区。

三、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 22个贫困县的受教育程度很低,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贫困地区经济不发达, 教育资源有限, 使得外出务工人员增多青壮劳动力减少, 导致贫困县的人口素质难以提升, 这也是贫困地区难以脱贫致富的重要原因。但综合2000年和2010年22个贫困县的受教育程度, 2010年总体受教育比重要比2000年高, 这表明时代在进步, 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开放式的变化, 逐渐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这也与国家大力推进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实施和对教育资源的重点投入密不可分。

摘要：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地位, 能够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关系民族生存与发展。因而环首都贫困带22县的教育现状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探究, 这将对研究该贫困带的贫困原因和人力资源开发有重要意义。基于此, 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22个贫困县的教育状况及对人口素质的影响。

贫困人口分布 篇3

关键词：农村；贫困人口；反贫困；政策建议

一、贵州省农村基本情况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的东南部，属于我国的高原山地区，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是西部、高山、少数民族聚居区，贵州省总面积为17.6万平方公里，山地占87%，丘陵占10%，平地只占3%，目前，贵州省有48个国家级贫困县，有80%以上的贫困人口都居住在山区。贵州省农村的基本情况是自然条件较差，农村人口多，生活水平低下，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比较大。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贵州省乡村人口总数为2299.87万人，占总人数的66.19%。贵州省的农村家庭贫困程度高于全国水平，从2003年至2010年，贵州省GDP的数值占全国比重一直都在1.1%，在各省份中排名第26位。2012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753元，在全国排名第30位，和甘肃、青海两个地方垫底。

由上面数据不难看出，贵州省农村贫困状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贵州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这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贵州省的省情所造成的，贵州省现在的主导产业还是会依赖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而在农村地区，很难发展此类工业，导致农村居民的收入得不到很好地保障，农村居民只能依靠种植、农耕获得微薄的收入。②贵州省农村基础交通设施的薄弱，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由于特殊的山地丘陵居多地质地貌因素，且农村居民村落分布不均，处于位置偏远的山区，因此商品交易成本较大，且不利于流通，也不利于政府与社会的反贫困工作。③贵州省农村教育状况令人堪忧。教育是强国之本，是创新致富的首要因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在贵州省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还没有很好的实行，农村人口还没有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对贵州省实现小康社会造成严重的阻碍。

二、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1）贵州省贫困村分布情况

从地势上来看， 贵州省可以概括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4种类型， 其中92. 5% 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 贫困人口则主要分布在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麻山、瑶山、雷公山、月亮山、乌蒙山和武陵山等。按照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情况， 整个贵州省的贫困问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

从行政区域来看， 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显著的不平衡性， 大致以贵阳市的中心城区向外呈层级扩散现象。贵州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50个， 其中36个为民族自治贫困县， 36个中有27个集中分布在黔西南、黔东南、黔南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另外9个则分布在铜仁、遵义、安顺、毕节等地区。下面是贵州省不同地区的贫困村个数：

由上表可以看出：，贵州省的贫困村总数为3800个，其中毕节市与黔东南州两个地区的贫困村个数最多，所占比例为19%，其次是铜仁市、遵义市和黔南州，所占比例分别为12%，12%，11%。因贵阳属于贵州省的省会城市，在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上会享受到更多的支持，所以贫困村个数最少的为贵阳市，仅有149个，所占比例为4%，且在近年来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从总体来看，因贵州省各个地区贫困村的分布比较不均衡，受制于地理位置与地形环境的影响，导致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贫困现状差异巨大，贫困村最多的毕节市727个最少的贵阳市149个贫困村，相差578个，这也就造成了在贵州省的另一个发展难题，贫富差距巨大，且存在愈演愈烈的景象。

（2）贫困标准

农村贫困标准有两条，一条是低收入贫困标准，另一条是绝对贫困标准。前一个标准是温饱标准，而后面一条是应该称为是生存标准或者极端贫困标准，这两条标准代表了特定的生活水平。

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统计，如果以低收入作为标准测量，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9422万人下降到2010年2688万人，共减少6734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7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减少了7.4个百分点。如果是以绝对贫困作为标准测量，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3209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1004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3.5%下降到2008年的1%。无论是从低收入的标准测量，还是从绝对贫困标准的测量，贫困人口的数量有大幅度的减少。

三、政策建议

（1）控制人口规模，发展事业教育

人口规模的扩大首先会增大贫困人口数的基数，贵州省政府应该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并引进高素质人才投入到乡村教育发展中去，采用多种教育形式提高人口的整体水平素质。如改善教学设施，引进计算机技术提高教学质量，鼓励教师继续深造进修，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2）发展乡村旅游业

贵州省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可以借助当地的特色文化与民俗因地制宜的发展旅游事业，通过当地政府的宣传与介绍，吸引一些外来游客，促进增加旅游收入，提高当地居民人均收入，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

（3）转移贫困地区人口

对于自然条件极差，扶贫的成本过高的地区，可以采取转移贫困地区人口的措施，鼓励劳动人口外出打工，扶持当地企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农村人口的劳动就业，从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省城，形成以点带面的帮扶措施，加强城镇化建设，提高贫困村落的城镇化率，通过中央省委对扶贫开发力度的高度重视努力打造新城镇。（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肖小华，朱元兰.贵州省农村贫困分布情况及反贫困政策研究[J].神州，2013，（4）

[2]李治邦，王启江.贵州贫困山区发展与“毕节模式”[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贵州发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理论研究。2011

[3]钱津.如何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J].领导之友，2002，（3）.

贫困人口分布 篇4

一、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从地势上来看，贵州省地貌可概括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麻山、瑶山、雷公山、月亮山、乌蒙山、武陵山等“六山”地区为代表的边远山区。按照这些地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贫困人口的分布等实际情况，整个贵州省的贫困问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些地区地势高、自然灾害频繁、市场化和信息化滞后、地形复杂、石灰岩广布，具有突出的区域性特征。

从行政区域分布来看,贫困人口分布大致是以贵阳市的中心城区向外呈层级扩散。贵州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50个，36个为民族自治贫困县，其中27个集中分布在黔西南、黔东南、黔南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三州)，另外9个则分布在铜仁、遵义、安顺、毕节等地区。

从扶贫工作重点县及乡村分布来看。全省88个县(市、区)有扶贫开发任务的83个，占总县数的94.3%。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占总县数的56.8%，重点贫困乡镇934个，占乡镇总数的60.9%，其中最贫困的一类乡镇有100个；重点贫困村13973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54.3%，最贫困的一类村5486个。

二、贫困人口分布趋势分析

1、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

贵州省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等18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居全国第3位，设有黔南州、黔西南州、黔东南州三个民族自治州。如图一所示，，三州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90.06万，到20底下降到204.6万，贫困发生率从29.53%下降到19.88%。但是其所占全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如图二所示，、、、、三州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比重依次为32.87%、32.94%、34.59%、34.42%、34.95%。与2000年相比，三州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比重为34.97%，比2000年高出2.1个百分点。

与全国、民族八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比，其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发生率均居全国首位。20，全国和民族八省贫困人口分别为9064.37和2710.84万，三州地区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3.2%和10.7%。而到2008年底，全国和民族八省贫困人口为4011.76和1586.04万，三州地区所占比例为5.1%和12.9%，比2001提高了1.9个和2.2个百分比。可见，随着贫困线的提高，三州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民族八省、本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除外)，且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贫困人口较多，贫困发生率较高，少数民族人口与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

图一2000年-20贵州省及其三州地区贫困人口数量

数据来源:2000年—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图二2000年—2009年贵州省三州地区贫困人口占全省比重

数据来源:2000年—2009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2.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相对贫困日益严重

通过大规模的持续扶贫开发，贵州省反贫困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2000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数为871万，到了20则下降到732万。2008年低收入线和贫困线合二为一后，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为554万，但2009年上升到585.38万，贫困发生率从28.9%下降到17.6%

虽然绝对贫困人口在减少，但是因收入不平等和分配差距所造成的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突出。从农村人均纯收入来看，2001年贵州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954.67元，而到了2008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963.69元。与民族八省相比，这个差距从275.31元增加到589.2元，与全国和民族8省（区）的差额都是原来的2倍多。从人均GDP看，2001年贵州省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3766.2元，到了2008年这个数据增加到10145.7元。同样，与民族八省相比，差额则从2001年的2102.1元扩大到2008年的7199.5元，相差扩大3倍多。3、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重人口口呢口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分配制度的重大变革，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劳动者的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与收入也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文化程度越低，意味着扩大就业和向非农业转移的机会和能力也就越小，贫困发生率也就越高。统计发现贫困人口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2008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中文盲与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的百分比分别为之20.68、39.45、34.34、3.71、1.53、0.29.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小学和初中以下农户,该类型农户总量在总体中占有较大比重，而文化程度为高中以上的所占比重较小。

与非贫困人口相比，贫困人口受教育年限较少。以黔东南州为例，2008年绝对贫困户和低收入贫困户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分别为5.8年、6.1年，比全省平均水平少0.8年和0.5年，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分别占63%、60.7%。

4、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相对集中连片分布趋势

笔者将贫困分解为集中连片型分布和零星插花型来反应贫困人口分布的密集程度。如果将贫困人口高发区与贵州省人口密度分布结合来看，该省属于大分散、小集中的连片型分布，并且此种趋势明显。“大分散”是从全省范围来看，农村贫困人口总数逐步减少;“小集中”则是指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在偏远地区，且分布相对集中。

2000年全省有48个贫困县，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武陵山区、乌蒙山区、九万山等边远山区。至2009年，贵州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50个，且这些贫困人口集中连片分布在偏远地区。这从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国定贫困县多、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多中可以看出。另外，插花型贫困人口也存在，且贫困程度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返贫率居高不下。

5、纯农户易陷入贫困

在30年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农户之间逐渐分化为不同类型的农户,由于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后果有所差异。相对于非农户与兼业户，纯农户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与其它农户相比，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结构相对单一，收入来源主要是经营第一产业，尤其是种植业。2008年贵州省第一产业占生产总值的16.4%，而从业人员占70%以上，农民群众就业和收入来源主要靠种养殖业。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中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占58%，分别比全国高出12.2和15.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纯农户(家庭收入的95%以上来源于农业)家庭贫困率为3.5%，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贫困发生率为2.1%，非农户家庭贫困发生率为0.3%。同样，低收入人口的比重在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家庭中的比重也是依次降低。

6、人口多的贫困户比重增大，老人儿童的贫困发生率较高

家庭人口越多的农户,贫困发生率则越高。当家庭人口为1-4人时，贫困发生率明显较低；家庭人口为5人以上时，其贫困发生率明显偏高。2008年贵州省平均每户贫困户人口为5.1人，低收入农户平均为5人，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7人和0.6人。其中，夫妇与三个及以上小孩和三代同堂户分别占58.7%和61.5%。

与此同时，2008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中12岁以下未成年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0.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2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达到6.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个百分点。

7、贫困人口出现代际转移趋势

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不利因素,在家庭内部由年老的一代传递给年轻一代,尤其是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童年或成年后重复其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各种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这些不利因素继续传递给下一代的一种状态。2008年贵州省新增的农村贫困人口中30%为贫困人口的下一代。这主要是因为农村贫困人口努力摆脱贫困时，由于受自身的经济、知识的局限性使其很难摆脱贫困，即使摆脱贫困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较大，只能在贫困的道路上不断的挣扎。而他们的子女由于过早的辍学缺乏知识、技能，受社会资本、权利资本、文化资本占有上的弱势影响,致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不断加剧。他们与父辈一样，持续地生活在贫困与弱势当中，加之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方面的影响他们很难摆脱贫困的命运，从而出现所谓的“代际转移”的恶性循环现象。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贵州省统计年鉴、贵州省贫困监测报告等统计资料，结合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综合分析了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及其变动趋势。一方面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贫困山区，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较高且相对集中，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困人口内部群体分布趋势明显，受教育年限低、纯农户、家庭人口负担重、老人、儿童等易陷入贫困，贫困发生率较高。同时相对贫困、代际贫困问题也日见突出。这种变化是诸多因素导致的，如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生活观念、劳动能力的弱化、社会保障的滞后性、贫困人口主体发展能力的缺失等。

为了提高贵州农村扶贫开发绩效，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对于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突出的情况，政府应制定有利于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在扶贫资金、物资上向少数民族贫困县倾斜；其次，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防范贫困代际转移；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针对老人、儿童制定特殊的社会保障政策；第四，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特色的产业集群，建立产业结构扶贫模式，为农民增收开拓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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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茂英.四川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变化及其扶贫政策启示[J].安徽农业科学,(35),3992-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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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冯育毅.贵州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贵州人民出版社: .11

6 张艳萍.我国城市贫困演变趋势分析[J].经济问题,2007(5),27-28.

贫困人口分布 篇5

1 河南省城镇人口就业总体状况

截止2008年底, 河南省总人口达到9918万, 其中城镇人口3573万人, 乡村6345万人, 城镇化率36%, 相比于2006年的32.5%和2007年的34.3%而言, 整体城镇化比率是在稳步提高的。如表1所示, 自从2005年以来, 河南省从业人员的总体规模是在不断扩大的, 城镇从业人数的比例也是在逐年增加的, 城镇失业率比较稳定, 而且是略微下降的趋势, 因此总体就业规模还是比较乐观的。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2009)

但是, 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的角度考虑, 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省, 城镇贫苦人口的比率仍在百分之八以上, 2008年河南省仍然有44个贫困县, 而贫困人口达到612万人, 也就是说全国每10个贫困人口中, 就有1个是河南人。这些人中, 有30多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30多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100多万从事灵活就业而收入较低者。依靠政府救济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到2008年已经达到146.27万人, 创历史新高。可见在当今和谐社会下, 城镇贫困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要真正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就必须削弱、消除这种不和谐因素的存在。如何才能真正解决我省城镇贫困问题, 改善就业条件是根本, 这也是我们研究此问题的目的所在。

2 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调研情况及因素分析

本课题组利用假期时间带领学生进行调研, 采取的形式主要是发放问卷和访谈相结合, 其中问卷部分采用结构式问卷, 由封闭式题目构成, 辅以个别开放式选项;访谈部分是由与贫困人口访谈和地方政府相关工作部门访谈相结合。课题组成员调研之后又对回收问卷进行详细的整合分析, 具体情况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角度:

2.1 就业条件角度——自身素质制约, 就业条件有待调整

经过调查分析, 首先, 从性别上分析抽样调查的所有城镇贫困对象, 18-25岁这个年龄段, 城镇贫困人口中女性比例是高于男性的, 这是因为用人单位对年轻人倾向于男性, 女性面临结婚生子不能全心投入工作都成为用人单位拒绝的理由, 而在4050群体中, 城镇贫困人口中男性比例是远远高于女性的;其次, 从年龄分布中我们可以得到城镇贫困人口中18-25岁的占31%, 46-55岁的占26%, 这两个年龄阶段是贫困人口密集阶段, 究其原因不难想到一方面25岁以下这部分群体面临就业的压力特别大, 这部分群体属于人口出生的高峰期, 就业竞争空前大, 而迎接他们的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的就业条件又相对比较高, 他们包括城镇没有读大学的一部分劳动力, 还包括一部分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 由于专业限制、人才需求市场一直供大于求、本身没有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等等原因造成毕业即失业的紧张局面, 还有就是一部分乡村流转到城镇的务工人员, 年纪不大没有什么资金基础, 所以生活处于贫困的边缘。另一方面 4050群体, 由于国企改制, 大部分企业纷纷裁员, 而这部分人群恰恰顶上浪尖, 他们本身文化水平不高, 大多又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 因此下岗之后面临再就业的时候困难重重;最后, 从受教育程度可以看到, 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高中以下学历水平的占68%, 而硕士及以上的人口为0, 这说明在当下知识经济的时代, 学历俨然已经成为制约就业的重要因素, 学历水平越低, 在面临就业的时候所受到的阻力相对越大, 因此也就更容易陷入贫困的状态, 但我们也发现本科学历贫困人口高于大中专贫困人口的比例, 前者17%, 后者15%, 经过访谈得知, 现在本科生年年毕业人数急速增长, 就业岗位竞争压力过大, 并且本科生实践能力普遍较弱, 本身不具备什么技能, 而大中专毕业生相对本科而言在学校学习的模式中就注重实践环节的培养, 专业技能性较强, 大多都可以直接上岗, 且薪酬方面又没有本科生要求高, 因此更加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因此, 针对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自身素质, 我们得知由于大多数城镇贫困人口自身素质不高已经成为他们就业的相当严重的制约因素, 很多人无法达到用人单位的就业条件, 如果想要改变这个现状, 除了想办法提高该群体的自身素质之外, 更重要的是国家和企业能够出台相关政策, 针对不同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群体的特点, 进一步调整就业条件, 减少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歧视, 多方位的扩大就业渠道, 使更多的人能够就业, 这才是短期内解决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的最有效的方法。

2.2 就业环境角度——收入来源不稳, 就业环境有待改善

就业环境是对就业情况的一个整体外在的把握, 它包含的内容也很多, 但是本课题组选择以收入来源做为切入点进行调查, 因为城镇贫困问题实际上和收入是密切相关的, 收入高的家庭和个人自然不会陷入贫困, 之所以贫困的人口主要还是收入过低或者不稳定, 收入因素将大大影响从业人员对就业环境的评价。在回收的所有问卷当中, 有固定工作的占16%, (条件是一年内没有更换过工作) , 但是工资水平不高, 主要集中在基层岗位;还有一部分人的单位效益常年不好, 虽然没有下岗, 但是经常处于待岗状态, 工资很低或者时常被拖欠工资;第二部分群体属于临时打工型, 占调查总人数的65%, 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的集中区域, 我们划分的标准是一年内更换工作在三次以上 (包括三次) , 这部分人口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属于临时工, 大都集中在服务行业, 这部分群体的特点是, 年龄比较轻, 文化水平比较低, 缺乏稳定性, 总是容易跳槽, 对现实的就业环境经常不满意;第三部分是属于享受低保的人群, 占调查比例的15%, 自2002年5月1日起, 《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颁布以来, 生活贫困的城镇人口又多了一项法定的生活保障, 从政策层面来讲是非常好的一项措施, 但是低保名额毕竟有限, 且审批手续又相当复杂, 所以能申请到低保的人数并不多;第四部分群体属于其他社会救济, 占据比例较小, 仅有4%, 但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 他们没有收入来源, 没有申请到低保, 经常通过政府或者民间组织的救济来维持生活, 生存环境相当贫困。收入来源不稳定造成的贫困状态, 主要还是需要改善就业环境, 采取措施稳定城镇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 适当提高收入水平, 特别是增加底层人员的工资待遇, 改善困难企业职工的生活现状, 扶持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群就业等等, 给广大城镇贫困人口一个好的就业环境, 才是解决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的根本所在。

2.3 就业心理角度-态度不够积极, 就业心理有待辅导

了解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心理, 也是研究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此, 本课题组在调研问卷中设计了一些相关题目, 并通过实地访谈加深了解, 首先, 在对就业政策了解的统计中, 对就业政策不太了解的比例高达71%, 一点不了解的占17%, 非常了解的只有1%, 而现实是国家和政府在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实际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例如从2002年以来, 国家就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 通过各项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吸纳困难群体就业, 或扶持他们自主创业。关于这些政策, 大部分受访对象是不太清楚的, 有的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些通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宣传方面做得还不够到位, 但更重要的是做为贫困群体本身对就业政策的关心度还是比较偏低的, 反映出大家一个比较消极的心理状态;其次, 从就业网站关注程度来分析, 不关注的人员高达68%, 这部分人集中在知识层面较低, 年龄偏大的一些人, 而一般关注的达到27%, 这部分人有意识地去通过互联网寻找就业机会, 一般主要是一些毕业生, 相对而言就业态度稍微积极点, 但是经常关注的为0, 因此总体看来, 就业网站对城镇贫困群体的影响力不是很大, 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家的就业心理并不是很积极;最后, 从获取就业信息渠道可以看出, 57%的人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 21%的人通过报纸电视广播, 13%的人通过人才市场招聘, 由此我们发现城镇贫困群体的就业态度是相当被动的, 因为亲朋好友的介绍毕竟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渠道。通过访谈我们得知, 城镇贫困人口就业态度之所以不太积极, 有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不够自信,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适合去做, 正规的找工作方式对他们而言没什么用, 总觉得自己不符合条件, 正是因为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 使他们一直处于等待别人帮助, 生活状况极不稳定的状况, 因此, 针对这部分群体, 有效地进行心理辅导是非常重要的, 俗话说心态决定命运, 积极的就业心态是他们改变现状的一个关键条件。

2.4 就业体制角度——择业困难重重, 就业体制有待完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 是缓解就业矛盾的重要举措。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首先, 对于城镇贫困人口在择业中的困难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缺乏专业技能, 占据比例29%, 然后是学历不够占据26%, 缺乏社会关系占据21%, 缺乏社会经验占据10%, 专业不对口和性别歧视各占据7%。这些困难说明在现行的就业体制中, 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那些拥有较高的劳动技能, 文化知识或者社会关系和经验的人才更容易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 更好找到工作, 因此, 对于缺乏这方面能力的人就无法适应现行的就业体制, 容易陷入贫困的境地。因此, 政府真正想解决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现状, 就是要履行好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 把就业体制的完善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 把维护社会公平、降低失业率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通过完善就业体制, 增设相关机构培训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和求职能力, 同时引导社会各方面扩大就业;通过市场监管, 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法规, 保障劳动者权益, 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因此, 完善的就业体制不仅仅只是满足市场的需求, 也要考虑到从业人员的需求, 尤其是广大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需求和困难。总之, 要想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就必须改革传统的就业体制, 建立起新的鼓励增加就业的体制。

3 调研结论

综上所述, 通过调研, 我们发现尽管近些年来河南省十分关注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 并通过各种措施获得一定成效,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有待解决, 因此, 我们各级政府在今后的城镇贫困人口就业问题的解决上还肩负着重大责任, 只有解决了就业问题才能从跟上消除河南省的城镇贫困问题。

参考文献

[1]2009年河南省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苏州市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篇6

关键词：空间自相关,GIS,人口空间分布

1 引言

传统的人口分布研究方法有人口分布重心、人口密度、人口迁移等。但是在传统的研究中一般是假设观测值是相互独立的, 它没有反映人口分布[1]与空间上的任何功能性联系。因此借助于GIS的空间统计分析[2], 可以完成对人口空间分布、变动特征的研究, 揭示其中的规律性。

对于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 国内目前在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多集中在像北京、广州等省会城市, 或者有较强城乡一体化倾向的经济核心区[3,4,5], 对像苏州这类二线城市人口空间特征研究关注甚少。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苏州GDP长期居全国前六, 已经成为全国人均产出最高的城市之一。那么苏州市人口空间格局在这些年的城市发展中有怎样的演化规律?其内部空间分布的变化规律是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的重点, 故本文选择苏州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通过对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 发现其中的特殊性, 以便为今后的城市规划发展提供参考和决策支持。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人口统计数据资料全部来自《江苏统计年鉴》 (2003、2008和2012) 。由于苏州市行政区划在这些年间不断进行了调整, 存在跨县并镇等现象, 为便于纵向对比研究, 本文统一采用2008年苏州市行政区划, 并对其它年份行政区划进行了合理的调整, 以保持数据的连续性, 更好的分析苏州市人口空间分布。

2.2 不均衡指数和集中指数

用不均衡指数 (U) 和集中指数 (C) 考察人口分布在地域上的均衡性和集中性。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U为不均衡指数;C为集中指数;n为地域数目 (行政区划或统计区) , xi为各地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yi为各地域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U、C的数值越小, 表明人口分布越均衡;反之, 则表示人口分布越不均衡。

2.3 全局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是指同一变量在不同位置上的相关性, 它反映的是一个区域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区域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得相关程度。

空间自n相关n性的Global Moran’s I统计可表示为:

其中Zi是要素i的属性与其平均值 (xi-X) 的偏差, wi, j是要素i和j之间的空间权重, n等于要素总数, S0是所有空间权重的聚合。

I的值域为[-1, 1], 当I为正时, 表示正相关, 指示聚类趋势;当I为负时, 表示负相关, 指示离散趋势。当I为零时, 表示独立随机分布。

3 苏州市人口空间分布特征

3.1 人口分布的结构指数

从表1中可知, 苏州市人口不均衡指数变化趋势是逐渐减小的, 但减小的幅度不大。这表明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和人口密度小的地区密度之间的差距在缓慢的减小, 即人口在空间上缓慢的趋于均衡分布。而人口集中指数变化有升有降, 但变化幅度不大, 表明苏州市人口的空间分布还不稳定。

指数

3.2 全局自相关分析

本文是以苏州市60个镇为研究对象, 分别计算出2003年、2008年和2012年苏州市各镇人口密度数据。通过Arc GIS软件空间统计模块计算, 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 I值全部为正, 检验结果比较显著。总体趋势在不断上升, 苏州市各镇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 即有人口分布的高密度区域与高密度区域邻接, 低密度区域与低密度区域邻接的趋势。

4 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通过不均衡指数、集中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 对苏州市人口空间分布演化进行了定量的分析, 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 苏州市人口呈不均衡分布状态, 但人口不均衡指数是逐渐减小的, 集中指数有升有降, 但变化幅度不大。2) 苏州市的人口分布存在着一定的空间相关性, 有空间聚集模式, 即人口密度大的地区趋向与高人口密度区域邻接, 人口密度低的地区与密度小的区域邻接, 有空间关联性。

参考文献

[1]马颖忆, 陆玉麒, 张莉.江苏省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特征[J].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 (2) :16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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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望保, 闫小培, 陈忠暖.基于EDSA-GIS的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演化研究[J].经济地理, 2010, 30 (1) :34-39.

贫困人口分布 篇7

清朝统一新疆后,制定了以“满族为中心,各民族分居制约”[1]33的政策,对天山南北各民族的分布进行了整合。满族大多聚居在天山北路的各重要军政中心,其他各民族集中居住,进行集中管理,保持各民族间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新疆建省后,清政府放宽了对内地汉、回到新疆屯垦的限制,并重点安置因战争流散的各族人口,取消了不利于民族交流的隔离政策。民国初,杨增新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并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滞留在新疆的外国人的国籍问题,新增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跨界民族。金树仁处理民族问题比较草率,激起了一些民族矛盾。盛世才主政时处理民族问题相对谨慎。1935 年,基本确立了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锡伯、索伦、归化、满、乌兹别克、塔塔尔、塔吉克、塔兰奇14 个民族分布的格局。此外,盛世才还提出了“民平”的口号,提拔少数民族上层人员,并成立了民众联合会专门管理民族事务。总之,清至民国,民族政策逐渐放宽,各民族人口分布趋于稳定,新疆多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基本成型。

二、民国时期天山北坡东路各民族人口分布概况

辛亥革命爆发前,天山北坡东路民族人口主要以维吾尔、汉、回为主。民国以后,由于哈萨克族的东迁,逐渐演变为以汉、维吾尔、回、哈萨克为主的民族分布格局。随着外国人口加入中国国籍,又新增了许多跨界民族。

1.汉族人口分布。天山北坡东路为汉族人口最早定居活动的地区之一。自张骞通西域以来,汉人通过任官、驻军、屯垦、经商等活动逐渐迁居该区域。民国时期新疆汉族“散布区域以迪化为中心,天山之北较多。如奇台、昌吉、镇西等处最盛”[3]7。迪化、奇台、昌吉、镇西不光是天山北坡东路汉族集聚区,也是全疆汉族的聚集区。1943年,国民政府将黄泛区及战区失去生计的难民“共一万余人”迁至新疆,约有310户,共3000余人,被安置在乌鲁木齐附城乡务农[4]160。1944年,迪化县(市)汉族45575人,约占该县市人口的45.0%。1912年,奇台县汉族有10120人,至1933年,因新疆政局不稳,民变不断,外籍汉商返回故里,本地汉人也四处逃散,汉族人口逐渐减少。但此时从甘肃武威、民勤逃来汉族数千,补充了汉族人口,维持了奇台汉族人口的相对稳定和适度增长[5]586。昌吉地区汉族不断增加,民国1944年,昌吉县有汉族8180人,景化有11449人,绥来有21104人,阜康有13051人,这些县的汉族人口基本上都有上万人。此外,镇西也是汉族集聚的主要地区,民国时期不少甘肃肃州的汉族迁入,1950年,全县共有22582人,汉族有14640人,约占全县人口的64.8%[6]91。1944年,天山北坡东路的总人口有301305人,汉族154894人,约占总人口的51.4%,为全疆汉族人口最多,占有比例最大的地区。

2.维吾尔族人口分布。天山北坡东路的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周边及伊吾县。9世纪40年代,回鹘汗国发生内乱及自然灾害,致使回鹘人纷纷南迁,其中部分留居乌鲁木齐。准噶尔时期,南疆的许多维吾尔人被迁至乌鲁木齐一带屯垦。1876年,清朝收复乌鲁木齐,许多被阿古柏裹胁的维吾尔士兵定居乌鲁木齐一带。民国时期南疆各地的维吾尔人通过经商、打工或被抓丁陆续来到乌鲁木齐。1944年,乌鲁木齐县(市)有维吾尔17799人,占全县市总人口的17.6%。伊吾县维吾尔族主要源于哈密。清朝时哈密地区维吾尔人民因反抗哈密王的统治,被哈密王流放到伊吾淖毛湖做苦力。同时,哈密王将流落于哈密地区的南疆维吾尔族难民,分批发配到伊吾北山6庄(下马崖、苇子峡、盐池、吐葫芦、淖毛湖和前山)。至1930年哈密实行改土归流,当地维吾尔人才从哈密王统治下解放出来。

由上表可知,伊吾县1944、1946、1949 年维吾尔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2.3%、88.9%、89.5%,占绝对优势。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哈密王对该地区的绝对控制及哈密地区的维吾尔人不断迁入该地。

3.回族人口分布。民国时期天山北坡东路的回族主要分布于乌鲁木齐县(市)周边及昌吉地区,其来源可上溯至元朝派“探军赤马”(主要由回族组成)戍边驻防,战事平息后令其随地入社,与编户屯垦,逐渐成为当地居民。回族大量迁入天山北坡东路是乾隆平定准部时随军屯垦人员及逃难的灾民,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定居在乌鲁木齐。清末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随白彦虎进入新疆的陕甘回民也较多。1909年,昌吉、景化、绥来、阜康、孚远、奇台六县仅从事农业的回民就有11317 户,35232 人[7]179。1934 年,随马仲英作战的许多回族士兵流落到乌鲁木齐一带务农或从事其他行业。1944 年,乌鲁木齐回族总计28118 人,约占总人口的27.7%。1949 年,乌鲁木齐县回族人口为13945 人[4]162,约占总人口的41.6%。昌吉地区的回族集中分布在乾德、昌吉、景化、绥来、阜康、孚远、奇台等地。1929 年,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由于天灾及宗教纠纷,大量的回族迁到昌吉地区。1930年,甘肃固原发生大地震,加之兵乱,许多回族来到昌吉地区[8]58。至1944 年,昌吉县有回族5038 人,乾德县有7828人,景化县有1450 人,绥来县有1876 人,阜康县有2572人,孚远县有3814 人,奇台有2464 人,共计25042 人。

4.哈萨克族人口分布。民国时期天山北坡东路哈萨克族分布较广,主要集中分在乌鲁木齐、昌吉地区、巴里坤。该区域的哈萨克族主要源于伊犁、塔城、阿尔泰。1790 年,塔城、阿尔泰等地因夏牧场不足,有大量哈萨克人迁徙到乌鲁木齐及邻县放牧。19 世纪中期,阿尔泰等地哈萨克人因不满当地蒙古贵族的剥削和“比”的苛捐杂税,纷纷迁往乌鲁木齐博格达山、呼图壁、昌吉一带。20 世纪初,沙俄侵略阿尔泰地区,哈萨克人逐渐向天山北坡东路推进,有300 至500 户迁往木垒等地定居。1912 年外蒙古侵犯青河县,有1000 多户牧民迁往木垒、巴里坤一带[9]61。1913 年,阿尔泰、塔城等地千余名哈萨克牧民迁往巴里坤。1916—1917 年间,俄国在哈拉湖一带强行征兵,当地哈民起义反抗,遭受镇压,来新哈萨克族约有30 万,据报“窜入乌鲁木齐河俄哈毡房三千余顶,人多势盛”[10],1916 年,约有400 余户迁往绥来、昌吉一带。1935 年-1939 年间东迁的哈萨克族,其中移居孚远县约有700 户,迁居呼图壁约有500 户[7]180。1946-1947 年,乌斯满背叛三区革命,裹胁阿尔泰地区,青河、富蕴、福海三县哈户约19880 人,迁往奇台、孚远、阜康、木垒等县。

5.其他各族人口分布。民国时期天山北坡东路还分布着蒙古、归化(俄罗斯)、乌孜别克、塔塔尔、满族等人口较少的民族。蒙古族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和孚远县。1944 年,迪化县市蒙古族有1102 人。孚远县蒙古族是由阿尔泰迁来的,1912 年外蒙古喀尔喀部在沙俄的策划下,进犯科布多,侵略阿尔泰,致使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牧地受到侵略,土尔扈特亲王密西克木东因鲁布率其部三个苏木部民毡房200多顶(男1000 余丁,女1000 余丁)安插在孚远、三台等地驻牧[7]256。至1944 年,孚远蒙古族有1668 人。归化族主要分布在迪化县市,1930—1931 年,乌鲁木齐办理“归化”的俄罗斯人有56 户,207 人,至1944 年,迪化县有归化族943人[11]230。乌孜别克族主要分布在迪化县市及奇台县,1944 年,迪化县市乌兹别克族有345 人,奇台有189 人。塔塔尔族主要分布在迪化县市和孚远县,1944 年,迪化县市和孚远县塔塔尔族分别有395 人、122 人。满族主要分布在迪化县市和奇台县。1795 年,乌鲁木齐满营官兵及家眷有19435 人。1908 年为奇台满族人口最盛时期,有14465 人[1]34。辛亥革命爆发后,乌鲁木齐和奇台的满族富者迁往北京,贫者四处流散,人口急剧下降。1914 年,杨增新命令裁旗为民,清末在奇台的八旗满兵,化兵为民,耕种原旗屯田亩。旗民生计才渐有好转。1939 年,奇台满族有225 人,1947 年为297 人[5]596。

三、天山北坡东路各民族人口分布的特点

天山北坡东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发展,造就了这一地区民族人口分布的特点:(1)各民族大杂居、小集聚分布。天山北坡东路各民族呈现出大杂居的特点。迪化是当时各民族大杂居最为突出的地区,1944 年,迪化市有大小13 个民族,而天山北坡东路其他县的民族基本上都在4 个以上。1949年,迪化县有汉、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归化、塔塔尔8 个民族,共33554 人。其中回族13945 人,约占41.6%;哈萨克族有9060 人,占27.0%;汉族有7382人,占22.0%;维吾尔族有3020 人,占9.0%;其他少数民族有147 人,占0.4%。从上述各民族人口的分布可以发现,维吾尔族主要集聚在迪化及伊吾县,哈萨克族主要集聚在迪化、昌吉及镇西地区,回族主要集聚在迪化及昌吉地区等。此外,有的民族还集聚在某个乡或牧区,如迪化县的回族主要分布在板房沟、水西沟及大坂城区等乡,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边远的东山、南山牧区。(2)汉族人口分布广泛,人口较多。汉族人口在天山北坡东路各县都有分布,覆盖了整个区域,且在各县的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1944年,该区域人口总数为301305 人,其中汉族有154894 人,约占51.4%,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也超过了其他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总和。(3)跨界民族分布较多。天山北坡东路位于新疆的东北角,与外蒙接壤,但跨界民族非蒙古族一个,还有哈萨克、俄罗斯、塔吉克、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民族。

湖南省农村人口贫困问题研究 篇8

关键词：农村贫困地区 人口贫困问题 研究 ▲▲1、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经济增长飞速发展，2012年GDP总量居22154.23亿元，在中国居第十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然而湖南省内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落后地区，根据湖南省2013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2年长沙的人均GDP达到89903元是邵阳市14406元的6倍还多。同时根据国家公布相关数据看，2013年湖南省一共有20个县榜上有名，其中13个分布在邵阳、怀化、张家界和湘西州也即所谓的大湘西地区，4个分布在湘南地区，而位于长株潭3+5城市群的只有3个。此外湖南省内还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二元结构现象比较突出，2012年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7440.17元为城镇22804.55元的三分之一，农村人均年消费支出为5870.12元是城镇人均年消费支出14608.95元的三分之一左右。

▲▲2、湖南省农村人口贫困问题分析

测量贫困的最常用指标即为贫困线，也叫贫困标准，指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下维持人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一揽子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支出。贫困线自设定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随着价格因素、生活水平和调整周期发生变化。湖南省内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而城镇和农村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做为湖南省经济发展的增长极，长株潭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约为农民纯收入的两倍。在偏远的老少边穷地区，如武陵山区，以张家界市和湘西州为代表，农村人均纯收入仅在5000元左右的水平徘徊，不到城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若是考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数字将更低。

在落后地区，新生人数的快速增加使得本是无法高昂教育成本的家庭雪上加霜，如此一来使得这些家庭更加忽视教育，从而使得劳动力的素质偏低。此外，全省各地区的乡村文盲人口比重均高于总平均值，而偏远地区的文盲比重相比于湘东发达地区明显要高，这其中湘西州以7.20%的总文盲人口和9.27%的乡村文盲人口高居榜首。由于教育是一种生产力，一般而言，教育水平越高，则工作机会就越多，越能从事高收入和高技能的职业。而在偏远农村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为了谋求更高的收入，便外出进城打工，由于湖南省紧邻珠三角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農民工南下寻梦，这就带来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使得湖南省内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失，从而导致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和空巢老人问题，使得抚养系数增大，人口红利消失。

一般而言，在一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充裕的劳动力使得工资成本低廉，低抚养比所带来的高储蓄和高投资能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且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由于湖南省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按理说应当相对于经济较发达的湘东地区具有更低的抚养比，但由于人口迁移的作用，事实恰好与之相反。总体上，乡村的抚养比要高于全部的抚养比，经济较为发达的长株潭地区最低，其次为处于经济发展第二梯度的环长株潭地区（岳益衡常娄），偏远的大湘西地区（邵张怀湘西）和湘南地区（郴州和永州）的总抚养比最高。由于落后地区的生育率较高，因而少儿抚养比高于较发达地区是在情理之中，按理说由于人口增长迅速，老年人比重应当相对较低，老龄化程度也不严重，然而从表中可见落后地区的老年抚养比也高于经济较发达地区，这说明了人口迁移削减了人口红利，未富先老使贫困问题越发严重。

▲▲3、解决湖南省农村人口贫困问题对策

3.1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薄弱的基础设施不仅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封闭性，而且弱化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的增长极对落后地区的涓滴效应，因此加大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扶持力度显得十分必要。政府不仅要加大投资使得村村通路以便于农民外出参加经济活动，还应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使得农民得以安居乐业，而无后顾之忧，如此方能调动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3.2依靠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往往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活，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低下。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不仅能使他们像城市人一样从事较为体面的工作以获得较高的收入，而且有利于改变落后的意识，比如多子多福、含饴弄孙等等，从而有利于降低人口出生率。要实现这一目的，政府不仅要在偏远地区建立各级学校，确保每一适龄儿童不辍学地完成义务教育，而且还应为失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培训。

3.3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政策优惠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资

农村贫困地区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且低层次的问题，全村基本靠天吃饭，而无工业或其他形式的制造业，这使得农民收入来源单一，稍有自然灾害使得作物粮食歉收便断绝生活来源，政府为此应当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在农村创办实业，各地应当因地制宜扶持主导产业，关联带动全村人脱贫致富。

参考文献：

[1] 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王文龙.农村阶层分化与教育分化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分析 [J].教育发展研究，2012（21）：49-53

[3] 姜锡明，王海芳.农村反贫困问题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 [J].农村经济，2007（06）：66-69

[4] 杨靳.人口迁移如何影响农村贫困 [J].中国人口科学，2006（04）：64-69

贫困人口身心健康状况探析 篇9

——以陕西省扶风县东坡村为例

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中罹患的一种疾病。贫困人口是一类特殊的群体，由于疾病、残疾、上学、缺劳力、缺技术、缺资金、因灾等原因造成家庭困难。今年以来，全省上下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探究贫困原因对制定精准扶贫措施具有治病治根的根本意义，本文以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杏林镇东坡村为例，试图用解剖麻雀的手法，以点及面，由小见大，从研究贫困户身心健康角度出发，分析贫困现状，探析深层次致贫原因，以期提出对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有借鉴价值的对策建议。

一、东坡村贫困户基本情况及致贫原因、劳动力状况分析

扶风县杏林镇东坡村，位于关中地区，全村共649户2465人，土壤水利条件较好，分析东坡村的贫困状况对反映关中地区乃至全省范围内贫困村有其代表意义。全文使用数据为贫困户建档立卡数据库，入户访问资料以及乡邻了解情况。2017年全村核实认定66户贫困户，共计208人，贫困发生率为8.4%。致贫原因主要是缺技术致贫24户81人，因残致贫21户58人，因病致贫9户44人，缺劳力致贫9户14人，因学致贫2户7人，因灾致贫1户4人。因残、因病、和缺劳力可归结为因身心健康问题，三者致贫户数合计达到39户，占贫困总户数的59.1%，身心健康问题已成为东坡村致贫的主要原因。

图1：东坡村致贫原因分析图

分析东坡村贫困户的劳动力状况，66户贫困户208人，其中有66人无劳动力占比31.7%，22人丧失劳动力占比10.6%，二者合计为42.3%，四成以上人群无劳动能力。村贫困户中有无劳动力或丧失劳动力的户数为51户，占比77.3%，缺乏劳动力的背后原因是健康状况或有劳动年龄外人口的问题。如扣除37名未成年无劳动力人数，仍有51人无劳动力或丧失劳动力。

图2：东坡村贫困人口劳动能力情况

二、贫困人口健康问题突出

1、健康状况总体分析

总体来看，东坡村贫困户中身体健康的人数为130人，占比62.5%，残疾人数为42人，占比20.2%，长期慢性病人数为31人，占比14.9%，患有大病人数为5人，占比2.4%。将残疾、患有长期慢性病和患有大病三类统称为身体不健康人群，人数达78人，占比37.5%。村贫困家庭中有病残人口的户数为37户，比例占到56.1%，超过一半。贫困户家庭人口身体不健康、身体无劳动能力是典型特征，反映该群体的特殊性。

图3：东坡村贫困人口健康状况

2、贫困人口残疾情况分析

分析东坡村贫困人口残疾情况，42名残疾人群中有38名身体残疾者，4名精神残疾者。分析残疾原因，其中23人为老年疾病造成身体残疾，占残疾人群比重达54.8%，主要表现为年龄较长人群，因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瘫痪、半身不遂等身体残疾。9人为先天身体残疾，占残疾人群比重为21.4%，主要是耳聋、视力残疾、身体不平衡、罗锅等，有3人因未防疫造成腿部残疾，有2人因意外造成肢体残疾，有1人因严重类风湿造成身体残疾。4名精神残疾者均为先天原因所致。

图4：东坡村贫困残疾人口致残原因分析

3、贫困人口身体疾病情况

分析东坡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疾病情况，36名患有长期慢性病和大病的人群中，老年疾病患者有19人，占比52.8%，多体现为心脑血管疾病，身体疾病患者有13人，占比36.1%，主要有癌症、抑郁症、糖尿病、风湿病、肺结核、颈椎病等，因意外致病患者有2人，占比5.6%，先天脑瘫儿2人。

图5：东坡村贫困人口中身体疾病分类图

三、健康问题的根源在哪

贫困是一种现象，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个体原因也有社会原因，贫困人口中发生劳动能力欠缺，健康状况不佳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本文尝试梳理如下：

1、心脑血管等老年疾病困扰农村家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城市一样，农村地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严重困扰农村居民，从东坡村贫困人口中因老年病导致病残人数达42人，占身体不健康人数的57.5%，农村老人罹患此类病情的比例较高。身体患病，甚至瘫痪，影响个人劳动能力，子女为照顾老人不能外出打工，带来家庭负担。年老多病虽是亘古以来的规律，但近年来体现出的患病比例高、患者年轻化、患病程度深的特征不容忽视。

2、历史原因造成的医疗卫生条件落后

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农村地区受医疗卫生条件限制，孕期产检、幼儿疾病预防和诊疗、医疗保障等存在欠账，是贫困发生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孕期检查意识上薄弱，受经济状况影响，实际执行率较低。再者过去幼儿时期未进行必要的疫病防疫，导致身体残疾。从东坡村贫困人口数据反映，由于先天导致病残贫困人数15人，未进行疫病防疫导致残疾人数3人，合计18人，占贫困不健康人口比例23.1%，育龄妇女在孕期未进行必要的检查，造成婴儿先天脑瘫、肢体残疾等，有些家庭为治疗先天脑瘫儿花费数十万元，造成严重经济困难。进而幼儿未进行必要的卫生防疫，造成肢体残疾，成为人一生的困扰，为未来家庭贫困埋下了祸根。此外，过去农村合作医疗在覆盖面上和报销范围两方面存在不足，个别家庭遗漏，报销范围受限，也引发了贫困现象。

3、农村居民精神健康问题突出

农村地区，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精神问题较为突出，东坡村贫困人口中有4人患有先天精神残疾，有3人有患有抑郁症，后天发病主要是婚姻不幸、学习压力、家庭问题等。家中有一名精神残疾或精神疾病患者，都严重影响家庭正常生活，造成家庭贫困。部分精神残疾者，具有威胁性，对社会存在一定危害。后天精神疾病的发生，往往是因为承受压力大、缺乏关爱，典型现象如留守农村妇女，未随丈夫外出打工，在家照顾老人孩子，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生活艰辛、婆媳矛盾、家庭暴力等压力令农村妇女不堪重负。再比如农村男子婚姻失利后，女方离家，留下子女抚养，再婚面临巨额的彩礼、盖体面房子的费用等都造成家庭困难。还有因考学失利、学习压力大造成的精神问题，种种外在因素，心里想不开，容易导致精神疾病，家庭生活难以健康运行。

4、意外安全事故造成病残

东坡村贫困人口中还有因意外造成的身体不健康情况，共有4人，意外多在交通事故和生产活动中发生，东坡村的现象实际是农村地区的典型问题，一是交通意识淡薄和必要的交通设施不完善，如今乡村公路通到农户房前，方便出行的同时，农民的交通意识却急需跟进，农村街道入口处还没有必要的减速装置，儿童在门前玩耍时和行车距离很近，行驶在农村道路上的车辆，看似车少人稀，往往车速较快，但发生危险的可能随时发生；二是生产条件存在潜在安全隐患，农民打工从事的职业受学历技能限制，多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如建筑施工行业，很多建筑工地特别是乡村建筑施工，存在条件简易，安全防护不健全的问题，而且农民工多与用工单位未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更无工伤保险，一旦出现安全事故，极易造成身体伤亡，且无法获得应有的赔偿。

四、健康扶贫任重道远

梳理贫困问题的本质，是为了更好的关爱帮助贫困户脱贫，也是为了切除贫困病根，为了防止其他非贫困户进入贫困户群体，防止已脱贫户回退。总结历史原因，如过去医疗条件的欠缺，如今医疗水平的大大提高、卫生和防疫体系的完善，几乎全面杜绝了未防疫造成的身体残疾，孕期检查的日渐普及将多数先天残疾幼儿筛查出来，避免了出生后家庭和人生的悲剧，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对农村人口的覆盖程度和报销范围比例提高，对保障患病人群看得起病发挥关键作用。但现实值得我们做的，我们需要努力的还有很多。

1、大力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农村地区老人罹患心脑血管疾病，与城镇老人患病类型基本相同，反映了农村居民不用发愁吃饭问题，城乡饮食方式的接近，但共同的特点对于城乡老人和家庭来说，然而产生的影响却差距甚远，城市老人多有文化，经常进行身体检查，优质医疗条件比较便捷，对于如何控制病情，如何健康生活，相对农村地区老人文化基础差、认知能力有限，定期体检很少进行，小病基本靠扛，到大病时医治为时已晚的情况，还有明显不同，因此在农村地区宣传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很有必要，定期体检了解身体健康情况，病程初期开始控制，少油少盐改善重口味，膳食合理搭配，多运动、规律作息、健康生活。

2、关爱特殊人群心理健康

近年来贫困人口精神疾病高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隔辈教育的心理断裂等等农村居民心理问题非常突出，关心关爱特殊人群已是当今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留守儿童问题，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应该思考，如何让农民工进城务工，能带上家眷，保证孩子在打工地入学，接受和城里孩子平等的教育。目前仍与祖辈生活的留守儿童，就读的乡村学校应努力弥补隔辈教育的欠缺，给孩子多一些关爱，给老人多一些指导。还要对农村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予以特殊关注，妇女嫁到婆家无亲无靠，丈夫又不在身边，肩上的担子重生活压力大，有关部门要下大功夫，扑下身子深入基层，了解她们的所急所需，把关爱温暖送到他们心中。对于因学失利的问题，当前学校分层严重，学生的学习压力没有减轻，学校把升学率当做唯一目标显然荒谬至极，回到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根本追求。

3、健全安全保护设施，捍卫安全底线

贫困人口分布 篇10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联合国的报告表明,世界上只有18个国家的人口还没有出现老龄化(United Nations,2005),且在未来20年间全球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亿,且这个数字到2050年时将达到20亿(United Nations,2003)。而全球老年人口的大部分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且他们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挑战(UnitedNations,2002)。中国早在2000年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因而,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更强的挑战。

国内外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成果颇丰,相比而言,国外相关研究更为全面,从不同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型产业以及技术创新等 (Mo Wang & Beryl Hesketh,2012 ; Bloom et al.,2008 ;Forlizzi et al.,2004等)。而国内关于人口老龄化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问题方面(于学军,1995 ;邬沧萍,2004 ;周晨和熊和平,2007 ;张苏和乌仁格日乐,2013等)。其中,针对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了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刘晶,2004 ;陈卫和杜夏,2002等)。

针对我国城乡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本文以内蒙古为例,采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城乡老年人口生活来源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内蒙古老年人口生活来 源分析

(一)内蒙古老年人口基本情况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10年,内蒙古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836413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1.48%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56%。按照衡量人口老龄化的两种统计标准,计算结果均表明内蒙古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虽然内蒙古老年人口在全国老年人口中所占比重较低(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1.56% 和1.54%),但是内蒙古老龄化问题依然非常突出,老年抚养比达到15.42%,已经对内蒙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由于内蒙古地处边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因而内蒙古的人口老龄化在结构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特征。首先,内蒙古老年人口的性别构成基本趋于平衡。60岁及以上人口中男性所占比重为49.87%,女性占比为50.13% ; 在65岁及以上人口中男性比重占到49.74%,女性比重为50.26%。较全国平均情况而言,性别比例趋于平衡,基本不存在性别比例不协调的问题。其次,内蒙古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从老年人口健康情况来看,内蒙古60岁及以上人口中身体健康的比例为41.89%,基本健康的比例为38.18%,不健康但是生活能自理的比例为16.40%,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为3.53%。说明,内蒙古老年人口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人口老龄化属于健康老龄化。最后,内蒙古老年人口城乡分布比例基本平衡。从城乡分布来看,内蒙古60岁及以上人口中有29.89%的老年人在城市,有19.80% 的人在镇,乡村人口占到50.3%。而在65岁及以上人口中该比例分别为 :31.14%、19.89%、48.97%。显然,与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57.13% 集中在乡村不同,内蒙古老年人口城乡分布较全国而言更为平衡,且高龄老人更多地居住在城市。另外,从老龄化水平和老年抚养比两个重要指标也可以看出,内蒙古的人口老龄化在城乡分布上不存在较大差异(如表1所示)。

单位:%

数据来源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二)内蒙古老年人口生活来源分析

如前所述,内蒙古老年人口城乡分布虽然较为平衡,但是,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异。生活质量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不同,且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城乡二元的养老保险制度也是引发农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内蒙古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 的生活来源主要集中在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36%)、离退休金养老金(28%)和劳动收入(24%),这说明了内蒙古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已经完成基本全覆盖,但是家庭养老以及自我保障仍然是内蒙古养老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如下图所示)。

从城乡分布来看,内蒙古老年人口生活来源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在乡村,有40% 的老年人口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39% 的人仍然依靠劳动收入,另外有13% 的人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 ;而在城市,老年人口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离退休金养老金(61%),其次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26%),依靠劳动收入的老年人口比例仅为5%(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 :同表 1。

表2数据说明,内蒙古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城镇老年人口安度晚年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但是内蒙古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还相对滞后,依靠社会养老保险养老的老年人口仅占5%。当然,由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进行于2010年,“新农保”制度建立于2009年,制度实施后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另外,随着内蒙古地区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也必然更多地依靠养老金,以此缩小城乡老年人口生活水平差异。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老年人口性别结构、城乡分布均衡,高龄老人集中在城镇

内蒙古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城乡分布基本持衡,且6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城镇。这与全国的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在乡村的现实情况有所区别。但是,从老龄化水平以及老年抚养比来看,乡村老龄化水平仍然比城镇高。另外,由于内蒙古城镇化进程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发展较快,所以内蒙古镇一级别的老龄化水平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随着内蒙古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内蒙古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分布将呈现更为均衡的局面。

2. 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相对良好,属于健康老龄化

虽然内蒙古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很突出,但是,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相对良好。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仅占3.53%,属于身体健康和基本健康的老年人口比例高达80.07%。因而,内蒙古人口老龄化属于健康老龄化,有利于通过积极开发老年产业、有效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

3. 农村老年人口生活来源更多地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

在内蒙古,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没有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基本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过日子。这说明,内蒙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起到保障农村人口老年生活的作用。其原因如同前面所述,数据资料的获得是在“新农保”制度实施后的一年,制度实施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并且制度实施初期,很多农村人口都持有观望的态度,覆盖率不高。

(二)建议

1. 在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大环境下,内蒙古应该在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地区实际情况,探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有效途径。

2. 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统一的基础上,加大地方财政对于养老保险制度的补助,从而保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为下一步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奠定基础。

3. 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内蒙古应着手建立具有地区特色的多元化养老保险制度,有效结合并灵活采用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以房养老等养老模式,以便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证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 在国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内蒙古应尽快完成农村牧区土地确权工作,以此作为提高农村牧区老年人口生活水平的辅助保障。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内蒙古农村牧区出现了较多的留守老人,农村牧区土地确权后,通过耕地和草场的有效流转不仅可以提高老年人口的养老水平,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牧业的规模经营及现代化。

5.鉴于内蒙古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良好,应该积极开发“银发产业”,通过有效合理的挖掘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例如,采用弹性制的退休年龄制度、兴办老年大学、社区机构等),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原动力。

背景资料 :

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10年,内蒙古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836413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1.48%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56%。按照衡量人口老龄化的两种统计标准,内蒙古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的“2014年工作总体部署”中提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与职工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鼓励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商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