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本分三篇

知识分子的本分 篇1

今年年初我在一家杂志组织的迎新会上有一个讲话，呼吁“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推动改革的好事”，包括推广广东经验、给社会组织以更大的独立性，从解决反右运动入手，着手处理历史问题等等。这大概都是秦晖书中所说的“问题”。读秦晖的书，就更感到我自己的想法和秦晖的意见有着基本的一致，就是呼吁“共同底线”。这大概就是“中左和中右联合起来，警惕极左与极右”。我以为，这是中国知识界经历了许多争论以后，可以达到的一个共识。

在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在思考与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是正常的；而且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意见就是绝对正确的。这就需要坚持自己思考、说话的权利，也尊重别人思考、说话的权利。“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要用生命来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

秦晖说，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在我看来，有些自称“自由主义”的人也有这样的倾向。这是当下最应该警惕的。

在我看来，要破除“唯我掌握真理”论，就必须有一个自我质疑的精神，还要正确对待对立者的意见。我经常提醒自己两点：一是许多我不认同的思想派别，其观念中未必没有合理的因素，只是把它绝对化，就变成荒谬了。比如 “毛派”，我虽然不同意他们的总体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但我又认为，他们的某些看法并非没有合理性，也就是说，我们之间还是可以找到某些共通点的。对于具体的个人，就更是复杂，处于某个思想派别中的人，总有一些派别倾向不能概括的个人的东西，这是需要仔细辨认的，不能因为反对某个派别，而把其中的个人完全否定。

其二，在论战中，除了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据理力争，还要从不同意见者对自己的质疑、辩驳中，学会反省、警戒自己。千万不要因为反对对方的质疑，而把自己意见中的合理性推到极端，反而失去合理性，落入陷阱。

最重要的是，要确认我们前面所强调的那一点：中国的问题太复杂，我们谁也没有把握说，自己已经完全找准了中国的病根，我们开出的药方，就能完全治好中国的病。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自我质疑，还要认清自我的限度。我因此常常说，我对自己的观点，意见的态度，是“理直气不壮”：我所提出的看法，是经过认真研究，严肃思考，自有学理根据的，因此我“理直”，在没有认识自己真有错误之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但另一方面，我又深恐自己的观点，可能会有缺失，会遮蔽某些东西，并深知自己的观点即使正确，也会有一定限度，因此，我“气壮”不起来，总要有一点心虚，留有一点自我调节的余地，一点吸取其他意见的容量，不敢把自己置于“绝对正确，不容质疑，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位。

谁也没有权力垄断真理，我们所要做、能做的，只是追求真理，修正错误。这并不会导致相对主义，市侩主义，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保持彼此争论、批判的权利。

此外，我们讲各种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大家都在认真地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不同主张，因此才要相互辩驳。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是鲁迅说的两种人：“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流氓”，“明说要做，其实不做；明说不做，其实要做；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一切不过是开开玩笑，“寻开心”的“做戏的虚无党”，那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对这样构不成对手的反对者，我的态度是：一句话也不说，只看他（他们）表演。

二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对秦晖的另一个观点的响应。秦晖在谈到民粹主义时强调其特点是“整体主义的思维，为整体利益而牺牲一切”。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整体主义的思维，在当下中国，最容易导致国家主义：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一切；而其实施的结果，必然是为了“国家代表”的利益，牺牲公民的合法权益。问题是这样的国家主义常常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

我曾经说过，当社会失去了理想，个人没有信仰时，支配人们行动的，一个是个人利益，另一个就是爱国主义。而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起劲地鼓吹以国家主义为内核与实质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事实上形成了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一个联盟。我在前几天还和一个日本朋友谈到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事实上，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各个国家在面临政治、经济危机，信仰危机时，都会用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看来，民族主义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世界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坦白地说，面对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我是感到相当困惑的。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不能没有我的民族感情，民族立场，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我是旗帜鲜明地主张要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尽管我对中国的国内问题有尖锐的批判，但批之严，正是爱之切。因此，我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认定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而有些讳疾忌医的自命的爱国主义者，恐怕正是鲁迅说的“爱亡国者”。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受鲁迅怀疑主义思想影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我对许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喧嚣，从不敢轻信，总要想一想，看看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于是，就发现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可能落入的两个陷阱。一个是前面说的国家主义，另一个就是中华中心主义。而这两种倾向，在当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关系着“中国向何处去”与“世界向何处去”的大局，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国家主义的背后，是有一个国家的发展路线的设计的，即以“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而在我看来，“现代爱国主义”的最大特点，应是把爱国建立在人民的权利基础上，这是和“传统爱国主义”以“忠君”为前提与基础，是有根本的区别的。

因此，我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态度就比较复杂：既坚持，又质疑。这样，在一些人看来，就是态度暧昧，旗帜不鲜明。我不否认我的矛盾，而且发现其实五四以来许多知识分子都存在这样的矛盾。如陈独秀，他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坚决支持者，因此坐过牢。但他又写有《爱国心与自觉心》这样的文章，提醒人们爱国心大部分是感情产物，往往失去了理性而被利用，因此，最根本的是要提高每个人的自觉心。在这方面，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的。

我最近写了一篇《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其中就梳理了鲁迅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问题上的许多深刻的思考，在今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应该看到，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真要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能只喊口号，还应该做学理的研究，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在这方面，知识分子是责无旁贷的。

三

最后要说的，是我读秦晖书以后的两个感触，并引发出一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秦晖一再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知识界的许多争论，听起来更像是洋人之间的争论，且是为了满足某些洋人的“中国想象”的。问题是洋人的真问题，搬到中国来，就往往成了假问题。秦晖因此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点到了要害的。

讲到这里，突然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文章：《革命咖啡店》，谈到当时的许多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这样的文人在今天恐怕是越来越多了，这些咖啡店里的左派或右派，倒是真应该加以警惕。

这背后，实际上有一个中国的学者与中国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与父老乡亲的关系问题。秦晖在书中谈到文革期间，“九年的务农生活使我与乡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了许多农民的朋友。种田人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我非常欣赏秦晖的这一立场，也是他的许多论述常常使我感到亲切的原因所在。

秦晖有一篇文章谈“东欧诸国的经济生活转轨与思想变迁”，我读了以后最大的感慨是，我们关于东欧改革、俄国改革的种种说法都似是而非，是想当然的误读，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也就是没有下工夫作实实在在的考察，而轻下判断，随意做大而无当的概括。这是暴露了当下中国学界的浮躁，不肯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读第一手材料，作学理的研究。今天恐怕是相当多的学者都整天忙着开会，忙着报课题，忙着跑项目，忙着填表，忙着发言，忙着作报告，忙着写应景文章，已经没有时间和精神、心情来读书与思考了。这不仅有政治、学术、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有不可推卸的自身的责任，许多人由不习惯到习以为常，逐渐乐此不疲，最后离开这样的生存状态，反而不知怎么活了。这样也就彻底地异化了。

所谓“异化”，就是放弃、背离了知识分子的本职、本性。这就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本职是什么？我们前面谈到的，要关心、思考、研究中国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学术发展的“问题”，提出、讨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这都非常重要，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职责不可忽略，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那就是思考、研究超越性的，形而上的“精神”命题，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理想，新的文明理念。即使在现实层面，需要我们回应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要回应精神危机所提出的精神问题，进行精神的建设。我因此多次呼吁：“中国最需要的是思想家和哲学家。”

这个思考根本性的超越性的精神建设、文明建设问题，在今天是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的。我在《我看2011年》一文里，曾根据我对2011年世界问题的观察，做出了一个判断：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所有的发展模式，都出现了危机，暴露出了其内在的矛盾。这就给我们的道路选择带来新的问题：过去对自己的体制不满，可以选择其他的发展模式，比如美国模式，北欧模式，这都是许多知识分子曾经鼓吹、还在坚持的主张，但现在美国模式、北欧模式都出了问题，我们就很难全盘搬来了。

当然，也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西方社会出现了危机，而鼓吹“这边风景独好”，这很可能是阻碍中国改革的更加致命的病。我们必须正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危机，以此为开端，寻找出新的道路。

应该看到，全球性的危机，也是全球性的变革的转机：我们正可以抓住现行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内在矛盾充分暴露的机会，对人类文明的各种形态——例如欧洲文明、美国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韩国文明等等，进行更高层面的全面反思。这样的反思，不是全盘否定或肯定，不是立足于某种文明的衰落论或崛起论，而是客观地历史地考察各种文明的合理性和内在的弊端，矛盾与危机。这就需要从今天的新的高度，进行深入的重新思考与研究。这就需要全球范围的有批判力与创造力的学者通力合作，进行“人类文明的新的大反思、大讨论”。在这样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造出超越性、综合性的人类文明的新理想、新价值观，新的文明理念的，同时又保留了各民族文明的自身特色。

当然，我的这一想法很可能是新的乌托邦主义；但在人类文明出现混乱，失去方向的当今世界，提倡新的乌托邦理想不是没有意义的。对我们今天的讨论而言，又是一个具体的提醒：要有一个全球视野，用人类文明发展的战略眼光来思考中国的问题。

姚晨 一条咸鱼的本分 篇2

“去挣点钱吧。”

2001年，尚敬执导的《都市男女》剧组招募演员的时候，姚晨对自己说。在此之前，她已经一两年没见剧组了。因为每次去找选角的副导演，都是见一面就不再有消息，“一次没声，你忍；两次没声，也忍；三次、四次……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不行了。”

至于不行的原因，还用说吗？当然是因为那张嘴！

大嘴对姚晨来说曾经是一场噩梦。80年代，姚晨刚念幼儿园，那时香港流行米雪、内地流行赵琳这样的樱桃小嘴美人。所以姚晨很小时就觉得自己嘴大，别人议论得多了，她就变得非常自卑，连笑都捂着嘴。由于嘴大，姚晨非常肯定自己是个外星人，总觉得会有同伴来带自己回母星。后来成年做了演员，因为敏感，她也完全不愿与太丑的角色牵扯上，总觉得是别人在映射自己。

所以当姚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宁财神开始诧异于尚敬的远见，问他为何会挑了她？

尚敬看了他一眼，很认真地答，难道你不觉得姚晨长得很有意思吗？

姚晨确实长得有意思，当《武林外传》走红后，这个大嘴女孩赢得了多数人的喜欢，咋咋呼呼的太招人乐了。原来人们喜欢那种阳光的张嘴大笑啊，姚晨这才敢释然大笑，一排大牙暴露也无所谓。

成名打破了她生活的宁静，也让她变得成熟自信。即使不友好的网友大肆喊她“大嘴姚”，姚晨也可以坦荡荡回击：“你问我为什么长成这样还要当演员，我欣赏的索菲亚·罗兰就曾说过：‘我知道我的长相与众不同，但我为什么一定要和其他的女明星长得一样呢？’”她甚至开始主动将话题拉到嘴上面去。《潜伏》最火的时候，有人问姚晨觉得自己在《潜伏》里有什么特色？她咧了一个210度的微笑，答：“嘴大。”此时，大嘴已然成为她自豪的一部分了。

看《武林外传》时，大家都觉得姚晨肯定和郭芙蓉一样大大咧咧，疯疯癫癫；看《潜伏》时，又觉得她是翠平那种什么都写在脸上的冲动个性。她似乎没有自己原本的样子，总在随着角色变化而变化。姚晨很认可这种说法，“按我妈的话说，我像皮皮虾一样温吞，犹犹豫豫，磨磨叽叽，出去跟人说话老是容易害羞、拘谨。演戏时候你让我放开，怎么疯都行，但平时可不行，我在生活中就会有些放不开，挺没个性的。”

姚晨脑子里确实缺根筋儿。她小学时就爱看梁朝伟的戏——他当年演的“小鱼儿”迷死一大片，连姚晨家花盆上都是他的大头贴。结果后来某次拍戏，曾志伟听说了这件事，直接拨通梁朝伟的电话递给了姚晨。她激动得大脑立刻死机，对着电话憋了半天，吐出一句：“你吃了吗？”身边人纷纷鄙视，黄渤等人大笑，紧接着姚晨弱弱地说了第二句：“我是看着你的电影长大的……”梁朝伟后来见到她还拿这事儿开玩笑。即便是后来走红了，她在以前的偶像面前也是极度紧张——在《控制》里和吴彦祖拍吻戏时，她愣是提前刷了五遍牙！

现实中的姚晨羞涩口才差，一旦换个环境，这张大嘴就闲不住了。她很爱写微博，甚至还撺掇了一批人去开微博，火华社长刘烨就是姚晨的撺掇对象之一。后来“微博女王”成了她最明显的标签，只是姚晨一直很抗拒这个称号，因为她觉得“女王”大多数身世凄惨。不过2012年11月，当谢娜的粉丝数量反超姚晨，“微博女王”的名号也要易主时，姚晨却在第二天一口气连发11条新微博，粉丝数量重新回到第一，让坐了一天“女王”宝座的谢娜不得不迅速“退位”。

天秤座的人就是这样，说的时候总是不在乎，但一旦要失去了，就会暗地里不断较劲，他们向往着云淡风轻的表象，却有着一颗进取的内核。当然，真的不在乎时又是另一回事儿了，譬如她和凌潇肃破裂的婚姻。

脸没变，就是肚子大了，胸部以上都可以工作。

2014年的贺岁档竞争激烈，姚晨参演的《控制》和《风暴》都挤在了这个档期，这也让产后复出的她备受关注。大家揶揄她为了事业也太拼了点儿，是不是对演艺事业还有很大野心？她倒好，回答得实在到不能再实在：“还野心呢，先给儿子赚奶粉钱吧！”

在屌丝的世界里，明星养孩子总是异想天开地被认定为豪车接送、贵族学校，姚晨以后未必不会这样，但现阶段除了饮食起居的打理，姚晨更大的压力来自于经济。“我刚怀的时候一下子就有压力了。第一个出现的念头，就是特别后悔，为什么前些年晃晃荡荡，很多活动这也不去，那也不去，也不拍电视剧，真是不行。那个时候拍电影确实挣得够少了，我还一年就只拍一个。”

早在2009年姚晨爆红之后，有人说她赚了大钱后天天飞法国去买LV，之后败光了家只能坐金杯车去菜市场，最严重时去捞地沟油！“地沟油哎！想象力丰富到可以去写《西游记》了！”姚晨觉得这个说法太好玩儿了，不过去菜市场买菜她那时候倒真的时常去，“但坐金杯车去太奢侈，买菜骑自行车就去了，干吗开车？太费油了！”

连在私底下神经兮兮的刘烨也戏谑姚晨是“疯疯癫癫，天天向上”，不仅因为她在角色上的发挥，更因为她的“分裂”和“烟火气”。出名前以及刚出名的那些年，姚晨还没有强大的公关公司，时不时会将“一根筋的自己”呈现在大众面前。2010年底，《非诚勿扰2》的海报上有只戴着戒指的白手蒙住了葛优的眼睛。华谊兄弟正准备就这只手是谁的好好炒作一番时，姚晨立刻傻不愣登地跳出来揭开谜底：“那只手是我的！”宣传计划顿时被打乱，工作人员当场气得半死！

和生活中相反，姚晨在网上是个完全憋不住话的人。2011年，她正式宣布和曹郁在一起，由于不少网友接受不了事实，时不时会来微博上留言谩骂，这让姚晨很懊恼，她经常直接在评论里和对方理论——对于明星来说这实在是个愚蠢的举动，但为了留个好名声就忍气吞声不是她的风格，就算有人“粉丝转黑”也在所不惜。

自称不是“公知”的姚晨更好管闲事。2013年初，“柴静风波”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央视主持人董路在新浪博客中公开批评柴静，称其成名“依托于央视平台和老男人饭局”，采访也是以情绪为主的表演，和于丹之间只差一本《论语》。和柴静有过数面之缘的姚晨站了出来，为柴静打抱不平，称“讨伐柴静的微博就像大字报：枪打出头鸟，人性一贯如此”。这引起了董路的不满，他连发数条微博斥姚晨不管懂不懂都爱掺和，总是端着女王范儿，姚晨当然不堪示弱，以“贱男就是矫情”霸道而精准地结束了这场骂战。

为了不委屈孩子，即使是怀孕阶段，姚晨也紧追猛赶着赚钱，工作安排几乎没有间断。2013年上半年，她又是忙着街拍，又是给Chanel腕表拍大片，或者给Fendi演绎新款包。当时公众都知道姚晨怀孕了，但她的宣传们对外口径一致：“脸没变，就是肚子大了，胸部以上都可以工作！”

其实早在《武林外传》播映时，北影老师很不满姚晨去演情景喜剧，说她“怎么演上这种感觉的丫头了，一定要接主流的戏去演！”自从第一眼看到姚晨，老师就把她当成一名大青衣在培养。久而久之，姚晨自己也认定了这个想法。

但命运的神奇往往在于此，“郭芙蓉”让姚晨为大众所熟知，也为她铺好了前面的路。由于她对喜剧角色的分寸拿捏到位，粉丝甚至给她取了个“女版周星驰”的外号。只是那样的日子早已远去。走多了时尚红毯，现如今再没人称身穿Alexander Wang高级定制、手提Chanel新款包的姚晨为“谐星”，当年那些形容她是“女版周星驰”的人也缄口沉默，只剩鼓掌叫好。而姚晨心中的大青衣梦始终还在，她一直在期待演某个女人的一生。

本分人曹德旺 篇3

胡润研究院日前发布《2011胡润慈善榜》，玻璃大王曹德旺家族以45.8亿元的捐赠额，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

除了“最慷慨”，曹德旺还有另外一重“最”，那就是“最苛刻的慈善家”。

这个称号源于2010年5月，曹德旺向西南五省区灾民两亿元钱的捐款，当时他向合同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出的条件，是要求其半年内必须将两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这无疑远低于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最高10%的管理费比例。

合同还规定，曹德旺有权对善款发放情况进行抽查，差错率如果超过1%，基金会要按超出部分的资金的30倍进行赔偿。

于是“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合同新鲜出炉，随之“最苛刻的慈善人曹德旺”也被推至中国慈善的风口浪尖。

有人说曹德旺动了中国慈善的奶酪，有人说曹德旺是作秀的高手。

草根曹德旺

曹德旺，1946年出生。父亲曹河仁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因时局动荡，父母亲决定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

离开上海时，父亲带全家坐油轮，财产全部放在另一条运输船上。等人到家之后，全部家当却没有回来，只得到一句答复那条船沉了！曹家顿时变得一贫如洗。

年幼时，曹德旺曾经为生计去放牛。16岁，冒着“投机倒把”的危险帮着父亲倒烟丝；后来，开始做水果小本生意，积蓄了原始资本。

1976年，福清高山镇创办了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福耀集团前身)。1983年4月，曹德旺承包了这家连年亏损的小厂，当年就赚了20多万。

后来，经过购买上海耀华玻璃厂的旧设备图纸、完成设备改造。1987年，曹德旺联合其他股东集资627万元，在高山异形玻璃厂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外合资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尔后，福耀玻璃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从只能生产十多种规格产品的小厂，发展到能生产1万多种规格产品的大公司，结束了中国汽车玻璃依赖进口的历史。如今，福耀已经成为世界第三、中国家第一的汽车玻璃生产企业。

曹德旺自然也成了《福布斯》、胡润富豪榜上的常客。

福耀集团位于福建省福清市。这个县级市，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曹德旺，包括小孩子。

在外界，很多人只是通过曹德旺的40亿元捐助计划，才知道和认识他。其实，早在创业初期，曹德旺就开始做慈善。

他的第一笔善款是给了家乡的小学。曹德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1983年，我以前念小学的老师找我。她说，听说我发财了，好久没有见到我，发财也不讲。我跟老师说，还没赚钱，才承包了几个月的工厂，今年可以赚点钱。”

“你当时上学念的课桌椅孩子们现在还在用，你都这么大了，还做了生意，帮我们做一套课桌椅吧？”老师这么请求，曹德旺问要花多少钱，她说两千块钱就行。

“那个时候两千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块钱。我说行，我就帮他做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个人还在欠债。”曹德旺信佛，佛讲来生，就是多做善事的人将来会有善报。从他对自己母校两千块的捐款开始，曹德旺每年赚一点钱都会根据进展的不同时间、不同的金额来进行社会捐款。

爱财如命的慈善家

事实上，这个中国内地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却矛盾重重。他爱财如命，如今却散尽家产；他有时极尽奢华，有时却又简朴之至；他在福耀总部的办公室大得可以当做篮球场，可是他的午餐却在对面的食堂草草解决，而且吃饭时间决不超过5分钟。

曹德旺曾经花了六七千万元，盖了一座6000平方米的豪宅。在这个富丽堂皇、充斥着饰品、墙角还有一块菜地的曹家大院，曹德旺扪心自问：“世上有乔家大院，为什么不能有曹家大院？”他想给自己一生做个总结，“很幼稚地给自己盖一栋房子，体现出文化、素质、品位、财富。”

住进之后，他觉得不对劲，在豪宅里诵读古经，看到佛祖修炼是在菩提树下。“菩提本无树，根本就没有房子，我们怎么可以一方面说自己是佛教徒，一方面又住这么豪华呢？真正的佛教徒，应该不住在那里，有一个草棚过下去就行。”

现在，你若去网上的“曹德旺吧”，像“曹德旺先生给孩子第二次生命”等帖子很多。可惜的是，曹德旺那个硕大的办公桌上并没有电脑，只有电话、文件和《金刚经》。

曹德旺一直以来想通过一种完备的机制，来实现他做慈善的目的。

做“最苛刻的捐款人”

低矮敦实，宅心仁厚，一脸佛相的曹德旺会经常聊起《金刚经》和《红楼梦》。

“挣钱难，花钱更难，做慈善是要有学问的。”曹德旺经常援引四大皆空的典故，“我们普通人很难修到大彻大悟，企业家的幸福是追求过程的感受，而不一定非要多少钱。《红楼梦》里有一首好了歌，悟到这个道理，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捐款已达50亿元，其历年慈善捐赠额度占到其财富的40%。年轻时吃过的苦，让曹德旺对贫困有着切身的感受，所以他对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

曹德旺有个习惯，就是对捐赠的款项，自己都要亲力亲为去落实、监督。

基金会的存在，推动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但是，大部分基金会的管理费用都在善款总数的10%左右，而且大多数账目基本不公开。曹德旺用2亿元善款创造了一个透明的新典范，同时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而对于外界关注焦点之一的关于3%的管理费比例的问题，在曹德旺看来也并非是“苛刻”。

“我不认为这是很苛刻的，我是通过精密测算的，算出哪里需要多少钱。”曹德旺说。

实际上，苛刻是相对而言的，相比于以前，这样的条件自然苛刻，但相比国外，这样的标准又是正常的。根据项目的不同，而收取合理的管理费，向捐助人公开账目、向社会公开账目，这是国际通行做法，并不是什么过高标准。

所以，直到今天，曹德旺的观点依旧非常明确。他认为，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仍有下调的空间。

事实上，关于这笔捐款，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NGO研究所的评估报告确认，西部5省区市的17个贫困县，有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这难道不是一件捐者满意、受者高兴的好事情吗？

关于管理费有人说太少，曹德旺却说太多，下一次没有3%，还可以再省一点。省一点的意义在于：你省两千块就可以多救济一户。在城里头有工资的人，要去关心那些真正在贫困线上面的人。

“慈善事业应该装在玻璃瓶中”，但大多数基金会，大多数捐款行为，依然在一种不透明的状态下运作，虽然民间要求改变的呼声很高，但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募基金仍然无动于衷，中国的慈善事业需要的是一场革命，这也正是曹德旺想要努力的方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民政部开始起草关于慈善捐赠透明的《指引办法》，进一步对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为进行规范，积极引导和推动慈善的公开、透明。业内人士认为，“苛刻”的曹德旺对此功不可没。

前不久，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终于取得了合法身份，这是个好消息。如果我国有更多高效透明、公信力强的慈善机构的存在，相信曹德旺那样的“苛刻”会轻松更多。

然而，在曹德旺看来，捐款这只是“小善”而已，“大善”是“为正”，“为正”就是将你所做的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