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 篇1
北京市
王海臣表示,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正从夯基磊台、立柱架梁向全面铺开纵深推进阶段迈进。今年北京市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型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在生态环保方面,北京将以大气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治理为突破口,努力建立区域的协作机制,拓展区域生态空间,提升区域环境容量。北京将积极推动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与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共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推动平谷区与天津蓟县及河北廊坊的三河市、大厂县、香河县共建京津冀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此外,还将支持北京市的企业、科研机构加强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的转移和服务输出,积极参与经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绿色改造。
天津市
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杜威强调说,要突出三个关键词,一个是转移,一个是承接,一个是提升。对北京来说,主要还是转移,对天津和河北来说主要是承接。无论是转移还是承接,对三地来说都是发展和提升,都是实现共赢的理念。在这方面,天津要担当好在协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肩负的责任,主动服务,促进错位发展、融合发展和共同发展。
天津市下一步推动工作安排如下: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主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动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提升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成效,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与北京、河北共同建设协同创新共同体,促进三地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建立一体化的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构建统一的生态环保规划标准监测和执法体系,加强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打造高铁客运枢纽网络的一小时通勤圈,形成分工合理、发展错位的港口格局,建立京津冀机场协作机制,强化京津冀三地的联动发展,促进周边地区的深度融合发展,共同打造京津冀世界级的城市圈,为全国低碳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河北省
河北省充分认识到自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难点,深知任务完成绝非易事。正如许爱朝所言,“‘十三五’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攻坚阶段,也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低碳发展的关键时期,河北省低碳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我们要坚定信心,充分发力,促使能够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低碳发展,坚定不移化解产能过剩。河北省与国家签订了‘十三五’压减钢铁、煤炭产能目标责任书,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双限型省份。”他表示,“十三五”时期河北省将采取如下措施努力推进京津冀协同低碳发展。
第一,把加大处置“僵尸企业”作为牛鼻子。发挥国有企业带头作用,把实施环保、能耗、水耗、质量、技术和安全六个地方标准作为硬指标,推动过程和市场发展;在政策上实施优化布局、调整退出一批,依法破产关闭退出一批,调整战略转型发展一批,兼并重组减量转化一批,转产断线境外合作转移一批,有序地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在新增产能上严把准入关,严禁各地各企业以任何方式建设钢铁新增产业项目,对违规建设给予严厉处罚。
第二,坚定不移地治理环境污染。在能源结构方面,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实施煤改气、煤改电等能源替代工程,2016年将压减原煤500万吨,压减散煤200万吨,实施洁净燃料替代散煤1500万吨。在专项治理方面,突出抓好焦化行业、道路车辆、露天矿山、散煤污染综合整治,以及重点领域的水污染治理,到2017年11个设区市,现有的123家重污染企业要全部实现三排改造。白洋店区、衡水湖区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要达到百分之百。在协同治污方面,健全区域环保细项的合作规范制度,完善大气污染预报预警系统,建立区域统一监测、统一行动等联动机制应对重大艰巨的问题。
第三,坚定不移推进生态修复。围绕习近平总书记“2·26讲话”中明确的,成片建设森林、恢复湿地的要求,推动建设坝上高原生态放牧区,低平原能源生态修复区,抓好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建设。打造一批环保国家公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行动。全面开展封山禁猎,开展绿化造林,集中力量打好太行山、燕山绿化攻坚战,打好京津保生态过渡带建设,推进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工程,确保每年造林620万亩。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三清一拆、村庄绿化、节约能源替代等十二专项行动,到2020年具备条件的农村要全部建成环境类、产业类、精神类、生态类的美丽乡村。
十三五 篇2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指出要全面推进“十三五”环保规划编制。
环保部编制完成《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 (以下简称《基本思路》) , 提出了环保“十三五”规划的基础与形势、目标、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制度建设和政策创新。
环保部规划财务司司长赵华林指出, “在经济新常态下, 环境管理需要新思维, 管理手段应在继续坚持、深化完善总量控制制度的基础上, 向分地区、分时段的流量控制转变, 这是基于环境容量的精细化管控模式, 既可以在确保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 又可以在不良环境条件下精准地采取措施以确保环境质量。”
“十三五”财税改革 篇3
总体思路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顶层设计框架下对接财政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导向”制度机制创新建设，健全完善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中国“十三五”期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在明确政府改革职能转变、合理定位的前提下，配合政府层级的扁平化和“大部制”取向下的整合与精简化，建立“扁平化”的财政层级框架，合理划分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和支出责任，改进转移支付制度，按“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配之以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与必要合理的横向转移支付，建立内洽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深化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实行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税制改革；同时强化绩效导向。
基本目标
财政收支机制与安排要在“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框架下，全面体现国家治理意图。财税体制改革要把创造机会均等、维护社会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既加快财税自身的改革，又积极支持配合相关改革，着重建立机制、促进包容，使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服务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顶层设计与部署。包括以下基本目标。
1.合理定位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取向下的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从计划经济下直接配置资源的角色退位于主要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作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履行政府公共职责，社会必须授权赋予政府配置（获取和支配）资源的权力，这其中便包括在配置经济资源中获取资金的权力（收入权）和支配资金的权力（支出权），现代社会通常表现为立法机关授权。分税制体制的整体设计，必然要求以政府在现代社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既不越位，又不缺位”）和政府对市场主体和纳税人的调节方式（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和“对事不对人”的规范调控）为原点，即以尊重市场和服务与引导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定位及其适当履职方式为逻辑起点，把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的分级合理化与复合税制的分级配置税基合理化这两方面，在分级收支权的制度安排体系中整体协调起来。
2.健全立法授权、完善事权划分作为始发基础环节。分税制财政体制内容包括：事权划分、收入划分和支出及转移支付三大部分内容。其中，反映法律授权之下政府职能合理定位的事权划分是始发的、基础的环节，是财权和财力配置与转移支付制度的大前提。因此，我们理应避免谈分税制改革问题时首先讨论甚至只讨论收入如何划分的皮相之见，而应全面完整、合乎逻辑顺序地讨论如何深化中国的分税制改革。
把某类事权划给某级政府，不仅仅意味着该级政府要承担支出责任，更要对公共产品的质量、数量和成本负责。因此，“事权”与“支出责任”两个概念其实并不完全等同，支出责任是事权框架下更趋近于“问责制”与“绩效考评”的概念表述，并对接到实际操作层面的预算支出科目上。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是在“分钱”和“花钱”的表象背后，带来对公共服务责任的合理有效制度规制以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3.结合税制改革，合理划分税基。税种在中央、地方间的划分即税基的配置，一般认为要遵循如下基本原则：与国家主权和全局性宏观调控功能关系密切、或税基覆盖统一市场而流动性大的税种，应划归中央；而与区域特征关系密切、税基无流动性或流动性弱，以及税基较为地域化、不会引起地区间过度税收竞争和需要“因地制宜”的税种，应划归地方。按此原则，如关税、个人所得税（主要部分）、增值税（主要部分）、社会保障税等应划归中央，如房地产税、资源税、特定地方税等应划归地方。
中国“94改革”后在收入划分上为考虑调动地方积极性，将税基大或较大的几个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作为共享税，但这些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税基流动性特征明显的主力税种划定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收入划分的应有原则，结果是刺激地方政府承担较多的经济发展事权以及在相互之间实行过度的税收竞争（表现为争上投资、争抢税源等）。因此，“分财权（税基）”和“分财力（收入）”，均有其需遵循的科学规律和所应依据的客观内洽机制，不应简单按照人的主观意志与偏好行事，这方面人为的调控空间很有限度。
无论税种（税基）在政府间如何配置，收入是独享还是共享，其划分原则和共享办法与比例，在一个国家内应是上下贯通、规范一律的。即使那些不宜由中央或地方专享，出于过渡性的或甚至是长期理由不得不划为共享税的税种（如中国目前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需要执行全国统一的分享办法和分享比例。
4.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中国现阶段中央收入占比为50%弱的水平，无论与其它代表性国家相比，还是与中国中央政府所承担的宏观调控职责相比，都可说中央收入占比并不高。其实问题更明显地出在支出侧，即支出总盘子中中央占比过低（仅约为15%）、地方支出占比过高。2009年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央支出非加权平均值为46%，其中与中国可比的大国如美国是54%，英国是72%，日本是40% 。而中央与地方支出失衡背后的原因恰恰是政府间事权划分不合理导致的支出责任错配，政府间事权划分办法不规范、不统一，具有明显的非规范特色；同时新增事权多采取“一事一议”办法，无统一科学标准化的原则和方案遵循。中国有些中央应承担的事权如国防，现实中往往以“军民联防”、“军地共建”等名义较深度而无规范地扯入了地方；另一些也理应由中央承担的重要事权如经济案件的司法审判权，则几乎全部交给了地方，使得在地方利益眼界内非公平判决层出不穷。合理解决这些问题之道，不是减少中央收入占比，而是应调整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应提升中央在支出总盘子中的占比。
无论是考虑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还是法治社会下基于公民“人权平等”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都客观地需要运用转移支付制度手段对财政资金余缺自上而下地在政府间进行适当调节。这种转移支付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就是“纵向不均衡”地由中央取得与其宏观调控功能相称的财力，进而去调节地区间的“横向不均衡”。在中国经过二、三十年“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之后，叠加迥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新时期中央政府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以合理方式“抽肥补瘦”，抑制地区间差距扩大。这种中央政府针对“横向不均衡”履行区域差异调节责任的物质前提，就是形成合理设计与可持续实施的中央、地方间“纵向不均衡”的财力分配框架。
所以，市场经济下分税制框架中必然内含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在中国尤其重要，必须进一步按“长效机制”要求来打造并加以动态优化。相应地，中国转移支付制度建设目标包括平衡地方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实现特定宏观调控目标两大方面，分别大体对应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5.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预算管理改革要助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完善国家筹集、分配和使用资金的方式。良好的现代预算制度，应遵循十项国际公认的基本原则：全面性、原则性、合法性、灵活性、预见性、可审议性、真实性、透明度、信息量和诚信度。这也是中国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的方向和目标，包括实现预算的全面性，即要求将所有的公共资金纳入预算，建立全口径的公共预算体系；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即预算公开，扩大各级政府预算公开的范围和详细程度，特别是三公经费等具体内容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计算确定方法等；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克服年度预算的短视性弊端，为适应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改善提供有利条件，为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时间基础和资源基础等。
路径
根据“94改革”以来分税制深化改革不如人意的突出矛盾和真实问题，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路径应包括以下方面。
1.以政府扁平化改革为框架。近年来，以部分地区“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和“乡财县管”方式改革试点为切入点，财政“扁平化”改革取得较大进展。2009年6月，财政部更是明确给出了“省直管县”改革的时间表，总体目标是2012年底前，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1080个县（市）实行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当前开展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也为行政上的“省直管县”体制和“减少行政层级”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省直管县”必将在有条件的地方向减少行政层级的行政体制改革深化。同时，行政层级的精简将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和支出责任，实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转型。这一改革的全局意义和可扩展性是相当明显的。应继续推进“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两个层面的扁平化改革，把财政的实体层次减少到三级，推进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其意义是促进1994年以后始终不能贯彻落实的省以下分税制的进行。原来省以下的分税，实际上没能“过渡”到位，变成了五花八门、复杂易变、讨价还价、弊病明显的分成制和包干制。如果一旦分税制可以在省以下贯彻，其他的配套改革都可以有实质性的推进。过去中国约20种税怎么分的问题，多年探索，怎么都分不好，现在人们所抨击的很多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与其合理职能相悖的表现，伴随制度条件的改变应都可以得到改造。
总体来看，中国的“省直管县”改革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像目前各省的改革试点搞的那样，省主要对直管县的财政进行直管，并适当下放经济管理权，但仍维持市对县的行政领导地位；第二步是市和县分治，统一由省直管，重新定位市和县的功能，某些市毗连的县可改为市辖区；第三步是市改革，在合理扩大市辖区范围的同时，合理调整机构和人员，总的方向应当是撤销传统意义上的管县的地级市（级别可保留，人员逐渐调整），全面落实市县分置，省直管县。在上述过程中，还可大力推进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对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规模小的乡镇，试行由县财政统一管理其财政收支的办法，对一般乡镇实行“乡财县管”方式，在保持乡镇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财务审批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的管理模式。
2.以合理调整事权为匹配逻辑。在顶层规划下调整、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包括中央事权、地方事权、中央与地方共担事权、中央委托事权、中央引导与鼓励事权等等，进而按照政府事务的属性和逻辑原理，合理和力求清晰地划分政府间支出责任，尽快启动由粗到细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与支出责任明细单的工作，并在其后动态优化和加强绩效考评约束。尽快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等划为中央事权。地方政府应退出一般竞争项目投资领域，同时规范省以下政府的事权划分边界。
3.以地方税体系建设带动税制改革和政府间收入划分改革。建设和完善地方税体系，以税制改革为配合，积极完善以税种配置为主的各级收入划分制度。
落实《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积极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积极推进房产税立法，争取2015年至2016年房产税进入立法程序，加快立法以及实施程序。努力的目标是使之真正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大力推进资源税改革，以将“从价征收”机制覆盖到煤炭为重头，进一步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并将该税种收入划分地方。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部分税目的消费税征收环节，将部分消费税税目收入划归地方；将车辆购置税划归为地方收入；在积极推进“营改增”过程中，将增值税中央增收部分作为中央增加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来源。
4.以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现事权优先原则。按照人口、地理、服务成本、功能区定位等因素优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加强对欠发达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适当降低专项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归并、整合专项中的相似内容或可归并项目；尽量提前其具体信息到达地方层面的时间，并原则上取消其“地方配套资金”要求，以利地方预算的通盘编制与严肃执行。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优化“对口支援”和“生态补偿”等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5.以建立现代公共预算管理制度为基础性支撑。结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在全口径预算前提下从中央级开始积极试编3-5年中期滚动预算；把单一账户国库集中收付制发展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配之以“金财工程”、“金税工程”式的全套现代化信息系统建设来支持、优化预算体系所代表的全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决策；落实新《预算法》关于地方债的规定，加快地方阳光融资的公债、市政债制度建设步伐，逐步置换和替代透明度、规范性不足而风险防范成本高、难度大的地方融资平台等隐性负债；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设也需结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设而积极推进。
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和“建设法治国家”、“强化公众知情与参与”多重约束条件和逻辑取向下，逐步而积极、理性地推进财税法制建设，掌握好服务全局大前提下“在创新、发展中规范”与“在规范中创新、发展”的权衡点，强化优化顶层规划和继续鼓励先行先试，在经济社会转轨历史时期内，不断及时地把可以看准的稳定规则形成立法。
6.以举债权和产权管理为重要组成要素。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内含地方适度举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举债权是规范化的分税制体制下各级政府应有的财权，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已较为成熟和完善， 成为地方融资的重要途径和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权，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规范的法定程序，在有透明度和受监督的条件下以适当规模举债，筹集必要的建设资金， 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分级预算运行中应对短期内市政建设等方面的高额支出， 把支出高峰平滑化分摊到较长时段中，并借力于社会资金和市场机制发挥提供准公共产品的职能， 有效弥补地方政府收入的不足。
十三五 篇4
划全文内容
最近发表了一篇名为《十三五规划纲要全文,学习十三五规划全文内容》的范文，感觉很有用处，看完如果觉得有帮助请记得收藏。
十三五规划建议纲要在重点领域、重大政策的制定方面可谓“众望所归”，未来更重要的是如何迎接挑战、完成规划。
1、十三五维持中高速增长。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产业迈向中高端。专题十三五(4)中已详细讨论了政策、转型、实际三者之间的关系。政策底线与目标均不低，而转型倾向于更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实际稳增长政策面对的则是累积不确定性。
2、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在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中居于首位。包括：(1)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将互联网+、分项经济、大数据战略等写入公报；(2)产业方面，以“中国制造2025”构建新的产业体系；(3)涉及金融业的要求表述为“有利于创新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4)价格领域提出“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
3、将协调、绿色发展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城乡区域协调、四化同步发展、物质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富国与强军统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方面，热门思想汇报对环保的要求更加鲜明，构建美丽中国与四大格局(城市、农业、生态、自然岸线)，建立绿色低碳体系、构建主体功能区，实施严格的环保制度等。
4、规划共享的社会目标更加明确，全民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坚守底线、注重公平，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科学的工资
水平决定机制。其中包括保险的全民统筹、健康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食品安全战略、全面二胎应对老龄化等具体政策措施。
5、提出更高水平的开放、坚持党的领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具体还包括培育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深化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等。同时规划与十八大、国企改革一样，同样强调党的领导，在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坚决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国防等安全。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网站消息，10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党组学习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认真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何立峰强调，编制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是发改委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重中之重。工作总结发改委已经成立《纲要》起草小组，专项规划已报国务院。
受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徐绍史委托，何立峰在传达学习会上强调，全委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按照中央精神和委党组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实到发展改革具体工作中。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学习贯彻。全会《建议》及说明等有关文件将逐步公布，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已经制订印发的发改委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开展学习，逐字逐句理解，深刻领会精神实质，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二要勇于担当尽心尽责，编制好“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好《纲要》，是发改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重中之重。发改委已经成立《纲要》起草小组，专项规划已报国务院。必须把《纲要》研究好起草好，同时高质量高效率编好专项规划，加强与《纲要》衔接。
三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导，做好今年余下两月发展改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做好今年最后两月工作至关重要。必须振奋精神，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十二五”战略目标，为“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打好基础。
四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为落实好全会精神提供坚强保障。切实把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放在心上，最全面的范文参考写作网站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十三五”时期我国医疗保障展望 篇5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无疑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十三五”时期是医保发展的风险叠加期,也是医保改革的关键窗口期。既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也充满不可多得的机遇,而妥善应对挑战,及时抓住机遇,关键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节点的改革,特别是综合配套改革。
1 挑战
我国医保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不同利益诉求会不顾现实差距和承受能力总体拉抬福利水平,从而增加社会负担,进而损害经济发展动力;二是经济减速下行与医疗消费过快增长并行,医保可持续发展面临长期风险;三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客观医疗需求会自然放大。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不合理的医疗消费增长。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超过4万亿,其中主要反映为社会医药费用负担的医疗机构业务收入约为2万亿。要消化这个负担,主要靠基本医疗保障、社会救助和慈善、各类补充保障措施和商业健康保险、个人负担。其中基本医疗保险承担了主体作用。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基金总量约为1.5万亿,如果全部花光,占社会医药费用负担的75%左右。而实际上社会医药费用负担中的医保基金占比大致为70%左右。
这就是我国基本医疗保障的总格局。如果这个总格局不变,片面地强调缩小基金支付与实际医疗费用的差距,就只有增加基金赤字。如果待遇提高1个百分点,基金支出就要净增100多亿。
长期趋势就更不容乐观。受经济减速下行影响,医保基金收入增长可能会略高于GDP增速,但也不应该高到哪儿去。高了会损害经济发展动力。所以保持在10%以内的增速是合理的。乐观估计按10%增速测算,到2020年医保基金总量也就将近2万多亿。而医药消费增长主要受保障度影响,按近几年平均增速14%测算,到2020年将达4万亿左右。两者相差近2万亿。医疗消费水平相对于基金支付而言,就是医保购买的医疗服务价格。在同比增长情况下,医疗消费每增长一个点,基金需多支出140亿,个人需多负担60亿。如果消费高于基金增速,意味着基金缺口扩大和个人负担加重。
这个总格局和总趋势,就是我国医保的基本“险情”,既是医保区别于其他保险的特定现实,也是风险所在。
其次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增长。我国2014年已经成为第一老年人口大国,2015年末60岁及以上老人已达2.22亿,占人口总数的16.1%。按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水平,退休人员年人均医保基金支出(含个人账户)近5000元,为在职职工的4倍,26%的退休人员花费63%的基金。若让所有老人享受到这样的医保待遇,需年筹集基金一万亿。
上述挑战已经逐渐转化为现实基金运行风险,部分地区已经连续出现医保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少部分地区出现了累计结余赤字。如果针对上述挑战不作全局性应对,“十三五”时期区域性基金风险会有扩散之势。
此外,医保自身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保障责任缺乏边界,法定保障决策权限过低过乱;二是基金集中度低,消弱区域平衡与资源效能;三是医保支付没有真正发挥资源配置与利益调节作用,医保在医改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找到着力点。
2 机遇
“十三五”时期的医保挑战是严峻的,但挑战与机遇并在。这是基于对基本态势的准确研判和对存在问题的精准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
从基本态势看,首先,经过20多年改革、发展和完善,我国医疗保障的总体判断可以归纳为制度可靠、基础扎实、管理有效、群众认可。这为今后的改革完善和功能发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这个判断,今后不管如何改革和完善,业经实践证明和群众认可的基本制度构架、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不能动摇和折腾。其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总体向好,这为今后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从存在问题看,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意味着存在释放改革红利的巨大潜力。
机遇一: 社会责任体系的均衡,意味着基金增长的潜力。我国目前医疗保险的筹资总水平,应该不算高。全国医保基金筹资总水平相当于GDP的2%,人均筹资相当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近5%。但责任分担结构失衡:无论职工还是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只占了不到总筹资的30%,职工个人缴费全部进入其个人账户,城镇居民人均个人缴费只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不到。这种责任分担结构极易同步推动福利化倾向和过度消费。因此,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单位和政府对基金增长贡献饱和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筹资责任结构,仍然有支持基金收入增长的空间。而这种负担结构的调整,既是均衡责任的需要,也有利于形成全社会主动控制医保成本、防止福利陷阱的制衡机制。
机遇二:公共政策和资源的整合,意味着基金绩效的放大。我国医保可以概括为全民覆盖、体系健全,但制度割裂、基金分散、各自为政,消弱了公共政策的协同性和基金资源效能。如果将所有的医疗保障包括基本医保、医疗救助归口管理,区域间基金统筹调剂,一方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基金结余,另一方面更可在增强公共政策协同性的同时,增加医保基金购买医疗服务的激励制约作用。
机遇三: 医改的红利尚未释放,医疗消费成本控制存在巨大潜力。医改进入深水区,医改正在攻坚阶段,这也意味着医药卫生体制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仍未根本解决,改革的红利尚未释放。应该讲,医保的快速推进,在实现全体国民基本保障权益的同时,也极大促进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近20年,我国医药卫生服务体系,无论从总量还是质量上都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其主要动力还是医保的支持。但同时也深刻暴露了医药卫生体制存在的体制机制性问题。过度医疗、资源更加失衡、无规则的驱利等。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无序增长、加重医保支付压力和患者负担的同时,我国医药卫生服务及医药产业的创新力和价值追求没有实现与其增长同步的提升。中国医药市场充斥着进口药品和国外技术。作为13亿人的大国,我国历代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能靠进口粮食生活。而在医疗健康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进程中,如果中国主要依赖进口药品和技术同样是可怕的。
如果对医改的上述分析成立,则意味着真正的医改必然会释放极大的红利。这个红利包括两个方面:中国医药产业和服务实现真正有价值的健康发展;中国医药消费增长回归成本优化的发展区间。
机遇四:多层次保障体系的协调发展,将对化解多元利益诉求发挥更大作用。我国承担基本保障的社会医疗保险,一方面发挥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作用,一方面承担了过重的社会责任。其他保障方式应有尽有,但无论份量还是作用都严重偏轻、过弱。因此,在整合公共政策和资源的同时,通过严格限定基本保障责任,从国家战略层面大力鼓励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不仅可以更好满足多元利益诉求、化解和分散社会矛盾和风险,更可有效平衡社会责任、减轻公共保障基金的支付压力。
3 改革
向改革找平衡、 向改革要红利,这是“十三五”时期中国医保应对长期风险、增强保障功能的不二选择。而改革的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决不局限于医保本身,更不能自行其是。这一阶段的改革必须着眼于战略层面、系统之间,真正做到顶层设计、深度突破,切实解决医药卫生领域体制机制症结。否则就会错失改革的机遇。因此,这一阶段的改革,关键是打好两大战役:医保的整合战和医改的突破战。而这两个战役相互关联和作用,一胜则全胜,一败则全败。
3.1 医保整合战
围绕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目标,着眼于社会功能的一致性、公共政策的协同性和行政管理效能,下决心整合国家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政策体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统筹规划协调多层次保障体系发展,努力实现一体化管理服务。
具体思路:全国医疗保障归口管理,统筹协调;各类保障措施分层设计,功能协同;决策权限集中上收,依法行政;各级政府分级管理,责任下沉。其中,整合城乡医保制度,扩大区域调剂范围和规范各类保障项目,是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扩大区域统筹是最难的公共治理命题。按统收统支的模式提高统筹层次本身会隐含着管理风险,必须探索建立分级管理、基金调剂的统筹方式。这就需要建立跨区域的基金调剂机制和财政支持机制。
在整合的基础上,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必须把握三个主线:一是立足公平,着力减贫,完善多元保障机制。服从服务于决胜阶段的战略布局,做实基本保障,激活减负机制,完善补充保障机制,真正实现以基本为主导,托底与补充(含健康险)为辅的责任清晰、功能协调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一个关键的把握是少做撒胡椒面式的普惠性提待措施,多做雪中送炭的减负措施,将精力更多放在精准施策上。二是管控成本,平衡负担,化解基金运行风险。要始终将化解基金运行风险作为“十三五”时期发展改革的最基本命题,综合施策,推进配套改革。通过推进制度整合以做强基金,通过建立宏观数据分析系统以支持决策和管理,研究基金调剂机制和财政补偿机制以提升基金平衡和共济能力,进一步完善医保付费机制和预算管理以管控制度运行成本。三是用好资源,做好配套,引领“三医联动”。要充分运用医保基金资源和付费机制,建立医药服务利益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促进医药卫生健康发展并合理控制成本。上述主线意在收住口,控住流,挤出水。
3.2 医改突破战
围绕构建促进充满创新竞争活力的医药服务和产业发展体制机制,突破固有思维,破解深层难题,尊重客观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重构利益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为主线,改革以行政性管理为主导的医疗卫生管理模式,建立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市场主导的竞争机制、社会服务的协商谈判机制、法人治理的资产(本)经营管理体制、行业自律的专业技术和服务规范评价体系等。
医改所以要打突破战,是医改走到今天,有显著的成就,也陷入显见的困局。受固有思维、僵化理念和体制机制束缚,一些带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些重要社会评价绩效指标有所恶化。这是不争的事实。改革成败,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以问题为导向,找到问题的根源,研究改革的办法。
医改要真正取得突破,必须解决几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公益性问题。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方向不能变,但公益性是否覆盖所有医疗服务领域?实现公益性的路径是否必然排斥市场化和市场机制作用?实现公益性是否必然要求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实行准行政化管理?如事业编制、事业单位管理、事业单位薪酬。
二是驱利性问题。利益机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作用和动力机制,驱利性为原罪吗?涉及上万家服务机构、上百万从业人员、上万亿收入的医疗服务领域,能否排斥利益机制作用?对这么一个庞大且充满行业话语权的行业,政府或任何一个机构或规则,能否在利益博弈之外平衡其利益诉求?如果排斥利益机制的作用,又如何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如果强调医务人员薪酬与收入脱钩,又如何评价其贡献?如果没有利益的博弈,又如何发挥医保付费机制的作用?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医保付费的作用机制。
三是医保支付方式的作用机制问题。医保付费的作用仅仅是医院补偿作用吗?医保付费机制不运用利益机制能发挥控费作用吗?进一步分析,既然作为一个博弈机制,医保付费能在其医疗服务管理的内部而非利益关联人之间进行自我平衡或专业性配置吗?说到底,如果抽取掉医疗服务领域的利益机制和市场机制,医保付费只能是一种结算工作或方式,决成不了一种机制,更承担不了资源配置和利益调节的机制性功能。而否定市场机制和利益机制的结果是,我们少给医生一元钱,医生要从药品和检查中多开出5元钱的单子。医保支付方式作用实质是利益调节作用,通过利益调节进而起到资源配置和成本优化作用。但在否定医疗服务驱利性前提下,将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的收入形成机制与医保支付机制作用割裂,医保支付就失去作用支点和传导动力。由此推及,“三医联动”。如果医改改不到点上,改不上路子,三医联则乱;反之,不联则不动。
我们不能迷信市场机制,但一个本应充满活力、本需不断创新的医疗服务体系如果背离市场机制的客观规律,必然缺乏竞争和创新活力;我们不能膜拜利益机制,但如果医务人员没有合理的利益机制激励,医药服务就失去了创新的主体和动力。这个问题不解决,若干年后13亿中国人会吃谁的药、支付谁的服务呢?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十三五”时期金融发展改革展望 篇6
总体来看, 从经济方面而言, “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总体向好, 重要经济体有好有差。从经济发展趋势来说, 具体可能有四个方面的趋势。第一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 我国经济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但也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第二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 将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过去所谓的一些产业结构不平衡, 供需不平衡的一些现象会得到明显地改变。第三我国城市化进程达到新阶段, 过去所谓的城市化提法有些过, 半城市化比较客观。因为城市化实现的是劳动力的转换, 是从农业变成工业, 但是农民没有变成市民。接下来“十三五”劳动力城市化的进程可能相对加速, 但是消费者城市化, 包括已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自己城市化, 普通的消费者会呈现加速的情况。第四我们的区域结构也会有调整。过去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外向型的条件下, 这些年中西部的一些城市也有发展, 接下来区域沿海地区仍然在发展, 一些有创新潜力的工业基地, 基于创新驱动会有发展。从劳动力这方面发展为资产密集型的产业升级。总之从过去沿海一带可能变成一带加上若干个带, 若干个点。尤其我们说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三大战略, 三大战略将呈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虽然说过去30年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30多倍, 但是我们的金融相对于经济来说增长很慢, 我们国家在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以后, 才把注意力集中在金融体系, 更具体的是聚焦在金融机构建设上, 其关键点是金融机构成为个体金融改革发展方向, 而不是整个国家体系的创新重构。回顾看“十一五”时期我们是安全高效、防风险, 重点解决的是金融机构自己的产品创新;“十二五”时期我们实际上在完善金融机构的体制, 完善金融机构, 加快金融机构自己的创新。那时已经开始关注到体系完善的问题, 我们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大家要看到的是, 金融行业增长速度一枝独秀, 其他行业要差得很多。这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金融业获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 说明整个上市公司2/3的利润被金融业拿去了。广大的实体经济发展比较困难, 也曝露了过去我们围绕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完善、改革和创新的模式有问题, 这种模式所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服务, 去年中央有一个政策说得非常好, 即现在的金融体系不能提供金融的支持, 以及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服务, 不利于金融业发展, 不利于金融产品的发展, 跟我们货币政策是同样的。
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就需要深化金融改革与发展。过去的几年里, 我国仍然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 虽然有关方面不承认, 但是实际上这些年金融行业的竞争不够充分。那么在“十三五”规划里面金融规划就非常重要了,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按照金融实体经济的要求深化经营;要求把金融改革发展从过去比较窄的关注金融机构本身的改革发展, 尽快转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要从过去金融业自己行业的发展, 转向整个国家的改善上。这就需要我们做好金融改革发展的工作, 按照“三中全会”的部署, 推进金融改革, 完成部署的各项任务, 要从过去机构发展看到未来的整个服务导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简称《决定》) 部署了11+3的改革, 第一就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 发展普惠金融, 完善人民币汇率, 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除此之外《决定》还给我们3个+政策, 建立开发金融机构, 另外加快周边国家和区域互通,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是我们的金融改革方向。
“十三五”还有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按照“新常态”的要求对金融改革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从消费需求和总需求来说, 对基础设施投资要发展地方的债券, 包括投资的基金, 对应新常态我们要发展VC、PE的商业模式, 要发展供应链金融, 另外, 我们金融机构要走出去要提供服务。从市场竞争来看, 需要我国规范全国性的银行行为, 包括促进区域发展、为新政策做贡献。从经济风险积累来看, 要防范区域性系统风险。还有从资源配置来看。
从改革和发展方面来说, 我个人认为是2+2的局面, 我们普惠金融、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在“十三五”时期必须要有。另外两个发展, 我个人认为首先是适应创新驱动发展, 发展创新型, 这个包括一般的VC、新兴产业的投资、我们的创业板中小板等市场的发展, 还有就是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的创新。
十三五 篇7
该规划显示, 虽然我国部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进入迅速发展阶段, 但是大多数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面临建设发展需求旺盛但系统性不足、有关立法和规划制定相对滞后、现状利用基本情况不清、管理体制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挑战。
“十三五”时期, 我国将建立和完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体系, 推进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制定工作。到2020年, 不低于50%的城市完成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和审批工作, 补充完善城市重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涉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内容。同时, 将开展地下空间普查, 推进城市地下空间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到2020年, 不低于50%的城市初步建立包括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规划建设管理、档案管理等的综合管理系统, 有效提升城市地下空间信息化管理能力。
“十三五”规划三个问句 篇8
今年是“规划年”，既是“十二五”收官，亦是“十三五”筹划。
当下的宏观经济情况并不乐观，“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和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等国家战略必须成为新增长极，如何在“十三五”规划中对此加以充分谋划、有效布局，且如何增强规划在下一个五年中的可执行性，均是棘手问题。
总体上，“十三五”规划将面对三个问句：一是如何说清“走出去”的钱从哪儿来，国内需求和“走出去”资金如何平衡利用？二是能否一改之前对投资忌讳莫深的态度，科学理顺投资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关系？三是如何确定“十三五”期间的GDP增速目标，做到稳增长与调结构并重？
三个问句回答好了，下一个五年或许会走得更稳、更扎实。
“走出去”的钱从哪来
“十三五”区别于“十二五”的重点之一，就在于国家对企业和资本“走出去”的态度、方式的改变。
早年，我国强调韬光养晦，经济活动与境外国家之间存有一层“防火墙”，即便提倡过“走出去”和“引进来”，但始终与外界存在隔绝。期间，我国走过一段漫长的“引进来”岁月，并在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开始尝试抵御“引进来”可能带来的全球经济冲击。
如今，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思索“走出去”寻找新增长极这一新课题。我们面临的问题将不再是抵御冲击，而是如何“走出去”影响世界，展现大国风范，扛起大国责任。
这其中，资金问题可谓主要难点——“走出去”的钱从哪来？
去年北京APEC会议召开至今，我国在全球合作以及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中“许诺”出了上千亿美元的资金安排。但事实上，我国境内大到新型城镇化、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小到农民工子女教育、医疗改革等民生工程，都对资金充满了渴望。由此，“十三五”规划该如何平衡好资金的内外需求？
最热的答案，莫过于动用我国现有的近4万亿元外汇储备，强化其多元化投资。
因此，注册资本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就由外汇储备、中投公司和进出口银行、国开行共同出资，其首期100亿美元资本金中，外储投入65亿美元，为最大出资方。同样，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其中国出资部分也基本由外储“扛大旗”。
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中投公司以外储注资成立时，其2000亿美元注册资本是通过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向央行购买等值外汇来分期注入的，而非凭空派生货币。
但现今各种战略性资金安排或很少依照上述规矩，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等均有外汇储备直接注资。
毋庸置疑，“走出去”意在提升综合国力、寻找经济新增长极，但目前国内还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扶贫攻坚、新型城镇化、医疗和教育改革等诸多民生问题，应当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综合考量。
当下，建议多以财政资金为种子来引导民间资本、商业资本进入，避免顾此失彼。
再看投资的重要性
“十三五”规划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应该重新审视投资的作用。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实现多目标发展和“走出去”的夙愿，还需要提振决心和信心，在“十三五”规划中对多目标发展进行很好的梳理，使其成为有效的奋斗方向，而非空谈。
这其中，核心目标还在于稳增长，尤其五年规划这一中长期指导意见，更应强调增长、强调供给。
近两年来，一部分人对投资一词避而不谈，“恐投症”蔓延，转而寄希望于以消费来提升内需，忽略了投资在中短期稳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缺乏投资，消费是无源之水，只能维持经济发展现状。经济要增长，依赖于能否实现和促进必要的投资。
例如，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就非常重要，既需要政府的组织和规划，也需要通过PPP等形式来加大民资参与;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民生建设亦非常关键，需要更多的市场化规则，在政府给予扶持基金等方面，更多交由市场来选择，一改过去“政府决定赢家”的做法。
再例如，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亦需要进一步投资，且规模不可小觑。
改革开放初期，为降低工业化的实现成本，我国走过一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五小企业”的历程，上马了一大批浪费资源、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污染严重的小煤矿、小炼油、小水泥和小火电企业，隔断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原本相辅相成的关系，造成了两者长期不配套的特殊国情。
这使得作为现代工业化、信息化基础的新型城镇化，推进难度骤升、“补课”成本攀高，大量民生投资亟待落实。
因而“十三五”规划中，既需要重新审视投资的作用，还需要解决投多少、谁来投、投向哪里等关键问题。投多少，关乎宏观结构调整;谁来投，要捋顺政府与民间投资在不同领域的轻重占比;投向哪，则是既要契合国家对外战略又要顾及民生工程的平衡艺术。
GDP增速的困惑
“十三五”规划中，GDP增速目标如何确定也是难题之一。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曾对外表示，从实现“十八大”提出的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两个翻番”的要求来看，如果2015年GDP增速能够实现7%，则“十三五”期间的年均增速必须达到6.56%左右。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GDP总值140667亿元，同比增长7.0%，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是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的新低。多数估算认为，“十三五”期间GDP增速或在6.5%底线之上，但超过7%的概率不大。
北京公交发布“十三五”发展规划 篇9
9月28日, 北京公交集团发布“十三五”期间, 北京公交将在公交多样化发展、中心城区线路优化、城乡一体化等方面着力, 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出行服务。
今后五年, 北京公交在线路优化的基础上还会推动公交专用道施划, 全面构建公交快速通勤系统, 完善换乘设施条件, 加强与轨道交通线路有效衔接和便捷换乘。
预计到2020年末, 北京公交力争实现多样化公交线路突破500条。到“十三五”末, 北京公交将实现线路总长度22000公里, 年行驶12.95亿公里, 年客运量30.46亿人次, 运营车数22780辆的运营规模。
十三五 篇10
从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看,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领域”。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逐步取代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传统工业,不仅是一个经济体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客观趋势,也是一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2015—2020年是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时期。在未来五年,我国能否牢牢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既关系到短期的经济增长,也将对中长期的公平可持续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
1.1 工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对13.6亿人的大国来说,实现“中国智造”,是工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总目标。在新的发展阶段,如果我国仍是世界工厂,还是以一般性的制造加工为主,即使经济总量做大了,也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经济强国。这就要求在“十三五”抓住转型升级的窗口,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在“十三五”期间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矛盾是现代服务业占比低,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太低。这是制约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有两个70%值得关注:一是服务业占比在70%左右;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到70%左右。相比之下,2014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只有48.2%,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就更低。为此,“十三五”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工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的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进程。
1.2 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
城镇化仍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目前我国正处在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爬坡过坎”的时期,“十三五”末期名义城镇化率至少要达到60%以上。但2014年名义城镇化率仅有54.8%,估计“十三五”期间名义城镇化率仍会以年均至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一方面,从人口城镇化角度看,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与2012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52%)仍有较大差距。这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十三五”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我国已经将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作为发展的突出优势。我国新型城镇化将成为释放巨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扩大内需的重大历史使命。“十三五”应当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重点是:让“农民工”退出历史,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历史;以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为重点,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这就要求至少要实现“三个统一”: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一的人口政策。力争到2020年在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得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
2 2020: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总的来看,到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经济格局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十三五”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牢牢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加快推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转型,不仅会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还会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有利条件;如果不能科学谋划并实施好2015—2020年这个“中期”,仍然坚持工业主导、投资主导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会失去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还会进一步加剧投资消费失衡、地方债、产能过剩等系统性矛盾和风险,对我国中长期发展带来重大隐患。对此,我们应当有客观、科学、清醒的估计。建议“十三五”规划中要把服务业发展作为约束性指标,
从近几年服务业发展情况看,“十三五”服务业年均增速保持在1.5个百分点左右是有可能的。预计201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会超过50%,服务业就业占比将达到40%~45%,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有可能达到55%以上,基本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服务业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领域”。
2.1 服务业实现两位数增长
从统计数据看,扣除价格因素后,2001—2013年我国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速达到10.6%。初步测算表明,未来几年服务业仍有可能保持年均实际增速10%左右的增长,这将为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奠定重要基础。
2.2 服务业规模有望实现倍增
2008—2014年,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依然保持快速增长,从13.1万亿元提高到30.7万亿元,扩大了2.3倍,在规模上实现倍增。“十三五”期间如果服务业发展仍保持这个速度,或者略低一点,即年均增速达到8%~9%,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的规模将达到47.3万亿~51.1万亿元。如果“十三五”能够进一步创新支持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服务业发展有望取得新突破,实现服务业规模的再倍增完全有可能。
2.3 服务贸易占比达到20%
入世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服务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719亿美元扩大到2014年的5396.4亿美元,增长了6.5倍。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6043.4亿美元,同比增长12.6%。但我国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比如,2013年美国服务贸易额为11323.1亿美元,是我国的2.1倍;2013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达到20%,而我国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仅为11.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
“十三五”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基本思路是以“一带一路”发展新机遇,逐步扩大服务贸易比重;另外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尤其是以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为重点推动制造业全球化布局,初步形成中国制造的全球产业链。
要实现这两大目标,需要把握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主动权,服务贸易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如果服务贸易继续保持10%左右的速度增长,服务贸易总额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占外贸总额比重将达到20%。
当前,在增长、转型和改革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十三五”期间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空间的约束性明显增强。与以往36年的改革相比,其全面性、深刻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它不仅是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形成过程,还伴随着经济结构新常态、制度创新新常态、利益结构新常态、绿色发展新常态的形成;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全方位领域的改革;不仅涉及增量利益的合理分配,还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到2020基本实现由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既要客观把握改革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使命,更要突出改革的历史自觉和强化历史信心,把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落到实处。这个思路需要贯穿到“十三五”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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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迟福林.中国面临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历史节点[N].经济参考报,2015-02-16.
[3]迟福林.走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与改革——2020年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