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新闻观 篇1
媒体“我”时代是一个突出个性, 但并不抑制共性的时代;是一个新闻业包容业余性, 但并不抛弃专业性的时代, 相反, 因为信息的极度扩张, 人们对于专业性的需求将成为未来的主需求, 专业人士将在另一个层面上被需要与自我实现。
我是广播人, 思考最多的就是广播如何办好。对于一个已近百年的媒体而言, 它在媒介生态进化过程中必然将从主要地位退居其次, 然而, 对于成千上万个广播业者而言, 面对的显然不是“广播作为一个品种将不会消失”这样一个命题, 而是“如何使广播走出困境”的问题。之于广播, 目前的最大问题是不能“广为传播”, 也就是说广播的传播力大幅下降。提升广播的内在价值, 最重要的方面应是提升广播的传播力。在现阶段如何使广播能够“广为传播”呢?
“N次切割”做速度:将广播新闻做“N次切割”, 形成多个“反射面”, 让每一类受众群都能找到合适他们的那一“面”, 这种“切割”是专业性甚至是专家级的, 如同钻石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切割工艺密切相关, “新闻切割”越专业, 新闻价值也就越大。目前中央台的“中国之声”请专业人士、建立评论员队伍等形式提升了广播新闻的“切割”水平。除了专家队伍, 强大的“脑编辑部”是保证上乘“新闻切割”的关键之关键。强大的编辑队伍将是未来“整合新闻业态”的根本保证。
“水果集散地”做深度:除了做“切割”, 广播在提升传播力方面还应做“深度”, 以专业性对抗非专业性, 做新闻的批发商。一个新闻事件一出, 将其做到“再无做点”的境界, 将深度挖掘之故事、观点、细节、素材转包、批发给网络等新型媒体, 借助它们的传播力量传播广远。这种做法可以扩展到娱乐新闻, 比如“芙蓉姐姐”、“周老虎”, 广播频率可以利用自己专业的队伍, 在网络“人肉”之前先发制人。这种对于受众感兴趣事件的“权威、深度”发布, 有助于启动网络等新媒体自发转载, 更为重要的是借助新媒体这一平台, 广播能间接地发动新媒体用户之间的“自动传播”, 从而大幅提升广播传播力。
广播媒体在当下媒体竞争中重出江湖, 要打好三张牌, 第一张是“复合性快速”。即新闻求“快”, 但“快”不是单线条的, 而是“复合性”的, 即“多切割面”的;第二张是“权威性深度”。与商业网站的“人肉搜索”等“深度挖掘”不同, 广播通过自身的专业队伍、政府资源、独特信源, 其专业性与权威性将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这类调查报道的质量, 从而成为网络及受众了解真相的重要源头;第三张是“公益性品牌”。品牌方面要以“公益形象”为主打, 以中央台为例, 可以通过大量举办公益活动, 增加自己在电视、网络、手机等多种介质的曝光率, 提升品牌认知度;还可以成立公益基金或公益组织, 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等, 深度介入社会并促发改变, 以此树立自身美誉度。
仪式观下的新闻观 篇2
【关键词】詹姆斯·凯瑞 传播仪式观 传播技术
一直以来我们对“传播”一词的理解、我们对传播意义的阐释都侧重于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传授、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别人。基于这样一种对传播的理解，我们在对传播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只关注信息在空间上的传递和发布。然而这样一种研究的视角和理念是不是科学并有意义的呢？笔者还无法给出答案，但《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给出了对“传播”理解的另一个维度，将传播放置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视角独特的分析、研究，为我们更加全面的理解传播提供了可能。
本书开篇中，作者詹姆斯·W·凯瑞便提出了两种传播观念：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①
根据凯瑞的描述，传递观将传播理解为传授、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别人，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传播的仪式观源自更为古老的观点，传播一词与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联合（association）团体（fellowship）及拥有共同信仰(the possession of a common faith)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与沟通(communication)。传播的仪式观并非只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
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一、仪式观视角下的新闻观
“在任何一个社会，权力都是一件被膜拜的东西，在民主政体中，权力是唯一被膜拜的东西。”②凯瑞将纳图勒·法朗士所说的“财富”替换为“权力”，来表达权力在民主社会中对大众传播的统治。
在第三章对“大众”和“媒介”的思考中，凯瑞说到“现实是一种难得的资源，像其他稀有资源一样，人们为此你争我夺；它被分配给各种目标和计划、被赋予特定的意义与潜力；它被消耗、被保存、被合理化、被分配。权力的基本形式就是对这种资源进行界定、分配与展示的权力。因此，艺术家所描绘的以及作家所写、言者所言、电影摄制者所拍摄、广播电视所广播的，同时也就是社会对现实的必争之地。它不是脱离现实力量的观念冲突，也不是技术的冲突，或社会关系的冲突，它是同时发生的、连动作用的观念、技术和社会关系的斗争。因此，首要的不是传播效果的冲突，而是本身就是效果的行为与实践的冲突。”③
“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实之稀缺在于我们缺乏接近现实的途径。有说的就有听的，有写的就有读的，有拍电影的就有看电影的，因此，你可以说我们是主动创造这个世界的族类；但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说我们是无法接近实现这一奇迹机制的此等族类。”④
根据凯瑞的描述，现实是一种需要权力才可以支配和建构的稀缺资源，普通大众无法切实有效的接近事实。而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所谓的事实是各种现实生产机制——包括教室、期刊、书籍，甚至报纸、电影和广播电视——根据阶级冲突和地位冲突中掌握权力一方的意志所构建的。
根据传播的仪式观，可以将新闻理解为社会意识的产物。作为社会意识的新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新闻事实，另一部分是新闻报道者的价值观、价值判断。事实是作为新闻的本源，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但是这种对客观现实的反应，并不是纯客观、不掺杂任何个人意识的产物。在记者采访、写作的过程中，在编辑选取稿件的过程中，都会有意无意的掺入个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而这种观念和判断是形成于统治阶级所建构的意识形态之中的。
正因为现实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掌握这种资源的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现代大众媒介的性质决定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和回馈机制的模式。人们无法参与到对现实的决策过程，因为大多数人并没有发言权。
这种担忧在现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技术的进步、传播方式的多样和便捷，是否一定会促进人们对客观现实的理解，建构意见的自由市场并使不同的意见彼此“交锋”以达到一致，最终形成民主。特别是网络的出现，很多人将其视为公共领域回归的一剂良药，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理想。网络在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运用传播的仪式观，对新技术进行分析来更好的理解传播，并发挥其效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二、“技术不是一个人工产物，而是一个行动者”
“现代传播手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体验与意识，改变了人们兴趣和感觉的构成，改变了通常人们对活着与对所处的社会关系的认识。”⑤
在《作为文化的传播》的最后一章，凯瑞系统的论述了电报作为一种革新技术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凯瑞首先提出了研究电报影响力的必要性：第一，第一个通讯王国和许多工业王国的雏形出现在电报发明运用之后；其次，电子工业第一个真正的奠基产品是电报，第一个以科学和工程为基础的工业也是电报；再次，语言性质也因电报而发生了转变，意识结构与日常只是也随着有所改变；最后，传播因电报而产生分水岭。
在考察电报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凯瑞认为其间存在三种关系：一，电报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二，公众的想象；三，电报对日常观念——思想、自然态度、实践意常识——的影响。而他关注的焦点是尚未被研究的第三种关系上。
凯瑞提出电报对日常观念的的研究应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电报对语言和新闻业的影响。其次是帝国。他集中描述电报如何改变日常事务中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方式，尤其考察进入实践意识的时间的变化形态。
凯瑞通过商品市场和标准时间来审视电报对意识形态和日常观念的影响。首先是商品市场，在电报发明之前，商品交易是以空间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各个地区之间的商品价格互不相同，而且不同区域间的价格影响很小。而贸易则是通过地方之间的差价来赚取利润。而电报出现之后，各个不同的地域可以在第一时间相互沟通商品的价格信息，这样差价就变得越来越小，通过不同地域间的商品差价来赚取利润的贸易形式逐渐消失。而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以时间为维度的商品交易形式——期货。通过购买商品存积，待之涨价后出货来赚取利润。这些变化有赖于市场和商品体系的一些特殊变化。它要求信息的运动独立于产品并快于产品，要求价格在空间上得以统一，还要求商品与代表商品的单据相分离。
电报对时间的影响表现为它促进了标准时间的产生。电报不仅将信息的传播脱离出实体的传播，而且可以反过来控制实体，在当时具体表现为控制火车的运行。在电报出现之前，美国各地都采用各自不同的时间，有时距离不远的几个城市间的时间却大相径庭。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最为突出的便是火车时刻表。因为各地时间的差异，各地的旅客常常不能准确的得知到站时间并因此错过班次，更为不幸的是相向而行的火车因此而对撞。基于这种原因，标准时间应运而生，而标准时间产生的前提，正是时间可以通过电报而相互沟通。
凯瑞并没有评判电报对于日常观念影响到底是好是坏，在前言中他也提到“论文并不旨在消除传播与技术的矛盾或美国文化中的不确定性，而是把这些矛盾与不确定性当作一种源泉，探索他们”⑥“对那些是我们困惑的问题有更准确的了解”⑦并使人们“走出对传播与技术进步田园牧歌式的陶醉、对其威力和统治的可怕的描述”⑧。
一直以来，无论是研究学者还是宗教都将技术看作是解决人类问题的一剂良药，好像新技术的出现就能够完全、彻底的消除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在凯瑞看来不是这样的。
印刷品代替口语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形式，这样在空间上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凯瑞在书中援引杜威的观点认为“舆论只能在讨论中、当讨论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活跃时才得以实现……我们所欠缺的是开展这种交流所必需的方法：即公众得以形成并能够产生意见的公共生活机制”⑨。由于新技术在空间上阻断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所以很难形成客观、民主的舆论。
印刷品和电报如此，那么更先进的技术呢？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最后一章中说到“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⑩。
“技术不是一个人工产物（artifact），而且是一个行动者（actor）。”⑾凯瑞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凯瑞和其他批判看待传播技术的研究者来说，技术本身是有所指的。它能够潜移默化的带来某些变化——包括思想、政治、感知、社会、内容——而不取决于使用者。
现如今，新技术层出不穷。便携式电脑、多媒体移动终端……在3G网络的支持下，传播的形式和手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当我们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时，是否还要保持似乎一贯为之的热情，并简单的认为技术的进步会必然的带来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不必急着给媒介和技术定性，我们抱有的态度应该和凯瑞相似，那就是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研究，以求更准确的理解传播与技术。□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⑾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8：4、66、65、65、1、7、7、8、60、6
⑩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2009年5月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134
（作者：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
责编：周蕾
观《芭比之钻石城堡》有感 篇3
“同一双鞋牵手逛街，一大杯可乐和你share，在左挑右选的朋友中你最特别„„怕日记不够写，街边的墙我们在那涂鸦，画出我们心情的密码„„”在一个漂亮的花园里住着一对靠卖花为生的好朋友，她们是爱丽莎与丽安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她们发现了镜子中的音乐公主美洛蒂，从此踏上了对抗邪恶的音乐女神丽迪亚，寻找钻石城堡的路途。在路上，她们获得了正直，善良的音乐家杰勒米和伊安的帮助。
经过千辛万苦，最终，拯救了美洛蒂，拯救了钻石城堡。
友谊永远是一个甜柔的责任。在丽安娜带着装有美洛蒂的镜子来到七块石头时，心里正牵挂着爱丽莎，对美洛蒂说：“如果爱丽莎也在这儿就好了！”这是对朋友的牵挂，真正的朋友是会在你危难的时候帮助你，而不是在你得意洋洋的时候来奉承你；真正的朋友是在当我们有痛苦和悲伤的时候，来分担和理解，而不是冷嘲热讽，落井下石；真正的朋友是当我们需要他们时拔刀相助，两臂插刀，而不是卖友求荣；真正的朋友是最了解你的人，而不会在背后踢你一脚，在你跌倒后又踏上一只脚，希望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曾经有一个手拉手长大的朋友，十分熟悉我的字体。她十分想替代我担当班长一职，居然偷梁换柱，写了一篇文体低劣的文章代替我的文章交上去，害得我被老师不分青红皂白批评了一顿。后来，查明了真相，我才洗雪沉冤。和你一起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和你一起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这就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