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部分简介三篇

欧洲部分简介 篇1

More than thirty years later, the discipline is still debating similar questions: formerly industrial areas constitute a challen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ities, in Europe as well as in Asia and North America. Formerly industrial areas are at once part of and set apart from the fabric of the city, and the issue of their integration has prompted one of the liveliest contemporary debates within the discipline: for architects and spatial professionals, they represent an opportunity for dealing with wide and flexible spaces within urban settings – the scale of the buildings and sites and the type of structural spans present allow for an almost unprecedented freedom of design and program;for city administrations and citizens, they embody at once a threat to urban decorum (and safety) in their state of postindustrial decay, as well as a potential for virtuous urban regeneration. The following section of the magazin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ssue of urban regeneration through the reuse of formerly industrial areas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by comparing design approaches, decision making phases,procedures and processes of implementation. The subject of industrial sites is pivot of a wider debate on contemporary urban transformations and their different declinations through a curated comparative angle, structured around some main transversal themes. These themes are meant to open a debate about the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urban regenerationpractices that intertwines 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 tools,network analysis models, and evaluation disciplines:

Size: the paper by Baima, Canclini and Lei analyzes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requalification processes, from micro to medium to macro, and the way that design strategies adapt to the changing scale of the intervention.

Urban scale: the paper by Pallagst, Fleschurz and Said analyzes how urban planning deals with population decline in two German ‘shrinking’ cities, a phenomenon that affects several cities in Europe as well as in North America, but that the discipline still finds difficulties intervening upon.

Development: the paper by Botti, Bruno and Pavani introduces the role of formerly industrial sites as a testing groun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at expand on their most common reuse as museums of themselves and/or private creative hubs.

Environment: the paper by Martini, Mehan and Repellino explores the pot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hysical reconversion of a brownfield site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such reconversions deploy.

Case studies, policies and design strategies intertwine and sometimes overlap throughout the four articles, testament to the fact that solutions (should we decide to call them so) repeat, increment and expand on previous experiences, adapting known and tested strategies to the issue at hand. In this perspective, for instance, the IBA Emscher Park project appears twice: in one article it is analyz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innovativeness of design strategies applied to “macro-sized” containers and sites, in another the focus is on the gradual but eventually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empty boxes to civic places, thanks to an attentive balance between the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and to the diversity of actors and player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Botti, Bruno and Pavani’s paper again touches on the Emscher Park project, as a flagship example of wha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type of reuse – aimed at so-called “industrial tourism” - that cannot be replicated indefinitely, and to propose, in contrast, a type of renovation that integrates heritage conservation with new forms of production. Each one of these approaches to the matter cannot overlook the issue of urban policies: from the increasing weight and potential of the thirty-five Rule Plans for the town of Brescia, to Zwickau’s official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commerci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inner city in contrast with the flourishing of shopping malls on the edge of town, policies are revealed in their strength as more or less effective agents of change deployed by official organs to steer urban change toward the desired direction.

The year 2015 was declared European 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Heritage (EITH) Year by the Council of Europe, for the scale and immediacy of the matter; this section of the present issue of South Architecture wishes to propose some of the most urgent issues that European cities are faced with, and virtuous measures that they have undertaken, in order to open up to a looser confrontation on a broader geographical scale.

Source of Figure

Figure1 :Lois Nesbitt, Brodsky & Utkin: the complete works,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3.

1984 年,俄罗斯建筑师Aleksandr Brodsky和Ilya Utkin以其有远见的方案——“骨灰匣壁龛: 消失中的建筑博物馆”参加了一个国际竞赛。他们设想了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来容纳那些废弃的建筑,把它们展示在墙上的方形壁龛中。“骨灰匣壁龛”方案通过在城市记忆、结构尺寸、城市和建筑单体之间的尺度冲突等议题,以及更具政治色彩的市场化和房地产议题上的选择,展示了城市不断变化的片段和建成环境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三十多年后,学界仍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无论是在欧洲、亚洲还是北美,处理前工业用地都是当代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挑战。它们既是城市的一部分,又把城市不同区域分隔开来。如何将其整合到城市,成为当前学科领域内热议的话题之一。以下一组论文通过比较不同设计方法、决策阶段、实施步骤,分析欧洲如何通过工业用地再开发进行城市复兴。工业用地是围绕当代城市转型广泛讨论的焦点。这些讨论通过一系列对比的视角,围绕着若干主题横向展开。这些主题把城市设计和规划工具、网络分析模型和评价准则关联起来,从不同维度探讨城市复兴实践。

尺度:Baima, Canclini和Lei的论文分析了棕地恢复和转型过程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的各个方面,以及适应尺度变化的设计策略方式。

城市规模:Pallagst、Fleschurz和Said的论文分析城市规划如何处理两个收缩的德国城市的人口下降问题,这一现象影响到欧洲以及北美地区若干城市,学界发现,尽管采取了干预措施,但仍存在不少困难。

发展:Botti, Bruno和Pavani的论文介绍了原工业用地在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中作为试验场的重要角色,这在通常作为博物馆以及私人创意中心之外,拓展了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方式。

欧洲部分简介 篇2

发出风险预警

近日，上海、四川等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入境口岸例行检查中，从多种欧洲输华食品中相继检出质量安全问题。包括：意大利白兰地酒甲醇超标、英国调味酱山梨酸超标、荷兰大豆蛋白粉检出转基因成分、西班牙奶制品苯甲酸超标、比利时巧克力制品柠檬黄、亮蓝、喹啉黄超标以及果酱山梨酸超标等。

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已依法对上述所有批次的问题产品，在入境口岸采取退货、销毁等禁止进口处理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三聚氰胺摄入量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12月5日说，由于食品在生产、加工、包装及运输等环节有时会被三聚氰胺污染，食品中含有微量三聚氰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该组织将这一化学物质每日可容忍摄入量设定为每公斤体重0.2毫克。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计算，一个体重为5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的三聚氰胺可容忍摄入量不应超过10毫克。

食品安全法草案将

提出8处修改意见

2008年11月7日，在“食品安全与行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食品专家详细透露了《食品安全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修改情况。

修改意见1

食品安全实行全程监督管理

此次的草案专门增加了规定，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对食品安全实行全程监督管理”。

修改意见2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须及时上报

此次修改的草案中增加规定：食品安全事故不得隐瞒、谎报、缓报，不得毁灭有关证据。

修改意见3

加强风险评估制度

草案中专门增加规定“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在获知有关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后，应当立即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通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对信息核实后，应当及时调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

修改意见4

加强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管

此次提交的草案增加规定要求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时对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的标准进行修订。

修改意见5

政府可责令企业实施召回

草案还对救援措施作了具体规定，包括：第一要采取应急救援的工作。第二要对不安全的食品采取处置措施，包括召回、停止经营、销毁等。第三对污染、被污染的工具用具进行消毒处理。第四做好信息的发布工作，依法对食品安全事故处理情况进行发布，并对可能产生的危害加以解释、说明。

修改意见6

立法废除免检制度

修改意见7

统一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要保证公众健康为标准。以健康作为标准。行业来做相关的标准，完了以后要由卫生部进行风险评估，最后拿出保障消费者利益、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水平来统一颁布。

修改意见8

加强监管小作坊和摊贩

对小作坊，要加强管理。全国有众多小作坊，80%以上是10个人以下的小作坊。草案也要求地方政府对这些小作坊、摊贩根据他们的大小，制订有效的和合理可行的食品安全的管理方式。

安全问答

问：生鸡蛋应该怎样储存？

答：很多人买回鸡蛋后都直接放入冰箱内专用的鸡蛋盒内，不会想到先清洗一下，这是很容易忽视的食源性中毒隐患。由于蛋壳在鸡下蛋过程中和在笼子里滚动，受到的污染与鸡粪的污染源一致，都可能含有沙门氏菌。如果开冰箱时手接触蛋壳，又去碰熟食等，交叉污染在所难免。因此，生鸡蛋应该清洗干净后再放入冰箱保存。

欧洲三大电影节简介 篇3

所谓欧洲三大电影节，是指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嘎纳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这三大电影节中，威尼斯电影节历史最悠久，嘎纳电影节影响力最大，柏林电影节最政治化。它们的最高奖分别叫金狮奖、金棕榈奖、金熊奖。

欧洲三大电影节都有强烈的“排他性”，一部影片只能参加一个电影节，如果“脚踩两只船”那两边都不会给你奖。特别是嘎纳电影节，对只参加它的影片才有好感。不过人家影响力确实大，像《星战前传3》《达·芬奇密码》这样的好莱坞大片都挤破头去那里做宣传。不过这些好莱坞大片都是只参展不参赛，因为即使参赛也不会获奖。众所周知，欧洲三大电影节历来重视艺术电影，排斥商业片。

中国电影人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的表现如何呢？

一、威尼斯电影节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际电影节，创建于193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见证了电影百年的发展历史。比如1950年《罗生门》获得金狮奖，让黑泽明登上了世界电影舞台；1972年，电影节组委会给卓别林大师颁发了“终生金狮奖”……

中国电影人第一次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斩获大奖是在1989年，那一年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获得了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

1991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银狮奖。

一年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获得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女主角巩俐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巩俐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国际电影节影后。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一部影片同时获得两项大奖，是非常罕见的。张艺谋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1994年，那一年，华语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大放异彩。台湾导演蔡明亮的《爱情万岁》获得金狮奖； 姜文导演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影片本身没有获奖，却造就了华人影坛第一位威尼斯影帝——夏雨。当时夏雨还不满21周岁。

1999年，张艺谋再次凭借《一个都不能少》获得金狮大奖，威尼斯可谓张艺谋的“福地”，两尊金狮，一尊银狮，巩俐最佳女演员……张艺谋成为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最多的导演之一。这一年，第六代导演张元凭《过年回家》获最佳导演奖，这是华人导演第一次获此殊荣。2002年，巩俐担任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主席。田壮壮重拍的经典《小城之春》获得“逆流”竞赛单元圣马可奖。

2005年，华人电影人再次闪光。李安导演的《断背山》感动威尼斯，最终获得金狮奖，台湾影片《小站》获最佳短片奖，关锦鹏的《长恨歌》获欧洲艺术交流奖，李玉的《红颜》获欧洲艺术CICAE奖。

2006年，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擒得金狮，主旋律影片《马背上的法庭》获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值得一提的是，成龙作为颁奖嘉宾颁发最佳新人奖，冯小刚携《夜宴》在电影节上进行了宣传活动。

2007年，威尼斯属于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担任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四部华语片同时参加主竞赛单元，李安的《色，戒》获得金狮奖，贾樟柯的《无用》获得最佳短片奖。2005、2006、2007，连续三年的金狮奖都被华人导演摘得，这在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

二、嘎纳电影节

作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艺术水准最高的电影节，嘎纳电影节可谓“财大气粗”，每年初夏，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导演、演员、制片人、记者、影评人和普通观众云集法国南部这个人口不到1万的小镇，参加世界电影的顶级盛会。对于很多参与电影节的人来说，得奖是次要的，看片、交流，甚至做买卖才是最重要的。嘎纳电影节上云集了世界各大片商，每年的电影成交额、交易量是其他几大电影节的数倍。许多国际级的电影大师，包括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教父》）、马丁·斯科塞斯（《出租车司机》）、今村昌平（《楢山节考》）、史蒂文·索德伯格（《性、谎言和录像带》）、昆汀·塔伦蒂诺（《杀死比尔》）等，都是嘎纳电影节所成就的。翻阅历届金棕榈大奖的获奖影片，不少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四百下》、《木屐树》、《铁皮鼓》、《现代启示录》《影子武士》、《德州巴黎》、《钢琴课》、《低俗小说》《黑暗中的舞者》、《钢琴师》、《华氏911》，等等，等等。华人电影与嘎纳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1975年，第28届嘎纳电影节上，香港武侠电影大师胡金铨的《侠女》获得嘎纳技术大奖。

转眼间15年过去了，1990年，张艺谋的《菊豆》获得嘎纳电影节首届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开启了中国影人在嘎纳电影节上的获奖潮流。

1993年，第46届嘎纳电影节上，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惊艳世界，一举夺得金棕榈大奖，这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华语电影夺得金棕榈大奖。那届嘎纳电影节上，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戏梦人生》还获得了评委会奖（评委会奖是比评审团大奖低一个级别的奖）。关于《霸王别姬》在嘎纳，还流传着一个说法：当年张国荣仅以一票之差落选最佳男演员，因为一位意大利评委给他投了“最佳女演员”一票。这个说法我个人认为不可信，因为嘎纳电影节的评奖方式与奥斯卡不同，奥斯卡每年有上千名评委投票，甚至许多选票是通过邮寄投递的，而嘎纳电影节的评委会仅由不到10个人组成，完全不必投票，直接讨论即可。

第二年（1994）年，大导演张艺谋携《活着》冲击金棕榈，片子很好，但他运气不佳，只获得了当年的评审团大奖（嘎纳电影节和另两大电影节不同，没有弄出个“银棕榈”来，所以评审团大奖就相当于最佳影片的第二名、“银棕榈”）。值得一提的是，《活着》男主角葛优获得最佳男演员奖，成为第一位华人嘎纳影帝。

1995年，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获得嘎纳技术大奖。

1997年，王家卫凭《春光乍泄》获最佳导演奖；李安导演的影片《冰风暴》获得最佳编剧奖，但因《冰风暴》的编剧并非华人，影片本身也不是华语影片，因此一般很少提到。1999年，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获技术大奖。

2000年，华语电影在嘎纳电影节上“全面爆发”：姜文的《鬼子来了》获得评审团大奖，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获得技术大奖，男主角梁朝伟获最佳男演员奖；台湾导演杨德昌凭《一一》获最佳导演奖。

2001年，台湾影片《千嬉曼波》获技术大奖。

2002年，中国影片《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成为嘎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开幕影片。

2004年，张曼玉凭借其在《清洁》中的出色表演，获最佳女演员奖，成为华人唯一的嘎纳影后。同时金摄影机特别关注奖颁给了中国的杨超（《旅程》）。2005年，王小帅的《青红》获评委会奖。

2006年，王超的《江城夏日》获“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

2007年，王家卫的《蓝莓之夜》成为嘎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贾樟柯担任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另外，为庆祝嘎纳电影节60周年，5位华语导演应邀拍摄了以电影院为主题的3分钟短片，他们是：王家卫、陈凯歌、张艺谋、蔡明亮、侯孝贤。

三、柏林电影节

三大电影节中，柏林电影节历史最短，现代感最强，奖项设置最接近奥斯卡，但也是一个坚持艺术探索的电影节。

1988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获得第33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影片第一次获得世界A级电影节最高奖，当年的张艺谋可谓电影节上的一匹黑马，《红高粱》是一部让人热血沸腾的电影，它彻底颠覆了中国观众的电影审美观。《红高粱》和《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影片，不但标志着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横空出世，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地道战》时代”结束了。1989年，吴子牛的《晚钟》获银熊奖。

1990年，谢飞（101中学校友）的《本命年》亦获银熊奖。

1993年，谢飞的《香魂女》和李安的《喜宴》并列获得金熊奖。两部中国影片，一部来自大陆，一部来自台湾，共同分享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可谓一段佳话。1994年，吴子牛的《火狐》获电影节“特别推荐奖”（摄影）。1995年，李少红的《红粉》获优秀单项奖视觉效果“银熊奖”。

1996年，李安的英语片《理智与情感》获金熊奖；严浩的《太阳有耳》获“国际电影评论协会奖”和最佳导演“银熊奖”。这是华语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唯一的一尊最佳导演奖。

2000年，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获评审团大奖银熊奖，这部影片让章子怡走向了世界。2001年，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亦获评审团大奖银熊奖。2003年，《盲井》获艺术贡献银熊奖，张艺谋的《英雄》获特别创新奖。2004年，朱文《云的南方》获非竞赛单元的“NETPAC”奖。

2005年，从摄影师转型导演的顾长卫凭《孔雀》获得评委会大奖银熊奖；蔡明亮的《天边一朵云》获得了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阿尔弗雷德·鲍尔奖及最佳艺术贡献奖(剧本)；鄢雨和李一凡凭借《淹没》获得沃尔夫冈·斯陶特大奖(青年论坛)：刘佳茵凭借《牛皮》一片获得卡里加利奖(青年论坛)及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青年论坛)。2006年，香港影片《伊莎贝拉》（Isabella）获最佳电影音乐银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