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经济增长因素十篇

福建省经济增长因素 篇1

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议的话题。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即促进论;阻碍论;折中论。支持促进论观点的理论有:亚当斯密 (1776) “剩余出路学说”, 凯恩斯 (1936) 的“外贸乘数”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Robertson和Nurkse (1953) 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学说;克鲁格曼等 (1997) 的“新贸易”理论和罗默等 (1985) 的“内生增长理论”。另一些经济学家, 如普雷维什和辛格 (1950)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后提出“贸易条件理论”, 即“普雷维什-辛格假定 (Prebisch - singer Hypothesis) ”。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呈现出下降的长期趋势, 对外贸易并不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有一些持折中观点的经济学家, 如Kravis (1970) 认为, 对外贸易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也未必对经济增长有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地域辽阔,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对外贸易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不同, 从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不同, 利用各地的统计数据所得出的结论也会有差异。随着经济的增长, 必然使得全社会固定投资的增加以及全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然而, 全社会固定投资、全民消费水平的增加是否是福建省经济发展的原因,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则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本文使用福建省1981～2007年的统计数据, 采用近年来主流的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对福建省的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全社会固定投资、全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分析福建省进、出口、全社会固定投资、全民消费水平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况下, 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一、数据、模型和计量关系检验

(一) 数据处理。

本文用于分析的数据分别来自于《福建省统计年鉴2008》、福建统计局、福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中国统计局。样本数据为福建省1981～2007年的年度数据。用出口总额 (亿元) 、进口总额 (亿元) 、全社会固定投资 (亿元) 、全民消费水平 (元) 来反映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的增长关系。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 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 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 所以我们对实际出口总额 (EX) 、进口总额 (IM) 、全社会固定投资 (I) 、全民消费水平 (C) 以及生产总值 (GDP) 分别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变换后的变量分别用LNEX、LNIM、LNI、LNC和LNGDP来表示。

(二) 模型的建立与处理。

建立LNGDP对LNI、LNEX、LNIM、LNC的多元回归模型:

应用Eviews5.0计量分析软件, 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

由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调整的可决系数R2=0.999, 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F=8037.705, 模型有显著的线性关系。然而,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I、LNEX、LNIM的参数显著性检验却无法通过。因此回归方程不能投入使用。此外LNEX的回归系数为负, 这与相关的经济原理存在冲突。因此, 可能建立的模型存在问题, 或者使用的分析方法存在问题。故下面进行变量的计量关系检验。

(三) 计量关系检验。

1.由于样本数据是采用以年度为主的时间序列为主, 因此首先考察样本数据的平稳性。平稳性单位根检验。应用ADF检验法对变量LNGDP、LNI、LNEX、LNIM、LNC进行检验, 借助于Eviews5.0软件, 检验结果如表2。

注: (1) 检验形式都是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采用的是一阶滞后阶数。 (2) 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 Δ2表示变量的二阶差分。 (3) 临界值取的是5%水平下的临界值。

由表2可见, 变量LNGDP、LNI、LNEX、LNIM、LNC及其一阶差分系列都是非平稳的, 而其二阶差分系列都是平稳的, 所以这些变量都是二阶单整系列, 由此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2.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Johansen和Juselius提出了一种在向量自回归 (VAR) 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协整关系的方法, 通常称为Johansen检验, 它能检验多个变量, 同时求出它们之间的若干种协整关系。文章运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变量LNGDP、LNI、LNEX、LNIM、LNC进行协整关系检验。运用Eviews5.0软件检验结果如表3。

注:检验形式选择无趋势项、无滞后阶数, 带有常数项。

由表3可知, 变量LNGDP、LNI、LNEX、LNIM、LNC存在协整关系, 协整方程为:

LNGDP=0.533LNI+0.449LNEX-0.327LNIM+0.713LNC+0.631

对该方程的残差系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其是平稳的。这一结果表明变量LNGDP、LNI、LNEX、LNIM、LNC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结果表明变量LNGDP、LNI、LNEX、LNIM、LNC之间的关系符合凯恩斯的宏观经济需求拉动理论, 且有明确的经济意义, 表示福建省的全社会固定投资、出口总额、全民消费水平每增长1%, 生产总值将依次增长0.533%、0.449%、0.713%;进口总额每增长1%, 生产总值将减少0.327%。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福建省的全社会固定投资、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全民消费水平与生产总值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即全社会固定投资的增加、对外贸易的扩张带来经济的增长, 还是经济的增长带来全社会固定投资的增加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张, 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文章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检验, 运用Eviews5.0软件检验结果如表4。

从表4可知,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LNEX、LNIM是LNGDP的Granger原因, 而LNGDP是LNEX、LNIM的Granger原因。这一结果就意味着福建省的出口总额、进口总额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经济增长带动了全社会固定投资以及全民消费水平的增加。

二、计量结果解释和政策建议

第一, 以往对时序变量作回归, 都是建立在没有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 得到的回归模型与现实差距较大, 这已经被众多学者证明过, 得到的回归方程属于伪回归, 又叫虚拟回归。因此在面对一个经济问题时, 要用适当的方法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检验和预测。

第二, 福建省的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投资、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以及全民消费水平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社会固定投资、出口总额、全民消费水平明显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尽管变量LNGDP、LNI、LNEX、LNIM、LNC是非平稳系列, 但就长期而言, 它们构成了稳定的均衡关系。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了福建省的经济是属于外向型经济。

第三, 以往一些研究地区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 本文将进口也考虑进来, 因为进口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 它能够提供许多重要的原材料供给, 弥补国内不足;另一方面, 通过一些资本品进口, 能够提高生产的技术效率, 而这些对促进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 最终又通过改善产业结构带动经济增长。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被一贯认同的“出口作用大, 进口作用小”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福建省销售额排在前列的企业中大都是些电子、机电企业, 而这些企业需要进口大量的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原材料。因此, 进口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很大的作用。因为进口的一些原料、中间产品是直接为出口服务的, 它可以通过影响出口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通过进口一些先进设备和关键技术, 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 福建省具有区位、港口、对台、生态、体制、产业、人文等诸多优势。因此, 加强对外贸易合作, 促使经济增长需要建立健全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机制, 不断完善外贸出口、利用外资的预警监测机制, 加快建设符合国际惯例的外经贸促进体系。要加强软环境建设, 完善“大通关”机制, 努力营造良好的对外开放环境。按照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要求, 加快推进招商引资方式创新和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创新招商引资机制, 拓展利用外资的渠道。建立健全外贸稳定增长机制, 深化实施科技兴贸和出口品牌战略, 做大做强民营外贸经营主体。继续深化闽港合作八大平台和闽、澳四项合作, 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继续加快、国际经济合作深入发展、国际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日益加快的有利时机, 以便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的规模有新的提高, 促使福建的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增长, 提高福建的综合竞争力, 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摘要：本文研究福建经济增长因素的相关问题, 利用协整理论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分析了福建省出口总量、进口总量、全社会固定投资、全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与出口总量、进口总量、全社会固定投资、全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出口总量、进口总量的扩张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带动了全社会固定投资以及全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 福建省的经济增长是出口导向型的, 应在加大出口的同时, 重视进口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增长,ADF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参考文献

[1].杨全发, 舒元.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8, 8:54～58

[2].石传玉, 王亚菲, 王可.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03, 1:53～58

[3].陈冬平.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 2001, (6) :2～6

[4].伍超标.经济计量学导论[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5].许启发, 蒋翠侠.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J].预测, 2002, 21 (2) :14～18

[6].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 2002, (2) :19～22

[7].于俊年.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的使用指南[M].北京:对外贸易出版社, 2006

[8].Russell Davidson, James G.Mackinnon.Econometric Theory and Method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9].B.BALASSA.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further evi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78, 5 (2) :181～189

[10].M.N.ISLAM.Export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tes-ting for co-integration 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J].Applied Economics, 1998, (30) :415～425

福建省经济增长因素 篇2

一、数据的选取及定性分析

本文选取1981年到2006年为样本期, 以福建省国内生产总值 (GDP) 作为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 福建省出口贸易的指标用出口总额 (EX) 表示, 由于本文只是研究福建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展的关系, 因此本文并没有将影响福建省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 (汇率变动, 外贸进口等) 考虑进来, 但这不影响本文的研究。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07年的《福建省统计年鉴》。我们将这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 分别记作ln GDP、ln EX, 这样并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而且使估计和解释都很方便。本文采用的统计软件是EVIEWS5.0。

二、实证研究与模型

(一) 平稳性检验。

数据的平稳性是检验变量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前提, 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有:DF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 目前实证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是ADF检验, 本文同样采用ADF检验来对ln GDP、ln EX以及它们的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借助EVIEW 50软件,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 原序列log (export) 、log (GDP) 均为非平稳序列, 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 所以lnex、ln GDP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 (1) , 也即满足协整的条件。

(二) 变量间的协整分析。

由上面分析可知序列ln GDP、ln EX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我们用eviews5.0做出协整方程如下:

可以看出模型系数显著, 容易得到残差序列对ut进行无截距也无时间趋势的单位根检验得到的p值为0.0009, 拒绝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说明残差序列平稳。这表明变量ln GDP和ln E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其经济含义就是福建省的GDP和外贸出口之间保持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关系所对应的长期方程为上式所示, 它表示出口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GDP将增长0.97个百分点。

(三) 格兰杰因果检验。

以上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福建省出口贸易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Grange (1988) 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 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此基础上, 我们对ln GDP和ln EX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AIC和SIC准则, 我们确定的滞后阶数为1。检验结果如表2, 表2表明ln GDP不是lnex的Granger原因, lnex是ln GDP的Granger原因, 即ln GDP与lnex之间构成单向的因果关系。这一结论意味着, 福建省的出口贸易是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福建省GDP的增长并没有带动出口贸易的增长, 这说明福建省的出口贸易已经起到了促进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福建省GDP和出口进行的协整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GDP与出口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 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知道出口与GDP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 GDP不是出口的原因, 而出口是GDP的原因, 说明福建省的出口明显促进经济的增长。

针对以上得出的结论, 本文从以下方面提出促进福建经济发展的建议:福建省出口规模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已经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带动作用, 所以保证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 逐步实现出口增长方式由出口创汇型和数量型向出口效益型和质量型转变。同时重视科技兴贸作用, 通过出口退税、金融服务、品牌认证等措施, 提高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 支持企业不断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出口的同时应该注重进口, 注重进口产品的质量, 引进高新技术, 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晓峒.EVIEWS实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

[2]、庞皓.计量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1)

福建省经济增长贡献因素分析 篇3

关键词:经济增长;贡献率;国民经济核算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126-03

据福建省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福建省全年实现生产总值6 560.07亿元,比上年增长11.3%｡居民收入､生活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12 321元和4 440元,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8.2%和5.8%｡全年进出口总额544.3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5%｡进出口相抵,顺差152.59亿美元｡事实上,纵观福建省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经济指标,可见福建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那么促使福建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的因素何在,其影响又有多大呢?以下将从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入手进行分析｡

一､经济增长贡献率测算方法

经济增长就区域而言是指一定时期中商品和劳务供应能力的增加,即产出量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通常被作为对经济运行状态的最好衡量｡经济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国民经济增长分析方法有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较为成熟的国民经济增长分析方法还有丹尼森因素分析法和乔根森方法｡三者本质上都是基于经济增长中直接投入因素分析的,抑或说是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方面入手分析的｡而本文从另一个角度——从GDP的各个组成部分入手分析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里国民收入核算把GDP分为四个广义的支出项目: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NX)｡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即Y=C+I+G+NX(用Y代表GDP)｡由于定义变量的方法使该等式恒成立｡

在该恒等式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GDP各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数学推导:

Y_t-Y_t-1=(C_t-C_t-1)+(I_t-I_t-1)+(G_t-G_t-1)+(NX_t-NX_t-1)•……①

r_t=(Y_t-Y_t-1)/Y_t-1•……②

r_t=(C_t-C_t-1)/Y_t-1+(I_t-I_t-1)/Y_t-1+(G_t-G_t-1)/Y_t-1+(NX_t-NX_t-1)/Y_t-1……③(将①代入②得到)

1=(C_t-C_t-1)/(Y_t-1*r_t)+(I_t-I_t-1)/(Y_t-1*r_t)+(G_t-G_t-1)/(Y_t-1*r_t)+(NX_t-NX_t-1)/(Y_t-1*r_t)……④(③两边同时除以r_t得到)

其中Y_t表示_t期国内生产总值,Y_t-1表示_t-1期国内生产总值,其他指标含义依此类推｡r_t表示经济增长率｡则由推导过程及经济含义可见(C_t-C_t-1)/(Y_t-1*r_t)即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ξC表示;I_t-I_t-1)/(Y_t-1*r_t)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ξI表示;(G_t-G_t-1)/(Y_t-1*r_t)为政府购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ξG表示;(NX_t-NX_t-1)/(Y_t-1*r_t)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ξNX表示｡

二､福建省GDP各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依上述测算方法收集1995—2004年福建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净出口以及政府购买的数据,计算得到福建省1995—2004年经济增长率及GDP各构成要素的贡献率解析表｡从表中可知福建省近十年来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除1999—2002年略有放慢之外,GDP年增长率均超过10.82%,其主要贡献来源于投资和消费｡由下表容易得到近十年福建省投资对GDP增长平均贡献率为47.70%,消费对GDP增长平均贡献率为27.08%,政府购买也对推动GDP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均贡献率为19.70%｡可见,投资､消费和政府购买构成了促进GDP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但是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极低,甚至1999年时出现负贡献｡福建省位于沪､宁与广东之间,与台湾隔海相望,被经济强势地区围绕,具有优良的港口和发达的路运系统,这些极佳的进行国际贸易的客观条件为何没能使净出口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呢?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福建的出口“瓶颈”｡出口产品档次低､附加值不高,企业低价竞销造成出口秩序混乱｡出口产业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和轻纺产业为主,出口增长主要靠数量扩张｡福建省最大宗的轻工产品鞋类出口生产大多靠贴牌来支撑,平均每双鞋单价仅为2.5美元;服装出口的档次也偏低,平均单价为3.96美元;出口日用陶瓷平均每件0.2美元,仅为英､日等国同类产品价的1/7,进口陶瓷则是出口瓷价格的14倍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出口产品占该产品总额不足10%｡

其次,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对美､日､欧盟等1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占总量的70%｡而这些发达国家又恰恰是与我国发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并通过种种技术壁垒,限制我国出口产品｡例如,欧盟对中国机电产品实施两个指令,涉及10类产品约310亿美元｡福建机电出口占全国7%,其中欧盟达13亿美元,约占全省出口机电产品的1/3｡另外,欧盟自2005年2月1日起对进口来源于中国的鞋类产品实行“预告进口许可监控”,于6月份决定对来自中国的劳保鞋实施反倾销调查;美国对我19种纺织品设限,涉及36个类别,下半年多类纺织品将无缘美国市场｡石狮市有千余家纺织类企业,仅有6家可获输欧纺织品配额,与企业实际出口量相差很大｡诸如此类,都成为闽货出口的壁垒｡

再次,进口产品多为中高档产品,附加值较高,严重影响实际贸易余额｡并且进口产品来源地过于集中,对日､美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占总量的77%｡进口高度依存于这些集中的市场,不仅直接影响福建省经济安全,且易产生负面影响,如易受到主要进口国外贸政策改变､金融波动及政治环境变动的冲击｡同时,从长远来看,我们的进口产品诸如石油､铁矿石等,具有较强的进口刚性｡这使得作为计算净出口的进口数额指标很难有大幅减少的余地｡

此外,净出口包括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在货物贸易(商品贸易)方面,尽管存在许多上面提及的问题,但是基本能实现顺差｡而服务贸易方面,不仅是福建省,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大多数省份均存在服务贸易滞后于货物贸易的情况,诸如运输､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电影音像及专有权力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等｡这些服务贸易的滞后使得实际的净出口数额降低,从而影响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

三､政策建议

(一)抓住机遇加大投资力度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的实践都验证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对于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福建而言,要继续保持福建经济的快速增长,就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的投资｡日前提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概念跳出了福建的省份范围,把福建的发展放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发展平台上进行战略考量,有利于福建全方位地融入到国内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同时,福建还具有另一有利的经济环境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多年来东盟对福建进行了大量直接投资,东盟是福建第四大外资来源地｡截至2004年,福建省累计吸引东盟国家合同外资69.9亿元,实际到资35.7亿元｡更为有利的情况是,东盟各国分布着规模庞大的闽籍华人网络,这一网络在东盟和福建相互投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资本一直是福建省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闽籍华人企业家鉴于市场规模和社会安全等诸多因素,仍然把福建作为投资的优先考虑对象｡而且易带动东盟国家的非华人企业家积极来福建投资｡总之,福建不仅应积极发挥省内､国内企业及居民固定投资和存货投资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更应抓住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机遇,进一步加强闽台合作,密切闽港澳经贸关系,加大引资力度,从而继续保持并加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继续发挥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

福建近年来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着平稳的重要的作用,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该作用在未来仍将保持甚至凸现｡据福建统计局初步统计,2006年1—5月,全省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081.33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2%,高于上年同期2.6个百分点｡在消费结构的构成中有几大不容忽视的力量:一是农村市场增速加快｡今年以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福建省农村消费市场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1—5月,全省农村市场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88.91亿元,增长10.8%,月均零售规模扩大7.55亿元,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36%,拉动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个百分点｡二是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明显｡1—5月,福州､泉州､厦门等中心城市共实现零售额690.75亿元,零售额占全省零售总额的63.9%,拉动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9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高达67.5%,带动作用显著｡三是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其中,家居装潢商品销售增长迅速;受燃油需求不断扩大及价格上涨的影响,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销售旺盛,汽车消费迅速增长｡可见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从长远看还是较为乐观的｡

(三)改善出口结构及外贸增长方式

针对福建省主要依靠数量规模和价格优势增长､依靠低附加值产品扩张的外贸增长模式这一问题,最主要的是改变主导出口产业结构｡如前文所述,福建主要的出口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产业｡该产业有其自身的弊病,如产业关联度差,缺乏优势互补产业引资环境,产业集中度不高,产业链不发达等｡与其他沿海省市相比也不具有相对优势,缺乏吸引国际资本驻足的产业配套环境｡福建原有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加工贸易仍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阶段,相当部分产业涉及国内的产业链短,对省内经济的前向和后向联系都很弱,对福建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较小｡所以应该学习借鉴珠江三角洲那样的成功经验,即大量加工贸易企业互相配套,互相渗透,且不断升级换代,辐射和带动整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整个地区产业层次,并形成集加工制造､贸易､航运､金融､信息和高新技术开发为一体的､技术档次和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产业群｡正如诺思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改善福建外贸出口结构､组织方式正是提升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要做好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 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 唐茸.福建加工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对外开放,2004(6).

[3] 张美恋.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效率评价[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6).

[4] 李建建,陈燕.福建—东盟双向投资前瞻[J].亚太经济,2006(2).

[5] 黄启才,黄敬前.福建省经济增长的目标探讨[J].经济纵横,2003(6).

[6] 福建省统计年鉴.1996—2005年[Z].h^ttp://www.stats-fj.gov.cn

[7] 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5年[Z].http://www.stats.gov.cn

福建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篇4

福建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投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改革开放2 0多年来福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的变迁过程中,福建省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投资结构急剧改变,投资体制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大大提升了福建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人均生产总值进入全国前列,整体生产力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本文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和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作 者：徐斌 作者单位：福建省统计局刊 名：发展研究英文刊名：DEVELOPMENT RESEARCH年，卷(期)：“”(8)分类号：F2关键词：

福建省经济增长因素 篇5

关键词：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增长,福建

福建省的发展在最近几年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和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扎实推进,发展的动力活力进一步提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福建省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由之路。因此,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从而打造福建产业升级版,必须以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为根本前提。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人力资本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力图丰富人力资本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探索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以有效替代物资资本的理论依据,研究福建省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发现对福建经济增长的有益启示。

1 相关研究

亚当·斯密是公认的经济学古典学派卓越的创始人,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他被认为是最早系统论述人力资本思想的经济学家,他的许多观点为人力资本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在其不朽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认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象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3]。斯密在这里所说的财产就是人力资本的雏形,而且他还发现了人力资本的外溢性,不仅对个人有益,而且对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劳动分工是斯密对于经济思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1]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一章“论分工”中,斯密就分析了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秘密,“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3]。在这三个原因中,“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说明了附着于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在劳动过程中不断积累。“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则指出,人力资本可以脱离劳动者这个载体而独立存在,是人力资本物化的表现。总之,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蕴含的人力资本思想是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实证分析中,发现了一些传统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的经济之谜。比如,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在对美国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土地、实际劳动量和再生产性资本的投入量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产出增长率,即投入增长低于产出增长的“余值”,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之谜。又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工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上升的同时,劳动工时却大幅度减少,即工人收入增长之谜。再如,里昂惕夫在研究美国的贸易要素构成和结构时候发现,美国出口的商品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进口的商品则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这个结论与比较优势理论不符,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正是在探寻这些经济之谜的思索中,经济学家们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维模式,努力寻找资本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从而奠定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4]

西奥多·W.舒尔茨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在其经典著作《论人力资本投资》中,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源的质量改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他还把人力资本定义为蕴藏在人身上的生产知识、技能及健康状况的总和。教育投资、在职培训投资、医疗保健投资、成人学习项目投资及个人或家庭迁移费用投资是构成人力资本的五种主要投资方式。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关键要靠人力资本,人口质量和生产技能的提高、教育投资的增加对于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5]

加里·S.贝克尔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提出了现代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他全面解释了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原因、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选择方法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投入与经济增长和人们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4]贝克尔还是第一个区分一般培训与专门培训的人。他还进一步阐述了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在提高边际生产力方面的差别以及形成不同的人力资本。[1]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成为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产生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其主要的成果是保罗·罗默的“收益递增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理论”[6]。

保罗·罗默认为,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成果是发现了技术变化对提高人均产出具有决定性意义,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技术变化促进了长期的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最主要贡献力量。 他还发现,技术的进步大部分来自于人们对市场刺激的有意识的反应行为,因而,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内生化技术进步可以解释生产率的提高,阐明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7]

卢卡斯则认为,以技术水平和变化率来说明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差异是不足的。技术的差别并非一般的“知识”,而是具体的劳动者、甚至是劳动者的特殊亚文化的知识。由此,他提出要探讨获得知识的个人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对生产率的影响,即“人力资本”理论。[7]

2 实证分析

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是人力资本研究中的难题,目前常用的人力资本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未来收益法、累计成本法、受教育年限法、人力资本丰裕指数法等。为了对比观察其他的研究成果,本文以国际通行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测算人力资本。[8]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一致性,本文对受教育年限的分类与统计年鉴的划分类同,将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为五类,即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设定各类受教育年限分别为0 年、6 年、9 年、12 年和16年[9],然后把各类受教育年限从业人员的占比按照受教育年限加权求和就是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关数据来自1997—201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中2000年的数据由1999年和2001年的数据平均所得,见表1。区域经济增长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数据来自福建统计年鉴2014。实证分析使用的计量经济学软件是eviews7。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福建省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在不断上升,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比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1996年的15%降到2013年的1.8%,下降了13.2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增加到2013年的17.1%,增加了15.1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福建省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996的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9%,到2013年的17.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6%,说明福建省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上升速度较快。

表2 是福建及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福建省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996 年的6.749 年低于全国的7.313年,从2009年开始,已经超过全国水平。

%

年

注:数据根据表1计算所得。

在实证研究中,为了避免自相关,对相关变量取对数,用LPGDP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HC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资本水平。

在对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常用的ADF检验,发现LPGDP和LHC是非平稳的,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也是非平稳的,它们的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因此,变量LPGDP和LHC是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探求人力资本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 可以看出,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LPGDP和LHC在滞后阶数是2—5时,两者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福建省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影响。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1996年到2013年期间,福建省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区域经济增长对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也不明显。

理论和实践经验已经不断证明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缩小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福建面临加快结构调整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动力不足、保持整体竞争力与要素成本上升、区域优先发展与均衡发展等矛盾。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和主要抓手,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必须以技术和人才为支撑。要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清除人才流动障碍,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突出“高精尖缺”导向,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人才制度。

参考文献

[1]布鲁,格兰特.经济思想史[M].邸晓燕,等,译.8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5,459.

[2]王芳.福建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2):65-68.

[3]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8,257-258.

[4]李艳华.人力资本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0.

[5]刘晶.人力资本与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

[6]刘伟宏,王芳.福建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J].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35-40.

[7]左大培,杨春学,等.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内生化历程[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183,208.

[8]魏下海,李树培.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经验研究[J].财贸研究,2009(5):15-24.

福建省经济增长因素 篇6

近年来, 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 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消费结构是通过产业结构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以及相互间的质和量的关系。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或具体产业间的关系和比例。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消费结构的变化, 不仅意味着消费结构更新与升级的必然性, 而且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性。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表明, 增长速度较快的产业部门, 往往是那些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科技水平较高的部门。但是, 每一项重大科技创新活动成功的根源不仅在于微观经济主体对利润最大化的积极追求, 更源于对消费结构变动趋势的及时把握。因此, 消费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源动力。消费结构的优化, 不仅直接创造出新的需求, 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而且还通过产业关联效应间接推动经济增长, 并反复循环下去, 推动产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因此, 有必要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经济增长。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索, 我们发现目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多, 但是往往把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分开来分别进行研究。杨杰等 (2009) 以1990~2007年的统计数据资料为依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分析, 得出我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都处于不断优化中的判断[1];吴定玉等 (2007) 以湖南省为例, 对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研究[2];黄茂兴等 (2009) 分析了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 认为通过技术选择和合理的资本深化, 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提升劳动生产率,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3];陈立泰等 (2009) 借助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偏离度以及产业结构变动速度K值系数, 分析了重庆市产业结构现状, 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结合产业结构相关理论提出了重庆市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4]。

改革开放以来, 福建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当前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背景下, 本文以福建省为例, 选用1981~2008年的统计数据, 应用VAR模型和VEC模型实证研究福建省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为福建省更好地引导居民消费结构更新与升级,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并促进经济增长和为海西经济区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持。

二、变量、模型的选择与数据的处理

消费结构指标:按照中国的统计方法,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分为八项, 如食品支出、住房支出等, 各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为了着重分析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用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EC) , 即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 作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代表变量。这里未剔除物价因素不影响分析目的。

产业结构指标:产业结构作为中间变量通常用三大产业的比重表示, 为避免模型产生多重共线性, 只选取第二产业比重 (SP) 、第三产业比重 (TP) 作为产业结构的代表变量。用于表示产业结构的指标由于是比重, 未剔除物价因素同样不影响分析目的。

经济增长指标: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指标反映福建省经济增长, 为了消除物价水平的影响, 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得到按可比价计算的生产总值, 并且在模型中使用取对数后的数值 (LNGDP) 。

本文在VAR模型估计的基础上, 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方差分解来进行实证分析, 并最终建立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 , 定量分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所选变量数据均来自《福建统计年鉴2009》, 数据时间跨度为1981~2008年, 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6.0。

三、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的设定

为了研究福建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EC) 、第二产业比重 (SP) 、第三产业比重 (TP) 和经济增长 (LNGDP) 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关系, 以及在给定单位变化条件下各变量系统内相互影响的综合动态反应, 建立由这四个内生变量组成的并且不考虑外生变量的VAR模型, 具体形式为:

VAR模型中内生变量的滞后期, 为白噪声序列向量。

(二) 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 传统上要求所采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 即没有随机趋势或确定性趋势, 否则将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但是, 在现实经济中的时间序列通常是非平稳的。为了使回归有意义, 可以对其实行平稳化, 采用的方法是对时间序列进行差分, 然后对差分序列进行回归。但这样做的缺点是:忽略了原时间序列包含的有用信息, 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必须的。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可以采用协整方法, 而要进行协整分析, 就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考虑到序列可能存在高阶自相关, 本文使用ADF检验法检验四个序列LNGDP、EC、SP、TP是否存在单位根, 进而判断其是否具有平稳性。根据水平序列 (原序列) 与差分序列 (用D表示一阶差分序列) 的时序特征, 水平序列检验方程包含常数项和线性时间趋势项, 差分序列检验方程仅包含常数项, 同时根据AC和SIC准则确定检验模型的滞后阶数, 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原序列LNGDP、EC、SP、TP为非平稳序列, 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 也就是说原序列LNGDP、EC、SP、TP是一阶单整序列。

(三) 协整检验

由于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简单回归, 因而需要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如果两个 (或两个以上) 的变量是非平稳的, 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称各变量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即协整关系。根据协整理论, 如果两个 (或两个以上) 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 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则所研究的变量之间就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从而可以避免“伪回归”问题。

一般而言, 如果检验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通常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 (也称EG法) ;如果检验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则使用Johansen-Juselius极大似然法 (也称Johansen协整检验法) 。根据本文的需要, 我们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

由于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根据非约束的VAR模型的LR、FPE、AIC、SC和HQ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 判断原则是当超过一半的准则选择某个滞后阶数的话, 那么就认为该滞后阶数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据此, 我们确定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阶。然后建立3阶滞后的VAR模型, 并进行稳定性检验, 发现所有根的模型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 表示VAR模型稳定。下面对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本文采用观测序列有线性确定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 (CE) 仅有截距, 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列于表2。

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来看,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之间只有一个协整关系, 也就是在95%的置信度下, 有理由相信LNGDP、EC、SP、T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取标准化的协整向量, 得到正规化的协整方程 (或称误差修正项VECM) 为: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它已经是平稳序列, 并且取值在0附近上下波动, 验证了上述四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正确的。

(四)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福建省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与长期的综合变化, 需要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 。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其基本思路是: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即表明这些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而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是各变量在短期通过不断的动态调整而得以维持的。

本文四个变量构造的VECM估计结果为:

另外, 从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模型整体的对数似然值足够大, 同时AIC和SC值分别为-21.74901和-19.60378, 都非常小, 说明模型整体估计效果较好, 解释力较强。从上述VECM模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福建省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影响。

(五)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述分析可知, 原序列LNGDP、EC、SP和TP都是一阶单整且存在协整关系, 因而可以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 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演变和第二、三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这与现有理论认为消费结构演变会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相符合;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 第二、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六) 方差分解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多个内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强度的大小, 而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 (通常用方差来度量) 的贡献度, 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 方差分解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信息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表4给出了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值, 从中可以看出:变量LNGDP对自身的冲击影响较大, 且冲击影响是递减的, 在第十年达到41.8339%;消费结构的冲击影响是先递增、后递减, 具有一定稳定性, 在第五年达到最大21.6735%;产业结构的冲击影响较大, 第二、三产业结构的冲击影响基本是递增的, 第二产业的冲击在第十年达到22.5111%, 第三产业的冲击在第八年达到16.7674%。由此可见, 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大于消费结构变动的冲击, 而且其冲击基本保持增长趋势。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相对于消费结构, 福建省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也不能忽视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 当前在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 改善消费结构、扩大内需对于拉动福建省经济增长、加快海西经济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福建省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 福建省消费结构演变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较好的拉动作用, 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没有促进消费结构的转变。从理论上讲, 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同一性, 二者互为前提。产业结构决定消费结构, 没有产业结构的变化, 消费结构的变化就失去了物质基础;消费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又决定产业结构, 消费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终极拉动力量, 产业结构必须与消费结构相适应。福建省产业结构升级并没有促进消费结构的转变, 这可能跟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增长缓慢和消费水平较低使得居民整体消费结构难以有效提升有关。

(二) 福建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了经济增长, 同时经济增长反过来也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 两者互为促进。这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 福建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能够较好地依据本省地域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 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同时, 产业结构也能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及时作出调整, 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

(三) 福建省消费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

消费结构的演变并没有直接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经济增长并没有有效提升人们的消费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析只是表明在短期内, 消费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显著而已;从长期来看, 二者之间应具有重要的相互影响。另外, 方差分解也表明消费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小于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分析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1) 福建省内需结构中消费需求贡献率偏低。2007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6%, 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年份; (2)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 影响了消费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 消费能力低, 成为长期制约福建省居民消费大规模扩张的主要因素; (3) 居民消费层次差距大, 中坚力量难发挥。根据有关数据可以发现, 福建省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型, 中等收入水平家庭所占比重低, 对消费的贡献小, 拉动力也显不足; (4) 社会保障水平较低, 当期消费难提高。在收入增长缓慢以及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的情况下, 居民对未来用于养老、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方面支出的预期明显增加, 使当期消费受到抑制, 平均消费倾向总体下降。

上述分析表明, 如果能够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有效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那么福建省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就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因此, 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 一方面, 政府要创造条件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使其能够真正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 还要千方百计创造就业岗位, 完善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制度,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增强扩大消费的基础;另一方面, 在增强居民消费水平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积极培育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 形成适应不同阶层的高、中、低兼顾的合理的梯级消费结构。同时, 要创造条件更新居民的消费观念, 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 使居民消费结构能够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 引导居民把更多的购买力投向劳务消费尤其是文化教育消费、休闲消费等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上去, 从而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 还要积极改善居民消费环境、调整消费政策,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培育有利于消费的生态与自然环境, 进一步改善消费的社会环境。

摘要：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 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消费结构是通过产业结构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章通过构建VAR模型, 使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对福建省1981～2008年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存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单向因果关系, 存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 但消费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相对于消费结构, 福建省的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 同时不能忽视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提升居民的消费结构的作用。

关键词：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VAR模型,福建省

参考文献

[1]杨杰, 等.消费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系研究———基于1990～2007年我国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J].理论建设, 2009, (4) .

[2]吴定玉, 姚传飞, 侯奔.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分析———以湖南省为例[J].消费经济, 2007, (5) .

[3]黄茂兴, 李军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 2009, (7) .

居民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篇7

经济增长这一个重要的课题很早就已经进入了很多学者的研究领域范围,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索洛方程为核心的类似研究层出不穷。该模型主要用资本因素 (K) 和劳动力因素 (L) 来拟合GDP (Y) 的增长。而实际研究表明, 一国的GDP仅仅用以上两种指标来拟合是不够的, 因此在最新的研究中, 许多学者又加入了两个新指标, 一是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另一个则是研究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增长理论也因此变得更加完善。

考虑并结合现有的数据信息, 本文继续采用改进的索洛方程作为研究时建立模型的主要依据, 并参考了詹锋等的建模思想。该文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主要影响因素, 而把制度和产业作为弥补模型拟合精度的随机影响因素, 采用索洛方程的形式, 取得了较好的拟合效果。但该文未考虑回归模型中残差的自相关问题, 是其不足的地方。

本文根据以上研究成果, 在建立计量模型时, 充分考虑到上述问题并加以解决:首先, 保留了把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作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做法, 从后面参数检验的结果来看, 与预计的情况基本相符;其次, 考虑到时代的发展和数据的更新, 把产业因素和新引入的一个新的衡量指标“FDI (F) 因素”, 也一起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加以研究;在模型中剔除了t检验不显著的制度因素, 取得了良好的拟合效果。此外, 本文还充分考虑了自相关问题, 在模型中添加了AR (1) 和AR (2) 项, 自相关的影响基本消除。

二、实证分析

在本次建模数据收集过程中, 实际资本存量指标来源于张军等《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来源于中国国际投资促进网;其他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其中, 实际GDP指标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

本论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基础。建立的模型是改进后的索洛的增长方程。并对其取对数, 然后用Eviews软件估计参数, 并拟合计量经济模型:

三、分析

在第二个式子中, 4个参数是需要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的:比如当α+β+γ+η=1时, 表示经济的增长规模报酬不会变;当他们大于1的时候, 表明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会呈现递增的趋势;当他们小于1的时候, 表明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会逐渐递减。

第二个式子他们是大于1的, 说明了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逐渐增加的。这样与内生经济的增长理论是一致的。主要在于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增加, 教育提升了, 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了, 高素质的劳动力理论上来说是会提高生产效率的, 进而更高经济效益。

文章中我们提到过影响经济的4个因素, 资本贡献是最高的, 达到55.78%;然后是产业, 贡献了48.40%;最后两位依次为劳动力和FDI。传统劳动力排在了第三位, 并不是第一或者第二, 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们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不如以往, 传统密集型产业正在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为主进行转变;二是, 尽管劳动力的素质在不断地提高, 但是我们难以用指标把它表现出来。FDI之所以在最后, 原因可能是有一部分的FDI已经转化为资本存量, 而他们两个指标之间会多少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使其贡献值有所下降。但是, 虽然FDI的贡献率仅仅5.02%, 但是由于外部投资将带动产业链条以及乘数的加速效应, 它其对经济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式子中的弹性系数可知:资本因素是目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国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应该继续加大对资本的投入。资本投入越大, 经济增长的绝对数量越明显。此外, 一部分超额的资本因素还可以代替一部分劳动力要素的投入, 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速度。

参考文献

[1]詹锋, 田俊刚, 朱晖.《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3年第18卷第3期.

[2]赵彦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292-296.

[3]袁建文.《经济计量学实验》[F].科学出版社, 2002.

[4]王文博, 陈昌兵, 海燕.《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 2002年第2期.

[5]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 2004年第10期.年度资本存量由各省物资资本存量加总求得.

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因素 篇8

目前，亚洲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地区的贸易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在地区贸易中的地位日趋上升，美国的贸易地位逐渐下降，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研究员赵江林。

中国成为新亮点的几个表现

记 者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贸易结构。在进出口规模方面，日本和美国一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他国家多以日本为第一大进口国，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国。发达国家在亚太地区贸易中相互进出口额排在前位，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贸易居次要地位。１９９７年后，亚太地区的贸易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成为了地区贸易的亮点，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江林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的对外贸易相对活跃。从各国的贸易伙伴增长情况来看，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增长最快，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东盟和四小?穴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雪。从出口来看，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越南次之，再就是美国、韩国、台湾。

二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贸易额在上升，发达国家间的相互贸易额在下降。在各国的区内贸易中，中国和东盟相互间的贸易额都在上升，而美国与日本之间相互贸易额在下降。其中，日本和美国在中国的进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变化不大，反之，中国在美日进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在上升。

三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在上升。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从区内进口的份额上升了近六个百分点。２００１年中国从区内进口的份额超过东盟，从而使得亚太地区的进口排序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四小、美国、日本、东盟、中国变为危机后的四小、美国、日本、中国、东盟。此外，中国在地区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也在上升。２００１年中国对区内的出口份额超过美国、东盟，形成了新的地区出口排序，即四小、日本、中国、东盟、美国。

记 者 亚太地区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电子机械和杂项制品这两大类产品上，在区内贸易份额中占７０％以上。金融危机之后亚太地区的产品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赵江林 金融危机以后，电子类产品的进出口在亚太地区贸易中继续保持上升态势。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间，该类产品的进口份额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出口份额上升了三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各国的贸易结构有越来越向电子电器类产品集中的倾向。当然，中国、四小、东盟对初级产品和原材料进口需求增长也在加快，显示出新兴工业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和结构转型的趋势。

在商品结构的变化当中，中国现象也比较突出。中国是各类产品，尤其是工业品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美国居其次，东盟主要是对农产品和原材料进口增长较快。东盟和中国还是各类产品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以上都直接导致了中国主要产品的进出口份额在地区贸易地位的上升。

引起变化的几个因素

记 者 发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赵江林：首先是受世界经济形势尤其是大国经济走势的影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的进口占世界总进口的１／５，其进口增长率更是高居世界和各地区榜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由于东亚各国均以美国为最大的出口对象，因而美国进口的增长也就带动了东亚各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经济增长。进入２１世纪后，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２００１年世界贸易增长出现下滑，美国进出口分别下降了３．３％和５．９％，日本进出口分别下降为了１．９％和１０．９％，美日贸易量的下降导致整个地区的进出口增长率随之下降。

其次，受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近几年，由于受中国国内良好的经济环境的吸引，外资对中国的投资达到了新的高峰。外资的进入使得中国进出口获得很快的增长。除２００１年中国出口增长为一位数外，其余都在两位数以上，２０００年中国进口更是达到５２．６％的高增长率，成为地区贸易增长中的一枝独秀。

再次，受东亚地区合作强化的影响。金融危机发生后，东亚各国普遍感到东亚地区合作势在必行，因而从１９９７年底，“１０＋３”和“１０＋１”领导人会议开始举行，重点是加强东亚区内合作，以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稳定发展、防止危机的再度发生。随着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入，再加上１９９９年中国加入ＷＴＯ组织后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国从地区内的进口开始逐年加大，特别是从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盟成员的进口增长很快，从而在地区贸易方面表现出中国贸易地位在上升。

最后是受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东亚经济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崛起后，美国一直在关注这一新兴市场的发展。随着东亚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国开始调整其贸易政策，逐步淡化其对东亚地区的作用，也因此出现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在亚太地区中的贸易地位逐步下降的状况。

东亚的紧密性在增强

记 者 亚太地区贸易结构的变化预示着怎样的发展趋势？

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分析 篇9

关键词：经济增长,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实施机制

1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意见分歧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和增长源泉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与其热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目前我们并未形成对增长及其源泉的统一认识。较为普遍接受的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 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上述定义表明经济增长直观表现为用GDP或人均GDP衡量的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 而技术进步和制度调整则是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源泉的分析经过了从要素禀赋论、技术决定论到制度决定论, 从关注非制度因素到关注制度因素的变化。哈罗德-多玛模型作为将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 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苛刻假设条件下, 得出储蓄率是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结论, 即

(其中, G是经济增长速度, S是储蓄率, 而σ是资本产出比) 。

新古典的索洛-斯旺模型放松了哈罗德-多玛模型关于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 通过引入总产出函数, 否定了资本差别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差别与人均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在稳定均衡状态下, 人均产出只受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 而与其它因素无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 主要的贡献是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并认为研发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罗默, 1990) 。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技术的新增长模型从本质上都属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舒尔茨虽然通过分析美国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得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但其实质仍然是要素禀赋决定论, 只是将资本要素从物质资本拓展到了人力资本, 考虑了劳动力供给者质量对增长的影响。要素禀赋论和技术决定论能从不同侧面解释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 但对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现象却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以诺思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者并不否认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而是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动力。在其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1990) 中, 诺思将技术变化速度的差异归结为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权, 而这两个因素本质上都具有制度的特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规模的大小受交易费用的制约, 高昂的交易费用不仅阻碍市场发展, 甚至导致市场无法形成。低效率的市场是资源不能完全自由流动, 必然限制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 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另外, 由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 缺乏对技术创新有效的产权保护必然导致创新不足。“从过去一直到近代都未能建立系统的产权制度, 是技术变化缓慢的根源。” (诺思, 1990) 。基于上述分析, 诺思利用交易费用分析工具, 结合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勾画了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理论框架。

诺思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三个层面。正式制度包括政治 (司法) 规则、经济规则及契约。其中政治规则被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基本决策结构及支配议事日程的明确特征;经济规则用于界定产权;契约则包含着对交换中一个具体协议的条款。非正式制度来源于社会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 包括行为规则、行为规范和习俗。真实经济中人的有限理性、信息非对称及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与制度相关的不完全契约的形成, 从而带来制度实施问题。诺思的研究表明,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有效制度实施机制的建立。制度正是在以上三个层面的相互作用中通过降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和良好的激励而促进经济增长。虽然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分解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层面, 但并未对三个层面在不同国家 (cross-country) 经济增长中的具体作用和相互关系进行详尽的研究。本文将推进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 分析制度的不同层面在转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 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

虽然从理论上严格界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仍然存在困难, 因为两者或许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 (诺思, 1990) 但由于正式制度相对非正式制度表现为较弱的制度刚性和较弱的排他性, 对于转轨国家的增长分析,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虽然经济学家对于正式制度中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对增长的影响仍然存在不同意见, 但普遍认可的是有效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从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 西方国家兴起的历史进程印证了了产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这方面最据代表性的研究是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最典型的国家是荷兰和英国。

从理论角度分析, 有效产权制度是使个人收益率尽量接近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制度, 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按照波斯纳的分析, 有效产权具备三个基本特点:产权的广泛性 (universality) 所有的资源都应存在归属, 除非资源不是稀缺资源 (意味着所有经济资源都存在产权) ;产权的排他性 (exlusivity) ;产权的可转让性 (transferability) 。具备上述三个特点的有效产权将通过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优化资源配置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作用具体表现为:产权将减少不确定性, 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因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 给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集, 降低了经济交往中的交易费用;产权具有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功能。无论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的存在都将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 明晰的产权将使外部性内部化, 实现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等价, 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产权具有激励功能。“有恒产者有恒心”, 产权的最主要权能是收益权, 明晰的产权将为产权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收益, 从而诱使其提高努力水平、增加消费和投资, 促进经济增长。

3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

非正式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具有普遍性, 因为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正式制度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 (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 (诺思, 1990) 。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作为正式制度的互补品, 通过对正式制度的拓展、阐明与修正, 发挥制度的互补效应;另一方面, 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标准可以在经济增长中独立发挥作用。

1993 年诺思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指出, 离开了非正式规则, 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 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实绩低下的灵丹妙药。”同样的正式制度和宪法规则强加于不同的国家,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 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 才能发挥作用。历史和理论都表明, 正式制度的演变从非正式制度的“边际”演变开始的, 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不存在绝对的权利。正式制度由于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的存在, 使制度执行并不总是完全的, 而是存在“余地”。因而, 在正式制度的边界上, 实际上是非正式制度发挥了协调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独立作用, 在没有国家和正式制度的习俗经济中的突出作用已经得到人类学的证明 (科尔松和波斯纳, 1980) 。但即使在现代经济中, 非正式制度也普遍发挥作用。

对转轨国家而言, 强调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 多数转轨国家在“赶超战略”的指导下, 总是希望尽快通过改变正式制度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获取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由于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又必须经历长期的过程, “急功近利”的转轨国家就可能只注重对正式制度的移植, 而不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引导。开放经济的条件下, 对正式规则和惯例的大量移植可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增长效应, 但是缺乏非正式制度的支撑, 正式制度面临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这种成本突出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持续的不相容, 即移植的正式规则与持续的 (或传统的) 非正式约束的偏离。因而转轨国家要保持经济可持续的稳定增长, 必须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在规范经济主体行为、降低交易费用中的作用。

4 制度实施机制与经济增长

制度作为一种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则, 本身具有不完全性, 而且受到经济行为主体主观偏好的影响 (机会主义) , 因而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功能的实现至关重要。从严格意义上讲, 不能实施的“制度”不能成为制度。 (青木昌彦, 1994) 非正式制度由于是经济行为主体在重复博弈中自发演化形成的, 因而具有自我实施的特点。但是正式制度的实施, 一般要依赖独立的第三方实施机制。制度实施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业主要表现在:第三方实施机制的成本大小, 不同制度实施机制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执行成本, 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实施机制应该具有最低的交易费用;第三方实施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取决于实施机制本身的公正性, 即第三方自身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

不同的制度实施机制存在不同的交易费用。就促进经济增长而言, 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应该最大限度促进制度的“自我实施”, 降低交易费用。由于制度本身是作为经济主体的“共有信念”而存在的, 具有规范性和规制性。因而, 制度的实施需要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 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必须以满足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为前提, 否则制度不可能实施。这一点对存在“集权惯性”的转轨国家非常重要, 因为长期以来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企图通过社会强制来实现统治者的目标。但由于这种制度设计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 在个人并非都是“毫不利己”的情况下, 必然带来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渐进式改革中形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本身反映了利益分歧造成的制度实施困难。

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公正性能够给经济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 通过对“违规”行为的有效威慑达到制度实施的目的。由于国家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使其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然而, 现实的情况是, 国家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并非完全“公正”。“诺斯悖论”表明, 政府在受到官僚体制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下, 并不总是做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裁决”, 政府时常做出违法行为。由此可见, 建立有效的第三方实施机制关键在于约束作为最大制度供给者的政府的行为。经济增长的实践也表明, 一个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对于转轨国家而言, 重要的是打破“软政权”, 改变政府官员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弊病, 实现经济主体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维护法律权威。在渐进式改革中容易形成阻碍制度变革的利益集团, 因而有效政府的关键是作为 “全民”利益的代表政府不受制于利益集团的牵制, 真正实施有利于增进整体社会福利的制度和政策。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J].经济研究, 1992, (5) .

[2]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江苏省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分析 篇10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江苏省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 尤其是“十一五”期间, 全省紧紧围绕富民强省、“两个率先”的战略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全省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均处于全国前列。2010年,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40 903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万元。在全国省域宏观经济竞争力排名中, 江苏省排名第二, 仅次于广东省。在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中, 经济增长的因素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资本和劳动力, 技术进步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此, 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资本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共同推动的, 其中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依据其他一些人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于1994年在国际甚有影响的《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 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所驱动, 而不是通过提高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来实现的, 因此, 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 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阿伦·杨在完成对东亚经济增长的研究之后, 发现它们的增长主要是靠增加投入, 而非提高生产率来推动的, 因此, 这种高速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江苏是全国的经济强省, 近10年来江苏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否也是因为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造成的?江苏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能持续?针对以上问题, 有必要对江苏省经济增长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 从而为江苏在“十二五”期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重要依据。本文通过对2000-2009年江苏省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实证分析了近10年来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江苏省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 实证分析模型——全要素生产率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 (TFP) 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 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运行状况、反映该地区技术进步或技术效率等方面水平的综合指标, 反映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 表现为不能由要素投入增长来解释的产出增长部分。1987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因其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洛在分析1909-194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时发现, 在40年中美国的人均产出增加了一倍, 其中只有12.5%归因于资本集约程度的增长, 而另外的87.5%却没有得到解释, 索洛将它们都归结到技术变化中。索洛第一次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三项: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其中广义的技术进步 (即索洛意义上的技术进步)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既包括生产中使用的硬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也包括生产中使用的软技术如要素配置效率、规模经济、组织管理及经济机制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索洛将人均产出增长扣除资本集约增长后的未被解释部分归为技术进步的结果, 成为技术进步率, 即“索洛余值”, 后来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因其简单和易操作而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 至今仍然是人们测算和评价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常用方法。本文即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测算江苏省的全要素生产率。

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Q=F (K, L;A) , 且总量生产函数满足“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此函数反映的是劳动和资本投入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其公式形式如下:

方程两边取自然对数, 得到进行经济增长率计量核算的基础形式:

上式中Y表示产出量, K表示资本投入量, L表示劳动投入量, A表示技术水平, 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因为前面关于中性技术进步的要求, α+β必须等于1, 但在现实经济中技术进步是广泛存在的, 因此, 若α+β不等于1, 则应对α和β进行正规化处理, 即令:

此时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之和为1, 将其带入索洛剩余的计算式中就可以求出TFP的增长率。

上式中, GY为总产出的平均增长率, GK和GL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年平均增长率, GA科技进步的增长率。该式表明了经济增长是由资本与劳动的增长、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科技进步共同决定的。

设EK、EL、EA分别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 有:

2. 数据的选择和说明

(1) 总产出量指标Y。

经济增长的主要体现是经济总量指标的增长。因此, 本文的总产出量选择地区生产总值即江苏省GDP。从各年《江苏省统计年鉴》中查得按各年度当年价统计的GDP, 再根据江苏各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对当年价的GDP数值进行处理, 换算成以2000年为基期不变价的指标数据。

(2) 劳动投入量指标L。

劳动力投入应该是一定时期内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 不仅取决于要素投入量, 还取决于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 如果仅考虑劳动力的投入数量, 则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比实际情况偏小。由于国内数据的局限性, 本文采用劳动力年末从业人数这一项指标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

(3) 资本投入量指标K。

理论上资本投入量是指每年的资本使用流量, 由于条件的限制只能用每年资本存量代表资本的投入。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实际投入的存量进行修正, 即:

其中Kt是第t期的期末资本存量, It是t期发生的实际投资量, 从各年《江苏省统计年鉴》中查得按各年度当年价统计的固定投资额, 运用各年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对当年价的投资额数值进行处理, 换算成以2000年为基期不变价的指标数据。δ是折旧率, 本文取0.1。

3. 估计过程及计算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中选择的数据对方程 (1) 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生产函数的估计式为:

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拟合优度R2=0.999, 并且资本投入量K和劳动投入量L都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模型的回归结果是很理想的。

江苏省在2000~2009年间的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α=0.791, 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β=2.384, α+β>1, 根据公式 (2) 对其进行正规化处理得:

根据以上数据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利用几何平均法计算出江苏省实际GDP、资本、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 然后根据式 (3) 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计算出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见表1) 。

从表1可以看出, 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贡献率为67.6%;其次是资本投入, 贡献率为29.6%;劳动力投入的贡献最小, 贡献率只有2.8%。这说明广义的技术进步的贡献是巨大的, 全要素生产率对江苏省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 资本存量的增长也是推动江苏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 可以认为, 江苏省经济增长是属于广义的技术进步和资本双推动型的。一般认为, 如果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 则为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则为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因此, 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克鲁格曼对东亚国家的预测不相一致, 江苏省基本上完成了由粗放式经济增长向集约式经济增长的转变, 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4. 相关政策建议

(1) 加大固定资产投资, 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

资本存量增长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6%, 是推动江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二推动力量。如果把蕴涵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投资效率的提高考虑进来, 则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率将更高。因此可以认为, 江苏的经济增长目前还处于资本拉动阶段。要通过继续加大资本存量的增加来促进江苏经济增长, 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 保持投资规模合理增长,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以投资结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强化政策导向, 促进投资进一步向民生和社会事业、农业农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生态环保、资源节约、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倾斜, 引导投资更多投向经济薄弱地区;促进投资消费良性互动, 实现扩大投资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有机结合, 创造最终需求;提高生产性投资的产出效益, 扩大公益性投资的社会效益, 促进投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加强投资调节与管理,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有效引导和调控全社会投资。

(2) 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提升广大劳动者素质。

近10年来, 江苏省从业人员增长率很低, 总体上保持相对稳定的状况,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8%。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进步, 必然会影响到对没有较高技能的普通劳动力的需求。江苏人力资源丰富, 要依托重点人才工程以及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学科、重点科研基地、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 加强创新团队建设, 加大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开发力度, 培养能够突破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此外, 还要促进普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 在发展教育产业的同时做好各个层次的职业教育工作, 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 调整优化职业教育布局, 提高服务区域发展能力。培养大量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劳动者, 从整体上提高江苏的劳动者素质, 从而更好地依靠技术进步, 提高江苏经济的增长质量, 实现江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加快技术创新, 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技术进步不仅体现在新技术的应用, 更在于新技术的创造, 技术进步的源泉是知识的创造和利用。创新是民族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驱动战略是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 是江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 具有鲜明的发展导向。要提升江苏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紧跟新一轮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步伐, 深入开展基础性、前沿性科学技术研究, 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围绕优势产业领域和前沿性产业领域, 集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重大科技成果向规模产业转化, 鼓励省内企业对自主拥有、购买、引进的专利技术进行产业化, 推动“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转变;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知识创新主力军作用, 加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积极吸引科技资源向江苏聚集, 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学研究专项, 增强江苏省优势产业的原始创新能力。

(4)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随着国际需求结构的调整和国内消费升级的新变化, 江苏正在面临着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产业结构调整中, 要抓住深化改革、技术进步、结构升级,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构建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服务经济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 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按照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 依靠技术进步, 提升项目层次,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平台;坚持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重点, 大力发展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 加快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果推广应用,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全省科技创新与进步,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小蒂.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分析[J].管理世界, 2005 (11) .

[2]刘亚军, 倪树高.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浙江省经济增长质量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 2006 (6) .

[3]王永康.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计算与分析:1952-2005年[J].华东经济管理, 2007 (4) .

[4]高凌云, 程敏.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 (1978～2007) [J].统计与决策, 2009 (5) .

[5]孙辉, 支大林, 李宏瑾.基于生产函数法的省际全要素生产率估算:1990-2008[J].南方金融, 2010 (5) .

[6]徐杰, 杨建龙.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方法述评[J].现代管理科学, 2010 (10) .

[7]王立成, 牛勇平.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 2010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