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战略论文十篇

和平发展战略论文 篇1

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内生源泉

每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根源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和”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 诸子百家作为中国思想发源的主体, 大都推崇自为、调和、持中的“和合”思想, 倡导万物的和谐、均衡与稳定, 以此回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合”的精神特质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深的熔铸到民族性格之中。

两千年前, 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 认为“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主张多样性的统一。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 ‘和’与‘同’不一样, ‘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 而且必须有‘异’, 才能称其为‘和’。”[1]也就是说, 必须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而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在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文明的过程中获得丰富、完善、升华并得以继承流传。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更是多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 孔子把“和”视为“天下之基、万物之本”, 提出“礼之用, 和为贵”, 反对穷兵黩武, 强调“伐谋”、“伐交”, 不得已而“伐兵”时也要行“仁义之师”;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 视人之家若视其家”, 孟子崇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庸》也记载有“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大道也,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的言论;秦汉以来, “和合”思想被普遍运用, 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 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由此可见,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和为贵”的和平精神, 始终主张以“中和、诚信、礼仪、平等、仁爱”等道德规范来处理问题与矛盾。

“和而不同”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与自然状态, 是宇宙万物生存的源泉与内在方式, 中国人在“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构为一”的万物和谐共处中把握自身精神和本质, 培养了“内圣外王”的个人和民族性格,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交往中主张以理服人, 友好相待, 反对使用武力, 坚持矛盾之下的和谐、共存和发展, 兴王道, 尊教化, 协和万邦, 礼仪万邦, 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天下主义情怀, 成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文化根基, “非攻和平”、“兼爱互利”、“包容兼蓄”的中国文化传统, 不但规范着中国民众的行为, 而且指导着历朝历代的外交行为。在历史上中国从未有过先入为主, 把版图以外的民族当作敌人的观念, 而是以和平精神相待, 以文明教化对方。2000年前, 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是以防御外敌入侵为目的;1000年前, 唐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为了打开通往西域的友好交往大门;500年前, 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同友邦结好。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本没有很深的民族界线, 他们看重文化, 远过于看重血统。只有文化高低, 没有血统异同……因此, 中国人对当时他们所谓的异民族, 也并不想欺侮他们, 把他们吞没或消灭。”[2]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表明, 只要不发生危害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全与统一的外敌入侵, 中华民族从来没有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发生过战争, “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 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 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 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 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 无论哪次都可以叫做自卫战争。”[3]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曾说:“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我们要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 源远流长的文化, 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 就是和的文化, 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 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 是相互借鉴, 而不是冲突的来源。”[4]这段话表明中国文化的和平本质决定了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方式, 同时也表明中国和平发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升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和追求事物的和谐、和平、均衡的人文精神, 以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天下主义情怀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和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 也是新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核心价值, 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源泉。

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基石

主张和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理论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发展与创新, 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 揭示了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 总结了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 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登上国际舞台伊始, 就把和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行对外兜售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著作中, 已经开始具有利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的思想萌芽。“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 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到处都应该采用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 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 有些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5]19世纪70年代以后, 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发展理论也趋于成熟, 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 利用讲坛、普选权, 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报纸, 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工会、合作社。同时,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人, 指出“违反别人的意志影响别人的企图, 都会对我们有害, 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6]

列宁认为, 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的持久和平到来之前,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鉴于此, 列宁明确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的原则思想, 认为就社会主义国家本质而言, 只能走和平的发展道路, 和平不仅是一种生存手段和斗争策略, 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在,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同时,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确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样的, 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和方式强加于人, 他说:“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 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 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 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 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7]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 继承和发展了和平主义的思想。自1978年以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战后的时代特征出发, 对当代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冷静、客观地分析与研究, 突破了以往传统的战争思维模式, 逐步深入的认识到战争不是人类事务和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上世纪70年代, 邓小平从世情实际出发, 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所变化, 对外政策也有变化, 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 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 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 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8]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初步认为战争可以延续;1980年, 邓小平在意识到两个超级大国具有相互摧毁的能力后, 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是有可能的, 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9]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则明确提出世界和平是可能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 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0]从而进一步指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时, 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坚持对话, 不搞对抗, “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 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 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 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11]只有存在共同利益, 国家关系的发展才有长远的可持续性;“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的争端上”, “只有不怕麻烦, 通过耐心对话来解决问题。只能选择对话, 不能选择战争。”[1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把握这一时代特征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 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高度出发, 提出了“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13]这一论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第一, 改变了过去对战争危险性过高的估计, 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科学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两大根本目标;第二, 主张根据国家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处理国际关系;第三, 彻底摆脱“两个阵营”的束缚, 树立“一个世界、共同繁荣”的理论。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是与霸权主义相背离的, 与帝国主义的战争、扩张和侵略行为是根本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损害到别国主权, 搞霸权主义, 那就损害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和道义力量, 又损害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14]这就把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和平发展上升到了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

邓小平“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 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历史转变, 实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在对外发展上的深刻的社会转型, 从而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奠定了思想理论根基。我们有理由相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决不会强行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推及到世界, 从而构成对世界的威胁。“中国对外政策的实践充分表明, 中国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稳定, 中国的强盛是和平力量的增长。历史已经反复表明, 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 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 而在于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中国对内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们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决不会改变。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做出不懈的努力。”[15]

当今世界, 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 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 要赢得竞争, 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国防实力, 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 文化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 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力量来源。

摘要：文化是民族生存与进步的前提条件, 它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智慧和文明成果, 而且蕴含着它走向未来、实现新的不断发展的精神基因。文化的力量, 深深的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战略走向, 同时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团结人民、推动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国和平发展战略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 是一个热爱和平、追求正义的民族, 中国文化是一种真诚的和平文化, 和平至上的文化传统和主张和平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

和平发展战略论文 篇2

中东, 位于两洋三洲五海之地, 横亘在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黑海到阿拉伯海这一广阔的区域, 坐拥黑海海峡、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等具有国际意义的交通运输通道。该地区便利的交通位置, 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资源, 使其几乎与世界上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上的联系。

中东地区各国民族和宗教情况各异。“由于各国的基本情况色彩斑斓, 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成为世界上一只异彩纷呈的“万花筒”。这既增加了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多样性,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爆发矛盾冲突的可能性。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宗教等状况, 使中东地区拥有非常鲜明的区域特征和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有学者曾经指出, “在当前霸权主义者争雄世界的斗争中, 中东更是其实现全球战略必须要首先控制的关键地区”。

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下的中东和平问题

下面, 本部分以巴以冲突为代表的领土、边界、民族冲突和两河流域的水资源之争作为例子, 阐述错综复杂的中东和平问题。

1、巴以冲突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间的矛盾始于1917年。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在中东地区的既得利益, 扩大势力范围, 在与美国“磋商”后, 伙同美国发表了《贝尔福宣言》, 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 从而在事实上制造和加剧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和以色列犹太民族在这一地区的纠纷。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再加上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家的建立, 双方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 两国围绕着领土、边界、宗教等领域展开持久激烈的斗争, 先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

进入21世纪以来, 巴以冲突继续, 但基本上都是以小规模斗争和小范围谈判相结合交织的方式进行。2003年5月30日, 联合国、美国、欧盟、俄罗斯中东问题斡旋四方制定《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 将结束巴以冲突划分为三个阶段, 为永久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实现和平共处带来了曙光。此外, 以色列政府和以哈马斯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力量逐渐认识到只有相互妥协才能化冲突为和平, 开始积极地进行开诚布公的合作交流。

巴以冲突曾经使双方关系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制约了中东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 近年来巴以局势的良性发展使我们对双方按照和平谈判的路线走向最终和解充满信心。

2、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之间的两河流域之争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均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 流经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 最后流入波斯湾。

中东地区常年气候干旱, 降水量较少。据一项国际组织的调查, 1985年, 整个阿拉伯世界完全可以利用的水资源总共只有1720亿立方米, 但同时, 水的需求量将近3040亿立方米。此外, 该地区水资源的地理分布与国家边界不完全一致。这些从客观上引发了三国间对两河流域水资源的争夺。

20世纪70年代, 随着国内工农业的发展和用电量的增加, 土耳其急于提高本国的发电能力, 于是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建设了三座水电站, 引起了叙伊两国的反对和报复。进入80、90年代, 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上建设阿塔图尔克大坝和比雷吉克大坝以及在底格里斯河上建设伊利苏大坝的行为, 进一步损害了处于下游地区的叙伊两国的利益, 三国之间关于两河流域水资源争夺的矛盾再次爆发, 并呈现出逐步激化的趋势。2009年9月3日, 土叙伊三国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三国水资源部长会议, 共同商讨两河流域水资源分配问题, 但三国矛盾犹存, 该问题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半个多世纪以来, 如何分配水资源问题一直是该流域三国之间产生龃龉和隔阂的深刻原因, 伤害了三国间的国家关系和人民间的感情, 影响了中东地区的稳定。

三、中东和平问题的发展趋势

19世纪, 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曾经说过, “通过保卫国家, 我们真正要维护的是我们的明天, 而不是昨天。”中东地区局势近年来的发展变化正符合这句话的内涵。中东和平问题利益攸关方各国已经开始拿出更多的诚意, 拿出面对现实的勇气和面向未来的气魄, 采取实际行动和积极措施更加努力地建立起彼此间睦邻友好、彼此信任的政治关系, 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经济关系, 协作互通、共同安全的安全关系, 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关系, 为缓和局势争取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 国际社会加大了对中东和平问题解决的斡旋和推动力度, 促使中东地区各国采取更加务实进取的态度处理相互间的关系, 为中东地区各国关系走向和平稳定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我们应该看到, 中东地区和平问题的根本解决, 还需要国际社会和中东各国继续携起手来, 为创造一个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的和谐中东而共同努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中东地区和平进程的停滞甚至倒退只是暂时的, 和谈的曙光已经逐渐显现, 和平之日终将来临, 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09409。

参考文献

[1]陈建民:《当代中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7第2页。

和平发展战略论文 篇3

“海西经济区”最早于1990年代由福建学术界提出，范围包括福建全省加上浙江、江西及广东三省的各一部分，基本理念是最终与海峡东岸的台湾进行经贸整合，合而成为“海峡经济区”。此一概念在2003年为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接纳，2006年纳入“十一五”规划。

“海西经济区”构想酝酿十几年，终于接近成熟，应与海峡形势的变化有关。

台湾海峡从来就有，但很难想象，两岸之间除了地理自然因素造成来往互动的隔阂之外，最大的障碍竟是来自政治因素的制约：

(1)17世纪，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建设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两岸来往自然不易。

(2)清康熙平定台湾，两岸虽然统一，但以当时运输及科技条件，渡海不易，实质上仍缺乏整合。

(3)19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东来，觊觎台湾，使清廷凛于形势严峻，才决定将台湾自福建籍区划出，单独建省(1886年)，并派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是个有战略视野的洋务派大臣，了解台湾战略地位重要，乃戮力将台湾省建设成捍卫中国东南的坚强屏障，惜刘及其数位后任只得十年时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台湾割给了日本，于是两岸这一隔又隔了半个世纪。

(4)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两岸统一，但国共内战又启，1949年开始，两岸分治。所以，严格地说，1945到1949，不但为期甚短，形式上虽然统一，但实质上也未出现明显的经贸整合。两岸自1949年后对峙，甚至还间有军事冲突，更谈不上互动整合了。这样的情况，一直要到蒋经国晚年才出现改变。

(5)1989年，蒋经国先生去世前一年，宣布台湾人民可以返大陆探亲，这是历史转变的关键，逐渐地，探亲之外有旅游，有经商，有投资，台湾的人、财、货可以前往大陆，但主要是单向；2008年，国民党取代民进党重新执政，马英九上台，终于在两岸政策上跨出了较大的步伐，执政一年来，开放两岸直航，并将陆续开放大陆资金入台投资，大陆学生入台就学，这就使两岸之问出现了真正双向意义上的互动了。放在前述历史长河的演进中作比较，这是400年来除了1886到1895年短暂10年以来，出现真正实质互动的第一次。不但历史意义重大，而且对两岸未来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陆改革开放30年来，自南而北，沿海地区得地利之便，发展迅速，但福建却始终相对滞后，这除了与福建山多、纵深不足的地理条件有关外，最大的关键其实是受制于海峡的政治气氛。政治气氛不但影响到基础建设的方向，也影响到市场经济中民间投资的意愿。

如今，海峡政治气候正在出现明显的缓和，许多不利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不明朗因素被快速地排除，这即是所谓的“和平红利”。“海西经济区”以及进一步整合海峡东岸台湾之后的“海峡经济区”的发展终于出现了开阔的形势：不仅两岸之间往返便利，福建在港口、机场、铁路、公路等方面也积极强化与外省尤其是浙江、江西、广东的建设，为整个“海峡经济区”拓宽了更大的腹地。

我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意义 篇4

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不到1500亿美元增长到1.65万亿美元，人均GDP从190美元增长到1200多美元。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民主法治建设等各项事业不断推进。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走在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但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以后。中国还有2600万人未解决温饱，每年新增就业人口2400万，即使我们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也只能解决1000万人的就业。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使人民都过上殷实富裕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

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未来几十年的国家发展战略。当前，我们正努力争取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使中国的GDP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约3000美元。之后，再经过30年的时间，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目前，中国在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主要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是资源短缺。中国的石油、水资源、耕地面积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水平的8.3、25和40。中国利用资源的效率也较低，每创造100万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能源耗费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的2.5、5和9倍。

第二个挑战是生态环境的挑战。当前，污染严重、浪费严重和低回收率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第三个挑战反映在一系列两难问题中。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等等。

要成功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中国不可能走美国或其他任何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而必须实现超越：第一是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国下决心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二是超越世界近代以来后起大国的传统发展道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实现和平、发展和合作。第三是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好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等问题，使全体中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总之，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为此采取的一系列内外方针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和平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对内和谐、对外和平”。

和平发展战略论文 篇5

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未形成,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萎靡不振,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 低需求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的“新平庸”。面对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各国抓紧调整发展战略,着力优化经济结构,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国际社会出现一些“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声音,一些国家甚至采取加强贸易投资保护等不合时宜的做法,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以开放促发展、以合作图共赢仍然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 有利于区域乃至全球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有利于扩大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规模,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和就业机会,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更为持久的新动力,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要素禀赋各异,比较优势差异明显,互补性很强。有的国家能源资源富集但开发力度不够,有的国家劳动力充裕但就业岗位不足,有的国家市场空间广阔但产业基础薄弱,有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但资金紧缺。我国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优势产业越来越多,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装备制造能力强、质量好、性价比高,具备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综合优势。“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和潜力巨大,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共建集群化落地、链条式发展的产业合作园区,有利于各国发挥比较优势,拓展贸易投资和产能合作,把经济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形成生机勃勃、 群策群力的开放合作系统。

提供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发展平台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成为“一带一路”的建设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一带一路”不是对现有地区合作机制的替代, 而是与现有机制互为助力、相互补充。“一带一路” 倡议强调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容,尊重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希望世界了解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希望从其他文明中汲取更多智慧。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广泛的亲和力、吸引力。

“一带一路”的包容性还体现在与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上。近年来,相关国家和地区着眼于自身发展和区域合作,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比如,俄罗斯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印尼提出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蒙古国提出草原之路倡议,欧盟提出欧洲投资计划,埃及提出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等等。“一带一路”与这些战略的对接已经或正在达成重要共识,一批重大合作项目也在规划和建设之中。中国政府还在与相关国家共同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 —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规划建设以重点港口为节点的海上国际运输大通道。 只有实现各国发展战略确定的目标、路径和举措深度对接、优势互补,建立更加紧密的互利合作关系,才能使这些发展战略取得更大效果、发挥更大作用。只有把是否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提高民众福利水平作为衡量建设成效的标准,“一带一路”才有吸引力、凝聚力和生命力。

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一整套国际贸易、金融、发展合作制度安排,曾营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 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但这一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当前,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构,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坎坷,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多边投资规则尚未建立。国际金融体系亟待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代表性不足,难以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难以适应防控区域性和全球性金融风险的需要。“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推动相关国家扩大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有利于促进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也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与韩国、澳大利亚分别签署自贸协定, 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进展顺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等谈判扎实推进, 更多国家和地区正在与中国开展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亚太自贸区进程启动,联合战略研究稳步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顺利签署,意向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明确了专业、高效、廉洁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方向,成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提供融资支持,目前已按照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原则开展了实质性项目投资。

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的桥梁纽带

习近平同志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一带一路”为相关国家民众加强交流、增进理解搭起了新的桥梁,为不同文化和文明加强对话、交流互鉴织就了新的纽带。从历史上看,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合作之路,更是一条和平友谊之路、文明互鉴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各国的人文交流,可以让各国民众有更多共同语言,增进相互信任,加深彼此感情,夯实“一带一路” 建设的社会根基和民意基础。加强各国之间的文明互鉴,可以让不同文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从其他文明中寻求更多智慧、汲取更多营养。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民族众多,拥有各自灿烂辉煌的文明。在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今天,各国人文交流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特别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很多国家纷纷探寻古丝绸之路与本国难以割舍的联系,人文交流合作进一步展开。中国政府开展了大量工作,与相关国家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政府还通过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一批人文交流合作项目,得到相关国家的热烈欢迎和普遍赞誉。

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 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 能源革命蓄势待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整合,各国相互联动、机遇共享、命运与共的利益交融关系日益凸显。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商, 就是沟通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共建,就是共同参与,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和潜能,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共享,就是互利共赢, 寻求各方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做大共同利益蛋糕,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这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我们将充分尊重相关国家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法律制度、营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共同探讨符合各国国情的合作模式。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酝酿、提出阶段以及建设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政府在编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过程中,广泛听取并吸收相关国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使“一带一路” 倡议尽快落地,我们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推动贸易投资合作,实施了一批有需求、有共识、基础好、 影响大的项目。2015年上半年,中国与相关国家双边贸易总额达到4854亿美元;对相关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71亿美元,增长22%。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匈塞铁路、埃塞—吉布提铁路、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等项目进展顺利,中白工业园、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中印尼综合产业园、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园区建设扎实推进。这些项目的陆续实施已经并将继续促进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就业和民生改善。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才能使不同国家之间、不同企业之间的互利合作持久开展。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各类企业开展合作营造良好环境。中国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将坚持市场化的运作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和平发展战略论文 篇6

和平崛起战略与巧实力战略都是二十一世纪初诞生的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论。两个理论的提出具有相似的国际背景，但针对的具体问题是不同的。和平崛起战略是中国学者郑必坚在2003年提出的，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发展方式与国际环境关系问题;而巧实力战略则是由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前助理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在2007年11月提出的，其目的在于解决世纪之初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巩固美国霸权地位的问题。

这两个战略都具有承上的总结性与启下的前瞻性。

和平崛起论作为一种发展思路，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政治理论领域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学说的发展趋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巧实力战略的提出同样并非简简单单的辞藻上的标新立异，它在国际政治的正式理论框架里第一次将灵活的政治手段的运用定义为一种可以与硬实力、软实力并列的战略实力，是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新发展，体现了国际关系全球化水平和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两个战略都是针对已有问题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其本身就是要对现有问题进行前瞻性的理论突破。

二、和平崛起与巧实力战略提出的背景与意图

和平崛起与巧实力战略都是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提出的，反映了世纪之初国际环境的变化。

（一）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

2003年, 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正值中国改革开放25周年之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发展越发受到世界的瞩目。由于受传统国家崛起理论的影响，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对国际环境影响的话题多倾向消极，“中国威胁论”尘嚣至上;对中国本身而言，改革开放进入第二十五个年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规模发展难题”依然存在着, 这就要求中国的发展方式需要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

郑必坚指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关于这条道路，他强调了三点：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这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战略抉择;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

郑必坚的说法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到了中国与亚洲邻国的“和平崛起”合作，但他这一讲演最重要的意义则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国家发展思路———和平崛起道路。

（二）巧实力战略的提出

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更加不平静，刚刚进入新千年就发生了“9.11”事件，美国的反恐战争拉开帷幕，由于在反恐战争中的对外政策单边主义色彩浓厚，使得美国在本已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又被束缚住手脚，国际声望每况愈下。

2007年11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提出了挽救美国国际影响颓势的“巧实力”战略，其意义在于寻求改变布什政府长期过分依赖“硬实力”的错误外交策略，通过综合运用美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提高对传统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效率，进而维护和巩固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

有些专家评论说，巧实力战略有换汤不换药之意，无非就是综合利用软硬实力，解决传统与非传统的各种国际问题，进而实现国家利益。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美国在“9·11”事件以后，极力推行单边主义的对外策略，积极推动反恐战争，充分发挥在军事实力和其他硬性实力上的国际优势，这些措施使它在短时期内实现战略目标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长期的单边主义政策，反恐战争过度运用军事手段，使得美国在国家形象和外交环境方面得了低分，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不但没有消除，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日显孤立，重新展开软实力公关，这成为美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

虽然有人评价“巧实力”战略没有新意，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抹煞的，这就是美国智库所提到的“巧实力”战略，第一次找到了一个与“硬实力”、“软实力”并列的战略“实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巧实力”战略第一次把“政策实施”这一动态的过程定义为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实力，这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是第一次。

三、殊途同归———两个战略对政策实施过程的共同重视

耶鲁大学教授《大国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最新文章指出：世界大国需要三条腿走路，土地、人口和可耕地数量，使之成强国的三个鼎足。三者均衡才能达到和操持强国的地位。一个国家只是在面积或人口方面求大，不会保证其成为大国。但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有力的地缘政治地位，再加上高智商的战略管理人才，才可以帮助一个国家长盛不衰。

高智商的战略管理人才之所以日益受到重视，这是因为它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关键环节。作为政策实施这一动态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智商的管理人才是不同于人口、土地这些硬性的指标或者语言文化、历史积淀这些软实力表象的。以中国为例，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并不能直接造就影响世界文化的软实力，而中国的地大物博也不能直接转化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这之中，高智商管理人才的正确运用和他们有效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而这一运用和发挥的过程说到底，只是一种对政策实施过程的强调。

在和平崛起和巧实力战略理论中，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实行怎样的发展政策、如何运用各种资源与能力实施政策的动态过程恰恰就是新理论的关注点和落脚点。不同于以往的以提高经济实力为目的的重商主义政策和自由贸易主义政策、以及类似“西学东渐”过程这样的文化交流方式，和平崛起战略和巧实力战略本身所强调的目的本身是一种政策实施：发展方式的选择与政策手段的运用，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软、硬实力的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崛起与巧实力战略在理论的落脚点上可谓是殊途同归。当今国际社会随着地区事务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整体国际环境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平均化、水平化，简简单单的实力对比已经不能完全表现出国家之间影响力的高低，比如新加坡、以色列这样影响力与国土不相适应的国家已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对外公关、对外政策实施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大。而和平崛起与巧实力战略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崛起过程中的全部问题，以发展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并没有语句表述的那样简单，因此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发展政策，根据实际的发展情况及时有效的调整发展政策并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才是治本之策;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是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可以胜利的理由，它不能带给美国全方位的霸权，反恐战争仍然要争取许多国家甚至是传统盟友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在对外影响的方式与策略上下功夫成为美国智库关心的问题。

四、两个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顺应了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潮流，同时，对美国巧实力战略的借鉴与学习, 也对中国发展尤其是对外关系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辕辙关系，辕是方向，辙是行动。对中国的对外交流而言，国家的发展道路中，辕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主要是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这一理念;而辙作为途径和方法，就是巧实力战略的运用。当代中国就应当以和平崛起为辕，以巧实力为辙，协调各方面的实力，挖掘现有潜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在国际关系处理中，重视巧实力战略提倡的综合运用各种政治手段进行外交公关。

比如，应对不同国家对中国崛起或发展的国际认同问题是当前中国对外交流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五大金砖国”的发展，国家发展模式受到西方政治家的极力宣扬。“中国模式”在全世界受到热切的关注，发展中国家奉之为模版，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极力抵制，冷战逆风不断。表面看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对抗时代的残留痕迹，而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中国快速崛起背后，西方国家的不安和震动，是价值观领导权的一种争夺，如果以往的仅仅是以埋头发展的方式处理这种歪曲，中外势必会走向隔阂与对抗。在经济发展进步的同时，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交流以寻求支持是重要的沟通手段，开放、透明的中国比闭关锁国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环境建设。政治合作、经贸交流、文化传播等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比如奥运会的成功主办，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展现中国的的外交公关。

总体而言，和平崛起论作为一种发展思路，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巧实力战略第一次将灵活的政治手段即巧实力与硬实力、软实力并列，显示了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全球性和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也对新的大国崛起和发展提出了新的建议和经验。

对中国而言，以崛起为方向，以和平为宗旨，以软硬实力为后盾，更加重视策略实施的过程与效果，更加重视国家道路的选择与国家政策的实施，跳出纯实力发展与对比的圈子，强调国家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持续性，强调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和务实程度，倡导建设和平的世界，和谐的世界。这就是和平崛起与巧实力战略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题中之义吧。

摘要：和平崛起与巧实力战略, 二者和而不同, 殊途同归。和平崛起道路的提出由来已久, 处于日臻完善之中;而“巧实力”战略则刚刚起步, 国内研究也仅限于介绍和观察阶段。巧实力战略的提出, 作为政策实施的动态过程, 与硬实力、软实力并列, 意义重大而深远。和平崛起与巧实力战略是“辕”与“辙”的关系, 一个指引方向, 一个开拓道路:以和平崛起为目标, 以巧实力为方法, 综合运用各种资源, 实现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世界。

关键词：和平崛起,巧实力,政策实施,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和平方舟”的希望之旅 篇7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中国专门为海上医疗救护量身定做的专业大型医院船,舰名“岱山岛”号,舷号866。2013年11月21日,船从浙江舟山某军港解缆启航,前往菲律宾灾区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救助任务。整整半个月 , 和平方舟 医院船共 接诊伤病 员2208人,成功实施了44例手术。 “谢谢中国海军,你们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因上呼吸道感染前来接受救治的菲律宾患者说。

【小编小引】 迄今为止,中国派出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广、 数量之多 已经位于 世界前列 , “和平方舟”以和平名义而救助患者,为异国患者衔来橄榄枝,也带来福音,是希望与爱的“诺亚方舟”,这也正是我国实力日益强盛的体现。

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哲学意蕴 篇8

关键词：中和； 和平； 发展

中图分类号：Ｇ02 文献标识码：Ａ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威胁论”、“中国衰败论”等各种各样的观点纷纷出现，特别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与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有关。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指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①历史的“规律”是否必定就是中国未来的宿命？中国的发展是否能够走出上述“规律”？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回答是：“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②在中华文化中，和与中是一对一体两面的概念。不偏不颇谓之中。它指称的是一种中正的情状；发而中节谓之和，它描述的是一种和谐的状态。中就是静态的和，和就是动态的中。中华文化中的中和精神与西方哲学中的两极思维有所不同。两极思维极端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对抗，表现为一种有Ａ无Ｂ、非Ａ即Ｂ的态势；中和精神则在承认矛盾各方对立不同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并具体表现为亦Ａ亦Ｂ、Ａ而不Ａ’和Ａ中有Ｂ等形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和的文化”，强调的就是中华文化的“中和”精神。《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实现稳定与发展的大本与大道，也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思想源泉。这里，我们将从中和思维的不同内涵及其具体运用方面阐释如下：

一、 亦Ａ亦Ｂ：互利双赢

中和意味着对立事物的和平共处、互相补充。孔子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③这里，张谓张弦，弛谓落弦。弓弦只张不弛，则绝其弓力，所以，“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④弓弦只弛不张，则失其往来之体，所以，“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⑤从“一张一弛”的范例出发，我们可以将中和思想概括为亦Ａ亦Ｂ。Ａ与Ｂ分别代表矛盾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从而达到中和境界，实现互利双赢。互利双赢是与零和搏弈相对而言。零和搏弈是指你输则我赢、你赢则我输，输者全输、赢者全赢两者相加之和等于零的极端状态；或者在博弈的过程中，二者势均力敌，你削弱了我，我消耗了你，两者相加之和为负和的一种双弱结局。互利双赢却是双方在对未来共同利益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通过协商与合作，达到你赢我赢，你好我好，共同发展，两者相加之和为正和的双赢局面。

在这种亦Ａ亦Ｂ、互利双赢的中和精神影响下。中国在“睦邻、安邻”的外交政策基础上，去年温家宝总理又提出″睦邻、安邻、富邻、强邻″的外交政策。具体含义如下：

首先，在中和思维影响下，利用世界和平努力发展自己，同时做到“睦邻、安邻”，是实现互利双赢、和平发展的根本前提。以邻为伴、与邻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新中国一向坚持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依靠合作共同发展，是我们一向坚持的基本原则。从睦邻、安邻的观念出发，邓小平曾经指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⑥“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⑦求和平、要稳定、谋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维护和平与稳定是实现亚洲共赢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谈不上发展，也就会丧失机遇。”对亚洲如此，对中国、对世界也同样如此。中国有句俗话：“家和万事兴”。在中国人看来，小至家庭，大到国家，只有在和睦、和平的环境中，才谈得上发展、壮大和繁荣。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亚洲各国对中国作为一个贸易、投资和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深感不安。“睦邻、安邻”政策就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发展靠的是自己，而不是靠侵略别人。中国将把自己的崛起作为促进整个亚洲发展与稳定的一部分，而不是动荡、战争的导火线”。资源和能源问题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最担忧的一个问题，认为随着中国发展，随着对能源需求的增加，中国必然会走向通过侵略掠夺他国资源的道路。温家宝回答说：“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⑧也就是说，中国会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加快能源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着力研究发展新能源来解决，不会给世界增加麻烦。在2003年东盟会议上，马哈蒂尔和吴作栋总理也曾经形象地把中国比喻成为一个友好的大象，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和观念及其行为方式不会对他们存在任何威胁。如果要侵略，600年前（指郑和下西洋时期）就侵略了。

其次，在中和思维影响下，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从而实现“富邻、强邻”，这是实现互利双赢、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政府一系列外交政策的真实写照。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中国“多年的政策是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⑩以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来发展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归根到底也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因而，逐步发展、逐渐富强的中国，也必然是自己富裕，也让邻国富裕；自己强大，也让邻国强大的中国。邓小平说过，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1)“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12)事实上，中国奉行的“富邻、强邻″外交政策，已成为中国与各国发展互惠互利关系的坚实基础。2002年，新加坡1－8月整体对外贸易下降1．6％，但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却是两位数的增长；2003年上半年，韩国单对中国的出口就增长了近一半，日本向中国的出口总额也比上年增长了40％。中国已被称为周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心”。同样，在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中，中国通过各种形式，为非洲国家培养、培训近7000名各类人才；并提前兑现承诺，减免了31个非洲国家合计105亿元人民币的债务；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中国的部分商品免关税待遇等。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多年来“富邻、强邻″的政策是落到实处的，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意味着和平、合作和发展，意味着互助、互利与双赢。因此，逐渐强大的中国，不是威胁他国发展的中国；逐步富强的中国，是与世界各国共同富强的中国。“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13)用对立的思维来处理问题则两伤，用协调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则两赢。运用中和思维，从战略上，避免你死我活的零和搏弈结局，致力于走出一条互利双赢的和平发展之路。

二、Ａ而不Ａ’：和而不同

中和强调适中而不过头，因此，儒家文化主张“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周而不比”等。我们可以将上述

范例概括为Ａ而不Ａ’。这里，Ａ’是指Ａ的极端形式。不Ａ’就是要避免走向Ａ的极端，从而达到中和的境界。用Ａ而不Ａ’的中和思维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强调“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就是保存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同”则是绝对的同一、一致。 “和”与“同”是不一样的。 晏婴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烊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14)而“同”则是“以水济水，谁能食之？”(15)意思是，“和”譬如厨师作的汤，其中有鱼，有肉，有各种的作料，加上火力烹调，这样，其中个别的味道有不及的，在新的统一中得到补充，有太过的，在新的统一中得到调节。“同”则是水再加水，还只是水的味道，在味道说，是简单的同一。这也就是说，“和”是集合许多不同的对立面得一个新的统一；“同”仅是简单的同一，而不会有丰富的内容。(16)

温家宝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17)也就是说，“和而不同”是中国与他国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它主要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和而不同”意味着“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和谐以共生共长”，侧重的是“求同存异”。这就是说，发展的中国，是一个愿意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中国，而不是强迫他国与己同一的中国；是追求世界和谐、共生共长的中国，而不是寻求世界霸权的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许多国家都在担心，本土的文明将被某种普世文明所替代，自己的国家将被某个霸权国家所支配。逐渐强大的中国会不会是一个追求普世文明、寻求霸权的中国呢？中华文明以其包容性而著称，这与西方文化中片面追求普世主义的思想倾向有着很大地区别。片面追求普世主义的信念断定自己的文明是世界最高级、最进步的文明，全世界的人民都应当信奉。这种“同而不和”的片面追求普世主义的信念，行为模式难免沦为“己之所欲，强施于人”；其逻辑结果当然是以强权行天下的帝国主义。(18)与西方文化中片面追求普世主义的倾向不同，强调包容精神的中华文明，向无“帝国”之观念，有的只是“天下国”的理想。一民族自治其族者，为族国（民族国家）；一民族统治他民族者，为帝国；一民族领袖他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天下国超族国而反帝国。(19)其精神境界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20)其政治信念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21)其治理方式是“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22)这里，以“公理”治天下，而不是以“霸权”令天下，超越的正是“同而不和”的极端，追求的正是“和而不同”的和谐。中华传统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23)这就是说，要承认“不同”，在“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或“融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24)简而言之，同一则衰，和谐则生。因此，在中国看来，“和而不同”的道路，才是中国不断发展繁荣的道路。

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具有求同存异的精神。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许多国家对中国有误解，甚至还有对立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的大会发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接着又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并进一步解释“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求同存异观点的提出，不仅消除了各国对中国的疑虑，促进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而且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精神。同样，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所取得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此次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并对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及其他纠纷保持低调。”(25)“求同存异”是“和而不同”理念的具体体现。它谋求的是共利互惠，容纳不同，追求和谐，共同发展。因此，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这既是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正是中和思维在国家发展中所要表达的含义：“强而不霸”“盛而不骄”。

其次，“和而不同”意味着“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不同以相辅相成”，强调的是“不同而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是实际存在的，但不同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冲突，发展的中国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强权，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域的文化传统是能够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传统是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和对话，在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26)有如音乐，有“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声音上的不同，通过“相成”、“相济”，却能和成优美的乐章。实际上，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而和”的结果。有人认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也是国家发展和强盛的动力所在。历史上，中国从不局限于狭义的民族主义，也不以推毁他人的“祭坛”为目的，而是相互容纳、相互吸收，进而形成了一个拥有五十六个不同民族的大家庭。

当然，不同是实际存在的，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怎样才能使不同不相冲突，却能相辅相成呢？先哲孔子对待鬼神所采取的存而不论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27)这里，“不语”意味着不去肯定，“如在”则意味着不去否定。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就是典型的存而不论。所谓存而不论，是指将一些一时不易弄清、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有害处的问题搁置一边，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于也不怀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孔子又进一步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28)这里，“敬”意味着不去否定，“远之”又意味着不去肯定。在孔子看来，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存而不论，才能称得上“知”（即智）。实际上，邓小平关于对那些一时解决不了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先放一放” 和“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的主张，就是孔子存而不论的智慧在当代的发展。我们在中印边界问题、在与东南亚邻国南海岛屿息争问题上，就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存而不论的解决法。自双方达成共识以来，尽管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中印在边境地区却维持着多年的和平与安宁。去年，印度瓦杰帕伊总理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访问，并与温家宝总理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两国的关系开始朝着全面合作向前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也进一步加强。事实证明，采取存而不论的方式是明智的，是可以避免冲突的，也是独特的“不同而和”的中国发展道路。

三、Ａ中有Ｂ：你中有我

中和强调对立双方的调和整合。 《周易》中的六十四卦中开头两卦是乾和坤。乾卦意味着纯阳，坤卦意味着纯阴。它表明，过程从简单的阴阳对立开始。中间经过六十四卦的反复变化，或者说，经历了所有可能形式的矛盾，最后以既济和未济结束了整个行程。结尾两卦，正好是开头两卦的交合错综，调和整合；或者说，是乾坤两卦各以己之所有，济彼之所无，各以己之所过，济彼之不及，从对立走向统一。北宋张载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29)根据上述思想，调和整合的中和思维可以概括为Ａ中有Ｂ。它强调的是相互融合，你中有我。

Ａ中有Ｂ、你中有我的中和精神，在国家的发展方面表现如下：

首先，不同国家的文明并不绝然冲突，而是相辅相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30)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1)他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2)这种Ａ中有Ｂ、你中有我的中和思维，将社会主义与其他文明调和融合起来，并使社会主义在这种调和融合中获得发展。今天，温家宝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比作大海，比作高山。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成其为高。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发展；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才能进步。(33)这就把社会主义与其他一切文明成就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

其次，不同国家利益的利益并不决然冲突，而是互惠互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虽然中国的经济呈强劲的发展趋势，但人多、不发达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两大重要问题。中国要实现全面的小康、富裕、强盛，就必须更加要求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流。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的交往越来越不受地理、民族和文化等因素的阻隔，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全球统一市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使生产、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创造出一种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局面，也使得各国有了更多的利益和合作基础。以中美贸易为例，美国的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对推动中国的发展无疑会起重大作用；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补充着美国的大众市场，也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据世界银行一份调查报告评估说，如果美国政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减少42％至96％，而为了支付取代中国产品的比较昂贵产品的价格，或是弥补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更高的关税，美国的消费者可能每年要多支出140亿美元。这份报告正好说明，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损害对方的利益，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自身的利益。世界经济一体化早已把各国人民的经济利益变成人类的共同利益。再加上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猖獗等全球性问题，都不是某一个国家能单独解决的，也不是某一个国家能超然于事物之外的。

人类发展到今天，以呈现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趋势。基于对不断融合全球化格局的认识，为自身利益着想，任何国家都很难选择一条既损害他人利益也损害自身利益的发展之路，更不用说有着传统中和思维方式的中国。中和思维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未来实现和平发展的思想源泉。

①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②伊铭《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内涵》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1月7日。

③④⑤《礼记·杂记下》。

⑥⑦(11)(12)(31)(3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49，19，53，30，373，373页。

⑧(170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把目标投向中国》。

⑨《中庸 不远章》。

⑩《李光耀在大阪“朝日研讨会”上的演说》。

(13)温家宝总理2004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

(14)(15)《左传》昭公二十年。

(1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１16页。

(180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认为，西方文明有着强烈地普世主义倾向，并认为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

(19)罗梦册的《中国论》中，划分的三类不同的国家。

(200《礼记．礼运篇》。

(21)(22)《吕公春秋．贵公篇》。

(23)《国语·郑语》。

(24)(26)汤一介《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第二届东方思想学术研讨会98北京论文集。

(25)路透社对温家宝总理访美的评论。

(27)《论语．八佾》。

(28)《论语．雍也》。

(29)《正蒙．太和篇》。

(30)罗素《中西文化比较》水牛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责任编辑庆跃先）

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 篇9

一、教材分析

《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是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2政治生活第九课第一框的教学内容，主要学习当今时代的主题，理解和平和发展的主要障碍和解决措施。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理解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是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

2、能力目标

运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分析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正确认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自觉地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

三、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难点 ：

1、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

2、建立国际新秩序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 教学难点 ： 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

四、学情分析：学生平时对这一框题的内容有所接触,但知之不深,因此,可结合本课内容,教育学生意识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珍惜好时光，好好学习。

五、教学方法：教师启发、引导，学生自主阅读、思考，讨论、交流学习成果。

六、课前准备

1、和平与发展热点材料搜集 与整理

2、导学案的印制

七、课时安排：1课时

八、教学过程：(一)预习检查、总结疑惑

检查落实了学生的预习情况并了解了学生的疑惑，使教学具有了针对性。

（二）情景导入、展示目标。

教师活动：(播放视频“黑镜头”，导入 新课)和平与发展就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学生活动：在图片情境中，学生联系已有的生活经验、认知程度和思维水平，使学生体会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

（三）合作探究、精讲点拨。

1、自主学习

本课涉及的2个概念：和平与发展的含义。学生独立查找相关内容，然后通过小组之间修正补充，完成相关概念的建立。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协作能力。

2、精讲点拨

探究一：在当代，和平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为什么呢? 学生：学生各抒己见，并利用手头资料，讨论出课文主要内容：①饱尝战乱之苦的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

②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使某些核大国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安全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国际上各种力量互相制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战后世界和平是主流。探究二：你是怎么看待当前的和平形势？(学生分组讨论)1． 各小组进行交流，相互之间展开讨论，学习别人观点。教师：当今的和平形势仍然很严峻，总体和平，局部战乱

探究三：在当代，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是因为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性。那么,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二战后，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均为罕见。世界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强，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各国在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更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注重知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全球发展的最突出问题是南北发展不平衡。（结合图片分析）

探究四：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怎样消除这一障碍，请大家来把把脉，然后对症下药。

主要障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消除这一障碍的有效途径就是建立国际新秩序。所以,为了和平与发展，必须坚决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改变旧的国际秩序，旧的国际秩序的基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有利于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2)建立国际新秩序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反思总结，当堂检测。

教师组织学生反思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参照板书），进行总结。

设计意图：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小结，学生的概括过程也是检验学生对本节课理解程度的过程。再次明确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并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五）发导学案、布置预习。

1、同学们把优化丛书上相关的知识做一做，以巩固今天所学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知识点。

2、请同学们根据我们发下去的导学案把下一框世界多极化的有关知识点预习一下 设计意图：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布置下节课的预习作业，并对本节课巩固 提高。

九、板书设计

一、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

（一）和平问题

1、和平的含义

2、和平成为时代主题的原因

3、当前的和平形势(二)发展问题

1、发展的含义

2、当前的发展形势

（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1、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实质

2、解决和平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十、教学反思

边沁的世界和平观 篇10

一、世界和平计划及国际法的目标

安全, 被边沁视为保障人类幸福的首要条件。从“所有共处国家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目标出发, 他最大的理想是希望所有国家牺牲自身利益以建立世界和平。

在他眼中, 战争是一国以损害他国为代价以强化自己权利的一种无用的程序, 功利原则应该引导国家废除战争。他将战争分为三类:善意的、偏见的和掠夺的。他建议, 预防第一种战争可求助和平法院, 对第二、第三种则要凭借唯一的方法:说服, 也就是通过媒介向好战国家表明, 野心和偏见并不符合其真正利益。可以说, 他对战争恐怖的忧虑少于对国家代价的忧虑。他明白, 不消除战争的起因, 是不可能消除战争的。

边沁在谈到立法原理时说:“立法者应以公共利益为目标, 最大范围的功利应成为他一切思考的基础。”如果一个“世界公民”负责编纂国际法典, 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什么?边沁在《国际法的目标》一文中认为, 应该是所有国家平等的、共同的功利, 即“国际法的立法者的目标是所有共处国家的最大幸福”。在他看来, 国际法的功利目标只是明显大的国内法的功利目标。

具体而言, 边沁的国际法目标由五部分组成:勿伤害他国、保证他国的最大利益、不要成为他国的受害者、接受他国最大的利益、战争时尽可能减少残暴。一个同时为某一国家公民的立法者, 能够被相信为整个世界起草法律吗?在其自身国家利益与全部国家利益之间没有冲突吗?边沁的看法是, 可以通过牺牲国家自身利益来解决这一冲突, “一国君主应当为了外国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国民的利益吗?为什么不?——如果在他牺牲自己国民的利益而受到其国民表扬的情形下。”

“如同在国家内部, 他想使一般的幸福、利益占优势, 反对个人利己主义和在现行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享有如此自由手段的国家的利己主义。”这一总结无疑是符合边沁的功利逻辑的。

二、实现世界和平的方式

在确立世界和平的目标后, 他就如何通过国际法, 建立世界和平提出了具体建议, 这反映在其《普遍、永久和平计划》文章中。

(一) 放弃殖民地

边沁反对帝国主义, 认为保有殖民地是件蠢事。占有殖民地无疑是为了宗主国的发展, 然而在他看来殖民地对宗主国没有任何益处, 而只是在周围积累冲突的危险。他相信, 如果殖民主义消除, 人类历史上将可能出现全球和平。但是必须注意, 他建议放弃占有殖民地并不是反对一国对向往独立的人民的控制, 而是将其主张建立于经济分析之上。

他认为, 国家唯一的财富是农业, 如果鼓励发展其他经济部门, 就会损害农业, 即损害国家利益, 因为殖民地的作用是发展商业, 这是以损害农业为代价的。他的结论是, 放弃占有殖民地就能允许发展农业, 从而增加国家财富。他认识到商业的巨大功效, 但排斥扩大市场能够促进贸易总额增加的观点。他否定与附属殖民地或其他国家互惠协议中的所有利益, 因为贸易总额依靠占有的资本量, 而寻求签订互惠协议是无用的, 它只能改变交换的分配, 而不能增加总量。

他还隐含地表示:由于强国对殖民地的争夺, 无疑会增加纷争的起因;殖民地的战争也多过宗主国。这反映出他的一种自由经济学思想, 认为维持殖民地的军事和管理开支, 会导致国家自由资本总量的减少。

(二) 裁减军备

边沁消除战争的另一个直接建议是, 邀请所有国家尤其是当时的欧洲列强英、法两国签订限制军队数量的永久条约。他认识到这将对所有国家带来有意义的实质性变化, 他对英国就恳求到:“我的同胞, 从你们眼里清除偏见, 从心里根除妒忌、错误的野心、自私和无知。行动是痛苦的, 但报偿是光荣的。”

他强调相关条约对等的必要性, 解释到如果缺乏这一性质则只会导致胜者与败者之间的战争。他认为如果只存在英、法两个强国, 则裁减军备问题就很简单。

他还将裁减军备与放弃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 认为英国没有必要拥有超过防御海盗所需的海军力量, 因为原则上大量的战争就是用来保护殖民地和商业的, 所以不放弃殖民地, 裁军是不会有成效的。

他只谈到欧洲列强削减武器和限制军队, 但没有具体细节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 然而他肯定自己的计划是现实可行的。

(三) 设立国际法院

如果国际法被破坏, 受害国有三种选择:接受伤害、选择共同的法官、发动战争。在边沁眼里, 第一种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无视正义;第三种是最坏的;第二种值得提倡。他明白, 自己的和平计划并不能消除国家间的紧张状态, 所以主张建立国家间共同法院作为解决争端的组织。这种法院又被其称为国会或议会, 由每国的两名代表组成, 开庭是公开的, 以判决形式做出意见并在相关国家领土上发布。

至于如何执行法院判决, 他设想了递进的四个阶段:法院报告其意见、使报告在每一国传播、在一段时期后将难以控制的国家驱逐出欧洲、派遣由参加国提供的武装部队来执行判决。

为了确保判决足够公开以利于执行, 他认为保证所有国家的新闻自由是必需的。由于认为舆论的制裁是最有效的, 他确信如果判决被公认的、受尊重的法院以法律词汇表达, 相关国家就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履行。因此, 他建议法院组织文件中设有专门条款用以保证所有国家的新闻自由。他也意识到公开判决作用的有限, 所以他赞同法院在一段时期后有权将不服从判决的国家驱逐出欧洲, 可能就是要求欧洲其他国家与之断绝外交和商业关系。他不主张法院拥有强制力, 并且认为强制力的缺乏不是由于逻辑上的不可能而是出于需要, 但最后他还是考虑借助有武装部队的国家来保证舆论受到尊重。

(四) 促进法的认知:编纂法典、废除秘密外交

编纂法典是边沁毕生努力的一个方向。他强调这项工作的巨大意义:法典可以使所有人都能获得法律知识, 并在受到侵害时都能得到救济。他所倡导的法典编纂, 涉及国内法和国际法, 超出对“现有法”的简单记录, 还指对“应有法”的编纂。

在确定“所有共处国家的最大幸福”是法典编纂的目标后, 他乐观地表示:完善的国际法可以减少战争的发生机会, 而完善的国际法应该是书写的而不是习惯的, 即应该是法典或条约形式的国际法。他的具体建议是:组织对由习惯确定的不成文法的公布;编订有可能使国家间利益陷入冲突的条约;完善法的风格, 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由此, 将国际法编纂成法典的想法就由边沁第一次提出。

他还设想了法典编纂在实际中的重要性。他区分了国家实施的善意侵害和恶意侵害, 认为前者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 有领土划界的不确定、新发现物范围的不确定等。为预防善意侵害, 他只找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法的完善和公布。显然, 法典编纂在边沁思想中不仅是个立法技术问题, 而且是避免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手段。

边沁非常反对秘密外交, 认为这与和平、自由的利益是相抵触的, 因为不被人知晓的事不可能被控制, 国家行为亦然, 即使它是危险或有害的。他甚至认为秘密外交必然导致战争。

就废除秘密外交, 他提出两点建议:在国际谈判中, 行政文书不应该对公众和议会隐瞒;对现行条约不应该加以保密, 因为缺乏公开性的条约是无效的。

三、简评

法哲学是边沁的重要使命, 但他似乎更热衷于法律改革, 他将自己的改革热情也赋予了其世界和平计划。

他所设想的以完善国际法来实现世界和平的一系列措施, 均以功利原则为出发点, 是功利主义在国际法领域的新运用。

他对国际法抱有乐观态度, 但其和平计划由于超越国际现实或者论证不足, 多少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例如, 在裁军方面他寄希望于英、法两国的自觉行动, 但无视普鲁士、俄罗斯等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所以他不能越过现实障碍;又如, 他认为国际法院不拥有强制力是出于需要, 但最后仍考虑借助外部强制力来保证判决执行, 其理论上的矛盾显而易见。

他对国际法的影响在其时代几乎是不存在的, 他的观点在1899年海牙和会上才有了少许回音, 会议最后在裁军方面没有结果, 但促成了常设仲裁法院的建立。

但是, 随着历史演进, 他的大部分建议, 如放弃殖民地、裁减军备、成立国际法院、编纂法典等, 今天都有了结果和发展, 虽然并不总是基于他提出的理由。例如, 由他提出的法典编纂, 如今已成为联合国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边沁对法典编纂的思考反映了英国哲学对国际法发展的主要贡献”;又如, 他废除秘密外交、公开条约的主张, 有助于增加国际生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与《联合国宪章》第102条的精神相符合。

摘要：边沁的最大理想是希望所有国家牺牲自身利益以建立世界和平。他据以实现目标的方式包括:放弃殖民地、裁减军备、设立国际法院、编纂法典、废除秘密外交等。

关键词：边沁,世界和平,国际法

参考文献

[1]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2]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3]W.Janis.Jeremy Bentham and the Fashioning of“International Law”[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