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七篇

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篇1

一、人口较少民族政策对景颇族的影响

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的调整, 将景颇族纳入扶持范围, 对景颇族的社会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 人口较少民族政策演进及影响。

2004年11月胡锦涛在国家民委《关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的情况汇报》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研究并采取特殊政策, 帮助人口在10万以下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 2005年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5～2010年) 》政策出台并开展实施, 全国640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群众增收两方面取得较大进步, 基本实现“四通五有三达到”的基本目标, 呈现出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2011年年初, 国家相关部委提出拟将人口较少民族认定规模从原来的10万以下人口提高到20万以下人口, 随后在2011年6月20日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出台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11～2015年) 》的五年规划新政策, 将人口较少民族认定上限从原来的10万人口以下, 提高到30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 扶持对象从原来的22个少数民族扩大到28个少数民族, 景颇族自2011年起正式纳入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范围。

(二) 新政策对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景颇族由于受到历史发展、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人力资源素质等的影响, 生活水平较低, 在政府的帮助引导及外围市场的深入发展影响下, 景颇族社会经济有了较大改善。但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相比, 景颇族的社会经济整体依然贫困落后。具体表现在基础实施建设较差、农村产业结构单一、人口素质较低、社会陋习影响严重、市场观念淡薄、生产技术知识缺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流失等方面, 而这些问题正是国家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发展政策主要扶持的内容, 因此人口较少民族新政策的出台, 必然对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新政策背景下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的模型要素分析

关于人口经济增长的研究模型较多, 其中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应用较为普遍。其模型分析结构为:dYt/Yt= dAt/At + αdNt/Nt + (1-α) dKt/Kt, 其中A表示技术状态, N表示劳动力投入量, K表示资本投入量, α和 (1-α)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在产出中的份额。因为劳动力来源于总人口, 若用人口增长速度来代替劳动力增长速度, 则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成为人口、技术和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模型:dYt/Yt= dAt/At +αdPt/Pt + (1-α) dKt/Kt , 模型中的dYt/Yt代表经济增长速度, dAt/At代表技术进步速度, dPt/Pt代表技术人口增长速度, dKt/Kt代表经济增长速度。

(一) 技术要素。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再次证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技术的进步和应用解决了世界经济的众多难题, 技术已经被较多用于替代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 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关键。景颇族经济发展中, 生产技术落后, 广大山区还存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农村经济科技含量不高, 资源利用率低, 粗放型生产投入方式占主导, 生态破坏严重, 技术要素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景颇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推动下, 在景颇族农村经济发展中加大技术推广和应用刻不容缓。

(二) 人口要素。

人口要素是制约景颇族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这里的人口要素不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关系。从景颇族历年人口发展数据可以看出, 近年来景颇族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绝对数低于去年。在适度人口规模的基础上, 影响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更多表现为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方面。景颇族目前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人口素质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政府和市场倡导的民族特色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民族人口素质的支撑。因此对景颇族扶持发展规划上, 应加大景颇族人口素质的发展及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而不能从人口数量上来解决其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投入问题。

(三) 资本要素。

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 是与劳动力相互替代的主要要素, 在不同阶段和地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较大差异。如有市场资源优势的地区, 资本投入以投资性为主, 资本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为明显;但缺乏市场资源优势的地区, 资本的投入主要是基础建设为主, 资本产生的社会效益较高。因此对景颇族扶持发展应区分其市场资源情况, 具有资源优势的地方应加大特色产业的资本性投入, 发展特色产业经济;在缺乏市场资源的边远山区, 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景颇族生活环境, 提高政府扶持资本的社会效益。以上模型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无论哪一要素缺少或投入不足, 都会成为制约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的瓶颈。但三个要素的投入也是有重点和差别的, 首先, 人口素质是景颇族发展的第一要素。这是由生产力要素中人的能动性特点决定的, 其他两个要素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外界投入解决, 但景颇族的人口素质提高是外界无法包办的, 需要在外界的支持下, 主要通过本民族的发展来实现。同时, 景颇族人口素质的提高程度, 关系到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接受和利用水平, 起到制约其他要素的作用, 并制约着景颇族人口经济的发展。其次, 技术进步要素是第二要素。景颇族和其他小少民族不同, 景颇族拥有适度的人口规模, 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 所在山区土地资源丰富, 生态条件优越, 其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表现为产出率较低, 因此需要改进生产技术, 加大科技投入, 才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最后, 资本投入是第三要素。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 但不是主要要素, 这也是我国多年来少数民族扶贫经验的重要启示。资本投入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条件支撑, 如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资料投入和生活环境的改善, 但重点应投资到经济增长项目方面, 如特色农业的财政补贴、龙头企业的扶持、“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的推动, 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 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 让景颇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自主发展, 达到资本要素的“造血功能”目的。因此扶持景颇族这样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较少民族, 应该重点提高人口素质, 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 根据区域特点和资源开发情况, 进行有针对性资本投入, 才能提高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效果, 实现景颇族人口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三、新政策背景下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的策略

我国新制定的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出台和实施, 给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 要充分利用政策推动优势, 促进景颇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解决景颇族贫困落后的社会状况。

(一) 抓住机遇,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景颇族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投入扩张, 经济结构单一, 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 其他产业发展落后, 生产目的自我消费倾向比重较大, 缺乏市场经济意识, 要实现景颇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必须转变其经济增长方式。在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的机遇下, 政府将对景颇族聚居的山村公共事业、社会经济、生活环境等加大投入扶持, 景颇族应该抓住机遇, 将政府投入转变为自身发展的推动力, 积极主动地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 调整生产结构, 提高生产技术含量, 增加产品附加值, 实现景颇族经济收入的增长。

(二) 结合实际, 加强民族人力资源开发。

景颇族主要聚居山区农村, 在传统民族习俗、宗教、教育成本和就业的影响下, 接受教育程度水平较低, 缺乏民族人力资源开发和建设意识。多年来受到“等、靠、要”的思想影响, 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隐蔽在农村, 缺乏市场就业的思想意识, 导致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较低, 严重影响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结合国家的重点扶持政策, 应加大景颇族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 对隐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 扩大民族人力资源存量, 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供求市场, 挖掘民族人口红利, 推动景颇族人口经济的发展。

(三) 转变观念, 提高民族人口质量建设。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口质量建设, 在人力资源缺乏流动性的景颇族聚居地区, 人口质量的提高主要靠本民族的发展, 其他民族穿越语言、习俗等方面障碍较为困难。另外, 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并不是要求扩大少数民族人口数量, 而是提高民族人口质量, 经济学家萨伊对企业家要素收益的提出, 说明了人口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因此, 应转变少数民族人口观念, 加强景颇族科学文化素质建设、思想道德素质建设和身体素质建设, 通过人口质量建设, 提高景颇族对科学技术的接受和创新能力, 才能用市场经济观念来发展民族经济, 才能真正实现景颇族人口经济的发展。

(四) 依托市场, 探索民族特色经济模式。

景颇族长期以来受到居住环境和民族习性的影响, 其族群意识较强, 但族群的开放程度较低, 这种孤立的封闭式发展现象突出。必须结合外界市场发展的特点, 与周边已经形成的市场接轨来发展本民族经济, 才能发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对景颇族的扶持, 也应结合景颇族居住环境、市场资源、民族资源等优势来进行规划引导, 依托市场需求, 寻求以景颇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势发展生态农业, 利用民族文化价值, 发展以民族文化价值为核心的多元化第三产业, 才能促进景颇族人口经济的发展。

(五) 培育人才, 坚持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开发。

景颇族有着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 是民族发展的根基, 正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才能使中缅景颇族在广袤的跨国界疆域得以交往合作, 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凝聚力, 因此景颇族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开发。同时, 在全球经济体一体化的背景下, 任何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的推动, 景颇族也需要与市场经济接轨, 在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培育大量高素质的民族文化人才, 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民族文化不断创新, 才能更好为本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李通萍.人口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篇2

一、人口数量分析

从两地区人口总量看, 2002年到2010年丽江人口总量要略大于攀枝花, 两地都保持了增长的势头。两地人口总量差距不大, 丽江要略大于攀枝花, 2002年丽江的总人口数为111.2万人, 攀枝花同期为104.84万人, 相差6.36万人, 而到了2010年丽江的总人口数增加到了124.6万人, 而同期攀枝花总人口数为111.79万人, 相差12.81万人;两地人口都保持了正增长的势头。

从两地区人口密度看, 2002年到2010年攀枝花的人口密度均值为152.71人/平方公里, 而同期丽江人口密度均值为56.12/平方公里, 可见攀枝花要远大于丽江, 一直是后者的2.7倍左右, 这说明攀枝花的人口密集程度要远大于丽江。葛美玲和封志明利用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我国人口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 认为可以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划分为9大类型区, 其基于人口密度的划分标准是:集聚核心区>1000、高度集聚区 (501-1000) 、中度集聚区 (401-500) 、低度集聚区 (201-400) 、一般过渡区 (101-200) 、相对稀疏区 (51-100) 、绝对稀疏区 (26-50) 、极端稀疏区 (2-25) 、基本无人区 (0-1) 。按照这一划分标准, 丽江属于相对稀疏区, 而攀枝花的人口密度虽然远大于丽江, 但也只是属于一般过渡区, 这说明丽江攀枝花两地在全国范围内其人口密集程度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从两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 1949年以来, 我国人口相继经历了1949-1964年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1965-1990年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和1995年以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三个阶段。2002年至2010年, 丽江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低于全国的同期水平, 但较为接近, 而攀枝花则有6年高于全国同期水平, 只有3年低于全国同期水平, 除了2009年和2010年以外, 攀枝花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要高于丽江的同期水平;丽江与全国的极差为2.22‰, 攀枝花与全国的极差为1.62‰, 这说明无论丽江还是攀枝花, 2002至2010年其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与全国同期水平较为接近, 都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

二、人口质量分析

人口既有数量问题, 也有质量问题。人口质量, 是指特定时空内一定的总体人口的质量, 而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丽江攀枝花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离不开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 是关系一体化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就当前情况而言, 在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下, 人力资本的集聚主要取决于人口质量。

丽江每10万人口中, 小学程度的比重由2000年的42.39%下降到了2010年的34.48%, 而初中程度的则由21.90%上升到了32.54%, 高中程度和大学程度的比重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上升, 其他的比重由27.98%下降到了2010年的16.33%, ;在同一时期, 攀枝花每10万人口中, 小学程度以及其他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而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程度的比重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在这一时期, 丽江的文盲率由2000年的15.35%下降到了2010年的7.88, 而同一时期攀枝花的文盲率则由7.90%下降到了6.72%。总的来看, 两地区相比较的话, 攀枝花人口受教育的程度要高于丽江, 这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攀枝花是在“三线建设”的背景下建设起来的我国西部重要的钢铁基地, 就有大量的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口向此集聚, 因此攀枝花有着较好的基础, 而近年来, 丽江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如大学程度所占比重, 在2000年仅为1.33%, 而同期攀枝花则为5.08%, 差距较大, 而到了2010年丽江上升了5.37个百分点, 达到了6.70%, 同期攀枝花上升了4.28个百分点, 达到了9.36%, 丽江的增幅要大于攀枝花, 这有一部分我国大学扩招的原因, 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丽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人才的集聚效应。

三、人口结构分析

丽江攀枝花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是世界也是中国人口变动的一个共同趋势。2010年丽江、攀枝花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各地总人口比重分别为7.72%, 和9.13%。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 即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那么丽江攀枝花已迈入老年社会的门槛。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对投资、储蓄、生产、消费、产业结构、就业结果等经济发展, 对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丽江和攀枝花在经济尚不发达, 经济发展水平尚不高的情况下迎来了老龄化程度加深的问题, 可以说是进入了“未富先老”的阶段。

四、结语

丽江攀枝花两地人口总量相当, 人口密度攀枝花要远高于丽江, 两地在全国范围内其人口密集程度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与全国同期水平较为接近, 都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就人口质量而言, 攀枝花要优于丽江, 两地都进入了“未富先老”的阶段。

参考文献

[1]丽江市统计局编.丽江统计年鉴2011[Z].内部版, 2011.

[2]攀枝花市统计局编.攀枝花统计年鉴2011[Z].内部版, 2011.

[3]葛美玲, 封志明.中国人口分布的密度分级与重心曲线特征分析[J].地理学报, 2009, (2) :202-210.

[4]丽江市统计局.2010年丽江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01].丽江政务网.http://news.lijiang.gov.cn/gov/tjxx.htm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价值分析 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价值转换;经济价值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6—0129—02

一、对人口老龄化认识的偏差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关注和研究老年人和老龄化问题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但是,相当多的人是从

消极方面去认识老年人和人口老龄化,认为老年人不再具有经济生产能力,已经成为社会负担;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加重,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加重等等;并且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老龄化程度越高,上升的速度越快,制约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慢。”[1]

关注和研究老年人和老龄化问题是好事,研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为国家制定政策法规提供相关的理论根据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只是把老年人看做“负担”,认为人口老龄化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就未必正确。首先,用“负担”一词来界定老年人总让人感到不舒服。因为“负担”一词隐含着“包袱”、“累赘”、“废物”之含义,这好像是说老年人就是“包袱”、“累赘”、“废物”,一无是处。这种观念与人类追求长寿幸福的心愿相违背,与人类伦理的基本理念相违背。其次,“负担”一词又包含有老年人“消费已是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而不再具有生产的功能。”[2]这是一种年龄歧视。一方面它不能回答:为什么老年人的“纯粹消费”不正当,而儿童、青年人和中年人的消费就正当?况且儿童也是“纯粹消费”。另一方面,如果这种观念在社会上被广泛传播,就可能使我国也出现像西方社会中的“老年凄凉”的现象。这和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相违背,和联合国发展“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第三,这种负担论增加了老年人精神压力。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衰退和逐渐脱离社会的原因,精神上已经产生失落感、老而不中用感和抑郁感。如果社会上再盛行老年负担论,歧视老年人,就会进一步使老年人产生自卑感,增加精神压力,这样,老年人就不能实现晚年幸福,也就谈不上“老有所乐”。第四,说人口老龄化制约经济发展也站不住脚,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人口老龄化会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不利的影响。”[3]当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除了北欧几个高福利国家因政策有误受到影响外,多数国家发展得都很好。另外,我国部分省市地区,特别是上海市,早在197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提前二十年。但是,老龄化并没有阻碍这些地区的发展,他们的发展依然走在全国的前列,并且,自2000年,全国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我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

二、低龄健康老年人仍具有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

老年人实现价值转换,文化价值成为首要价值,经济价值降为次要价值。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老年人不能进行经济生产活动。根据年龄阶段不同,世界卫生组织把老年人分为低龄老年人(60~69岁)、中龄老年人(70~79岁)和高龄老年人(80岁及以上)。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的情况是不同的。

低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比例最大,低龄段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最佳时期。首先,低龄老年人是刚刚从中年走过来,一般来说,每个正常人在进入低龄老年期之前,正处于自己事业的高峰,“知天命”时期,懂得生命的意义,处于人生的辉煌时刻;而六十多岁的老人正处于“耳顺”阶段,处于人生创造的黄金时代,许多“大器晚成”者,如肯德基创始人桑德斯上校在这时才开始创业。如果此时就让他们从事业中退下来赋闲在家,一方面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使老年人失去在工作中所能体验到的精神充实感,自我价值感,失去体现生命价值的载体。

其次,低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允许他(她)们继续参与社会活动。低龄老年人一般身体较为健康,精力也还充沛,而真正因为健康不佳而失去劳动能力的比率并不高,如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部门对我国老年人失能和残障情况进行调查分析,55～64岁的老人城乡合计失能率为8.21%,65岁及以上的老人城乡合计失能率为19.55%[4],而65岁及以上的老人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占多数,这就是说低龄老年人的失能率不会超过19.55%。另据资料显示,我国70岁以下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70%以上,依赖性老人仅占1%[5]。这说明我国低龄老年人群拥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潜力,如果能得到开发应用,将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

再次,大多数老年人都有再就业的愿望。事实上,大多数老年人,特别是低龄老年人并不愿退休后赋闲在家,而有继续参与社会事务、社会活动的愿望。如有人调查表明,我国离退休人员中91.8%愿意继续参与社会劳动,不赞成和持反对态度的仅占8.2%[6]。从我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来看,2000年60岁~64岁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为50.05%,65岁及以上劳动参与率为25.06%,在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更高,在1990—2000年期间我国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呈上升趋势[7]。而2004年参与社会发展的各年龄段的老年人约占老年人总数的40%左右。虽然不排除一部分老年人参与社会劳动是迫于生活经济压力的原因,但是,如此高的劳动参与率同样能够说明老年人是乐于参与社会劳动的。

三、中龄、高龄老年人扩大了老年人消费市场

首先,老年消费市场的扩大会促进老年产业的发展。根据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依存关系,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的可能和必要。不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且生产可能性的最终决定因素也是消费。如果没有消费市场,生产也就不能也不会进行下去。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社会缺乏消费能力。而消费市场的扩大则会促进生产的发展。一个面向消费市场日益萎缩的工厂,生产是绝不可能进行下去的。老年消费市场的出现和扩大,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还会促进老年经济的发展。

其次,老年产业的发展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现象可以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看出。例如,日本商人正在抓住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商机,把老年经济做得红红火火。据估算,现代日本60岁左右人口所拥有的资产,是40～50岁人口的3倍以上。因此,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产业类别中都有将老年人锁定为其目标消费群体的产品。从药品到宠物食品,从家居安全防盗系统到自动配药服药定时器,衣食住行无所不包。日本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从1980年的约100亿日元到20世纪90年代就猛增到1万亿日元,翻了100倍。现在,日本商人又瞄准即将到来的“团块世代”老年人的消费市场。这代人大多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消费潜力高达3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0.6%。他们的退休生活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8]。人口老龄化并没有影响日本的经济发展,相反,对上世纪日本的经济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并继续对现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我国现在正处于劳动力过剩时期,劳动就业压力非常严峻,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每年有1 400万就业缺口。面对如此大的就业缺口,国家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消费市场的扩大,推动

了老年消费产品的生产,则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四、高龄老年人有助于推动医疗和老年服务业的发展

进入高龄期以后,老年人的各种身体器官进一步衰退,相当部分老年人即使身体还比较健康,也基本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例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所做的关于我国老年人供养体系的调查(1992年)表明,在穿衣、吃饭、洗澡和上厕所等基本生活能力方面大约有2%～7%的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不能够自理或完全自理,而8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该比例在10%以上[9]。人们印象中的体弱多病、无劳动能力、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形象,实际上多是高龄老年人,用一部分体质较差的高龄老年人的形象代表所有老年人,有以偏概全之嫌。高龄老人要求提高老年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等的费用,需要增加社会投入。

其次,老年人需要护理的特点能促进我国为老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许多高龄老年人基本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别人照料。近几年,我国各型各类的养老院、托老院、护理院等养老机构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养老机构的出现大大推动了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助推剂。老年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不需要特高的文化知识或者较高知识含量的技术。而我国当代,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有大量待岗人员,农村也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安置,这部分待业人员一般文化水平低,也没有什么专业技术。老年护理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能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使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另一方面也能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为这些待岗人员提供就业的机会,缓解我国当前就业压力的紧张,提高他们的收入,这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口老龄化,我们应该认识它,接受它,解决它,而不应该否定它,排斥它,拒绝它。况且,健康长寿也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积极老龄化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老年人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老年人仍然具有的经济价值。充分开发和利用老年人的各种价值潜力,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才是上策。

参考文献:

[1]吕明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5.

[2]李建民.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的经济分析[J].人口研究,1998,(6):6.

[3]邬沧萍,姜向群.老年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

[4]黄成礼.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负担及家庭照料[J].中国卫生资源,2006,(5):209.

[5]陶思敏,孙宏英.试析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20.

[6]段宗辉.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J].金秋,2004,(8):22.

[7]邬沧萍,姜向群主编.老年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0.

[8]顾列铭.日本老年经济红红火火[J].中国经济周刊,2006,(19):47.

[9]李建民.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的经济分析[J].人口研究,1998,(6):8.

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篇4

5月11日，印度官方确认该国人口突破10亿大关，政府颁布《国家人口政策)成为印度历史上首次制订的计划生育纲要性文件(注：①李文云：“印度人口突破十亿”，《人民日报》，205月2日。)，印度人口以及带来的压力问题引起本国和世界的关注。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印度在成功地处理了国际收支危机后，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1%(注：《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成为世界上又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就经济潜力而言，印度和中国一样，拥有令人兴奋的前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印度的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便就很有意义。

一、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标准。

在论证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相关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注：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1期，第8-P16。)这样，在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便缺少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人多一定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吗?仅从人口密度上来讲，根据资料(注：《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国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韩国469人，英国239人，德国230人。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妨碍是不科学的。

在讨论印度人口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可考虑：人口与消费、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分配、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本文主要从需求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妨碍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是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通过如下途径实现：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杜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按照这样的途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二、对印度1991-19(注：本文选取印度1992-年的数据，是因为1991年6月拉奥上台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印度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1991年7月发布了“经济改革计划”，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与投资的实证分析。

按人口对经济增长妨碍的这条途径看，人口增长压力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集中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而不是生产资料生产方而。同时人口增长会减少个人储蓄，特别是用于投资的储蓄更加困难。这就妨碍生产的.改进和增加，限制经济增长。这样来看人口增长应该与储蓄和投资增长的受阻有一种强相关关系。现将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长与投资及储蓄联起来分析：

表1：(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1、表格中①、⑤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其中1995年前后统计基数不统一，这里对①做了一下处理，(⑤1994年数据缺失，为了计算的方使估计为19.0)。

2、②③④数据见“Im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IMF,(②1998年数据缺失)，第513页，并进行了计算。

3、⑥数据见“StatisticalYearbook”,forty-fourth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从表1的数据可直观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长率(Pr)、投资率(Ir)、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私人存款增长率(PDr)定其存款增长率(TDr)的年度变化轨迹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整体回落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大，这应该说是七十年代以来印度推行“国民节育”人口政策的结果，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子女抚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不过至少可以判断人口增长率下降带有极强的外生性。而投资率(Ir)尤其是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经历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稳定回落，带有极强的内生性。而对经济发展后劲很重要的储蓄的变动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

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篇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职责。兵团经过50年的发展,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生产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地区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0.24亿元增长到2008的523.3亿元。2000年以来, 就业人数也在持续增加, 由2000年的92.6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102.4万人, 增长10.58%, 年均增长率1.26%。但是, 兵团就业人口规模、就业人口分布在空间上极不平衡, 南疆垦区就业人员比较低, 对于兵团发挥提高新疆经济建设整体水平、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等作用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分析其就业潜力, 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具有现实的意义。

根据我国统计制度, 经济活动人口是指所有年龄在16岁及以上, 在一定时期内为各种经济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劳动力供给的人口。这些人被视为实际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 即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和, 也称为现实的人力资源。通常, 兵团经济活动人口失业率很低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了保持研究对象与统计资料的一致性, 本论文以“就业人员”代替“经济活动人口”。

一、三大产业就业结构特征

(一) 三大产业就业结构呈现“一三二”型, 与产值结构保持一致

改革开放以来, 在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下, 兵团就业结构已基本形成“以第一产业为主, 三二产业并重”的格局。三次产业就业结构1978年为70:20:10, 2000年为47:24:29, 2008年调整为47:19:34。就业模式正在由“一二三”向“一三二”方向转变。

与1978年相比, 2008年第一、二产业比重分别下降23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比重上升24个百分点。同时,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63.87万下降到2008年的48.09万,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由18.65万上升至18.94万,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从9.33万猛增到35.36万。同期, 三大产业产值结构分别为47:31:22、41:28:32和35:32:33。由此可以明显的看出, 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变化方向保持一致。

(二) 从产业结构偏离度看, 第一产业就业压力较大, 二三产业就业空间较大

结构偏离度是指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差, 用来判断该产业是排挤出劳动力还是吸收劳动力。计算公式如下:

β是结构偏离系数, Em是某次产业的就业人数, E为整个国家 (地区) 三次产业总就业人数;Gn为某次产业的增加值, G是整个国家 (地区) 的三次产业的增加值。β>0-正偏离, 意味着此产业存在着劳动力转移出去的压力;β<0-负偏离, 则说明该产业存在着劳动力流进的压力和趋势;β=0-最佳状态 (均衡状态) 。由负偏离状态向“0”状态接近, 表明该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强, 伴随着就业人员的不断转入, 该产业就业空间逐渐缩小;由负偏离状态向“0”状态远离, 表明该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 伴随就业人员转出, 该产业就业空间不断扩大。

2000—2008年, 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基本为正值, 且不断接近“0”;第二产业结业结构偏离度基本为负值, 且不断远离“0”;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缓慢增长, 在“0”附近波动 (如图1) 。可以看出, 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仍然很大;第二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不断减弱, 伴随着就业人员向其他产业的转移, 就业空间呈不断扩大趋势;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 伴随着就业人员从其他产业转入, 就业空间呈不断缩小趋势。

就业偏离度的变动与三大产业产值变化关系密切。2000年以来, 第三产业产值增长较快, 形成强有力的“拉力”, 将一三产业中部分就业人员吸纳进来, 就业人数持续增长;相比而言, 第二产业增长较慢, 对就业人员形成“推力”, 就业人数有下降趋势;一二产业转移出的就业人员基本进入第三产业, 可以看出, 产业吸纳就业能力随着产值快速增长将会进一步增强。因此, 随着兵团产业发展重点向工业、服务业的倾斜, 非农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将随着产业规模的壮大、产值的迅速提高而进一步增强, 这种现象符合劳动力转移规律。

(三)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新疆兵团第二产业就业人员集中度较低, 一三产业就业集中度较高

区域特化系数通常被用来考察某一类就业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性, 从而确定未来就业方向。本研究考察兵团三大产业就业相比较全国平均水平的不均匀性。如下式表示:LQij= (Lij/Lj) ∕ (Li/Lt)

式中1LQij表示第i地区j产业部门的布局系数, Lj为作考察对象的所有地区j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 Lij为其中第i区j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Lt为作为考察对象所有地区所有产业部门总就业人数, Li为其中第i区所有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LQ=1, 说明该产业就业分布处于全国平均状态;LQ>1, 说明该产业就业分布与全国平均状态比较相对集中, 形成“特化”现象;LQ

2000—2008年兵团一三产业特化系数持续大于1, 就业集聚程度高于全国平均状态 (图2) 。同期, 兵团第一三产业产值排名 (全国各省 (区) 、直辖市) 分别为第26、第32位, 说明兵团一三产业虽然就业人员较集中, 但产业生产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存在就业人员转移出去的压力, 尤其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特化系数自2006年持续小于1, 二产就业相对分散, 还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同期, 兵团第二产业增加值居全国倒数第二位, 说明目前兵团第二产业还未形成规模, 产值增长较慢, 吸纳就业能力非常有限, 就业人员未达到集聚状态, 但今后就业潜力很大。

二、就业人员行业结构分析

(一) 静态看, 农业就业比重占绝对优势, 其他行业就业比重较小

2008年, 各个行业类型中农林牧渔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员年末人数 (以下就业比重均为行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员年末人数的比重) 比重最大, 占半壁江山;其次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 就业比重分别为9.98%、8.73%和5.96%, 与农业比重相差悬殊 (图3) 。

(二) 从就业比重变动看, 批发零售业比重增长迅速, 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农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但仍然较高

2000—2008年, 批发零售业比重增长迅速, 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 住宿和餐饮业, 建筑业增长微弱;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较为明显;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持续下降, 除2001年降幅度较大;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就业比重均有所下降;其他产业变动不大。

可以看出, 第一二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集中流入传统服务行业, 而新兴服务行业在缓解日益尖锐的就业压力、优化经济结构、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还未显现强大功能。

(三) 从就业集中度变动看, 行业就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极不平衡

2000—2008年, 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集中程度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集中度增长迅速;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业等生活服务、消费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集中趋势增长明显, 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就业人员集中程度下降明显, 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就业结构评价

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力产业转移规律:劳动人口由农业转移到制造业, 再从制造业转移到商业和服务业。在此过程中, 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基本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比;交通业的劳动力比重与经济的开放程度和运输技术有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程度最密切的是商业和金融业。

据此可以看出:

1.兵团农业就业人员比重占据半壁江山, 说明兵团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2.农业就业人员向服务业不断转移, 说明产业结构正在向合理化方向调整。

3.第二产业内部各行业就业比重低、就业人员分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越来越分散、就业人数增幅很小, 说明第二产业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未出现具有强大吸纳就业能力的行业。

4.传统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 是目前吸纳就业的主要行业;技术含量高、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明显偏低, 就业人员集中度也较低, 服务业结构存在缺陷。

综合来看, 兵团就业人员行业结构较为传统、水平较低且不太合理。要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 就要实现劳动力就业向工业、服务业的迅速转移, 这是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 今后加强就业人员向工业、建筑业, 以及商业、金融保险业、旅游业等新兴服务业的引导力度, 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

摘要：经济活动人口是创造GDP的主要动力, 其就业状况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基于此, 充分利用经济普查获得的数据资料, 主要从就业人员产业结构、行业结构等方面来分析兵团经济活动人口的就业结构及变动特点, 发现问题及时调整, 以探求兵团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活动人口扩大就业的潜力。

关键词：新疆兵团,就业结构,就业潜力

参考文献

[1]汪燕敏, 等.我国个体经济就业潜力研究——以城镇地区为例[J].经济纵横, 2007, (2) :45-47.

[2]邱德荣, 等.河北工业部门就业潜力问题[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2007, (1) :64-69.

[3]陈果.我国第三产业各分行业就业弹性的实证分析[J].特区经济, 2006, (1) :325-326.

[4]杨宜勇, 等.我国扩大就业潜力的对策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 2007, (6) :47-49.

[5]黄玲娣.新疆企业职工配置状况及就业潜力展望[J].新疆财经学院学报, 2003, (4) :50-53.

[6]周晓苗.新疆兵团区域综合经济实力比较分析[J].新疆农垦经济, 2010, (5) :31-34.

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篇6

作为中部六省之一的山西, 既有中部省份承东启西的过渡性特点, 也在历史沿革、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自身的显著特征。本文拟以山西省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廖盖隆、孙连成等的“人口城镇化”定义, 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人口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

1 数据资料与研究方法

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选取以下数据:山西省1990—2004年各年年底总人口、城镇人口、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2005—2007年的上述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Excel软件中计算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以U表示;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分别以I1、I2、I3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用C表示。人口城镇化水平以U来测度, 经济发展水平用C和I1、I2、I3来测度, 其中, 以人均生产总值C来测度区域经济实力, 以各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测度区域产业结构。

运用SPSS软件分别对人口城镇化水平与人均生产总值、各产业产值所占比重进行相关分析。用以检验变量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变量的变化方向, 而对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可建立回归模型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具体变动关系, 通过控制或给定自变量的数值来估计或预测因变量的数值[2]。即运用给出的回归模型对山西省近期人口城镇化进程作简单的预测。

2 分析过程与结果

2.1 双变量相关分析

一般情况下, 当探讨到的两个地理要素之间为线性相关时, 需要研究它们的相关程度与相关方向。相关程度就是要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密切, 相关方向则分为两种, 即正相关与负相关。正相关是表示两个要素间呈同方向变化的相关, 负相关是表示两个要素间呈反方向变化的相关。相关系数是用来度量相关程度和方向的指标[3]。本文的研究采用Pearson积矩相关法分析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和方向。Pearson相关系数是对线性关系的一种测量[4]。因此在进行分析之前应先作两个变量的散点图, 大致观察它们之间有无线性关系。

2.1.1 散点图

分别作人口城镇化水平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简单散点图, 并在各幅图上添加趋势线 (图1、图2、图3、图4) 。

由这4幅散点图可以看出: (1) 人口城镇化水平U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C、第二产业产值比重I2之间的散点从左下角至右上角大体呈上升的直线, 说明这两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线性关系, 而且是正相关。人口城镇化水平与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I1之间的散点则大体呈下降的直线, 说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且上述三组变量的散点图中的各点均散落分布在所添加的趋势线附近。 (2) 人口城镇化水平与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间的散点分布较为混乱, 没有呈现出线性关系, 且大部分的散点到所添加的趋势线距离很远。因此, 在进行下一步的Pearson相关分析时便不再考虑人口城镇化水平与第三产业之间的相关关系。

2.1.2 Pearson相关分析

根据散点图观察出的结果, 运用SPSS软件分析上述呈线性关系的三组变量, 计算出各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表1) 。通过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1) 人口城镇化水平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 且都达到了0.9以上, 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双侧显著性检验出的显著水平即Sig值为0.000, 表明达到了0.01的显著水平。说明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的提高, 人口城镇化水平也在不断增加。 (2) 人口城镇化水平与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945, 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负相关关系。Sig值为0.000, 表明达到了0.01的显著水平。说明随着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的降低, 人口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

2.2 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SPSS软件分别把人口城镇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一组变量, 人口城镇化与第一、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另外一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建立回归方程。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人口城镇化水平U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C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根据通常使用的显著性检验标准, 在5%的显著水平上, F=126.867, Sig.=0.000<5%, 表明回归方程有意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Beta标准系数值为0.942, t值达到了显著水平 (Sig.=0.000<5%) , 说明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通过检验。

人口城镇化水平U与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I1、第二产业产值比重I2之间的二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其中, F=91.772, Sig.=0.000<5%,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Beta标准系数值分别为-0.579、0.407, t值达到了显著水平 (第一产业产值的Sig值为0.003, 第二产业产值的Sig值为0.023, 均小于5%) 。说明此回归模型的估计方程与估计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3 结果讨论

3.1 由人口城镇化水平U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C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1) 可知,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加1 000元, 人口城镇化水平将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的数据, 2007年全国人均GDP达到了188 8 5.3 2 元, 而山西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6 897.58元, 显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山西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2007年的平均水平时, 通过将这一数值代入回归方程 (1) , 可得出山西省人口城镇化水平将达到46.4%左右, 高于2007年实际水平2.4%。这意味着随着山西省人均GDP的提高, 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 成为城镇居民, 将会带来相应的一系列问题。政府在着力发展经济, 增强区域经济实力的同时, 应下大力气解决新转为城镇居民的住房、子女入学、工作、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

3.2 根据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相关研究, 区域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经历着由“一二三”产业结构阶段到“二三一”产业结构阶段, 进而发展到“三二一”产业结构阶段的变化过程。2007年山西省三次产业间的比例为4.7∶59.9∶35.3, 同期全国这一比例为11.3∶48.6∶40.1, 均呈“二三一”的结构特征。通过比较发现, 以全国整体发展水平为参照, 山西省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过大, 而作为区域现代化重要标志之一的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则明显偏小, 经济发展过分倚重第二产业。从纵向发展来看, 从2000年至今, 即“十五”、“十一五”期间, 山西省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就提高了约9.7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则下降了约3.4个百分点, 与同一时间段内全国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波动下降, 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波动上升不同, 山西省近期产业结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了自身的特点。这与山西作为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 重点扶植发展煤炭、焦炭、冶金、电力等重化工业, 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过多地受到行政指令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3.3 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出山西省人口城镇化水平同第三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之间没有呈现出高度相关的线性关系。从区域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 现阶段山西省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人口城镇化没有明显的推进作用或抑制作用。而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的下降和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的上升对于人口城镇化则具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城市往往是一个区域的商业、交通、通信、金融、文化、教育、科技、信息等方面的中心, 第三产业相对集中。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必要特征。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后劲, 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 促进市场充分发育, 提供给城镇人口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而促进整个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从长远发展来看, 第三产业必将在区域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4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 信心信用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 造成全球经济的衰退[5], 并逐渐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各个方面。山西作为资源型省份,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也较严重。主要是对山西省主导产业已产生一定影响, 特别是钢铁、煤焦等产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压力。政府部门应在危机当中寻找发展机遇,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出台各项措施鼓励发展第三产业, 改变本省经济过分倚重工业发展的局面。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内部结构的调整完善, 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客观上将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山西省产业结构由“二三一”调整成“三二一”的结构是发展的趋势。

综合以上几点认识, 文章认为, 以第一、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作为自变量建立的回归方程 (2) 只是定量分析出了研究时间段内山西省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经济结构的关系, 并不太适合做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预测。

人口城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发展的阶段不同, 体现出的特征很可能不同, 推动其继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也会有所差异。本篇文章只是定量分析了一个特定阶段内区域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如何将不同阶段的城镇化过程统一为一个研究整体, 还需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许学强, 周一星, 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2]秦晓晴.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定量数据分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242-251.

[3]张超, 杨秉庚.计量地理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86-87.

[4]陈丽红, 石培基.兰州市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的相关性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08, (3) .

人口控制的英语作文及翻译 篇7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conditions have led to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Modern medicine, for example,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babies to grow up healthily and for people to live longer. With improved living condit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countryside, people tend to have larger families. As a result, the world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so rapidly that it has now exceeded 6 billion.

But the overgrowth of population presents a threat to the existence of human society. A large population demands a GREat deal of food supply and shelter space. However, limited productivity and scarce world resources can hard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ever-increasing population. Thus, in the long run, the overgrowth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will only harm mankind.

To guarante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mankind must realize the consequences resulting from fast population growth and carry out a 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 Only by adopting effective measures, can human society develop steadily and have a bright future.

科学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导致了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举例来说，现代医学已经使婴儿健康地成长并为人们生活的时间更长成为可能。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在农村，人们往往会有更多的家庭。结果，世界人口增长如此迅速，现在已经超过了6000000000。

但人口过分增长对人类社会生存的威胁。大量的人口需要大量的食物供应和住房空间。然而，有限的生产力和稀缺的世界资源几乎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因此，从长远来看，过多的世界人口将会危害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