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三篇

中共六大 篇1

一、党建科学化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 理论是实践的升华, “在生动灵活的实践过程中总蕴含着经验和启迪”[1]336-337。党建科学化思想产生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 实践基础可谓相当深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六大,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此期间, 世界形势也风云骤变, 纷繁复杂。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都对党建工作给予了足够重视, 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欧洲地区不断的政权更迭, 构成了共产党执政的挑战, 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问题。“三个代表”伟大思想的出现, 完整地阐释了新局势下关于“塑造什么样的党、如何塑造党”这一问题。

十六大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后首次党代会, 有承前继后的历史意义。在这次会议中, 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并连同社会进步一起构成接下来的工作重心。社会的进步可以推动党建工作, 党建工作带领社会前行, 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时间里, 能够梳理出三条党建发展的线路。

首先, 党建的发展战略从“三大建设”发展到“五位一体”。传统的党建工作主要由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三板块构成, 这形成于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 此格局一直延续到执政以后。在新时期的党建工作中, 改革与预防腐败的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十六大上确定下来, 要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这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四位一体的阶段。到了十七大, 对于党建工作的部署, 进一步提出了将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并提, 最终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布局。

其次, 改善党执政能力的建设进步到发展党的先进性、创建先进党组织和争当优秀党员等活动。重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建设, 是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推动党建工作最明显的特点, 并且十六大之后确实更加注重抓中共党执政能力的建设。2004年中共党中央集体通过了提升党执政能力的决议, 并提出要科学地、民主地、依法地执政。2005年组织的党的先进性教育系列活动与2010年组织的党的创先争优系列活动都拓宽了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路, 都着眼于对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保持与提升。

最后, 从整体部署逐步发展为突出重点, 用点辐射面, 最终更新党建的发展思路。十六大以来党建工作中一个明显进步是在整体部署中重点逐步被凸显。到了十七大明确了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发扬先进性定为基准, 并进而构成了“一条主线”、“五个重点”和“五大建设”的主体思路, 最终成为党建的工作指南。胡锦涛强调必须表现出在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基础上对党的建设认识的升华。

二、党建科学化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

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出现展示出明显的时代特性。毋庸置疑, 马克思主义是党建科学化思想的理论基础, 党建科学化思想是结合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后, 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本土化的结晶。如此大的背景之下, 探索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历程, 就需要总结十六大以后中共理论体系发展的过程。

狠抓思想建设是中国建党以来的经验总结, 注重理论创新是完善党的思想建设的必备条件。十六大以来, 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 可以概括为两点:首先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然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结与概述。它们共同组建的理论创新, 为党建科学化思想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在于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加入了科学成分。自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到十七大作出“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总结概括, 科学发展观一步一步得以完善。科学发展观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着眼于我国社会独特的历史和实际情况, 阐述并解释了“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 坚持党建科学发展也是内涵延伸之一。所以, 科学发展观所针对的不仅是社会发展问题, 也对党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说到底, 科学发展观对党建工作的指引的意义是要最终实现执政理念与执政方法科学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理论创新与经验成果的归纳和总结, 是党建工作的科学性的一次伟大尝试。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理论实践的三十年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 在此期间总结归纳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 它们共同阐释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程。十五大明确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 十六大又明确了“三个代表”的指导地位, 十七大虽然没有明确定位科学发展观, 但作为十六大以来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 但其对党建发展的指导意义深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构成, 很明显, 已经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十七大上所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向科学化前进了一大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奠定了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地位, 但其在不同阶段也具有发展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变, 但指导思想不能一成不变, 党的指导思想必须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为党建科学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理论科学化是党建科学化的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党建理论科学化的外在表现, “发展是中共作为执政党治理国家首要事务”说明, 落实科学发展观即是通过实践落实党建科学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也就是党建科学化落实与提高的过程。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同为十六大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共同为党建科学化奠定了实实在在的基础。

三、党建科学化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十六大以来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具有成前继后的历史作用, 导致了执政共产党对党建认识的一次大的跨越, 显著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首先, 党建价值取向方面的发展。十六大以来党建工作中, 将科学发展观作为纲领, 而不同于以往对科学的认识停留在工具价值层面, 这样就能够使科学精神发扬于理性价值层面。将党建与科学化相结合, 在党建中融入了科学精神, 从而明确了对科学精神的认同和选择, 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一种理论创新。

其次, 党建立足基础方面的发展。若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就要遵循“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 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原则。十六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并提出“要坚持科学执政, 就要继续加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 不断提高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领”[3]295。这提升了党建的思想高度, 把党建立足基础架构于科学之上, 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思想补充了新的内涵。

最后, 党建路径方面的发展。用科学理论指导党建, 用科学制度保障党建, 用科学方法推动党建工作, 进而拓展了党建工作新的途径, 并且三者具备内在联系, 同时互相统一。理论建立在方法的基础之上, 制度反过来依靠理论, 方法又再次作用于理论与制度, 理论、制度、方法三方面科学化的途径, 对党建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摘要：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思想的提出, 是党建深入推进的成果。十六大以来, 党建布局从“三大建设”过渡为“五位一体”, 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渡到发展党的先进性、创建先进党组织和争当优秀党员等活动, 从整体部署逐步发展为突出重点, 用点辐射面, 最终更新党建的发展思路, 是党建科学化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形成, 从党建价值取向、党建立足基础、党建路径等方面,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关键词：十六大,党建科学化

参考文献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4]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探访莫斯科中共六大旧址 篇2

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错误，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面对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巨变，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要在6个月内准备召开中共六大。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大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间召开。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所以临时会议没有把大会召开的地点确定下来。瞿秋白曾提议将会议地址定在澳门，而多数人主张在香港，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考虑到1928年春夏间莫斯科将相继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中央领导几经权衡，决定把六大放到莫斯科召开，并向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请示电。

1928年3月，共产国际充分考虑了中共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正式回电，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召开，要求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提前到莫斯科做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还点名要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出席会议，但遭到陈独秀拒绝。

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由于出国参加六大的代表大都为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对象，所以六大代表在出国途中都有某种历险的经历，据邓颖超回忆，六大代表分批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赴苏。她与周恩来赴苏联的途中乔装成古董商人，在大连遭遇水上警察的仔细盘查。警察怀疑周恩来的身份，甚至直接喊出周恩来的姓名。周恩来机警地应付过警察的盘查，但是为了安全起见，甚至销毁了接头的证件。

各路代表经历千辛万苦，历时一个月，于6月中旬到达莫斯科，1928年6月12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前来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等人：斯大林向与会代表谈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以及革命高潮和低潮的辩证关系。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女士在《我的中国缘分》一书中谈到当年斯大林接见中共六大代表的情况。她回忆说，“会见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最关键时刻斯大林把速记员都打发走了。斯大林和中国同志长时间地讨论了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绝密条件下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142人，其中84人有表决权，34人有发言权，代表着全国4万多名党员。联共（布）的代表、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和青年国际的代表作为嘉宾出席了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产生了由23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关于党纲的决议》等16个决议，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这使六大成为历次代表大会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秘密的大会，会议的筹备、会议代表赴莫斯科的路线、会议的地点等，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与会代表和特邀代表都用假名发言或直接用编号的名义发言。比如，瞿秋白用的假名是“斯特拉霍夫”。会议结束后，外界知道中共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但都以为是在中国的某地举行的，而不知道会议是在莫斯科召开的。

中共六大会址之谜

关于中共六大会址，国内长期以来一般只含糊地说在莫斯科近郊一座旧式贵族庄园，而具体到村镇名称则有“兹维尼果罗德镇”（位于莫斯科西北部）和“五一村”（位于莫斯科南部）两种说法。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参加中共六大的许多当事人，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回忆六大时，只简单地说在莫斯科召开，或者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而没有说明详细地名。就是记述较为详细的张国焘，也只说了大概。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记不得六大会址的名字了，“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纳罗福明斯克城附近的五一村举行”，1999年莫斯科出版、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09页注释三也明确指出，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召开”。

关于五一村是中共六大会址的说法，最早见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苏共某地方委员会一位干部在当地报纸上透露，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区的五一村的一栋楼房是192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当时他还采访了有关知情人员。被采访者叫科罗温娜，1913年生，一生没有离开过五一村。1928年时她15岁。她曾这样回忆中共六大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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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15岁。我们家的房子与地主庄园毗邻，现在我们的房子还在。中国人在1928年6月以前就到村里了，他们被安排在别尔格伯爵的房子里，而代表大会在庄园的礼堂举行。为会议准备饮食和打扫房间的妇女向我们讲述了这些情况。代表大会后，中国人在五一村还住了几个月。

此后，当地领导也多次在各种场合和地方出版物上说，中国共产党曾经在五一村举行过第六次代表大会。

科罗温娜所说的召开中共六大的地主庄园叫“穆辛一普希金庄园”，位于五一村主路旁，据交通干线2公里。这是一栋三层的楼房。从早期庄园照片上看，当年的庄园周围林荫密布，有一塘池水，还有一座小桥，景致优雅。后来这个庄园主的建筑作为国营农场员工的住宅经过几次翻修，已经面目全非。至于六大代表居住的别尔格伯爵的房子，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今日五一村

五一村距莫斯科市中心40公里，原名“旧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穆辛·普希金的庄园。从旧照片上看，这个庄园曾经气势非常恢宏，园内有设计精美的综合性建筑、教堂、喷泉和花廊。十月革命以后，该村更名为五一村。

据记载，中共六大是在位于五一村帕尔科瓦亚大街18号旧庄园主楼内召开的。该楼建于1827年，已有180年历史，其间进行过大的维修，有三层，第二层有一间可容纳七八十人的客厅，是六大会场；该楼后面还有一座木制小别墅，六大期间，布哈林、瞿秋白、李立三等苏、中领导人住在这里。

庄园主楼前曾有门楼，在中共六大召开前就拆除了。经过长年风雨的侵蚀，这座曾经辉煌的庄园，已经破败不堪，多数建筑物已毁损，四周杂草丛生，但气势仍在，依稀可辨当年的奢华。

据五一村文化宫图书馆馆长玛丽亚介绍，图书馆二楼曾是博物馆，里面曾藏有中共六大的文献资料和图片，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资料图片大多已遗失或毁损，五一村工厂旧日志有这样的记载：

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沉重打击。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不可能在国内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求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帮助他们在苏联召开代表大会……中共六大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旧地主庄园楼召开。

1997年莫斯科出版的有关五一村历史的俄文书这样写道：

1928年6月18日，很多中国共产党人来到了五一村。谁也没想到，在这幢穆辛·普希金的主庄园楼房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国同志很快适应了五一村周围的环境。在庄园里自由地散步……

五一村的居民们非常热心和快乐地接待中国客人，妇女们为代表们准备吃的，打扫住处。会后，还有一些中国同志们在这里又住了几个月。

苏联时期，由于住房不够，当地政府决定将集体农庄的一些村民迁到这栋楼房居住。

2009年和2010年发生的两次大火让这座三层小楼彻底毁坏。曾经在这栋房子住过的居民，也被分散到各处。如今只剩下这片废墟。

除了这栋被烧毁的建筑外，五一村还保留下了其他一些建筑，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曾在里面居住，现在这些被保留下来的建筑成为商店所在地。

中共六大相关资料 篇3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也是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改革开放30年之八大成就

(1)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经由初级工业经济转变为高级工业经济，包括钢铁、家用电器在内的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也不断扩大。

(2)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3)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完成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

(4)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稳健

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政府主导、大力投资和不断强化的工业经济使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社会经济取得全面进步

(5)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

(6)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96259万的0.0171%。2006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377.5万，占当年中国人口总量131448万的0.2871%，30年间增长了16.7倍。

(7)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8)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

三个代表： 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三个代表”的主要内容。

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