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十篇

中国近代大学 篇1

一、救亡图存呼唤新式高等学堂

中日甲午战争惨败,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生存呼唤新式大学堂以育高等人才。“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1]86甲午战败可以说从根本上惊醒了中国的天朝大国之梦。自以为能与日对抗的北洋海军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最终却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这使中国重新陷入民族存亡之地。虽然当时不少国人力求再战,但事实上已无军事实力来“毁约再战”,却表明国人自强图存的决心。“师夷长技以制夷”式的西艺兴学育才并非中国之良策,必须重思教育,重谋发展,如何兴学育人再一次摆在中国的面前。这不由得令人想起普鲁士在普法战争后的发愤图强,重建大学,最终崛起。

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指出洋务学堂教育种种弊端,如“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利禄之路,不出斯途……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提出重思教育,重设学堂,力议于京师设大学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数年之后,则8轩绝域之士,斐然成章;郡国利病之书,备哉粲烂矣。”[2]4即应在京师设大学堂,育高级人才;于各省各地广设学校,广育人才。《请推广学校折》有力地拉开了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序幕,光绪的“著该衙门议奏。钦此”的点批使筹设新的大学堂正式进入官方酝酿期。

同年7月,总理衙门《议覆推广学校折》于文末点明“至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3]6将京师大学堂创办事宜明文交由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有了具体的筹办者,照理说可以步步推进,层层落实,大学堂建立指日可待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如无先例可学,缺少足够经费,加上一些手握大权的守旧当权者极力主张缓办。虽然其间社会上下支持者众,社会各界纷纷撰文力推此举“,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厚欤。”[4]229“兴学育才,不可以一日致也,请立学亟亟也。”事实上一直到1898年6月维新变法前都没有实质上的进展。

二、创立京师大学堂

1898年光绪在《明定国是诏》发问,“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这一响亮的发问,实乃令人深思,国家存亡已至关键时刻,必须有所作为。正是在这一谕令下,晚清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已箭在弦上,京师大学堂呼之若出。

谕令开宗明义,令办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于同月的17日命总理衙门发布谕旨废除八股,23日正式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八股取士一经废除,即须有新的教育来替代,大学堂筹办刻不容缓。26日光绪再次发出上谕,要求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即著迅速覆奏,毋稍迟延,其各部院衙门于奉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剋期议覆倘有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治处不贷。”[5]19兴办大学堂,不得有任何拖延!否则严惩不贷!紧接着,7月2日,发布《大学堂章程》[6],大学堂章程的颁布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制度化办学,这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章程中提出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四大要求:拨专款———开办费三十五万两白银,常年经费十八万两。拨官地,以宏建学舍。派大臣,以管理大学堂事务。精选总教习以提纲挈领。章程一出,宣告筹办京师大学堂第一步的成功。

9月21日,政局动荡,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维新派的各项改革措施几乎都被废除。9月26日光绪谕令《著停止变法京师大学堂仍行开办谕旨》,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大学堂不以政治动荡而停止,继续开办,不幸中的万幸也!依然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大学堂具体办学事宜。11月22日,内务府将修缮好的大学堂校舍交给孙家鼐,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开学。孙家鼐通知各省“照得现在京师大学堂业已开办。各省会暨府州县,所有已设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姓名、学生额数,咨送本大学堂,以便核考。”[7]135京师大学堂的招生开学,标志着京师大学堂进入正常教育秩序,中国高等大学堂由是进入正常化教学。大学堂设有两大类课程———溥通学与专门学,先习溥通学,后攻专门学。溥通学设有“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初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以上皆溥通学。”[8]76类似于今天的大学基础课程,每一学生都必须先修。然后才能选某一专门学来修习,专门学包括“高等数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兵学、卫生学”等,这样的课程学习完全符合今天现代大学的学科逻辑与知识逻辑。可惜在1900年5月,义和团运动,北京城大乱,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

1902年1月10日,改任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恢复京师大学堂办学秩序,并将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核定章程并著悉心妥议,随时具奏。”[9]60张百熙对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实情作了较充分的调研,提出“办学宜豫定”、“讲舍宜添建”、“译局宜附设”“、书籍、仪器宜广购”、“经费宜宽筹”等五事项,并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蒙学堂章程》等六个办学章程,合称《钦定学堂章程》,由于当年是1902年,也被称为1902年学制,当时也是中国农历壬寅年,故也称为壬寅学制,此期京师大学堂也被称为“壬寅大学”(1898-1900年间则被称为“戊戌大学”)。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完备的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共有8章52节,对于办学宗旨、课程科目、入学要求、学员出身、聘用教习、经费管理等都作了详细说明。主要有:明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10]243明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为教育方向,课程科目既有传统的中国传统学科,也引入现代西学课程,以京师大学堂章程为基础,京师大学堂逐渐走向近代大学的办学模式,1912年5月,教育总长蔡元培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由此京师大学堂办学由北京大学取代。据已有相关研究可知,京师大学堂不仅在人才培养上有了独立的教育制度支持,更是从具体的学科教育上开创了先河。如,京师大学堂筹划中国第一个大学地理学系,学堂所设的“师范馆”是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之始“,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举行招生考试,师范馆录取首批学生56名。这是中国近代首批高师学生。”[11]可以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开启了近代中国大学之路。

三、京师大学堂开启中国近代大学之路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晚清维新变法运动中,急剧的社会动荡,外来列强的种种欺凌,战败,割地赔款,增开商埠,中国陷入民族灾难中,显然它是晚清救亡图存的产物。在酝酿筹办期间,广采他国,特别是日本的教育制度,勾勒出近代中国的国家教育蓝图,并以政权力量推行各项教育措施。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开启了中国近代大学之门,其开风气之先,树立了全国学堂之表率。

第一,开风气之先,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京师大学堂开旧中国高等教育风气之先,立意新办,为全国高等学堂之表率。李端棻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设立大学堂,招收优秀才俊,育国家栋梁“,以雪旧耻,何耻不除?”张百熙在1902年修订大学堂章程时将大学堂定位为,“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8]75京师大学堂从创办之始便将它定位为全国之表率,育国家之栋梁,待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后,全国兴办大学的风气日盛,到1909年,全国已经创办了110所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引领了全国兴办高等学堂的风气,加快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进程。

第二,开设新学科新课程,大量翻译及编写新教科书。京师大学堂开设有多个新学科。1898年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中提出,京师大学堂拟分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等10门专门学,待修习完溥通学课程后选一门或两门攻读[8]77。这些课程不乏西学的新学科新课程,如农学、矿学、工程学等。张百熙1902年在重订大学堂章程时提出将学科分成两大类———政科与艺科,特别强调医学一门的设置。另外,不管是孙家鼐还是张百熙,都特别关注师范类的教育课程设置。孙家鼐在大学堂里分设仕学馆和师范馆。第一个学堂章程也明确“中国向来无此举,故各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8]75张百熙等在《重订学堂章程折》[12]191(1902)中提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后又在1903年张百熙等编写《学务纲要》重申“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12]193。

京师大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创立了诸多第一,随着大学堂章程的发布,中国大学教育逐渐步入近代化进程,这预示着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它创办后的实际教育效果及办学影响,直接影响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

摘要：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随之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借鉴了多国教育制度,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大学章程。1902年政府重修兴学之策,重订大学堂章程,重设大学堂课程,从此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步入近代化进程。

中国近代大学 篇2

关键词：近代职业女性,中国女性,近代化

在古代, 中国女性受封建传统束缚, 屈从于“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 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 丧失了参与社会工作的权利, 同时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 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牺牲品。近代,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与世界文明隔绝的状态。而甲午战争的爆发, 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 进一步促使资产阶级维新派将女性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上日程。资产阶级维新派首次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 倡导女性解放, 发展女性教育。在维新派的大力宣传支持下, 一批与维新派有着密切关系的女性, 勇敢地走出家庭参与社会职业活动, 创办了第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中国女学堂, 创立了女学会, 开办了《女学报》, 产生了中国第一批女教师、女董事、女提调、女记者、女编辑, 标志着近代职业女性的诞生。

到20世纪初期, 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为职业女性队伍的扩张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推翻清政府, 壮大革命力量, 积极推动女学的兴建与发展, 宣传资产阶级妇女理论, 号召广大女性投身革命, 将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结合, 砸碎几千年来“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封建枷锁, 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国家, 恢复女子应有之权利, 对中国女性起了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促使一大批受过教育的文化女性在兴女学、宣传革命的实践活动中茁壮成长, 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涉及诸多社会职业领域的职业女性群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女子独立、男女平等的主题, 则进一步壮大了这个队伍。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倡导者对女性问题特别重视。他们努力倡导妇女参政、社交公开、经济独立, 并将“娜拉”这一具有现代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意识的西方新女性典型引进了中国。不但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 而且使许多女性思想受到了震撼, 从而为更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职业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近代职业女性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而孕育、产生、发展, 虽然她们只占广大女性群体的极少数, 但却在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对中国女性近代化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一、近代职业女性的社会职业活动, 促使中国在短时

间内基本上实现了男女教育平等, 培养出一批具有近代思想的新女性。

大批职业女性以理论联系实际, 通过各种方式创办女学, 促进了女子教育发展。有在本宅办学, 纠合同志捐款办学, 变卖妆奁作女学堂经费, 募集资金或捐出巨额财产兴办女学, 也有联合同志将自己子女集在一起办学, 甚至有为办学而殉身的女子。其中最著名、最令人感动的两位就是惠馨和惠仙。惠馨以身殉学、惠仙毁家办学的壮举, 在女界引起很大震动, 从而掀起了兴女学普与女子教育的热潮, 迫使清政府承认女学堂合法, 将女学纳入学制, 列入章程。《学部议覆女学堂章程折》说得明白:“且近来京外官商士民, 创办女学堂, 所在多有。臣等职任攸关, 若不预定章程, 则实事求是者, 既苦于无所率循;而徒务虚名者, 或不免转滋流弊。臣等用是夙夜思维, 悉心商酌, 谨拟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 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1]清政府承认女学的法令, 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社会压力, 有利于女学的发展。据统计, 到民国初年, 女学生数量显著增加, 1915年达180949人, 较1902年由教会女学培养的女学生4373人增加了近40多倍。[2]1919年又实现了大学男女同校, 于教会教育系统外, 首次使女性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二、近代职业女性为中国女性开拓出广泛的职业领

域, 使其获得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及更充分的行动自由, 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戊戌时期, 女学堂、《女学报》的创办、近代职业女性的诞生, “直把戒外言、内言的这块大招牌, 这堵旧围墙, 竟冲破打通了, 堂堂皇皇地讲论女学, 女主笔岂不是中国古来所未有的呢?我们现在竟直认不讳, 亦畅快极了!”[3]为女性从事社会职业活动开了先河。但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前夕, 由于各方面因素, 女性就业范围狭窄, 仅局限于教育、新闻行业, 其他社会职业向女性的开放非常有限, 许多女学生在毕业后无职可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职业女性不满足已有成绩, 乘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 不但通过自身努力, 积极开拓新的女性就业领域, 在文学界、电影界取得瞩目成就, 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女作家、女电影演员, 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而且通过创办实业为广大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如杭州袁民芳女士创办了贫民习艺所, 广州几位女师学生创办了女子竞业商店, 等等。她们的社会职业活动, 不但证明了女性的智力与能力并不比男性低下, 而且使女性在社会职业领域站稳了脚跟, 为广大女性走出家庭, 从事社会职业活动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三、近代职业女性积极参与社会职业活动的宣传表

率行动, 使近代中国女性克服了传统观念、传统心理, 追求人格独立、就业平等, 从社会和家庭两方面来体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逐渐走向近代化。

封建专制主义使女子因有依赖男子之性质, 不求自立, 惟有衣服必求鲜艳, 装饰必求美丽, 无才无能, 虚荣心、嫉妒心强而身体却很孱弱, 培养了女性的奴隶性格和奴隶道德。其一生只局限在家庭生活的狭小天地里, 将生存的全部意义都放在“唯酒食是议”和传宗接代上, 并以此来追求精神情感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相夫教子, 通过男人即丈夫与儿子的社会价值来衡量和体现女性妻与母的作用, 不但成为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妇女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且由此产生的浓厚的文化氛围, 使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贤妻良母”作为完善自我的最高尺度与标准, 几乎完全丧失了实现社会价值的动力与机会。

职业女性的自身实践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宣传表率作用, 影响了一代青年女性。她们由过去只知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做“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 到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要求为自己、为民族、为国家去奋斗牺牲, 反映了女性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她们克服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女性性格弱点, 开始从家庭和社会两方面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并追求人格的完善与自强自立, 显示了新女性的新追求, 在中国女性的成长道路上, 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综上所述, 近代职业女性是女性解放运动与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女性近代化的提倡者、推动者。正是在职业女性的大力推动下, 女性教育迅速发展, 社会风气逐渐开化, 不但为广大中国女性创造了良好的自我发展环境, 而且对其思想观念的转变起了促进催化作用, 加快了中国女性的近代化进程, 从而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2]李又宁, 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 (下册) [C].台北:传记文学社, 1975:974-975, 572.

中国近代大学 篇3

现代大学制度复旦大学贡献创建于1905年的复旦大学，在20世纪初叶，开创了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教育的先河。复旦大学的办学特色，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同时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提供启示。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定义

现代大学制度是指大学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施民主管理、全面落实作为法人实体和办学主体所具有的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管理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从宏观层面来说，主要指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从微观层面来讲，现代大学制度是指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

二、复旦大学办学特点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1905年，震旦学院140余名学生因反对法人干预教育从震旦学院退学。震旦学院校董教育家马相伯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宣布出资创办复旦公学。从此，复旦公学成立。从复旦公学的创建过程中可以看出，它是当时有识之士在反法帝国主义夺权中重建的爱国民主学校。1917年，复旦公学开始招生本科，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1941年，学校改为国立。复旦大学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学，在当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其独特的办学特色。

1.思想民主，学术自由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倡导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是复旦大学所追寻的目标。马相伯主张学校应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他在复旦时明确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复旦校歌歌词中“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纲无羁绊”，为复旦人对教育和学术领域的追求和理想。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于新思想的引进， 也非常关心。所聘请教师中有思想极为先进的人物，对当时复旦发展有很多影响。1924 年，复旦设立行政院，实行教授治校，建立起一套民主制度。

复旦大学因是私立大学相对来说比较独立，可以保护激进学生，有按学术标准或他们选择的学术标准办校的可能性。相比国立大学来说，所受政府束缚较少。

2.学生自治管理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认为，大学应是学者自由问学的机构，认为大学应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想把复旦办成一微型民主社会。复旦大学成立学生自治会管理学校，设有评议部、执行部和司法部，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己管理。学生自治会除了安排食宿和同学们一般社会活动外，办了一所为师生员工服务的合作银行和几个合作机构。复旦大学积极提倡独立自由和学生自治精神。学生自治制是由学生选举出几位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承担学校的所有管理工作，院内各部事务全部都由学生管理。学生代表直接参与学校的行政管理。通过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分配学生担任行政职务是为了将来把民主价值观运用到社会。这一管理制度体现民主、自由、平等观念。这也形成复旦独特的治校风格。

3.中西会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并重

复旦作为近代中国知名的私立大学，它的教学有其独特的风格。首先，教学要求非常严格。在为学生奠定知识基础方面，复旦大学规定，学生凡国文、英文、算学有一科不及格者，不能升级，也不能毕业。复旦学生以基础扎实而著称。其次，非常注重外语教学。把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列入必修科目，规定除了本国的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须用汉文外，其他科目都用西文教授。目的是培养中、西会通的人才。除此之外，复旦大学提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重的教育理念。复旦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崇尚科学， 注重文艺， 不谈教理，容纳各种人文及自然科学知识。

设有中文、外文、历史、社会学、新闻、教育等系的复旦文学院在课程设置的广泛程度上，可以和美国文科学院相比拟，同时又注重职业训练。学生毕业之后，可能应付社会的挑战和适应社会的需要。成立于1917的复旦大学商学院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商业发展以及上海民族工商业的需求， 创立此学科。它设有银行学、会计学、国际贸易和企业管理，为民族工商业培养一大批经营管理人才和理财贸易专家。

复旦大学的教学理念是中西会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从复旦课程设置来看，有两点是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校对于课程设置有较多的自主权，因而有可能根据中国培养高等人材的需要，来决定教什么或不教什么。二是注重实用知识的学习。当时的复旦课程设置，不仅向学生介绍了新知识，并且力求结合现实常发生的问题加以说明。

三、贡献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其核心是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目前，中国大学制度存在很多欠缺，不管从对外关系上还是内部管理。中国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其主体地位缺失，大学存在严重行政性泛化现象，缺少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氛围。近代复旦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些为目前的中国大学制度创新提供一些借鉴作用。

就大学与外部关系来说，复旦大学最初建立是因为反法帝国主义夺权所产生的，它是一所爱国主义民主学校。国外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倡导教育独立、学术自由，而且复旦大学一直到1942保持其私立大学的性质，政府对其干涉相对较少，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校在较独立的环境相对比较自由的发展。

复旦大学对现代大学制度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学校内部治理上。学生自治制度是复旦大学的一显著特色，其管理制度把学校管理权利交给学生体现民主、自由、平等观念，而其课程设置是其另一重要特色。其课程设置学校有较大的自主权，教授可以决定教什么不教什么，其教学内容很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复旦教授和学生都重视学术自由，他们从中国教育传统中吸取知识来承担社会重任、关心实用研究的内在价值，来加以改造以适应社会需要。他们既不盲目追求西方学术标准，也不排斥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而是想树立起中国近代学术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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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大学 篇4

1、何谓大学

大学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学府，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授权颁发学位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关。它选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者进行教育和培训，并以考试、考核的方式检验其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现在的大学，一般包括一个能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和数个专业学院，以及能授予学士学位的一个本科生院。综合性大学还应包括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关系与对外交流学院、成人教育学院、远程网络学院等。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英文中，大学（综合性高等学府）一词为“University”，是由“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派生而来的，它首次被记录下来是在大约1300年前。在中世纪的西方，拉丁文在政府、宗教和教育等领域得到使用，universitas这个词被用来指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新联合体，这即是今天的大学的最初形式。

在更早的时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Academy”，教授哲学、数学、体育等，这被一些人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从教会所办的师徒结合的行会性质学校发展起来的。在11世纪，“大学”一词和“行会”一词同样被用来形容行业公会。但是到了13世纪，“大学”一词就被用来专指一种学生团体了。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3种形式：

教会大学，学生和教师在一个校长领导下形成一种密切配合的团体，像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

公立大学，由学生选举出来的校长总揽校务，如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等。国立大学，由帝王征得教皇认可而建立的，如西西里的腓特烈二世成立的那不勒斯大学、卡斯蒂拉的斐迪南三世成立的萨拉曼卡大学。

后来大学发展到中国，也是走了类似样一条路：从教会大学（还有部分非教会经营的私立大学）到公立大学到国立大学。

那么，哪所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历来便有争议。1088年在意大利波罗尼亚（Bologna）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这所学校先由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再招聘教师。博洛尼亚大学是作为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的。诞生之初，就以高擎理想主义旗帜、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于世。（在意大利还有一所萨劳诺大学，比它还早数十年诞生，但也许当时办学体系还不够成熟，所以并未得到多少人承认。）而有“欧洲大学之母”之称的巴黎大学，要比博洛尼亚大学晚数十年创建，则是先由教师组织起来，之后再招收学生。巴黎大学还在中世纪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的形式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具有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都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得来的。欧洲所有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取独立的斗争。

大学需要积淀，今天世界著名大学的校史一般都很悠久。1168年，南宋宁宗皇帝赵扩出生，英国牛津大学创办，这所名校保持了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古典、宽容、同情失败者；1209年，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带领下第三次进攻西夏，英国剑桥大学创办，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事事讲究传统，孤傲、恬静、富有书院气息；1638年，清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出生，美国哈佛大学创办，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整个欧美至少有50个大学是在550年前，即15世纪以前创立的。

1810年，威廉·冯·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并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这种模式，在美国最早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效仿，到现在被世界各地的大学所广泛采用。大学通常被人们比作是“象牙塔”（Ivory Tower）。

象牙塔，根据圣经《旧约·雅歌》第7章第4节，睿智富有的以色列王所罗门曾作诗歌1005首，其中《雅歌》都是爱情之歌。在第5首歌中，新郎这样赞美新娘：“……你的颈项如象牙塔；你的眼目像希实本巴特那拉并门旁的水池。”很清楚，这里的“象牙塔”只是用来描述新娘美丽的颈项。

后来，这个词被逐渐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是指“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逃避现实生活的世外桃源、隐居之地”。在汉语中，象牙塔的外延涵义主要是“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而大学、研究生院、科研院所正是这样的地方。

2、近代大学五大阶段

在中国古代，类似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国学（太学、国子监）以及后来的高等书院等，是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如虞舜之时即有上庠，“上庠”即“高等学校”的意思。不过，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与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尤其官办学校以培养治理政府的仕人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在学科上自然科学尤为缺乏，所以到近代整个的传统教育体系都面临着转型、革新。

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流以来，西方的“University”早期被翻译为“书院”等，后又称为“公学”、“学堂”、“大学堂”、“大学校”等，民国以后“大学”成为正式的称呼。中国近代的大学，按历史的纵向发展脉络来说，可大致分为5个阶段。萌芽时期 从1879年圣约翰学院创立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中国近代大学最初的滥觞，一般都具有3种形式：教会学校仿效欧美，国立学校仿效日本，还有的则是从传统书院升级而来。

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美战争以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通了很多通商口岸。欧美传教士为更好地在中国人当中传教，就利用通商的权利，兴建高等教会学校，开始有了大学的萌芽，其中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山东的齐鲁大学是比较早、也比较成熟的两所学校，它们应该就是诞生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第一批真正的高等学府。

至于中国传统的民间书院和朝廷办的太学、国子监，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并不具备西方的“大学”特征。如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时期，千余年来办学不辍；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等都是如此。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滥觞的源头，就是清朝的国子监。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以后，中国开始大量兴办近代学堂，如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1896年的南洋公学等。它们就是中国最早的自办、官办（公立）大学了。日本的学校成为其主要的借鉴对象。

而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东吴大学到后来的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的主要大学，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创建。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各大学纷纷改制，效法美国，真正全面走向西方的近代大学体系，如分文、理、工、农、医等学科，分研究生、本科、专科等层次，男女同校，以及多少学年、学分及考试制度、毕业标准、颁发学位等。

定型时期 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

这一时期，中国的高校有了长足发展。蔡元培初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在当时的国力下，他觉得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好首都的这所大学（即北京大学）就已不错。结果，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他自己也很意外。国立大学连连创办不说，各省办学热情和能力更是令人吃惊，且不管地方是由何等人掌管，对大学教育都不吝投入。民间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这个文明古国自古高度重视教育的脉流，在民国得以延续。

南京政府成立后，国家再次调整大学体系，综合大学下分学院，并分成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4种，有些学校还创办了研究院，中国方面收回对教会学校的管理权等，大学的近代模式与西方格局更加明确。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真正的大学应该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如以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为标志）。

另外，有许多重要的大学是在这个时期创建的，如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光华大学等。成熟时期 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

这一时期被称为“黄金十年”，国家局势稳定，大学迅速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达到鼎盛时期。不管是国立、私立、教会大学，都出现了不少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府。1937年，全国共有大学及独立学院78所，教师6615人，大学生及研究生37330人。

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大学下设的学院分文、理、法、商、农、医、工、教育8种；拥有不少于3个学院的方可称大学。

大学体制成熟了，栖身大学或大学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相对于数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他们还只是万分之一的凤毛麟角，确实是“精英”啊！国难时期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

8年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乃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特殊的一页。在民族危难中，一座座圣洁、宁静的校园受到严峻考验。70多所大学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纷纷内迁，辗转跋涉，维持教学。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到长沙、昆明，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学、科研均成果斐然。北洋大学颠沛流离迁到西安，与其它学校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和交通大学迁到陪都重庆（但在南京和上海都留下了伪中大和伪交大），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发展成为“东方剑桥”，交通大学的唐山和北平分部在茅以升带领下也迁至贵州。战争烈焰熊熊，大学薪火不灭。

西南联大、浙大是其中两个辉煌的个案，而别的学校则大受影响。分流时期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

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回旧址，大学教育恢复正常，各校继续发展。到民国覆亡两年前的1947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高峰，中华大地共有大学210所，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4所、私立独立学院32所；国立专科学校20所、省立专科学校32所、私立专科学校23所。全国大学聘任助教以上教师8964人，其中教授2700人；在校生155036人，其中研究生424人、本科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多数重点大学的设备、图书、财力、师资等，在台岛重建或改建了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新竹）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政治大学等，这些学校现在已经成了驰名亚洲甚至全球的著名学府。

留在大陆的大学则经过多次改造与调整，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被彻底取缔，改造成为公立学校或并入公立学校；后来又学习前苏联举办单科大学的做法，将综合性大学严重分解，调整重建成为一个个专门性的工业学院，并将教学大纲、学分制也大加修改，甚至还取消了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

3、近代大学三大类型 依据西方对大学发展的整体梳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从广义上说也是属于私立大学）。本书主要介绍了这3类大学中35所具有代表性的院校。

至于公立大学，在中国其实主要就是指各省的省立大学，以及一些行业与部门类的大学，因为本书的篇幅有限，而其数量有不少且实力有所不够，所以就不多介绍了。其实，其中许多国立大学，当初就是从公立大学或省立大学（甚至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升格而来；而且，在介绍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时，也捎带介绍了一些省立大学的相关内容。教会大学

出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最早的近代性质的大学，应该还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其卓越成就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但它不管从数量、规模、质量来看，毕竟不是中国晚清民国大学的主体，所以本书把它放在最后一章介绍。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一共有14所，本书重点介绍了其中8所，如中国第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1879年，上海），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1872或1902年，济南）；中国最好的两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1888年，南京）、燕京大学（1916年，北京）；以及华南最好的教会大学——岭南大学（1888年，广州），近代最好的法科大学——东吴大学（1900年，苏州），“最中国化的大学”——沪江大学（1911年，上海）；中国第二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12年，南京，但也有人认为金陵女大是第一所女大，北京女师大是第二所女大）。

另外没有单独介绍的6所教会大学，还有华中大学（1903年，武汉）、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成都）、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1年，福州）、湘雅医科大学（1914年，长沙）、之江大学（1914年，杭州）与福建协和大学（1915年，福州）。这些学校也都各有其特色与优势，在办学上成果斐然。国立大学

中国近代大学的主体是国立大学，所以放在3类大学的最前面，一共介绍了16所。它们是紧接着教会大学就开始创办的，如中国第一所自办的、公立的大学——北洋公学（1895年，天津，即后来的天津大学）；以及随后创办、号称“东方麻省理工”、民国最好的工科大学——南洋公学（1896年，上海，即后来的交通大学），号称“历史最曲折的大学”——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山海关，即后来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西南第一学府——四川大学（1896年，成都）；以及中国的第一所中央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京师大学堂（1898年，北京，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民国时期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1901年，南京，即后来的南京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差点成了中央大学（或者说短时间做过中央大学）的华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1924年，广州），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创办的“中央大学”、号称“红色大学”——陕北公学（1937年，延安，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号称“东方剑桥”、“民国四

（五）大学府之一”，与北大、清华、中大（及交大）齐名——浙江大学（1901年，杭州），齐鲁第一学府——山东大学（1901年，济南），号称“千年学府”、中国坚持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湖南大学（1903年，长沙），民国时期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1906年，南京），中原第一学府、中国校友最多的大学——河南大学（1912年，开封），华中第一学府、校园最美丽的大学——武汉大学（1913年，武汉），东北第一学府——东北大学（1923年，沈阳）；以及由私立大学或教会大学升格的复旦大学（1905年，从上海迁到重庆）、同济大学（1907年，上海）、厦门大学（1921年，厦门）、南开大学（1919年，天津）。

本书没有单独介绍的近代中国国立大学（这些大学背后所附的年份是该校成为国立大学的时间，而不是它最初成立的时间，所以地点在前、年份在后），还有劳动大学（上海，1927年）、云南大学（昆明，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与西北工学院（西安，西北大学前身，1938年）、广西大学（桂林，1939年）、中正大学（南昌，1940年）、贵州大学（贵阳，1942年）、重庆大学（重庆，1942年）、山西大学（从太原迁到陕西韩城，1943年）、台湾大学（台北，1945年）、安徽大学（安庆，1946年）、兰州大学（兰州，1946年）、政治大学（南京，1946年）、长春大学（长春，1946年）与焦作工学院（焦作，1949年，中国矿业大学前身）。而1938年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则放在北大、清华、南开之中介绍。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各有特色的重要公立大学（含地方大学与行业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1902年，北京）、北京大学农学院（1905年，北京，即后来的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08年，北京，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1920年，哈尔滨）、北平大学（1928年，北京）、东北行政学院（1936年，长春，即后来的吉林大学）、天津农工商大学（1921年，天津，即后来的河北大学）、河海大学（1915年，南京）、黄埔军校（1924年，广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瓦窑堡）等。私立大学

中国在近代创办的私立大学，本书一共介绍了11所。如最早创办的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最好的私立大学——复旦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之

一、华北最好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德国味最浓的大学”、后成为杰出国立大学之一——同济大学，由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心血凝成的学校、华南最好的私立大学——厦门大学，这4所学校都先后由于各种原因而升格成了国立大学（上文已提及）；以及“最艰难也最浪漫的大学”——中国公学（1906年，上海），民国时期最好的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年，北京），“沦陷区唯一不挂日本旗的大学”——辅仁大学（1925年，北京），“最有骨气的大学”——光华大学（1925年，上海）；以及3所独特的大学——将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与中国古代传统私学书院相结合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20年，无锡），尝试乡村师范教育的晓庄学校（1927年，南京），一意从事会计教育并形成培养、出版、研究、事务等综合性系统的立信学校（1928年，上海）。

总之，民国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最好的大学，国立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华北大学等；私立（包括后来变成国立）大学有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辅仁大学、光华大学等；教会大学有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它们各有千秋，特色鲜明，其实力都是非同凡响的。

4、历史启示与精神传承

大学是文化科学的渊薮，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它不但是从事教学活动、培养高级人才，从事科研工作、诞生发现发明的场所，也是臧否天下、月旦人物、关注时事、组织运动的地方。大学往往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崇敬、信任、向往的神圣领土与精神家园。科学文明和现代思想在这里朗朗传播。一座座学府，一团团浓荫；一个个学人，一片片书声；一次次晨昏，一串串故事。多少学子，在这里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大学的话题，有关知识文化的传承，有关真理智慧的求索，有关社会文明的提升，有关民族精神的进步，有关人类理想的追求，永远探讨不完。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学副校长说，“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斯坦福大学校长则说，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大学，怎么叫“大”？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竺可桢说大学就是“求是”之地，“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张伯苓说“教育之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就是先要有“大”校长，起码是个教育家；二要有大师，不独是各抓着各领域的“专家”；三要有“大”学生，“只是掌握一些专门知识、专门技能是不够的，应该知识广博，拥有科学头脑，做到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而不致于盲从”（竺可桢）…… 学者傅国涌认为：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学者萧雪慧则反思道：“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从中可否认出自己？”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正因为有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张伯芩、梅贻琦、陶行知、马相伯、李登辉、郭秉文、竺可桢、茅以升、罗家伦、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与世界接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梅贻琦等人在清华搞的“通才教育”，张伯苓制订的南开“公”“能”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未来，永远都不会过时。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学者谢泳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以外，还有不断的内争。这样的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

学者杨东平则说：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是丰富、烂漫和充满活力的。半个世纪之前民族前辈的探索和思考，是我们今天在新世纪不断纠正、改良和前进的重要精神资源。

因为是草创阶段，过去的大学当然不会是革命的，不能成为今天办学校的样板。但是它们毕竟是父辈和祖辈们努力的成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前驱。看一看过去的大学是什么样子，过去的校长是怎样当的，过去的教师是怎样教的，过去的学生是怎样学的，他们有过哪些失败的教训，又有过哪些可取的经验，这对于今天的校长、教师、学生，以及一切关心教育的人们，难道不是既有兴味又有益处吗？

过去的大学是有人愿意了解的，是有人刻骨铭心的。

近代中国旅游思想变迁 篇5

一、前言

旅游是人们为了休闲、娱乐、探亲访友或者商务目的而进行的非定居性旅行和在游览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关系和现象的总和。旅游思想是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旅游本身就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而作为赏心悦目的自然是处于与人相对的客体,在旅游时如若真能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身心可以同时得到放松。旅游自古就有,古人用自己的方式调节自己的生活,但更多的体现为一些文人雅士追求精神寄托的需要。而从明代开始,旅游开始成为大众休闲的一种生活调节方式。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徐霞客、郁达夫、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名人用自己的旅游经历来引领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旅游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时代的精神追求。

二、徐霞客旅游思想概述

徐霞客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晚期,这个时候出现了前代少见的旅游家群体,旅游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徐霞客深受此社会风尚的影响,从书斋走出来,奔向自然,成为旅游家群体中的一员,而后,他用自己的旅游经历和旅游思想影响着其后近百年的旅游风尚。成为那个年代旅游思想的代表着。徐霞客旅游的跨度非常大,不仅从空间上,从时间上的跨度也是如此。其大半生的旅游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观光揽胜期;中期点游休整期;末期万里遐征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徐霞客的出行方向和地域偏好都具有十分明显差别。徐霞客早期遵循着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规矩,以家乡为中心,即早中期以江阴为中心,向南北方向延伸,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带;晚期则突破思想上的限制,探幽西南,以躯命游。徐霞客在旅游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时间上,多以春季出游,以应天时;地域上,则偏重于南方,以观赏景色;旅游与科学考察紧密结合,这与明朝当时重视科技发展不无关系;独特的科学旅游考察方法,带着充分的兴趣去旅游。以旅游活动为基础,徐霞客形成了多样化的旅游思想,主要包括:求知务实,俭之以德;游以达道;游以自适。这些旅游思想形成后,成为当时人们旅游的一种借鉴,同时也对后人的旅游动机、旅游出行方向和具体的旅游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

就其具体的旅游思想而言,具体来说,有:

(一)求知务实,俭之以德。

徐霞客在年过半百的情况下,仍坚持旅游,愤然西行,为经历非比寻常的异族文化,观赏不常见之景色,历经“苗猓异族之乡,承受常人难堪之苦,百折不回,至死生于不顾”,探究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这种求知务实之精神也是当时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精神的特色,这和当时刚刚接触西学的科学精神有相通之处,难怪乎李约瑟誉称《徐霞客游记》是“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徐霞客在外住宿条件之简陋,饮食之恶劣,路途之艰辛,又是每日常态。徐霞客对不义之财则概莫取之,坚持以俭养德,如徐霞客访黄道周於漳浦墓次,“当事者假以邮符,却无纳。”

(二)游以达道。

徐霞客不是简单的贯彻儒家的旅游思想的,儒家旅游思想具有浓厚的伦理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徐霞客在大半生出游过程中,以达道为目的,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其大半朋友的结交都与文陈有关。陈乃陈函辉,其与徐霞客之岳父罗济之为姻亲,所以与徐结交甚早,并且关系甚密。文乃文震孟,文之曾祖文徵明与徐霞客之高曾祖往来,故为世交。文陈都对徐霞客的旅游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并资助其旅游,为他介绍朋友。徐霞客明白,孝悌是仁之本,行孝悌就是有道,行孝悌之仁即可达于王道。所以徐霞客的任何一次旅游都经过母亲的同意,徐霞客通过游对母行孝;君子之交淡如水,徐霞客在另一方面通过交游,对朋友行义,且不以死生患难易心。因而可以说徐霞客之游已不仅仅停留于“比德”游之层面,而是以游达道。

(三)游以自适。

徐霞客欣赏景物,以内心感受为主,无论天气好坏,景象是否清丽,都不会刻意追求,只要内心“自适”就好,追求内心的平静,甚至徐在东归后,其“不能肃客,唯置怪石于榻前,摩挲相对,不问家事。”文人雅士通过寄情山水优游林下,获得身心的闲适及些许的感悟,即以“江山之助”来“涤其襟抱”。这种旅游之后驱除琐事烦扰,将内心归于平和,是旅游的真境界。王士性将旅游分为三种境界:天游、神游、人游。即“夫太上天游,其次神游,又次人游,无之而非也。上焉者形神俱化,次焉者神具形留,下焉者神为形役”。由此可见,游以自适,是当时文人雅士旅游的圣境。

总体而言,徐霞客的旅游思想对当时及其后的旅游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刚刚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人们对一直保持一种生活形态开始感到不满,受压制的文人们也更多的在文化控制之下寄情山水,旅游对那个时代的人是一种解脱。

三、郁达夫旅游思想概述

郁达夫(1898-1945)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以诗、文、小说俱佳而享誉中国文坛。郁达夫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他短暂的人生,饱尝了贫穷、流离和感情的激荡,从而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浪漫主义气质和艺术风格。郁达夫本人生性放浪无羁,忧郁多思,对文学的酷爱让他将自己思想的精髓转化成文字。其酷爱自然的本性,在长大之后,又倾情于旅游,游迹遍布大江南北,国内国外。文坛成名之后,郁达夫常常一边旅游,一边写作,因而写出了大量的游记作品,成为我们领会他的旅游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郁达夫对旅游有别于前人的理解,他认为:“旅行,实在是有闲有钱有健康的人的最好的娱乐。从前中国人视出门为畏途,离家百里,就先要祷告祖宗,辞别亲友,象煞是不容易回来的样子。现在则空有飞机,水有轮船,陆有火车汽车,千里万里,都可以转瞬而至了,所以从前的人所最怕的这旅行,现在的人却可以把它当作娱乐来看。有几个有钱好事的闲人,并且还把它当作了一种学问”。在郁达夫看来,旅游应该是抛弃牵挂,了却杂念,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来放松身心。郁达夫是常常“生活在诗和哲学的境界里”,因而他的旅游思想是在他的文学观念下形成的。一个文学家,对旅游充满挚爱是常事,文学家的感情总是细腻的,但对旅游有如此深刻的体悟与认知,却非易事。而且郁达夫的旅游思想充满着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光辉,将旅游当做是一种提升自己的方式。郁达夫认为旅行娱乐性会带来两种快乐:“精神的解放”和“好奇心的满足”。郁达夫曾论述过:“我想旅行的快乐,第一当然是在精神的解放”。郁达夫的“精神的解放”,与其旅游“移情说”是相联系的,但它主要侧重于人性的解放。另外,郁达夫的旅游“好奇心”的对象物主要是指山水自然景观,因而也曾将其游记总集初定名为《山水游踪》。郁达夫作为一名卓越的文学家,对山水自然之美的敏感与悟性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因而他对自然美的理解有其独特性。他认为:“人类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细胞,只教天性不灭,决没有一个会对这自然的和平情景而不想赞美的。”郁达夫认为旅游的终极目标是“人格净化”,这种思想应当引起旅游研究界的重视。从旅游带给人的感觉来看,净化人格之说也有一定的道理。诚然,郁达夫的旅游思想有着他那个时代的深深印记,是一种现代文人的旅游观,并不一定适用于当代,但只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旅游的追求。

四、毛泽东旅游思想概述

毛泽东在求学期间就热爱旅游,他的一生也在不断的到处旅游。他对旅游的认识,我们从他的《讲堂录》中能够看到,可以概括成四点:第一,旅游可以增加实践知识,使人“襟怀益广”,提升自己的气魄,即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第二,旅游可以“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了解乡土民情和社会状况,对社会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第三,旅游可以“友天下之善士”,广交朋友,接触不同阶层的人们;第四,旅游可以医治知识分子的“文弱”积习,健身强国,把自己从理论中拖出来,融入到社会中去。毛泽东坚持要把旅游和增加知识,锻炼能力结合起来。他曾经漫游宁乡、安化五县,然后出游醛陵、萍乡、安源,初步了解了湖南社会情况和工农生活状况,这对他以后分析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有很大的帮助。他经过两次去北京、上海,开扩了眼界,接受了新思潮,使自己能“迅速地朝着马克思王义方向发展。他参观了诸多名胜古迹,了解各地的乡土人情,这些都是在课堂上一辈子都学不到的。毛泽东在旅游中,很重视对自己能力的锻炼。他通过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和驱张运动,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交际能力;经过调查农村,学会了调查研究和做群众工作的方法;而在这几次旅游中,更是锻炼了自己的自力更生的能力,对他以后在延安度过艰苦岁月有一定的帮助。旅游是毛泽东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实践的重要有机组合体,对毛泽东以后的革命成长和革命胸怀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五、邓小平旅游思想概述

七十年代末期,邓小平同志以其睿智而深邃的目光,及时布置了“旅游业要极大的发展”的新战略。通过旅游带动经济发展是邓小平旅游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开发旅游业拓宽共同致富之通途开发旅游业,拓宽共同致富之通途,是邓小平旅游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在改革开放周之后,尤其是在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说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饱受禁锢的旅游业开始慢慢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人们对生活方式的改善有了更多的追求。如在黄山视察时,小平同志就兴奋地说:“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你们发财的地方,这个地方将是全国最富的地方。”旅游-赚钱--发财--致富,并由先富到最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崭新的思维,拓宽了勤劳质朴的中国人多方面、多层次共同致富之通途。同时,旅游经济学成为最好概括邓小平旅游思想的名词,而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课题。

邓小平认为,旅游有助于加大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力度。小平同志曾直言:“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这种思想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先进的想法,要开发旅游业,加大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力度,使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济实践能够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旅游其实就是一个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邓小平同志谆谆教导如春雨滋润,画龙点睛地把旅游与开放力度同走向世界联系起来,把解放思想拓展于新的旅游思路之中。他曾经告诉“黄山”的领导和群众:要摆脱自我封闭的谨慎,抛却小富即安的恭俭,“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打出黄山牌,亮出中国牌,让黄山成为世界旅游胜地。旅游业应该瞄准未来世界现代化这个参照系,大力发展国际旅游,缩短中国与世界的时空差距。在科技、市场、文化、信息等等一切方面与世界文明达到更深层次的沟通。这是邓小平旅游思想为我们社会的发展作出的明智选择。

六、新时代旅游思想概述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90年代以来提出的关于旅游业发展的新思想,经过近几年的不断深化,其实质、内容和目标已基本确立,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并作为跨世纪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相比较近代其他的旅游思想,可持续旅游发展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她的范围更广泛,涉及的层面更多。在全球持续发展大会认为可持续旅游“是在保持和增强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满足目前游客和旅游地居民的要求,也即是对各种资源的管理指导达到人们在保持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和美学需要的目的。”事实上,在现在看来,旅游应该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旅游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旅游也可能加剧了环境的损耗和地方特色的消失。旅游开发所导致的自然或文化财富及环境资本的损失可能会逐渐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补偿,然而自然和文化的损失是不能简单地用新的发展来的财富所替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认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把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看成一个整体;在发展旅游的同时,自然、文化和人类自身生存环境之间要保持平衡关系,并且正是在不同地区这种平衡关系组合不同才构成了该地区富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因此旅游发展必须避免任何不可逆转的行为,即不可恢复性的破坏,特别是在那些环境敏感区,旅游发展绝对不能破坏自然,文化和人类自身生存环境间的脆弱平衡关系,我们在开放旅游资源时必须考虑保护当地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和其它会受旅游业影响的资源,作为游客也应该有这种保护意识。按照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含义,旅游发展的目标要符合经济期望和环境要求;不仅要保护当地社会与自然结构,而且要尊重当地的居民,要把重点从传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观点逐渐地转移到合理开发旅游资源,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和改善的本地福利,保证所有的发展决策都反映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全部价值。90年代全球持续发展大会确定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目标是:增进人们对旅游所产生的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的理解,强化人们的生存意识;促进旅游发展的公平性;提高旅游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感受;保持上述目标所依赖的环境质量。这些目标对我们旅游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旅游不再是单纯的个人感受,而是社会资源的共享。现在发展旅游业,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旅游发展计划。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概念明确承认环境和经济问题与政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以必须制订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计划、政策,加强旅游和其他重要经济部门的相互配合。并且制订环境和文化影响评价的标准和方法,把环境和资贡献与资源消耗结合起来。

进入21世纪,旅游和文化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始终蕴含在旅游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魅力。综观旅游发展史,尽管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会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感悟自己的内心,如徐霞客、郁达夫等人。文化本身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发展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们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化的差异性,时代发展的不同,文化发展走向不同,旅游思想也随之变迁,因此,旅游思想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思想的变迁最终体现为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对文化的应用,对文化的感悟。只有把旅游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旅游过程才更具有生命力,旅游思想才能够得到提升。这个基本规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更是表现得极为突出和典型。

旅游业是一项涉及“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应重点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旅游文化是旅游思想的灵魂和支柱,只有进一步融合文化和旅游的功能,提炼旅游思想,符合时代特征,才能真正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当今旅游思想是开放性、普遍性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旅游,旅游唯有更多的和我们的文化生活结合起来,才算是真的有意义的旅游。

七、小结

近代中国落后的历史感悟 篇6

关键词：近代中国,落后,原因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有众多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但却无法力挽近代中国落后的狂澜，其实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在明末清初之际出现过转型的机遇，但终究由于种种原因而丧失。

在封建王朝末期，随着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和城镇的手工业中，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迹象。有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为代表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程朱理学思潮;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为代表的科学巨著。与此同时，16～17世纪西方文化开始向世界各地渗透，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大量东来，将西方的科技文化信息，如天文、历算、地理、美术、音乐等介绍到中国，打开了中国士人的眼界，激励了中国某些“最有学识的人”开始追踪世界科学。另一方面，东学西渐，耶稣会士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儒教、道教、园林、艺术、器物、书籍、植物种子传入西方，向西方提供了认识中国的窗口，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选择。这股冲撞旧制度、发展新科学、交流中西文化的浪潮，在满族入关和清王朝建立之后，却被断然煞住，从而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大好时机。真是可惜之极，痛恨至极，然而痛定思痛，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压制了中国人的创新思维。西方在16世纪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快速兴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科学技术不断提出新的需求，从而激活了人们的创新思维，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当时的中国却仍然停留在更加完善的封建主义社会，它不但严重地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而且还在思想领域压制了创新思维。统治阶级内部的保守势力反对变革，这是阻碍中国人创新思维发展的一大绊脚石。

第二，国家实行封闭政策不利于中国人创新思维的发展。中外历史证明，国家只有开放，才能使国家获得多方面的新信息，产生认识上的飞跃，创造出新的科技成果。西方的科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实行严密封闭的愚民政策。行政封闭和思想禁锢使中国与国外缺乏信息交流，中国人信息不灵通，与外界交流少，思维方式处于长期封闭的状态，中国科技落后不可避免。

第三，统治者迂腐至极，不进则退。中国领先了世界2000多年，到明末清初时中国人与外界交往都是一种“傲视蛮夷、泱泱大国舍我其谁”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比他们更先进，长期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怎能不骄傲自满?他们还能向别人学习吗?而回观当时的西方，只要与中国交往，必定发现诸多他们视为奇迹的东西，丝绸是那么华美、瓷器是那么精湛，水利工程浩大，农耕器具先进，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等，无不是让外国人瞠目结舌的先进技术。西方人在强大的威胁和刺激之下能不拼命学习、力图富国强民吗?两种存有巨大反差的认识结果是中国的指南针把列强带到中国，中国的火药炸开了中国的大门!

第四，曾被落后民族灭国的历史后遗症造成科技的车轮倒退。鲁迅曾说，中华文明的真正衰落就是因为元朝和清朝这两次野蛮的异族入侵。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社会经济严重倒退，政治上野蛮的民族压迫、种族歧视，文化上大搞文字狱，加上无情的经济寄生和严厉的禁海令，清朝统治者这一系列罪恶的殖民行径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扼杀了华夏文明的生机。

第五，中国的教育方式也对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其实中国的科举考试是个非常先进且有效的制度，唐朝从进行科举考试以后，国力强盛，贫穷人家的孩子也可以有出路，这更激发了人们的上进心，对国家而言也大有裨益。但到后来(至清末)，科举考试却变了形，八股取士，四书五经，彻底征服了中国的士人。中国现代的教育方式太过于注重书本上的知识，到外国留学的学生，关于书面知识的考试分数肯定高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但在实践中，中国学生就显得笨拙许多，这就是所谓的书呆子。科技的发展需要的是实战能力强的人才，而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否则中国科技落后是必然的。

第六，官僚主义横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近代后期，代表中国的依然是国民党，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只是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贫瘠与落后，对广大农民的剥削致使中国的农村生产力长期受到限制。在统制经济政策的指导下，首先，加强了对金融业和工矿业的垄断，并实行专卖制度，对外国援助的物资以及进口产品也进行集中管理和分配。对农村则采用“粮食征购”“征界”的办法来满足战时的需要。这一系列政策导致民族资本主义因资源和市场的枯竭而无从发展，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十分突出，直接导致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丧失人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彻底摆脱了压在炎黄子孙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中国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开明领导下，放眼世界，开拓未来，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如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

当前在关于钓鱼岛冲突的问题上，我国立场坚定，态度坚决，在维护领土与主权完整问题上决不让步，决不允许国家领土有一寸一毫的损失，决不允许国家人民主权受半点的损害，决不允许近代百年耻辱历史重蹈覆辙，这显示了如今的中国已今非昔比，如今的中国人已经挺直腰杆昂首挺胸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落后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的。现在，只要我们认清原因，扬长避短，就可以在新的世纪里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也正因为我们上一代的忍辱负重和我们这一代的奋力拼搏，我们的孩子们才会有机会生活在世界先进强国中!当然，作为教师，我们必须提醒他们的是，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弱则中国弱，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警钟长鸣，发愤图强，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力争将来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与骄傲!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上不进则退，未来的中国不能再重蹈覆辙，要永远让我们的祖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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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大为、赵世瑜.普高教科书经济成长历程 (第3版) [M].长沙:岳麓书社, 2011

[3]曹大为、赵世瑜.普高教科书文化发展历程 (第3版) [M].长沙:岳麓书社, 2011

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探析 篇7

一、社会福利思想及近代社会福利思想提出理论依据的概述

1.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可以说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需求与结果,是社会中政府职能的主要构成环节,其主要实现手段是通过立法途径规定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筹集和发放社会福利基金,从而对国民因各种社会原因或特殊个人原因所导致的无收入或收入中断情况提供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思想指的就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一段时间内社会福利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受到社会历史发展情况的影响,同时对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社会福利思想主要包括特殊群体救助、社会财富分配、劳动就业保障等民生内容,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其反映内容也各不相同。

2.提出社会福利思想理论依据。首先,从国外方面分析。自鸦片战争以来,工业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福利思想已经无法满足转型期社会的实际需求,一些近代有识之士在借鉴与吸纳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表现为传教士开始进行慈善事业,留学人士在接受西方教育的情况下,回国发展,并且将一些先进福利思想引入中国,为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构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其次,从国内方面分析。社会福利主要包括老年福利、公共福利设施、社会救济、残疾人福利等,尽管中国社会福利概念的引入比较晚,但是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一直都存在。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的民本思想,就是社会福利思想的一种;孔子的大同思想也是社会福利思想的一种体现;墨子的兼爱思想同样也是社会福利思想的一种表述。由此可以看出,古代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均对近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形成的渊源。

二、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救助思想

1.贫困人口救助思想。(1)济贫恤穷,养教兼施思想。济贫恤穷主要指的是扶贫济弱,安抚稳定贫民。针对传统慈善机构而言,救助贫民主要停留在“养”的层面,这样养而不教是治标不治本,在近代思想中提出了养教兼施的思想,对一些贫民乞丐进行收容养恤,并且教授相应的技艺,加强其自食其力能力。在探讨养教之法的时候,郑观应主张设立栖流局,并且收养游民与乞丐,传授相应的技艺,保证其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经元善主张设立工艺院,转变传统重养轻教的形式,加强人民的生存能力;陈炽等思想家、实业家也在不同方面对养教兼施进行了一定的论述。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对贫民生活救济非常重视,并且对养教兼施模式给予了一定的肯定。(2)慈善公益思想。在封建社会中,贫民教育事业是非常薄弱的环节,大部分贫民均无力上学,此种情况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义学义庄也在逐渐开办。冯桂芳也提出了义学义庄的概念,其不仅体现了贫民读书思想,也扩大了义塾设置范围,尽管只是局限在宗族性质方面,但是也体现了一定的贫民教育思想。除此之外,在医疗救助方面,也设置了一些施医局、栖流所等,加强了中西医的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弱势群体福利思想。(1)安老怀少思想。在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中,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老人福利与儿童福利。从孔子开始,便将“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思想当成是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近代思想大部分均是对此的延伸,并且吸收了一定的西方思想。近代对安老怀少思想的分析,最为明确的主要就是孙中山与熊希龄。孙中山在继承安老怀少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深化,同时将其看成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熊希龄作为一位社会实践家,其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是近代慈幼事业典范,也是实施安老怀少思想的重要举措。由此可以看出,安老怀少思想在近代老人与儿童福利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2)妇女福利思想。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妇女的社会地位一般较低,甚至缺少一定的人权。在晚清的时候,妇女问题比较受关注,逐渐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与枷锁,对男女平等观念进行了一定的注重,主张解放妇女。在近代最早提出男女平等理念的就是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利用基督教平等理论,提出了男女平等理念。洪秀全的这一理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妇女,如婚姻自由、参加考试、放足等。(3)残疾群体与罪犯福利。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大部分残疾人均是由养济院收留养恤。随着社会发展,中国越来越重视残疾人群。郑观应主张设置一些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群学习技能,让其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在清末时,张謇创设了中小学、师范,并且进行了盲哑残疾人教育,帮助其学习汉字与算数等,使其具备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在近代思想中针对罪犯福利而言存在着很多的罪犯福利言论。人们首先关注了西方罪犯的生活状态,进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莫如于监狱之外,另设工艺学堂”思想,兼施养教。由此可以看出,对残疾人群与罪犯福利而言,也要加强养教兼施,转变福利思想,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灾荒群体社会救助

1.官义合一思想。在晚清之前由政府主持的“官赈”,一直以来都是灾荒赈济的重要方式与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方法,近代以来在内外战争不断的形势下,导致政府财政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无法进行大规模官赈的开展,并且在官赈中,经常出现很多的贪官污吏,导致无法达到赈灾效果,因此为了有效救助灾民,提出了官义合一的思想。作为一种新的救济形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不仅可以收集社会资金,增加救助资金,还可以减少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现象,真正实现灾民的救济。

2.以工代赈思想。以工代赈思想主要指的就是在进行赈灾的时候,加强灾民社会劳动的参与,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救灾方法。我国历代以来发生的灾害均比较多,水灾、旱灾非常频繁,除了自然因素的影响之外,水利条件差也是主要原因,所以提出了治河代赈的思想。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相关人士通过对灾害的分析与研究,明确了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同时对开矿、铁路建设等方面也进行探讨,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措施的落实,不仅可以让百姓得到实惠,还可以保证灾后社会的稳定。

四、全体国民福利思想

1.新式教育思想。19世纪中后期,中国教育一直沿用隋唐以来应试考试的模式,儒家经义教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与传播,制约了新式人才培养,同时对社会风气、人们精神生活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一些思想家提出要树立新的教育观念,比如调整考试模式与内容,培养一批懂得近代科技的新式人才,促进实业教育的发展,实现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等。

2.重视文化思想。近代中国教育一般是以“开民智”“、新民德”为目标,在开展教育事业的时候,一些学者提出加强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投入,提高人民群众的常识和道德,实现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陈炽的言论中,在这一方面就有所体现,如设立书院;而张謇的方案更加具体,设立图书馆、博物苑,加强文化教育等。

3.发展社会服务业。随着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引入,近代中国社会服务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除了铁路、电讯等公共设施之外,在医疗、银行、保险等行业也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保险行业,作为一种比较新鲜的事物,在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保屋险、保货险、保船险等。

近代中国战争不断,经济衰落起伏,争执溃乱无序,基本处在一种混乱状态。但是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逐渐涌入,通过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结合并对中国传统慈善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社会福利思想,这些福利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践落实,在改进与完善近代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同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转型。

摘要：本文主要对社会福利思想与近代社会福利思想的提出理论依据进行概述,阐述针对贫困人口与弱势群体、灾荒群体、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思想。摘要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以民为本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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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国歌的变迁 篇8

19世纪以前，中国处于封闭状态，从未有过国歌一说。直到清末，国人才有了国歌的观念。那是在1878年，外交大臣曾纪泽出使英、法，按照当时国际交往的惯例，行前他命人谱写了名叫《普天乐》的歌曲，并作为“国乐”上呈朝廷，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然而这首歌曲在海外已经被当作中国国歌来演奏了。因为该歌曲节奏过于缓慢，又未使用过几次，所以歌谱没能流传下来。这应该算是中国国歌之肇始。

1896年，清政府派遣当时的重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罗斯作礼节性访问。欢迎仪式要演奏来宾的国歌，但中国哪有什么国歌。腐朽愚昧的清政府根本不知道国歌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只好临时找了一首符合清政府口味的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以古曲，作为国歌临时使用。歌词为：

“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此曲系李鸿章最早使用，故称《李中堂乐》。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国歌。

进入20世纪后，对外交往日益增多。在外交活动和军事行动中，外国人扛着他们的国旗，吼着他们的国歌，在中国领土上耀武扬威。中国人深感气愤和屈辱。1906年，大清帝国陆军部成立，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颂龙旗》（龙旗乃当时大清帝国国旗）。清朝官员就用这首军歌权代国歌，以应不时之需。词曰：

“于斯万年，亚东大帝国！山岳纵横独立帜，江河漫延文明波；四百兆民神明胄，地下物产博。扬我黄龙帝国威，唱我帝国歌！”

随着中国近代化步伐的加快，1911年10月，清政府“谕旨颁行”了由严复作词的国歌《巩金瓯》，曲谱实际上来自康熙时期的皇室音乐。这是我国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国歌。歌词是：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铁凫藻。喜同胞，清时兴遭。真熙嗥，帝國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当时的清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而这首歌却粉饰太平，不可避免地要遭到人民唾弃。辛亥革命爆发后，《巩金瓯》成了清王朝的葬歌。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公开征集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歌名《五旗共和歌》（当时的国旗叫五色旗）。歌词为：

“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此国歌曲调昂扬流畅，歌词简短有力，昭示了新政权的到来，深受人民欢迎，可惜只用了3年。

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政权后。于1915年5月废弃了此国歌，启用《中华雄踞天地间》为新国歌。歌词如下：

“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八埏。华胄从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

后来，袁世凯称帝，出于帝制需要，于1915年底对此国歌进行了修改，将歌词中的“共和五族”改为“勋华揖让”，作为帝国国歌。倘若不因人废言，撇开其政治目的不谈，这首歌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它短小精炼，气魄宏大，其意象和气势均不错，且通俗易懂，便于传唱。

1916年袁世凯垮台。1919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决定暂时以赵元任作词作曲的《尽力中华歌》为代国歌。歌词为：

“听！我们同唱中华中华中华！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声的中华中华中华！来！三呼万岁中华中华！都用同气同声的同调同歌中华中华！”

这首歌气势有余，庄重不足，意境欠佳，大家均不满意。1920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成立“国歌研究会”，采纳章太炎的建议，决定采用《卿云歌》作为官方国歌。《卿云歌》有两个版本。两版本歌词均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其实第一版《卿云歌》早在1913年4月第一届正式国会开会典礼时就被定为临时国歌，但没有正式颁行流传。全歌词仅4句16个字。第二版歌词在第一版基础上添加了两句，由一外国友人谱曲。歌词如下：

“卿云灿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第二版本末尾添加了“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该曲由教育部下令全国传唱。这首歌辞藻华丽，抒情浓厚，但气势不够，做国歌实有不宜。它为当时混战的军阀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也短命得很，只用了不到一年就遭到了唾弃。

1926年7月，国民党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将《国民革命歌》作为临时国歌。《国民革命歌》由黄埔军官学校一军官所作。歌词为：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有趣的是，其旋律与童谣《三只老虎》相仿。它的颁行比较草率，显得粗疏简陋，只在北伐期间使用，相当于行军作战时的军歌，不久就淡出了。

1928年，北伐取得胜利，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当局通过决议，将梅花定为国花，将青天白日旗定为国旗。但唯独没有确定国歌。于是，教育部两次通令全国征集国歌歌词，但在繁多的作品中并未选出合适的国歌。1930年，行政院通令全国机关、学校，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党歌《三民主义歌》代之。国民党党歌系孙中山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为黄埔军官学校所作的训词。歌词为：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此歌由于歌词主题突出，蕴含深意，遂得以迅速流传。《三民主义歌》在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还被评选为世界最佳国歌。

然而，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反对将党歌充当国歌，他们责问当局强迫全国人民共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岂不是强迫全国同胞加入国民党，将国民党人实现“三民主义”的义务强加在非党群众身上？但国民党早已将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党国一体，以党歌代国歌，刚好体现党国之义，他们何在乎这些枝节。到了1943年，国民政府正式下文，定《三民主义歌》为“中华民国”国歌。

蒋介石统治时期，先是忙于“剿共”。继而外患又起，国势动荡不安，国民党当局始终无法安下心来讨论国歌的事，所以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中华民国”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歌。国民党统治大陆时的外交活动及后来窃据联合国席位，都是以国民党的党歌《三民主义歌》当作国歌使用。这首歌被国民党使用了近40年，成为“中华民国”事实上的国歌。

中国近代大学 篇9

A民主法治 B公平正义 C诚信友爱

D充满活力 E安定有序 2、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其中有（CDE）

A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思想 B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

C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 D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 E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思想

3、从1985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重要进展有（ABC）

A.所有制结构的改革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的局面 B.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使政府和企业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 C.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D.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E.建立起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4、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ABCE）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A．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B．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C．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D．坚持进行改革开放

E．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亟待解决的是（AB）

A．“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亟待改革 B．还有一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C．农村生产力水平落后 D．农业生产实行统一经营 E.农民收入较低 6、1980年3月设立的经济特区有（BCDE）

A．海南 B.深圳 C.珠海 D.汕头 E.厦门

7、造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社会原因是(ACD)

A长期以来“左”的倾向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B近代帝国主义侵略 C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机制 D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久远 E 中国一穷二白的经济面貌

8、“文化大革命”中，抵制“左”倾错误，却遭到诬陷或镇压的事件是(BDE)

A一月革命 B二月逆流 C批林批孔 D四五运动 E、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9、文革中的“四人帮”是(BCDE)

A陈伯达 B江青 C张春桥 D姚文元 E王洪文

10、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是(ABCD)

A调整 B巩固 C充实 D提高 E恢复

1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左”倾错误的主要标志有：(ABCE)

A瞎指挥 B浮夸风 C高指标 D勤俭风 E “共产风” 12、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整顿（ABC）

A主观主义 B宗派主义

C官僚主义 D教条主义 E本本主义

13、中共八大的路线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八大(ACD)

A正确认识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B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C明确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D规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 E明确提出了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4、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内的主要矛盾是（CE）

A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B工人、农民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

C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D经济建设的稳步前进与冒进的矛盾

E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15、毛泽东提出，处理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应坚持的方针是（AB）

A．长期共存 B．互相监督 C．肝胆相照 D．荣辱与共 E.互不干涉

16、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出现良好开局的重要事件有（ABC）

A.1956年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 B．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开

C．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D．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E．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

17、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是（ABCDE）

A.在中国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

B.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

C.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D.要始终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E.要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 18、1951年底到195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三反”运动是（ABD）

A．反贪污 B．反浪费 C．反行贿 D．反官僚主义 E．反主观主义

19、中共中央在1953年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了几种过渡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包括：（ABD）

A 互助组 B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C人民公社 D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E农业生产小组 20、1953年，中共中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AC）

A社会主义工业化 B土地改革运动

C社会主义改造 D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 E综合平稳的建设方针

21、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有(ABCDE)

A委托加工 B计划订货 C统购包销 D经销代销 E公私合营

22、没收官僚垄断资本的性质是（BC）

A资本主义的 B社会主义的 C民主主义的 D社会民主主义的 E国家资本主义的

23、建国初，我国存在的经济成分有（ABCDE）

A 国营经济 B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C 个体经济 D 合作社经济 E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24、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着重抓的工作主要是（ABCD）A.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B.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C.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D.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E.三大改造

25、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是（BCD）

A群众路线 B统一战线 C 武装斗争 D党的建设 E独立自主

26、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指（ABCD）

A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封建主义的束缚 B是革命的力量之一

C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 D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E进步革命与反动落后

27、长期与共产党合作的民主党派有(ABDE)

A民革 民盟 B民建 民进 C民促 社会党 D农工党 致公党 E九三学社 台盟

28、人民解放军通过（BDE）基本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

A百团大战 B辽沈战役 C渡江战役 D淮海战役 E平津战役 29、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放弃全面进攻解放区战略，改为重点进攻，其对象是(BC)

A晋冀鲁豫解放区 B陕北解放区 C山东解放区

D东北解放区 E晋察冀解放区

30、参加1945年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有（ABC）

浅析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发展 篇10

中国艺术歌曲传入于1920年初, 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此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歌曲便产生了。广大音乐爱好者在建立中国艺术歌曲创作风格的道路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探索出宝贵的经验, 留下了大量的具有浓厚的民族性韵味与鲜明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给后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也就是五四时期, 中国已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 到1927年4月12日大革命失败的这段历史时期。我国艺术歌曲诞生于这一时期, 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将音乐文化推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艺术歌曲创作

学堂乐歌时期可以看做是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世纪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新文化运动思潮被掀起来了, 当时的留学生在深入吸收国外先进知识的时候, 也学习了西方音乐中的一些技巧。很多歌词都是由知识分子和音乐家引用西方的曲调, 在学堂中的学唱, 称作学堂乐歌。

一批优秀的作曲家如萧友梅、赵元任等产生于“五四”时期, 他们不仅借鉴了古典浪漫主义风格与丰富创作手法而且也创作出反映时代进步精神的一些作品。例如萧友梅的《问》等一些歌曲, 从此中国学堂乐歌时代就开始了, 并成为我国最早的歌曲艺术形式, 我国艺术歌曲的发展与开创, 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之后随着一些中等职业院校音乐学院的建立, 涌现出许多具有先进思想、具有创新精神的专业素质人才。如:黎锦辉、黄自等艺术家们。他们把古典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创作手法与民间音乐题材结合起来, 产生了反映创新精神、崇高理想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的完美艺术作品。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出现了众多革命音乐家, 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创作了众多艺术歌曲, 以聂耳、冼星海最为代表。这一时期广泛开展左翼音乐运动, 加强了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

二、中国歌曲创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崭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广大音乐爱好者和工作者忙还热情地创作了大量丰富表现新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 独唱形式的抒情歌曲和抗战革命曲成为了一种主流。

艺术歌曲的创作出现新的发展机遇时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大胆的艺术创作技巧的运用也是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来, 推动了中国的音乐发展, 在对歌曲素材的发展及作曲技巧的改变方面有明显的突破。

罗忠镕创作的艺术歌曲《嫦娥》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这些作品渲染了艺术表现力并在演唱技巧方面有了很大难度, 强化了歌曲赋予这一时期的历史革命感。使中国艺术歌曲在创作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三、新繁荣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

自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 中国歌曲的艺术创作已进入空前的繁荣发展时期, 大量优秀作品创作数量的增加, 艺术歌曲风格和技法的运用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

施万春的《送上我心头的思念》以及刘锡津的《天鹅之歌》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它们见证了中国歌曲在音乐中的艺术表现力、音乐文学、创作风格等方面作出的大胆尝试与改变。创新求变是这一时期艺术歌曲的巨大特点, 因而音乐作品更加完善。

总之大量不一样的风格类型的歌曲均产生于这一新时期的艺术创作, 音乐家们从学习模仿到融汇贯通中一步步探究而来, 从探索分析到实践创新的过程中走出来, 从而中国当代艺术歌曲的风采被完美的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徐宏:《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发展》, 《科技促进发展》。

[2]胡天虹:《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二期。

[3]戴鹏海:《从体裁的嬗变消长看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歌曲创作的发展》, 《艺术探索》, 1995年第一期。

[4]何新:《中国艺术歌曲源起与发展特征》, 《郑州大学学报》, 2004年第四期。

[5]胡天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