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流动 篇1
一、异常跨境资金流动主要渠道
(一) 借助货物贸易实现异常资金跨境流动
1996年我国经常项目实行可兑换以来, 一些异常跨境资金利用外汇政策监管盲点以不同方式实现跨境资金流动。一是利用“价格转移资金”, 实现资金流动。进出口企业联手操作, 利用某些进出口商品的特殊性, 以“高报出口价格、低报进口价格”或“低报出口价格的方式, 将非法资金汇入境内;或高报进口价格”的方式, 造成外汇资金非法流出。二是跨国公司境内的关联企业利用出口预收货款, 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 将异常资金汇入境内。三是利用进口预付货款可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 由于对进口预付款的监管较松, 企业提供资料较容易, 且真实性不易鉴别,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资本流出的情况也可能不断增多。
(二) 以居民个人名义掩护异常资金跨境流动
个人名义为掩护的非法资金流入, 隐蔽性强, 其真实性难以把握。2007年出台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规定, 个人结汇和个人境内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 由银行对个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这样的监管方式使一些投机者通过将汇款“化整为零”、或“拆分收款人”的方式汇入资金。个人外汇资金分拆的主要方式:一是在汇入环节将款项进行分拆, 表现为境外同一汇款人向境内多名不同收款人汇款;二是通过亲属间划转分拆提现及结汇的方式, 银行临柜人员反映, 同一个人的汇入款在超过年度结汇总额情况下, 有结汇需求时, 结汇主体为了规避《办法》中对年度结汇五万美元、一次提现钞一万美元提供相关证明的限额控制, 达到超限额提, 利用《办法》中关于“直系亲属间可直接划转”的规定, 将部分外汇转至另一个人账户, 由其直系亲属进行拆分提现后结汇, 直接规避了《办法》对个人年度结汇总额及日提现钞额的控制;三是携入现钞存入采用分拆存入不同名下的方式, 对个人存入外币现钞实行当日累计等值5000美元以上的, 需提供来源证明材料, 银行在办理业务过程中, 发现有些客户当日超过5000美元现钞存款, 采取拆分多个名字存入, 以规避政策管理;四是利用个人名下的大额捐赠款, 凭公证的捐赠协议, 即可办理结汇, “经公证的捐款协议”也较易取得。另外, 通过居民、非居民个人实现资金流出也较为方便。为方便居民、非居民个人真实性用汇需求, 外汇局放开个人财产转移限制, 不断调高经常项下因私购汇限额, 同时简化购汇手续, 有的只需要传真件或网上下载件即可办理购付汇;非居民个人外汇账户内款项汇出直接到银行办理, 且没有限额限制。这样, 异常资金便可通过“蚂蚁搬家”战术, 将外汇资金多批次汇出境外而实现资金流出。
(三) 借助资本项目“暗渡陈仓”
虽然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不可完全兑换的管理, 但是套利资本仍可以外商投资为掩护流入境内。一是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以资本金的名义汇入境内, 结汇后擅自改变合同规定的用途, 有的结汇后挪作他用, 谋取不正当利益, 或假借并购之名以溢价支付对价款等异常情况的出现, 显示国际投机资本已通过“虚假投资”方式, 合法进入了资本市场;二是通过外债的形式汇入, 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扩大“投注差”, 可以轻而易举将境外资金以外债名义汇入境内, 再以虚假的合同或发票办理结汇, 进行使用。通过资本项目将外汇汇出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一是以直接投资或假投资的方式流入, 套利后通过减资、撤资、转股、破产清算等方式实现资金流出;二是国外或离岸公司通过低价跨境收购的方式购买国内企业股权, 间接实现资本流出;三是境内企业在境外设立独资或与当地企业设立合资企业, 在办理境外投资登记手续并流出有关资金后, 境内企业立即销声匿迹;四是通过利润、红利汇出和支付海运费等非贸易方式流出, 目前, 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红利汇出以及海运费支付等非贸易付汇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 不需外汇局审批。
(四) 地下钱庄
地下钱财庄等非法渠道因作案手法隐蔽, 划转资金迅速, 往往成为非法跨境资金流动转移的工具。其主要操作方式为换汇人在境内将人民币交给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则通过境外合伙人将外汇打入换汇人所指定的境外账户。
二、异常跨境资金流动主要危害
(一) 影响宏观决策的准确性
由于异常跨境资金大都混于正常的资金之中, 使得相关部门对此类资金往往难以区分和对其做出准确的统计,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决策部门对外汇管理政策的研判, 失去了外汇政策的管理效应。
(二) 加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境外套利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大出大进国内, 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过快增长, 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升值和国际收支失衡的矛盾, 这些异常资金的突发流动, 无疑会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健康发展带来较大风险。
(三) 扰乱外汇市场秩序
目前, 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 投机性资本或其他违规资金很难明目张胆地大规模进出。在这种情况下, 会寻求非正常渠道进行操作。这就为地下钱庄提供了原始需求, 助长非法外汇资金交易的滋生, 扰乱国内金融外汇秩序。
三、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防范措施
(一) 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 提高分析预警能力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化手段, 依托现有的多个监测和管理系统, 建立和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平台, 设定一套相互关联的预警指标体系, 研究制订防范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应急预案, 实现对全口径外汇收支的全程监控, 防止异常资金绕道规避监管, 从根本上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流动。
(二) 完善外汇管理政策法规, 提高危机应变能力
结合新《外汇管理条例》的出台, 适时完善整合外汇管理政策法规。加强贸易环节汇兑监管和个人结售汇管理, 防范异常资金混入贸易和个人结售汇渠道出入;加强外债管理, 防止境外资金虚假投资流向境内, 减少投机资金的大量涌入;改进账户管理, 充分发挥外汇账户在外汇资金流动监测方面的作用;建立健全跨境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的体制机制, 保障在资金流出流入两个方面均有完善的管理手段。
(三) 强化对银行监管力度, 提高其代位监管能力
要进一步强化对外汇指定银行的监管力度, 加强指导、督促其建立、完善外汇业务内部控制机制, 充分发挥内部稽核的职能作用和信息优势, 建立银行外汇业务定期稽核检查制度, 有效引导发挥代位监管的职能。进一步密切外汇局与银行的信息沟通与联系, 银行对外汇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能够及时向外汇局进行反映, 外汇局及时研究解决新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这种良好的互动方式, 改变银行管理者的思想观念, 建立经营的长远目标, 降低资金运营风险。
(四) 加强部门间密切协作, 形成良好长效机制
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 维护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金融安全, 单纯靠外汇局一个部门难以保证整个机制顺畅运行, 需要银行、海关、工商、税务、商贸、公安等部门的相互协调配合, 建立完善的合作机制, 从不同的角度对数据进行共同的分析, 形成一套长效机制, 实现信息与成果共享, 使防止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的各领域联合行动成为可能。
(五) 创新检查方式, 充分发挥外汇检查“探测器”作用
要充分发挥外汇检查直接接触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的优势, 加大打击投机和从事违规活动的行为以及地下钱庄力度, 增加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通过非法渠道流出入的难度和成本。充分利用外汇非现场检查系统, 加强对外汇信息系统和资源的充分整合和利用, 建立科学的分析监测模型, 加强对交易主体外汇资金来源、流向、存量以及流量的统计监测。
参考文献
[1]王景武.构建.防止异常资金跨境突发流动的预警应急机制[J].中国金融, 2005 (21) .
[2]田光宁, 李建军.跨境流动地下资金的规模测估[J].国际商务研究, 2005 (2) .
[3]张静, 陈炳才.外汇管理改革与实践[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跨境流动 篇2
在发达国家于20世纪末期率先基本完成资本账户的开放后, 新兴市场国家也逐步放宽了对资本账户的限制。对于资本相对比较稀缺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 国际资本的注入可以帮助他们缓解资本供求的矛盾, 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和增加资本积累的能力。但与此同时, 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不稳定性的日益增强也使得金融发展处于中低水平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愈来愈大的风险。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冲机。但由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逐渐突显, 资本账户开放不仅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也已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因此, 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的最终选择。近年来, 随着我国资本管制的逐渐放松, 我国相继推出QDII和QFII等政策积极推进资本账户的稳步开放。但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会对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基于我国近十年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季度数据, 测量了这期间内我国整体的资本账户开放度与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 并选取相关控制变量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 探讨两种资本账户开放度对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影响, 有助于相关决策者对当前局势有清晰的认知并制定出合理的政策从而使我国能更好地应对外部的经济冲击, 减少金融动荡并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2 文献综述
资本账户的开放使得全世界的资金得以分享, 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为一些国家经济的增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Klein和Oliver (2000) 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82个经济体十年的数据后发现, 资本账户开放对中等发展水平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速有一定的正向作用[1]。Quinn等 (2008) 集合了94个国家近10年的资本账户开放数据, 选取了相关的经济指标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资本账户的开放对一国经济的增长的确有促进作用[2]。Alexander Popov (2011) 通过利用5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 资本账户的开放可以为一国的工业行业带来更高水平的产出及利润[3]。然而, 在对一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与该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关系的研究方面, 一些学者认为过快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会为一国带来有利影响。Guillermo和Calvo (1998) 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会导致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和国际收支的恶化。因为资本的快速流动会导致短期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 (Sudden Stop) 和逆转;同时, 他还认为, 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融资有降低“突然停止”和资本逆转发生的风险的能力[4]。Aghion等 (2004) 的研究表明当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处于中等或中等以下水平时, 资本账户的过早开放会加剧跨境资本的波动, 从而导致其经济的不稳定[5]。Goldstein、Kaminasky和Reinhart (2005) 也认为, 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其过快地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兑换有关;限制金融发展较不发达经济体的资本, 尤其是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6]。此外, Broner和Ventura (2010) [7]、Park和An (2012) [8]通过相关实证分析, 均得出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化与金融体制的逐步改革都会降低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幅度这一结论。Neumann, Penl和Tanku (2009) 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开放度对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组合流动和其它债务流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水平会对不同种类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 金融开放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投资组合流动在其影响下明显加剧, 新兴市场经济体尤为明显[9]。此外, 跨境资本的流向也成为了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Aoki (2009) 等在模型演绎过程中分析出边际生产率和利率市场水平是决定资本流向的重要因素[10]。Prasad和Rajan (2008) 运用1980~200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出资本账户开放会引发对丹麦、智力和哥伦比亚等国的资本的净流入;引发瑞典、芬兰和西班牙等国家资本的净流出[11]。Bayoumi和Ohnsorge (2013) 在研究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情况时发现, 虽然资本账户开放会为国内投资者提供跨国的多样化投资机会, 但其最终导致国内债券市场资金的净流出[12]。
资本账户开放指的是资金的自由转移和外币的自由兑换, 即取消跨境交易和资金转移的限制并取消可能会影响交易成本的相关措施;而金融开放不仅指国际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 还包括取消或放松金融服务限制与管制等。因此, 金融开放的概念相比于资本账户开放, 其外延更广, 资本账户开放只能被视为金融开放的一部分。本文主要讨论有关资本账户的开放度, 并且进一步探讨以资本账户项下短期项目为主的开放度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3 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测度
3.1 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的比较
资本账户开放的测度大致分为基于规则的资本账户开放测度和基于事实的资本账户开放测度两类。基于规则测度的测算指标主要是按照法律法规对资本账户开放水平的影响程度来设定的, 包括Share指标、奎因指数、KAOPEN指数、OECD代码法以及加拿大Fraser Institute“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中公布的资本账户自由度指数等。这些指标均对法律法规的文字表述进行简单的数字归纳, 能比较直观地反映出资本账户的开放情况。而基于事实的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度主要是运用一种或几种经济指标对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进行量化, 主要包括储蓄率与投资率相关法、利率平价法和总量法。Feldstein和Horioka (1980) 首次使用量化指标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行测量, 他们认为, 一个国家资本账户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为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相关程度, 即当一国资本流动受到限制时, 其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度相关;反之, 亦然[13]。然而, 这一结论却遭到了Obstfeld (1986) 的质疑, 他认为国家规模也同样会影响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相关性, 若一国规模过大, 其国民储蓄不足则会引起世界利率的上升, 进而缩小投资生产的规模。大国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相关性一般大于小国, 因此储蓄率与投资率相关法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一国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情况[14]。基于套补利率平价理论, 一国的国内利率在资本可以充分流动的前提下应与国际利率符合平价关系, 因此, 一国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的偏离程度可以作为量化一国资本开放度的指标。Edwards和Khan (1985) 首次根据套补利率平价理论建立了半开放经济下的利率决定模型并提出了量化资本开放度指标的方法, 弥补了外汇市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缺乏与即期汇率相应的远期汇率的缺憾[15]。但也有人认为, 除资本管制外, 人们对汇率的预期也会影响国内外的利率差, 从而产生利率不平价的现象。Kraay (1998) 参考了在一国的国际贸易中, 对外贸易开放度是由跨国贸易规模来衡量的思路, 提出采用依据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来计算实际资本流入与流出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指标, 用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16]。尽管在不同年度间资本流动的数值会体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但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变化可以被很好地体现出来。
经比较可知, 虽然一些法律法规对资本账户开放的限制加大了披露力度, 但在研究资本账户开放与其它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时, 基于规则的测度方法有些时候无法准确量化资本账户真实的开放水平, 而基于事实测度指标的数值是由实际数字计算得到的, 故更能客观地反映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因此, 本文选用基于事实的测度方法测算我国近十年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
3.2 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度
(1) 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度
通过对以上三种基于事实角度测算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方法比较可知, Kraay的总量法在数据选取上的难度较小, 因此本文选择采用Kraay的总量法并选取我国2005~2015年的季度数据对我国整体的资本账户开放度进行测量。其中, 跨境资本流入规模与流出规模分别为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之和。
(2) 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开放度的测度
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仍延续采用总量法的占比思想进行测量。由于直接投资的投资者对企业在经营上有着长久的控制权, 其资金不易被快速撤出, 故资本流动较为稳定, 因此本文所指的资本账户项下的敏感项目只包括金融账户项下的证券投资与其它投资项下的短期项目。分子为股本证券 (X1) 、债务证券 (X2) 、短期贸易信贷 (X3) 、短期贷款 (X4) 、短期货币和存款 (X5) 及其它短期资产 (X6) 分别乘以其权重, 分母为金融账户流入和流出总量 (Y) 。由于VAR的方差分解的过程是按照系统中的n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成因分解为与各个方程新息相关联的n个分量, 从而获得新息对模型的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也就是分解出内生变量的结构影响的贡献度。因此本文采用2005~2015年股本证券、债务证券、短期贸易信贷、短期贷款、短期货币和存款、其它短期资产和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季度数据并对其进行方差分解, 分别估计这些敏感项目对跨境资本总流动的作用, 最终得出其权重分别为9.96%、4.80%、0.85%、44.77%、10.12%和29.50%.公式为: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开放度= (9.96%X1+4.80%X2+0.85%X3+44.77%X4+10.12%X5+29.50%X6) /Y.图1为按季度统计的我国2005~2015年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与资本账户项下的敏感项目开放度。
从图1可以看出, 在2007年年初时, 我国整体资本账户的开放度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点, 数值约为0.62。2008年金融危机后, 中国的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急剧下降, 到2010年时才开始逐步平稳。由于2014年11月我国沪港通启动, 因此2014年年末我国整体资本账户的开放度明显上升。而2015第二季度后其数值有所下降并不是因为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减少, 而是由于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增加小于国内经济总量的增加造成的。但总体来说我国整体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此外, 我国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在这段期间内大体变化趋势与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类似, 2015年初, 其开放度水平也达到了近十年的最高值, 约为0.35。
4 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控制变量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影响, 本文运用计量软件Eviews9.0, 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随后建立相应的模型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同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对变量进行动态分析。样本均采用季度数据, 时间跨度为2005~2015年。基于以往研究的基础, 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对资本账户开放度对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影响做实证分析。
(1) 国内经济增速: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投资回报率, 一般情况下, GDP的高增长率会保证国际资本流动的收益, 从而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本文以“GDP对数增长率”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 国内流动性水平:一国货币拥有较高的流动性水平说明其国内市场资本充足, 货币政策宽松, 经济状况良好, 能够吸引投资者的关注;但过高的流动性水平则有引发通货膨胀的风险。本文以“一国广义货币M2的对数"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官网。
(3) 国际利率:国际利率的波动是引起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以“美联储基准利率”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联邦储备系统。
(4) 国内利率水平:由利率平价理论可知, 利率的差异会导致边际收益率较低国家的资本流向边际收益率较高的国家。当一国利率越高, 国际资本就越易流入。本文以“国内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
(5) 国内信贷规模:较高的信贷规模是一国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标志之一, 但同时也容易增加国内资产泡沫发生的概率, 本文以“私人部门信贷规模/GDP”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
(6) 外债水平:一国较高的外币债务水平增加了该国的违约风险, 由此引起国际资本流入的突然中断甚至逆转的发生, 从而对该国的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本文以“外债规模的对数”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
表1为以我国2005~2015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对各控制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其中, 跨境资本流动总量采用其与GDP之比。从表1可以看出, 跨境资本流动总量占GDP的比重的均值为40.98%, 这说明跨境资本总流动的金额较大, 其变动会对整体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 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和资本账户项下的敏感项目开放度在样本期内也有明显的变动, 说明我国对资本账户的管制有了一定的放松, 但总体来说仍处于较低水平。
4.2 实证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之前,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出现, 需要采用ADF检验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稳定性检验。经检验发现, 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KAOPEN、敏感项目开放度SKAOPEN、国内经济增速GDP、国内流动性水平DM2、国际利率I、国内利率R、国内信贷规模PC和外债水平FD的原序列均不平稳, 因此, 需要进一步检验八个变量一阶差分的平稳性, 其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根据表2可知, 八个变量的一阶拆分均为平稳时间序列, 可以说明这八个变量服从一阶单整。
(2) 协整检验
为避免由于数据的不平稳性而造成的伪回归情况的发生,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由于变量的数目多于两个, 因此首先要建立VAR模型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最优滞后阶数是根据LR统计量、FPE最终预测误差、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以及HQ信息准则的结果综合考虑确定的。根据表3可知, 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
本文选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由表4可知, Johansen协整检验拒绝了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假设并接受了存在至多3个协整方程的假设, 这表明变量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
(3) VECM模型
(1) 模型稳定性检验
在对变量进行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之前, 需要采用单位根检验的方式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由图2可知, 所有单位根均在单位圆内, 即全部的特征根均小于1, 因此判定VECM模型为稳定有效的, 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分解及方差分解分析。
(2)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变量的早期阶段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当期值的影响。表5是按照LR统计量显示出的最优滞后期数做出的格兰杰检验结果。
由表5可知, 跨境资本总流动与其它指标之间主要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 国内流动性水平和国际利率对跨境资本总流动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说明国内流动性水平和国际利率的变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境资本总流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跨境资本总流动对国内经济增速和外债水平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而国内利率和国内信贷规模对跨境资本总流动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此外, 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与跨境资本总流动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资本账户项下的敏感项目开放度对跨境资本总流动也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这说明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和资本账户项下的敏感项目开放度的变动均会对跨境资本流动总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注:**和***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
(4) 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法可以用来对误差项在内生变量中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响应, 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 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动态影响。本部分通过分析50个季度的脉冲响应, 考察了DGDP、DM2、I、R、PC、FD、KAOPEN和SKAOPEN八个变量对Y的动态影响路径, 结果如图3所示。
(1) Y对国内经济增速冲击的响应:当受到DGDP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Y在前5期受到正向影响, 随后在第8期达到最低点, 在第20期之后其脉冲响应值逐步平稳在一个较小的负数, 这说明国内经济增速对跨境资本总流量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且持续时间较长。
(2) Y对国内流动性水平冲击的影响:当受到DM2单位正向冲击后, Y保持小幅震荡, 随后在第8期开始逐步平稳保持在一个较小的正值。这说明跨境资本总流量对国内流动性水平的变动程度比较敏感。
(3) Y对利率冲击的影响:I单位正向冲击发生后, Y受到大幅度正向影响, 脉冲响应值在第7期达到最高值, 随后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正值, 这说明国际利率对跨境资本流动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当受到R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Y经过第一期短暂的正向影响后, 受到了较大速率的负向影响, 并在第9期降至最低点, 随后逐步平稳在-0.12的位置。这说明国际利率和国内利率的变动程度会对跨境资本总流量产生较大影响, 且溢出效应时间较长。
(4) Y对国内信贷规模冲击的影响:Y对PC单位正向冲击的响应在第1期显示为一个较小的负值, 在第二期逐步上升, 第七期时下跌至0.01, 随后脉冲响应值逐渐上升并保持在一个较小的正值。这说明国内信贷规模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5) Y对外债水平冲击的影响:当受到FD单位正向冲击后, 脉冲响应值在第一期达到最低点-0.02后开始大幅上升, 在第8期达到顶峰值0.04, 随后大幅下降并在第11期开始在x轴附近小幅波动, 最后稳定在一个较小的正值。这说明外债水平的变动对跨境资本总流量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且持续时间较长。
(6) Y对资本账户开放度冲击的影响:当受到KAOPEN单位正向冲击后, 脉冲响应值在第一期迅速爬升至0.07后开始大幅下降, 并在第6期达到最低点。随后缓慢上升并小幅波动最后在第25期附近开始平稳并保持在0.03的水平。当受到SKAOPEN单位正向冲击后, 脉冲响应值在经历小幅震荡后, 在第10期达到峰值0.78, 随后开始轻微波动并逐渐稳定在这个值附近。这说明我国跨境资本总流量对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变化较为敏感, 且受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5) 方差分解
图4表示各变量对变量Y的重要程度。 (1) 变量Y对自身的贡献率, 即跨境资本总流量对自身的贡献。前两期出现大幅下降, 3~5期出现短暂平稳后缓慢下降, 并最终保持在约35%的水平。 (2) 变量DGDP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国内经济增速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在1~11期内缓慢平稳上升并最终保持在约4%的水平。 (3) 变量DM2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国内流动性水平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前6期出现缓慢增长, 随后缓慢下降并保持在约1%的水平。 (4) 变量I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国际利率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影响。在开始时出现明显的增长并在第7期达到峰值, 随后缓慢平稳增长, 贡献率基本维持在16%的水平。 (5) 变量R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国内利率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第2~3期内小幅下降达到最低点后开始上升, 在4~5期出现短暂平稳后, 迅速大幅平稳上升, 贡献率基本维持在28%的水平。 (6) 变量PC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国内信贷规模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前9期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 至第9期到达峰值, 随后稍有下降至第11期开始基本维持在3%的水平。 (7) 变量FD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外债水平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前7期表现为稳定的增长, 随后基本稳定在1%的水平。 (8) 变量KAOPEN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前7期出现缓慢的下降, 在此之后, 贡献率基本稳定在4%的水平。 (9) 变量SKAOPEN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敏感项目开放度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经过1到2期短暂的小幅增长后, 逐渐平稳并于第7期后缓慢上升最后保持在8%的水平。
5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我国2005~2015年的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和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分别进行了测量, 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急剧下降, 2010年后开始逐步平稳, 2014年末由于沪港通的开通开始缓慢上升, 但总体来说仍处于较低水平, 资本账户管制仍比较严格。通过使用我国2005~2015年相关的季度数据, 本文实证分析了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和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 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和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对我国跨境资本总流量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且溢出效应持续时间均较长,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受到了资本账户开放度一定的影响与制约;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可知, 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对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的变动程度比较敏感, 而且受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由于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多为短期资本, 在目前人民币汇率、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情况下,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利差的变动都会引起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发生变化, 从而引发金融动荡, 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果, 本文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在获得国际各类大规模投资的同时, 也面临着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因此, 我国要继续加强与完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 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与预测。在把握其大体正确趋势的基础上, 主动引导市场, 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尽量将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控制到最低。
如何看待跨境资本双向流动 篇3
一、我国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现状
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是境外资本流入与境内资本流出并存的资本流动现象。我国吸收外资从2002年的5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47亿美元,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我国对外投资从2002年25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87亿美元，从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13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目前我国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流入规模超常增长。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为1496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73%；撤回清算等流出112亿美元，同比增长32%；净流入1384亿美元，同比增长77%。其中非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1418亿美元；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78亿美元。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资金来源地较为集中。2007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资金来源前十位国家和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中国香港（790亿美元）、美国（97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69亿美元）、日本（67亿美元）、新加坡（64亿美元）、韩国（47亿美元）、英属维尔京群岛（38亿美元）、英国（26亿美元）、德国（21亿美元）、开曼群岛（15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和地区在华投资金额占同期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总额的90%。部分自由港来华直接投资资金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7年，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毛里求斯、巴巴多斯、西萨摩亚等自由港对华直接投资资金额约为80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16%，占我国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总额的6%。
（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推进。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89亿美元，较2006年下降13%；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等汇回19亿美元，增长169%；净流出170亿美元，下降20%。2007年，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187亿美元，其中股本投资75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40%；利润再投资60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32%；其他投资52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28%。从投资目的地看，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去向依次为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欧洲。其中，对美洲和亚洲地区的投资占约占3/4，对大洋洲、非洲和欧洲地区的投资各占约1成。从投资方式看，跨国并购活跃。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更多地采用收购兼并方式开展对外投资。2007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
（三）证券投资首次开始实现顺差。2007年，我国证券投资顺差为187亿美元，而2006年为逆差676亿美元。2007年，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大幅下降。2007年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23亿美元，2006年为净流出1104亿美元，其中对外债务证券投资净流入129亿美元，2006年为净流出1090亿美元。另外，吸收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入较上年大幅减少。2007年，我国净吸收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入210亿美元，比2006年下降51%，其中，境内银行和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29亿美元，下降近7成；吸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10亿美元，而2006年为33亿美元。
（四）热钱过境频繁。“熱钱”又称“逃避资本”，通常指在国际从事谋利活动的短期资金，来源于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的流动资金及一些暂时闲置或过剩资金，国际银行拥有的短期资金及其外汇、信贷业务资金，各国国际储备资产的保值性运用的一部分资金，各种投资基金及其他专项基金。近年来，大量热钱在我国频繁过境，以寻求套利机会。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约3272亿美元，与新增外汇储备差额高达1347亿美元。而2006年该差额仅为3.62亿美元，即热钱规模一年间飙升了370余倍。
二、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
我国经济金融的负面效应
（一）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境外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并结汇，势必加剧国际收支失衡格局，导致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并转化为外汇储备，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又助长境外资本大量流入进行投机活动，扰乱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后人民币开始不断升值。2007年以来，人民币呈现加速升值态势。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591。按照汇改时8.11的汇率计算，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高达15.42%，而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已高达6.5%，接近2007年全年6.53%的升值水平。
（二）增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外资大量流入将促使需求扩大，增加国内物资需求，加剧国内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紧张，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另外，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迫使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形式被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加大货币供给，对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带来较大的压力，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时地通过货币市场的正向回购和发行票据回笼过多的货币供给量，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增加了461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现行比价换算，就有3.3万多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到市场，从而加大了基础货币供给增长的压力，而基础货币的增加就意味着增大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为了防止提高利率引发大规模外国投资资本流入我国进行套利活动，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不易灵活运用利率政策来缓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只能采用其他手段(包括行政手段)抑制通货膨胀。
（三）滋生外汇非法交易活动，扰乱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目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投机性资本或其他违规资金往往通过进出口价格虚报、预收货款和延迟付汇造假，直接投资、借入外债等方式将外汇资金以“合法”形式流入境内。当获利流出时，这些资金如果无法合理出境，就会寻求非正常渠道进行操作。这便为地下钱庄提供了原始需求，助长非法外汇资金的交易，扰乱国内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
（四）增大金融市场的风险，助长“多米诺骨牌”效应。伴随着我国的银行业、证券市场等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而且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跨境流动形成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日益密切的关系链，极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当某个国家金融市场发生混乱时，便会传导至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形成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或全球金融危机。
（五）推动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加大金融创新的风险。资本市场的开放，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促使我国面临一个金融创新的高潮。金融创新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活力，但同时也给金融体系带来一定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它的发展，打破了银行业与金融市场之间、衍生产品与原生产品之间以及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传统界限，从而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通过这种联系传递到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大大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三、加强跨境资本双向流动
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离岸金融中心资本流动监管。首先，中国银行业协会应当推动各家银行改善信息交流，以便掌握离岸公司投资企业的整体资产负债状况尤其是对属于同一集团的多家离岸公司投资企业，应当努力掌握集团总体资产负债结构。其次，改进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信息交流，尽可能提高离岸公司经营的透明度。最后，对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代理机构应该适当地进行管制，防止其非法办理投机资本的离岸化返程投资。
（二）汇率调整须双管齐下。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汇率政策的操作宜采取名义汇率调整和实际汇率調整相结合的方式。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扩大，这将是一石二鸟，不仅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小，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决定自2007年5月21日起，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动区间从过去的0.3%扩大至0.5%。扩大浮动区间，而不是像市场预期的再度调升人民币汇率基准，显示了中国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的一贯立场。关于调整实际汇率，主要措施是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而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动，如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达到调整实际汇率的效果，实现汇率均衡。具体而言，一是将中国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为外资提供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条件，以遏制投资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与假外资等套税行为，同时减弱优惠政策的竞争。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人阶层的收人，刺激国内消费，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
（三）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是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内容。改进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取向为“严进宽出”与“严进严出”相结合。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展，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以往外汇管理中存在的重流入、轻流出的不对称性正在改观。现阶段，“严进宽出”的外汇管理政策正在取代以往外汇管理中的“宽进严出”政策。在宽出方面：一是继续有序放宽企业和个人持汇、用汇限制。二是逐步放宽机构和个人对外金融投资的规模、品种等限制。三是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等外汇管理政策进行调整，如简化服务贸易售付汇凭证并放宽审核权限，对居民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拓展境内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允许证券、保险机构在一定额度内开展境外投资。在严进方面：一是改进外债管理方式，从严控制短期外债过快增长。二是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的检查和非法外汇交易的打击力度。三是继续落实和巩固贸易外汇售结汇、个人外汇和外资进入房地产等监管政策，加强对贸易信贷等资金流入的管理。四是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实行严密监测。这些改革也将促进外汇市场创新，从而进一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严进宽出”的政策只是运用于一般的或正常的外汇管理，而对于热钱的进出则必须采用“严进严出”的特殊政策。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外汇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点监督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强化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和管理，对没有实际交易背景和虚报出口交易额的外汇流入严厉查处。可通过税收政策来阻击热钱流入，如对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资征收升值利得税，将外资出售房地产和购买房地产之时的汇率相减，对纯粹因升值而获的投资收益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负，既可平抑房地产价格又可抑制人民币升值投机。又如，可研究探讨选择适当时机开征“托宾税”，以此把热钱进入和流出中国的交易成本提高到一个令其望而却步的水平。当然，开征“托宾税”也会使正常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成本，但如果采用合适的制度安排，给一定时期内保持资金账户稳定的交易实行“退税”，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依法合规投资活动的正常运行。为使这一措施具有法律依据和权威性，可考虑制定《反热钱法》。
（四）拓宽境外投资发展渠道。现阶段境外投资发展受流动资金欠缺的约束和企业自身因素制约等影响，发展渠道窄小，甚至不流畅，有必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树立不仅重“外资”，也要重“走出去”的思想观念。有关部门和企业之间要搭建到境外投资发展的平台，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境外投资业务。还要精心选择境外投资主体，重点扶持发展潜力大、科技含量高、经济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企业走向境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同时对境外投资项目给予一定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投入，帮助境外企业做强做大。正确引导我国资本合理地向境外流出，促使境内外外汇资金科学地、有序地、合理的流动，来维护和保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
（五）尽快建立资本逆转预警预案防范机制。根据目前我国资本流动趋势，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资本逆转预警预案防范机制，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1、建立资本流动预警方案；2、密切关注美元汇率变动；3、组织力量对世界各黄金、货币、证券等交易市场流量进行监测；4、出台已留存在我国资本市场的短期资本变更为中长期资本的优惠政策；5、出台鼓励留存在我国境内的外债资金转为企业资本金的政策。通过上述措施，防止我国资本流动逆转，避免爆发金融危机，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跨境流动 篇4
基督教跨界民族为个案
【作者简介】高志英，女，纳西族，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专门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后，主要致力于云南“藏彝走廊”多民族、怒江流域跨境民族的族群源流、族群关系、族群文化互动与变迁研究。
本文为2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南边疆跨境人口流动研究”（项目编号：13JJD850007）中期成果。【摘要】满足文化诉求是人类共性，也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前提之一。跨界民族因其特殊的分布格局与族群、国籍身份，其文化诉求，包括宗教诉求中就显现出跨境互动与共享的特殊性。伴随信仰主体的跨境流动，还存在着宗教仪式、宗教文化产品等等的跨境流动。本文以跨居中缅两国的信仰基督教信众为个案，探讨跨界民族宗教诉求及其实践的特殊性，并关注对边疆稳定、国家安全的影响。【关键词】跨界民族；宗教诉求；边疆稳定；国家安全
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原因，在中缅边界两侧及其延伸地带广泛分布的哈尼、拉祜、傈僳、景颇、阿昌、怒、佤、独龙、德昂、布朗、勒墨（白族支系）等跨界民族，在近代缅甸沦为英殖民地的背景下先后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些跨界民族尽管跨中、缅两国（甚至多国）而居，但因其共同的族源、相邻的地缘、相同的风俗习惯、相同的语言文字、相同的宗教信仰，彼此间一直存在着跨境交流互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已成为一种基于文化诉求的以跨境文化互动为主要交流方式的文化传统，宗教诉求及其宗教跨境流动亦然。这种文化传统在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由此带来的跨境（教职人员、信众、宗教仪式、宗教用品等）流动也更加频繁。对于跨界民族宗教诉求与跨境流动的系统梳理，有助于推进跨界民族宗教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基督教传播初期的跨境互生
从当下云南基督教信仰的跨界民族分布格局看，从怒江州南下，经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至西双版纳等地，已形成一个跨越中缅边境的基督教文化带。这个“基督教文化带”与中缅边境线（4060公里）相始终，即在缅甸一侧也同样形成一个相对应的“基督教文化带”。考察其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中缅两国跨界民族基督教跨境互生与流动的过程。
据记载，中缅边境地区的傈僳与景颇的基督教，主要是由缅甸传播而来，再通过这两个民族传播到分布于同一区域，文化传统相似的其他民族中。1885年缅甸沦为英殖民地，便利了西方基督教在缅非南传佛教、非汉传佛教与非伊斯兰教信仰的，如景颇（克钦）、傈僳等民族中的传播。就中缅北界跨界民族信仰基督教历程而言，主要是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培养的景颇、傈僳传教士在这些跨界民族中的跨越族际边界的宗教传播。
1887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李约纳（Albert J.Lyon）在八莫开办克钦教会学校，开始在克钦族中基督教。1890年美传教士欧·汉森(O.Hanson)夫妇开始在八莫着手景颇文创制工作。1892年美传教士杰依斯(Grorge.J.Geis)来到八莫，翌年到密支那传教并开办克钦学校。1893年欧·汉森夫妇完成克钦文字方案，促进了克钦族基督教的发展，在八莫设立缅甸浸礼会总会，并先后建立了密支那、罗孔、孙不拉蚌、贵开、雷哲、木巴坝等6个分会。这为基督教以缅北为核心，向中缅边境景颇（克钦）、傈僳地区的推进奠定了基础。此后，一大批西方传教士与其培养的缅、中景颇（克钦）传道员频频往返于中缅边境地区传播基督教。
1914年，缅甸木巴坝教会派英籍牧师英格郎与缅籍克钦族牧师毛糯至瑞丽县弄岛乡曼甲寨传教，开启了缅甸教会向中国景颇地区推进的历史。次年，英籍牧师韩线随克钦族传道员孙腊三到勐秀乡户兰寨传教，之后传入户瓦、勐典、邦达等寨。1916年，英格郎与德毛糯在户育乡等戛寨传教，再到勐秀乡高丽寨传教。第二年，缅籍克钦族传道员明度、李老大、张老大等相继在龙陵景颇族中传教。1918年，缅甸洋人街教会派缅籍克钦族牧师糯东到盈江县盏西传教，同年发展到陇川县广宋寨。同期，美籍牧师司拉珊陆受木巴坝教会派遣，辗转瑞丽、陇川和盈江山区传教。1920年，缅甸八莫教会派克钦传教士勒増腊到盏西传教。1926年，八莫教会由派克钦传教士雷斯布伦约到盈江县龙盆乡传教。1930年，陇川景颇族传道员司拉宗崩和郭陆公从缅返回原籍吕良传教。1933年八莫教会又派3名克钦牧师到潞西县遮放镇弄丘寨传教。1946年，瑞丽县户育乡曼冒山官早堵从木巴坝教会学校毕业回乡传教。因拓展传教工作需要，陇川等地基督教负责人司拉弄山向八莫教会求助，教会指示其以办学促进传教。至1947年5月前，木巴坝、洋人街及八莫教会均在陇川、瑞丽和盈江等县自由发展教徒，这些地区的教会也不断派人到缅甸教会学校学习。瑞丽送往缅甸教会学校深造的学生有23人，毕业后回乡传教的有19人。其中，等戛寨木然被选送到缅深造10余年，1955年毕业于圣经大学，并由缅甸教会直接任命为瑞丽县教会负责人。1958年，陇川县广山有4名景颇青年在缅甸贵开教会学校学习。中缅两地外国传教士与本土教牧人员的合力，使彼此的基督教快速发展。
1949年春，八莫总会召开数千人参加的教牧人员扩大会议，决定潞西、瑞丽、盈江、盈江、陇川、莲山、梁河6设治局（俗称“边六县”）的教会，统一由陇川县广山海洋教会司拉山负责。是年3月23日，海洋教会酝酿筹建“中国景颇族办事处。”这一年，德宏全州有教堂30余座，信徒6000多人，教牧人员数十人。到1957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教堂有90座，教徒9633人，其中景颇6060人，傈僳3488人。傈僳族信仰基督教，有的是因为与景颇族同处于一个村寨，或者相邻地区，受景颇族影响而信仰了基督教；有的则是直接受来自缅甸的傈僳基督教会的影响。而缅甸傈僳基督教会与缅甸克钦基督教会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彼此间关系密切，由此还影响到保山（主要是腾冲）、怒江、临沧的傈僳族。
1898年，杰依斯在密支马肯地方的克钦族中传播基督教时，就以克钦语跟当地傈僳交流、接触。1902年，杰依斯首次为一对傈僳夫妇受洗，傈僳族信仰基督教由此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里，有更多的傈僳人接受了基督教，并搬迁到马肯，建立傈僳村寨。1911年，克钦教会应杰依斯请求，派一位留学印度神学院的克伦族传道员巴叔（Ba Thaw）来协助杰依斯，专门负责傈僳的基督教工作。之前一年，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昆明总会的英国牧师傅能仁（J.O.Fraser）从上海、新加坡取道缅甸仰光、曼德勒、八莫进入滇西，首先在交通方便，并已开辟中英（缅甸）海关的腾冲县的古永、明光等傈僳村寨传教，之后在与腾冲相邻的木城坡、苏典等地傈僳族中传教。1912年，缅甸浸信会派巴叔到盈江苏典乡邦别村看望傅能仁。之后，两人对傅用拉丁字母创制的BPd傈僳文字进行改进，于1919年定案。其间，沿边境一线的腾冲、盈江、陇川、潞西等县的傈僳族地区的基督教快速发展。其中，傅能仁长期住宿并学习傈僳语的邦别村傈僳族孔伍于1924年去缅甸克钦教会学校读书，5年后毕业回乡，边教书边传教一直到1958年，培养了一大批傈僳、景颇基督教人才。为此，外国传教士于1931年封其为盈江县第一个基督教牧师。
1921年，潞西县木城坡傈僳传道员胡保罗受英国牧师麦克西主持的八莫基督教内地会派遣，到临沧市耿马县的贺永山传教。1922—1926年，因被英内地会派来接替傅能仁在木城坡的工作的杨思惠(A.B.Coore）夫妇的努力，木城坡的信众达1300多人，有44个教堂；同一区域内的拉祜族信教的也有112户五六百人。杨还派出一批傈僳教牧人员到有傈僳居住的泸水等地传教。1927年，杨思惠夫妇转到耿马福音山后，福音山总堂先后在耿马与镇康、临沧的21个（其中有3个村寨1960年划界后属于缅甸）村寨建盖教堂，发展教徒，还保送胡保罗、亚比斯、根地那等傈僳教徒到缅甸深造，贺永山也从此改为“福音山”，还派出一批傈僳传教士沿怒江北上到中国傈僳族人口最多的怒江地区传教。他们到怒江州南端的泸水县上江乡傈僳村寨时，被碧江县傈僳同胞邀请到碧江传教，进而又被福贡傈僳同胞邀请到福贡传教。次年，杨思惠夫妇也随之北上泸水，次年到碧江傈僳与怒族中发展基督教，泸水的教会工作则由美牧师杨志英（Mr.John Kuhn）接替。杨志英开办麻栗坪教会学校影响甚广，还有来自缅甸靠近中国泸水、腾冲等边境沿线的傈僳族。而杨思慧夫妇与本地教牧人员一起创办的里吾底教会学校，学员中不仅有傈僳信徒，也有怒族信徒，而且都共同使用傈僳文《圣经》与赞美诗。到1949年，源自傅能仁经由缅甸入境，并在其发展过程中由缅甸克伦族传道员巴叔起了重要作用的内地会就有12559名信众，主要是碧江县与泸水两县的傈僳族与怒族。
上述景颇、傈僳、怒、拉祜（同时还影响到同一区域的德昂、阿昌等族）基督教的发展，首先与一群流动于中缅两国的传教士有关。德宏各教会学校每年均选送优秀生到缅甸南坎、育敏、贵概、木巴坝、昔董、八莫、密支那、仰光等地深造，毕业后返回家乡成为教会骨干。1953年，仅盈江县西山区就有180多名青年男女在缅甸读书。他们当中以景颇族为主，其次是傈僳族。之前留学缅甸的著名教牧人员比比皆是，如木巴坝教会克钦人德毛冬是最早从缅甸来中国景颇地区传教的传教士。他于1907年来到与缅接壤的瑞丽嘎寨村传教，并自此往返中缅边境达30年之久。又如司拉三，祖籍盈江盏西乡，生于缅北邦虎寨（距陇川县广山寨约22公里）。曾在八莫受教会学校教育7年，1946年受洋人街教会指派到广山教会学校执教，1949年初被八莫教会任命为广山总会会长。司拉宗崩是陇川县吕良蛮蚌寨人，1892年赴缅参加英雇佣军，1914年再次到缅参加英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英皇授予的十字骑士勋章。1916年入教，1921年任随军传道员。1929年先后在八莫教会学校和密支那教会学校深造，并被八莫浸礼会按立为传道员，1930年带美浸信会的郭陆公返乡传教。巴叔是缅甸克伦族人，1911年受由美国牧师约旦打创办的缅甸克钦族浸礼会委派到密支那马开村傈僳族中传教，之后与傅能仁一起长期致力于创制傈僳文，翻译《圣经》与《赞美诗》，在中缅傈僳和克钦中传经布道40多年，最后于1968年在马肯村去世时，丧事皆由傈僳族教会来操办，参加追掉会的傈僳族信众有2300多人。孔五是盈江县邦别村孔家寨人，12岁入教，跟从傅能仁与巴叔学习傈僳文。1920年傅能仁与巴托刚研创傈僳文草案时，专程到孔家寨，与孔五共同研究修改方案，并由其增补d－、l－等字母，使草案成为定稿。1924年教会保送他赴缅甸昔董教会学校深造，于1929年毕业返回孔家寨创办教堂与学校，因其精通傈僳文，熟悉缅文、景颇文与英文，在教会学校推行半工半读，使傈僳信众人数大增。
上述基督教从英美等国到缅甸，再从缅甸到中缅边境的保山（主要是腾冲与龙陵）、德宏的景颇、傈僳、拉祜，进而北上传播到怒江傈僳、怒族中。从教牧人员而言，从英美等西方传教士、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到德宏、保山、临沧等地傈僳传教士，进而到怒江傈僳传教士，最后发展到怒族教士；加上基督会与神召会在怒江地区的发展，形成一幅基督教从缅甸到中缅边境的景颇、拉祜、傈僳与怒、独龙等族中的传播图。最终，怒江成为傈僳基督教发展的重镇，到1949年，怒江沿“边四县”都有基督教会分布，贡山有信众2913人，福贡有6390人，碧江有8759人，泸水有3800人，占当时怒江总人口68000多人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有些跨界民族中的基督教，却是从中方边境地区传播到缅甸。据傈僳传道员司提凡回忆：
1941年，在（《圣经》）培训班上选立我（司提凡）做神的仆人，莫尔斯（J.Russell Morse）把我原名江里麦改为司提凡，派我到缅甸恰古洛和来麦都等地传福音，建立教会。1941年6月16日到而来缅甸迪理娃谷，那一次与我同去的还有5个同工，我们到7个教会（同把名教会、本斋教会、称娃土教会、肖娃土教会、迪理娃土教会、挖柯瓦教会、枯补得教会）巡回传道。1941年信徒增加了很多，受洗的人很多，仅瓦柯瓦教会就受洗50人。
马道民在福贡为了培训教牧人员，在一些村寨办培训班。经过培训后的教牧人员，有的可以独立传教，还时常派他们出境（当时属中缅未定界）传教。1949年回国，马道民与其手下杨雨楼、王师母、贝牧师，与莫尔斯等汇集于缅北，在阔腊丕、腊波、土王打、戛门底等地开辟教区。
基督会与神召会传教范围从中国到缅甸的推进，背后仍然是英美教会支持之故。因此，无论是从缅到中，或是中到缅，都不过是英美教会掌控的基督教会在缅甸或中国立足后跨国界扩大传教范围而已，因而与两地（国）同一民族的基督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南段的拉祜、佤和哈尼等族地区的浸信会，解放前受缅甸浸信会景栋总会控制。总之，在1960年中缅划界之前，西方传教士与中缅上述各族传教士自由、频繁往返于两国间传教，彼此既有隶属关系，又相互促进。就傈僳而言，“基本形成了哪里有傈僳族居住，哪里就有信仰基督教的信徒”的情状。其他中缅跨境非南传上座部佛教、伊斯兰教、汉朝佛教的民族亦然。可以说，跨民族、跨国界信仰并共享同一种宗教信仰，已成为中缅北界跨界民族的文化共性与文化传统。
二、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运动时期基督教在中缅两国的空间位移
1949年至1959年间，中缅边境地区从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人民政府，然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民主补课”一系列政治运动，各族教会因教徒大量迁缅而出现空间大位移。大致可从解放前后与1960年前后两个阶段来叙述：
1949年，永文生（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指使张元培、陈定新、张明达等人成立“四大民族同盟”（即拉祜族、佤族、傣族、哈尼族的武装，反对汉人和共产党策动反革命叛乱。平叛中，除个别人投降外，大部分逃出国，同时骗走群众1000余人。
1949年前夕，莫尔斯对他的前途不妙早有预感，他把牧师的权力交给丹珠的斯蒂华（司提凡）。1953年，掌握贡山基督教大权的瓜斯派乔欧到缅甸探路和联系，至1954年，瓜斯即带起丹当教堂附近的教徒逃往缅甸至拉达果，都是些年轻力壮的人和无孩子、老人的教徒。
1949年，马道民从福贡县古泉村翻山出境，带去一批傈僳族教牧人员，在境外开辟教区。
1958年大跃进，（福贡）在“左”的口号影响下，不顾及边疆和民族特点，大搞乱批、乱斗、乱捕，被逮捕的“密鲁扒”（长老）9人，“密支扒”（执事）60人，“马扒”（传教士）17人，教徒158人；外逃的“密鲁扒”6人，“密支扒”37人，“马扒”13人，“王肯苦扒”（礼拜长）2人，教徒577人。当年，福贡县边民外流1027户，2968人。1959年，群众外流542户，149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2%。1960年，群众外流222户，500人。1961年，群众外流49户，98人。1970年10月14日，利沙底公社泥嘎登小队，除不便行走的两个老人外，全村12户，47人全部外流。
1951年，（泸水县）外籍牧师被驱逐出境，信徒思想有所波动。1952年教牧人员亚丽达古、提摩提吾被捕入狱，教会会长路坷约出境，使广大教牧人员和信众的思想更加低沉。随后一段时间里教会活动受到限制，处于停顿状态。1958年，教会会长马可、杨约拿等被捕入狱，教会活动被迫完全停止，部分信徒转入暗信活动。1959年，在“大跃进”中强迫命令，乱批乱斗成了风潮，群众十分恐慌，从2月底至年底，全县外流人员达986人。
1957年下半年后，碧江与全国一样掀起了生产大跃进运动。由于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上，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想利用大跃进形势彻底摧毁教会组织，消灭宗教，在宗教工作上采取辩论、斗争、没收教会财产，烧毁《圣经》，改教堂为集体食堂、仓库、工厂、贸易、学校等办法。从1958年至1960年教堂被占68所，倒塌5所。这样，信徒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产生了隔阂，与非教徒群众也不和睦。劳动休息时，教徒在一边，非教徒群众在一边，造成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等现象。产生了不安定的现象，许多信徒和群众的思想外倾，闻声纷纷逃往缅甸。1958年后进行民主补课，在民主补课中却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地将传道员、执事等宗教爱国人士列为打击对象，采取捕、斗、关的手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到1960碧江的民族宗教爱国人士在押和劳改的有45人其中死2人。错误地打击了50%以上的民族宗教界人士，教徒和群众每年都有部分外逃。据统计，从1958年至1960年两年间共外逃2496人，其中教徒1182人，占总外逃人数的65.7%。
1958年，全州（德宏州）教牧人员大部分外流，仅陇川教牧人员（含教徒骨干）外流31人，教徒外流98户629人，退教26户129人。三项合计，占全县教徒总数的25%。年底，盈江县苏典乡大寨一夜外流129人，13个教会负责人中有9个随之外流。1966年5月撤销州、县、人民政府宗教侨务科，州、县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随之解体。年底，全州各地红卫兵破“四旧”、烧《圣经》、毁教堂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导致教牧人员和教徒大批外流。
上述可知，1949年政治制度变革，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使信徒思想波动而迁徙缅甸。之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教徒不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其中潜逃缅甸者不少，从而使中缅跨界民族的基督教分布出现了位移。以傈僳族为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国进入缅甸的很多牧师，到缅甸后都成了教会里的骨干。因此，缅甸傈僳4个教会的前身均在中国。
从那（1957、58年）以后，傈僳族的信徒和全中国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一样同受苦难。首先是聚会祭拜遭禁止，基督的书刊被没收。后来许多信徒与家庭分离，被送去改造，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处死。一个个很年轻的傈僳族教会接受了火的洗礼，而成千的傈僳人逃到缅甸和泰国、印度、菲律宾等国家。不管他们逃到哪里，哪里就有基督教的种子在那发芽、长大、开花、结果。
杨志英从1935年至1938年曾在密支那古母浸礼会传过教，曾跟泸水傈僳族牧师说过，到缅甸后可以参加浸礼会组织。于是，从泸水出境的路开约（祝路曲，泸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耳地友、小马可等牧师皆加入了古母浸礼会；从潞西木城坡出去的旺友毕、旺陆康和腊马可牧师，到密支那后也加入了该浸礼会；1958年从碧江出去的怒族教牧人员桑摩依、耳银，以及从里吾底出境的邓付益（士汉里发）、仁付夺（士大卫）、言付相（纳他尼）教士，也加入了克钦浸礼会。傈僳在浸礼会内与克钦和睦相处20年后，向克钦浸礼会总部提出要分出去成立傈僳族浸礼会的要求。经总部同意，在1976年成立了缅甸傈僳族浸礼会。从地域范围，跨越了克钦邦、掸邦与马德里省的抹谷、孟密等地方，信众有10万多人，原负责人是旦尼里（正）、四哈里发（副）。旺旦尼里是耿马福音山教会旺约秀大牧师之子；四哈里发是从碧江里吾底出去的闷那色教会牧师。旺约秀牧师带着众多乡亲信徒离开家乡后到了缅泰边境的南付壳村，建立了南付壳村傈僳教会，当时其子旺旦尼里只有7岁。
缅北一带的傈僳族神召会是福贡神召会的创始人马道民和杨雨楼出境后在壳腊配建立的，后逐步迁移和发展到密支那市。随其后相继出境的腊务村阿邓
四、鸡中罗村阿邓言、上帕阿开迪，腊竹底比也敏、门能村阿巴拉哈等教牧骨干，也都加入了缅甸神召会。旺阿友是总部的二号人物，其祖父是福贡上帕镇达友村人。参加神召会的信徒除了傈僳外，还有缅族、克钦族和钦族，总共10万人。
1950年从贡山出境的莫尔斯一家，在缅北戛门底建立了传教基地，后来司提凡、批离、约翰等傈僳牧师跟随他们到了木兰施底，在莫尔斯门下供职。这些人在莫尔斯一家离开缅甸去泰北后，成了缅甸基督会的骨干成员。
上述缅甸傈僳族的基督会、神召会、浸礼会和内地会4个组织，虽名称不同，信仰基点不同，管理方式不同，但都共同使用傈僳文（老傈僳文）《新旧约全书》与傈僳文《赞美诗歌曲》本。而且，从教牧人员到信众大多是1949年以后中国宗教空白期迁到此者及其后人，从族源、地缘、血缘、姻缘，以及教缘等方面，都与中国的同一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跨境流动
云南跨界民族对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早、最为明显的反应之一，可能就是宗教信仰的自发恢复。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怒江州）宗教活动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参与基督教活动的人数日益增多, 形成了直线上升的趋势, 从1980年的21441人，增加到1986年的58266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腾冲县）基督教由秘密转向公开。1980年，边境沿线新增教徒464人，占教徒总数的80%。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申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基督教活动正常开展。到1989年底统计，全区开放的基督教堂183所，活动点23个，分布于思茅、普洱、镇远、江城、澜沧、孟连等县的38个乡（镇）、417个自然村，有教牧人员360人，教徒16780名，参加活动的2万余人。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境内有神学修养的传道员与宗教读物极度缺乏，这给了缅甸基督教教会以“宗教渗透”之机。
1978年，宗教活动逐渐恢复。1979年，境外教会巴斯诺、木然诺牧师等到盈江县铜璧关、龙盆、十八岔一带传教，带来《圣经》、《赞美诗》和基督教彩画一箩分送信徒，并送十八岔教会十字架旗帜一面。1980年境外教会派马拉
四、张
八、张大等5人入境，先后到盈江县盏西乡弄坡寨、岗勐乡拱别寨及弄璋乡暮空寨等地传教。境内原神召会教徒余开正、麻
四、麻顺才等人也积极配合其行动。
1980年2月，司拉山赴陇川参加“木瑙纵歌”节后在广山病逝，缅甸洋人街教会会长木日诺牧师等到广山主持司拉山安葬仪式。12月31日至1月2日，广山基督教会在广山举行隆重集会，由洋人街教会会长木日诺牧师和丁仁诺土牧师主持宗教仪式。会中散发《圣经》20余部，洗礼了一批新教徒，酝酿组建了广山教会7人领导小组负责管理陇川、瑞丽一带教务，并由广山寨景颇族早迈任组长。此外，在举行集会的前后一段时间内，还搞教徒登记，并向教徒颁发铅印的“入教证明书”。1981年3月，八莫教会派遣缅籍克钦族女传道员岳木东到广山传教，并举办“圣经讲习办”，发展多人入教，后被陇川县政府有关部门劝其出境，但不久她又与广山寨人结婚，并定居广山。1982年6月，密支那教会派遣3名缅籍克钦族传道员（2女1男）到盈江县新城乡回龙寨传教。他们以办学为名，召集40余名青少年学习景颇文，并大力向其宣传基督教。1982年6月，木巴坝教会派遣缅籍克钦族传道员麻念到瑞丽勐秀乡雷弄寨传教。
1984年以来，曾十多次有缅甸传教士到（怒江州泸水县）上江、片马、六库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县内也有少数信徒出境受训，回国后为缅方推销宗教宣传用品（经书和赞美诗）录音磁带及散布缅传教士观点等。县内宗教界情况也较为复杂，1989年以来，有个别教牧人员擅自让从缅甸受训回国的信徒到阿尼布、上江、称杆、六库镇的东方红、蚂蝗箐等地传教活动，造成不良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中国傈僳等族传教士频繁往返于中缅等国民族同胞中传教。
丰××，贡山达拉底村傈僳族。1981年开始信主，次年8月洗礼。1983年至1985年，跟从缅甸根底神学院毕业的同村老教徒约翰学习傈僳文，过后当传道员。1986年到缅甸国柯布得基督教培训中心学习一个月，1988年在葡萄县门拉底教堂培训两个月。1988年10月回到贡山，继续当传道员。1989年又到缅甸里根底神学院学习半年，然后到帕嘎玉石厂挖玉石，1990年6月又回到根底神学院学习半年。1990年8月在密支那结婚，过后又读书。1991年1月至5月在家里种地，6月开始又到里根底神学院读书，到1991年12月结业。过后，在缅甸当传道员，一直到2003年12月18日在密支那毕里亚神学院按立为牧师。能够用傈僳、汉、缅、英等语言传道，已加入缅甸国籍，但长期在中、缅、泰等国传道，奔波在上述这些信教地区。
类似于丰××这样往返于中缅两国学习、传播基督教的傈僳、怒、景颇族传教士笔者碰到多人。欧尼西母，1953年出生于泸水称杆人，1958年随父母到缅甸，1974年至1982年在密支那浸信会神学院当老师，1983年回国，在陇川创办县基督教培训中心，任校长。20世纪90年代末，福贡傈僳青年木春华因对缅甸傈僳族基督教感兴趣，就跟随一个回乡探亲的老乡从腾冲到密支那。圣经学院毕业后，担任密支那一个傈僳村子的“马扒”（傈僳语，牧师），正致力于筹资建盖教堂。而出境到密支那等地学习圣经后，回国在家乡教会里担任重要角色的“马扒”也不少。笔者2013年暑期在德宏边境傈僳村寨调查，接触到从缅来此参加圣经培训班的傈僳、景颇人多个，而将中国印刷的《圣经》等出售、赠送给缅甸民族同胞的的中国傈僳、景颇、拉祜等族教牧人员也不少。在中缅边境两侧，每走进一个教堂，可以碰到跨境而来参加宗教活动的教牧人员与信徒；走进信徒家庭，同样可以看到产自中缅两国的基督教读物与媒体。
四、讨论与思考：宗教诉求与跨境流动
纵观20世纪以来基督教在中缅跨界民族中的传播与发展，实际上是通过基督教的跨境流动而实现的。而且，首先是传教士的跨境流动，从早期的外国传教士，到之后的跨界民族自己的传教士，无论是传教，或是学习神学知识，都存在着双方或多或少，或频繁或稀少的跨境流动。与此同时，伴随教牧人员与信徒的跨境流动（其中不少是为主持或参加宗教仪式），还带来了宗教用品的流动，如跨界民族文字的《圣经》、《赞美诗》、《圣经知识读本》，以及为教堂唱诗伴奏的吉他、电子琴、电其他等乐器，以及录音磁带、CD、DVD等。总之，经过百年的发展，基于中缅基督教信仰跨界民族的族源、地缘、教缘所导致的跨境宗教流动已成为其文化传统之一，从而凸显出其基督教发展中的明显的地域与民族特色。
但不可否认的是，宗教的跨境流动，根本上是跨界民族的宗教诉求所致的。前人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发展的研究，有的从信仰主体的文化传统考虑，有的从信仰主体的社会发展程度角度探讨，有的则以信仰主体所处社会环境来研究，也有的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找原因。总括起来，不外乎就是基督教在中缅跨界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信仰主体一种强烈的宗教诉求——其背后就是社会、信仰主体与传播者的交互作用，而使外国传教士与本民族传教士在这些跨界民族当中找到了传播的“宗教市场”。既然是“市场”，就意味着通过市场场域而发生场域内外的人的流动、物的流动。具体而言，即是宗教的跨境流动。
跨境流动 篇5
关键词：国际收支,跨境资金,监测分析
一、现阶段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数据在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中的作用
(一) 为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提供收支数据保障
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 是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和创新的主要依据。而监测分析系统最重要数据来源于国际收支应用子系统, 其数据申报的准确性、及时性为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的全面性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 同时为加强和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提供有力依据。
(二)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数据范围的扩大, 促进跨境资金统计监测更全面
为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国际可比性, 新《办法》将国际收支的统计范围由流量拓宽至存量、将申报义务人由居民拓展至非居民。遵循“流量与存量统计并重、间接与直接申报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修改后的新《办法》, 不但将有更多的国际收支活动纳入统计范围, 而且还进一步改进分支局对属地企业调查、估算等统计方法。为监测分析系统提供范围更广、信息量更大的基础数据源, 使监测分析更全面、更权威。
(三)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数据是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的源动力
监测分析系统主要是以银行结售汇、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和外汇账户信息数据为基础, 进行综合比较, 多角度、全方位的对涉外收支及跨境资金流动情况进行监测分析, 更进一步的提高对涉外数据监测的效率, 准确的申报数据在对跨境资金流动情况进行正确监测分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各级外汇局及地方政府发挥防范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冲击、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有着积极的预警作用。
二、目前面临的问题
(一) 国际收支申报工作宣传不持久, 公众知悉度低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颁布后, 为使数据报送机构和申报主体能够充分认识到国际收支统计工作的重大意义和责任, 不断提高申报意识, 外汇局从各个方面着手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指导, 如加强对银行的培训和指导, 向公众印发外汇相关知识的宣传资料等。但这种培训和宣传并没有持久性, 由于面向公众的是银行, 而银行的长期宣传也仅限于营业场所, 只有办理外汇业务时公众才与银行进行接触, 所以政策宣传的短暂性和局限性造成部分公众对国际收支申报意识薄弱。
(二) 新兴外汇业务种类的兴起, 影响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的准确性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完善发展, 网银付汇的便捷性和高效性吸引了大批客户,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 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对外汇知识了解不够深入, 申报意识较为淡薄, 交易编码选择的随意性较大, 加之目前网银付汇流程大多为先汇款后申报, 银行对申报信息审核存在滞后性, 为避免外汇局监管, 银行修改交易编码掩盖资金真实性质的现象时而发生;另外根据改革后的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规定, 等值5万美元 (含) 以下的服务贸易项下外汇收支, 银行在办理业务时可不审核交易单证, 凭客户口头情况说明判断资金性质, 这些新业务、新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监管漏洞, 降低了外汇收支交易的真实性, 直接影响基层支局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的真实性。
(三) 国际收支统计知识知悉度参差不齐, 影响国际收支申报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目前, 由于对国际收支申报知悉度和重要性的认识不同, 部分企业、个人申报的主动性不强, 对国际收支申报的理解和认识仍停留在被动层面上, 需要外汇指定银行业务人员多次的催促, 往往超过规定的申报工作日, 而且申报过程中交易附言的填写随意性较为突出, 申报主体的申报意识没有上升到主动形态上。有时还会发生迟报、漏报现象。几方面原因导致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数据不及时、不准确、不全面, 从而影响分支局对本地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的准确性。
(四) 监测分析系统数据时效性不强, 监测分析滞后
监测分析系统主要对多系统数据进行汇总计算, 国际收支数据到达监测分析系统一般需要经过以下几个环节:一是企业、个人进行申报, 二是银行报送申报数据, 三是申报数据交换到整合库, 四是整合库数据到监测分析系统。由于数据传输环节多, 导致外汇收入数据需在T+2~T+10日后进行查询, 外汇支出数据需在T+2~T+6日后进行查询, 这直接影响统计监测分析工作的时效性, 为基层分支局监测分析工作带来不便。
(五) 对国际收支申报的不当行为惩处力度不到位
虽然《外汇管理条例》对国际收支申报的违规行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但往往在处罚违规行为时, 就会出现“机构易, 居民难”的现象。如果将公众申报义务纳入征信系统, 并提供给其潜在的信用供与方, 使其在信用交换过程中受到对失信的惩罚, 一方面使申报的权威性得到充分的体现, 另一方面约束了申报主体不及时进行准确申报的行为。
国际收支统计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进外汇管理改革,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外汇管理职能转变的重要保障, 申报工作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国际收支统计工作的重大意义和责任, 不断提高申报意识, 是各级外汇局的主要职责。外汇局不但要做好培训和答疑工作, 还要积极与申报主体进行沟通, 与银行联手加强普及公众对国际收支统计专业知识的认知, 增进相互的理解和支持, 围绕防范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冲击, 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外汇管理局.《跨境资金流动与监测分析系统操作与应用实务》.
[2]曹灵兰.《升级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
[3]管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依然任重道远》.
[4]史秀芬, 孙力铮.《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的思考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