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猪免疫的因素九篇

2024-07-13

影响生猪免疫的因素 篇1

1 疫苗的因素

1.1 疫苗本身质量因素

疫苗的质量是决定免疫成功与否的第一要素。目前, 市场上猪的疫苗种类繁多, 不同厂家疫苗的生产水平和技术不一, 疫苗产品质量也不尽相同。有的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产品不同批号的产品所引起的免疫反应也不一样, 说明产品质量不稳定。从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疫苗产品来看, 有国家正规生物制品厂的产品, 有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等;有国家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生产的产品, 有省主管部门批准生产的产品, 有很多是中试产品;有的是疫苗销售人员走乡串户, 以低廉的价格推销到县市区畜牧部门, 深入到乡镇村乃至养殖户;有的是饲料经销商在销售饲料时搭送疫苗产品给养殖户, 但养殖户对这些疫苗的质量有无保障不清楚, 而是贪便宜图方便。这些无质量保障的疫苗产品, 免疫后很容易造成免疫失败。另外, 目前有一些传染性疾病的致病机理和免疫机制还没有完全搞清, 就目前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无法保证疫苗本身的免疫效力, 疫苗本身还在探讨阶段, 如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疫苗、猪圆环病毒疫苗等。

1.2 疫苗运输、保存

不同种类的疫苗产品有不同的运输、保存条件要求。按照我国《兽医生物制品规程》运输、保存要求, 2~15℃保存的灭活疫苗, 宜在同样温度下运送, 若在严寒冬季运输, 须采取防冻措施;低温保存的各种活疫苗, 应采用冷藏包装, 在运输中温度不得高于10℃。而目前市场上, 许多疫苗的运输不符合要求, 如冻干活疫苗大部分采用保温箱运输, 有的干脆就直接放在公共汽车上进行长途运输。由于运输条件粗放不合格, 疫苗的使用效果必定受到影响。在疫苗的保存过程中, 省、市级疫苗经销商一般都有冷库等保存条件, 而部分小经销户和养殖户没有所规定的保管条件, 有的随意堆放;有的不分冻干苗还是灭活苗都放入冰箱冷冻室;有的边远地区还经常停电, 使疫苗保存温度波动较大, 必然影响疫苗质量, 从而影响疫苗的使用效果。

1.3 疫苗效力

有时, 预防同一疾病的疫苗不止1种, 它们的免疫效力不尽相同, 有时相差很大。如免疫猪瘟来说, 有猪瘟三联疫苗、猪瘟二联疫苗、猪瘟细胞疫苗、猪瘟组织疫苗可供选择, 同等剂量的免疫效力, 猪瘟组织苗>猪瘟细胞苗>猪瘟二联苗>猪瘟三联苗。目前, 市场上预防同种疾病的疫苗免疫效力, 一般情况下活疫苗>灭活疫苗, 单苗>联苗。在免疫时应尽量选择免疫效力高的疫苗。

1.4 疫苗毒 (菌) 株的血清型

有些传染性疾病的病原有多个血清型, 如猪链球菌、猪大肠杆菌、猪副猪嗜血杆菌等, 各血清型之间的交叉免疫保护很低, 在免疫预防这类疾病时, 如果使用疫苗毒 (菌) 株的血清型与引起疾病病原的血清型不同, 则免疫保护效果很差。在无法确定流行病原血清型的情况时, 应选用多价苗。

2 免疫操作因素

2.1 免疫程序

目前没有适用于所有养猪场的万能免疫程序。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 应充分考虑到本地区的疫病流行情况、畜禽种类、年龄、饲养管理水平、母源抗体水平、疫苗的特性、免疫途径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制定, 制定后不是一成不变的, 应根据应用的实际效果, 结合定期的血清学监测随时给予调整完善。在生产实际中, 一些规模较小的养猪场往往盲目照搬他场的免疫程序或发生问题后随意调整免疫程序, 一些养殖场甚至没有免疫程序, 完全凭生产者的主观意识去防疫, 这些都很容易造成疫苗的免疫失败。

2.2 疫苗稀释和使用

目前, 市场上的冻干活疫苗免疫接种前都需要稀释, 配备稀释液的冻干活疫苗必须用专用稀释剂稀释;未配备稀释液的, 稀释时基本都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蒸馏水稀释。生产中个别养殖户为图省事, 用生水代替稀释剂或专用稀释剂互用, 这都有可能降低疫苗的效价, 甚至完全失效;疫苗稀释时应尽可能缩小与稀释剂的温差, 以免由于温度骤升使疫苗有效成分损失;疫苗稀释后尽可能在30~60 min内用完, 同时注意使用环境温度, 实验已经证明疫苗稀释后使用的时间与疫苗免疫产生的保护率呈一定的负相关性, 多数活疫苗稀释后超过3 h再接种, 对机体的保护率很低。疫苗在免疫接种过程中需要注意几个环节。首先在使用前, 应仔细检查疫苗的外包装、标签、批准文号、生产批号、出厂日期、失效期、是否破损、失真空、有无异物等, 仔细阅读疫苗使用说明书, 要留有记录。其次, 疫苗注射部位要准确、注射针头长短大小适中, 注射部位准确与否, 直接关系到疫苗的吸收;猪的免疫接种有皮下、肌肉等方法, 常见的颈部肌肉接种部位:25~60 kg的猪为耳后5 cm、背线下5 cm;大、小母猪及公猪为耳后10 cm、背线下10 cm;注射针头应根据免疫猪的大小来选择, 如仔猪免疫使用孔径大的针头, 疫苗注射后易溢出和出血, 造成疫苗损失, 大猪使用过短的针头 (小于猪脂肪的厚度免疫, 疫苗不能到达肌肉层, 影响疫苗的吸收。最后, 消毒要注意消毒剂的种类和浓度, 如免疫接种部位涂擦的酒精、碘酒过多或使用5%以上的碘酒消毒, 消毒剂处理过的注射器或针头清洗不彻底, 残留消毒剂, 都会直接损害活疫苗的效力, 导致免疫失败。

2.3 疫苗剂量

一般情况下, 疫苗免疫接种剂量应严格按照疫苗的使用说明书执行, 才能获得较理想的免疫效果。如果疫苗接种的剂量不足, 不能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抗体, 不能够使猪群获得强的免疫力, 生产中这种现象较少发生, 主要是工作不经意而发生。如接种猪较大, 难保定, 习惯打飞针, 往往会造成疫苗剂量损失。在一定范围内, 抗体水平随着接种剂量的增大而提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免疫剂量越大越好;相反, 若剂量过大, 机体产生抗体的能力反而被抑制, 出现免疫麻痹情况, 生产中这种现象较常见, 如有些养殖户生产中猪瘟细胞疫苗最大接种50头份/猪。

2.4 疫苗之间的干扰

在生产实际中, 有时养殖户需要同时免疫2种或几种活疫苗, 这时一定要充分考虑, 因为不同活疫苗同时免疫往往彼此会有干扰现象。如大量实验证明, 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疫苗对猪瘟疫苗和猪支原体疫苗有很强的干扰现象, 同时免疫往往造成猪瘟和猪支原体免疫效价低下或免疫失败, 它们接种间隔时间应在1周以上。

3 免疫抑制因素

3.1 猪自身免疫抑制因素

动物机体对疫苗的免疫应答在一定程度上受遗传因素控制, 不同品种, 甚至同一品种不同个体对同一种疫苗的免疫反应有一定差异。猪随着胎次、年龄的增长, 本身免疫系统功能会逐渐衰退, 对疫苗的免疫刺激反应迟钝, 会造成免疫低下或失败。

3.2 营养性免疫抑制

充足的营养供应, 是猪健康的保障。但养猪市场行情差时, 部分养殖场为了节约生产成本, 常采取极端的做法, 降低饲料原料质量或减少饲料有效含量, 猪摄入的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素减少, 造成猪群营养不良, 机体对免疫刺激反应迟钝, 此时往往会造成免疫不全或低下。例如, 维生素A缺乏会导致淋巴器官萎缩, 从而影响淋巴细胞的分化、增殖、受体表达与活化, 造成机体的T淋巴细胞、NK细胞数量减少, B淋巴细胞的抗体产生能力下降;氨基酸是各种抗体 (免疫球蛋白) 的原料, 其缺乏将直接导致抗体合成减少。

3.3 应激因素

机体的免疫功能受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的调节支配, 生产中很多应激因素都会影响机体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的调节机能, 从而影响机体免疫功能。如在养猪市场行情好时, 部分养殖户为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盲目扩群增加饲养数量, 常常导致饲养密度过大, 通风不良, 空气中有害气体浓度过高, 使猪群长期处于应激状态, 免疫功能被抑制, 此时免疫会造成免疫低下或失败。过冷、过热、断奶、运输、保定等其他应激因素, 都会导致机体血浆皮质醇浓度显著升高, 抑制机体对疫苗的免疫应答能力, 表现为免疫后抗体水平低下, 细胞免疫应答减弱。另外, 免疫本身对机体就是一种很大的应激, 多次免疫还会影响猪的生产性能。

3.4 毒物与毒素的影响

霉菌毒素、重金属 (如汞、铅、镉等) 、工业化学物质和农药 (杀虫剂) 等, 均可损坏猪体的免疫系统, 从而产生免疫抑制。生产中部分养殖户为了促生长或预防治疗猪附红细胞体, 经常在饲料中添加阿散酸 (砷制剂) , 即使猪群不出现中毒现象, 也会影响机体免疫机能, 造成免疫低下, 使猪群易发感染性疾病。近几年, 饲料原料玉米霉变现象较为普遍, 很多猪群出现临床或亚临床霉菌毒素中毒症状, 对机体免疫系统损害很大, 极易造成免疫失败。近几年实验室检测猪群抗体水平不高, 与此有很大关系。

3.5 药物的影响

在生产实际中, 养殖户为了预防和控制细菌感染, 经常在饲料中添加一种或多种抗生素, 在免疫前后也不停药, 在他们意识中抗生素对病毒性疫苗免疫没有影响。其实不然, 现已试验证明, 有很多药物如链霉素、新霉素、四环素、氯霉素、地塞米松 (糖皮质激素) 都能抑制抗体和致敏淋巴细胞的形成, 从而影响免疫效果。

3.6 免疫抑制性疾病因素

在免疫接种前, 如果猪群已经感染了某些免疫抑制性疾病, 猪群免疫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此阶段免疫接种, 猪群不仅不能充分做出免疫应答, 甚至会暴发疾病。目前, 已经研究证明有很多疾病能引起免疫抑制, 如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猪瘟、猪伪狂犬、猪圆环病毒病、猪支原体肺炎等, 均能不同程度破坏机体的免疫系统, 从而造成免疫低下或失败。

影响生猪免疫的因素 篇2

谈论价格问题, 其焦点肯定要放在价格波动上, 因为最让人感到困惑的就是价格波动。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价格的波动呢?提起这个问题, 首先应该想起供求理论。供求理论认为, 当供给大于需求, 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就会下降;当需求大于供给, 则价格就会上升;供给和需求会围绕其平衡点上下运动。供求理论揭示的是影响价格波动的最直接的因素。可以这样认为, 其他影响价格波动的因素, 都要先导致供给和需求的变化, 然后才造成价格的变化。从这一角度来讲, 供给和需求只不过是导致价格变化的表象, 不是深层的原因, 只是一个“壳”而已。有很多文章和书籍, 直接把供给和需求当作影响价格波动因素之一, 笔者认为是不严谨的。严格来讲, 价格反映的是供给和需求的对比关系, 本来就是供给和需求关系的一个侧面, 二者是一体的。由于现实中的供给和需求很难统计, 人们只好把目光转向易于统计的价格上了, 用价格来推断供给和需求。所以, 分析影响生猪价格波动的因素时, 实际上是要探讨影响生猪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因素。

影响生猪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因素比较复杂, 要一一列举有难度。不过笔者认为, 价格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是人们共同行动的结果, 归根结底是人自身的问题。供给量与人们的投资决策密切相关。既然这样, 所有影响人们养猪投资决策的因素, 就会对生猪价格波动产生作用。影响人们养猪投资决策的微观因素主要有:一是生猪本身价格;二是养猪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三是生产成本;四是政府的税收与补贴政策。当前由于我国生猪生产比较分散, 小规模养猪场仍然大量存在, 养猪投资决策主体数量众多, 所以养猪投资决策的盲目性在所难免, 这是导致生猪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除了微观因素之外, 经济周期、进出口、国家调控政策等宏观因素也会对生猪价格波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需求量主要由人们对猪肉的偏好、进食量和购买力等因素决定。人们对猪肉的偏好和进食量一般比较稳定。比较稳定的影响因素在分析价格波动时可以忽略不计, 甚至剔除。人们的购买力往往变化较大, 所以是影响价格波动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了, 购买力强了, 对生猪价格会有助涨作用。不过, 有时候购买力强并不意味着人们收入水平高, 而是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推高价格。实际上, 市场价格并不能够真正反映人们的实际消费需求, 因为市场需求中除了包含实际消费需求外, 还包含投资需求。由于投资需求的变化多端, 造成了市场价格的扑朔迷离。现在我国正在设法推出生猪期货, 想通过期货来稳定生猪价格, 但期货市场毕竟是虚拟经济, 能否起到预期的作用, 我们不能期望过高。

在众多的影响因素里面, 哪方面的因素是主要的呢?经济学家提出了价格弹性的概念。价格弹性又称供需价格弹性, 表明供求对价格变动的依存关系, 反映价格变动所引起的供求的相应变动率, 即供给量和需求量对价格信息的敏感程度。价格弹性可分为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实践经验表明, 生猪的需求价格弹性小于供给价格弹性, 也就是价格变化, 导致的生猪需求变化小于生猪供给变化。由于生猪的消费属于食品类消费, 食品的消费受价格影响比较小, 所以在短期内, 甚至可以认为生猪需求是刚性的, 也就是固定的。前面提到了, 固定不变的因素在分析价格波动时可以忽略, 因此可以认为, 生猪价格的波动主要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所以, 生猪价格波动的问题, 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是养多养少的问题。养多了, 价格肯定跌;养少了, 就升了。

为什么一下子会养多了, 一下子又会养少了?对于这个问题的原因, 最主要的解释是市场供求信息的滞后性。生猪生产必须经过繁育母猪、产仔、育肥三个阶段才能完成一次循环, 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同时, 生猪是鲜活产品, 用库存来调节其供求的难度较大, 市场供求信息不能及时在市场价格上得到反应。这种滞后性使生猪价格波动形成大概3年左右的波动周期。当市场行情好时, 便一窝蜂地补栏扩养, 导致生猪供应过剩、价格下跌, 生产出现亏损;一旦生猪生产出现亏损, 便纷纷减少养殖量甚至宰杀能繁母猪, 导致生猪供应量快速减少, 结果价格又上涨, 于是进入下一次循环。

现在很多学者在分析生猪价格波动时喜欢用经济学上的蛛网理论来解释。蛛网理论尽管是用供求价格弹性来分析价格波动原因, 但其本质还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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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供求信息的滞后性问题。如果想对蛛网理论进一步了解, 可以参考相关资料, 这里不再赘述。

随着人们对生猪价格波动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生猪价格波动的原因好像越来越透明了。那么, 人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措施来避免生猪价格的大起大落呢?其实人们一直这样努力着。一是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发展;二是构建生猪价格监测预警体系;三是创建良好的生猪流通市场环境;四是加大对生猪生产的科技支持力度;五是推出规避市场风险的生猪期货等等。通过不懈的努力, 生猪价格大起大落的问题肯定会得到不断改善的。

现阶段, 我国猪病疫情事件对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容忽视。近年来, 生猪价格波动背后都有疫情的影响。比如2006年我国生猪生产主产区发生高热病 (蓝耳病) 疫情, 引起全国生猪存栏比2005年下降2.37%, 加剧了猪源紧张。受其影响, 2007年5月后生猪价格快速上涨, 当年全国生猪生产者价格指数比上年上升45.9%。2009年上半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爆发后, 国内猪肉销售市场受其影响而萎缩, 价格持续下跌。不过随着养猪业疫病控制水平的不断提高, 类似的事件会逐步减少。

另外, 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性对生猪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2007年5月后生猪价格快速上涨与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有密切关系。2008年下半年后生猪价格回落, 与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密切相关。所以, 我们应该知道, 生猪价格波动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通货膨胀, 猪价自然会水涨船高;通货紧缩, 猪价也会跟着回落。

影响生猪免疫的因素 篇3

1.影响免疫效果的因素

1.1母源抗体因素

母源抗体水平过高,在注射时未降至一定抗体水平,则会出现干扰抗体产生,或者是不能产生坚强的免疫能力。母源抗体水平过于低下,则对新出生的子猪存在很大的危险性,极易受外界病原的入侵。

1.2疫苗因素

疫苗的质量。疫苗质量是生猪免疫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直接影响免疫效果。而疫苗的生产技术落后,选择的疫苗毒株的抗原性差,毒力不稳定,生产不规范,受污染,免疫效力低下,免疫期短,则可造成免疫原性下降。而出现疫苗瓶裂破损,性状改变,苗内出现异物等导致免疫失败。

疫苗保管。疫苗的生产、流通、储存及使用过程必须严格按照疫苗和保管规定进行。疫苗对光照、温度有很高的要求。温度不当,冷藏保存误为冷冻保存或者冻干苗稀释后保存则会造成反复冻融过程而改变疫苗性状,从而影响效价;阳光的直射往往会使疫苗的效价降低;疫苗同样存在有效期,免疫效价会随着保存时间的延长而逐渐降低。

疫苗的使用。根据地方流行性特点来使用疫苗,则可大幅提高免疫水平。尤其是在病源复杂,小流行性疾病多发的区域,需要免疫抗体监测和血清学分析,不同毒株的疫苗无法产生同一相等抗体,不同的血清学型应使用不同毒株的疫苗,方可起到较大幅度的保护作用。而同一疫苗不同的剂量也会使疫苗的效力不同,当使用2头份和4头份的猪瘟疫苗免疫时,产生抗体水平和受野毒攻击后水平分别为1∶32降至1∶8;1∶64降至<1∶64。同时在盲目联合使用疫苗时,则可引起较剧烈的注射反应,干扰机体正常的免疫应答能力,降低疫苗效价,不同的稀释液也因疫苗载体不同而影响免疫效果。

1.3免疫接种的因素

消毒。消毒又分为器械消毒和注射部位消毒。很多情况下,未能做到器械使用无菌盒装置,针头不能达到一畜一针,在遇潜伏期染疫的猪只时,可能由免疫注射变为带毒接种,造成疫病的传播。其次对注射部位用碘酊消毒后未用酒精脱碘至干后注射接种,这样极易导致免疫失败。

器械的选择。在注射时,对器械的选择,尤其是针头的选择很重要,针头过短,注射为脂肪层,不利于疫苗的吸收,针头孔径过大,则有可能出现回流,导致剂量不足,而影响免疫效价。

免疫部位和方法选择。使用不同的疫苗,免疫部位应选取最符合疫苗作用的部位,免疫部位的不同,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如皮下注射、腹腔注射、肌肉注射、口服等不同的要求。在实际养殖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空针”的现象,这些势必会造成免疫失败。

1.4饲养环境的因素

日粮的营养水平和质量。日粮的营养水平要搭配合理,营养的缺乏则导致免疫功能低下。而在临床和试验方面,蛋白质缺乏将会降低机体抵抗感染的能力和淋巴器官的发育,降低细胞免疫功能,降低体液免疫能力,降低巨噬细胞的数量与活性。不均衡则易造成免疫器官的发育不健全和产生免疫功能的抑制,在日粮中是否有霉菌也极大地影响免疫效果,而几乎所有的霉菌素对免疫系统都有破坏作用。例如黄霉素B1和新月霉素产生的T-2霉素会抑制蛋白质合成和细胞增殖,霉菌毒素在生物体外对淋巴细胞具有细胞毒杀性。猪日粮中的配比是否合理,会给免疫效价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栏舍及外界环境。是否有严格的消毒措施,本场的养殖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而在饲养环境周围是否存在野毒等都存在与免疫效价密不可分的关系。

药物因素。猪群接种疫苗期使用药物,白细胞介素-12可以刺激NK细胞的活化和促进幼稚Th细胞分化为Th1细胞,从而加强细胞免疫,而抗菌素、磺胺类药和代谢药能抑制抗体和致敏淋巴细胞的形成,影响免疫效果。

应激环境因素。猪群的舍栏过小,密度过大,通风环境不好,尤其是在断奶、转群、运输、噪音、饥饿、击打等一系列应激情况下,系统的免疫机能处理其淋巴状态,只能更倾向于另一状态,甚至出现暂时性免疫抑制,从而导致疫苗免疫效果下降。

1.5机体状况

日龄及免疫器官的发育程度。免疫应答器官是否成熟,随日龄的增长而逐步改变,良好的免疫器官可以对免疫进行很好的应答。

机体的带毒情况。很多疾病可以造成机体的免疫抑制性疾病,猪Ⅱ型圆环病毒(PCV-2)和猪繁殖障碍与呼吸道综合征(PRRS)最为严重。PCV-2引起猪外围血液单核细胞亚群和导致感染猪体内细胞因子的明显变化。PRRS则对巨噬细胞、T细胞、B细胞产生程度上的受损而产生免疫抑制作用。

机体的遗传性状。有着良好的遗传性状,对于健康、良好的初生个体和免疫应答能力,可以对免疫接种有很大的适应性,反之,则受影响而效价降低。

2.对影响生猪免疫效果的相应措施

使用规范兽用生物制品。通过正规渠道获取,即供应方应具备《兽药经营许可证》和《生物制品经营许可证》,生物制品厂商的规范性,防止“三无”产品,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

完善冷链建设,确保疫苗质量。在运输流通、保存使用环节上做好各项工作,一般冻干苗在-15℃以下保存,有些添加抗热剂的疫苗可在4℃~6℃保存,油乳剂疫苗可在2℃~8℃保存。每一次疫苗进出要做到低温、避光、快速、轻取轻放等,并做好疫苗名称、生产单位、批文号及效期、出库日、入库日、使用日、存取温度等登记。

严格执行科学免疫程序。根据地方流行病学和危害程度,通过血清学检测,对抗体产生时间、母源抗体滴度水平、机体的承受性和疫苗的选取制定相应的免疫程序,并依据实际情况作出适时调整。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建立严格的消毒制度,建立预防接种和驱虫制度,建立检疫和疫病监测制度,建立无害化处理制度,建立好环境卫生制度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免疫抑制的隐患。

规范好免疫接种技术。培训技术人员,按免疫接种操作规程严格执行,对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处理。

建立抗体检测监督。对母源抗体和免疫后的抗体产生水平,进行必要的抽检,均衡母源抗体,从而保证免疫接种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并可以对各种疫苗的效果进行监控。

规范使用饲料和兽药。在生猪的生产过程中,应进行日粮配方的测定,对各种污染、霉变或药残的日粮坚决不允许使用。在使用药品方面,依法按照规定使用正规、合法的兽药,并在选择上尽量选取低毒无药残的,在进行免疫接种前应有休药或可以使用一些疫苗增效剂,这样可提高免疫的效价。

影响生猪免疫的因素 篇4

摘要

动物疫病对养殖业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影响养殖业发展,危害人体健康。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重在预防,但影响免疫效果的因素很多。为了提高免疫成功率,节约资源,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些因素的影响。东西湖区现生猪存栏31202头,牛存栏1930头,羊存栏1718只,家禽存笼46.54万只(其中鸡27.11万只,鸭4.86万只,鹅0.4万只,其它家禽14.17万只)。需要进行强制免疫的重大动物疫病包括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牲畜口蹄疫、羊痘、禽流感、新城疫。本文主要对影响我区猪强制免疫病种的免疫效果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关键词:猪瘟 猪口蹄疫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免疫效果 动物疫病

1.1 动物疫病的分类

根据动物疫病对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将动物疫病分为三类: 一类动物传染病是指对人畜危害严重、需要采取紧急、严厉的强制预防、控制、扑灭措施的疫病。包括口蹄疫、猪水泡病、猪瘟、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非洲马瘟、牛瘟、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牛海绵状脑病、痒病、蓝舌病、小反刍兽疫、绵羊痘和山羊痘、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鲤春病毒血症、白斑综合征。需要强制免疫的动物疫病一般都是一类动物疫病。

二类动物传染病是指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采取严格控制、扑灭措施的疫病。三类动物传染病是指常见多发、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控制和净化的。1.2 重大动物疫病

一类动物疫病发生时,二类动物疫病爆发时,已消灭的动物疫病再次发生时,或国内从未发生的动物疫病传入国内时都可称之为重大动物疫病。1.3 重大动物疫情

病毒直接侵袭猪的淋巴器官和免疫细胞,从而影响免疫效果。比如圆环病毒病,蓝耳病等。蓝耳病毒在猪肺泡巨噬细胞内繁殖影响巨噬细胞的免疫能力。2.1.5 饲养管理因素

2.1.5.1 由于免疫力低下而发病。滥用某些药物,如黄芪多糖、链霉素、氯霉素及磺胺类等药物,以及长期或大量饲喂霉变饲料、管理不良、环境污染等因素,都能导致猪体的免疫功能下降,对疫苗的应答能力减弱,对疾病的易感性增加。

2.1.5.2 对猪瘟的防疫工作不够重视,免疫接种的密度不高,漏防的猪只较多。此外,免疫剂量不足、运输保存不当、使用方法不对、免疫程序不合理等因素均可导致免疫空白或失败。

2.1.5.3 消毒不彻底,没有做到全进全出。随便让外人参观,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就进入场内,平时不注意细节管理导致疾病发生。

2.1.5.4 最佳免疫时机没有把握好。猪只抗体水平标志着对猪瘟易感的程度,同时也反应它对疫苗反应的程度。根据抗体水平所标志的易感程度,确定免疫适期,是猪瘟免疫成功的关键。

2.2 防治措施及对策

2.2.1 母源抗体对猪瘟的影响

2.2.1.1 产前4周对母猪进行猪瘟免疫,并不能有效提高其产仔猪的猪瘟抗体水平,而且仔猪抗体范围略低于产前4周没有进行猪瘟免疫的母猪所产仔猪的抗体水平。

2.2.1.2 对于3周龄初免,5周龄二免的仔猪,分别在3周龄、4周龄、5周龄、7周龄测定其猪瘟抗体水平,并未发现明显的提高,同时也发现母源抗体水平在仔猪体内能够保持较长时间。

2.2.1.3 适当推迟,在4周龄初免,6周龄二免,分别在4周龄、7周龄、10周龄、13周龄、16周龄、20周龄、24周龄时监测血清样本,发现猪群在20周龄前其猪瘟抗体水平阳性率保持在70%以上。2.2.1.4 结论

猪瘟的母源抗体水平与断奶仔猪的猪瘟抗体水平有密切关系,适时监测母源抗体和仔

一次成功的疫苗免疫包括几个方面:第一,疫苗应该是正确和安全的配方,并依照现代化的质量保证体系的相关标准进行生产。第二,疫苗的贮存和运输都必须在低温链条件下进行,并且确保疫苗在保质期内。第三,疫苗的使用必须按照严格规范的程序进行。这样就能使家畜群体达到并维持在预计的高水平免疫状态。如果能够严格执行以上三个环节,那么是能够达到使用者的预期目的的。

除此之外,运输和储存过程是很容易被一线生产者所忽视的。很多大型养殖场中免疫失败的最终源头就是使用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有问题的疫苗。疫苗严格规范的免疫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西欧和拉美南部的口蹄疫根除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高质量口蹄疫疫苗的适当的使用。3.1 相关因素

3.1.1 猪在自然感染和接种后的免疫反应的差异

对于农户和养殖场来说,最理想的口蹄疫疫苗就是一次免疫能够保护被免动物几年甚至一生。但是实际上这个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普遍的事实是痊愈猪在大约六个月之后将不再产生保护而再次感染。似乎“六个月”是猪在第一次接种后能够维持的免疫保护周期。能够维持长时间免疫保护的动物只有牛。这是因为牛在感染口蹄疫病毒之后常常变成隐形携带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携带病毒,因此这些隐性带毒牛的免疫反应就有机会持续受到低水平病毒抗原的刺激,类似于宿主受到减弱、而非完全失效的疫苗刺激所发生的反应。可惜的是在痊愈猪上从未检测到这样的带毒状态。3.1.2 疫苗毒株的选择

口蹄疫病毒现已知有7个血清型和80多个亚型。对家畜危害较大的是O型,A型次之,Asial更次之,其他不多见。猪口蹄疫病的不同血清型差异明显,相互之间不能产生交叉免疫保护。猪口蹄疫病毒流行过程中及经过免疫的动物体很容易发生变异,产生许多新的亚型。但是,多次使用不同型号的疫苗可以弥补因病毒亚型和疫苗型号不符合造成的免疫失败。这就说明在口蹄疫爆发时,当病毒的亚型与疫苗的型号的关联不是非常远的情况下,多次并广泛的使用不同的高质量疫苗是覆盖多种亚型的最好选择。3.1.3 疫苗生产中的关键环节

普遍认为小猪的母源抗体会中和疫苗毒株,从而使免疫失败。随着母源抗体的下降,小猪的获得性免疫的作用越来越小,此时的小猪最有可能受到疾病的威胁。同时,母源抗体对疫苗免疫的作用也越来越小,这时对小猪进行免疫会有最好的效果。但是,在疾病爆发期,一般采取的措施是全体接种。这时为了让群体大部分获得免疫保护,不用考虑母源抗体的干扰。3.1.4.2 接种方法

油苗除了个别情况外一般采取肌肉注射。为了避免疫苗接种在错误的部位或者从注射部位漏出,必须请经验丰富的合格的兽医按照现有的条件选择出理想的注射方法完成免疫,并针对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及时做出补救措施。比如疫苗露出必须补打一针,一猪一针头等等措施。3.1.4.3 接种周期

有规律的接种程序可以有效预防口蹄疫病毒在个体中的存在。一般情况下,对猪进行加强免疫是必要的。两次接种的时间间隔对第二次免疫的作用有很大影响。当间隔期为两周时,二免产生的抗体很少,但是当间隔期为3到4周时,二免产生的免疫应答就很强烈。农业部文件的建议是28-35日龄初免,初免1个月后进行二免。

不过各地的流行病形势也是不容忽视的。一般根据口蹄疫的流行情况采取每年2到3次的全群接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3.2 防治措施及对策

综上所述,影响口蹄疫疫苗免疫的因素很多,包括毒株的选择,制备工艺,运输过程,接种方法等等。对于农户和养殖场首要的就是根据当时流行情况选择安全可靠的口蹄疫疫苗;其次就是需要专业人士科学合理的操作,以科学负责的态度应对处理;再次就是注意疫苗的保存和保质期,遇到不合格的疫苗坚决不用,切不可因小利而造成重大损失。影响猪蓝耳病免疫效果相关因素的分析

危害猪群健康稳定疾病中,蓝耳是最难控制的一种病情。一直以来,对猪蓝耳病的免疫程序都较混乱,比较成功的免疫程序是冻干苗和灭活疫苗相结合的方式接种蓝耳疫苗能

4.2.1.2 蓝耳弱毒苗:抗体产生快,有毒力返强的危险。疫苗抗原与临床野毒在传播方式、存留时间、经胎盘传播和先天性感染和精液外排及诱导免疫反应的时间等方面极其相似。此外蓝耳病毒株众多,根据疫苗株与野毒株之间的同源性高低而效果不一。同时免疫后抗体监测无法与野毒感染相区分。4.2.1.3 结论

如果用灭活疫苗进行免疫,则极有可能引起发病,而且接种灭活疫苗后,一般在28天后才能产生抗体。所以应该用产生抗体较快的冻干苗作为基础免疫,用灭活疫苗进行加强的办法进行免疫。4.2.2 定期免疫监控

由于蓝耳病阴性猪场基本上不存在,猪群往往处于某些病毒的连续攻击下,虽然体内有一定的抗体,但是由于毒力的增强和猪群健康状况的下降,抗体始终处于弱势。所以要控制蓝耳病,不能完全依赖疫苗,而应采取综合措施。定期免疫监测,评价免疫效果,及时调整免疫程序,避免母源抗体干扰,可以在病毒肆虐之前使猪体产生足够保护力。

5、讨论 5.1 加强管理

疫苗管理部门要确保疫苗运输保管过程中的温度,基层免疫人员要规范操作,避免因人为失误造成免疫失败。

除了正确使用疫苗,合理制定免疫程序外,养殖户要加强牲畜的饲养管理,才能降低免疫应激性,提高免疫效果。5.2 农业部发布的免疫计划 5.2.1 猪瘟免疫计划 5.2.1.1 规模养猪场免疫

商品猪:25~35日龄初免,60~70日龄加强免疫一次。

种猪:25~35日龄初免,60~70日龄加强免疫一次,以后每4~6个月免疫一次。5.2.1.2 散养猪免疫

加强免疫1次。5.2.3.2 散养猪免疫

春、秋两季对所有猪进行一次集中免疫,每月定期补免。有条件的地方可参照规模养猪场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5.2.3.3 紧急免疫

发生疫情时,对疫区、受威胁区域的所有健康猪使用活疫苗进行一次强化免疫。最近1个月内已免疫的猪可以不进行强化免疫。5.2.3.4 使用疫苗种类

中国生猪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篇5

关键词:生猪,Malmquist指数,生产率(TFP),技术进步,技术效率

我国是猪肉生产大国,生猪养殖在我国农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生猪不仅是我国肉类食品的主要来源,而且是我国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8%~10%左右[1]。2005年我国生猪出栏总数为66098.60万头,猪肉总产量为5010.61万t,占当年肉类总产量的64.71%。我国猪肉的生产、需求和贸易状况对世界猪肉市场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2005年,我国生猪的屠宰量和猪肉总产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9.82%和48.86%,均居世界第一位;生猪出口176.88万头,进口0.32万头,净出口176.56万头,贸易顺差22362.45万美元[2]。

2007年以来,我国的猪肉生产出现了紧缩现象,市场供给不足导致价格一路飞涨。监测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仔猪、活猪和猪肉价格同比分别上涨71.3%、45.2%和29.3%;5月份我国36个大中城市猪肉平均批发价格达到14.5元/kg,同比上涨了4.4元。猪肉价格的上涨,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7月份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5.6%,创下10年来最高水平。因此,大力提高我国生猪的生产能力和饲养水平,对于稳定物价、保障肉类消费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许多学者应用各种方法对我国生猪生产的成本及价格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于爱芝利用国内资源成本法(简称DRC法)对中国生猪养殖业的比较优势进行了测定。李桦等利用统计指数因素分析模型,对2000和2003年我国生猪饲养业不同饲养方式的生产成本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鼓励发展中等规模的生猪饲养模式,加强疫病防疫,降低疫病防疫项目费用等措施与建议[3]。张晓辉分析了分散饲养和规模饲养的优缺点,提出生猪规模化养殖从2003年开始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4]。刘芳采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生猪养殖业生产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5]张空等采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养猪业的波动成因等[6]。但以上研究均未对我国养猪业生产的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为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利用DEA技术,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1991-2005年以来,不同地区生猪养殖的生产率(TFP)增长、技术变动和技术效率进行分析研究,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1 研究方法及样本、指标和数据说明

1.1 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1994年,Fare,Grosskopf,Norris和Zhang建立了用来考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TFP-ch)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它可以用来建立多产出多投入的技术描述形式,并可以转化成比较方便的参数模型和非参数模型,这对于研究我国生猪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较为适用[7]。

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Fare等人所定义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推算公式为: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TFP-ch)又可分解为技术变动(TECH-ch)与技术效率变动(TE-ch)的乘积,其定义如下:

当规模报酬发生变化时,技术效率指数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TE)和规模效率指数(SE),其计算公式:

等式左边为技术效率变化,右边第1部分表示规模效率变化,第2部分表示纯技术效率变化,C代表不变规模报酬,V代表可变规模报酬[8]。所以总要素生产率的变化TFP-ch,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个部分,即:

式中,dt(xt+1,yt+1)代表以第t期的技术表示的t+1期技术效率水平;dt(xt,yt)代表以第t期的技术表示的当期的技术效率水平;dt+1(xt+1,yt+1)代表以第t+1期的技术表示的当期技术效率水平;dt+1(xt,yt)代表以第t+1期的技术表示第t期的技术效率水平。当TFP-ch>1时,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反之则为下降趋势;当TECH-ch>1,表示技术进步,即生产边界提升;反之则为技术衰退。当TE-ch>1,表示技术效率上升;反之则为技术效率衰退[9]。构成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变化率具有类似的特性,即当某一变化率>1时,表明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反之,则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的根源。

1.2 样本选择

考虑到生猪生产规模的多变性及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散户养殖和规模养殖两种模式来考察。在散户生产方面,通过对各主产省份分析比较,选取江苏、湖北和四川等20个省份作为考察对象,并分东、中、西三大地域来进行比较。2005年,在生猪出栏数和猪肉产量两项指标上,所选东部8省合计分别为22163.3万头、1748.2万t,占东部11个省市的94.82%和95.36%,占全国的33.52%和34.89%。所选中部6省份两项指标分别为19821.58万头、1498.08万t,占中部8省的84.96%和84.06%,占全国的29.99%和29.90%。所选西部6省份分别为15754.63万头和1199.45万t,占西部12省市的81.24%和81.18%,占全国的23.84%和23.94%。所有20个样本省份生猪出栏数量占全国总数的87.35%,猪肉产量占全国88.73%。这样既能保证样本较好地反映东、中、西三大地区生猪生产的局部情况,也能反映中国生猪生产的整体情况。在时间段上,本文从1991-1995、1997-2000、2001-2005年三个时间段来进行分析,由于1996年许多省份农户散养生猪数据无法获得,本文以1997年作为第二阶段的起点。

在考察生猪规模生产时,我们选取江苏、湖北和云南等24个规模主产省市作为考察样本,所选样本省份2005年生猪出栏数量合计58072.9万头,占全国87.85%;猪肉产量合计4390.85万t,占全国87.64%,因而也能很好地保证样本省份代表全国和东中西三大地域生猪规模生产的基本情况。由于数据的缺失,本文在此仅考察2001-2005这一时间段内的情况。

1.3 指标及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生猪生产投入和产出的特征,在充分考虑生猪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相对重要性的基础上,选取“每核算单位用工数量(日)、精饲料数量(kg)、青粗饲料费(元),燃料动力费(元)、医疗防疫费(元)”作为投入指标;考虑到仔畜作为商品购入前的重量,我们以主产品产量(即生猪出栏重量)减去仔畜重量,得到饲养产品的净重量,即“主产品净产量”作为产出指标。选取“主产品净产量(kg/每头)”作为产出指标[10]。在指标选取上,本文尽量采用实物量形式,其中青粗饲料费、燃料动力费和医疗防疫费分别用各省份相应年份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折算。数据资料来自于2006年《中国畜牧业年鉴》和1992-2006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 结果与实证分析

2.1 我国生猪散户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1991-1995年我国生猪散户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1991-1995年,全国生猪散户养殖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为1.106>1,TFP平均增长率为2.65%,生产率呈正向增长;技术变动增长率为2.19%,技术效率变动增长率为0.49%,表明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根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动虽然也呈正向增长,但对TFP的作用有限。各地区中,TFP<1(呈负向增长)的只有广东、河南和湖南3省,其余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均呈正向增长。在技术变动(TECH)方面,考察的20个省份均大于1,说明这段时间我国生猪生产普遍表现出技术进步的良好状况;同时,技术效率变动TEE<1的为:河北、河南和甘肃等11个省份,表明这些省份的技术效率呈衰退趋势。在资源配置和生产规模方面:全国生猪散户养殖纯技术效率指数TE平均为1.012>1,规模效率指数SE=1.005>1,表明我国生猪生产整体技术更新和技术扩散的有效程度较高,但生产要素投入过多,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呈规模报酬递减,要压缩生产规模(表1)。

从三大地域来看:东部地区生猪散户养殖TFP平均增长率为1.79%,技术变动增长率为2.98%,技术效率变动增长率为-0.94%,表明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根源于技术进步。中部地区生猪散户养殖TFP平均增长率为2.3%,技术变动增长率为1.92%,技术效率变动增长率为0.37%,表明生产率增长的根源也在于技术进步。西部地区生猪散户养殖TFP平均增长率为3.78%,技术变动增长率为1.63%,技术效率变动增长率为2.0%,表明生产率的增长根源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共同影响,但技术效率作用稍大。就三大区域的比较而言,1991-1995年时间段内,我国生猪散户养殖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技术变动TECH:东部>中部>西部;技术效率变动TEE:西部>中部>东部。

以上分析表明:1991-1995年,我国各生猪主产省份的散户生产率普遍呈正向增长,增长的根源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技术效率则大多呈衰退状态,在促进TFP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有些省份的技术更新速度和推广力度虽然有所提升,但由于要素投入过多,资源配置不合理,生产规模呈递减状态,需要缩小生产规模。

(2)1997-2000年我国生猪散户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1997-2000年,全国生猪散户养殖的TFP为0.939,年均增长率为-2.03%,生产率呈负向增长;技术变动TECH=0.904,年均增长率为-3.19%;技术效率变动TEE=1.041,年均增长率为1.36%,表明TFP的下降主要受技术进步衰退的影响,技术效率对TFP的作用有限。从各地区来看,TFP>1的省份为广东、广西和云南;TFP=1的省份仅为河北;其余16个省份的TFP<1。在技术变动方面,除河北省TECH=1以外,其余省份TECH<1。技术效率变动TEE<1的为:山东、海南、福建、四川和贵州5个省份,其余省份TEE≥1,表明我国大部分省份生猪散户生产率呈现负向增长,技术呈衰退状况,技术效率则呈上升趋势,生产率下降主要受技术变动的影响。在资源配置和生产规模方面:全国生猪散户养殖纯技术效率指数TE=1.028>1,规模效率指数SE=1.013>1,说明技术更新和扩散的有效程度较高,但生产要素投入过多,资源配置不合理,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状态(表2)。

从三大地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TFP均小于1,生猪散户生产效率均呈负向增长。其中,东部地区生猪散户养殖TFP平均增长率为-2.68%,技术变动增长率为-2.99%,技术效率变动增长率为0.43%,表明生产率的负向增长主要根源于技术进步衰退。中部地区TFP平均增长率为-2.0%,技术变动增长率为-3.56%,技术效率变动增长率为1.81%,表明生产率负增长的根源也在于技术衰退。西部地区生猪散户养殖TFP平均增长率为-1.32%,技术变动增长率为-3.06%,技术效率变动增长率为1.97%,生产率的负增长根源于技术衰退。就三大区域的比较而言,我国生猪散户养殖的TFP增长水平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技术变动TECH水平:东部>西部>中部;技术效率变动TEE水平:西部>中部>东部。

以上分析表明:1997-2000年,我国大部分省份生猪散户生产率呈现负向增长,技术呈衰退状况,虽然技术效率呈上升趋势,但技术变动对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更大;同时,大部分省份的技术更新和扩散有效程度较高,但存在生产要素投入过多,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

(3)2001-2005年我国生猪散户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2001-2005年,全国生猪散户养殖的TFP平均水平为1.003>1,年均增长率为0.07%;技术变动TECH=1.030,年均增长率为0.75%;技术效率变动TEE=0.972,年均增长率为-0.71%,显然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根源于技术进步。从各个省份的情况来看,TFP>1的为山东、海南和湖北等6个省份,TFP<1的为:河北、安徽和陕西等9省,TFP=1的为:浙江和辽宁等5个省份,表明我国大部分地区生猪农户散养殖的生产率呈上升趋势或保持不变,但也在一部分省份呈下降趋势。在生产技术水平和效率方面:技术变动TECH<1的为:河北、山东和安徽3省,TECH=1的为:浙江、辽宁和河南等5个省份,TECH>1的为:江苏和广东等12个省份,说明我国大部分省份生猪散户的技术水平呈上升趋势。技术效率TEE<1的为:江苏、湖北和甘肃等10省,TEE=1的为:浙江、辽宁和河南等5个省份,TEE>1的为:河北、山东和海南等5个省份,表明我国大部分省份生猪养殖的技术更新和扩散有效程度较低,技术推广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资源配置和生产规模方面:全国生猪散户养殖纯技术效率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TE=0.990<1,规模效率指数SE=0.983<1,说明技术更新和扩散的有效程度较低,生产要素投入不足,有待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表3)。

从三大地域来看:中、西部地区生猪散户生产的TFP年均增长分别为0.81%和0.18%,技术变动TECH年均增长分别为1.43%和1.2%,技术效率变动TEE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36%和-0.92%,表明中、西部地区生猪散养的生产率增长根源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方面呈现衰退趋势。东部地区TFP年均增长率为-0.62%;TECH年均增长率为0.25%;TEE年均增长率为-0.74%,东部地区生猪散户生产率降低的根源在于技术效率的衰退,技术水平虽然呈上升状态,但由于技术更新和扩散有效程度降低的更快,致使技术进步对TFP的影响作用有限。就三大区域的比较而言:TFP呈现出:中部>西部>东部;技术变动TECH:中部>西部>东部;技术效率变动TEE:中部>东部>西部。说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在生猪散户饲养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高于东部,其技术进步速度也要快于东部,在技术效率方面,中部也要高于东西部。因此,中、西部地区在生猪散户养殖方面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分析表明,2001-2005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生猪农户散养殖的生产率呈上升趋势或保持不变,TFP增长或降低的根源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影响作用有限。主要表现为生产领域中技术更新较慢,技术推广的有效程度较低等,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扩大生猪生产的规模,增加要素投入。

2.2 我国生猪规模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001-2005年,全国生猪规模生产的TFP平均水平为0.960,年均增长率为-1.01%,技术变动TECH=1.005,年均增长率为0.12%;技术效率变动TEE=0.957,年均增长率为-1.07%,表明生产率呈负向增长,其降低的根源在于技术效率的衰退;另外,纯技术效率指数TE=0.990<1,规模效率指数SE=0.966<1。从各个省份的情况来看,生猪规模生产TFP<1的为:山东、黑龙江和新疆等13个省市;技术变动TECH<1的为:河北、湖北和青海等12个省份;技术效率TEE<1的为:江苏、山西和新疆等14个省份;纯技术效率指数TE<1的为:江苏、安徽和青海等13个省份;规模效率指数TE<1的为:广东、河南和内蒙等10个省份。结果表明:2001-2005年我国生猪规模生产的各主产省份生产率普遍呈负向增长,生产率下降受技术水平下降和技术效率衰退的共同影响。虽然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技术水平呈一定程度上升,但对于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效率的衰退,一是受技术更新速度滞后和推广力度较弱及资源配置不合理等方面的影响;二是受我国生猪规模过小,生产要素投入不足的影响。其中,要素投入不足对技术效率衰退的影响更大,成为制约我国生猪规模生产的主要障碍。今后应进一步促进技术更新速度和技术推广力度,扩大养殖规模,增加要素投入力度。

从三大地域来看:2001-200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猪规模生产的TFP平均分别为0.970、0.946、0.961,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76%、-1.36%、-0.99%;TECH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34%、-0.15%、0.13%;TEE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7%、-1.19%、-0.97%;纯技术效率指数TE分别为0.976、0.986、1.010;规模效率指数SE分别为0.980、0.966和0.951。结果表明: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生猪规模生产效率负向增长的主要根源在于技术效率衰退。虽然我国东、西部地区生猪规模养殖的技术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因技术效率衰退趋势更严重,对TFP的影响程度更深,而技术进步则对生产率的增长作用有限;技术效率衰退:一是技术更新速度和推广力度的滞后;二是生产中投入要素的不足,二者共同导致了生猪规模生产TFP的降低。中部地区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均呈现出衰退趋势,但技术效率衰退对TFP的影响更大;技术效率的衰退主要是由于规模过小,要素投入不足所导致,其技术更新速度和推广力度则表现出上升趋势(表4)。

就三大区域的比较而言,2001-2005年我国生猪规模养殖的TFP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技术变动TECH:东部>西部>中部;技术效率变动TEE:西部>东部>中部;纯技术效率指数TE:西部>中部>东部;规模效率指数SE:东部>中部>西部。从地域上看,我国东部地区在生猪规模生产方面占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中、西部相对而言处于劣势。

3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通过模型的测算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1991-2005年我国生猪散户生产效率变动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动状态,并且生产率变动与生产技术变动呈正向变化。即:技术进步,则生产率呈现正向增长;反之则呈现负向增长,这说明,技术水平是制约我国生猪散户生产效率增长的关键因素。(2)在生猪规模生产方面,2001-2005年全国生猪规模生产的TFP平均增长率为-1.01%,其降低的根源在于技术效率的衰退;各主产省份生产率也普遍呈负向增长,生产率下降普遍受技术水平下降和技术效率衰退的共同影响,但技术效率衰退影响更大。(3)我国中、西部地区在生猪散户养殖方面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东部地区则在生猪规模生产方面占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针对前面的结论和分析,本文认为:当前发展生猪养殖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根据不同地区在不同生产规模上的比较优势,优化资源,合理布局生产。在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技术更新和推广有效程度高、技术水平先进的科技和资本优势,鼓励发展规模养殖;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一定时间段内要充分利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优势,提倡发展小规模的散户养殖。二是加强生猪优良品种的选育,提高生猪养殖的优良品种普及率,扩大产出效益。三是提倡科学饲养,通过技术培训和讲座等多种方式,加快生猪饲养技术的更新速度和扩散力度,提高生猪饲养的技术和水平。四是适当增加要素投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规模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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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oelli,T.J.,“A Guide to DEAP Version 2.1:A Data Envel opment Analysis(computer)Program.”CEAP Working Paper96/8,Department of Econometrics,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Armidale,Australia.1996

影响鸡疫苗免疫效果的因素 篇6

1 营养缺乏

营养是机体代谢、免疫系统和生产性能发挥正常功能的物质基础。营养物质的缺乏或过剩都可影响到免疫效果。雏鸡断水拌料48小时 (营养缺乏) , 法氏囊、胸腺和脾脏的重量极度下降, 脾脏内的淋巴细胞减少, 网状内皮系统的细菌难以清除, 营养缺乏, 尤其是缺乏维生素E接种很难成功。

2 自身体质

如感染了病毒或是病毒病的潜伏期造成的免疫功能抑制, 主要有法氏囊、球虫、支原体、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总之鸡只有在健康的情况下才能做疫苗。

3 应激因素

应激是指机体遭受了不良因素强烈刺激时而产生系列应答性反应, 从而使血浆皮质醇浓度升高, 影响了机体的免疫功能。天气炎热、运输、鸡舍内氨气浓度过高、捕捉和转群等均可引起应激反应。这些应激因素刺激脑下垂体产生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进而产生肾上腺皮质激素, 肾上腺皮质激素能损伤T淋巴细胞, 对巨噬细胞有抑制作用, 增加免疫球蛋白的分解作用, 因而抑制免疫反应, 不能获得满意的免疫效果。

4 母源抗体

母源抗体的被动免疫对新生动物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对疫苗的接种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弱毒疫苗在免疫动物时, 如果鸡群存在较高水平的母源抗体, 会严重影响疫苗的免疫效果。鸡新城疫、马立克氏病、传染性法氏囊病的免疫都存在母源抗体的干扰问题, 需测定雏鸡的母源抗体水平来确定首免日龄。

5 病原微生物之间的干扰作用

同时免疫两种或多种弱毒疫苗往往会产生干扰现象, 给免疫带来一定的影响。

6 疫苗因素

6.1 疫苗质量

养殖户选购疫苗时, 应选择农业部批准厂家的疫苗, 避免购买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疫苗。

6.2 疫苗的储运

不同种类疫苗的保存条件是不同的, 所有疫苗都应按其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运输和保存, 如灭活油乳苗需在2~8℃, 干燥避光保存启封后要在当日用完;冻干活疫苗则需在-15℃保存, 稀释后须在4小时内用完。

7 操作因素

7.1 疫苗使用时间不当

由于抗原与抗体的中和作用, 如在体内抗体水平较高时接种, 将影响免疫效果, 所以建议养殖场定期抽检鸡的抗体水平高低, 对抗体水平低的及时补免, 此外, 还可根据抗体检测结果和当地流行特点, 合理调整免疫程序, 做到科学免疫。

7.2 免疫接种方法不当

严格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应用饮水或喷雾法时, 饮水器不足或不洁、水质较硬, 重金属离子超标、饮苗时间过长、喷雾的雾滴过大不能在空气中悬浮等都达不到预期效果, 将造成有些鸡获得免疫而有些鸡仍易感;注射免疫时, 要将疫苗准确注射到适宜部位。注射器针头过短过粗、拔出针头后疫苗从针孔溢出和打“飞针”等操作不当都会影响免疫效果。

8 加强卫生措施和饲养管理

影响生猪免疫的因素 篇7

Zhou J, Ding S J, Ruan D Y.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ig production fluctuation in China[J].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4, 35 (6) :750-756.

猪肉是我国城乡居民最重要的生活消费品之一, 但近年来猪肉价格频繁如“过山车”般剧烈波动, 对生猪养殖业良性发展和消费者福利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1]。另一方面, 猪肉价格作为CPI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剧烈波动还对整体物价水平构成冲击[2]。建国以来我国生猪生产基本上平均每4-6年就有一次较大波动[3,4], 与猪肉价格波动周期基本一致。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猪肉产量在2007年大幅度滑坡, 造成猪肉价格持续上涨, 这也是中央政府陆续出台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等一揽子生产补贴政策的主要背景。因此, 系统全面研究生猪生产波动影响因素, 对制定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价格波动的政策以及推动养殖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生猪生产波动具有重大社会经济影响, 已有大量文献关注生猪生产波动的周期特征, 但是对生猪生产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并不多。陈蓉[5]运用1952-2007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回归估计发现, 1985年前后, 造成中国生猪生产波动的因素差异很大, 其中粮食丰歉和政府政策是1985年以前生猪生产波动的主要原因, 而1985年以后市场价格在生产波动中起主导作用, 同时疫病和政策也是引发波动的重要原因。王明利等[6]把生猪生产波动的成因归纳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冲击两个方面, 并利用1979-2009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能繁母猪数量、生猪价格、玉米价格、疫病和政策对生猪生产波动具有显著影响。潘国言等[7]以湖南省1978-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 分析生猪生产波动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证实了生猪疫病和畜牧业政策对生猪生产波动具有显著影响。王杜春等[8]运用对数C-D生产函数, 选取1994-2011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生猪生产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得出生猪价格对生猪生产的影响系数为0.24, 生猪疫病和政府支持政策的稳定性也是引发国内生猪生产波动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 关于我国生猪生产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还需要加强, 而且已有的研究在以下五个方面还值得进一步改进:第一, 上述研究使用的数据均为全国或者某一省份的时间序列数据, 样本量偏小, 在此基础上得到的估计结果不够精确。本文采用2000-2012年全国31个省份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面板数据, 可以有效增加样本量, 从而提高回归结果的精度。第二, 上述文献在计量模型中均以生猪实际出栏量作为生产波动指标, 但是历年生猪出栏量具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对于趋势性经济变量, 通常需要剔除趋势成分以提高短期波动测算的精度。本文采用趋势剔除法提取波动量, 然后以波动量与趋势值的比值作为波动因子, 从而更加准确地反应短期生产波动。第三, 许多研究认为生猪疫病对生猪生产具有明显的负向冲击作用, 但它们在实证分析中多使用年份虚拟变量作为衡量疫病的指标, 而年份变量并不能精确反映疫病发生的强度, 同时容易夹杂其他因素的影响, 也不能体现疫病强度的地区差异。本文通过搜集农业部公布的动物疫情月报数据, 构建生猪重大疫病强度指标, 以期更加准确地估计疫病对生产波动作用的大小。第四, 已有文献关注的生猪价格、生产成本、疫病等因素均为波动诱发因子, 但现实中还可能存在波动稳定因子。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 养殖业规模化水平的提升能有效抑制生猪生产和价格波动[1,9], 我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稳步发展[10], 而且2006年以后规模化进程明显加快[11]。尽管王杜春等[8]在研究中引入了人均生猪出售这一指标考察生产规模对生产波动的影响, 但是这一指标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均出售规模与总出栏量高度相关, 因而这一变量存在显著的内生性问题;二是该指标并不能精确反映养殖规模化水平。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农业部使用的规模化水平指标, 考察规模化发展对稳定中国生猪生产波动的作用。第五, 2007年我国生猪生产大幅度下挫,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许多学者认为这次剧烈波动是猪价下跌、生产成本上涨、生猪疫病大范围爆发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目前鲜有研究从实证角度测度各因素的作用大小。本文在回归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测度各因素对2007年生猪负向波动的贡献率, 以识别主要影响因素, 从而提高政策的针对性。

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王明利等[6]把引起生猪生产波动的因素归纳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冲击。该方法考虑了各种因素的作用方式, 但无法体现其作用方向, 而且还忽略了波动稳定因子———养殖规模化水平。本文把中国生猪生产波动的因素划分为正向诱发因子、负向扰动因子、波动稳定因子和不确定性因子四类。其中, 正向诱发因素主要体现为生猪价格, 负向扰动因素包括生产成本和疫病, 波动稳定因素主要体现为规模化水平, 而政策因素由于作用方向不明确归为不确定因素。

1.1 猪肉价格波动

根据供给理论, 产品价格变动是生产者产量调整决策最重要的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生猪价格上涨, 养殖经营利润增加, 刺激生产者扩大养殖规模, 造成整体供给量增加;反之, 价格下跌, 养殖户尤其是散养户纷纷缩小饲养数量, 引起供给量负向波动。由于扩张产能通常要经历“能繁母猪培育—产崽—肉猪成长—出栏”历时1-2年的过程, 生猪生产很容易陷入“价格上涨—供给增加—价格下跌—供给减少—价格上涨”的周期性波动循环。因此, 生猪价格变动是造成生猪生产波动的重要原因, 而且产量随价格同向变动。

1.2 生产成本变动

生产成本变动对经营利润产生冲击, 也是生产者调整产量决策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生产成本上涨压缩养殖者利润空间, 刺激生产者缩小生产规模;反之, 在生产成本降低的情况下, 生产者扩张生产规模。因此, 生产成本变动对生猪生产波动具有负向影响。

1.3 疫病冲击

生猪疫病不仅造成生猪直接死亡损失, 还可能导致患病母猪流产或者死胎, 育肥猪生产性能下降[11], 因而大范围的生猪疫病很容易引起生猪生产负向波动。很多研究认为部分生猪主产省份爆发的蓝耳病疫情是造成2007年全国生猪出栏量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

1.4 养殖规模化发展

规模化养殖具有稳定生猪生产的作用。一般情况下, 在价格变动刺激下, 散养户与规模养殖户产量调整方向是一致的, 但规模养殖户在市场信息判断、抗风险和市场议价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且规模效应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提高了抗风险能力, 其产量调整行为更加理性。因此, 在市场价格波动的情况下, 规模养殖场不容易出现如散养户“一哄而上”和“一哄而下”的现象。另外, 由于规模养殖固定资产投资较大, 在价格低迷时, 为了收回固定成本, 养殖场也需要维持一定规模的生产, 这样缓解了价格下跌对产量下调的影响。

1.5 农业政策

我国从2007-2008年对生猪产业实施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等支持政策, 以提高养殖者生产积极性, 提高生猪产量。但是, 关于补贴政策效果, 现有研究存在很大争议, 一些研究通过农户调查, 认为能繁母猪补贴对养殖场的决策行为并没有显著影响[13,14], 但是,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研究却认为补贴政策显著推动了生猪供给的增长[15,16]。因此, 补贴政策对生产波动的效果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加以确定。

2 指标及数据来源

2.1 生猪生产波动测定

生猪生产涉及的因素较多, 在借鉴陈蓉[5]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采用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两个指标考察生猪生产波动。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是反映当年产出最直接的指标。生猪产量具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要准确衡量趋势性经济变量短期波动, 首先要剔除其趋势成分。目前, 被学者们广泛接受的测算波动成分的方法是HP滤波法, 本文亦采用这一方法。HP滤波法假定时间序列由趋势成分和波动性成分组成。对于时间序列, HP滤波法就是选择时间估计序列, 使下面损失函数最小化:

式中:Yt表示时间序列实际观测值, St表示趋势值, λ是预先设定的惩罚因子, 根据经验本文把λ设为100。本文在stata12.0软件中进行HP滤波估计, 得到趋势值的估计值S赞t, 再用Yt减去S赞t得到波动值。然后利用波动值除以趋势值估计量得到生猪产量的波动率。生猪出栏量波动和猪肉产量波动分别记为FR_PSL、FR_POP。当波动率为负值时, 表示生猪生产出现负向波动, 当波动率为正值时, 表示生猪生产出现正向波动。

2.2 解释变量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本文将选择生猪价格、饲料价格、规模化水平、生猪疫病、生猪补贴政策等变量。由于本文考察的时间范围为2000-2012年, 中国粮食生产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基本上满足了养殖业饲料需求, 本文未引入前人研究中使用的粮食产量作为解释变量。而且, 粮食丰歉对生猪生产的影响主要通过饲料价格来传导, 本文中饲料价格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粮食产量的影响。

2.2.1 生猪价格变量

生产者根据猪肉价格调整生产决策, 因而当期产量是前期猪肉价格变动的结果。前文分析表明, 养殖者尤其是规模养殖户主要通过能繁母猪数量增减来调整产能, 而能繁母猪生产繁育到肉猪出栏通常需要经过1-2年时间, 因此本文同时引入前一期猪肉价格变动 (PL_1P) 和前两期猪肉价格变动 (PL_2P) 测度生猪价格变动对生猪生产波动的影响。猪肉价格变动预计对生猪生产波动具有正向影响。

2.2.2 生产成本变量

饲料成本在生猪生产成本的比重接近60%。根据2013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统计数据, 全国生猪饲养中饲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56%。因此, 本文使用饲料价格变动代表生产成本变动, 而饲料成本的变动主要体现为玉米、豆粕、小麦麸、育肥猪配合饲料等饲料原料价格变动。一般而言, 生产成本变动对生产波动的影响持续时间远不及猪肉价格, 产生波动受上期成本变动的影响较大。根据生猪饲料成分, 并结合数据指标可获得性, 本文使用上期玉米价格变动 (PL_C) 、豆粕价格变动 (PL_S) 、小麦麸价格变动 (PL_W) 、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变动 (PL_F) 4个指标考察成本变动对生产波动的影响。生产成本变动预期对生猪生产波动产生负向影响。

2.2.3 规模化水平变量

本文采用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出栏量占总出栏量的比重 (ITS) 衡量生猪养殖业规模化水平。《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2011-2015年) 》和《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2011-2015年) 》均把50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重作为衡量生猪产业规模化水平的指标, 本文也采用这一指标。本文预期规模化具有稳定生产波动的作用。

2.2.4 生猪疫病变量

为了准确反映疫病发生的强度和地区差异, 本文构建生猪疫病强度指标 (DER) , 该指标等于生猪重大疾病死亡数和强制扑杀数量除以生猪总量。本文所指的生猪重大疾病是指农业部公布的生猪重大疾病, 包括口蹄疫、猪水泡病、猪瘟、猪繁殖和呼吸系统综合症 (简称蓝耳病) 、猪囊虫病、炭疽、猪丹毒、猪肺疫、布氏杆菌病 (其中口蹄疫、炭疽、布氏杆菌病是牛羊猪等大牲畜都可能发病的病种, 其他疾病是只有生猪发病的病种) 。本文预期疫病对生猪生产产生负向冲击。

2.2.5 政策变量

2007-2008年, 国家为了提高生猪生产积极性, 稳定生猪生产, 出台了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等一系列补贴政策。政策对产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一年, 故本文使用2008-2009年年份虚拟变量 (POL) 作为政策指标。

另外, 为了考察生猪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波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还引入是否主产区虚拟变量MAJ_DUM, 其中四川、湖南、河南、山东、广东、湖北、河北、云南、广西和重庆10个省份为1, 其他省份为0。

2.3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测算生猪生产波动的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根据《中国畜牧业年鉴》和中国畜牧业信息网价格数据库公布的价格月度数据, 通过算术平均得到年度价格数据, 然后计算猪肉、玉米、豆粕、小麦麸、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变动率。不同规模生猪出栏量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畜牧业年鉴》。生猪疫病数据取自农业部自1999年8月以来每月公布的《兽医公报》, 《兽医公报》报告了各省每月生猪重大疾病发病数、死亡数和强制扑杀数, 本文将月度数据加总得到年度死亡、扑杀数。表1给出了有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其中括号内的数值表示该指标取绝对值后的相关统计指标。

3 回归结果与分析

对于静态面板数据, 通常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示为:

本文对式 (2) 分别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 回归结果列示在表2中。从Hausman检验结果来看, 随机效应更适合样本数据。但是对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无论是系数符号和绝对值, 还是统计显著性, 两者差异都很小。估计结果显示, 多数解释变量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 而且猪肉价格变动、玉米价格变动、疫病强度、补贴政策等变量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就具体估计结果来看, 猪肉价格变动对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波动率均有显著影响。前两期猪肉价格对出栏量的边际影响为0.17, 而前一期猪肉价格的边际影响均为0.15, 这意味着猪肉价格每变动10%将会引起两年后生猪出栏量同向波动1.7%, 引起一年后生猪出栏量同向波动1.5%。猪肉价格变动对猪肉产量波动的边际影响与对出栏量波动的影响十分接近。另外, 我们发现前两期价格变动对生猪出栏量波动的影响大于前一期价格变动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正好解释了价格变动刺激下一年能繁母猪存栏量调整, 而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动影响下一年出栏量这样一个1-2年的生产调整周期。

在诸多饲料成本变量中, 只有玉米价格变动对生产波动具有显著影响。玉米作为生猪“饲料之王”, 玉米成本占生猪饲料成本的70%左右[17], 因而玉米价格变动对生猪生产影响较为明显。玉米价格每变动10%, 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将会分别反向波动0.6%和0.5%。豆粕、小麦麸和育肥猪饲料价格变动对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波动的影响比较小, 在统计上也不显著, 这可能跟三者在饲料成本中所占比重较低有关。

与预期一致, 生猪疫病对生猪生产形成显著的负向冲击。当疫病强度达到三千分之一, 即每3 000头生猪中有1头因重大疾病死亡或者被扑杀时, 生猪出栏量将会负向波动1%;当疫病强度达到两千分之一时, 猪肉产量将会负向波动1%。

从是否生猪大省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主产省份波动率略微高于非主产省份,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这说明生猪主产省份与非主产省份的生产波动并无显著差异。

由于波动量有正有负, 表2的回归结果中规模化水平和政策变量的系数并不能告诉我们规模化发展和政策对稳定生产波动的实际效果。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和价格指标取绝对值再进行固定效应回归, 估计结果见表3。从回归结果来看, 生猪养殖业规模化的确有利于稳定生猪生产波动。当规模化水平提高10%, 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波动率都将会降低0.5%左右。政策变量对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的系数为负,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这表明一揽子生猪补贴政策对稳定生产波动的作用比较有限。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在固定效应模型中, 是否生猪主产省份地区虚拟变量被自动剔除。

4 生猪生产剧烈波动影响因素排序

通过前文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各因素对生产波动的边际贡献。然而, 理解生猪生产剧烈波动的成因显然是社会各界更加关心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生猪生产经历了两次剧烈波动, 对猪肉价格和养殖产业造成严重的冲击。从表4可以看出, 全国生猪出栏量在2005-2006年大幅度正向波动, 随后于2007年急剧负向波动, 其中2005-2006年波动幅度达到6%-8%, 而2007年波动幅度高达10.6%。本文在表2回归结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测算各因素对生猪出栏量剧烈波动的贡献率。

首先分析出栏量大幅度正向波动的原因。从表4可以发现, 猪肉价格自2003年开始持续快速上涨, 2003和2004年上涨幅度分别达到26.4%和20.5%, 价格上涨刺激生产者大幅度扩大生猪饲养量, 促进生猪出栏量大幅度增加。将表4中相关变量变动幅度和表2中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相乘, 得到各变量对生猪出栏量波动的影响程度, 进一步将影响程度除以生猪出栏量波动率得到该变量的贡献率, 计算结果列示于表5。从中可以发现, 猪肉价格上涨是造成2005-2006年生猪生产大幅度向上波动的主要原因, 贡献率达到70.1%。同期, 全国生猪疫病虽然比2003-2004年有所提高, 但仍然维持在偏低水平, 较少的疫病为生产者扩大生产提供了保障。玉米价格有一定幅度上涨, 对生产造成负向冲击, 但其影响不足以抵消猪肉价格上涨对生产的拉动作用。观察表4不难发现, 2000-2004年, 全国生猪出栏量处于持续低水平负向波动状态, 因而2005-2006年的正向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恢复性波动, 这可以弥补猪肉价格上涨无法解释的部分。

进一步分析2007年生猪生产大幅度负向波动的成因。从表4可以看出, 2007年生猪生产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式, 猪肉价格下跌、玉米价格上涨以及大范围疫病爆发交织。从2005年起, 我国猪肉价格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 2005年猪肉价格下跌12.5%, 2006年又进一步下跌19.5%, 猪肉价格持续下跌缩小了养殖户的收益, 降低其养殖积极性。另一方面, 同期玉米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 玉米价格上涨26.5%, 成本上涨减少了生产者利润。猪肉价格下跌和饲料成本上涨大幅度压缩了生产者利润空间, 甚至把许多养殖者推至亏损边缘, 致使养殖者大量缩小养殖规模, 造成出栏量大幅度减少。此外, 2007年, 我国宁夏、青海、广东、湖北、新疆、重庆、陕西、广西、江西、福建、贵州等省份爆发了严重的猪丹毒、蓝耳病、猪肺疫和猪瘟疫情, 死亡和扑杀强度超过万分之一, 个别省份如广东、青海、宁夏疫病强度达到两千分之一。大范围的疫病爆发对我国生猪生产构成显著的负面冲击。从表5的测算结果来看, 前期猪肉价格持续下降对生猪出栏量负向波动的贡献率达到47.4%, 玉米价格上涨贡献率为14.9%, 疫病强度的贡献率为8.3%, 在上述11个疫情严重的地区, 疫病强度的贡献率高达27.3% (表5括号内的数值) , 超过了饲料成本上涨的影响。可见, 2007年生猪生产大幅负向波动是猪肉价格持续下跌、饲料成本上涨和疫病爆发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猪肉持续价格下跌是主要原因, 由玉米价格推动的生产成本上涨和疫病爆发也是重要因素, 而且在疫病严重的地区, 疫病的影响程度超过饲料成本上涨。

5 结论

在本文中, 我们利用全国31个省 (市、自治区) 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考察我国生猪生产波动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表明, 猪肉价格和玉米价格变动、生猪疫病、养殖规模化水平是影响生猪生产波动的重要因素。猪肉价格对生产波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猪肉价格变动10%将会引起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同向波动1.5%左右;以玉米价格为主的饲料成本变动对生产波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玉米价格变动10%将会引起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反向波动对稳定出栏量波动的作用比较微弱, 而生猪主产省份和非主产省份生产波动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 2005-2006年生产大幅正向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猪肉价格上涨, 其贡献率为70.1%;2007年生产大幅度负向波动是猪肉价格持续下跌、饲料成本上涨和大范围疫病爆发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贡献率分别为47.4%、14.9%和8.3%, 在疫情严重的地区, 疫病强度贡献率达到27.3%。

6 启示

根据以上发现, 本文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 生产者根据生猪价格变动调整产量, 而产量调整造成的供给波动又会引发价格波动, 生产波动与价格波动之间这种周期性循环波动链条长期以来一直未被打破, 在未来仍将是一个难题。但是, 政策在降低猪肉价格波动幅度进而缓解价格与生产循环波动幅度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一方面加大冷冻猪肉中央储备力度, 选择合适的时机收购或者投放市场, 防止猪肉价格过度波动;另一方面加大生猪流通环节监管力度, 打击市场价格哄抢现象, 避免猪肉价格人为放大。

2) 充分认识饲料成本变动对生产波动的传导性, 防范玉米价格对生猪生产造成剧烈冲击。值得注意的是, 玉米作为大宗粮食作物之一, 其价格变动与粮农增收和国家粮食安全息息相关, 玉米价格过度上涨会威胁养殖者收益, 过度下跌则不利于粮农增收。因此, 调控玉米价格的最低收购价政策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寻找最优的价格平衡点, 保障种植业和养殖业良性发展。

3) 加强疫病防控始终是避免生产损失的根本举措之一, 要避免产量大幅度下挫, 需要将重大疾病死亡和扑杀率控制在三千分之一以内, 并且需要严格控制疾病的跨区域传播, 防止大范围疫情爆发。

4) 规模化经营有助于缓解生产波动, 但我国目前规模化水平偏低, 对生产波动的缓解作用有限, 在未来应该大力推动规模化养殖。

5) 2007年实施的一系列补贴政策对于稳定生猪出栏量波动的作用有限, 而且加剧了能繁母猪存栏量波动幅度, 在未来需要考虑调整补贴政策内容和时机。

影响水貂犬瘟热免疫效果的因素 篇8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 试验动物:试验养殖场水貂。 (2) 试验器材:超净台、96孔细胞培养板、移液器等病毒含量测定和中和抗体测定用具。

1.2 试验方法

(1) 犬瘟热冻干疫苗与湿苗稳定性比较:选择病毒含量为105.0TCID50/头份的犬瘟热冻干疫苗和湿苗各一批, 将冻干疫苗和湿苗分别保存在-20℃, 定期取样进行病毒含量的测定, 观察两种疫苗的保存期。 (2) 犬瘟热湿苗冻融次数对病毒含量的影响:选择病毒含量为105.0TCID50/头份的犬瘟热湿苗一批, 分别冻融1、2、3、4次, 取样进行病毒含量的测定, 观察不同冻融次数病毒含量的变化情况。 (3) 犬瘟热湿苗室温保存对病毒含量的影响:选择病毒含量为105.0TCID50/头份的犬瘟热湿苗一批, 在室温分别保存0.5、1、2、3、4、5、6h, 取样进行病毒含量的测定, 观察在室温条件下不同时间病毒含量的变化情况。 (4) 不同日龄仔兽犬瘟热母缘抗体维持情况:在山东多地选择30日龄、40日龄、50日龄、60日龄、70日龄水貂仔兽共计620只, 采集血清检测犬瘟热中和抗体, 观察水貂仔兽母缘抗体维持情况。 (5) 犬瘟热肌肉免疫与皮下免疫抗体产生情况:随机选择犬瘟热抗体阴性50日龄健康水貂200只, 分成2组, 每组100只, 一组肌肉免疫、一组皮下免疫水貂犬瘟热疫苗1头份, 在免疫后15日、1月、3月采血检测犬瘟热中和抗体, 比较肌肉免疫与皮下免疫抗体产生快慢和维持时间。 (6) 注射生长激素对犬瘟热抗体产生影响:随机选择犬瘟热抗体阴性50日龄健康水貂200只, 分成2组, 每组100只, 全部正常免疫犬瘟热疫苗1头份, 试验组100只进行褪黑激素颈部皮下埋置, 在免疫后15日、1、2、3、4、6月采血检测犬瘟热中和抗体, 比较在注射褪黑激素对犬瘟热抗体产生的影响。

2 试验结果

2.1 犬瘟热冻干疫苗与湿苗稳定性比较结果

通过试验可见犬瘟热冻干疫苗在-20℃存效果良好, 保存时间长于湿苗保存时间, 具体结果见表1, 因此犬瘟热疫苗冻干保存效果更好, 可在冷冻条件下保存18个月效价不变, 有效避免湿苗 (保存期6个月) 在运输过程中因保存不当造成的疫苗效价损失, 进而造成的疫苗免疫失败。

2.2 犬瘟热湿苗冻融次数对病毒含量影响结果

试验可见, 反复冻融对犬瘟热病毒有很大的损伤, 冻融一次病毒含量下降为原来的1/3, 冻融2次病毒含量下降为原来的1/20, 具体结果见表2, 因此犬瘟热疫苗在运输、储存、使用过程中严禁反复冻融, 对已经冻融过的疫苗要销毁, 未使用完毕的疫苗不能冻存后再次使用, 保证疫苗病毒含量。

2.3 犬瘟热湿苗在室温保存病毒含量的变化结果

试验可见, 高温对犬瘟热病毒有很大的损伤, 在室温保存0.5h病毒含量就下降为原来的1/3, 2h下降为原来的10%, 4h下降为原来的1%, 具体结果见表3, 因此犬瘟热湿苗在运输、储存、使用过程中严禁室温保存, 特别夏季水貂犬瘟热疫苗多在6月份使用, 炎热的夏季更要注意犬瘟热疫苗的正确使用。

2.4 不同日龄水貂仔兽犬瘟热母缘抗体消长规律检测结果

通过检测章丘、诸城、菏泽等地620只不同日龄水貂仔兽血液犬瘟热抗体, 30日龄抗体较高, 在断奶后45日龄则开始迅速下降, 具体结果见表4, 应该根据水貂仔兽犬瘟热母缘抗体检测结果及时进行疫苗免疫, 特别是较大的规模化养殖场更要随时进行检测, 及时调整免疫程序。

(log2)

2.5 肌肉免疫与皮下免疫抗体产生对比结果

通过在章丘实验基地进行的200只水貂肌肉免疫与皮下免疫后检测犬瘟热抗体显示, 肌肉免疫犬瘟热抗体产生较快, 但消失也快, 皮下免疫抗体产生时间较慢, 但抗体维持时间较长, 可以维持到冬季, 具体结果见表5。

(log2)

2.6 免疫犬瘟热疫苗同时注射生长激素抗体产生结果

通过在章丘实验基地进行的100只水貂免疫犬瘟热疫苗同时注射生长激素抗体检测犬瘟热抗体显示, 疫苗犬瘟热疫苗免疫的同时进行生长激素注射不会干扰犬瘟热抗体的产生, 两组水貂抗体产生没有明显差异, 具体结果见表6。

(log2)

3 讨论

3.1 疫苗的选择 养殖场必须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疫苗, 不合格的疫苗免疫后容易造成免疫失败。疫苗应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运输、保存, 最好选择冻干疫苗, 不存在冻融问题。在运输、保存时要注意防止效价的损失, 保证疫苗的质量。

3.2 免疫时间的选择 水貂产仔时间持续半月左右, 仔兽日龄即相差半月, 母源抗体水平不均一, 有的养殖户疫苗免疫全部集中免疫, 势必造成抗体水平产生有高有低, 有条件的养殖场要随时监测抗体水平, 及时调整免疫程序。另外还要根据各地区发病情况及时调整免疫时间, 若周边有养殖场犬瘟热疾病发生则需要提前免疫防止疾病发生。

3.3 免疫时准备 调整水貂体况, 健康的群体才能进行疫苗免疫, 在疫苗免疫前至少7日进行全群驱虫, 为了避免应激, 疫苗注射前后3日饲料中适量添加镇静剂和包被维生素C, 要一兽一针头, 防止交叉感染。

3.4 养殖场禁止饲养其他各种动物, 对饲养的看家犬要严格控制其活动场地, 防止犬到处游荡, 更要防止场外犬进入养殖场, 对于看家犬要及时预防免疫, 看家犬感染犬瘟热是引起毛皮动物养殖场发病的重要原因。

摘要:通过犬瘟热冻干疫苗与湿苗稳定性比较、犬瘟热湿苗冻融次数对病毒含量的影响、犬瘟热湿苗室温保存对病毒含量的影响、不同日龄仔兽母缘抗体维持情况、肌肉免疫与皮下免疫抗体产生情况、注射生长激素对抗体产生影响等试验, 结果表明, 犬瘟热冻干疫苗较湿苗更加稳定, 冷冻可保存18个月, 不存在冻融问题;犬瘟热疫苗溶化后冻融次数越少、室温保存时间越短抗体越高, 冻融2次、室温保存超过3h没有使用意义;肌肉免疫抗体产生快消失快, 皮下免疫抗体产生慢但抗体维持时间长;注射疫苗同时使用生长激素对疫苗抗体产生没有影响。

影响生猪免疫的因素 篇9

1 儿童流动的特点

因父母到外地从事经商、打工、运输等活动,是造成儿童流动的主要原因;计划外生育;孩子无人照料,将孩子托付给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监护等也是儿童流动的重要原因[1]。其特点:人群呈现住所不确定性、地区聚集性、节假日和农忙季节的高流动性共存现象。还有经济困难、小年龄组儿童流动比例显著高于大年龄组儿童等特点[2]。

2 流动人口是传染病高发人群

由于流动人口居住、工作、生活等环境的特殊性,再加上居住地有关部门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这部分人群基本情况和免疫状况,使其成为传染病高发人群。据文献报道,2004年广东省监测系统共报告麻疹580例,其中流动儿童占54.4%[3]。2000—2002年郑州市流动儿童麻疹病例也占当地发病数的44.29%,其发病率为常住人口的4~11倍[4]。苏州市1994—1999年流动人口免疫规划针对传染病平均发病率高达12.52/10万,是常住人口的5.72倍(2.19/10万),且流动人口中麻疹、百日咳、乙型脑炎(下称乙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下称流脑)发病率显著高于常住人口[5]。广东省中山市2000—2002年共报告<15岁AFP病例26例,其中流动儿童占50%。在报告的338例麻疹病例中,流动儿童238例,占总发病数的70.4%[6]。北京市2000年外来人口麻疹发病率是本市人口的9倍[7]。

在流动人口聚集地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报道也不少。2004年4—6月,浙江省玉环县东安村发生一起甲型肝炎暴发流行,共发病45例,其中外来人员占82.2%[8]。2000—2003年北京市外来人口麻疹暴发平均每年5.5起[9]。施燕等[10]报道上海市1999—2004年麻疹暴发疫情96起,其中外来人口暴发87起,占90.63%。

3 流动儿童免疫水平较低

刘卫民等2000年对深圳市罗湖区2~8岁流动儿童开展麻疹抗体水平检测,结果显示,麻疹免疫保护率仅达到51.5%[11]。北京市朝阳区≤2岁外来儿童乙型脑炎抗体阳性率为48.4%[12]。广州省中山市流动人口麻疹抗体阳性率为48.1%,与本地人口麻疹抗体阳性98.1%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儿童脊髓灰质炎(下称脊灰)抗体Ⅰ型、Ⅲ型和几何平均滴度(GMT)均低于本地儿童[13]。

4 流动儿童免疫状况

由于流动儿童受到许多因素制约与影响,使其基础免疫接种率远低于常住儿童。2004年,郑焕英等调查珠江三角洲地区598名流动儿童麻疹免疫状况,麻疹接种率为57.4%,远低于本地儿童94.7%的接种率。在113名免疫空白儿童中,流动儿童占63.16%[3]。刘大卫等[4]2003年对北京市常住儿童和流动儿童9种疫苗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接种率调查显示,北京市常住儿童5种疫苗(BCG、OPV、DPT、MV、Hepv)基础免疫与OPV、DPT、MV加强免疫合格接种率均>95%;风疹疫苗、流腮疫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接种率均>75%。与常住儿童相比,流动儿童5种疫苗各针次合格接种率、5种疫苗基础免疫及时接种率和其他疫苗针次合格接种率分别低于19、28、35个百分点。另外,5种疫苗针次中以超期接种为多,而其他疫苗针次中以未接种者为多。可看出,常住儿童免疫接种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流动儿童的接种率水平显著低于常住儿童。

5 影响免疫接种的因素

5.1 流动儿童居住地分布

郭万申等2000年调查河南省流动儿童免疫状况显示[15],分布于大型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区域的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率最低,为20.8%。其次是市区内流动人口聚居地儿童免疫接种率为30.5%,县城流动人口集中地为35.8%,城郊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地为37.6%。由此看见,不同类型居住地之间流动儿童接种率存在着差异。

5.2 流动儿童居住形式

流动儿童集中居住与分散居住,免疫状况也有很大差别。有资料显示,散居形式的流动儿童四苗全程免疫覆盖率为89.58%,显著高于聚集地流动儿童接种率76.51%[16]。北京市散居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现状也明显好于集聚流动儿童[17]。

集中居住的流动人口多见于大型建筑工地、大型农贸市场和城郊结合部,80%左右的流动儿童集中在该类区域[18],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故接种率较低。而分散居住的流动儿童大多居住于市区,交通便利,获得信息较快,所以接种率高于集中居住的流动人口。

5.3 流动儿童年龄

在流动儿童中,4岁以下者占流动儿童总数的85.21%[19]。这部分人群由于居住地不同,父母从事的职业不同,极易形成漏卡、漏种,是免疫空白的重要人群。据文献报道[17],2000年北京市≤1岁流动儿童建卡率为73.24%,建证率为84.28%,卡证符合率为70.57%,四苗全程接种率为59.26%,而2~6岁流动儿童平均建卡率为65.87%,建证率为79.37%,卡证符合率为61.38%,四苗全程接种率为44.71%,均低于≤1岁儿童。王达特调查结果也发现流动儿童建证率、建卡率、四苗单苗接种率、四苗全程免疫接种率随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20]。可能与家长较为重视小年组儿童有关。

5.4 流动儿童居住时间

流动儿童居住时间与免疫接种率有很大关系。有资料显示,流动儿童居住超过1年者占 68%[20]。有36.7%的儿童在1周岁内家庭经常变换住址[15]。刘晓强等[21]分析云南省流动儿童OPV免疫状况显示,居住时间≤6个月、7~12个月、13~36个月、≥37个月流动儿童OPV零剂次分别为32.09%、30.14%、21.97%、15.40%,≥3剂次接种率分别为34.1%、36.88%、40.97%、52.02%。可见,随着居住时间延长,零剂次免疫儿童所占比例逐渐减少,≥3剂次免疫儿童所占比例明显增加。河南省流动儿童居住时间<3个月建证率为62.78%,居住6个月~1年建证率为79.48%,居住一二年建证率为89.20%[15],也随着流动儿童居住时间的增加,建证率逐渐增高。

5.5 流动儿童父母的职业

流动儿童父母不同工作类型可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免疫状况。有调查显示,流动商贩子女的免疫接种率为25.1%,其次是受雇佣者子女的免疫接种率为29.3%,固定店铺子女的免疫接种率为38.6%,单位职员子女的免疫接种率为42.4%[15]。

5.6 流动儿童来源

云南省在1998—1999年脊灰强化免疫活动中调查,来自省外流动儿童OPV零剂次免疫所占比例为33.9%,明显高于来自省内的流动儿童18.9%。≥3剂次疫苗所占比例省外儿童为32.2%,明显低于来自省内的流动儿童43.78%[21]。夏军强2002年分析南昌市西湖区流动儿童免疫状况显示[16],来自本市各县四苗全程接种率为88.93%、来自本省其他地区四苗接种率为81.61%,来自省外儿童的四苗全程接种率为63.41%。

由此看来,流动儿童来源地不同,其免疫状况也有很大差别。其原因可能为外省儿童多来自贫困地区,其家长或监护人文化程度较低,防病知识较差,与当地语言交流困难,信息缺乏,一般不会主动寻求预防接种。

5.7 流动儿童家长的文化程度

有人对儿童母亲文化程度与乙肝疫苗接种率关系做过调查,结果显示母亲是文盲的儿童,乙肝疫苗接种率为18.67%;母亲文化程度是初、高中的儿童,乙肝疫苗接种率为44.67%;母亲文化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儿童,乙肝疫苗接种率为76.67%[22]。儿童乙肝疫苗接种率均随着母亲文化程度的增高而增高,其他疫苗也会是这样。

5.8 宣传力度不够

由于儿童流动性强,管理人员难以及时掌握流动儿童迁入迁出信息和居住地址。夏军强在分析流动儿童未接种原因时得出,因信息不畅,儿童家长不知道要接种,不知道要接种第2、3针,不知道接种地点者占67.07%。因接种地点太远,无人领儿童接种者占26.35%[16]。另外,家庭经常变换住址,计划外生育,儿童没有户籍,也是影响接种的原因。

流动儿童免疫接种问题,是城市免疫规划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课题。而流动人群居住区域分散、居住场所不固定,流动性大是造成流动儿童免疫接种工作难以很好开展的主要原因。群众对免疫规划工作不理解,缺乏主动性以及部分地区免疫服务存在漏洞,也是当前流动儿童免疫工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

6 流动儿童管理对策

6.1 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理制度

地方政府应尽早制定《流动人口管理办法》,规范公安、劳动、工商、计生、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行为,统一流动人口登记内容,实现信息共享。采取外来人口办理暂住证、就业证、房屋租赁手续的同时,办理流动儿童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前查验预防接种证等措施,建立流动儿童档案。

6.2 重点加强对流动儿童家长的宣传

在实际工作中普遍遇到外来儿童家长不配合现象,表现为接到通知单不去接种,迁离居住地不到接种单位办理转预防接种卡手续。一些外来儿童家长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和针次不了解,对儿童进城后需补种这些疫苗缺乏认识,很少主动获取预防接种信息和主动要求接种,有13.2%的家长认为不需要进行接种,还要21.7%的家长拒绝接种[15]。因此,要重点对流动儿童家长采取易于接受的方式和途径进行宣传,增加宣传频次,扩大宣传覆盖面。要针对流动儿童家长的特点,选择宣传内容。确实消除流动儿童家长的疑虑,提高其预防接种的主动性。

6.3 提升预防接种门诊服务能力

外来儿童的高流动性不断打破城市原有的平衡,在预防接种服务保障条件和人力资源不足的条件下,要优先进行预防接种门诊规范化建设,在人力、物力上予以补充,必要时在流动人口聚集地设立接种点,或为流动儿童提供上门服务,提高对流动儿童的免疫服务水平。

6.4 加强流动儿童免疫规划工作质量考核

要定期组织开展流动儿童免疫状况调查,并与免疫规划工作日常考核相结合。通过考核进一步确定流动儿童免疫规划工作质量较差的重点地区,分析影响工作质量的原因,找出工作中薄弱环节,及时采取措施,有利于提高流动儿童免疫规划工作水平。

6.5 建立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全省乃至全国共享的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使预防接种资料记录在系统内实现异地交换调用、持久保存,建立儿童流入与流出地之间的接种单位对儿童接种资料的互传使用,解决因预防接种证丢失导致的免疫空白。

6.6 探索流动儿童预防接种新思路

当前外来儿童预防接种工作,越来越成为大中城市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各地也都在积极探索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北京市自2000年起对<7岁外来儿童实施强化查漏补种策略,在初期仅补种OPV的基础上,逐步将MV、DPT、MPV、JEV的零剂次免疫儿童纳入强化查漏补种活动中,收到显著效果。该市2000—2005年<7岁外来儿童建卡率由原来的64.5%~80.6%上升到98.3%~100.0%,建证率由68.7%~84.9%上升到98.3%~100%。OPV漏种率由21.3%~30.8%下降至≤3%,MV、DPT、JEV补种率达到90%以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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