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和谐 篇1
名副其实的“森林王国”
加蓬的森林覆盖率很高,因为所有城市和乡村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5%,所以享有“森林王国”的美称。林业是加蓬经济发展支柱产业之一。加蓬有树木8 000多种,其中很多属名贵木材。而目前开发的只有70余种,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加蓬木材产品的最主要出口目的地是中国。
“加蓬”的名字源自葡萄牙人穿的一种服装。15世纪中叶,葡萄人在这里登陆,发现加蓬河的上游河口形状像水手穿的一种服装,而这种服装的发音近似于“加蓬”一词,于是“加蓬”的名字便演变而来。
在加蓬全境,目前2000万公顷的森林正在开采,开采的森林还不到全国森林总数的十分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一辆辆木材运输车在公路上穿梭奔驰。在沿海一带的城市,木材加工厂、家具厂鳞次栉比,场地上、公路边的木材堆积如山。所到之处,满眼的住房都是木结构的,无论在社区、工厂、机关、学校,就连总统府大楼外装修都是用不同颜色的木材装潢的。奥库梅木是加蓬的名贵木材,当地一些五星级宾馆的装修及家具都用这种木料制作。奥库梅的木纹比人工雕刻的还清晰,它的气味超过香樟树的芳香。用它制作的家具胜过红木的气派。
繁华的利伯维尔
首都利伯维尔占地不到2 200平方千米,然而四季常绿的热带树林和曲折绵长的大西洋海岸线吸引着无数的游客。海滩边的红树林是加蓬奇特的植物景观,海水涨潮时,高大的树木只有树冠露出水面,简直成了“海水漂浮物”。海边矗立的各种雕塑非常别致,这些雕塑有的是用易拉罐、废铁、汽车轮胎、陶瓷等做成的,形象逼真,引来游客驻足观看,和它们合影。而以动物造型的木雕居多,各种各样的动物各具形态,栩栩如生,不得不让人由衷地佩服雕刻家的鬼斧神工。
邦戈凯旋大道是首都的主干道,政府办公大楼矗立在大道的两边,参议院大楼、邮政大厅雄伟壮丽,中国建筑公司承建的广电大厦造型独特,三座建筑物遥相呼应,成为凯旋大道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首都的商贸中心位于独立大街。这里店铺林立,热闹非凡。象牙制品、木制家具、服饰、灯具等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这里最著名的工艺品当属一种叫“鼻骨”的画了。这种鼻骨画是用加蓬鼻骨地区盛产的一种鼻骨石精制而成的。它做法精致、入微,雕刻师先把鼻骨石雕刻成人物头像、动物、花草等,然后上色,再把它镶嵌在精致的镜框内,无论人物表情,还是动物形象、花草的艳丽景色都栩栩如生,是无与伦比的装饰品。鼻骨石是非常软的石头,只要你用手指轻轻一抠,石末就会掉下来。加蓬还有一种著名的工艺品就是木制邮票。通过电脑把邮票图案放大,然后贴在薄薄的木片上进行雕刻,一幅作品在雕刻艺人的手中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就可完成,可随身携带,是加蓬独特的纪念品。
人与自然和睦相处
俾格米人是加蓬最早的居民。早在埃及法老时代就有关于他们的记载,在古希腊和罗马史诗中也提到过。该族男子身高1.4～1.5米,女子身高1.0～1.3米,腿短而粗壮,胸膛宽阔,鼻子扁平,薄嘴唇,大脑袋,双眼炯炯有神,全身呈古铜色。他们散居在奥果韦河上游热带雨林的深处,总人数约3000人。由于长期受班图人文化影响,俾格米人已失掉本族的语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加蓬的林业发展重点已转向森林综合开发。为保护得天独厚的森林环境,政府在森林区域开辟了13个自然公园用于开发旅游,面积达200万公顷。公园内很多动植物是世界其他地方见不到的,很有特色。也许你久居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来到这里,会使你获得重返大自然的愉悦。加蓬不仅有茂密的森林,还有你未曾见过的鸟类:斑鸠、白顶鸟、滩涂鸟、鸬鹚、白鹭……这里有陡峭险峻的山峰、苍翠茂密的森林、绿草如茵的草甸、蜿蜒曲折的溪流,是珍禽异兽出没、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
在加蓬,无论在城镇,还是到乡村,到处都能听到鸟儿的清脆婉转的啼鸣声,满眼看见鸟儿飞翔的身影。放眼望去,你会发现许多树上筑着大大小小的鸟巢,在阳光的映照下,隐约看到那些雏鸟蠕动和鸟妈妈细心呵护宝宝的场景。加蓬人喜爱鸟,在一些游览景点,你经常看到一些老人在喂鸟,这些鸟儿好像跟他们很熟悉似的,一些鸟儿不停地在他们的头上和肩上蹦来跳去,人鸟和谐共处,甚为融洽。
尽享世外的宁静和谐与安详 篇2
这不仅使得他在内心中依然独享着一种世外的淳朴与浪漫，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其实更多是他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是他对于人生最完美状态的一种图景化构建与诉求。
在上海这样的喧嚣繁闹、竞争惨烈、生活节奏超快的国际化大都市，读郭文斌的长篇小说《农历》——这种完全唯美化的文学艺术作品显得有点不合时宜。我边读边一再想象着郭文斌的现实生活状态。难道这个郭文斌就不是生活在当下充满争斗和欺诈的商业社会之中的吗？莫非作家真的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真的可以独自摆脱尘俗而身处世外桃源？一直读到被小说名为《望》的附录部分，我才明白郭文斌的确还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他有着非常正常的现实生活、工作、家庭、妻儿……只不过，他的意识深处还牢固地保留着那种最远古的田园牧歌的情境。这不仅使他在内心中依然独享着一种世外的淳朴与浪漫，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其实更多是他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是他对于人生最完美状态的一种图景化构建与诉求。
小说从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到环境描摹，都极其简洁单纯。男女主人公五月、六月是一对涉世未深心地纯真的少男少女。而小说的整体结构，则是由两个小主人公在农历一年中的重要节日里，按照传统习俗进行纪念或者劳作时所发生的故事而组成。这样的结构显然体现了作者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秩序的留恋和崇尚。而这样的一种完全依照自然时序生成的伦理秩序，又恰恰是他所理想的社会和谐安详的深层结构性基础。
就小说的主体内容而言，首先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传统节日民俗大全，或者起码是我国西北一带节日民俗的全景展现。其中严格按照天然时序，从作为旧年刚过，新年之初的元宵节，到作为年尾的大年，总共15个农历的节日，小说以非常细腻明快的笔法，描写和讲述了这些节日中各种纪念的活动、程序以及步骤。而这些活动又都是以五月、六月这对姐弟的参与过程为线索展开，使得整个活动充满人间情趣和俗世风情。
当然，小说对于西北民情风俗的表现，又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平面化的以及情景再现式的记叙和演示。其中更主要的还是对于我们民族悠久漫长的传统文化之根之源的追溯与呈现。那些优美温馨的民俗活动就如同是民族文化之树之花；而传统经典文化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充满智慧和理想精神的思想观念，则是其根。我们的民族生活中之所以能够一直保留着那么程序严密万世坚守的民俗活动，根本就在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大树一直都是根深叶茂，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一直都在滋养着我们世世代代华夏子孙的心灵。如《清明》一章中写五月、六月在集市买祭祀用纸，二人在选纸时极其用心和认真，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声音：“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而当姐弟俩把这些传统“家训”和“家规”等等如同诗一样的文字脱口背出的时候，不仅当即得到满场喝彩，而且很多人愿意把纸送给他们，还邀请他们下次再来传授他们的这些文化知识。这样的情节不仅生动地表现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神后继有人，而且尤其有着极其广泛和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
此外，小说的艺术深度还在于，两个混沌初开诸事懵懂的小主人公，在他们参与的所有活动以及他们的所见所闻中，总是不断提出或者讨论一些抽象性的、思辨性的、甚至带有终极意义的各种问题。诸如：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男人和女人？爱是什么？诚是什么？解放是什么？……很多时候，小主人公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和讨论，甚至颇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之风，
如：
“草木为啥不能踩？六月问。
因为草木也是命？
啥叫命呢？
活着的都是命。
麦子活着吗？
当然活着啊。
那它咋不说话？
它说呢，只是你听不见。”
一种宁静肃穆的和谐境界 篇3
【摘要】“地道的回族作者写的地道的回族小说”，直接点明了石舒清小说中所具有的一种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反映了回族聚集的“西海固”这个特殊地域固有的民族心理、民族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②塑造了独属“西海固”一方的民族形象；③渗透着较丰富的民族文化（民族风俗）。
【关键词】小说；民族特色
有评论者评价石舒清小说是“地道的回族作者写的地道的回族小说”，种观点直接点明了石舒清小说创作所具有的一种民族特色。“文学源于生活”，石舒清的小说之所以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与生他、养他、育他的，苦甲天下的回族聚集的“西海固”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民族生活和民族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西海固”的表面荒凉而内里丰厚的黄土地，给他提供难以枯竭的创作资源和令人激动的文学想象。
“我的小说所描述的人和事，几乎都属于我的民族”，石舒清小说所述的人和事不仅仅属于他的民族――回族，而且是他最为熟悉的“西海固”这片黄土地上的民族。说起“西海固”这片回族聚集的黄土地，人们总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将“西海固”与“贫穷”联系起来。甚至“贫穷”已成了“西海固”的代名词。“西海固”是一个物质贫困、消息闭塞的地方。然而，就这片贫穷、荒瘠、枯焦、孤寂，似乎被人遗忘了的黄土地，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
一
石舒清小说中的民族特色，首先表现在它反映了回族聚居的“西海固”这个特殊地域的民族心理、民族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石舒清身为一位长期生活在回族聚居的乡土世界里的作家， 一直以来他就静观默察着“西海固”的生活和命运，“西海固”那无言的大山、干涸的河道、废墟一般的村庄、苦焦的人民，在他的小说世界中有着如实反映。石舒清小说中，有对这个特殊地域民族历史回顾的，有对现实生活思考的，有对民族前途关注的。但无论是对民族历史的回顾，还是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或是对民族前途的关注，都浸渍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浓的“乡土”味道。
由吹不尽的黄沙和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构成主色调的贫瘠、荒凉的地域，石舒清诉说着古老苍凉的人生故事，揭示着回回民族艰难的生存奥秘。《清水里的刀子》是篇感悟生死的小说，小说以回族老汉马子善的心理视角感悟了生与死之间的一线所牵和相依相伴，作品的焦点集中在马子善这位老人的心灵透视。主人公马子善纷扰的思绪，由亲人的“无常”所引发的对于生与死的不停追问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主人公在感叹自己在生死大限面前是那样的孱弱无力，而一头充满灵性的牛竟然如此高深莫测地勘破了生死奥秘―“像牛这样的大牲，如果举念端正，在献出生命之前，看到清水里的刀子，就不再吃喝，为的是让自己有一个清洁的内里，然后清清洁洁地归去”。
《清水的刀子》通过马子善老人在“主麻”前埋掉“和自己同一面炕上滚了几十年的女人”后的所见所感，悟出了“再善于讲大话的人，他也不知道他几时死”的道理。“日光倾泻在坟院里，使坟院像一个庞大的废墟”，马子善老人站在坟院门口，四周一片寂静，坟院的风微凉地掠过他的脸面，有些竟吹入他的耳朵深处，他觉得坟院比尘世要宁静得多。想到这里将是他的最终归宿，马子善老人忽然想找“李乡老”，给自己要一块长眠之地，无奈自己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归真”。想到自己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死掉，他突然觉得一种异常的.伤感和恐惧。马子善老人站在坟院门口喃喃自问：“主啊，我究竟在几时呢？”，马子善老人想自己若是知道自己“归真”的时刻，那么提前一天，他就会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穿一身洁洁爽爽的衣裳，然后去跟一些有必要告别的人告别，然后自己步入坟院里来，找到自己的长眠之地，含着清泪，颂着《古兰经》，听任自己的征集像和风那样一丝纯吹尽。
为了搭救亡人，活着的亲属就要施行一些搭救亡人的仪式。尽管阿訇说有时候举念一枚枣，比举念一峰骆驼都珍贵，但人们毕竟都是很世俗的觉得宰一峰骆驼的搭救效力要远远强过宰一只鸡，于是儿子耶尔古拜和丈夫马子善老人决定在“亡人”的“四十”上，宰一头牛搭救“亡人”。自从举意在母亲的四十祀日要用这头牛，耶尔古拜就像伺候自己的老人一样伺候着这头牛。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几个不同的宁静肃穆的和谐画面；耶尔古拜“牵”着老黄牛走到西边的墙脚下，清晨的阳光照亮了墙壁和牛的一部分，阳光落在它那阔大的脸上，它微眯着眼，不疾不缓，悠闲而舒适地反刍着，显得自在而受用。尽情地享受着耶尔古拜对它的梳洗。阳光下，耶尔古拜看着肥嫩的苦苦菜被牛大口大口香甜地吃着，看着牛瘪瘪的肚子有些夸张地鼓起耿，心里有种难以言述的喜悦；四十祀日的前三天，晨光给高高的树梢上淡淡地涂了一抹金色。无数的麻雀在巨大的树冠里异常激越地吵着，让人的心理荡开着一粼一粼很温馨的银波。马子善老人正在离树冠较近的高房子里精心地粘《古兰经》，一些金叶似的阳光从牛棚的缝隙里照进牛棚，牛宁静端庄地站在干净的牛棚着，像穿越了时空明彻了一切的老人，不缓不疾，津津有味地反刍着；四十祀日天，马子善老人从早晨寺里喊“邦克”时出去一直到日落才回来，他一走时家门就看见了一张颜面如生的死者的脸正向着他。都是生命在自然怀抱中的一种和谐。
《残片童年・上坟》描写了童年的“我”上坟的故事。回族非常崇尚穆民到坟院里探望亡人。“我们”村里只有一个坟院，由于坟院里埋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所以村里的坟院颇有名气。有不少外地穆民慕名前来上坟，自然少不了有人散“乜贴”。童年的“我”最好去的一个地方便是这个坟院。由于“我”时常去坟院，所以左邻右舍的人都夸“我”是个好孩子，殊不知“我”上坟是为了能拿到“乜贴”。每每站在坟院中，“我”都多么希望有外地人来上坟。一旦发现“我”就表现出一脸的肃然，紧闭双眼，然后念诵一段经文，不少时候“我”都能收到“乜贴”。若有人将“乜贴”放在香房的香炉上，“我”自然是不能拿的。一次，有人将两元“乜贴”放在香炉上，这两元钱对“我”的诱惑力太大，“我”在心里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从坟院里走出来，又撤回去，走出来，又撤回去。最后“我”捏了钱，逃一般地出了坟院。穆斯林是不主张随便拿别人的东西的，更何况是“乜贴”，胡达会降罪的，所以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两元钱对我来说固然一笔不小的财富，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尚有一些宗教信仰的碎片，拾捡些碎片，使这些宗教信仰的碎片支撑着“我”最终将这两元钱的“乜贴”送了回去。送回“乜贴”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和轻松感。这种静穆和谐的境界，是一种在宗教般的氛围中人的心灵和最终行为所形成的一种和谐。 特殊的人人生经验和特殊的宗教情怀，使石舒清早早便打开了同情和关注底层生活的心灵之窗。《赶山》反映了西海固地区回族人民的生活。小说的氛围、人物、事件也均浓重地涂抹着独属一方的、民族的、文化的和生活的色彩。《赶山》记叙了男女老少九个人搭伙去狼窝山拾发菜的过程。咔哒哒的手扶声打破苍凉山谷的寂静；薄薄暮色中李七十儿老汉高亢清亮的喊“邦克”声给这山谷增添了几分神圣；在黄土高坡秋日的阳光下，几个拾发菜的人给这山谷增添了几分生气。小说这种人与自然、人与宗教的关系组成了一幅富有生气的和谐画面。在这九个人中，尤努斯聪俊、活泛；燕燕娇媚、纯情；李七十儿老人庄重、沉稳；迪迪儿天真、幼稚；马利克夫妇和顺、持稳；碎姐温顺、忧郁；尔斯玛乃粗犷、冲动；尔里媳妇率真、健美。其中尔斯玛乃迷恋城市生活，有了野心，看不上自己碎姐；软弱的碎姐不幸，生活中缺少阳光，儿子盘舍子是她唯一的光明；尔里太绵软，尔里媳妇感受到生活中的缺憾。于是有了尔斯玛乃与尔里媳娜偷情一幕。这苟且的结合打破了原有的和谐，引发了碎姐的不幸和尔里媳妇的发疯……在这些人当中，李七十儿老人他年长辈大，他是真正回回化身，是这些人的灵魂。睡在荒山里星光下，老人有些酸楚，想到自己六七十岁的人了，为了光阴，还受这份罪。天空中千万盏不灭的灯，给他一种深远的宁静与永恒的指望；大能的主，使他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暗中抹到孙子，揽入怀中，漠然将眼睛闭上。这种静穆的和谐境界，是饱经世事沧桑，知天命所达到的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
在石舒清的一些小说中，反映了正在发生和演变着的黄土山乡的现实人生。但这些作品不仅描写新的情势下偏远山乡的乡民物质生活发生着可喜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富有力度地描写和刻画了这个特殊地域民族心灵深处的某些精神弱点。自古以来，人们都总喜欢用“剽悍”“粗犷”“淳朴”“憨厚”之类空泛的、抽象的术语去概括回族人民的性格，并认为这是回族人民性格的核心。然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他们心灵深处早已非净土一方。如果这样说有点过分话，至少是在新一代大多数人的心灵深处早已非净土一方，关于他们崇高物质，贪图享乐，张扬个性，放纵情欲，早已充斥着各种报刊杂志和书籍。石舒清几乎是自觉地描写了金钱对于乡村新一代人心灵的残害，而这新一代的年经人恰恰成长于现代教育远远没有普及的乡村。在他的笔下，这个特殊地域民族中的老一代人尚有宗教信仰可以支撑自己的精神大厦，使个人面对强大的世俗欲望的洪波巨浪时，尚能保持冷静的态度，而对成长于政治**年代里的乡村新一代来说，由于远离知识和信仰，在金钱权势面前却显得异常脆弱。
《深埋树下》通过父子两代人矛盾的逐级升华，表现了两代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悬殊，愤怒地谴责了尤素夫见利忘义，游戏人生的思想和行为，有力地批判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尤素夫本来拥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妻子贤惠、稳重、善良、孝顺，并已怀孕六个月；父亲是个虔诚的穆民，老实厚道。一家靠做生意过日子，虽然并不富裕，但也能吃饱穿暧。但尤素夫并不满足，他想挣更多的钱，却忘了一个穆民该有的做人准则。面对儿子的胡作非为，尤素夫大叹息过，劝谏过。他叹息“主啊我的主，我咋养了这么个害喳子”。他再三劝谏儿子“我看你先在钱上缓一缓，学着做一做人吧 ”、“人不怕穷，就怕把亏心事干下，就怕不够人”，甚至指着墙上的克尔白图、经字条幅说：“你现在一天到黑干的啥，就是吃，就是逛，就是看录像啊，还欺负人家女子，还搓麻将赢钱，把那猪的头，也是咱回回穆民搓的吗？你要寺里跑两趟，你这些瞎毛病就全治好了，你信不信？”，“再一个，干啥不能挣钱，你偏去卖烟，这是丢伊玛尼的事儿，你知道吗？”，但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尤素夫哪里听得进去。尤素夫大这种对尘世的超脱，对教门的虔诚，是多么高贵，圣洁，这种静穆和谐的境界是宗教的信仰，也是人生的参悟。
二
石舒清小说中的民族特色，其次表现在塑造了独属“西海固”一方的民族形象。尤其是对这个特殊地域回回民族当中老一代的描写更具有民族特色。
《逝水》通过童年“我”的视角讲述了回族老人姨奶奶苦命的一生。“自古红颜多薄命”，小说主人公姨奶奶，年轻时如花似玉，本可嫁给一个英俊潇洒的有所作为的年轻小伙子，却阴差阳错地嫁给了一个可给自己当爹的老头儿。她饱尝了命运的捉弄，她孤苦伶仃，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那个红颜薄命的姨奶奶“究竟是咀嚼着怎样的一种生之况味才活到90余岁？”。孤独凄凉的姨奶奶，又是怎样宽厚地织一片温暖给一个不喜欢她，甚至有些“讨厌”她的“我”？在卑微的处境中，又是怎样以自己衰弱的肩膀代“我”受过，肩负起一个天大的责任？姨奶奶在寄人篱下的苦难的生活中，她的那种善良美好的人性，是多少的难能可贵。
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姨奶奶，她只是一个灵魂的依傍。她有着很多的清规戒律，有着很多的“不吃”。凡经真主所造，又未经过不值得信赖的人加工过的清真食品，她才吃。她从不与别人同用一个水缸、同用一个缸子，包括“我”在内。每搬一处，她都要求给她独自准备一个小水缸、一个小缸子。水缸经常擦得很亮，盖得很严实，唯恐有灰尘掉入。缸子总是挂在水缸向上不远的墙上，也是极净。在“我”的印象里，她长年封斋。每次唤“我”起来时，她都已封了斋，垂着头坐在一个小红桌子旁边，桌子上香炉里三根香已接近尾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了穆民不该做的事，她只能向真主乞求饶恕自己的罪过。对从拱北上来的经，她显得异常的激动与虔诚。从此以后，姨奶奶常有一种超然宁静与闲适；她的脸上常有一种收获了的喜悦与幸福；而且，“我”发现她脸上还笼罩着一抹高贵的气质。这种静穆的和谐境界，是心灵中宗教信仰与行为所形成的一种和谐的境界。
《招魂》中的主人公柳述增阿訇，天生双目失明，靠爷爷临终前传授的“招魂”之术谋生，他的一生都浸泡于黑暗与贫穷当中。但在他内心深处他深信着真主。他谨慎做人、尽力行善、慷慨舍散，活到了一般人所达不到的圣洁境界。即使如此，他却仍忐忑不安中，至死还怕自己不得“脱离”，总觉得自己招魂所得的乜贴是有罪的。临终前，他千叮咛万嘱咐儿子西穆尔要好好做人，不要过分，并托蒲阿訇能够教导儿子。这种静穆的和谐境界，是人与宗教，思想与行为的自然契合的一种圣洁的人生境界。 三
石舒清小说中的民族特色，再次表现在他的小说中渗透着较丰富的民族文化（民族风俗）。回族是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风俗习惯的。石舒清并没有刻意在衣饰、饮食、习惯等上写回族的独特，而是将这些与日常生活，与生活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宁静肃穆和谐的境界。
回族的习俗，既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又受汉文化的影响，从而构成了自己独特民俗文化。回族是个讲礼仪的民族。小孩生下来后，要先“洗三”，“过满月”，并请阿訇行“命名礼”；回族的服饰与汉族大同小异。但男子喜戴白色或黑色的无檐圆帽，统称为“礼拜帽”或“号帽”，有的则因教派不同而戴六角或八角帽。回族较集中的地区，妇女还要带盖头，中年妇女戴黑色盖头，一般少女和少妇戴绿色的盖头，老年妇女戴白色的盖头；回族人见面要互道“色俩目”，问候一方道“安色俩目而来昆”，意为“愿真主给您平安”，回答一方说“吾而来昆目色俩目”，意为“愿真主也赐给您平安”。而且“色俩目”不分年长辈大；回族以讲究卫生著称，除日常生活中注重清洁、勤于洗澡、房前屋后，室内室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外，还依据伊斯兰教的规定，养成了“大净”，“小净”的习惯。凡穆斯林在房事、遗精、月经和产期血净后，必须冲洗周身，在远行、参加葬礼和集体宗教活动前也应作“大净”。穆斯林在大小便、呕吐、流血和睡眠之后作礼拜要“小净”。回族讲究用流动的净水冲洗。“大净”、“小净”所用传统用具为“吊罐”和“汤瓶”，；在饮食方面，回族禁猪、禁酒、禁食一切自死之物，血液及诵非真主之而宰杀和污秽、残戾的动物；回族有三大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凡穆斯林一日五番礼拜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功课，礼拜是庄严肃穆的，凡礼拜之时，穆民心里不能任何杂念，不能胡思乱想，一心向主；在每个穆斯林心目中，真主是独一的、无偶的，至尊至大的，是宇宙的唯一主宰；世界万物无论大小，细微，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是真主创造，是真主创造了这健全、完美、有秩序的宇宙；真主是无始无终、无内无外、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是永活的；真主是超绝万物无所不能的，是彻知、全知、明察万物的，是大能的。
回族在语言方面，由于既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又受汉语言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石舒清小说《深埋树下》中，尤素夫大骂尤素夫是“卡菲热”，说卖烟会失“伊玛尼”，称儿媳妇是“叶提目”；《逝水》中的姨奶奶祈祷“真主赐悯着”；《赶山》中的马利克夫妇说“乃玛子贵重的了不得，男人不做，婆姨要劝呢，不劝的话，有罪呢”；《招魂》中，柳阿訇说“乜贴嘛，咋能论多少？你有多少散多少”。这种回族特有的语言夹杂在汉语言当中，读来给人一种浓浓的独属西海固的乡土气息和一种不可名状的亲切感，显得那么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