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音乐思想 篇1
一、孔子的音乐实践活动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学琴时的进度情形: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 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 未得其数也。”有间, 曰:“已习其数, 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 曰:“已习其志, 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 有所穆然深思焉, 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 黯然而黑, 几然而长, 眼如望羊, 如王四国, 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 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这个故事在《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列子》等中都有记载, 孔子在学习古琴演奏时的态度认真而严谨, 讲究循序渐进, 由曲调到演奏技巧, 由技巧到曲子的志趣神韵, 由志趣神韵进而体会到作曲者的人格风貌。它不仅给后人树立了学习音乐的榜样, 也反映出身孔子自己的好学、善学的精神和品质。在演奏时对乐曲“未得其数”、“未得其志”、“未得其人”的高标准艺术追求, 进一步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即乐器演奏不能仅停留在对技巧的掌握和对乐曲演奏的熟练程度等方面, 而应以理解乐曲所表达的深刻内涵为重要目的。
《论语·宪问篇·第三十九章》记载道:子击磬于卫, 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 曰:“有心哉, 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 斯己而已矣。深则厉, 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孔子在击磬石时他的人格是与磬声融为一体的。荷蒉者从孔子的磬声中领会到了孔子“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的悲愿。
《论语·述而篇·第十章》记载道:“子于是日哭, 则不歌”。意思就是说孔子除了在哭丧那天以外都会唱歌的。即使是被困在陈蔡之野, 仍在唱歌。直到将死之前, 还唱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可见孔子无一日不歌, 并且他对于音乐的学习, 也如对于一般的学问一样, 是随地得师, 终身学习不倦。《论语·述而篇·第三十一章》记录曰:“子与人歌而善, 必使反之, 而后和之。”
《诗经》是由周朝乐官编成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是配乐歌唱表演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 已经出现了乐调紊乱的情况。孔子周游列国以后, 晚年回到鲁国, 重新编定整理了《诗经》的乐谱, 使它恢复了古代原初的风貌。即所谓“吾自卫反鲁, 然后乐正, 《雅》《颂》各得其所。” (《论语·子罕篇·第十五章》) 。
二、孔子的音乐思想之礼与乐
在孔子的音乐思想中, 礼与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礼”是指人应当遵循的一种行为准则, “礼也者, 理也”, “安上治民, 莫善于礼”。“乐”是实施“礼”的重要的形式和有效的手段, 通过“乐”的形式来实现对人“礼”的教化, 二者融为一体, 构成了孔子的礼乐思想。孔子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实施礼乐, 使人具备“德”之品格, 用礼乐来达到“中庸之和”。
音乐是君子提高修养的一种有效途径。《论语·泰伯篇·第八章》:“子曰: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就是说:培养性情开始于《诗经》, 培养立身之道在于《礼记》, 陶冶情操在于《乐记》。孔子所开设的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 , 音乐位居第二, 这也反映出他对音乐的重视。孔子所倡导的音乐教育实际上是以“礼”为核心的教育, 礼乐合二为一, 从这个层面上讲, 强调音乐教育的价值主要是培养思想、行为合乎道德规范, 利于国家发展的治国之材。音乐要在“仁”中体现。正可谓:“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 (《论语·八佾篇·第三章》) 。
孔子对乐舞的社会功能是非常重视的, 这与礼乐制度的规范要求和精神实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周代礼乐制度中, 乐舞艺术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天子享受“八佾” (八人排成一行, 八行共同起舞来表演) 的乐舞规模, 诸侯享受“六佾”的乐舞规模, 大夫享受“四佾”的乐舞规模。但鲁国执政贵族大夫季氏, 却“八佾舞于庭”, 公然僭越了周礼。当孔子听说此事, 不禁发出“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篇·第一章》) 的激愤之语。
三、孔子的音乐思想之尽善尽美
“尽善尽美”思想的提出, 是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 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这一思想的形成则是通过对于音乐的批评和阐发来完成的。
《论语·述而篇·第十三章》记载曰:子在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没有料想到音乐可以达到这种神奇的境界。《论语·八佾篇·第二十五章》记述曰:子谓《韶》:“尽美矣, 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 未尽善也”。《韶》传为舜所制的乐舞, 反映大舜帝治理天下之功德。在孔子看来《韶》既有美的曲调, 又有美的内容, 故将其推崇备至。《武》是周武王之乐, 乐以“武”为名, 其中蕴含着发扬征伐大业的意味。尧舜实行的是禅让, 舜靠着高尚的品德受到尧的信任, 因而得到天下, 所以歌颂舜的乐舞《韶》乐充满了祥和欢乐之气, 是尽善尽美的。周武王实行的是征伐, 是依靠武力推翻了商纣王, 完成了朝代更迭。《武》乐章里难免流露出杀伐之气, 尽管它在艺术形态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 达到了美的极致, 但在思想内涵上却略有欠憾, 没有达到善的极致。
孔子所要求于音乐的是美与善的统一, 善中有乐, 乐中有善。孔子认为, 《韶》乐是尽美的, 又是尽善的。所谓“尽美”, 是说它在艺术形态上达到了美的极致;所谓“尽善”, 是说它在思想内涵上达到了善的极致。乐之所以能够成为乐, 因为它可以是人感受到某种意味的“美”。
李泽厚指出:“重要的并不在于孔子何以对《韶》乐和《武》乐作出了两种不同的评价, 而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孔子对于美与善的关系的看法。”具体来说, 就是将美区别于善的观点中包含着对美的独立性的肯定。“孔子所以能如此, 这是因为他从仁学的基本观点出发, 重视人的感性现实存在, 重视作为社会的人的感性享受和愉快的合理性、正当性的缘故。”
《论语》及其他资料中关于孔子的音乐实践及相关的音乐思想的论述是我国古代音乐理论中闪烁光芒的瑰宝, 并且对我国古代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感而作的音乐, 尽善尽美的音乐在传递着人类心灵的声音, 反映人的精神世界。
摘要：孔子, 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儒家学派创始人, 其谈仁、谈礼、谈信等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同时孔子在音乐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 一生极为重视礼乐教化, 且终生积极躬行。孔子对音乐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后世的想象, 而且他的音乐思想对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孔子,音乐实践,音乐思想,礼乐,尽善尽美
参考文献
[1]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 2011.
[2]贾剑蕾.孔子音乐思想及音乐实践刍议[J].学术论坛, 2009 (7) .
[3]张丰君.论孔子的音乐思想[J].管子学刊, 2011 (3) .
[4]朱志德.孔子的音乐思想[J].社会科学, (61) .
[5]李泽厚, 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孔子音乐思想 篇2
一、在《音乐鉴赏》课程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音乐是表达情感、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精神状态的艺术。先秦时期,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论著《乐记·乐本篇》中讲“凡音者, 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 故形于声;声成文, 谓之音”, 也说明了这一点。
《音乐鉴赏》不能单纯地只注重聆听、只播放音像资料就万事大吉了, 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感染影响学生的精神世界,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这需要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 在教学中把音乐的美育思想贯穿其中, 使学生完成对美的感受与欣赏后作出鉴赏与评价, 通过音乐的艺术熏陶培养美的感情与情操, 进而形成和发展审美的精神世界, 这是美育教育的任务。因此, 选择有针对性和代表性的音乐作品是非常必要的。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对作品的分析, 使学生了解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表现风格等, 引发思想感情上的共鸣;针对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要使学生在美的旋律、美的意境中, 提高对美的向往和追求;通过对音乐作品的视听, 逐渐提高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至关重要, 通过引导、分析、讲解、提高来培养学生在美的旋律和意境中对美的向往和追求, 逐步建立正确的审美观和审美情趣, 使学生真正懂得音乐艺术领域中的真、善、美。
古琴是一件大家并不十分熟悉的乐器, 有的学生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然而, 这却是在孔子时期便已盛行的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三千余年不曾中断。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 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 位居“琴、棋、书、画”之首。关于古琴有着各种传说:伯牙弹琴遇知音;司马相如以一首《凤求凰》追求才女卓文君, 被传为佳话;诸葛亮空城弹琴退数万雄兵, 又展示了古琴的另一种力量。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爱不释手的器物。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 要达到这样的意境, 则要求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而为一, 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只有通过对古琴知识的介绍以及作品的欣赏, 才能使学生真正感受古琴音乐的魅力, 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提高审美情趣。
二、在《音乐鉴赏》课程教学中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
孔子办学以培养“君子”为宗旨, 他说:“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 其整个教育内容就是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混合物, 使学生通过学习知识, 从说话到行为、从意识到作风, 都渐渐形成君子风范。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教师应当把德育贯穿和渗透到教育和教学全过程中,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公共艺术教育中的音乐教育是富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审美教育, 德育渗透功能是其它学科无法取代的, 其中加强对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是一项重要内容。公共艺术教育中音乐教育含有丰富的德育内容, 易于展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音乐教材中内容大多教育学生爱家乡、爱自然、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 树立远大理想, 继承革命传统, 尊敬师长, 互相友爱等, 从多种角度帮助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与此同时, 教师还应当牢固树立德育意识, 以教材为内容, 以课堂为阵地, 认真钻研、分析和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 寓德育于音乐艺术美之中, 引导学生通过音乐, 抒发美好的感情, 让学生在理解美、鉴赏美、表现美中培养高尚的情操和道德。《音乐鉴赏》不仅要使学生了解音乐常识, 学会欣赏音乐作品, 更要通过音乐作品的欣赏, 感受和传达真、善、美的真谛, 使学生的品格得到升华, 心灵得到净化。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广泛地接触不同风格、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中外音乐作品, 通过对优秀音乐作品的分析、讲解和对世界各国优秀作曲家及时代背景介绍, 在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受到教育和启发, 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从而逐步培养其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情操。
例如, 声乐作品《松花江上》是张寒晖于1936年11月创作的, 当时正在西安二中教书的张寒晖, 由于亲眼目睹了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小, 流亡关内, 耳边充满嗟叹痛苦的呼声, 于是谱写出这首感人肺腑的歌曲, 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 唱出悲愤交加的声音。类似的作品都有着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因此在教学中应就其时代背景和创作背景给学生作以介绍, 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三、《音乐鉴赏》课程教学中须全面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因素, 教师具有的素质、教育思想、道德品质、专业素质、治学态度等都会直接影响学生的成长。
“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音乐鉴赏》课教学中要具备多元素养和多元文化知识:一是要求教师具有较强的音乐文化素养以及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熟悉所教学科, 了解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最新研究成果, 不断以新的专业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 增加自身的专业知识储备;二是必须具有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大学生精力充沛, 求知欲强、视野开阔, 新的想法和问题也越来越多, 从客观上要求教师具备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现代科学的发展显现出不断综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 科学知识本身是相互联系的。素质教育实践要求教师具有广博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所以, 教师应当在精通专业知识的前提下, 努力掌握丰富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 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 这样才能满足当代青年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最大限度地为学生获得多方面的知识提供源泉。
“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 现代教育更是要求教师注重塑造学生的人格, 以自身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和言行举止, 启发和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因此, 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向上的态度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为学生创设愉快、新颖、平等的教学环境和氛围, 通过引发学生的情感活动, 来实现教育的目标, 这是教师最重要的教学能力之一, 也是每一个教师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
艺术教育是灵魂的教育, 公共艺术教育中的《音乐鉴赏》课程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面对的学生多、范围广, 通过让学生欣赏音乐作品, 触及学生的灵魂, 使学生的心灵发生莫大的变化, 进而使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及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一作用是不可限量的。因此, 我们应把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作为素质教育的载体, 使学生全面发展, 从而为开创公共艺术教育的新局面而共同努力。
摘要：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 其教育思想包含许多符合教学规律的、值得我们肯定和借鉴的合理因素。《音乐鉴赏》课是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作者从自身的教学体会出发, 浅谈孔子“乐教”思想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音乐鉴赏》课教学的启发, 以期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在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
关键词：“乐教”思想,公共艺术教育,《音乐鉴赏》
参考文献
[1]聂振斌.儒学与艺术教育.南京出版社, 2006.
[2]褚斌杰.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简析 篇3
关键词：孔子；音乐美学；思考
作为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不仅学识广博，思想内涵丰富，在音乐美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以仁释乐，以乐树人，充分认识到音乐在育人方面的重要意义，从音乐之道总结出治国之略，其美学思想至今具有深远影响。研究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于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发展今天的音乐美学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孔子的音乐审美标准
“中和之美”是孔子在音乐审美标准方面的重要主张。“《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是孔子对《诗经·关雎》的评论，他认为艺术在表现情感时应注意哀和乐的适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努力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孔子在总结以往艺术历史和审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美、善、文、哲”的辩证统一，将“中和”作为典礼用乐的基本要求贯穿到艺术表现情感的全过程。按照这种“中和”的美学思想，音乐艺术可以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但表现的情感应有节制，无论是内在思想还是外在形式，都应保持一种理性，避免情感的激烈和外露，倡导含蓄、适度、节制，以维持社会存在与个体身心的均衡。
孔子“中和”的审美标准要求对立因素在审美对象中应和谐、统一，既强调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协调性，又重视艺术在情感表达上对个体乃至整个国家产生的深远影响。艺术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对社会起到和谐与稳定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艺术发展史中，这种“中和之美”的音乐审美标准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美学原则，在中国美学史上影响深远，贡献巨大。
不可否认，这种“中和之美”的音乐美学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比较突出的是主张体现中和之美的雅、颂之声，对民间流行“俗乐”的抵制和反对。孔子在回答弟子颜渊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说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这里的“郑声淫”，并非淫邪、丑恶之意，而是指过度、放纵，不合中庸之道，失却了“温柔敦厚”之旨，因而遭到孔子的排斥。一定程度上来说，孔子贬斥郑声新乐的思想是漫长社会中看不起民间新文艺，把戏曲、小说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低贱之作的重要根源之一。这种思想显然是片面的，使音乐审美走向了一条排挤民间音乐的狭隘之路，限制了中国音乐的全面发展。
二、孔子关于音乐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认识
在孔子之前，一些思想家已探讨过“美”与“善”，即对于审美感受的追求和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问题，对此一直争论不休。对于音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孔子提出“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的思想方法，主张音乐是“美”与“善”的完美结合，主张音乐应当“尽善尽美”，这是第一次对音乐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区别和统一，对美善结合、和谐统一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这是孔子关于音乐应“尽善尽美”思想最好的例证。此处的“美”主要指形式较美、乐声动听，“善”主要指内容妥善、安排合理。我们知道，尧舜禹是被儒家所推崇的典范，而《韶》又是歌颂舜之乐，所以在孔子看来，《韶》乐既在审美上做到了“尽美”，又在道德伦理上做到了“尽善”，是“美”与“善”完美结合的典范；而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商纣的暴虐统治并夺取天下，《武》作为歌颂武王之乐，虽然在音乐形式上已“尽美”，但内容表达上却并非“至德”，所以是未“尽善”的。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孔子把伦理道德关系作为自己审美学说的核心，强调以社会价值论为主的音乐批评标准，但他并没有因为《武》“未尽善也”就忽视了其音乐艺术的本体价值，而是明确区分了音乐的“美”和“善”，揭示了并非作为善的对应物或等价物而存在的音乐之美，充分肯定了美的独立意义。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这里的“乐其可知也”强调音乐的可知性，更多的是对音乐内容的理解，“始作”“从之”“以成”代表音乐的前奏、展开和尾声，分别从乐音结构形式和运动形式的角度来感悟整个作品，把握音乐的特殊本体和特殊之美。事实上，音乐美学与其他一般美学一样，应先把客观存在的作品本身作为问题的中心，孔子从音乐的欣赏体验中感受到音乐美有其特定的材料作为载体。孔子以“善”和“美”来评价音乐，承认音乐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这无疑是对美的本质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孔子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认识
孔子对音乐的社会功能也有深刻认识，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是论诗的功用，也是论乐的功用，是孔子对文学作品社会作用的看法。充分认识到音乐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孔子就积极地去宣传这种作用，他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是一种兼及个人、教育、治国的思想，充分反映了孔子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认识与重视。孔子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认识非常深刻，他主张用音乐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从塑造培养人格和观察认识社会的角度来看待音乐的作用，这在音乐美学史上有着深远影响。正如学者所言，孔子关于音乐的“兴观群怨”说是他对艺术、音乐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功能的总结和提炼，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在我国美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是孔子关于音乐对人的教育作用的思想主张。“兴于诗”指修身应从学习诗歌开始，强调诗歌教育作用的重要；“立于礼”强调一个人的理想志向应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规范，用礼的精神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成于乐”是说最后的完成在乐，主张“乐”以“成人”。可见，孔子非常重视音乐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把“成于乐”视为教育的终极成果，认为音乐能从道德上感化人，在人格培養、人性发展上有重要的意义。孔子崇尚“乐”，是因为孔子时代的教育是“礼乐并重”“礼乐相承”的，修身不能离开礼乐，“乐”与“礼”一样，在社会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尽管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只是通过一些零散的语录记载，但他提出了很多独到而精辟的观点，尤其是关于音乐社会教育作用的论述非常深刻。孔子提出的音乐应“尽善尽美”的美学原则，开启了我国艺术批评标准的先河，在音乐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倡导的“礼乐”制度，从本质上来看是统治阶级长久治理的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他把人的思想、观念、行为都限制在“礼”的规定上，必然束缚音乐，使之远离人民，异化为统治手段、政治工具。对此，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批判继承，促进当前音乐美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道琳.孔子音乐思想的美学思考[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2]邓东.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要点[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3]王志成.孔子音乐美学思想辨析[J].艺术百家，2003（1）.
论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篇4
作者：任晓梅。（作者单位：洛阳大学师范学院音乐系）
我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可追溯到二千八百年前的西周。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人们对“美”的认识和审美意识也在逐渐深化，形成的以孔子为代表的独特的儒家学派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对于领悟现代音乐美学思想以及利用音乐的教育作用来提高当代青年人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春秋战国时期，在音乐方面，儒家学派与墨家、道家所持的观点不同，但儒家观点占主流。孔子（公元前511年—公元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时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孔子一生极其重视礼乐教化并一生积极躬行，其谈仁、谈礼、谈信等都影响了二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心灵。而其谈音乐则较少为人所注意。其实，孔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家，他不仅懂得声乐韵律，而且会弹古琴，吹笛吹箫。他经常唱歌弹琴，以音乐表达情意和感受。孔子虽然没有建立非常系统的音乐理论，但他对音乐理论极其有研究，所形成的音乐思想已成为后人的宝贵财富，并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在理论上他强调音乐的政治作用，要求“乐”与“礼”相配合，以巩固国家统治。
孔子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在政治上崇尚“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孔子承认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善”和“美”来评价音乐，凡合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推崇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善未尽美的艺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是著名的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孔子认为音乐家可以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了“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不免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孔子认为，音乐美是作为一种艺术的范畴来与“善”（道德范畴）相对应的，而道德范畴所包括的，是大家所熟悉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学说，音乐以艺术的形式帮助道德实施其教化作用，道德同时也渗透进音乐，使音乐在“美”的基础上，融合“善”，达到“美善合一”，于是便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孔子在美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以“美善合一”的主张奠定了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其“美善合一”的观点，是深刻而成熟的音乐美学观点。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思想，还相当完整地表现在《乐记》一书中。《乐记》代表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即音乐的起源是人的心灵受到外物的刺激，而以声音表现出来。音乐的作用在于“和”，即作用于人的情感；《乐记》在强调礼与乐的结合时认为“乐也者，情之不可变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关乎人情矣”。这样音乐在政治的指导下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也足以说明儒家强调音乐社会功能的特点。《乐记》提出了音乐艺术相关的许多问题。如：音乐的成因和特征、音乐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审美作用、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的社会功能等。这种音乐美学思想，有的内容和审美标准到现在仍还是适用的，如《乐记———乐情篇》中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乐记》作者主要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需求，利用音乐作为端正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和谐一致，达到王天下的目的。美善的统一是儒家美学思想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对美与善的认识与追求标志着古代中国人审美意识的成熟。
孔子还有两个著名的观点，一个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这里孔子是把诗、礼、乐作为人生修养的三个互相关联和依赖的方面或层次来看待的：首先，以诗来激发和引导人的审美感性，培养想像力与创造力；其次，以礼来规范和塑造人格品性，培养道德意识；最后，无论是创造力的激发还是道德人格的培养都要靠音乐来完成。也可以这样说，智性和诗性教育主要以诗来进行，德性教育靠礼来进行，而乐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二者的融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以说是孔子的审美教育思想的三个方面或阶段。另一个著名的观点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句话具体地说明了德性教育与智性教育的关系。在“立于礼”中，“礼”还没有完全摆脱外在的、强迫性规范的因素，而在这里，德性教育已完全内化为一种心理本身的要求：“道”是要达到的目标，这一目标的依据是人的内在的德性与仁爱之心。正由于有“德”与“仁”的内在心理依据，人才不把理想的“道”看成是外来的、强加的，而是从内心乐于接受它。因此，道德的要求转化为审美的快感，故“游于艺”在最后。显然，“游于艺”是最高的境界或层次，它包容了“道”、“德”、“仁”的内容，并且是实现这三者的最终途径。由于有“游于艺”的层次，“道”、“德”、“仁”才最终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要求，从而成为自由完美的人性的组成部分。这里还可以引一句孔子的话作为对上述分析的印证，那就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深知审美对人的力量，因而把它看成是教育人和人自我修养的最有效的途径。
儒家的音乐思想，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音乐可以鼓舞前方将士勇敢征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使人们温良礼让等；另一方面，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评价标准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美育和音乐发展有着较深远的影响。二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礼者，所以立身也；乐，所以成性也。”“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具体培养人性，树立人格，启迪性情，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上人性之道；乐则使人得到人性的完成。”从以上的论述来看，音乐的作用是十分强大的，使人的人性在“乐教”中完成。李泽厚又指出：“教远非传授知识，讲解义理，锻炼技艺，而重在整体人格的塑造，所以音乐（乐教）重要。乐无关知识，技艺，而直接作用于心灵，陶冶性情。”音乐已经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了，我们不禁要问：单凭一点好听的旋律就能使人的人格得以完成，它有那么大的魔力吗？李泽厚《美学三书·华夏美学》引孔安国注：“乐所以成性”，又引刘宝楠《论语正义》注：“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显然，孔子所指的“乐”，并非单纯的音乐，而仍是带有他的儒家是非道德伦理观念的“乐”，只不过是较前面的“乐”更高了一个层次。“乐无关知识、技艺”，孔子的弦外之音使我们认识到，音乐是与他的儒家学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同“仁”、同“善”结合在一起，初步阶段是以“诗”熏陶，接着授以礼制知识，到最后则以一种美学层面的方式———“乐教”（或者称“美育”）来潜移默化，使之成为孔子所要求的“仁”。“美”与“善”在这里已经以一种更高的层次合一了。“善”的内核与“美”的形式已经无须区分了，音乐不仅用以传情达意，还用于“传道”，孔子的儒家之道，及其圣人境界、道德心情，正潜藏在美的旋律中，所以乐能“直接感染、熏陶、塑造人的情性心灵”，已经具有“美育”的功能了。
今天，中国儒家的“乐教”思想已深深地影响着当代音乐美学思想。在二千多年后，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正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之说。著名音乐史研究者黄自曾说：“作曲家作一曲，必定有所感于心故发为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使更多的人致力于美学原理的研究，美学对象可以是所有现实的美，比如对感情认识的研究，对艺术美的研究，对审美心理的研究，包括对音乐美育的研究。
音乐是情感艺术，提高完善音乐教育不仅对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全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环节，对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将起到重要作用。作为每个音乐工作者，都应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在科学的美学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音乐在素
质教育中的功能，培养学生的审美素质，进而提高综合能力，这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音乐教育工作者不是要把他们的学生全部培养、训练成专业的音乐人才，而是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使他们成为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人才。我们在进行音乐教育、音乐审美时不仅要让受教育者学到一定的艺术知识和技能，更要研究它的社会功能，培养人们对音乐美的感受力，注重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的培养，注重学习的愉悦性，如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音乐是意志的表现。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价值观念的建立，人格的完善，理想的升华，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修养的作用，而音乐恰恰是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能深深打动欣赏者的心灵，触动人的灵魂深处，对人的情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在美的享受中开阔视野，陶冶性情，丰富情感，造就开朗、宽容、与人为善的性格。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会感受到大自然的可爱，听民族器乐曲《春江花月夜》会使人由衷地感叹祖国山河的无比美好，听《义勇军进行曲》催人奋进，使人增强民族自豪感，听《黄河大合唱》使人备受激励⋯⋯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尊重个人创造和自我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强调合作、互通有无的时代。通过组织排练、演出等一系列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热心参与集体活动，相互合作，乐于交往，善于应变的能力，培养更多充满激情的、正直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
实践证明，喜爱音乐，经常参加音乐活动的人，大多感情丰富，思维敏捷，语言表达能力强，具有活泼、乐观、交际大方等方面的性格特征，这正是当代青年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经过音乐的审美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一定会得到升华，精神境界一定能得以净化，使之更加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从而奋发向上，达到真、善、美的思想境界，如孔子《论语》中所倡导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综合来说，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和他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起来的，他赋予音乐审美以新的内涵，提高了音乐的作用，使之不仅作为娱乐的方式和表情达意的方式，还作为传递其思想、道德、伦理主张的重要形式。道德之美与音乐之美完美融合，人生境界与艺术心情相辅相成，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开始就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学的层面，孔子综合儒家各种伦理道德学说与音乐做一次交融，产生了其音乐美学的思想。音乐是孔子安放其思想的场所，思想更重要于“场所”，而运用这一“场所”孔子更好地施行了他的儒家教育。
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为业界所认同的音乐美学原理也源于传统。但作为现代人，固守传统是无为的，只有取传统之精华，去其糟粕，适应时代的变革，才能发展、开拓出新的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2、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王佳：《试论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礼”与“仁”》，《音乐探索》，2003’。
4、李翔海，《生生和谐———重读孔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洛阳大学师范学院音乐系）
孔子音乐思想 篇5
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长期实践中产生了“中”的观念, 并以之作为行动上的准则加以运用。据《论语》所载, 尧、舜、禹等上古帝王都把“允执其中”作为传位的授命辞, 这是从治国方法上提出了中道;后来的商汤以及周代的文、武、周公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中”的道统。继而孔子在全面系统地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从哲学的高度创建了“中庸”这一思想理论体系。
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讲中庸, 是指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 保持事物的质的稳定不变。其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当时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保持在周礼的规范之内, 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礼所以制中” (《礼记·仲尼燕语》) ——合乎礼的就是中。它要求矛盾双方相互依存, 对立统一, 不片面的否定任何一方。孔子曾称:“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在孔子那里, “中庸”既是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也是人生修养上的行为准则。于是, 中庸之道便顺理成章的作为当时重要指导思想渗透于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一切领域。在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中, 中庸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孔子的音乐精神——“仁”
春秋之际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 其突出的表征是王室衰微, 诸侯崛起, 礼崩乐坏。孔子发现单用“礼”的强行规定手段已无法使人遵循周礼, 周代原有的礼乐文化在当世的价值观念上已被冷落, 在此基础上, 孔子提出了“仁”这样一种文化精神, 并以“仁”来统摄礼乐。在他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 音乐美学思想也被赋予“仁”的精神意蕴。何谓“仁”, “仁”在《论语》中出现百余次, 孔子并未给出确切定义, 而是随他在各种情景下的不同解释逐层展开, 具有丰富的内涵。
孔子说“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 (《学而》) , “出门如见大宾, 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在邦无怨, 在家无怨”。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 (《颜渊》) 。这种“仁”是基于家庭血缘关系所具有的亲子之爱的“仁”, 同时又可由家而国, 由父子而君臣, 由自身及他人。孔子说“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 (《八佾》) , 又说“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 (《阳货》) , 意在强调人只有先具有仁心, 方可施以礼乐, 因为礼乐皆由外作, 如果没有仁, 也只是徒具其表而已。
孔子一方面主张用仁政来反对奴隶主的暴政, 另一方面, 他所鼓吹的“礼乐”实际上是对周礼的理想化和系统化, 是为复辟西周的奴隶制度所服务的。这种提法的本质就是孔子运用“中庸之道”来调和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 使矛盾双方相互依存, 不至于破坏矛盾的统一体。
2、孔子音乐美的评价标准——“尽善尽美”
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何谓“至德”呢?《论语·泰伯》载:“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让, 民无得而称焉。”又说:“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事服殷。周之德, 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故孔子所谓“至德”是指一种能够使主体的精神境界达到最高层次的德。或者说是“内德”, 即一种与“外德”相比较而存在的德。既然“至德”是指“内德”, 则中庸作为“至德”也就能够使人精神境界达到最高层次, 这也是孔子将中庸之道用于评价音乐美的理由。
孔子以“美善合一”的主张奠定了儒家的音乐美的评价标准。他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 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 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而善的观念是真正美的先决条件, 离开善, 徒有美的形式而无美的内容, 那就不是真正的美。所以孔子十分重视“乐”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平衡, 强调二者要高度和谐统一, 认为最好的乐在艺术形式上应当是“尽美”的, 在思想内容上应当是“尽善”的, 这就是他关于音乐的“尽善尽美”论。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
因此, 孔子才会极力称赞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 认为《韶》是尽善尽美的艺术。他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美未尽善的艺术, 就是认为《大武》未能体现出他所推崇的“至德”的思想, 有美的形式而无美的思想内容, 认为《大武》超越了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
3、孔子的音乐审美态度——“和”
古人认为, 所谓音乐的“和”不仅在于不同乐器交织而成的音调的和谐, 音乐的和谐还是自然和谐的具体验证。由音乐的和谐推广到自然的和谐, 表明了中国古人审美视野的宽阔, 表明了中国古人对自然水乳交融的态度和感情。他们认为自然作为人类生存栖息的场所, 是一个与人类休戚相关的大有机体, 充满了生命力。自然如果失去了人就毫无意义, 同样, 人如果失去了自然也毫无意义。因此, 古人所谓真正和谐的音乐, 不仅主体的音乐实践本身是和谐的, 而且连同主体生存的自然运行本身也应该是和谐的。
春秋末年所谈的乐之“和”开始深入到音乐的情感, 涉及到情理间的关系。由此, 音之和、情之和就都有了一个度, 有了一个适度、过度和不及的问题存在。与过度、不及二者相对而言的, 就是适度, 也就是中。因此, 在当时人们将符合五声谐和规定的就都称之为“中声”——所谓“中声之所止”。这样, “和”的核心就围绕适度而以“中”突出地体现出来, “非中和”便以“淫” (即过度) 鲜明地标示出来。审美上的这种“中和”与“非中和”的特点, 在春秋末年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有着明确地体现。
孔子在音乐美学思想上谈“和”, 一方面是对前人音乐谐和理论的继承和总结, 另一方面也同他在哲学思想上主张的“和而不同”、伦理学思想上主张的“礼之用, 和为贵”、“中和且平”, 以及品评人物时的“过犹不及”思想都是相一致的。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高扬了“和”。在孔子看来, 乐这种情感适度而止就不会过度, 也就符合中和的要求, 哀亦如此。孔子赞美《关雎》曾说过, “ (关雎)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 这个中和原则体现了他的“中庸”思想, 强调了情感表现的适度。它要求主体在参与审美活动时, 要把握住情感的中和, 以利于心性的涵养和身体的健康。因此, 这个中和原则是基于人性的立场, 着实考虑到主体的生理、心理机能而做出的理性的选择。孔子认为, 一切过于损害情感的行为, 都不是审美理想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他推崇“乐而不淫, 衰而不伤”的雅乐, 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 “恶郑声之乱雅也”, 对“新声”郑卫之音进行了批评和强烈指责 (“郑声淫”、“放郑声”) 。
综上所述, 在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中, 音乐可以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 但在感情上必须节制, 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孔子对音乐片面的认识, 导致他仅把音乐作为教化百姓和治理国家的工具。他认为平和中庸的音乐能教化人们向善, 从而能使社会安定。他所提倡的礼乐是声调平淡、节奏缓慢、庄严肃穆的, 多用于祭祀、两君会晤、典礼等大型场合, 此外, 他对郑声之类的民间音乐是非常排斥的——子曰“行夏之时, 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 乐则韶舞。放郑声, 远佞人, 郑声淫, 佞人殆”。由此, 音乐开始脱离百姓, 失去群众基础, 失去其个性色彩及吸引人的魅力, 同时音乐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孔子虽然有为人民考虑, 减轻人民所遭受的灾难的积极愿望, 但从本质上来看, 他的思想还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服务的。孔子最大的愿望还是恢复周礼, 复辟西周奴隶制度, 这正是他思想上的局限所在。
孔子仁学思想考辨 篇6
一、“仁”的创立与内涵
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与作为儒家学派核心的仁学并非孔子和儒家独有, 道家和佛家都以“仁”来表述各自的思想观点。例如在《道德经》的第18章中写有“有仁义”的内容;《道德经》第38章写有“失德后仁、失仁后义”的内容。庄子也曾说过“至仁无亲”、“至仁尚也”、“大仁不仁”等有关“仁”的醒世良言。以出世主张为大义的佛教也视“仁”为自己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仁”不仅是众多佛陀、菩萨的敬称, 也是礼赞信徒、命名佛教建筑和典籍的常用词。尽管儒家、道家、佛家等各派都将“仁”的概念以不同方式解读和呈现, 但它的基本含义还是需要在儒家伦理观、哲学观、世界观中寻求答案。作为儒家传统, “仁”在儒家中的起源可追溯至《尚书》, 后又相继出现在《诗经》、《春秋》中, 至孔子时, “仁”俨然已是儒家经典普遍使用的概念了。其意义指的是人应该具有的某种特殊品质、道德和美德。“仁”的传统经典用法被孔子继承和发展, 并被孔子确立为儒家的基石。孔子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一是他将“仁”放在人本主义精神世界中加以诠释;二是他将“仁”提升为人类至高的理想境界, 让“仁”既能展现人类美德, 同时又具有超越一切的包容性。基于孔子对“仁”以儒家视角的创立, “仁”的内涵应具有三个层次。
第一, 理想境界。《论语·卫灵公》中的一句“杀身以成仁”可谓是概括了孔子眼中最高的个人品德[1]10。假如仁德与生命不可兼得, 为成全仁德, 生命也可放弃。因此孔子本人一生辛苦奔波也要力行仁德, 而且高度赞扬了“三月不违仁”的颜回。孔子认为, “仁”不仅是个人品德的至高理想境界, 也是社会最高的理想, 即“天下归仁”。要达到这一社会理想, 社会必须实行礼制, 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必须克服私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如果可以使国民人身财产安全不受外族入侵剥夺, 则即使有些治国理政的缺点, 也是国家仁德和仁政的体现。
第二, 个人品性。在孔子看来, 个人只要坚持以“仁”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时时力行“仁”, 久而久之便可以使“仁”内化为个人的性格和品质。在《论语》中, 孔子曾指出:个人既然已经具有了仁德, 便不会只说空话、巧言令色而不有所作为;仁德内化为个人的品性后, 便可使“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仁者能行于天下”。
第三, 血缘亲情。这是孔子眼中“仁”的内涵核心, 其第一要义就是孝悌, 也是“仁”的根本。孔子对血缘亲情十分重视。当宰予以狡辩之词反对三年之丧时, 平素温和的孔子愤怒地予以反驳道:宰予根本不配拥有父母在其婴幼儿时所给予的至少三年之关爱。足见亲情在孔子仁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二、以修身为基础的孔子仁学思想
尽管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后世多被用在国家仁政和社会仁德风尚的范畴内进行考究, 但它本身却是一个以个体人的维度来思辨的哲学问题, 是孔子追求有关人的修养道德的终极理想。有鉴于此, 孔子仁学在很多人看来其实就是“人学”。如果“仁”是相对于人而言的, 通过人时时刻刻的言行举止来表达, 那么就意味着, 人自身的意义和状态在受自我关注的前提下就能“修己以安人”, 实现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己及人、由人及国家天下的目标。因此, 修身, 即人的修养的自我提升, 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
人要为“仁”而修身, 根本在前文言及的孝悌。孔子相信, 个人道德的起点即是孝悌, 只有做到孝顺与仁爱, 一个人才具有“仁”的潜能。林语堂曾以“仁”字的象形意义巧妙阐释道:将“仁”字拆分, 即为“二人”, 表明了该字在人际关系上的意义。而这一人际关系可指亲属之间、君臣之间、朋辈之间等等。《中庸》认为, 在所有各种类型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亲亲为大”。子孙孝顺、兄弟姊妹友爱的家庭必然美满和睦, 社会的稳定与否也有赖于这种美满和睦家庭的多寡, 因而孝悌乃为根本。此外, 孔子在孝悌的根本之上还提出了许多符合“仁”的品行道德, 如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等[2]26。这些都是对个人修身以成“仁”的具体要求。
孔子仁学思想在谈到修身以成“仁”的根本要求和具体要求时, 也不忘提出“为仁”的践行方法问题。首先, 要从自己做起。孔子认为, 在现实生活中, 只要人们自觉约束和规范自己, 让自己的言行举止都合乎礼制, “仁”的要求便可以达到。所以, “仁”的实现完全是依靠自己, 而非借助他人之力。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在他看来是一个乐坏礼崩的时代, 唯有强调个人修养和自我约束才能达到“仁”之境界和实现周礼回归。这也是儒家历来所强调的个人在完善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中不断内省的目的。正如《大学》中所谈到的:无论帝王还是百姓, 都应将个人修养视为世间万物的基础, 没有这一基础, 所有一切都只能是空中楼阁。从自己做起之后, 再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孔子认为, 如果自己希望有所成就、想立得住, 就要让他人也有所成就、也能立得住;如果自己希望能事事通达, 就要让他人也能事事通达;如果自己的胸怀让自己做到上述两项推己及人的要求, 便可自称为“仁人”了。实际上, 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忠恕之道”, 它强调宽以待人、真诚待人的精神。个人践行“忠恕之道”, 是通达“仁”的必经之路。
三、以爱人为核心的孔子仁学思想
孔子在游历讲学的过程中, 遇到过很多人向他提及有关“仁”的问题, 孔子对此最简洁的回答即为“爱人”。这简单的两个字蕴含了鲜
□辽宁社会科学院张儒婷
摘要
关键词女真文教育科举文献遗存
一、女真文的产生与发展
女真族源于肃慎, 是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 以渔猎为主要生计。在金朝兴起之前便拥有自己的语言, 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 最初很长一段时间中, 他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字。女真族起兵初期俘获渤海族、汉族和契丹族士人后, 开始使用汉字和契丹字作为记录和沟通的文字工具。随着军事的胜利和国家的建立及稳固, 女真统治者着手定制自己的文字。天辅二年 (1118) , 完颜希尹在金太祖阿骨打的命令下, 仿照汉人楷字, 遵循契丹字制度并根据本国语言, 制成女真大字, 于天辅三年 (1119) 颁行。天眷元年 (1138) , 金熙宗完颜亶又制造了笔画更为简单的女真小字推广使用。
同年, 金朝始规定女真族、契丹族和汉族的百官诰命各用本民族文字书写, 渤海人同汉人, 用汉字。至少在此时, 女真文已经成为正式官方文字之一在某些范围内被使用。虽然这一时期的金朝已经有了本民族文字, 但它并没有迅速地强令境内各族人民必须使用女真字, 而是采用了多文字并行的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金朝统治者认识到女真字尚处于草创时期, 表意和适用范围仍有诸多不足和限制之处;另一方面也是其对汉字和契丹字及其代表的文化的肯定与尊重, 同时适应了社会上大多数知识分子掌握汉文或契丹文, 对女真文并不熟悉的客观事实。
二、女真文的兴盛
女真文创制之后, 金朝通过多方面努力将之在社会上推广普及, 促进其使用和发展。
首先是教育。世宗大定四年 (1164) , 金朝颁行了由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译写的书籍, 用以扩大女真文字的阅读范围。同时政府在全国各地遴选猛安谋克子弟学习女真文, 大定九年 (1169) 时再从中择优
明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是春秋末期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思想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孔子的仁学思想核心就是“爱人”, 也就是对他人的关爱。对“爱人”这一核心的解读可以分以下两个层面来进行。
第一, “爱人”源于商周时期出现的民本意识。商周奴隶社会尽管存在明显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压迫, 但重民、爱民意识在这一时期就已产生。例如记述了殷商迁都内容的《尚书·盘庚》就写有“视民利用迁”一句, 即以百姓利益为根据决定是否迁都、迁都何方。《尚书·康浩》中还记载了周代提出的“唯民康乂”的保民主张和思想。这些古籍对孔子“爱人”思想的提出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 “爱人”的对象是广泛的, 即“泛爱众人”。《论语·学而》和《论语·宪问》中记载了孔子对治国理政的看法, 其中谈到:国家不仅要体恤士大夫阶层, 更要爱护老百姓;国家要重视的, 按照先后排序应为人民、食物、丧礼和祭祀。由此可见孔子以人民为第一位的爱民思想, 也就是“泛爱众人”的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孔子爱民不仅体现
本文通过对女真文兴衰存废过程的考察, 分析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并在整理和探讨女真文文献遗存的情况下总结归纳特点和问题, 以期对现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研究、发展和档案管理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选取百人带往京师深造。大定十三年 (1173) , 金朝在中央设立女真国子学, 在诸路设置女真府学, 以新科进士为教授, 用短短数年时间培养出一批通晓女真文的女真族知识分子。
其次是科举。金朝于大定十三年订立策论进士科考试标准, 大定二十年 (1180) 进一步确立以策、诗试三场, 策用女真大字, 诗用女真小字的考试方法, 为操持女真文的女真族知识分子进身仕途大开方便之门, 吸引更多女真人学习民族文字的同时, 也扩大了统治基础。
再次是译书。金朝的译书活动主要是将汉文典籍翻译成女真文, 一方面供女真人学习和吸收汉族思想与文化精髓, 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女真文读物的涉及范围, 有利于女真文的研习和传播。根据《金史》、《世宗本纪》及《徒单镒传》记载, 金代以女真文翻译汉文典籍始于世宗大定四年 (1164) 。大定五年 (1165) , 《贞观政要》和《白氏策林》首先被译出;大定六年 (1166) , 新译的《史记》和《西汉书》被颁行。大定十五年 (1175) , 世宗再次下诏翻译诸经。到大定二十三年 (1183) , 《书》、《易》、《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孝经》及《新唐书》均被译出, 其中《孝经》由朝廷下诏印制不下千部, 分赐给护卫亲军。最晚到大定二十八年 (1188) , 《五经》之中的《春秋》也已被译出。除了这些被记录在《金史》中的书目外, 明代正统年间北京文渊阁还曾著录过《盘古书》、《姜太公书》、《孙膑书》、《伍子胥书》、《孔夫子书》、《黄氏女书》、《哈答咩儿子》、《百家姓》、《千字文》和《女真字母》等18种女真文书籍, 但著录之书与这些典籍都已散佚[1]。
金代被译成女真文的汉文典籍主要取自经、史、子类, 可见女真统治者希望以此推进伦理观念和社会思想方面的宣传, 并吸取汉族历代政治治理和兵法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 起到驯化思想和巩固统治的作用。在金朝的上述大力扶植下, 女真文到明昌二年 (1191) 已经
在他对百姓生活的关怀上, 也体现在他对百姓生命的尊重和爱惜。中国奴隶社会有活人殉葬的恶习, 《诗经》中就有内容批判了秦穆公用举国闻名的贤良三兄弟鍼虎、仲行、奄息殉葬的暴行。随着人们对生命尊重意识的增强和社会的进步, 活人殉葬至春秋末期渐渐被土俑或木俑替代。即便如此, 孔子仍然对殉葬习俗给予了强烈的批判, 对发明土俑和木俑的人也是深恶痛绝。因为在孔子看来, 无论殉葬是用活人还是用替代活人的人形俑, 都是对人生命的亵渎和蹂躏, 与其“爱人”思想是根本违背的。
综上所述, 孔子的仁学思想是对传统“仁”之经典的继承和发展, 其内涵是以孝悌为出发点的个人道德品性和理想境界。孔子仁学的基础是修身, 即后世所谓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其核心是“爱人”, 即源于民本意识的对百姓大众的关爱与对其生命的尊重。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孔子人性论思想探析 篇7
在我看来, 孔子对人性问题是有过认真思考的。因为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是人生观中极重要的问题。孔子处处教子弟如何“成人”, 要说他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问题没有进行过思考是难以成立的。问题在于, 孔子谈人性, 既有显性的方式, 又有隐性的方式, 既有直接的方式, 又有间接的方式。孔子直接谈性, 虽只有“性相近也”一句, 然孔子采用隐性方式谈性的地方, 则比比皆是。那么, 孔子究竟是如何论述人性的呢?
一、从孔子直接谈性看孔子人性论的基本特色
孔子论人性, 最直接的一句话就是“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这句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 从来源看:性是人先天就有的, 习是后天培养起来的;性强调人的内在根据, 习则有赖于外部环境;性强调客观的基础, 习则有赖于主观的努力。从这里可以看出, 孔子论人性注重三点, 即先天与后天相结合, 内与外相结合, 主观与客观相结合, 这可以概括为三个合一, 即天人合一 (先天与后天) , 内外合一, 主客合一。
第二, 从性质看:性带有普遍性, 习带有个人性。“性相近”, 是说人一生下来, 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这是承认人天生的各种客观条件是大致类似的, 因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是由于后天的“习”的不同, 人与人之间才有一般所谓的贤愚智不肖的种种区别, 这就叫“习相远”。与性的普遍性不同, 习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需要个人作出主观上的努力。
第三, 从重点看:孔子认为性与习都不能偏废, 既重视性, 又重视习。普遍的性是个人的习的基础和前提, 个人的习是普遍的性的延伸和发展。但比较而言, 孔子无疑更看重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孔子的人性学说, 注重后天的人为培养, 注重个人的主观努力。这一点成为儒家人性论思想的总的特色。
孔子提出“性相近, 习相远”这一命题的重要理论意义, 一方面指出人与人之间有相异的习俗、习染, 另一方面又承认人与人之间有着相近的, 甚至是共同的本性。后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都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单就“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这句话本身来看, 很容易认为孔子的人性论就是抽象的人性论。不过, 如果我们结合孔子思想的整个体系, 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就孔子思想的整体性而言, 孔子对于人性的考虑应该说是比较全面而具体的, 这说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已经初步涉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
二、从孔子间接谈性看孔子人性论的基本构成
孔子间接谈性已经涉及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其中, 比较而言, 孔子首先注意到的是人的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得之于天, 这里的天相对来说是偏于自然之天 (孔子的天还有道德意义, 详见下文)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1]人与物都是天地自然“生物”的结果。作为天地自然的产物, 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分子, 因此, 在人的身上, 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的属性。
人的自然属性包括人的生理欲望, 这是人们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孔子认为, 先天的自然决定了人的“血气”所禀。如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及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1]人在少年时, 血气未定;壮年时, 血气方刚;到了老年, 血气衰竭。血气未定, 则好色;血气方刚, 则好斗;血气衰竭, 则贪得。这是自然规律, 自然造就了欲望的对象, 造就了欲望本身, 也造就了人的自然属性, 这可以称之为“欲性”。
在孔子看来, 人的自然属性还应包括人的认知能力。这可以称之为“知性” (这里所讲的“知性”, 不是西方哲学的概念, 而是指人性中的认知能力) 。关于人的认知能力, 孔子讲过以下几句话:“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生而知之者, 上也;学而知之者, 次也;困而学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学, 民斯为下矣。”[1]“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语上也。”[1]孔子认为, 人一生下来即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除了极少数人的天性或天赋素质特别优异, 极少数人的天赋素质特别愚笨而外, 多数人的先天认知能力都是差不多的, 都具有极大的可塑性, 教育与学习也许对那些极少数的天生就特别愚笨的人没有多大作用, 但对于一般人都起作用。当然, 我们今天已然知道, 如果将人的认知能力单纯地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 这就不免片面, 但是细察孔子的意思, 他在提到认知的先天基础的同时, 更为注重后天的学习, 而后天的学习能力只能归结为人的社会属性。
所以, 在注意到人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上, 孔子对于人的社会属性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1]这说明, 在孔子眼里, 人的社会属性比较人的自然属性是更为本质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说, 自然属性是人与鸟兽共同拥有的属性, 但只有人才有社会属性。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人在物类的意义上高于一般动物, 这就是孔子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2]。
一般动物只有自然属性, 其自然属性保证动物个体的生存和种类的繁殖。人作为动物, 当然也有个体生存和族类繁衍的要求, 这是人与动物相似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 人从一开始就不自囿于这些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和活动, 反过来, 如果局限于此, 根本就不会有人的存在。这一点, 哪怕在最野蛮、最不开化的原始部落, 情况也不能例外。人能使用工具, 以从事生产实践。在生产中人们发现, 只有团结协作, 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 这决定了人的群居方式, 群居方式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规则, 这样就在人与人的交往当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有节奏的和可操作的程式, 这些规范和程式经由文化的整合积淀下来, 成为礼乐文明得以产生的一大重要源头。人并且有属人的情感, 以应付日常生活。人的情感虽由动物的心理、情绪发展而来, 但是又与后者有着至关重要的区别。动物的心理和情绪主要受制于其本能欲望的满足与否, 如果本能欲望得到满足, 则其心理和情绪表现出积极性的反应, 反之, 则表现出消极的反应。譬如“犬马”, 只要饲养得法, 喂饱了, 就会撒欢、摇尾;反过来, 如果得不到食物, 就尥蹶子或者狂吠。这是因为动物的心理和情绪直接就是其本能欲望满足与否的自然反应。人的情感则无疑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人的情感不是简单地、直接地取决于本能欲望的满足。诚然, 欲望是否得到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如何, 当然不能不影响着人的情感, 但它往往不是主导情感的决定性因素。人的情感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情绪和心理, 就在于其不以直接的欲望和功利为触发的机制。人的情感相对于人的理性而言为感性, 相对于动物的情绪而言又含理性。因此, 人的情感的触发, 往往是理中有情, 情中有理。这正是人的情感之所以魅力无穷的奥秘。人的情感具有交互回馈性和激发感染性, 情感的双向交流和激发感染为社会的运转添入了调融的因素。人的情感最主要的是“爱”。“爱”可以及人, 也可以及物。在及人的情感中, 可以引申出“仁”;在及物的情感中, 可以引申出“义”。“仁”、“义”、“礼”、“乐”:“礼”为社会规范, “乐”为审美艺术, “仁”调融人际关系, “义”指明行为方向, “仁”、“义”、“礼”、“乐”是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 孔子谈人性对人的这些社会属性给予了充分的注意。
在孔子看来, 人的社会属性最本质的当是“仁”, 因为“仁”是诸德之总名, 这可以称之为“仁性”。何谓“仁”?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1]这可以说是对于“仁”的最基本的界定, 通过这一界定可以看出仁的几个特点:一是作为孔子学说中的最高范畴, 仁被规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 有了仁, 人与人之间就相亲相爱, 社会就得到良性的运转, 人的价值就得以确立, 人才成其为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到了孟子, 就干脆宣称:“仁也者, 人也。”[3]所以, 郭沫若说, 孔子的仁是人的发现[4], 这有一定道理。由此形成儒家的一个传统, 后来者谈人性都不能不关涉到仁。二是仁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内涵, 而这种情感又建立在血缘亲情的基础之上。孔子特别强调:“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 (按, “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虽然这是孔子弟子有若的话, 但可以代表孔子的思想) [1]孝悌是血缘亲族内部最自然的情感, 由血缘亲情之爱推广开来, 儒家的伦理情感 (即所谓“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3]) 其实都是孝悌的进一步延伸。两千多年来, 孔子的仁学, 之所以能引起各个阶层极大的共鸣, 其关键就在于它把整个社会泛血亲化了, 从而形成一种“天下若一家”的社会性心理和社会性情感, 正是在这里, 儒家宣扬的“泛爱众”才能得到理论上的说明。
“欲性”、“知性”和“仁性”, 形成了孔子人性论思想的三维结构, 在此基础上, 孔子的仁学思想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三、孔子对人性的价值判断
最后谈谈孔子对人性的价值判断。人性的价值判断, 也就是对于人性的善恶所作的价值评判, 这是人性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不过, 要对人性的善恶作出判断, 必须在人性论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才有可能, 如果对人性到底是什么还语焉未详, 也就谈不上对于人性立场鲜明的价值判断。我认为, 孔子的人性思想基本上就处在这个阶段。
因此, 孔子谈人性, 只是说“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到底人性是在善的意义上相近, 还是在恶的意义上相近, 孔子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孔子明确肯定的是, 人性是可以发展变化的, 这就是“习相远也”的涵义。顺着孔子的意思,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当孔子讲“性相近”时, 这所谓的人性应是无善无恶的, 这才可以说是“相近”, 否则, 如孟子持性善说, 或荀子持性恶说, 那么人性就应该是相同而不是相近 (如《孟子·告子上》:“圣人与我同类者。”[3]《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3]《荀子·性恶》:“涂之人可以为禹。”[5]都是肯定人性是普遍的, 相同的) 。而当孔子讲“习相远”时, 这发展变化了的人性则是有善有恶, 或善或恶的, 因为有善有恶、或善或恶, 故可以说“相远”。不过, 就其一贯的文化立场而言, 隐约可以看出, 孔子已经有了人性向善的基本确认。首先, 孔子意识到人的特色在于自由。自由是一种动力状态, 其形式是以“欲性”、“知性”、“仁性”的结合为前提。“欲性”解决想做什么, “知性”解决做什么是对的, “仁性”解决选择做什么。三者的配合就是自由得以运作的条件。但是, 自由必然是同时向着善与恶开放的, 亦即任何自由的行动都可能导致善, 也同样可能导致恶。既然如此, 又如何保证人性一定是向善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孔子人性思想的第二个奥秘, 即孔子相信, 人虽有自由, 但当他选择不做该做的事, 或者选择做不该做的事时, 内心仍有“不安”的感受 (后来孟子提出的“不忍”, 道理同此) 。这正是整个儒家人性论思想的关键所在。“我欲仁, 斯仁至矣”[1]不就是自由吗?不以短丧为然 (《论语·阳货》[1]) 不就是不安吗?自由加上不安, 不就是向善吗?我认为, 这个分析是比较符合孔子对于人性善恶的潜在判断的。
当然, 孔子本人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示。因此, 孔子的人性思想, 就经验层面而言, 应该说是比较冷静、比较客观的。但在价值层面上, 我认为, 孔子有持性善说的倾向性, 至少也是坚决肯定人性本善。
摘要：先秦儒家人性论肇始于孔子。孔子谈人性, 既有显性的方式, 又有隐性的方式, 既有直接的方式, 又有间接的方式。孔子人性论思想奠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特色, 规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构成,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人性的基本价值判断, 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 研究孔子人性论思想有着十分重要而突出的意义。
关键词：孔子,人性论,欲性,知性,仁性
参考文献
[1][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61, 233, 241, 227-228, 233, 228, 78, 250, 168, 3, 95, 241-242.
[2][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李学勤主编.孝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8.
[3][汉]赵岐注.[宋]孙爽疏, 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389, 146, 302, 321.
[4]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 91.
论孔子的“仁政”思想 篇8
摘 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但孔子强调的“仁”已经不是处于伦理道德领域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而变成了一种治国学说。“仁政”思想是孔子在前人思想基础上创立的政治观，它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和富民，它的实现方式是克己复礼。孔子的“仁政”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影响中国历史文化两千余年，对现在社会也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孔子；仁政；克己复礼；治国
1 孔子“仁政”产生的背景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这是中国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这既是我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伴随着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秩序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社会的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出现了新的因素和成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尤为显著的是西周以来传统社会秩序和礼制体系发生了崩溃，以“周礼”为代表的礼制文化出现了危机。这种文化危机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无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春秋战国之际是一个“天下无道”的多事之秋，各个诸侯、家族专权，他们制定礼乐，决定战争，把持政治，以致社会上出现了君不君、父不父、子不子等各种秩序颠倒错乱的现象。孔子在当时纷乱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构建了一套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历史、文学等多方面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仁”的思想，最富有创造性，是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而提出的一个综合性很强、包容性很广的思想观念。这套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了影响中国历史文化达两千余年的政治观。
2 “仁政”思想的创立
关于“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属于一种伦理道德概念。“仁”从人从二，指人与人的关系。“仁”的本义，是表示彼此间一种敬意的礼仪形式，说明仁是一种爱的情感和美好道德理念。所以，最初人们把一个人对他人的同情、爱护和帮助之心，慈善、宽厚的态度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把“仁”从伦理要求发展为“仁”的思想体系，使“仁”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在《论语》一书中有109处关于“仁”的问答，我们发现孔子在对“仁的道德”和“仁的政治”的问题上，其着眼点已不是个人伦理道德的仁，而是接近政治的仁，即把仁的伦理道德升华为一种对为政者的要求，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国学说。
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颜渊篇中，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这里的意思是：“出门好像去接待贵宾，使役百姓好像去承当大祀典。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就不强加于别人。在工作岗位不对工作有怨恨，就是不在工作岗位上也没有怨恨。”试图将仁超越伦理道德而向政治领域跃进的思想倾向。在卫灵公篇中，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意思是：“百姓需要仁德，更急于需要水火。往水火里去，我看见因而死了的，却从没有看见践履仁德因而死了的。”这里，他已经明确提出了用仁来治国理民，使“仁”变成了政治思想。
“仁”作为伦理道德，在春秋后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概括成了一种政治的理想：把政治伦理化，同时把国家人格化。
3 “仁政”的基本内涵
尽管在《论语》一书中，他没有明确地使用“仁政”这一词，然而孔子对“仁的政治”的所指却是明确的。如在《论语》中，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的“爱人”的主体其实指的是君主或从政之人；而“人”则是普通的百姓。所以，“仁”实际上是对从政者的对待老百姓态度上的一种要求。后来，中国的封建皇帝几乎都将“爱民如子”当作座右铭，事实上，都是在向人民表白：他们所实行的是仁慈于普通百姓的政策措施———“仁政”。那么孔子“仁政”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
3.1 爱人
《中庸》载：“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亲为大”就是说，爱自己的亲属，就是最大的限度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务本》)这句话以孝悌为“仁”的第一要义，是“仁”的根本所在，“孝悌”正是血缘亲情的首要关系。孔子认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人的根本。可见孔子这里讲的“仁”是指封建家族制度里的基本道德规范，那么由己及人，由家庭讲仁，推广到社会讲仁，天下太平了。因此他又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孔子讲仁的目的，是在把封建家庭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基础——“孝悌”，扩大为国家生存的基础。孔子这种通过道德教育来培养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意识，使之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自律方法，比起通过他律的、强制的、暴力的手段来治理和统治人民要进步得多，这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人这种特殊的生命存在的尊重。
爱首先是亲情之爱，就是所谓的“爱从亲始”，但这决不意味着仁只限于孝悌，或者仅以孝悌为仁。仁之为仁，必须施及他人。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务本》)虽然生根于血缘亲情之爱，然而并不到此为止，它还要推己及人，要把父母之爱推广到一切人，“仁”就由亲情之爱转化成了人与人的一般关系的准则。“仁者爱人”从消极方面说，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从积极方面说，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孔子曾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认为自己的学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念。据曾参的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推想他人也有这种需求需要满足。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我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忠恕之道”概括了孔子“仁者爱人”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3.2 富民
颜渊篇子贡问政时，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把“食”列为三大政治任务之首，后世发展为“民以食为天”的政训，这是一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再有子路篇记载，孔子到卫国去，看到这个国家的人口众多，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他不但主张对老百姓要“教之”，还要“富之”。他还强调要“利民”、“惠民”、“养民”等等，其目的是使百姓“足食”。
其次，孔子从保护人民的生存出发，反对各国君主对百姓增加赋税，过分剥削，主张强调减轻赋税和徭役，反对苛捐重赋。孔子看到了当时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国家颠覆的基本原因，因而提出了平均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
再次，孔子针对一些国家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时，提出从政的人不能过于贪婪，而应节俭。如季康子患盗求教于孔子时，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他谴责统治者的奢侈浪费，主张统治者要用德行引导和感化老百姓。他对子产的“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十分赞赏，并以此作为成为 “君子”应该努力实践的必由之路。
最后，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在满足人民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他主张统治者治理国家时要恩威并施。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用政令加以刑罚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绝不是最好的办法。最上之策是以仁德教化百姓，以礼约束百姓，样就可以使老百姓明廉耻、辨是非。
4 孔子主张“仁政”的实现方式
与“仁”的思想相联系，孔子在治国的方略上主张“礼让为国”，即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他要求统治者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之间的界限。“礼”就是孔子主张的“仁政”之实现方式。
孔子的最高社会理想则是“天下归仁”。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以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若能做到约束自己，使自己符合礼的原则，就是“仁”。一旦能做到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他做到了“仁”。而做一个符合“仁”原则的人，在视听言动各个方面都要符合礼的规定。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和“礼”是融为一体的。关于礼、仁的关系，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在孔子看来，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完善的政治。仁和礼互共同作用，为封建宗法制社会制度服务。
总之，孔子把关于“仁”的伦理道德概念上升到“仁政”的治国思想，这种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其关于“仁政”的思想内涵成为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资源。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3] 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4] 邹新，赵建功.论孔子的仁学[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4，(8).
[5] 孟威.孔子“仁”学思想浅释[J].邯郸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2001，(12).
孔子的教学思想 篇9
1、仁的思想
孔子把人视作最高的道德规范，其要义就是“爱人”。
仁之于政治，主张实行“德政”，提出“省刑罚薄税敛”“博施济众”和“老安”、“少怀”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是其“爱人”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也是保民的手段，期望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旧势力的统治。
仁也体现在其“忠恕”观念中，这是要求人积极帮助别人，对人要忠，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事强加给人，对人要“恕”，他的忠恕思想也是为缓和社会关系矛盾服务的。而对社会统治者，“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
2、礼的思想
孔子的礼是以政治而言的，其精神集中表现在“正名”思想中，也即奴隶制社会那一套等级的“礼制”。
“正名”思想认为，君臣和父子都应严格恪守各自的名分和尊卑长幼的次序，应当“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群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他认为“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所以要求统治者提倡礼教。
（二）论教育的作用
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通过冉有之问，孔子扼要地阐述了他的“庶、富、教”的施政大纲。从三者排列看，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这三个条件：首先要有较多的劳动力；其次，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中的吃、喝、穿、住的问题只有在先庶、先富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教化，发展教育事业。
2、教育在人的成长中的作用
集中体现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中。
“性相近，习相远”的起点是“性相近”，核心和终点是“习相远”。他从“习相远”出发提出了早期教育，他是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早期教育理论的人。
孔子虽然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但也不是教育万能论者。孔子提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命题，据王充解释，“性相近、习相远”只是在不能移的“上智”与“下愚”之间发挥作用。
（三）论教育对象
1、有教无类的含义
有教无类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它规定了孔子办私学的对象，是孔子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教无类”中的“类”是指“种类”即族类。不分族类就是不分庶鄙，不分贵贱。“有教无类”的本意是在教育对象上，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华夷诸族都可以入学。
2、有教无类的评介
孔子有教无类的提出是针对奴隶主阶级有教有类而言的，表现在：一方面华夷诸族为异类，华夏诸族中被统治的氏族皆同教育无缘；另一方面，居统治地位的氏族内部也有森严的等到级性。孔子冲破了这二个界线，不仅把教育及于蛮夷之邦，而且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
（四）论教育目的
孔子提出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
孔子所提的“道”指的是周道，即“修己”“安人”之道。他所幻想的士和君子并不是单纯追求富贵名利的士，而是奴隶制社会的卫道和殉道者。然而,志道和弘道并不是孔子教育的终极目的.推行其道才是其终极目的。他认为行道有二: a.设学收徒,扩大道的影响 b.从政做官,以道治国安帮
子夏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意是：为官者已尽职尚有余力，应致力于学问；为学者有了丰富的知识还有余力，应去做官。
（五）孔子的教学理论体系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保证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条件之一，根据《论语》，人们从不同角度概括了孔子的教学内容：
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以文学、品行、忠诚、信实教育学生，是指教学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二曰“礼、乐、射、御、书、数”。这是指孔子教学的四个科研成果目。
三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这是奴隶主的文化典籍，是孔子所使用的基本教材。
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了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技能和技巧等三个部分。这三个方面从内容的结构、社会的需要以及个人人格的形成来看，应该说是初步完整化了。就三者而言，他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它是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2、教学方法论
孔子“学而知之”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学、思、习、行四个环节，体现着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化，是孔子教学思想的基础。1）了解学生，因材施教 2）学思结合
3）虚心、笃实好学态度 4）启发思维
孔子提出的思维方法有近思、叩两端、由薄反约等。5）时习与温故
（六）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
1、概说
道德教育思想是孔子教育理论的核心。其中，仁是最高的道德概念。其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大体是以“孝悌”为本，以“礼”为规范，以“忠恕”为一贯，以“中庸”为准纯。此外还提倡智、勇、信、义等道德。
2、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 1）立志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磨而不磷，湿而不缁”《论语·阳货》。2）力行
“君子耻其言而过于行”《论语·宪问》；“刚毅木（质朴）讷近仁”《论语·子路》。3）自省与自克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见贤思齐也，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4）改过迁善
“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为过矣”《论语·卫灵公》。5）乐道与安仁
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指出了为学和进德的感情和兴趣逐渐加深的三个阶段：知之、乐之与好之。
二、墨翟和墨家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
1、人性论：素丝说
2、教育作用：推行教育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认为兼受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必须借助于教育。主张兼相爱，交相利。
3、教育目的：培养兼士或贤士。标准是夺取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二）教育内容
①政治和道德教育：兼爱、尚同、节用、非乐、非命、天志明鬼 ②科学和技术教育 ③文史教育
④培养思维能力的教育：包括认识和思想方法的教育、形式逻辑的教育。
（三）教育方法：主动、创造、实践、量力
三、孟轲的教育思想
（一）仁政主张
1、制民之产
2、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3、好的政治是教育
（二）教育的理论基础：性善论
（三）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1、教育作用：扩充善性，致良知
2、教育目的：明人伦
（四）理想人格：大丈夫
1、特点
①大丈夫有高尚的气节
②大丈夫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浩然之气
2、实现途径：主要靠人的内心修养
①持志养气 ②动心忍性 ③存心养性 ④反求诸已
（五）教学思想：教学过程要遵循和发展人的内在能力 ①深造自得 ②盈科而进 ③教亦多术 ④专心致志
（六）社会分工与教育
四、荀况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与社会群体
群是人类生存保障的一种形式。为维护群就必须“明分使群” ①人生存的重要形式或特征就是人的学习，从而善假于物 ②学习和教育保证了人之群的实现。
③分工是人之群的保障，而学习与教育则是社会分工之一。
（二）性恶论与教育作用
1、性伪之分：人性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一是生理本能，二是目视耳见的感知认识能力
2、性伪之合：通过化性起伪实现性伪之合，因为仁义礼法有可以被认识被掌握之理。
3、化性起伪：通过环境（渐）、教育、个体努力（积）得以实现。（三)教育目的：培养推行礼法的贤能之士。以培养大儒作为理想目标。
（四）教育内容：重视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文化知识传授。
（五）学习过程与思想方法 ① 闻见：学习的起点
② 知（思维）：兼陈万物而中悬衡，以把握事物及其关系；虚壹而静（大清明）； ③ 行
（六）教师的地位与作用
荀子把教师提到与天地、祖宗并列的地位，将教师视为治国之本。教师参与治理国家是通过一个中介实现的，那就是他的施教。把国家兴亡与教师的关系作为一条规律概括出来。在教师与学生之间，荀况片面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服从。主张师云亦云。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师道尊严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五、法家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1、法家思想渐成的规迹是李悝、商鞅、韩非。
2、绝对的性恶论
3、禁二心私学
4、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六、战国后期的教育论著
（一）《大学》
它着重阐明大学教育的纲领，被认为是与论述大学教育之法的《学记》互为表里之作。三纲领八条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学过程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的特点首先在于强烈的伦理性和人文色彩。无论是作为“大学之道”的三纲领，还是作为“为学次第的”八条目，都着眼于人伦，以个人道德和社会政治的实现为目的，而社会政治的实现也被看成是道德过程。其次表现出较强的逻辑性。
（二）《中庸》
它主要阐述了先秦儒家人生哲学和修养问题，提出了“中庸之道”，与大学互为阐发。
1、性与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2、中庸：两端执其中、中立而不倚、中和。中庸即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的准则与方法。
3、自诚明与自明诚，尊德性与道问学
依《中庸》之见，人们可以从二条途径得到完善，一是发掘人的内在天性，进而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这就是自诚明，谓之性，或者尊德性。其二是通过向外部世界的求知，以达到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自明诚，谓之教，或者道问学。
4、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对求知学习过程的阐述。
（三）《学记》
它是先秦时期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理论总结，它主要论述教育的具体实施，偏重于说明教学过程的各种关系。
1、教育作用与教育目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首先，《学记》将教育与政治高度结合起来。使教育成为政治的手段。其次，尽管也说明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但人的发展问题是服从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的。因此，教育与人的关系只是一个中介。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现实意义 篇10
一.言传身教, 树立师德典范
纵观孔子的一生, 他对学生的影响, 一部分是通过言传, 通过学习古代文献, 传授各种技艺, 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 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 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 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 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与后人。如他一再强调只有正己方能正人, 他说:“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 这些话集中说明正己才能正人的道理以及正己的重要性。孔子还指出了正己的办法, 要经常自我反省, 这样才能增长知识才干, 提高思想认识, 教给学生真知。另外他还要求教育者必须做到“学而不厌”, 要不断地学习, 不耻下问, 要活到老, 学到老。只有虚心好学, “温故而知新”才可“为师矣”, 才能成为品德高尚、思想纯正、学识渊博的人。他不仅如此说, 也是如此做的, 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努力学习, 他说“三人行, 必有我师”, 他曾经从师于师襄、老聘、郯子、长弘, 态度谦虚有礼。正是因为孔子为人师表, 以身作则, 深深地教育着学生, 影响着学生, 在他的弟子中, 有不少学生才能突出: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出色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厦等。孔子的言传身教, 也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与敬重。孔子死后, 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 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 为其服丧3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 为孔子守坟6年。
为人师表, 以身作则, 这是教师职业道德的重要特征, 也是社会对教师行为提出的要求。孔子的言传身教, 为广大教师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教师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 学生就会在思想行为上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这也是最有力的说服教育。正如教育家加里宁所说:“教师的世界观, 他的品行、他的生活、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全体学生。”《教育学》也告诉我们, “教育者的言行对学生行为准则、价值定向、性格形成和发展有较大的暗示作用。”社会的飞速发展, 教育的重要地位, 更需德才兼备、言传身教的教师。
二.因材施教, 善于突出优势
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在于普及文化知识和为国家培养管理人才, 但因学生的资质而各有侧重, 这就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方法, 即“因材施教”。孔子说:“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 孔子认为对于接受能力较强的学生, 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 对于接受能力较差的学生, 只能讲些浅显易懂的知识, 也就是必须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 听说了一件事, 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 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疑惑不解, 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 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 故使之知有所退缩。” (《论语·先进》) 两个学生问同一个问题, 孔子的答复却不一样, 原因在于两个学生的思想性格不同。《论语·颜渊》篇中孔子对“仁”的答复对不同的学生答案就有所不同, 其中写道:颜渊问仁, 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 子曰:“出门如见大宾, 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在邦无怒, 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 子曰:“仁者, 其言也纫。”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从中不难看出, 孔子是根据学生的知识与思想情况的不同, 给以有针对性的回答。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 已有很高的德行, 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 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仲弓对人不够谦恭, 不能体谅别人, 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 要能将心比心推及他人;司马牛因急躁, 爱乱说话, 孔子就谆谆告诫他:做一个仁人, 说话要谨慎, 不要急于表态;而樊迟的资质较鲁钝, 孔子就只对他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孔子这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 既切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 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同时, 它能够促使学生克服自己的缺点, 发扬优点, 逐渐完善自我。
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在今天的教育中仍有借鉴作用。当然, 时代不同, 具体要求和做法也应有所不同。要采取因材施教, 就要求教师要对教育对象有全面的了解, 要像孔子那样, 平等地对待学生, 仔细地观察学生, 深刻地了解学生;要善于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而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 要发挥其优势, 弥补其不足, 使各学生自信心不断增强, 各方面不断进步, 技能突出。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
三.诱导启发, 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亦不复也。”“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 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 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予指导, 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 这就是“启”;“悱”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己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 但尚未考虑成熟, 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 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 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 再用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就是“发”;如果求学之人不能举一反三, 也就没有什么更可以说的了。这句话体现了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孔子平时就是按照这一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的, 在这种教育方式下, 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对老师提出质疑, 甚至于互相争论, 老师只需时而点拨, 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 豁然开朗。孔子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育表现最为突出的要算是对子路, 他常常对子路好胜心强, 自负才高的缺点给以启发性的批评教育。孔子说:“由!诲女, 知之乎?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论语·为政》) 这实际上是启发子路不要不知强以为知, 要虚心, 要实事求是。再如孔子称赞颜渊好学, 指出其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老师讲什么总是耐心地听, 似乎无所质疑, 很愚笨的样子, 但回去一个人静静地思索, 往往能有进一步的发明, 正因为这样, 子贡自称不如, 因为颜渊可以“闻一而知十”。另外, 孔子经常让学生说明自己的志向, 或赞许或批评, 但也只是“各言尔志”罢了, 说之何妨?曾点在言自己的志向时, 鼓瑟铿锵而作答, 一派狂者的气象, 但所言之志深得孔子的赞许。
现代教育理论非常重视教与学之间的关系, 不仅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 而且更加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 只有二者达到互动、和谐才能实现教学相长的目的。[3]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方法,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就是在今天也是大有可取之处。
孔子的教育思想坚持以人为本, 追求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同时要求兼顾人的个性发展。其教育目的明确清晰, 教学内容丰富多彩, 教育方法灵活多样, 除以上介绍的以外, 还有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注重循序渐进, 持之以恒;主张不耻下问, 能者为师;重视知行统一, 躬行践履等等。孔子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大力进行教育改革的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要结合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进行深入地研究, 使之更好地为现代教育服务。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版社, 1986年3月版, 第3页。
[2]焦玉莉阮巧玲《孔子教育思想的人文内涵及其重要启示》[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10月第5期 (总第48期)
[3]郝慧芳从《论语》看孔子的教学方法[J].《船山学刊》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