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忠恕”思想 篇1
关键词：孔子“忠恕”思想,大学生,人际关系,借鉴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思想形态, 它不同于其他的宗教或者哲学, 他有着浓厚的伦理道德倾向和强大的生命渗透力及历史覆盖性, 因此能够成为几千年来支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力量。它对于华夏民族传统人格框架的构筑, 对现代人格模式的塑造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思想注重人的自身修养, 其中心思想“仁”意为人与人之间所应建立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可见, 始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社会的起点。从这个角度来说, 儒家思想也是一部关于如何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学说,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谈论大学生人际关系构建的重要理论起点。
1 孔子“忠恕”思想为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构建进行道德伦理上的论证
从三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就以其强大的力量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体制的创新、生活方式的巨变, 同时也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嬗变。但在进步的同时, 物质至上、拜金主义等也在挑战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 并引发了深层次的信仰危机, 导致了日常生活的道德失范。表现在人际关系方面, 即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人际关系逐渐取代了原有的道德伦理主义, 人的“物化”“异化”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而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对现状的一种反映。因此, 审慎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不断没有失去其光辉, 反而大放异彩。
“忠恕”思想虽然形成于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宗法社会, 但是其基础依旧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 即为“人”在现世寻找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避免个体的狭隘与自私。“以人为镜, 可以正己”, 这种镜式的相处模式, 成为了古代中国人认识何以为“人”的基本模式, 使人们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突破。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 “忠恕”是实现“仁”的手段。而在孔子看来, “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与”, 将家庭中子女对于父母情感的自觉作为“仁”的根本, 它亦是社会秩序的来源, 是社会的基础。从人际关系角度而言, 它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出发点。这样的伦理基础显得自然而且可行,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唯有父母与子女的情感是最天然、也是最无私的。而这样的人际道德伦理既符合现世的利益, 同时也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孔子认为这样“孝”使人所以成其为人,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以此为基础, 从家庭的小爱延伸到对朋友亲人、对邻里、对社会、对国家的爱, 这样的爱是有等差的, 亦符合人们的认知顺序。
而儒家思想之所能够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中国社会, 是因为它不仅仅只是局限于道德认知, 认为人应当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同时将道德伦理化、制度化, “内圣外王”是所有知识分子追求的人生境界。
大学生为何要努力的去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为前途?为理想?其最根本在于: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的主体需要。从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出发, 对父母尽孝、对朋友守信、对国家尽忠。所以, 从逻辑角度而言, 我们并不是为了要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孝敬父母、友爱同学, 而是孝敬父母、关爱身边的朋友和同学等这些是我们必须奉行到道德原则, 其结果有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2 孔子“忠恕”思想凸显大学生人际关系情感互动
要实现“仁者”的境界, 成为“仁人”, 其一, 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 通过自我“身”与“心”的相互反观, 让身心相互感通, 认真体味“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内在深意;其二, 以“己心”度“人心”, 以善待自己、愉悦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去善待他人。这种换位思考是情感外推、情感互动的前提。
作为实现“仁”的手段, “忠”“恕”内在的包含着情感互动的本质。《论语》中对“忠”和“恕”阐述只有一处是合在一起的, 其余都是分开使用并有独立的意义, 如“其恕乎?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但不能简单的认为“忠”就是“己欲立则立人, 己欲达则达人”, “恕”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不应当认为“当涉及到自己的关系时就是忠, 而当涉及他人的关系时就则即是恕”;也不应当认为“忠”和“恕”在践行“仁”的时候起作用是机械的、平分的。“忠”和“恕”是一体的, 是体用、本枝、内外的关系, 他们互为前提、互为保障, 只有整体的去领会二者, 才能够从本质上了解“忠恕”的思想内涵。具体而言, “忠”是“恕”的前提, 要“推己及人”, “推己及人”的理念和行为不是一种主观的任意, 而是建立在进行正确自我认识的基础之上;“恕”是“忠”的保障, 要做到正确的自我认识, 就不能当井底蛙, 不能闭目塞听, 而应当以他人为镜, 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不断的论证自己言行的合理性, 以实现“忠”。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百家争鸣中为统治者所看重, 也为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所认可, 因为从修身到平天下, 从内圣到外王, 这正是从家庭情感的“孝悌”逐渐推向公共领域, 这一过程的完成是“忠恕”思想情感互动的真实表现。
这样的情感互动, 是大学生人际交往最重要的方式。我们在前面提到当人际关系偏重于内在价值的时候, 人际关系比较容易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
3 孔子“忠恕”思想为大学生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困境进行了科学性论证
当代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存在着一方面来自于社会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受到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在现实的生活中不断的挤压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的展现空间, 究其根源就是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矛盾。而儒家的“忠恕”思想却对此有了纵深的分析和解释。
儒家思想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人的自我修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这样的统一不仅是精神上的统一, 更是行为上的统一。
“忠恕”, 其“忠”, 强调的自我认识、自我修养, 这样的自我认识和修养并非是个体化、个性化的, 包含着不管是来自于统治者还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社会责任。所以, “忠恕”思想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个人主义逐渐盛行的今天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最后, 我们也要看到, 孔子“忠恕”思想并非是处理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灵丹妙药。因为, 一方面大学生人际关系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多维度, 是动态的、是现实的, 有时候也是很个体的, 而孔子“忠恕”思想相对而言, 是静态的, 是主观的, 是理论的, 如何将这些理论更有效的运用到实践中, 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2008.
从《孔子游春》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篇2
《孔子游春》生动地描述了孔子带弟子到泗水河畔游赏，巧借河水诱导弟子的故事，表现了孔子对学生的关爱及师生之间真挚的情谊。
文章洋溢着浓浓的师生情谊，孔子作为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其教育思想透过课文也可窥一斑。
一、教育即生活。据载，孔子很重视对弟子进行系统全面的教育，他亲自整理编辑了教材—六书。但是他对弟子的教育绝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局限于教材。他积极地引导学生走进生活，走进大自然，走近泗水河畔，让一花一草含情，一树一木开口，一山一水育理。利用生活这部博大精深的教科书教育弟子，这一教育思想同今天我们提倡的大教育观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
二、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孔子游春》一文洋溢着浓浓的师生情谊，例如：“绿草如茵的河畔，弟子们围在老师身边，有的蹲着，有的坐着。老师拨动琴弦，弟子们跟着唱起歌来。”当听完性格不同的子路和颜回各自的志向后，“孔子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们，微微地点了点头”。当颜回弹琴唱歌时，“孔子先是侧耳倾听，过了一会儿，竟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丝毫看不出孔子有半点“师道尊严”的架子与面孔，师生俨然是一种朋友关系。正是在这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的基础上，弟子们才能畅所欲言，师生才能共同探讨，实现“教学相长”，这也真正体现了“教学是师生平等交往的过程”这一理念。
三、启发式的教育思想。孔子积极倡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思想。本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孔子带领弟子到泗水河畔去游玩，游玩中巧借河水诱导弟子。乍一看，孔子的这次教育活动是一种偶然，实则不然。我们不妨这样思考一下：春天到了，孔子为什么选择到泗水去游玩而不是别的地方？这是因为“孔子听说泗水正涨春潮”，此时的泗水正是生机勃勃的时期。那么，孔子又为什么选择有水的地方呢？那是因为孔子“遇水必观，其中一定有道理”。由此，我們可以推断，在此之前，孔子早已有了关于“水”的宏论，这次泗水之行是孔子精心设计的一次教育活动。当孔子全神贯注地凝视泗水时，“弟子们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老师”。“子贡说：‘老师遇水必观，其中一定有道理，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此时弟子们已经达到一种“愤”“悱”的状态，孔子见时机已到，便引发出一场关于“水是真君子”的讨论。弟子们听后“无不惊讶”，都没想到“从司空见惯的流水中，老师竟能看出如此深奥的道理”！可见，弟子们所受到的教育是多么深刻！
正因为弟子们深刻地受到了“真君子”的思想教育，所以孔子又因势利导，引导子路和颜回树立正确的人生志向，引导弟子在言行上做一名“真君子”。其教育可谓水到渠成。
孔子“忠恕”思想 篇3
教学方法：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德以育人 启发诱导 诲人不倦 言行一致
学习方法：学思结合 学行结合 温故知新 虚心好学 实事求是 以学为乐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孔子的诚信思想 篇4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根本、最耀眼的伦理范畴和取向,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诚信思想贯通古今,对人格塑造、品德的培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系统考察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特色对孔子诚信观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找寻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从人类学的角度解读孔子的诚信观,孔子诚信观具有很高的现代价值。
在这里，我就简单谈一下孔子思想道德修养中的“诚信 ”，以及孔子的诚信思想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意义。
一．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到“民无信不立”
首先，在孔子的整个道德体系中，“仁”是其核心思想，“信”则是其重要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信”也是孔子一生中用以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关于诚信的地位，孔子从多个方面作了论述。其中有一点是“信”是“仁”的必然要求。孔子的伦理思想，“信”是这一道德标准的必然要求。仁者、贤者必然具备“信”这种道德品质，而试图通过修身以“成仁”“成贤”者，在人际交往中也就必须努力做到“信”。孔子提出，做人要“主忠信”，即以忠和信两种道德为主。他要求学生“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以便通过孝、悌、信、爱等品质的培养而迈向“仁”的境界。对于古人“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 的重“信”作风，孔子推崇、赞叹不已。
在此之外，孔子思想中的诚信主要是指做人应该从自身出发，追求真正的人格的实现。“诚”的含义等同于孔子思想的知，就如同知一样，其核心的思想内涵主要是指精确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意思。“信”就是不失言于人，不欺人、守诺言，是全心全意履行和实践一个人的诺言。孔子对于诚信的要求是很高的，他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与軏虽然只是车上的一个小小的木销子，但它们锲嵌在车辕前面的横木上，起着关联固定作用，因而是车的一个关键部位。缺少了这个部位，车就将无法行走。“信”对于个人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道德品质，但它在人的言语、行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言语是否符合实际；行为是否符合言语。因此，诚信是人安身立命的关键；人无信则无以立、无以行。
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自己也作为诚信的典范，让弟子以及后人们得益匪浅。在对待朋友的时候，孔子坚持“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在对待自己的承诺时，孔子坚持“言必信，行必果”.他还以这种思想劝诫当时的统治者他强调“民无信不立”即他提出“兵”、“食”可去而“民无信不立”的政治治理主张。
孔子的诚信思想不仅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曾子杀猪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孔子的学生曾子，不仅他的一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被今天广为传颂，而且曾子杀猪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影响深远。曾子的夫人到集市上去，他的儿子哭着闹着要跟着去。他的母亲对他说：“你先回家呆着，待会儿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刚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要捉猪去杀。她就劝止说：“只不过是跟孩子开玩笑罢了。”曾子说：“妻子，可不能跟他开玩笑啊！小孩子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要向父母亲学习，听从父母亲给予的正确的教导。现在你欺骗他，这是教孩子骗人啊！母亲欺骗儿子，儿子就不再相信自己的母亲了，这不是现实教育的方法。” 于是曾子就杀猪煮肉给孩子吃。这则家喻户晓的故事通俗而深刻地阐明了父母一旦有所承诺，就一定要守信兑现的道理。曾参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孩子要言而有信，诚实待人。
作为统治者，要想赢得民心就更应该信守自己，只有信守自己的承诺才能赢得威信。战国时，商鞅辅佐秦国，决心改革政治以充实国力。“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他就想了个办法，在都城的正门前放了一根粗原木，上边贴了一张告示：“将此原木搬至北门者，赏黄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事，谁也不肯去搬。商鞅将黄金增至五十两。这时，一个男子半信半疑地将木头搬到了北门，他马上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五十两黄金。围观的人后悔不已。这以后，商鞅很快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变法得以顺利推行。在这里，商鞅看到了“民之信”对于变法的极端重要性，因而采取策略获得了这宝贵的“民之信”。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从而变法取得成功。荀子有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心的向背是政治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所以孔子要求代表官府形象的官员“慎于言，敏于事”，“言思忠，行思敬”，做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从而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立体完整的诚信政府的形象。
孔子的这种诚信观，曾经对秦汉以降历代王朝的治国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历代皇帝也都出言谨慎，而且“君无戏言”。臣子则往往以“民无信不立”来规劝皇帝信守诺言，如唐贞观年间。大臣魏征就曾上疏唐太宗，提醒他“诚信”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意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诚信是任何一个政府取得民众支持与信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古今中外，概都如此。
二．孔子的诚信思想对现实生活起到的影响
1.诚信对人格塑造起到的作用
忠诚老实，信守诺言，是为人处事的一种美德。与诚信相对的是投机取巧、趋炎附势、弄虚作假、口是心非。我们当然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做光明磊落、言语真切、处事实在的人。说到这儿，我不禁想到了我们身边的故事，有的同学考试作弊，自欺欺人；有的同学不懂装懂，满嘴谎言；有的同学以欺骗和捉弄别人为乐；有的同学在老师和家长面前瞒天过海，为偷懒找出种种借口，或者在老师面前信誓旦旦，看我以后的表现怎样怎样，可一转身就把自己的承诺忘记得一干二净。这种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的警醒！诚实守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要求。孔子向来追求人格的完美，而完美的人格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要素。诚实守信即其中之一。孔子认为，善人即是信人，他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这里所讲的“成人”，正如朱熹注解所言，是“全人”之意，是一种典范性的人格。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全人”呢?孔子特别提出，若能做到诚信也就可以算是“全人”了。由此可见诚信在人格完善中的重要意义。后来的思想家孟子也十分重视人格中的诚信问题，他说：“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一。在儒家伦理思想中，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
2.诚信对人在社会关系中起到的作用
“诚信”这一道德要求，从其本质上看，是应当贯穿于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但在诸种人际关系中，最需强调诚信的则是朋友关系。孟子将人际关系划分为五种，即“五伦”，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相对而言，朋友关系是人一生中数量最多、最宽泛，但也最松散、最易变动的一层关系，因而也是最适宜和最需要强调诚信这一道德规范的一层关系。可以说，广义的“信”应运用于所有人，而狭义的信”则主要针对朋友。当然，这里的朋友应宽泛地理解为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之间产生了一定关系的任何人。
诚信是建立朋友关系的基础，是维护朋友关系的准则，而朋友之间的相互信任则是朋友关系的理想状态和境界。孔子说：“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认为贤者不会轻易去怀疑别人。孔子在谈到交友之道时指出：“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主张要与正直、诚实、见闻学识广博的人交朋友。孔子与颜回、子路谈到了自己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其中一条就是使朋友相互得到信任。而子路也着着实实地 履行诚信，作到了“无宿诺”，连打官司的人都不愿去欺骗他，从而“片言可以折狱”，受到了孔子的赞扬
人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相互交往，互相依赖，才能生存和发展。因而，对于这种社会关系，人们必须真实地肯定、反映和自觉地加以维护；这也是在肯定、维护和完善自己的本质，因为“在其现实性上，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为此，在人际关系中必须坚持诚信，这一方面是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诚信，社会秩序将变得混乱，整个社会将陷入互相猜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人自危、无法生存的境地；另一方面也是人的本质的客观需要：没有诚信这一人际交往的精神纽带，社会关系将趋于萎缩，人将面临退化。这也正如傅玄所说：“君不以信御臣，臣不以信以奉君；父不以信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妇，妇不信以承夫，则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妇相疑于室。大小混然而怀奸谋，上下纷然而竟相欺，人伦于是亡矣”。
3.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起到的作用
孔子的诚信思想不仅对一个人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对一个人的事业的成与败有一定的作用。每个人在事业上应当是“义以为质，礼以成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在以道义为原则的基础上，靠诚信来完成。这正如南唐谭峭所言：“信者，成万物之道也”。诚信是成事的关键，是事业成功的可靠保证。因为有了诚信的态度，就能脚踏实地，真心实干，实事求是，不自欺，最终了解事实的真相，发现真理。而且，诚信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朋友和帮助，为事业的成功创造有利的条件。所以，欲成就一番事业者，一定要真取做一个诚信的人。反过来，“自古以来，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
孔子指出，是否有诚信的态度，做事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言忠信，行 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所以，他要子张将“忠信笃敬”这几个字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依于衡也”，认为这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终至事事成功。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离不开诚信，同样在现代代市场经济中，诚信也同样重要。现在企业的诚信缺失主要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目前，我国市场上的伪劣商品随处可见，充斥着市场的每个角落。假冒伪劣商品种类之全、数量之大，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而隐秘的假货经济体系，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危及消费者的生命与健康。如2001年11月的“河源毒猪肉”事件、随后的南京冠生园的“黑心月饼”事件、2004年4月震惊全国的阜阳特大劣质奶粉事件，所有这些事件无不反映出不法商人和失信厂家利欲熏心，不仅缺乏必要的职业道德，昧着良心做生意，甚至到了“谋财害命”的地步。
我们不会忘记在2008年9月，由媒体率先曝光而后真相大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震惊全国，甚至惊愕世界。仅仅初步统计，三鹿有毒奶粉就造成了3名婴幼儿死亡，多达3万多名婴幼儿身体受到损害。在随后进一步的检测中发现：含三聚氰胺的奶制品生产企业多达20多家，其中不乏享有免检待遇的著名品牌，如伊利、蒙牛、光明等。婴幼儿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饮用的奶制品竟含有毒成分。人们不禁要问：不法商人的良心何在?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诚信何在? 可见，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想到孔子所提倡的“诚信”思想。我们不禁惊醒，诚信不仅影响着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也影响着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企业诚信缺失有损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同时企业诚信缺失有损商品形象，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有的企业以次充好，甚至将假冒伪劣商品卖到国外，损害国外消费者利益，败坏中国企业的声誉，损害中国商品的形象。
孔子曰“人无信，而不立”同样，企业没有了诚信，也一样树立不起自己的形象，最终会被激烈市场竞争所淘汰。每个企业都应该将诚信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任，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4.诚信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诚信是一张身份证，诚信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的责任。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不仅要时时刻刻以诚信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上，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生活上，做到乐观坦然，不自欺欺人;在与他人交往中，真诚相待，相互信任，不口是心非。面对社会给予我们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紧握诚信着张盖有特殊印迹的身份证。
浅议孔子仁学思想 篇5
【内容摘要】孔子把“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并赋予其丰富的内容，使之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以“爱”释“仁”，把仁看作是高尚人性的目标，是理想人格的标志，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原则。为实现“天下归仁”，孔子对仁的内容和实现途径作了多方面的探讨，这对启发人的自觉，改善人际关系有很大启示作用。
【关键词】 仁孔子道德原则
在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国家体系在战争兼并和政治外交中整合，伦理体系分崩离析，道德潮流交融汇合，社会各个阶层都以自己的阶层利益为出发点和知识构建层面为立足点对社会的巨大变革进行反思，在思想争鸣中逐步形成了几股大的潮流。虽然各种不同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治国安民主张，但他们的特点都是在于谋求治国之道，建立太平盛世，而以孔子为代表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就在这百家争鸣中应运而生。
以“爱”释“仁”
孔子对“仁”有很多种阐释，仅在《论语》中就有一百零九处。其基本内涵，浓缩在他与樊迟的问答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樊迟是孔子的学生，在《论语》中有五次向孔子求教的记载，其中三次问仁，两次问知。孔子的回答，以此次最为简洁明了，并使用了“人”的全称概念。“爱人”这两个字虽然说出来容易，但在春秋时期能够被提出，则并不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在“神”或“上帝”的观念产生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一直是超人主宰的附庸。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者的权利被认为是神授，即来源于“帝”或“天子”，广大民众不仅没有人格和人权，甚至不被视为属人的存在。有考证认为，“人”的概念曾长期被少数贵族阶层所专用，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①也就是说，在孔子之前，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概念一直是不完整的，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被当人看，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人类之爱的认识。到孔子之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在大部分奴隶已经解放的情况下，为人类从总体上进行自我认识进而达到自我觉醒创造了条件。孔子作为来自社会底层并始终关注民众生存的思想家，就率先利用了这样的条件。
孔子以“爱”释“仁”，在《论语》中有一处直接的记载，即他在批评宰予时所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只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说宰予“不仁”，理由是他忘记了父母给他的“三年之爱”。这是孔子以“爱”释“仁”的又一明证。除此之外，相近或相关的论述还有很多：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子路》）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①《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王恩来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页。
（《论语〃雍也》）
以上这些具体阐发仁的内涵的论述，都是关心、爱护、尊重他人和宽以待人的主张，是爱人的具体体现。
孔子把“爱人”作为一种主张明确提出，在《论语》中还有两见，即“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和“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在《礼记·哀公问》中，也有孔子屡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的记载。把爱人视为治国理念和学道的归结，这是孔子对仁爱的直接推行。
将“爱人”视为“仁”的主要内涵，在孔门弟子中也得到比较普遍的理解和认同：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
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 子曰：“可谓明君子矣。”（《荀子〃子道》）
孔子以“知”“仁”考试他的三个弟子，三人的回答虽然有境界的高下之分，但均没有离开孔子的宗旨。单就“仁”来看：子路的“仁者使人爱己”，前提和基础必须是先爱别人，故子路虽以“使人爱己”为取向，也得到孔子的肯定；子贡的“仁者爱人”，是无条件、超功利的，与孔子给樊迟问仁的答案一致，是仁的基本内涵，故孔子给予了高于子路的评价；颜渊的“仁者自爱”，则在“爱人”的基础上，增加了爱惜自己名誉或完善自己的内容，故得到孔子最充分的肯定。“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从这段记载中可得到进一步证明。除“爱人”之外，孔子对“仁”还有许多解释，如“仁者先难而后获”、“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论语·雍也》），“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不忧”（《论语·颜渊》）、“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等。这些诠释，一方面是针对了提问者不同情况，同时也说明。“仁者”除“爱人”之外，还应具备诸多优良品格和特点，从而使“仁”成为统摄诸德的核心范畴。
受孔子的影响，后代很多学者都以亲爱释仁。孟子直接承袭了孔子的观点：“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荀子的认识也与孔子完全一致：“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荀子·大略》），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仁，亲也。从人从二”。唐代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知焉之为道。”（《韩昌黎集·原道》）这些认识，均直接源于孔子。①
“仁”“爱”的思想基础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这才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我认为，以往对“克己复礼”的① 这段均出自《论语》。
解释不甚恰当，以往解释“克己复礼”时，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行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仁”是人作为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而不是追求外在的形式。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常生活交往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①。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所以能被后世推崇也就理所当然。
“仁”的道德境界
所谓“仁”的道德境界，就是指作为“仁者”应达到的道德水准。在这方面，孔子的要求很高，并且不轻易以“仁”许人。在历史上能够被孔子称为仁人的，只有管仲（《论语·宪问》）、子产（《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和微子、箕子、比干（《微子》）。在他的弟子中，孔子认为只有颜回能够相对长久地不背离仁德，即“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亦”。尽管如此，孔子并不僵化“仁”的道德标准，他从“仁”的基本内涵出发，根据不同的社会角色和思想道德水准，提出“仁”的几种不同境界，以引导不同层次的人去努力进取，使“仁”成为具有先进性和广泛性的道德准则。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一道德境界，是子贡在一次求教中提出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在孔子看来，如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仅是仁道，而且是圣德。他虽然认为尧、舜也难以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实际上还是肯定了这种德行属于“仁”的最告境界。所谓“何事于仁”即“哪里仅是仁道”之意。
其实在《论语》中，我们能够看到，孔子确实是把济世救民和利民、惠民之举看作仁德的：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①《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伍晓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在这两段记载中，子路和子贡指责管仲“未仁”“非仁”，孔子也曾经批评管仲不知礼“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尽管如此，孔子不仅因为其卓越才能和历史功绩给予极高评价，而且把其非礼行为均看作小节、小信，并以“仁”称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虽然把“仁”与“礼”看成是一致的关系，即“克己复礼为仁”，但实际看重的是仁爱精神与作为。有了这种精神和作为，其它便可以视为小节，即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同时，孔子虽留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周天子一统诸夏的社会局面，想在东方复兴周道，但对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局面并没有完全否认，特别是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事实在百年后给予了肯定。这种肯定，主要根据在于其济世救民的表现和政绩，即所谓“为国者，利国者之谓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是孔子在肯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境之后对仁者应具备品格的直接表述，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自己的愿望和追求看作别惹的愿望和追求并助其实现，这是一种视人如己、与人共好的境界。这种境界虽没有具体的目标说明，但孔子相信人性相近，尤其是在趋利避害的问题上，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共同的，因此，倘若能够推己及人，甚至舍己为人，就自然会体会出仁者的风范。
孔子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仁者之境提出并推行，是对人性和人的价
①值取向认识上的一种提升。如果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还有一点来自上苍的神圣光环笼
罩的话，这一推己及人的利他境界，则完全来自人的自觉和内在超越，从而体现儒家哲学的特质。在今天看来，一人或少数人为天下着想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固然是政治清明的表现，是人治社会要求的较高理想；但与推己及人的平等互爱主张相比，即与天下人自己为天下人着想的主张相比，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在其学生仲弓问“仁”时提出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有另一种说法，即“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其意义相同。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理论上讲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既然如此，孔子却将其视为“仁 ”的道德境界，就很值得我们关注。孔子倡导“仁”，是建立在对人性和人的社会认知基础之上的。一个人的意识和行为道德与否，关键看其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时的态度和做法。要与人和谐相处，最主要有两点。一是关爱他人，即利他；二是尊重他人，即不强加与人。“利他”当然是高尚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能够换位思考，不强加与人、不侵害他人的权益，也难能可贵。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子贡向孔子提出“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问题时，孔子答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可见，这一要求虽理论上讲最容易做到，但实行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而一旦做到便可受益终身。
孔子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作“仁”的基本境界，不仅没有降低“仁”的标准，而且很客观，也很实际，并被很多人所认可，成为后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法则。
以上三个方面，反映了不同角色“仁者”的道德境界。其中后两种，体现了孔子道德评价的独特视角和抽象概括能力。除此之外，孔子还提出过实践仁德的最高要求，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成全仁德的主张，培养和激荡了士人的浩然正气，成为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英勇献身①《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王恩来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8页。的巨大精神力量。
“仁”的实现途径
孔子不仅依据“仁”的内涵界定了“仁”的境界，而且提出了实践仁德的基本方法。这些方法虽然根据不同的对象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还是能够探寻得到。
“为仁由己”，即强调人的主体性
孔子认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就是说，实践仁德全凭自己，而不能凭借别人。为了说明这一看法的准确性，他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亦”（《论语·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譬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匮，进，吾往也”（《论语·子罕》）。这后一段话显然是对“为仁由己”的证明：实践仁德好比是堆土成山和填平土地，关键看自己坚持与否。这就告诉人们，“仁”的实现在于人的主观意志，在于道德认知基础上的自觉追求与把握。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到“为仁由己”，是从群体到个体对人的自主性的认识。孔子倡导“为仁由己”，也是道德自律的主张。他曾这样认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即君子要求和反省自己，小人要求和责备别人。反求诸己的目的是自律和自我提高，是使外在竞争压力化为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内在动力。
“近取譬”，即推己及人
在“为仁”的实践中，孔子强调人的主体性，而主观努力最切近的方法就是推己及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仁之方”即为仁的途径。把“近取譬”即推己及人作为实践仁德的途径，很近常理，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推己及人包括两个方面，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此，孔子有另外一种说法“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其中的“成人之恶”，即促成别人的坏事，就是将己所不欲施诸于人。促成别人的坏事，比直接伤害别人更为阴险，就像鲁迅和钱钟书先生分别论述过的“捧杀”和“见肿谓肥”之类。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运用这一方法，也需要为仁者有相当的道德判断水准和正确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己所欲还是己所不欲，要推己及人，均应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起码要符合所推及之人的意志和愿望，而不能包括畸形、变态和不被认同的特殊癖好。“克己复礼”，即遵循公共规范
孔子所说的“礼”，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而对社会成员进行规范的典章、制度、礼仪、习俗的总称。①这种外在的规定、约束和要求，虽明显地反映出其建立新秩序的意志和愿望，但作为反映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准则，也不能不顾及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和对所有成员共同的约束性。孔子主张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和“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就大体反映了这种情况。在孔
②子那里，礼的基础和决定礼制生命力的是“仁”，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就明确揭示
了 礼与“仁”的一致性，同时也说明了加强礼制建设在推行仁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践仁德的礼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符合道德建设的规律。在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道德建设在其初始阶段必然会表现为对个人的约束。不仅如此，某些道德规范在未达成共识和共同的行为之前，少数人的道德实践甚至会导致个人利益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一①
②《仁学探微》，赵逢玉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页。《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王恩来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7。
个私欲太强的人，就很难实践以关爱他人为主要内涵的道德。因此，孔子十分重视“克己复礼”即抑制自己的私欲使自己的行为符和社会公德，认为一个人一旦能够做到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称你为仁人了。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并不是把“礼”作为“仁”的准绳，而是以“礼”为“仁”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①实际上，广义上的“礼”不是一种道德范畴，而是对道德意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正所谓“礼制”或“礼法”。在孔子那里，“德”与“礼”是有区别的，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用道德观念去引导；用礼制去规范；他所认定的“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就更明确地把“仁”视做礼的基础，而礼则是“仁”的外化。
“立爱自亲始”，即循序渐进
“爱人”与“泛爱众”是孔子界定的“仁”的内涵，但作为一种未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道德要求，如何实现，则要考虑具体的人伦关系和社会实际。实际情况是，人类之爱最早产生于家庭，也是比较充分地体现在家庭。因此，孔子将“亲亲”视为推行仁德的起点，认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同时提出了“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发展路线。对此，《孝经·广要道章》引孔子的一段话，说的更为清楚：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倡导“孝”的目的不仅在于家庭美德建设，也在于“教民亲爱”的社会作用。
对孔子的这一指导思想，其弟子和再传弟子都心领神会。从曾子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都指明了从“孝”到“仁”、从家庭到社会的发展路线。子夏在劝导司马牛时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更使“亲亲”之爱超越了国界，使仁德产生了宗教般的魅力和美感。
从“亲亲”到“泛爱众”，从“爱人”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仅有亲子血缘关系的现实依据，也有“仁者人也”的内在心理基础，同时也没有排斥“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互利性。这就使“仁”的推行获得了稳固的根基，并具有由近及远、由低到高的广阔发展空间。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论语》和其它相关资料中孔子对“仁”的内涵与其建立的基础都有论述，并针对不同的角色提出了“仁”的不同境界以及实践途径。从泛爱众到礼下庶人，孔子试图用仁爱精神融化封建等级界限，从而建立起一种普世价值。这是对人类精神的发现与建设，把历史上对人的各种朴素认识提升到自觉的人文精神和哲学高度，从而启发了人的自觉，调整和改善了人际关系。
参考资料
《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王恩来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
《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伍晓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仁学探微》，赵逢玉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孔子研究》，钟肇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