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中南海三篇

民国时代的中南海 篇1

一、革命家与教育事业的不解之缘

黄兴, 湖南长沙人, 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 中华民国重要创始成员之一, 也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他早年在长沙城南书院求学, 在22岁那年中了秀才, 在1901年毕业于武汉两湖书院, 第二年就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到日本留学, 随后他就在日本东京的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名门望族, 家庭成员多是饱读诗书的鸿儒。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下, 黄兴从小接受的就是传统儒家教育。他读书不为功名利禄, 只求真学问, 但为了不违背母亲的意愿, 参加了科举考试。他非常喜欢军事, 在日本求学期间, 曾请教日本军官教授他相关军事课程, 并且每天清晨骑马、射击是他的必修课, 这都为以后进行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1]54。

1903年, 为了抗议沙皇俄国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他投笔从戎, 在日本和同学组成拒俄义勇队。回国以后, 又和陈天华、宋教仁等人成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 被推选为会长。1905年, 结识孙中山, 并支持孙中山成立革命组织同盟会, 协助孙中山处理革命事务, 积极为武装起义准备力量。1907年, 他曾先后参与指挥了钦州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 但都以失败告终。1911年在香港成立了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 担任部长, 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他亲自率领敢死队上百余人, 攻击两广总督衙门, 和清军展开激战, 当他手持双枪击毙清军数人以后, 身受重伤不得不逃亡香港治伤。这次起义又以失败告终。事后一共收集到72具殉难者的遗体,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1912年1月,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孙中山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1915年, 为讨伐袁世凯, 他积极为革命军筹措军饷。1916年10月因胃血管破裂病逝于上海, 享年42岁。

二、黄兴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儿童教育主张研究

黄兴在大力宣传儿童教育重要性的同时, 还亲自从事儿童教育的实践活动。在清末民国初年, 他亲自到长沙明德学堂担任小学地理老师、博物课老师。且在辛亥革命以后, 为了解决徐州战役中收留的数百名孤儿教养问题, 他把自身职务所得的薪水全部捐出, 创立贫儿教养院, 让这数百名孤儿免去了教养之资的忧患。直到他生命的尾声, 他仍旧表示如果现实允许的话, 他不愿意做官, 只愿意担任一乡村的小学校长, 为国家培养出人格高尚、全面发展的人才。

1. 儿童德育教育。

为了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儿童, 在儿童教育目标方面:他把当时欧美国家的教育经验和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要求相结合, 主张把新知识和传统道德教育相结合, 形成一种新学风, 促使儿童在德、智、体等各个方面综合发展。首先, 黄兴非常重视儿童的思想道德教育。他个人认为“德行是所有学问的根本”[2]176。在湖南明德小学教学期间, 他就非常注重培养儿童爱国爱民的思想, 在他教的地理课堂中, 他要求小学生在地图本上写“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以及“汉家烟尘在东北”等爱国诗句, 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上博物课为学生讲解有关鲤鱼方面的知识时, 他通过讲解“鲤鱼跳龙门”这个民俗故事揭穿封建皇帝是“真命天子”之类的落后迷信思想, 进而宣传当时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黄兴认为, 从世界范围来看, 立国以中国为最古, 道德发展中国最完善;西方人重视权利、利益、法律等, 轻视道德, 西方欧美国家的道德教育远远不及中国。因此, 他特意致电当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育部次长范源濂等人, 提出“我中华民族开化最早, 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 应该为国家之根本”, 故应该把这些中华传统道德当作儿童思想品德教育的主要内容[3]198。同时, 黄兴还重新诠释了中华传统道德的内涵, 他认为:“忠者并非像儒家所说必须忠君, 做任何事情脚踏实地、专心致志即可为忠;孝者即为爱父母、爱父母所爱;至于礼义廉耻, 关乎到一个人的人格问题, 一个人没有了礼义廉耻, 也就丧失了人格。”黄兴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理解之深刻、之新颖可见一斑, 他带着批判性的观点看待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势, 也符合培养新国民的需要。

2. 儿童智力教育。

黄兴坚持实用主义原则, 他认为教育要讲究实用、实效性, 可以依据儿童年龄特点, 教授其基本的生活知识或者技能。首先, 在教学内容方面:他认为封建传统教育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活,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儿童只会读老掉牙的四书五经, 不利于儿童掌握必要的谋生技能, 所以他提出废除小学生读经的内容。同时, 他也不提倡让少年儿童研读古文, 因为古文文辞过于艰涩深奥, 儿童即使读了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中涵义, 在儿童教育内容方面他坚持实利主义原则, 主张教师要教授儿童一些简单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 让儿童具有基本的生活常识与生活技能。在教材方面, 他提倡民间自由编辑, 没有必要限制国定本, 这样可以通儒硕学、广泛搜集儿童学习资料;政府也不必开局编纂, 节省财政开支;因地制宜选取教材, 增进学生的乡土观念, 更容易打动学生的情感。他还认为教材内容不应该广博泛滥, 必须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 选择适当的材料, 让儿童学习系统化的知识[4]262。其次, 在教学语言方面, 他倡导应该用国语教授儿童, 因为文言教学和普通话教学, 有一定的隔阂, 儿童不太容易理解教学内容。如果采用国语普通话教学, 学生都识字, 口中所说的, 笔即刻就能叙述, 有利于提高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 等到义务教育期限满, 即便儿童不再入学学习, 也具备了简单的书写书信能力, 方便以后与人交往。更加重要的一点是, 采用国语教学, 让儿童从小练习普通话, 消除浓浓的乡土音, 对于统一全国语言很有帮助。最后, 在教学方法方面:黄兴主张教师采用直观教学方法, 也就是要求教师带着实物或者标本讲解书本知识, 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 促使其注意力、观察力以及思维能力全面发展。比如:在对学生上地理课时, 他常常带着地球仪、地图等教学仪器, 把抽象的地理知识形象化, 极大地提高了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小学生更容易理解书本知识。

3. 儿童体育教育。

黄兴从小就热爱体育活动, 他小时候在放学后经常参加爬山、钓鱼、游泳等体育活动, 也曾跟随湖南浏阳的李永球学习乌家拳术, 且经常邀请乡村儿童到他家屋后面的纹银屏练习拳术, 和小伙伴们相互比试。在两湖书院求学期间, 黄兴对当时学校开设的西方近代体操的锻炼方式非常感兴趣, 他认为, 不练习体操, 就不可能强身健体, 更不可能有所作为, 所以, 每次上体操课, 他都着短装, 穿布鞋, 精神抖擞, 认真听体育教师的口令, 动作掌握得恰到好处, 不敢掉以轻心。随后在留学日本期间, 他更加深刻认识到“救国不能仅仅依靠心智力量, 锻炼好身体, 才能到战场上奋勇杀敌的道理”, 故他非常重视锻炼身体, 以及和体育相关的军事技能的学习, 除了认真学习示范课程以外, 他另外自己会请日本军官为他讲解军事技能, 每逢空闲时间他也会亲自参观日本士官联队的各种士兵训练体操。在每天清晨, 他都会赶赴神乐坂武术会, 练习枪弹骑射等。1904年, 黄兴学业结束回国以后, 他先在明德学堂担任体育教员一职, 然后在湖南民办第一女学担任体操教练员。他主张儿童应该从小就进行体育锻炼, 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所以他积极地组织体育教学, 并开展课余体育活动, 他还建议当地学校, 让学生必须上体育课之外, 必须定时参加课余举办的各项体育活动[5]25。民国成立以后, 黄兴多次强调国家开展体育教育活动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新一代的国民除了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完善的专业知识以外, 还必须拥有强壮的体魄, 特别是在当时内忧外患、政局不稳的社会背景下, 开展体育教育显得更加重要。他认为, 体育是进行科学教育的首要科目, 并大力主张中国效仿当时美国, 进行“军事国民教育”, 从小学开始, 就在普通的教学科目中增加军事教学, 直至中学, 令学生必须学习两年体育, 遂令军事教育普及整个国家。在他的思想意识中, 进行体育教育既能够有效抵御外国的侵略, 同时还有益于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 是培育拥有健康体质新国民的最佳途径。黄兴对儿童进行体育教育的主张完全符合当时时代发展的潮流, 比如: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校令》就明确规定:小学校教育必须注重儿童身心发育……教授其生活必需的基础知识……此外, 他还提倡在全社会推行六年制义务教育, 公学私学同时兴办, 重视女童教育等。

总之, 黄兴在提出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以外, 还对儿童教育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他的儿童教育思想囊括了儿童教育的各个方面, 对民国初年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时, 也对现代社会儿童教育改革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石彦陶.黄兴传[M].人民出版社, 2004.

[2]萧致治.黄兴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邓江祁.黄兴儿童教育思想述论[J].学前教育研究, 2009, 2 (3) .

[4]湖南省政协文史委, 长沙市政协文史委, 田伏隆.忆黄兴[M].岳麓书社, 1996.

民国时代的中南海 篇2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北京改名为北平，失去了昔日政治中心的地位，这也给神秘的中南海一个还权于民的机会。时任北平市公务局局长的华南圭要求保护中南海的函电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经过一番努力，1928年12月13日，正在酝酿成立的中南海董事会给北平市公务局致函，邀请其参加该会筹备工作。在邀请函中说：“佥以中南海应归市民直接管理，以绝罪恶之根株，以供游人之玩赏。”与此同时，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亦函请北平特别市政府、平津卫戍部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共同成立“接收中南海办事处”，并准备让中南海“从速正式开放”。有关方面还希望“中南海为北平市民共同游憩之公园，永远开放，不收门费”。1929年4月，中南海董事会推举熊希龄为主席委员，李光汉为事务主任。不久，北平市政府也成立“整理中南海公园临时委员会”，负责中南海的有关事宜。

海子里也有合租房

1929年5月，北平特别市政府仿照当时的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的成例，将这里命名为三海公园，正式开放。1930年12月，又将公园名称改为中南海公园。在新华门楼底层门内，悬挂着由满清遗老张海若写的魏碑体“中南海公园”的横匾。

开放之初的中南海于新旧政权交迭之际也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华南圭曾在一封信函中痛陈中南海“牲畜践踏、污秽不堪，于古物不无可惜”。北平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整理中南海公园临时委员会”，负责整修。此外，公园里有许多房屋被园外的一些单位、机关使用或商人租用。据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哈恩忠先生统计：园内的居仁堂、喜福堂、欢喜庄、增福堂、来福堂、果园等处100余间房屋，1928年秋起就被国立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长期借用，一直到1929年临时委员会成立后，几经交涉，才因其文津街新馆建成而陆续迁出；园内的锡福堂、永福堂、颐园，则被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使用；静谷的50余间房屋，被民国政府交通部北平短波无线电台占用；运料门及园内营房149间房屋，早先经北平府院特派员办公处同意，借给了北平美术学院作为校园。在当时市政府的干预下，房产的收回也有了一些眉目。随着房产的陆续收回，又接连开始了清理房租的工作。据中南海临时委员会调查，园内“各商欠租约二千二百余元”，园外房租欠一百二十余元。有些商人欠租多年，反复协商周折，公园最后勒令以水产商人徐璋为首的欠租商户于“六月十三日下午五时之前”交清欠款，否则请警察局清理出园。

为改善公园的环境，维修破损建筑，公园还开发了一些创收的项目。

公园的收入主要有以下幾项：

门票收入：公园门票与北海公园一样，均为五分。除正常购票入园外，公园还根据旺季和淡季门票的销售情况，设置了优惠门票——优字券，券分两种，“甲种券每本六十张，售洋二元；乙种券每本二十五张，售洋一元”。

停车场收入：当时公园规定，普通市民可以乘交通工具入园，按“坐骑”的不同收费，脚踏车每辆收大洋一角，人力车大洋两角，汽车大洋五角。园内的商户也可以购买长期车辆通行证，收费更高一些。

出租房屋的收入：由于中南海内空闲房屋较多，公园特向市民招租，房屋分为五等，租价每间两元至六元不等。于是，不到两个月，20余租户前来中南海安了家。如商人刚鹤峰租用听鸿楼楼下房间开设茶点社，韩汝甲租用听鸿楼楼上办理中西书画社，中国画学研究会、东方绘画会租用流水音房屋。当时就读于大学的共产党员谢和赓和十几个同学合租在中南海流水音的一间大房内，每月租金五角。据他后来回忆，那个时候经常在中南海的游艇上举行秘密会议，从事地下工作。他在反右运动中因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被打为右派，后在“文革”中一度精神失常。此外，由于公园里水面浩大，还有水产商人租用水面从事养殖业。

开辟钓鱼区域，售票钓鱼：规定每张钓鱼票售大洋一元，限一人当日使用，进公园需另购门票。居仁堂、万字廊、听鸿楼、船坞划船码头等处不得钓鱼。每张垂钓券只能钓鱼二斤，超过重量要补票。

多元开放：民国时代的女子教育 篇3

多元开放：民国时代的女子教育

张耀杰06月11日 21:06 民国时代 女子教育 多元开放

分类 :文化 阅读 :5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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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本人虽然有过七年农村中学教师的工作经历，并且至今依然是一名学生家长，对于教育问题却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这里只想简单介绍一下民国时代的女子教育。

多元开放：民国时代的女子教育 张耀杰

每年六月都是莘莘学子或主动或被动地参加各类入学统考的时节，相关的教育问题也因此成为人们在这一时间段内集中讨论的焦点话题。我本人虽然有过七年农村中学教师的工作经历，并且至今依然是一名学生家长，对于教育问题却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这里只想简单介绍一下民国时代的女子教育。

吕碧城：没有正规学历的女校长

我在前不久出版的《民国红粉》一书中，一共介绍了23位女性主人公，其中的吕碧城青少年时代并没有接受过现代化的正规教育，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办女子学校的女校长。扶持她创办和经营天津公立女学堂的，是当年中国男权社会第一流的精英人物，包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以及他的重要幕僚唐绍仪、傅增湘（沅叔）、严修、卢木斋，还有天津《大公报》和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办人、著名天主教徒英敛之。

天津公立女学堂正式开学的时间是1904年11月17日，至今已经有110年的历史。这所学校的第一任监督即校长是袁世凯手下主管教育的傅增湘。可惜的是吕碧城才高气盛，很快便与傅增湘、英敛之等人闹出纠纷。半年后，傅增湘、英敛之等人辞去学校董事会职务，由刚刚22岁的吕碧城出任由天津公立女学堂改名的北洋女子公学的监督即校长。吕碧城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女子公学的女校长。进入中华民国后，北洋女子公学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合并为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功成名就的吕碧城与唐群英、沈佩贞等女界名流一道，出任袁世凯的总统府顾问。北洋女子公学以及后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先后教育培养出来的知名女性人物包括先到袁世凯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后来嫁给冯国璋的周砥；辛亥革命期间在上海发起组织女子尚武会和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女界伟人沈佩贞；辛亥革命期间在上海参与组织女子北伐队后来嫁给黄郛的沈亦云；与国民党元老张继结合的崔震华；与北京大学教授陈源结合的女作家凌叔华；与鲁迅走到一起的国民党员许广平；以及后来成为中共女党员的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 第一届国立女子大学生

《民国红粉》中的23位女性人物，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大学教育的有宋庆龄、何香凝、陶琴薰、张幼仪、李超、庐隐、冯沅君、王右家、刘清扬、冰心、林徽因共11 位。其中的李超、庐隐、冯沅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国立女子大学的大学生。1923年10月和12月，上海《小说月报》分两期刊登庐隐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女大学生婚恋生活的一部作品。其中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届女大学生的情感实录。

小说中的自传性人物露沙即庐隐本人，玲玉是苏州籍同班好友陈定秀，云青是福建同乡王世瑛。宗莹是福建同乡程俊英。露沙的恋爱对象梓青，是北京大学法科政治学门已婚大学生郭梦良。云青即王世瑛的恋爱对象赵蔚然，是与王世瑛、庐隐、程俊英、郭梦良同为福建人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郑振铎。王世瑛后来嫁给张君劢，程俊英后来嫁给了心理学教授张耀翔。

1924年2月，庐隐的同班同学冯沅君，在上海《创造》季刊发表自传体婚恋小说《隔绝》。《隔绝》以及此后的系列小说《旅行》、《慈母》、《隔绝之后》，以大胆的笔触表现了男女大学生的自由恋爱，并且为这种自由恋爱注入了读书进取的硬性指标。从小被裹了小脚的冯沅君，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后来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大哥冯友兰、二哥冯景兰出面，帮助说服母亲解除了包办婚姻。冯沅君系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隽华就是她自己，隽华所恋爱的已婚大学生士轸，就是河南济源籍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王品青。

王品青是鲁迅和周作人的追随者，是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的主要作者之一，北大毕业后到“某籍某系”直接控制的北京孔德学校担任中学教员。由于王品青毕业后不再愿意读书进取，在冯沅君陪同下回到开封报考两次留美名额都没有考取，喜欢读书进取的冯沅君便移情别恋，接受了小她三岁的江南才子陆侃如的求爱。冯沅君当时是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的第一位女性研究生，陆侃如正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跟随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攻读研究生；除了星期天进城约会之外，两个人主要是通过书信联络情感。陆侃如有一次写给冯沅君的情书被王品青发现，王品青因此发了疯，后来被家人接回河南老家，很快就病死了。对于喜爱读书进取的冯沅君来说，既志同道合又相得益彰的陆侃如，显然是比王品青更加合格达标的婚恋对象。

1929年1月，陆侃如和冯沅君在江苏海门举行结婚仪式。两个人的婚后生活和共同兴趣，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方面。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昙花一现的女性婚恋作家，冯沅君从此淡出了文坛。冯沅君、庐隐的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位著名女作家叫苏雪林。在我见到的所有关于冯沅君的介绍性文字中，晚年苏雪林的一段话最为经典：“冯沅君则是我北平女高师的同班同学，文笔优美，学术湛深，她丈夫陆侃如，两人都是有名学者，沅君的哥哥冯友兰名气更大。他们兄妹都会扯顺风旗，从不与时代潮流相违背，怎会被红卫兵斗死，深不可解。” 所谓“扯顺风旗”，意思就是紧跟时代脚步与时俱进。苏雪林说冯沅君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斗死，属于道听途说的以讹传讹。1957年，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与女秘书通奸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1963年，冯沅君被任命为已经从青岛迁到济南的山东大学副校长。1974年6月17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副校长冯沅君，因直肠癌医治无效，在陆侃如陪伴下离开人世。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的人性都是立体的，或者说是多层级、多侧面、多元化的。1949年之后的历史教科书为了统一思想并且像制造螺丝钉一样塑造每个人的灵魂世界，几乎把所有历史人物都放在一个模子里给挤扁压平。像冯沅君这样的历史人物，其实是在艰难曲折和丰富多彩的人生抉择中读书进取的。假如只是平面化地赞美她的小说和学问多么好，而忽略了她艰难拼搏的真实经历，这样的历史说教是完全不可能感染人心、陶冶灵魂的，也是很难让人们记住冯沅君这个人的。真正的励志进取，首先必须说真话讲真相，连真话和真相都不敢面对的人，永远不可能自我健全、励志进取的。留学美国的宋美龄与冰心

宋美龄与谢冰心是先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MA）就读的著名校友，正是基于这样一层关系，1940年夏天宋美龄以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冰心夫妇的家庭命运和政治地位，由此得到提升和改善。1946年初，吴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约请吴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同年11月，吴文藻回国把冰心和小女儿吴青接到东京。

1948年1月，日本《淑女》杂志在第1卷第1号隆重刊登冰心的谈话录《闻名于世的女杰·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冰心在这篇谈话录中以生动活泼的口吻高调赞美了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有时是主席的顾问，有时是翻译，有时是秘书，有时是老师。对主席来说，女士就像自己的眼睛和手一样不可或缺。”

这里的“主席”指的是当年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基督徒式的模范婚姻，冰心赞美说：“是的，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喜欢整洁，衣服的颜色总是那么地协调。……这一切使两个人的家庭生活美好而充实。”

1951年秋天，吴文藻、冰心一家在周恩来、罗青长安排下秘密回到北京。与晚年冰心来往密切的老舍儿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写道：“吴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打死也不说！’。”

种种迹象表明，冰心在与宋美龄、蒋介石夫妇建立亲密关系的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等人建立起了秘密联系。对于前者，冰心晚年采取的是遮蔽隐瞒的态度；对于后者，她采取的却是引以为傲并且高调宣扬的另一种态度。1991年的冰心又把最高规格的赞美之辞——“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奉献给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可以说，世纪老人冰心既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处世方略和女性智慧，在这两句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