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 篇1
博物馆总建筑面积3万m2,按照功能布局主要分为综合馆、江豚馆、鸟类馆以及公共服务大厅四大部分。在洞庭湖特有的湿地环境下,博物馆设计具有独特的个性,既希望吸纳湿地景观要素,体现地域性,融入自然,又力求整合生态环保技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和谐共生。以建设能够传承地域传统、体现时代特征、展示风土人情的生态湿地博物馆。
1 立意:融入湿地,亲近洞庭
博物馆坐落于湖南省岳阳市濠河北岸,与君山隔湖相望,湖面景观开阔、湿地环境保护良好。洞庭湖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与基地的自然景观条件为洞庭湖博物馆的构思设计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图3、4)。
设计时,首先对洞庭湖的历史文化及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研究与解读,总结出洞庭文化两个关键词:“水”与“渔”,“洞庭鱼龙”是对洞庭文化的提炼与叙述。正如曹松《洞庭湖》诗词:“东西南北各连空,波上唯留小朵峰。长与岳阳翻鼓角,不离云梦转鱼龙”所描绘之意境;“鱼龙”表达了对江豚的一种诗意想象(图5)。
与此同时,设计团队对基地独特的湿地环境与自然要素进行了分析。“湖波荡漾、芦苇依依、游鱼戏水、大雁南飞,”这是与城市环境完全不同的,具有独特自然风光的湿地系统。“江豚清涟”立意正是缘自洞庭湖“大熊猫”——江豚戏水,湖波涟漪(图6)。通过实体模型以及电脑虚拟模型等手段,采取自然流动的建筑形体,对其进行形体抽象与场所营造,以形达意。让建筑尽量低卧于基地广阔的水面绿芦之间,实现建筑形式与洞庭湿地环境的整体关联融合。
因此,设计以“洞庭鱼龙,江豚清涟”为主题,是对洞庭湖特有的地域与文化特征的概括提炼。设计期望塑造“洞庭天下水,鱼龙天下馆”之梦想,营造洞庭湖中似鱼似岛、似帆似山的地景式生态湿地博物馆。
2 造型:仿生摹境,形意建筑
设计立足“江豚清涟”的基本意念,整合规划、景观、建筑、室内空间、绿色建筑等诸多环节进行整体构思,以形表意。在详细布置功能、设计流线、营造空间氛围的前提下,采用适宜技术手段,将建筑体量化整为零,通过模仿生物形态建构与基地环境氛围相适应的建筑基本形式及外部空间环境。表现出融于湿地的整体形象,凸显自然、人文、生态的主题。
建筑群整体恰似一群嬉戏洞庭的江豚,自由灵动,与此主题密切联系的户外环境则除了形态上模仿江面涟漪外,还通过细致的设计以有效保证江豚在室内外自由游弋、吸引水鸟飞禽来此栖息。
为了实现这一仿生有机造型,结构根据造型需要采用相对成熟经济的三角拱结构体系,实体屋面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板,通透侧采用整体式玻璃幕墙;平面结合功能布局及参观流线,公众服务空间靠近底层及通透幕墙一侧,越往上空间逐步缩小,同时空间越私密,顶层则是内部办公,空间与体型有机吻合(图7)。
3 布局:一丘三翼,内外一体
博物馆通过公共服务大厅,连接起各自独立的综合馆、江豚馆及鸟类馆,形成一带三翼的向心型舒展建筑形态,三馆呈螺旋状顺时针方向布置,恰似江豚入湖、沙丘入海的动势(图8)。外部湿地景观空间在此动势的驱动下,形成涟漪状景观空间,建构出建筑与环境一体的湿地景观,并以此作为室外生态湿地展区及观鸟区。外部湿地景观与灵动的“洞庭鱼龙”建筑主体,构成了“虚实相生”、“一丘三翼”、“内外一体”的洞庭湖湿地地景博物馆。
综合馆紧贴公共服务中心,呈梭状沿基地北侧布置,东北部为国际会议中心,东南侧为办公及库房。江豚馆位于基地中部,临濠河延伸,并汇入濠河,可供江豚自由出入,同时提供最佳观赏视角(图9)。鸟类馆布置于基地南侧,与西侧和南侧涟漪状的室外洞庭湿地空间形成和谐整体,形成特色的生态湿地和候鸟景观区(图10)。
4 流线:人车分流,情景交互
从城市设计角度组织博物馆对外交通流线,增强博物馆的可达性,从而体现其在整个景区的核心作用。机动车入口设在东北角,布置一个大型公共停车场地,设置524个机动车位及10个大巴停车位。沿博物馆外围设置环形消防车道,并兼做机动车、电瓶车道,保证博物馆与城市交通顺畅、便捷,方便游客亲近湿地。
博物馆人行步道自成系统,营造灵动趣味、自然探奇的观展流线。主入口设置在场地北侧,与西边洞庭湖博览园食街相连。沿博物馆滨水一侧设置水上栈道,呈圈层式园路形态,深入洞庭湿地、芦苇和濠河,终端与两侧电瓶车道路相接,保障游客观赏的连续性。渡船码头设置于基地西南角,与博览园水上游船路线结合,并与博物馆、湿地景观公园交通流线统筹考虑,整体组织。博物馆观展流线以公共服务大厅为枢纽进行交通组织设计:游客由西面主入口进入公共服务中心,再通过观赏休闲过厅依次进入综合馆、江豚观和鸟类馆,再进入湿地公园。此外,各馆与各功能区均设有独立的出入口,以便灵活管理与使用(图11)。
综合馆负一层与一层为展厅区,游客首先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及临时展厅,再通过自动扶梯到达位于5 m标高的其它主题展览区。通过自动扶梯与大台阶拾级而上,远眺君山,
800里洞庭尽收眼底。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位于地面层,经由独立门厅,通过地景平台的楼梯与共享大厅密切联系。工作人员通过独立的门厅与核心筒到达综合楼顶层的行政办公与后勤用房,获得相对安静而又具有极佳的景观视野的办公空间。
江豚馆通过观赏过厅延续共享大厅,游客可先参观水族展厅及江豚展厅,再通过坡道观览标本展厅,然后进入与地面齐平的江豚展厅的二层观看平台。展览空间的开阖交叉设置,为游客提供多样的参观体验。江豚馆后勤办公用房设置于5m标高的顶层,经由独立的入口与楼梯到达。
从共享大厅观赏鸟类馆,参观者由地下公共大厅升至地面,豁然开朗,穿过多媒体播放厅,经由曲折展廊空间的抑扬变化,跨入鸟类主题展厅与机动展厅,观鸟赏湖,还可通过坡道上至二层观鸟平台,远眺水鸟翱翔。二层设有纪念品商店与咖啡厅,并通向滨水室外展场,到达湖滨栈道、地景广场,湿地公园,感受洞庭独特的生态湿地景观(图12~14)。
5 绿色:复合技术,人文生态
设计采用复合化的技术手段,综合解决结构、维护、遮阳采光、节能通风等技术问题,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双重关照。
生态建筑表皮的设计仿佛芦苇编制而成,与内部空间采光需求统一,营造“人在馆中走,芦苇丛中游”的空间意象,拓展了建筑的丰富性,表达出博物馆的生态湿地特征。
绿色建筑技术方案以被动技术优先,主动式技术为辅的整合设计思路。充分利用湿地可再生资源,采用地源热泵技术,节能环保;建筑立面幕墙根据采光计算确定遮阳形态和方式,利用参数化设计手段营造出细腻渐变的外遮阳穿孔铝板构件,既隐喻鱼的表皮又与室内采光遮阳紧密结合;屋顶利用种植绿化形成地景,实现夏季隔热冬季保温的效果(图15)。
结语
洞庭湖博物馆以亲和契入洞庭湿地的融和方式,表达出文人墨客笔中的泛舟洞庭、观楼赏月的浪漫湿地博物馆情境,营造燕鸣雀跃、鱼腾涟漪、帆出芦苇、楼藏洞庭之湿地胜景,让游客体验湿地、亲近洞庭,打造“洞庭天下水,鱼龙天下馆”之梦想。
洞庭湖博物馆设计综合考虑了地域、文化、时代的特殊要求,在项目定位、总体布局、造型空间、流线设计、室内展陈、投资概算等方面均做了深入细致的设计研究,取得了较为扎实的成果。在强手如林的公开招标竞赛中,获得评委专家与业主的一致认可与好评。
项目设计人员:何镜堂、郭卫宏、陈文东、唐雅男、黄沛宁、裴文祥、徐文娜、冒亚龙、许喆、胡镇宁、苏朝浩、王新宇、齐帅杰、张书原、车轩、任思阳等;投标时间:2014.12。
图片来源
文章插图均引自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洞庭湖博物馆建筑设计方案》文本
摘要：洞庭湖博物馆设计以“洞庭鱼龙,江豚清涟”为主题,以融入当地湿地环境,亲近洞庭生态资源作为设计的出发点,以期塑造“洞庭天下水,鱼龙天下馆”之梦想。总体布局遵循“虚实相生,内外一体”的思想;建筑造型寓意“江豚清涟”,以形表意,融于自然;设计整合规划、建筑、景观、室内空间,采取适宜技术手段,生态绿色,融入自然。建成后将成为洞庭湖中似鱼似岛、似帆似山的地景式生态湿地博物馆。
关键词：洞庭湖景区,湿地博物馆,形态设计,人文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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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 篇2
知识与技能目标:
1.掌握“庭”“螺”“潭”3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古诗, 背诵课文, 默写古诗。
过程与方法目标:
1.进行自主识字, 提高学生随文理解词意的能力。
2.理解诗句的意思, 想象诗歌的意境。
3.通过查阅工具书了解相关资料, 理解诗句的意思。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感受月色、山水的自然美。
教学重点
1.理解诗句的意思, 感受诗的意境。
2.品味名句的艺术魅力。
教学过程
一、由景到诗, 激情导入
(课前观赏洞庭湖的风景视频) “洞庭湖”古称“云梦泽”, 号称“八百里洞庭湖”。烟波浩渺, 山峦起伏, 水天一色, 鸥鹭飞翔。自古以来, 很多著名诗人都曾对美丽的洞庭山水进行过吟咏。多年前, 被称为“诗豪”的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 在去和州做官的途中经过洞庭湖, 他趁着月色遥望洞庭湖, 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望洞庭》。
二、分层要求, 诵读诗歌
1.将诗的每一个字都读准确, 将整首诗读连贯。
2.每一首古诗都有独特的节奏和韵味。谁再来读一读?节奏有快慢, 语调有起伏, 这样就会吟诵出古诗的韵味来。咱们合作读这首诗好吗? (师读前四个字, 学生读后三个字, 然后学生再连起来读。)
3.同学们, 吟诵这首《望洞庭》, 你有什么感受?
三、突破难字, 感受水月之“和”
1.交流第一句。
你们有慧眼, 发现了“和”字的非同寻常。 (板书:和) “和”的意思就是和谐、融合。到底是什么互相融合呢?让我们跟随刘禹锡来到洞庭湖畔, 诗人看到了哪些景物? (板书:湖面、秋月、君山)
诗人看到了如此美妙的景物,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月光洒在水面上的景色呢?请尽情展开想象, 此时在刘禹锡眼中, 八百里洞庭湖面是怎样的一种景象。
(预设:月亮高挂在漆黑的夜空, 向湖面洒下了银色的光辉, 把湖面都照亮了, 水天一色。湖面水平如镜, 倒映着明月。月光照水、水波映月, “天上一个月亮, 水中一个月亮”, 水和月亮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师:天上明月, 人间洞庭相互融合、交相辉映, 这就是水月之“和”。
2.交流第二句。
水波映月, 月光如水, 这份和谐的宁静, 都是为什么? (潭面无风) 谁来读第二句?从这句诗中, 你们读出了什么?
(预设:读着这句诗, 你想到了哪些成语?读着这句诗, 你想到了怎样的比喻句?诗中的镜是指玻璃镜子吗?铜镜反复摩擦后就会光亮照人, 可以观容貌、正衣冠。没有摩擦过的铜镜会怎样呢?)
四、想象画面, 品味山水之“和”
1.请读读这两句诗, 想象这和谐美好的洞庭月色。这首诗中还有哪些词句也传递出和谐宁静的美好感觉呢?
2.品读第四句。
八百里洞庭如此开阔、壮观, 在诗人刘禹锡的笔下成了小巧玲珑的银盘青螺。 (闭眼想象:在你眼前出现了一个白色的银盘, 看到君山了吗?轻轻地放上一颗青色的田螺。) 能想象出来吗?为什么这样的诗句能带给你和谐、宁静的美妙感受呢?
师总结:洞庭湖的水面上, 浮动着美丽的君山, 山水相依, 是那样的和谐。
3.品味语言, 配乐美读。
【平湖秋月】宁静的夜晚, 作者遥望洞庭湖面, 湖光秋月, 水光山色相互映衬, 多么宁静和谐, 刘禹锡情不自禁地轻轻吟诵——— (生读)
五、回顾总结, 布置作业
1.背诵并默写古诗《望洞庭》。
2.小练笔:把古诗《望洞庭》所描绘的美丽景色用散文的形式写下来。
《洞庭》 篇3
9月26日，常德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渔民、自然保护区与上市公司争夺青山垸水面经营权的角力进入白热化的时刻。法官宣布开庭的话音刚落，有备而来的渔民就拍案而起，称原告“大湖股份”的法律代理人系常德中院前法官，按规定应当回避。在此情况下，法官宣布另外择期开庭。于是，该案第一次开庭就在一片闹哄哄中收场。
这仅仅是推迟了开庭的日期，但渔民们仍然将这个结果视为首回合的胜利。“洞庭湖的麻雀，不是吓大的。”青山垸渔民唐代钦用一句歇后语，表达了一种豁出去的心情。
“堤是我挑的”
“渔民世世代代在青山垸水面上讨生活，权利岂容他人剥夺？！”唐代钦说。
“现在的渔民都懂法，生存权是最大的法定人权。”67岁的唐代钦做过多年村支书，擅长运用各种理论武装自己。在他看来，“堤是我挑的”，是他在青山垸捕鱼的最有力的依据。
青山垸面积超过1.5万亩，是围湖造田的产物。上世纪70年代，唐代钦还是青壮劳力，亲手挑着一提提石块和泥土，在湖边修起堤坝，待水位一退，农民将大坝合龙，堤坝内水底露出，成为天然的农田和水塘。修坝的移民在垸内建屋而居，形成村落。
建国后数十年来，洞庭湖逐渐被一道道垸子所围剿，缩小到仅有1949年的一半大。洞庭湖是长江最重要的蓄洪通道，无节制的围湖造田显然忽视了自然规律，因此遭受了大自然最猛烈的反击。1996年和1998年，洪水两度来袭，青山垸无一幸免，两度溃坝后，垸内是一片汪洋，房屋被冲垮，农民和渔民只好搬到堤坝上居住，狼狈不堪。此时，汉寿县政府借机将青山垸“退田还湖”，为修坝而“整建制”搬来的移民，被迫再次搬迁。而青山垸原有的数百户居民，因为难离故土，仍然选择居住在垸旁的村子里，唐代钦和他的4个儿子是留下的人员之一。
1999年，汉寿县决定，将青山垸划归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统一管理。保护区开始对这一片水域实行封闭式管理，禁止在青山垸内捕鱼捕鸟。如此一来，保护区和渔民间的摩擦愈演愈烈，冲突不断。
现实情况是，农民世代生活在此，禁渔相当于剥夺农民生计，所以始终无法令行禁止。渔民激烈反抗，也令保护区感到疲惫无措。2002年，大批渔民持械攻击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酿成激烈冲突。
在此情况下，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湖南省林业厅请示，将青山垸在保护的前提下依法利用，允许渔民在每年的3月至10月间在垸内捕鱼，同时禁止使用电击、麻布网、毒鱼等捕捞方式，不得在青山垸捕杀和惊吓来此越冬的鸟类。管理方希望以这种保护加利用的方式，缓解和渔民之间的矛盾。2003年6月，湖南省林业厅批准了这一申请。
与此同时，唐代钦等村民也在苦苦寻找对策，直到遇见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社区，在洞庭湖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试验区。这种试验区基于一个基本的理念：有限的人类活动，并不违背自然生态保护的原则，只要尊重自然，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便可以和自然和谐共处。该理念因为在人和自然间构建了一种和谐而非对抗的保护区管理模式，受到中国政府欣赏。
2004年3月8日，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和青山垸社区渔业养殖合作组签订社区共管协议，在保证青山垸的所有权归保护区不变的前提下，将这片水面承包给唐代钦牵头的渔业合作组，由西洞庭自然保护区和青山垸社区共同管理。协议期至2008年12月30日止。渔业合作组每年向保护区交纳湿地资源补偿费、保护管理费共20万元。
至此，1789户居民在青山垸的合法捕鱼权失而复得。
“有失公平”
如果青山垸的故事沿这条脉络发展下去，便不会出现开头所述对簿公堂的一幕。然而，真实情况是，早在保护区和渔民达成社区共管协议之前一年，青山垸的经营权就被汉寿县政府转给了以水产养殖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大湖股份（当时名为“洞庭水殖”）。
2003年5月16日，汉寿县政府与洞庭水殖签定协议，将青山垸内的1.5万余亩水面的经营权出让给该公司，有效期是2003年6月1日至2053年5月31日，共50年。转让价共计158万元。协议上签约的双方，一方为洞庭水殖，另一方为汉寿县人民政府，而青山垸真正的法人主体——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被搁置在一旁。
这一点，是该协议的致命缺陷。汉寿县人民政府不是青山垸的法人主体，从法律上讲，不具备跟一个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协议的单独主体资格。不过，双方似乎很快便发现了这个缺陷，在正式协议签订5天之后，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将汉寿县目平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属于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内单位）列为出让方之一，以此弥补法律上的漏洞。
但这份转让协议仍然广受质疑。质疑的焦点集中在超低廉的转让价上。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梅碧球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1.5万亩水面的50年经营权，以2003年的价格计算，至少应在千万以上。而洞庭水殖付出的受让价仅为158万，可能仅是其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有失公平”。
而更为蹊跷的是，在洞庭水殖2003年年报中，青山垸水面的收购价并不是158万元，而是大得多的数字。年报中标明：“（本公司与汉寿县政府）双方同意由中磊会计师事务所评估的1363.5万元作为本次水面养殖使用权的收购总价格。”
《中国新闻周刊》就此征询大湖股份时，该公司董事会秘书杨明的解释是：“当时公司上市不久，如果碰上审查，估值太低的话，会被怀疑里面有‘利益输送。公司跟汉寿县政府商定，收购价还是158万元不变，但付款时，由洞庭水殖先把1363.5万元打到汉寿县财政局账上，财政局只留158万元，将多余部分以‘财源建设费的名义返还给洞庭水殖。”
“当年这种返还财源建设费的情况十分常见。”杨明说，返还财源建设费，是为了鼓励公司多为地方创造税收，以拉动就业。
而据梅碧球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时时任常德市委书记程海波提出“三个500万亩”工程，其中一项就是在常德全市打造500万亩水产养殖基地。“为了不违抗上级政府的政策，汉寿县政府不得不跟洞庭水殖接触，并签订了转让协议。”
另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有传言称程海波亲自打招呼，促成了这份协议的出台。而他已于2009年因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问题被双规，2011年被判处死缓。目前在狱中服刑的程海波，无法对此事真伪进行辩白。
1999年成立、2000年上市的洞庭水殖，是当时全国唯一采用水面权益资本化方式上市的公司。所谓“水面权益资本化”，即将公司拥有的水面经营权进行资产估值。该公司是常德仅有的三家上市公司之一，程海波主政常德时，正是洞庭水殖廉价取得洞庭湖周边水面经营权的黄金时期。
“青山垸的水都开锅了”
事实上，洞庭水殖虽然取得了青山垸50年的经营权，但在当地渔民一直激烈捍卫捕鱼权的情况下，无法在青山垸进行公司化的渔业养殖。
2003年4月，渔民听到汉寿县政府将青山垸经营权转让给洞庭水殖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了几百人，多次在保护区“闹事”。他们还联名向县、市、省举报，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国际湿地公约局、国家林业局《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多次询问此事，湖南省林业厅也专门到汉寿召开了协调会。
“青山垸的水都开锅了。”青山垸渔民如此形容当时混乱紧张的状况。
促成青山垸社区共管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亦发函给汉寿县政府，对县政府的作法表示“震惊”。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沙办公室主任蒋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陈述的主要观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须报省林业厅审批，而青山垸使用权转让给洞庭水殖进行渔业开发，未曾取得湖南省林业厅批准，县政府此举属于越权。
世界自然基金会还提出，包括青山湖在内的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已于2001年被国际湿地公约局确认为国际重要湿地，青山湖转让给公司运营，难免对湿地生态造成破坏，影响中国国际形象。而1700户农民响应国家号召，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迁出青山垸，将土地还给保护区，老百姓作出了牺牲，国家为实现生态修复也投入了2500万元巨资。
“如果贵县政府低价转让，商业集团坐享其成，而原住户得不到补偿，会激化当地社区与政府和保护区的矛盾。”世界自然基金会表示。
事实也证明，最让地方政府感到棘手的，是那些不断抗议的渔民。要解决主要矛盾，自然要先从渔民的诉求入手。在这一点上，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的社区共管方案，正是对症之药。
由于多年来无法对青山垸进行实际经营，大湖股份也只能“送一个顺水人情”。2008年12月，大湖股份与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了反租倒包协议，将青山垸水面经营权反租给保护区，租凭费每年20万元，租赁期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
表现上看，保护区和渔民的利益似乎取得了一时的保障。殊不知大湖股份还有自己的算盘：这份反租倒包协议，其实再一次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宣示了大湖股份对青山垸的经营权。
“每年20万元的租赁费，不过是象征性收费，我们目的是‘宣示主权。”杨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输了官司一样打鱼”
杨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湖股份的底线，是公司对青山垸的50年经营权不能旁落，“主权”不能含糊。说起争夺湖权的乱局，杨明苦笑称，“有点像钓鱼岛。”
根据杨明的说法，导致大湖股份将保护区和渔民诉诸公堂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保护区干脆撇开大湖股份，单独跟渔民签订了青山垸社区共管的另外10年协议。”
2011年底是反租倒包的最后期限，到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青山垸的经营权又将收归大湖股份所有。当时，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这个日子一天天逼近。2011年9月，大湖股份函告保护区管理局，表示青山垸水面不再对外租赁。接下来，他们已经着手准备接管青山垸。
然而，在2011年12月29日，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突然与青山湖垸社区共管合作组签订了协议，将青山垸2012年至2021年的使用权，交给了青山垸社区共管合作组。在这份协议上，没有大湖股份的签章，事实上，该公司并未受邀与会。
被“忽略”的屈辱，激怒了大湖股份。
大湖股份董事长罗祖亮气冲冲地致函汉寿县县长宋云文：“在我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保护区管理局擅自与青山湖垸渔业合作社签订了10年租赁协议，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罗祖亮表示，“我公司是青山垸水面唯一合法的资产拥有者和合法的经营者……但保护区管理局我行我素……”
县长宋云文将此信转交给了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数日后，保护区管理局回复了一封措辞同样强硬的信，信中称：“汉寿县人民政府与大湖股份所签租赁合同，违反国家现行法律、地方法规，依法不受法律保护。”
保护区管理局表示，青山湖水面系国际重要湿地，由大湖股份经营违反法律规定。大湖股份低价购得青山垸50年经营权，违反了《民法》《合同法》规定的公平、等价原则。
复函还列举了大湖股份经营青山垸水面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如公司承包经营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将造成过度开发，不利于湿地保护。此外，还将影响当地渔民生计，会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几年，你公司要收取青山垸水面经营权时，曾无数次引发当地民众集体到县、省政府上访。”
保护区管理局对青山垸居民进行调查走访，共走访了161户居民，其中赞成现有社区共管的经营模式、坚决不同意其他公司经营的有134户，占83%。鉴于现状，保护区管理局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解除汉寿县政府与大湖股份所签的租赁合同。
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大湖股份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经营、管理青山垸水面。相反，唐代钦牵头成立的青山垸光球渔业合作社在经营青山垸水面之后，湖内野生鱼数量增长到50种，冬天垸内水位下降后露出广阔的沙洲，每年吸引2万多只水鸟在此落脚觅食。渔业合作社在垸内不投化肥，只投经过发酵的鸡粪做有机肥，保护了湿地自然生态。青山垸有机鱼2006年已获有机认证，品牌效益日渐凸显，渔业合作社的收入每年都在增加，这种兼顾人和自然的共管模式，受到各界称许。
2005年，青山垸社区共管模式被评为壳牌中国可持续发展十大案例。2011年，唐代钦获得“全国水环保公益人物”。青山垸社区共管已经成为中国湿地保护的模范案例，向全国的湿地保护区推广。“这种优秀的模式，不能因为一场诉讼就告终结。”
《洞庭》 篇4
关键词：荆江三口,突变,水文过程,水利工程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东北部,长江中游荆江南岸,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行蓄洪湖泊之一,发挥着巨大的调蓄洪水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洞庭湖总面积2625 km2,其多年平均地表径流达3126×108 m3,约为鄱阳湖的3倍,太湖的10倍。入湖径流按来源通常分为长江三口(原为四口,因调弦口于1958年封堵后只剩下三口)、湖南四水及区间三部分,其中来自三口的为1119×108 m3,占37.1%,在洞庭湖水资源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洞庭湖的泥沙沉积主要来自于长江,湖床年均淤高3.7cm,对湿地系统演化趋势和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1]。近年来,由于气候异常、人类高强度干扰(如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湖泊泥沙淤积严重,湿地面积不断萎缩,洪涝灾害加剧,生物多样性受损,生物灾害频发等多种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2],而最近几年(尤其是三峡水库蓄水后)几乎年年都发生的水资源短缺事件尤为引人关注,并引发人们对湿地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的担忧[3]。因此,阐明流域水沙演变趋势是湿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
河流水沙变化一直是河流地貌、水利工程等领域倍受关注的科学问题[4,5]。水文特征如水沙的流动对很多因素都很敏感,包括水利工程(如水库、大坝、水管理措施)、土地利用变化以及气候变化等[6,7]。一直以来,三口水沙演变及其与荆江的关系一直是生态水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现有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荆江三口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一直处于减少状态,同时,结合大型人类活动干扰进行了分析[3,8,9,10,11]。然而,这些研究基本属于定性研究,量化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Mann-Kendall趋势突变检验、双累积曲线等方法探讨荆江三口入洞庭湖水沙演变的规律性、突变性及其成因,以期为长江水资源的管理,洞庭湖治理规划的制定以及洞庭湖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依据。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水沙数据
长系列水沙数据来源于长江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泥沙公报2003-2008》[12]。本研究以新江口和沙道观水文站(松滋口)、弥陀市水文站(太平口)、康家岗和管家铺水文站(藕池口)1956-2008年的实测数据作为荆江三口入洞庭湖水沙演变分析的基础,以枝城水文站分析荆江水沙演变(图1)。主要指标包括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三口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为松滋口、太平口和藕池口之和。
1.2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1)采用非参数Mann-Kendall(以下简称M-K)法检验趋势突变点,具体计算方法参见符宗斌等[13]。M-K法以时间序列平稳为前提,且时间序列是随机独立的,其概率分布等同。设定原假设H0:在时间序列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设此序列为x1、x2、x3…xm,用mi表示第i个样本xi大于xj(1≤j≤i)的累计数,则可以定义统计量:在原序列随机独立的假定下,dk的均值、方差分别为:E[dk]=k(k-1)/4,var[dk]=k(k-1)(2k+5)/72(2≤k≤n)。将dk标准化,得到标准变化量,则当k>10时,UFk收敛于标准正态分布。原假设H0无趋势,采用双边趋势检验,给定一定显著水平a,在正态分布表中查得临界值Ua/2。当UFk
(2)采用双累积曲线法检验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累积变化的转折点。同时,通过转折点的获取估计了不同时段的减沙量,即通过前一时段的线性模拟方程按后一时段最后一年的累积径流量换算得到的后一时段最后一年理论累积输沙量。减少输入总量为后一时段最后一年的理论累积输沙量与实际累积输沙量的差值,平均减少量为减少输入总量与后一时段年数的比值。
2 荆江枝城站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的演变和突变特征
2.1 年径流量
荆江枝城站在1956-2008年的径流量多年平均为4406×108m3,总体呈波动状态(图2 a)。从重大人类干扰所发生的不同时段来看,除三峡水库运行后的2003-2008年有所下降外(4113×108m3),总体呈比较稳定的趋势,如1956-1966年(裁弯前)为4525×108m3,1967-1972年(裁弯中)为4302×108m3,1973-1980年(裁弯后)为4441×108 m3,1981-2002年(葛洲坝运行后)为4441×108m3。2003-2008年间径流量偏少可能与该时期内长江上中游地区雨水偏少密切相关[3]。M-K统计分析表明,枝城站年径流量53a来呈波动变化,且一直处于置信区间内变动(Z<1.96,P上或P下>0.05),说明未发生明显变化。
2.2 年输沙量
枝城站在1956-2008年输沙量年平均为449.9×106 t,总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以2003年后尤为显著(图2b)。从不同时段看,年输沙量呈下降趋势,1956-1966年(裁弯前)为553.1×106t,1967-1972年(裁弯中)为503.6×106t,1973-1980年(裁弯后)为512.5×106 t,1981-2002年(葛洲坝运行后)为464.4×106t,2003-2008年(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后)仅为70.4×106t。M-K统计分析表明,53a枝城站年输沙量总体上呈极显著下降趋势(Z=-4.733,P下<0.01),但存在多个上升-下降过程。突变时间为2003年,且在2000年突破95%的置信区间。可见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后荆江年输沙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3 荆江三口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的演变和突变特征
3.1 年径流量
三口在1956-2008年径流量多年平均为859×108 m3,占枝城站年平均径流量的比例(分流比)为19.5%,总体呈明显下降状态(图3 a)。从不同时段来看,年径流量和分流比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如1956-1966年(裁弯前)年径流量为1332×108m3,分流比为29.4%;1967-1972年(裁弯中)年径流量为1022×108m3,分流比为23.7%;1973-1980年(裁弯后)年径流量为835×108m3,分流比为18.8%;1981-2002年(葛洲坝运行后)年径流量为685×108m3,分流比为15.4%;2003-2008年(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后)年径流量仅为499×108m3,分流比为12.1%,如上所述,长江上游雨水偏少,也会导致三口年径流量减少。M-K统计分析表明,三口年径流量53a来总体上呈极显著的下降趋势(Z=-6.574,P下<0.001),但存在多个上升-下降过程。突变时间为1979年,且在1976年突破95%的置信区间。可见,裁弯后三口年径流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3.2 年输沙量
三口在1956-2008年输沙量多年平均为196×106t,占枝城站年平均输沙量的比例(分沙比)为24.7%,总体呈明显下降趋势(图3a)。从不同时段来看,年输沙量和分沙比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如1956-1966年(裁弯前)年输沙量为196.0×106t,分沙比为35.4%;1967-1972年(裁弯中)年输沙量为142.0×106t,分沙比为28.2%;1973-1980年(裁弯后)年输沙量为110.8×106t,分沙比为21.6%;1981-2002年(葛洲坝运行后)年输沙量为86.6×106 t,分沙比为18.7%;2003-2008年(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后)年输沙量为13.5×106 t,分沙比为19.2%。M-K统计分析表明,三口年输沙量53a来总体上呈极显著下降趋势(Z=-7.203,P下<0.001),但存在多个上升-下降过程。突变时间为1989年,且在1973年突破95%的置信区间,说明裁弯后三口年输沙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4 成因分析
4.1 年径流量
荆江三口年径流量的变化与长江上游来水关系密切,因此,影响长江上游来水的因素都能影响到三口入湖径流,包括大型水利工程(如水库)、降水量、居民和工农业用水量变化等。通过枝城水文站与三口年径流量的双累积曲线分析表明(图4),1973年为唯一的一个转折点,经计算,1973-2008年间共减少入湖径流量为7142.9×108 m3,年平均减少198.4×108m3。1967-1972年间为荆江干流人工和自然裁弯时期,包括1967年5月实施的中洲子人工裁弯,缩短河长32.4 km;1969年6月上车湾人工裁弯,缩短河长29.2 km;1972年7月l9日沙滩子自然裁弯,缩短河长19 km。裁弯工程完成后,荆江河长共缩短了约78m,河道曲率由原来的2.83减少为1.93,荆江水力梯度增加,致使三口分流的流速和流量迅速下降[8,9]。同时,裁弯导致了下荆江段(藕池口至城陵叽)比上荆江段(枝城至藕池口)更为强烈的冲刷作用,致使水面比降下降而相对抬高了三口分流水位,三口分流的流速和流量进一步下降。事实上,裁弯的影响极其深远,即使在1980年葛洲坝建成后,其影响仍未停止,荆江仍处于不断冲刷状态,且下荆江段比上荆江段更为强烈[9,14,15]。因此,裁弯是引起三口年径流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尽管此后葛洲坝枢纽工程、三峡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均未对三口年径流量的变化产生实质性影响。
除裁弯影响荆江河床的变化外,三口分流河道持续淤积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据统计,三口分流河道特别是其尾闾淤积严重,除新江口断面相对稳定,三口分流河道其他控制断面河床均呈现单向淤积,1966-1995年期间,沙道观水文断面河床平均淤积厚度约1.6m,弥陀寺淤厚1.5m,康家岗和管家铺两水文断面淤厚约4.6m,尾闾河段淤积厚度约为1-2 m,局部淤积厚度达4m。三口分流河道的累积淤积,导致同水位情况下过流能力降低[11]。因此,受干流及洞庭湖演变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三口分流河道发生淤积,过流能力降低,也是影响三口分流减少的原因之一。
4.2 年输沙量
荆江三口年输沙量变化的原因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如降水)导致的年径流量变化;二是长江上中游人类活动干扰。泥沙移动是伴随水文而发生的自然现象,即年径流量对年输沙量的调控作用非常明显。M-K分析曲线表明,在某些特定时段(如1956-1972年,1973-2002年,2003-2008年),枝城和三口的径流量和输沙量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即年径流量大,年输沙量也大。双累积曲线分析表明,荆江三口年输沙量有2个转折期,即1973年和2003年(图5a)。经计算,1973-2002年间荆江三口共减少的泥沙量为2732.5×106t,年均减少91.1×106t。此段时间内,枝城站和三口的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的双累积曲线关系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图5b,5c),而三口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的减少可能仍是裁弯持续影响的结果。可见,荆江人工和自然裁弯导致三口径流量的持续减少也是年输沙量减少的最主要因子。
经双累积曲线方程计算表明,2003-2008年间荆江三口共减少泥沙量为603.0×106t,年均减少100.5×106t。此时期枝城站共减少泥沙量为3332.9×106t,年均减少555.5×106 t。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后,由于库内拦蓄了约70%的入库泥沙(年平均约141.5×106t),库坝下游宜昌站年输沙量比多年平均值减少约80%[16]。经计算,三口的年悬浮泥沙浓度由1991-2002年的1.05 kg/m3大幅下降为2003-2008年的0.25 kg/m3,降幅达76.2%。可见,三峡水库蓄水后的拦沙作用对荆江三口输沙量的减少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长江上游大量水库的建设也是不可忽略的,如在金沙江和嘉陵江干流所修建的大量梯级水利枢纽工程均具有较大的调水拦沙作用,对减少或减缓三峡水库回水变动区的泥沙淤积具有重要作用[17]。此外,长江上游不断开展的水土保持工程可进一步减少三峡水库入库泥沙量,也有助于三口输沙量的减少。
不可否认,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后荆江三口泥沙输入的减少使洞庭湖泥沙总输入量大幅下降,进而导致洞庭湖泥沙沉积量大幅减少,有可能达到泥沙的输入输出平衡,这对洞庭湖湿地演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更有助于延缓湖泊老化[18]。然而,三峡水库作为季调节水库,其蓄水运行尽管未对年径流量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可能对某些特定时段的径流量产生影响[19],进而对洞庭湖湿地水文环境(如水位)产生影响而促使湿地生态系统发生正向或逆向演替,尚需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1)1956-2008年间枝城年径流量2003年后有所偏低,可能与长江上游降水量偏低有关,但无显著性变化;枝城年径流量、三口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总体上呈显著下降趋势。
(2)M-K突变分析表明,枝城年径流量、三口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发生突变时间分别为2003年,1979年和1989年,突破5%置信区间时间分别为2000年,1976年和1973年。
《洞庭》 篇5
我国主要江河洪水峰高量大,而河道泄洪能力相对不足,在遭遇较大洪水时,往往造成较大的洪水灾害。在当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洪水灾害仍然是造成经济破坏、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随着人水和谐逐渐成为人类普遍共识,国家治水思路也发生了相应转变,在今后的防洪减灾战略中,人们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从长远发展和全局利益考虑,既要适当地控制洪水、改造自然,又要主动地适应洪水、与自然协调相处。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人水和谐?在修建水库拦蓄洪水,加固江河堤防、利用河道排泄洪水的同时,设置一定数量的蓄滞洪区,适时分蓄超额洪水、削减洪峰,对保障重点地区、大中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线防洪安全、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建设蓄滞洪区是给洪水以出路,最终实现人水和谐的有效途径,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良好尝试。
1 洞庭湖蓄滞洪区建设必要性
防洪是长江流域治理开发的首要任务,而长江流域防洪突出矛盾主要集中在城陵矶附近。根据长江流域综合规划,遇1954年型洪水,为确保防洪安全,在理想情况下保守估计长江中下游需分蓄洪水约500亿m3,其中城陵矶附近区320亿m3,按照湖南湖北对等的原则,洞庭湖区需承担160亿m3的分蓄洪任务。为此,湖南省洞庭湖区钱粮湖、共双茶、大通湖东等24个堤垸被确定为蓄洪垸,蓄洪总面积3 031 km2。洞庭湖蓄滞洪区不仅是保障荆江大堤、武汉市及长江中游防洪安全的重要工程措施,同时对湘、资、沅、澧四水尾闾地区洪水进行调蓄,减轻四水洪水灾害,对保障整个洞庭湖区防洪安全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洞庭湖蓄滞洪区建设管理存在主要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洞庭湖蓄滞洪区建设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相对于防洪要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洞庭湖蓄滞洪区建设仍然严重滞后。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投入不足,配套工程不完善;法规制度不健全,对蓄滞洪区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协调;经济发展水平不合理,难以实现科学发展。
2.1 投入不足,配套工程不完善
洞庭湖蓄滞洪区建设严重滞后,是目前防洪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洞庭湖经过一期、二期治理,重点垸堤防普遍得到加高加固,河道泄洪能力恢复性提高,但作为湖南省乃至整个长江流域防洪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洞庭湖蓄滞洪区建设滞后,严重影响防洪体系整体效益的发挥。1998年以来国家在洞庭湖区只启动了应急安全建设,对城西、民主、安澧等蓄洪垸零散的进行了安全台、安全转移路等配套工程建设;对围堤湖、澧南、西官垸结合移民建镇,进行了移民拆迁和分洪闸建设,但所有蓄洪垸围堤、隔堤没有达到设计标准,除围堤湖、澧南、西官垸外,其他蓄洪垸均无进退洪设施,配套工程不完善,不能真正实现“分得进 蓄得住 退得出”,分洪时区内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难以达到按计划适时适量分蓄洪的要求。
2.2法规制度不健全,对蓄滞洪区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协调
洞庭湖蓄滞洪区管理薄弱,是整个洞庭湖区最难管的一个特殊区域。由于既要对蓄滞洪区内防洪工程进行管理,又要对区内的社会经济活动实施管理。多年来各级政府重视不够,法规制度缺乏,管理机构不健全,遗留问题很多。2003年7月澧水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澧县北民湖破堤蓄洪后,该垸风险经营承包商起诉县人民政府要求蓄洪补偿,这一诉讼案件就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省级蓄滞洪区蓄洪补偿制度等相关法规制度的缺失所带来的实际问题。有的蓄滞洪区管理机构人员严重超编,有的蓄滞洪区根本没有管理机构,直接导致管理负担过重或难以有效管理。
2.3 经济发展水平不合理,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洞庭湖蓄滞洪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大多数蓄滞洪区是全省相对比较贫困的地区。在发生洪水需要运用时蓄滞洪区是蓄纳超额洪水的场所,但更多的时候蓄滞洪区又是区内群众赖以生存的家园。一方面为了减少蓄滞洪区运用后的损失,国家有关政策限制区域内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改善区内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必须发展区内经济。随着近年来洞庭湖区经济的不断发展,洞庭湖蓄滞洪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如君山、江南陆城两蓄洪垸已发展成重要的经济中心,成为岳阳市城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多数蓄滞洪区相对比较贫困,区内滞洪与治贫、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3加强洞庭湖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为有效地运用蓄滞洪区,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减轻洪灾损失,维护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针对洞庭湖蓄滞洪区建设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 加大投资力度,抓紧进行蓄滞洪工程建设
1998年长江全流域性大洪水后,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并以国发[1999]12号文批转了水利部《关于加强长江近期防洪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尽快在城陵矶附近区集中力量建设蓄滞洪水约100亿m3的蓄滞洪区,湖南洞庭湖区承担50亿m3,并选择钱粮湖、大通湖东、共双茶3个蓄洪垸先行建设。2005年国家发改委以发改农经[2005]1401号对《湖南省洞庭湖区钱粮湖、大通湖东、共双茶3个蓄洪垸安全建设项目建议书》和《湖南省洞庭湖区钱粮湖、大通湖东、共双茶3个蓄洪垸堤防加固项目建议书》进行了批复,要求湖南省按照建设程序分别编制3个蓄洪垸围堤加固工程报国家发改委审批,2009年国家发改委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对3个蓄洪垸围堤加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各专项报告进行评审。目前钱粮湖垸安全建设层山安全区试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接着应按计划进行钱粮湖、大通湖东、共双茶堤防加固和安全建设,同时尽快启动其他蓄滞洪区建设,加大投资力度,抓紧进行以蓄滞洪工程建设为重点的洞庭湖综合治理。
3.2加紧政策研究,对洞庭湖蓄滞洪区进行协调有序的管理
对国家制定的蓄滞洪区各项制度法规要落实到位,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同时应加紧对运用补偿政策、洪水保险政策、建设管理政策、移民安置政策等各项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对洞庭湖蓄滞洪区进行协调有序的管理。
运用补偿政策。蓄滞洪区担负着舍小家保大家的重大任务,每次运用经济上都会有较大损失。2000年国家颁布了《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对国家蓄滞洪区运用补偿作了明确的规定。对省级蓄滞洪区,《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规定由省人民政府制定相应的运用补偿政策,湖南省应加强相关政策研究,尽快出台湖南省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保障省级蓄滞洪区当地群众的合法权益。
洪水保险政策。洪水保险是对洪水灾害引起的经济损失所采取的一种由社会或集体进行经济补偿的办法。实行洪水保险一方面通过保险费的收入,补偿国家一部分救灾和补偿费用,另一方面通过以行政管理、经济、技术等手段达到蓄滞洪区开发利用,以减少洪灾损失。这项政策曾在洞庭湖蓄滞洪区试行过,但由于取费高,群众难以承受,取费低,保险公司难以承担损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后来不得不取消。今后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采取政府、受益区、蓄滞洪区共同出资的方式建立洪水保险基金,基金由专门成立的政府性非盈利机构专门管理,负责实施洪水保险。基金主要由3部分构成:各级政府专拨的防洪经费,向防洪受益区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工商企业、集体和个人征收的防洪安全费以及蓄滞洪区参加保险的保费收入。防洪安全费的征收本着“谁受益,谁出资,多受益,多出资”的原则征收。蓄滞洪区洪水保险最大的功效在于它的补偿作用,故需在不加重区内人民生活负担的基础上,制订比较合理的保险费率。洪水保险基金是通过一定时期的资金筹集,最终形成一定数额的、稳定的、滚动增加的保险准备资金,用于实施洪水保险和向商业保险公司寻求再保险。
建设管理政策。为了充分发挥洞庭湖蓄滞洪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区内人民生活和经济活动适应防洪要求,减少洪灾损失,要加强蓄滞洪区的管理,建立健全管理机构,明确管理责任,形成管理制度。洞庭湖蓄滞洪区应按照水利部制定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编制定员标准》,配合正在进行的湖南省基层水管单位体制改革,结合洞庭湖蓄洪垸工程多、分布广的实际情况,确定人员编制,拟定管理制度。
移民安置政策。在临时转移救生时应制定《洞庭湖区蓄滞洪区转移安置预案》,做好群众宣传教育工作,达到安全避洪、撤离、救生的要求。蓄滞洪区的永久移民安置问题不同于水库移民等其他工程的移民安置,应对移民安置规划、移民安置模式、移民安置实施办法、移民安置环境影响评价等进行系统研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和适时分蓄洪要求的移民安置政策。
3.3加快经济发展,对不同种类的蓄滞洪区采用不同的建设模式
首先要重新核定合理调整洞庭湖蓄滞洪区。洞庭湖区24个蓄洪垸还是1987年国家计委批准《湖南省洞庭湖区近期防洪蓄洪工程计划任务书》中规定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很多蓄洪垸人口与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对24个蓄洪垸进行重新核定和合理调整。根据长江流域防洪规划的分类成果,按照分蓄洪区的运用几率,将长江中下游蓄滞洪区分为3类。洞庭湖区的钱粮湖、共双茶、大通湖东、城西、屈原、民主、围堤湖、澧南、九垸、西官、君山、江南陆城等12个蓄洪垸分为第一类分蓄洪区(重要蓄洪区),建新、建设、集成安合、南汉、和康、安化、安澧、安昌、北湖、义合、南顶、六角山等12个蓄洪垸分为第三类分蓄洪区(规划保留区),没有第二类分蓄洪区(一般蓄洪区)。但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蓄水和长江干堤加固工程的实施,君山、江南陆城两蓄洪垸的运用几率非常小,另外随着岳阳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区范围不断扩大,君山垸、江南陆城垸已发展成重要的经济中心,成为岳阳市城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运用代价非常大,经过重新核定君山垸、江南陆城垸应调整为一般蓄滞洪区。
其次应根据不同的蓄滞洪区种类制定相应的建设模式。①重要蓄滞洪区建设模式。重要蓄滞洪区的建设既要保证防洪的需要,也要使区内居民有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按蓄洪、安全和发展的目标进行建设。必须保证:(a)可按调度方案要求适时启用,调度灵活,按量分滞洪水,洪水要分得进,蓄得住,退得出;(b)要确保区内居民生命和主要财产的安全,洪水退后可及时恢复生产;(c)建设与其地位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形成不怕淹或耐淹的生产体系,一旦运用不致造成大的破坏。重要蓄滞洪区,特别是蓄洪淹没水深较深的高风险区,因使用几率较频繁,应尽量创造条件鼓励人口外迁,实行区外安置。对外迁安置较困难的蓄滞洪区,应尽可能采取类似“单退”的移民建镇方式就地安置,将蓄滞洪区内居民迁移到附近的安全区、安全台等安全地区定居,居民在原有土地上继续耕种。重要蓄滞洪区应特别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并限制经济发展规模,避免人口和资产进入洪灾高风险区,鼓励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合理调整工业企业布局,实现集约经营,限制和禁止不适应蓄滞洪区运用要求的工矿企业项目建设,以减少洪灾损失。重要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应按防洪规划要求加固围堤或间堤,建设必要的进退洪设施。②一般蓄滞洪区的建设模式。在遭遇长江流域设计洪水时,洞庭湖区除需运用重要蓄滞洪区外,还可能需要运用一般蓄滞洪区。一般蓄滞洪区运用几率相对较小,其建设应根据具体条件,结合乡村城镇规划布局,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特点,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一般蓄滞洪区安全建设以加固围堤或间堤为主,必要时修建进退洪设施。③蓄滞洪保留区的安全建设模式。蓄滞洪保留区在三峡工程建成后运用几率非常小,是规划作为遇超标准洪水的规划保留区,因此除不能发展一旦分蓄洪给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外,应基本不限制蓄滞洪区的发展。蓄滞洪保留区原则上不再进行蓄洪安全建设,必要时以安全转移道路、桥梁、通讯预警系统建设为主。
3.4加强分析研究,实现对洞庭湖蓄滞洪区的科学调度和运用
以洞庭湖综合治理规划修编和湖南省水利信息化建设为契机,采用水文实测资料和数学模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运用“3S”技术,研究三峡工程运行后实施城陵矶补偿调度时,根据国家重点蓄滞洪区、一般蓄滞洪区、蓄滞洪保留区不同的调度原则,对洞庭湖区24个蓄洪垸特定实时洪水蓄滞洪启用时机、启用水位、启用位置和启用方式等蓄滞洪参数进行优化,对不同的蓄滞洪区组合调度方案进行比选计算,对相应的蓄滞洪效果作出分析评价,确定洞庭湖区蓄滞洪调度方案,实现对河、湖、库的科学联合调度,最大限度的发挥防洪综合效益。
4 结 语
随着洞庭湖综合治理工程的正式启动,洞庭湖区蓄洪垸建设与重点垸相比明显落后的现状将逐步改变,但在重视工程建设的同时,也应结合非工程措施的建设,加强蓄滞洪区建设管理,实现整个洞庭湖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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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 篇6
关键词：成活率,地径,健康性状,树高
1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木材和林产品的需求量不断扩大。2005年以后,我国木材年需求超过1.5亿m3,供应约7 000m3,缺口仍有8 000万m3以上。到2015年,我国木材的年需求量将达到3.3～3.4亿m3[1,2,3]。杨树是中纬度最速生的树种之一,在解决世界木材短缺中起重要的作用。杨树生长快,发育周期短,一般6～8年就可开花结实,派内种间容易杂交,杂种一代相对都能结实[2,3,4];杨属树种又具有很强的无性繁殖能力,通过扦插的方式,特别适合作为遗传育种的研究材料[5,6,7]。本文通过对洞庭湖区不同欧美杨无性系生长量及健康状况进行的研究,从而对洞庭湖区欧美杨优良无性系选优提供可靠的数据。
2 实验地自然地理概况
洞庭湖区处于湖南境内,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下荆江南岸,介于北纬28°30′～30°20′,东经110°40′～113°10′。湖区面积2820km2,天然湖面4 040km2,另有内湖1 200km2。洞庭湖区在中生代的燕山运动中形成大小不一的盆地,西北部接受海陆交替沉降,东南部则长期隆起,喜马拉雅运动使第三纪岩层发生断裂、拗陷,盆地扩大。此时湘江、资、沅、澧四水形成,流注湖盆,形成湖泊群。
材料选用欧美杨无性系01227、01190、02222、01233、0359、0217、0139、0118、131、0464、0126、0116、01171、80、276。将16个欧美杨无性系分别在6个不同区域栽培,通过对16个杨树无性系树高、胸径、冠幅等指标进行测量,做周期性生长量变化测量,同时做杨树无性系的健康状况、叶片生长周期进行调查。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区域嫁接效果比较
由表1和表2可知,16个欧美杨无性系在6个栽培区域成活率差异各有不同。对各杨树不同区域成活率进行方差分析,得出:126,118,217和276在不同区域所表现的成活率波动较小,而品种116,131,11116,1171和1190成活率表现波动较大。对16个欧美杨无性系的成活率求平均值,得到平均值为54.87%。根据这一均值,可以将16个无性系大致分为3类(表2)。成活率高于平均值的有80、1171、1233、1262、139、11116、359和464,为高成活率型杨树;比较接近平均值的有131、1190、217、276和118,为中成活率型杨树;成活率不高的有1227、116和126,为低成活率型杨树。因此,在今后的生产实践和科研用苗中,在没有特殊要求下,应尽量选择80、1171、1233、1262、139、11116、359和464高成活率型杨树,以提高经济效益,节约成本。
对各杨树品种不同区域地径和树高进行方差分析,得到:16个欧美杨无性系在6个栽培区域地径和树高差异不大,除了11116和116地径差异波动较大,其他各品种在地径和树高方面波动差异均不明显。对16个欧美杨无性系的成活率求平均值,得到平均值为4.31cm。根据这一均值,可以将16个品种大致分为3类(表3)。地径高于平均值的有80、1262、1233、139、359、1227、217、118和126,为地径粗壮型杨树;比较接近平均值的有464、1171、131、1190和11116,为地径中等型杨树;地径相对较小的有116和276,为地径纤细型杨树。所有无性系的树高均值为2.74m,根据这一均值,也可以将16个品种大致分为3类(表3)。树高高于平均值的有139、1171、359、131、80和1262,为高大型杨树;比较接近平均值的有1227、126、1190、217、464和116,为中等型杨树;树高相对较小的276、118、1233和11116,为矮小型杨树。在生产实践中,根据不同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类型地径和树高的杨树进行栽培。
表4显示:杨树栽培管理过程中,常见的3种主要病症为叶子病、溃疡病、木穴病。由表中数据可得,3种病症中叶子病感染最严重,1262杨树染叶子病最严重,达到31.82%,其次是359杨树,为27.58%,染病最轻的是1190,也达到了4.55%;16个欧美杨无性系溃疡病染病情况较木穴病严重,较叶子病轻微,染病最严重的是464杨树,达到22.27%,其次是1262杨树,达到21.36%,染病最轻的 是1227杨树,达到1.52%;在对16个欧美杨无性系木穴病的调查研究中发现:359杨树染木穴病的情况远严重于其他杨树品种,达到了24.20%,因359杨树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表现出较好的成活率,苗木生长高大,地径粗壮,应深入调查其染病情况,以便改进其抗病能力,成为成活率高,材积大,抗病能力强的新品种。木穴病染病最轻的是:1233杨树,感染率几乎为0。如表4所示,根据16个欧美杨无性系叶子病概率,溃疡病概率和木穴病概率,分别可以分为3类,一般染病型和低染病型。其中,1171,80,1190为低叶子病染病型杨树,116、1190、118、1227为低溃疡病染病型杨树,131、80、1223为低木穴病染病型。
3.2 不同品种嫁接后的表现评分
从成活率、生长状况和健康状况3方面对16个欧美杨无性系进行评分(表5)。各个品种的总评分为成活率得分、地径得分、树高得分、叶子病得分、溃疡病得分、木穴病得分之和,各个指标的得分由品种在此指标的值/16个无性系在此指标下的平均值。最后总评分结果显示:评分最高的是80杨树,评分为0.3633;评分最低的是359杨树,评分为-0.785。总得来讲,根据16个欧美杨新无性系在统一栽培过程中的表现,得出的评分高低顺序依次是80号(0.3633)>1190号(0.2583)>131号(0.1917)>1233号(0.1767)>1171号(0.1733)>1227号(0.075)>276号(0.0483)>11116号(0.0417)>139号(0.0233)>116号(0.0217)>217号(-0.0117)>118号(-0.0367)>126号(-0.065)>464号(-0.2033)>1262号(-0.2667)>359号(-0.785)。其中比平均值0.0003高的有80号、1190号、131号、1233号、1171号、1227号、276号、11116号、139号和116号,为欧美杨优良无性系;217号、118号和126号比较接近平均值;464号、1262号和359号总体评分较差,不宜进行大规模地引种栽培。
4 结语
在栽培引种时因地制宜,在不同区域,不同栽培目的下,考虑不同无性系杨树。如要求发芽率高时,应着重考虑无性系80、1171、1233、1262、139、11116、359和464;为提高材积,应引种地径和树高较优的无性系:139、1171、131、80、1262、1227、126、1190、217和464。在叶子病容易泛滥的地区,应考虑无性系118、11116、1227、217、116、464、131、1171、80、1190。而溃疡病容易泛滥的地区,应考虑无性系1171、131、217、80、1233、276、116、1190、118、1227。木穴病容易泛滥的地区,应考虑无性系1171、276、1262、126、11116、139、1190、131、80、1233。
通过试验处理及调查不同区域中16个欧美杨无性系所表现的成活率,地径,树高,叶子病概率,溃疡病概率和木穴病概率特性,80号、1190号、131号、1233号、1171号、1227号、276号、11116号、139号和116号为欧美杨优良无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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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洞庭秦氏 篇7
洞庭秦氏尊宋朝太常博士秦观为始祖，始迁祖为秦观的五世孙益之公。益之公在“绍熙时由晋陵徙居吴兴临平，营别业于义阜，尝游洞庭，爱山水之盛，遂筑室于消夏湾之安仁乡，卒葬缥缈峰下飞仙山之阳。子君显公守墓于此，遂卜居焉，更乡名为秦家堡”（同治《洞庭秦氏宗谱》，以下引文据此谱，不再一一标注）。由此，洞庭秦氏家族遂世居洞庭西山。
洞庭秦氏自宋以来聚族西山，乃“山中望族，书礼家声”，明朝初年，靖斋公伯龄，由岁贡荐辟历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在其任上“发奸擿伏，明若烛照，而不事深刻，故法严而人不怨。所上章奏，皆凿凿可行”。秦英，洪武中任邢台县簿。秦文或，明初先后任醴陵县知县等。但是业儒仕进并非洞庭秦氏族人的唯一出路，洞庭两山“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洞庭两山既是商贾之乡，秦氏族人身处其中，难免为此种风气所影响，明代以后族中从事商贾之事的人也渐渐变多，上文提到的秦伯龄即曾在“洪武中商于淮北”。秦怡松曾“迁有无，化居荆襄间”。宣德年间的秦仁放弃举业改从经商，从事长途贩运二十多年，终于“赀殖渐多”。成化、正德年间人秦淮亦中途放弃举业，“乃代厥考，经纪田园，综理泉布，岁殖其赢”。入清后，秦元社“年甫弱冠，服贾荆襄，为人精强有心计，蚤作夜兴，居奇致赢，家业因以渐裕”。秦子声“本货殖列肆在楚南，货颇饶”，后来因为要返回故里，所以“倩人经纪计权子母，得息，可以赡其家”，即选择了“委托经营”的方式。洞庭秦氏经商者不胜枚举，这里不一一列出。洞庭秦氏始终在业儒与经商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虽然西山一支在明中叶之后就没再出过在科举上取得辉煌成就之人，但是族人中依然不乏有人怀抱读书仕进的追求，亦儒亦商的传统始终贯穿于家族发展之中，这亦使得洞庭秦氏家族历经改朝换代仍能够繁盛不衰。
二
洞庭秦氏自始迁祖益之公来居西山之后，“一传有都督公，再传有驸马公，自是丁日繁，支日衍”，驸马公生三子，长子双林公居秦家堡之东，为东秦派；次子云峰公居秦家堡之西，为西秦派；季子阆仙公居西秦之西，亦为西秦派。“由是支分派别，或赘，或徙，散处诸村墟者几半”，后世析居在洞庭西山的有渡渚、镇夏、石公、涵村、明湾、陶村等。另有一支迁居到了洞庭东山，始迂祖是益之公十四世孙廷圭公，在明代成化间“赘于东山长圻村张氏，即卜居焉”。还有一支由洞庭西山迁居到太湖的三山岛上，始迁祖为浩养公。从三山支中又分出一支迁居浙江。在吴郡内的还有韭溪一支，系益之公十三世孙汉杰公始居洞庭之石公，汉杰公的第六子秦圣“赘于韭溪李氏，遂占籍焉”。
洞庭秦氏子孙繁衍，支分派析，更有远徙者，“之荆、之襄、之湘、之鄂，子姓遍两湖”，而且两湖的迁徙状况“今俱备详于篇”，但“此外远者隶江宁、徐州、泗州，隶浙，隶蜀，隶豫章，隶山东，隶甘肃，隶东西粤，近者隶华亭、嘉定、昆山、常熟”，则因为音问早不通而世系难考，“支派阙焉”。不过有些支派的迁徙情况并非完全无从知晓，在秦氏宗谱中还是可以寻得一些蛛丝马迹的，例如有谱序提到“有以宦而分者，则都督子明公也，建牙荆楚、迁居黄安；有以贾而分者，则贵三公也，贸易泖湖、隶籍松浦；以徙居而分者，则元美公之于严州也；以出嗣而分者，则凌云公之于江陵也”。洞庭西山秦氏同湖广支的互动是非常密切而频繁的。这可能是由于洞庭秦氏族人早在明代初期就有至荆楚经商者，自此之后到荆楚从事商业的族人络绎不绝，而且他们宗族观念较强，占籍荆湘后更会加强宗亲关系。
三
家风又叫作门风，是一个家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传统习惯、道德规范和处世之道的总和。洞庭秦氏自宋元以来能够世为望族，除了亦儒亦商的特点外，还得益于“孝友传家”与“乐善好施”的家风。
1.孝友传家
洞庭秦氏族人多孝友，明朝初年人秦隆“事亲以孝，待人以诚”，稍后的族人秦绅天性孝友，“于事亲则爱敬，兼至于兄弟则友爱尤笃”，对待父母孝顺有加，与兄弟和睦。嘉靖、万历间人秦赞侍奉父母非常孝顺，在双亲去世后“哀毁骨立”，过了几年“心犹慊慊然，过讳日往陈馈奠，饮泣而还，终其身不衰”。在洞庭秦氏宗谱中类似的例子还非常多，不一一罗列，这也正体现了洞庭秦氏世代相传的孝悌之风。
2.乐善好施
乐善好施是洞庭秦氏家族又一累世相传的家风。由经商致富的明宣德、弘治人秦仁常常慷慨助人，“有缓急者倾囊济之，不言德”，而且“并不使人知”。遇到凶年时出粟，“以食诸饿者”。明中期人秦淮曾服贾荆襄，家财富饶之后，遇乡亲“长未嫁娶者嫁娶之，贫无资给者资给之，病不能药死不能棺者，药之棺之”，在乡里颇受赞誉。明末清初人秦仰峰“家故雄于赀，里之贫窭者，途之瞽者跛者公悯其颠连，给之终身无倦意，亲邻之死丧患难不顾利害，身任之”，他这样周济乡里，虽“至家道中落亦不少悔”。韭溪支族人秦凤苞在康熙乙丑江南发大水将吴江塘岸冲塌之后，捐资修塘，“日费百金”，“家破而塘成”。洞庭秦氏族人在数百年中始终保持乐善好施的家风，“读书服贾躬耕亦皆一乡之善士”，维系了家族良好的声誉，有助于家族在地方上社会地位的稳固。
四
洞庭秦氏族人最早修谱在明代正统乙丑年（1445年），最后一次修谱在清代同治癸酉年（1873年），期间共有八次之多，虽中间有修谱年限相隔几近百年者，但并未因此停止修谱工作，持续的修谱活动使秦氏谱系得以绵延，现将洞庭秦氏八次修谱活动列表如下：
洞庭秦氏“明以后或以仕宦或因服贾遂多占籍他乡，然谱牒之修，皆以洞庭宗祠为主，江汉朝宗之义也”，即一方面是家族中支派繁衍，另一方面则因洞庭秦氏族人具有较强的宗族观念，一些支派“虽清芬四布，均能数典不忘所自始”，所以洞庭秦氏的数次修谱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五修宗谱时就将韭溪支合刻于内，湖广各支也很有可能被收入谱内，因为湖广籍的秦文超是当时的修纂人之一。六修宗谱时韭溪支、湖广支皆被采入。七修宗谱时，除了包括韭溪支、湖广支外，又增加了洞庭东山支和三山厚山公一支。第八次修谱时三山支道生公后人秦阶“晤洞庭宗人欣悉洞庭有八修宗谱之举”，随后即奉母命“赴洞庭谱局，靠河源流并往三山搜求坟墓，积数而辑竣”，最后“蒙洞庭诸宗长敬宗收族，即予汇刊”，在宗谱中又增加了三山道生公一支。可见洞庭秦氏族人虽然散居他处亦念念不忘归宗，更不忘纂修谱牒，体现了他们根深蒂国的宗族观念和强烈的归属感。
另外，在洞庭秦氏宗谱的修纂过程中，无锡秦氏的参与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考淮海先生后不惟洞庭一支，先生子济川公湛为常州府别驾遂家武进，其后一支迁于高邮，一支迁于无锡，皆以先生为始祖”，也就是说洞庭秦氏与无锡秦氏同出淮海之后。洞庭秦氏在康熙壬辰宗谱五修时，锡山十四世孙松龄等人就参与阅定，秦松龄还为新修之谱作了谱序，到乾隆戌辰宗谱六修时，锡山十四世孙本始等人参与了洞庭秦氏宗谱的参校工作，道光乙酉七修时，锡山秦氏族人依然进行了参订校定的工作。洞庭秦氏的修谱工作在无锡秦氏的参与帮助下也得到了一定的改进，例如宗谱七修时增加了一些内容：“淮海公年谱向未刊刻，今因小岘名瀛续修锡山谱已补入卷首，故从之。”无锡秦氏“发祥于明方伯、端敏、中丞三公，大昌于清顺、康、雍、乾、嘉五朝”。我们考察他们互动的大致起止时间，可以发现这段时间正是无锡秦氏家族最鼎盛的时候，所以洞庭秦氏选择在这段时间内同无锡秦氏发生往来，除了两个家族有水源木本之谊，且地理上只是苏常之隔外，很有可能也是出于功利性的考虑。从下面发生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管窥一二：“至若吾洞庭始迁祖益之公坟山被他姓侵占，前明曾抬讼数十年，未能明决，而九章侄独发愤立誓，偕维屏弟暨吾子汝沆等联名讼冤，始得归。”秦元社是明末清初洞庭秦氏族人，而秦汝沆则是已步入官场的无锡秦鉽之子，洞庭秦氏可能倚仗无锡秦氏的威望与权势才获得了诉讼的成功。此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拥有共同祖先和血缘亲近感的洞庭秦氏与无锡秦氏的联合维护了彼此的利益。
《洞庭》 篇8
近年来,吴中区洞庭山地区茶叶经济快速发展。截至2009年,整个东、西山茶园面积1 833.3 hm2,全区果(林)茶间作茶园1 200 hm2,平面成片茶园400 hm2。2009年全区茶叶总产量292 t,碧螺春产量155 t,占总产量53.1%。茶叶总产值17 968万元,其中碧螺春产值13 564万元,占总产值75.5%。
1 碧螺春茶叶生产对气象条件的要求
1.1 温度
碧螺春茶树属亚热带耐阴性多年生植物,小叶种茶树。喜温喜湿,要求年平均气温、生产期间月平均气温均在15℃以上[1]。3月连续3 d以上日平均气温≥10℃时,茶芽萌动生长、鱼叶迅速展开;气温稳定在10℃以上时,茶芽、叶片生长加快,并抽出新梢;15~20℃时生长较快;20~30℃时生长最旺盛,但易老化,因而有“茶到立夏一夜粗”的说法。
1.2 水分
水是茶树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茶叶采摘过程中,新梢不断萌发,茶叶相继采摘,需要连续地补充水分,因而茶叶生产中要求年降雨量在1 500 mm左右,月降雨量在100 mm以上;灌溉条件好的茶园,年降雨量在1 000 mm以上,相对湿度保持在80%左右[2]。
1.3 光照
茶树有机体中90%~95%的干物质靠光合作用合成。光对茶树生长、茶叶质量有较大的影响,其中红光、黄光易被茶树吸收利用[3]。在光照强度较弱的条件下生长的鲜叶,氨基酸含量较高,有利于制成香浓味醇的绿茶。
1.4 灾害性天气影响
春季低温阴雨,盛夏高温少雨、干旱都会影响茶叶的产量和质量[4]。但在高温强日照条件下生长的鲜叶,多酚类含量较高。
2 碧螺春茶叶生长气候条件分析
苏州太湖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具有夏季温暖潮湿多雨、冬季干燥寒冷、季风明显、四季分明、冬夏季长、春秋季短、降水丰沛、日照充足和无霜期较长等气候特点。
2.1 洞庭山气候条件
(1)温度条件。年平均气温为16.5℃,4—10月月平均气温均>15℃。历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9.3℃,最低气温为-12℃;日最低气温≤-5.0℃历年平均日数为0.5 d,1991年和1993年最多为2 d;≥10℃积温为5 482℃。
(2)水分条件。年平均降雨量为1 188.6 mm,除当年10月至翌年2月及4月期间月平均降雨量<100 mm之外,其余各月平均降雨量都在100 mm以上,3—8月平均雨日>10 d。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7%,各月平均相对湿度为73%~82%。
(3)日照条件。年均日照时数为1 812.8 h,日照百分率为41%。日照时数最多的是7月,为210.5 h,日照百分率为49%;最少为1月,仅113.8 h,日照百分率36%,日照百分率以3月最低,仅34%。日照时数季节分布为:春季(3—5月)449.8~500.3 h,夏季(6—8月)529.5~600.6 h,秋季(9—10月)447.0~517.5 h,冬季(11—2月)368.4~407.6 h。
2.2 碧螺春茶叶生长的有利气候因素
(1)2月中下旬至3月上旬为茶叶萌动期,平均气温为7.5℃,平均降水量为95.8 mm,该时期当连续3 d以上日平均气温≥10℃时,有利于休眠状态的越冬芽逐渐膨大,当芽体露出鳞片部分达鳞片长度的1/3以上时,即进入萌动期。
(2)2月下旬至3月上中旬为茶叶萌发期,平均气温为7.8℃,平均降水量为101.5 mm。此时气温开始回升,土壤水分充足,茶叶开始萌发,茶芽、叶片生长加快。若遇暖冬或早春气温显著偏高,会促使茶芽早发;若后期温度正常,无倒春寒天气,则春茶开采期将明显提早,明前茶产量增加,前期偏暖对春茶有利。
(3)3月上中旬至4月中下旬为茶叶采摘期,平均气温为10.5℃,平均降雨量为88.9 mm,其中3月上中旬有利于茶芽萌发初展,可开始采摘“一旗一枪”不超过2 cm的特优质碧螺春茶。期间空气相对湿度为76%左右对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均有利,日照百分率为35%左右,光照强度较弱,有利于制成香浓味醇的绿茶。3、4月春雨绵绵,平均雨日25 d,天气多晴雨相间,对茶叶品质和采摘最有利,由于该时期气温仍有波动,有升有降,正负距平交替出现,可使茶叶产量分布均匀,高峰不明显,保证高品质茶的产量。4月上旬平均气温为13.3℃,旬降雨量为23.0 mm,茶芽、叶片生长速度加快,仍可采摘部分优质螺春茶。4月中旬开始,旬平均气温为15.4℃,旬平均降雨量为20.9 mm,春茶生长迅速,高峰突出、产量集中,是春茶采摘旺盛期,此时大量优质炒青绿茶等可以采摘。
2.3 碧螺春茶叶生长的不利气候因素
(1)冻害不利茶树越冬,对茶叶生长产生不利影响。如2008年初的连续雨雪低温冰冻天气对碧螺春茶树的生长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连续低温雨雪冰冻过程出现在1月11—22日,持续了12 d,使得许多幼年茶树树枝被积雪压断,此外,雪落在茶叶上,叶芽中的液泡被冻坏,从而产生“焦头”现象。2月温度持续偏低,茶叶萌动晚,导致2008年碧螺春茶采摘期比往年推迟近半个月。
(2)低温连阴雨对茶叶成长有影响。3月中、下旬<10℃低温阴雨天气≥3 d时,茶芽停止生长,叶片生长缓慢。如1998年3月15—30日连续16 d出现低温阴雨天气,致使茶叶采摘期推迟到4月5日,采茶次数减少,优质名茶少且总产量低。
(3)高温干旱对茶叶生长不利。根据研究,当最高气温>35℃,平均相对湿度低于60%,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持水量的35%以下时,茶叶的生长发育受到限制,如果这种天气条件持续8~10 d后,茶叶就会受害。苏州洞庭山地区属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受太湖水体调节作用,使得该地区平均气温较周边略低,但若被副太平洋高压控制,则易出现持续晴热天气,导致土壤供水不足,影响茶叶生长。因此,高温干旱为影响碧螺春茶叶生长的又一不利因素。
3 太湖地区碧螺春茶叶生产对策
3.1 选择山区中层作为茶叶基地
由于山区夏季气温偏低,茶叶生长不易受高温危害;山区中层排水通畅,不易遭受洪涝和干旱侵袭;山上云雾较多,湿度、光照适宜,有利于优质茶叶生长;受山区小气候影响因素,冬季不易受到冻害。
3.2 防御霜冻
在低温寒潮来临前用稻草、遮阳网、地膜等覆盖地面,可减少土壤的热辐射,增强地温,保护茶树,促进茶树抵御霜冻。
3.3 防冻害
冬季遇有连续雨雪冰冻天气情况时,应及时清除积雪;加强茶园管理,受灾后尽快修剪受冻枝叶;及时补充肥料,促使茶树尽快恢复生机。
3.4 低温阴雨,防渍害
降水过多时,若茶园排水不畅,茶树易受渍害,易使茶树烂根,茶芽迟发,造成减产,因此,要及时清理水沟系统,保证地下水位在1 m以下,做到雨停园干,茶园内不积水。
3.5 雨后晴热,适时采摘
雨后连续2~3 d气温在20℃以上时,温度较高,天气晴热,嫩叶生长速度快,会出现洪峰,茶叶迅速老化,采摘时间相应缩短。要保证充足的人工抢采抢收,以免不及时采摘造成产量亏损。
参考文献
[1]张锦镔.乐清市茶叶生产的气候条件分析[J].现代农业科技,2008(19):34-35.
[2]王远泰.浮梁县发展茶叶生产的气象条件分析[J].江西气象科技,2005(28):33-35.
[3]徐玲.上绕县茶叶生产的气象条件分析[J].现代园艺,2010(1):50-51.
《洞庭》 篇9
1 产业化生产的做法
1.1 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打响了碧螺春名茶的品牌
一是成立组织, 使茶叶生产进入正规的产供销渠道。之前对洞庭碧螺春产区茶农种茶, 一家一户, 自产自销, 既不了解市场行情, 又缺管理种植技术、营销方法, 于是政府首先鼓励成立股份合作社和龙头企业, 提高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 并对成立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资金上的扶持。先后成立了东山古尚锦、吴侬、清熙、全飞, 西山衙用里、东村、涵村等18家碧螺春茶叶股份合作社。2008年又对合作社进行联合, 成立了东山、金庭 (西山) 2个碧螺春茶叶合作联社。培育了苏州市洞庭山碧螺春茶叶有限公司、邓尉茶叶有限公司、东山茶厂、东壹茶坊、西山茶厂、庭山碧螺春茶叶有限公司等规模企业, 使一家一户的茶农通过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实现了规模经营, 提高了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的能力, 也实现了增收的愿望[2]。二是实施原产地域保护。为了应对外地碧螺春茶的冲击, 保护本地茶农的利益, 2002年9月, 吴中区启动了原产地保护申报工作, 并专门成立了洞庭山碧螺春茶原产地保护办公室, 设立了东、西山办事处, 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 联合质监、农林等部门共同开展工作, 加大原产地保护力度;2003年12月, 洞庭山碧螺春茶成为国家依法审批和注册登记的实施原产地保护的产品。此外, 苏州还加强了碧螺春宣传力度, 在茶农知识化、茶树良种化、生产标准化、加工机械化、产品品牌化、运作产业化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三是大力开展碧螺春名茶的宣传活动, 打响碧螺春名茶的品牌。自2003年起, 吴中区政府每年都在碧螺春茶季举办碧螺春茶文化旅游节等大型活动。围绕着碧螺春茶, 举行了洞庭东、西山碧螺姑娘评选, 碧螺春原产地保护第一锅竞拍, 洞庭山碧螺春炒茶能手擂台赛, 碧螺春十大品牌评比, 相约碧螺春之乡大型文艺晚会等活动。采用“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方式, 促进了洞庭山碧螺春茶产业链的延伸和发展, 进一步扩大了知名度, 发展了茶经济, 壮大了茶产业, 增加了茶农收入, 并且推动了环太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洞庭山碧螺春茶厂商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2 提高碧螺春茶的质量, 维护了碧螺春名茶的品牌
早在1997年, 当时的吴县多管局就对碧螺春茶进行了绿色食品申报, 按绿色食品要求对东、西山茶园进行管理。要求在施肥中以有机肥料代替无机肥料, 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综合防治代替单一的化学防治, 营造复合生态茶园, 保持生物种群的相对稳定协调, 以虫治虫, 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同时在加工、贮藏、包装与运输上也进行了宣传与示范。并制定了省级地方标准《碧螺春茶》。2000年又制定了省级地方标准《洞庭碧螺春茶园建设》《洞庭碧螺春茶园管理技术》《洞庭碧螺春采制技术》。2001年随着国家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启动, 茶叶上掀起了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有机茶申报认证的高潮, 质量意识不断得到加强, 2001年在洞庭西山建设“全国碧螺春茶树标准化示范区”, 2002年洞庭山碧螺春申报原产地域保护时又制定了《原产地域产品洞庭 (山) 碧螺春茶》, 2005年启动了洞庭山碧螺春清洁化加工试验示范, 于2006年制定了《洞庭 (山) 碧螺春清洁化加工操作规程》。同年启动了茶叶行业的QS认证。截至2008年, 苏州市经认证无公害茶园面积已达92.7%以上, 绿色食品茶占总面积的70.1%, 有机茶认证也积极开展, 已有6种茶叶达有机食品, 有41家企业通过QS认证。有中国名牌农产品1家, 省级名牌农产品5家, 市级名牌农产品20家;著名商标3个, 知名商标5个, 且碧螺春证明商标是全市2个证明商标之一。围绕茶叶质量提高开展了一系列措施, 更进一步维护了碧螺春茶的品牌形象。
1.3 茶叶与一、二、三产业相链接, 是茶农增收的绝好方法
碧螺春茶的原产地洞庭东西山是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区, 距苏州市区约40km。洞庭东山是太湖之滨一座三面环水的半岛, 与之相望的洞庭西山是一座四面环水的岛屿。该地湖美水秀, 风景如画, 洞庭东西山与太湖相映成趣;该地民风淳厚, 名胜古迹星罗棋布, 文化底蕴深厚, 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区太湖风景区的主要景区之一;而且月月有花, 季季有果, 鱼虾满湖, 各类名特优花果达20多种, 水产达200多种, 是著名的花果之乡、渔米之乡。有“天堂中的天堂”、“人间仙境”之美誉。同时该地也是我国著名的茶果间作区。茶树和枇杷、柑桔、李、杏、梅、柿、白果、石榴等果木立体种植, 茶树、果树枝桠相连、根脉相通, 茶吸果香, 花窨茶味, 再加上太湖水气的滋润, 出产的碧螺春茶品质卓而不凡。针对如此优越的自然人文资源, 政府部门进行了总体规划, 在东山重点规划建设3.67km的综合性碧螺春生态园, 在西山则重点以缥缈景区为代表, 建设以品茶、体验茶文化于一体的休闲旅游度假区。目前已建有多家集采茶、制茶、品茶、购茶, 吃、住、旅游于一体功能齐全的度假农家乐点。如东山的紫金龙生态有限公司、东壹茶坊度假村、古尚锦碧螺春茶叶合作社等, 西山的庭湖山庄、涵村坞茶室等。还有更多的类似点正在不断冒出, 茶农通过以茶为主线串联起了一、二、三产业, 赚取了综合利润。
1.4 科技立项力推碧螺春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茶叶产业开始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积极进行产品结构调整, 茶叶产业逐步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3]。碧螺春茶叶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 通过以科技立项为载体, 提升科技含量, 促进品质的提高, 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近年来, 在创新方面实施的主要科技项目有“适制碧螺春良种茶树选育及绿色食品生产技术开发”、“茶叶农药残留降解”、“地产碧螺春的保鲜技术”、“早芽碧螺春茶开发及茶叶保质保鲜技术示范推广”、“碧螺春茶叶清洁化加工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茶树无性系苗木繁育生产标准化技术示范推广”、“碧螺春茶产业化生产、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新产品开发”等。
2 发展前景
为促使碧螺春茶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是方向。为此, 必须加快土地流转, 规范合作社发展;还要进行品牌整合, 打造真正过硬的品牌;加强科技支撑, 实现茶叶质量全程控制[4];大力加强宣传, 继续推进一、二、三产业的有机结合;充分利用、整合现有的茶叶资源,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使碧螺春这一产业做得更强更大。
摘要：洞庭山碧螺春名茶是我国传统的历史名茶, 阐述了洞庭山碧螺春名茶产业化生产的做法, 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洞庭山碧螺春名茶,产业化生产,做法,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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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祝成, 童启庆.我国国内市场茶叶需求弹性的估算[J].茶叶, 2001 (3) :35-37.
麋鹿引种放归洞庭湖 篇10
早上十点多，湖边的一处荒滩隐隐含着躁动的气息：用黑色围栏圈起的场地中，16头麋鹿正紧紧挤成一团。它们对这块即将成为它们新家园的土地充满了好奇。但千年前，这里却是它们的故乡。
16头麋鹿在一个月前离开“老家”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两千多个“兄弟姐妹”中脱颖而出，年轻、健壮。但到达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它们还是被进行隔离饲养观察。大丰和洞庭湖，即使仅仅相隔了数百公里，为了让它们适应洞庭湖的“水土”，一个月中，它们被混合喂养，用洞庭湖的水草拌着从江苏大丰带来的青贮饲料一起喂食。“世界野生动植物保护日”这一天，它们将被放归到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荒野之中。
两米多高的沉重围栏徐徐开启，畏缩的鹿群更加不安，湿漉漉的双眼中含着惊恐，试图从彼此身上的温暖中获取慰藉。栏外，将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洞庭湖位于中国湖南省北部，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形容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东洞庭湖是洞庭湖湖系中最大的湖泊，是中国列入《国际湿地公约》的七处重要湿地之一，依赖其生存的物种非常丰富，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全球200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据WWF粗略统计，洞庭湖湿地有100多种可供麋鹿享用的食物。对于这16只将被野生放养的麋鹿而言，洞庭湖庞大的水域系统和宽广的滩涂将成为它们自由嬉戏的乐土；而洞庭湖的苔草、芦苇、菖蒲、三蕊柳等植被，都将会成为它们的饕餮美食。
但同时，这些麋鹿们也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如春夏之交的麋鹿争霸赛。每年5月，是麋鹿的交配季节，此时雄鹿会往自己身上涂抹泥土，角上悬挂青草来彰显自己的实力。而为了争夺与雌鹿的交配资格，雄鹿们将进行“生死”决斗，最后胜出的“鹿王”才能把自己优质的基因传给下一代。这是“王者”待遇，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法则。新来的雄鹿是否能顺利参与角逐，与土著雄鹿进行较量？较量中，它们是否能够胜出？“鹿死谁手”——是实现种群交流的关键。实现种群交流，将改善洞庭湖麋鹿种群遗传结构，促进种群复壮和基因交流。
很快，鹿群发现了出路，迫不及待地，在一只雄性麋鹿的带领下，飞快而有节奏地冲栏而出，飞蹄溅起乱泥，消失在芦苇丛深处。
这是一次生命的开启。湖南省林业厅、中国绿化基金会（CGF）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这一使命的开启者，他们选取大型通江湖泊——洞庭湖作为“拯救濒危物种的希望地”，在环境急剧变化的当下，为“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做着不懈的努力。
神秘的麋鹿跟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物种一样，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尚未探索，尤其特殊的是它们英雄式的东归史诗。
麋鹿俗称“四不像”，面似马、角似鹿、尾似驴、蹄似牛，其自古就被认为是吉祥之物，形象和精神深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据说姜太公的坐骑就是麋鹿；而在民间，麋鹿更是神奇之物，它不仅是先民狩猎的对象、崇拜的图腾和仪式中重要的祭品，麋鹿的鹿角年年落而复生更被认为是生命力旺盛的标志。
麋鹿曾经是我国特有的物种。已出土的麋鹿化石表明，麋鹿起源于距今200多万年前，距今约1万年至3000年时最为昌盛，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种群规模数以亿只，但在商周时期以后迅速衰落。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洞庭湖，水草肥美、人烟稀少，岳阳一带筑有“东麋城，西麋城”，是麋鹿的乐土。《墨子·公输》里有记载：“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距今约120～140年前，野生麋鹿在中国最终绝迹——“绝迹的地点是长江口附近沿海地区”。洞庭湖近六千平方公里的湿地上，麋鹿的奔跑声、呦鸣声无迹可寻。
至清末，中国麋鹿的数量只剩200余头，全部被圈养在北京南海子的皇家猎苑。1865年秋季，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大卫无意中发现了南海子皇家猎苑中的麋鹿，他以20两纹银为代价，买通猎苑守卒，弄到了麋鹿的一个头骨、二张皮运回法国。1866年，麋鹿被确认为从未发现的新种，而且是鹿科独立的一个属。从此，麋鹿学名定为Elaphurus davidanus，英文则称为Pere Davids Deer（大卫鹿）。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麋鹿被劫杀一空，麋鹿至此在中国本土灭绝。只有之前，被英、法、德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等手段，从北京南海子猎苑弄走的几十头麋鹿，幸免于难，生活在各国动物园中。
1985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努力下，英国政府向中国赠送了22头麋鹿，阔别故乡85年之久的麋鹿，结束“流亡”生涯，重新回“家”。198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又从英国伦敦动物学会七家动物园挑选39头麋鹿赠送给中国政府，放养在江苏大丰，从此建立了世界第一个麋鹿自然保护区。历经三十多年的养护、保护、繁衍和扩散，至2015年，中国麋鹿的数量已经达到5000多头的规模，30年增长49倍，占世界麋鹿总数的83%。在北京的南海子麋鹿苑、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都有稳定的麋鹿种数量群。
麋鹿一度近乎灭绝，即便人们已经在保护麋鹿的道路上，为修正自己的错误做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依旧任重而道远。在《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上，麋鹿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2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麋鹿也榜上有名。2016年，是麋鹿回到中国的第31个年头。而3月3日，是第三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在这一天，将16只幸存的麋鹿放归荒野显得意义重大。
“对濒危动物最好的保护便是将其放归自然，让它们成为自然生态链中的一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长江项目高级经理蒋勇望着鹿群消失的方向感慨道，“放在保护濒危物种的大方向上，它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具有科学探索的价值。”
选择洞庭湖作为麋鹿重回大自然的第一步，源于麋鹿的另一个传奇。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洪水过后，东洞庭湖的农民发现了麋鹿的踪迹。专家分析：洪水之时，湖北石首天鹅洲麋鹿保护区围栏被冲垮，麋鹿因此流出，部分麋鹿渡过长江到达洞庭湖，从此一直在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芦苇沼泽地繁衍生息。2009年12月，WWF组织了江豚、麋鹿、水鸟的野外同步调查，发现约有60只麋鹿生活在东洞庭湖保护区范围内。2014年8月，东洞庭湖保护区通过对麋鹿的野外监测，发现已有近90头麋鹿生活在洞庭湖。当年“迷失”的麋鹿，如今扎根洞庭湖，成为全国最大的没有人工干预的野生麋鹿种群。
洪水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说明洞庭湖仍然适合麋鹿栖居。经过近二十年的野外生存“训练”，自然野化的麋鹿已成功克服了夏季洞庭湖高水位带来的生存困难，进行短距离迁移：当洞庭湖水位上涨、栖息地被淹没时，鹿群会越过防洪大堤，到临湖的苇地、山林、农田、果园等处栖息。而它们在洞庭湖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
对“神出鬼没”麋鹿的调查研究成了难题。原来的监测只是对麋鹿活动范围的把握，它们在哪些边界活动、当地环境对它们有无干扰等，而他们的病理、生理变化是无法监测到的。监测的空白导致对动物迁徙路径、迁徙通道以及迁徙中的种群特征信息犹如马赛克一样失真、错杂，不能准确、完整地建立重点保护区域。
事实上，对于任何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研究和保护而言，借助高科技手段、利用大数据对物种进行追踪和分析，十分重要。卫星追踪已被广泛应用在熊猫、雪豹、大象、白鹤、小白额雁等众多野生动物身上，无论被追踪动物的生活环境多么险峻，跨越多少距离，都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高科技也被运用到了麋鹿的研究监测上，16只麋鹿在野放前被装上了最新的卫星跟踪器，未来将传递回它们生命的足迹，实时追踪麋鹿的活动轨迹，与野生种群交流的状况。在环境急剧变化的当下，麋鹿能否适应和如何适应野外的生存，将随着卫星跟踪器传递的信息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为研究麋鹿种群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环境需求等提供一手资料。
“我们在放归的麋鹿身上佩戴卫星跟踪装置，也正是出于监测的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展麋鹿的取食、繁殖、生境选择与适应等行为生态学及生存竞争、繁衍模式等种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为将来野生麋鹿的保护措施和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蒋勇介绍。这一行动同时也是由中国绿化基金会（CGF）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主导实施的“物种100”卫星跟踪项目（Wildlife Footprint）的开端。这个项目在未来的数年内，将在中国境内选取具有典型代表的100种物种，为其安装卫星跟踪器，以获取这些野生珍稀濒危物种的迁徙和活动数据，从而为科学研究以及管理部门实施生态保护和规划提供基础信息，推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物种保护。
归去来兮，“迷”途之鹿如今得以回归荒野，这是自然一个现实的“传说”。人类在将麋鹿逼进濒危后，开始重新保护，并希望通过此次的野化行动来摸索出一条保护濒危动物的出路来。救护和保护一个物种是历史使命，通过使命的达成，我们在保护物种的同时，也在保护我们共同生存的自然环境，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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