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历史八篇

百年历史 篇1

克拉克的历史

从全球叉车行业的发展周期看, 叉车行业处于成熟期。1990年全球叉车销量达55.8万台, 达到历史最高, 之后的几年中, 由于西方经济的衰退, 全球叉车销量基本保持在55~60万台。进入21世纪之后, 全球叉车销量开始走入上升通道, 2000年达到59万台, 2001年58.38万台;最近几年,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全球各地区叉车需求量都在增加, 2003年和2004年全球叉车订单大增17%, 2005年增长率回落到6%, 2006年又恢复到15%。目前, 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叉车销售市场依次是欧洲、北美和亚洲, 其中, 欧洲和北美都是成熟的市场, 需求已趋于稳定;亚洲是一个不断成长中的市场, 叉车销量不断增长, 在这个市场中中国的贡献最大。2006年亚洲销售叉车23.08万台, 占世界总销售量的28%, 其中中国销售9.7万台, 占世界总销售量的11.8%, 仅次于美国。

最初于1903年作为汽车配件制造商开始经营的克拉克, 1917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叉车, 这项发明给“叉车”这一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1920年, 克拉克制定出现代叉车的制造标准, 在之后的80多年里, 在世界叉车行业中始终处于主要技术进步的前沿。1997年, 克拉克第一百万台叉车诞生, 目前仍有20多万台克拉克叉车在世界各地运转。2003年, 在克拉克成立100周年之际, 韩国永安集团成功收购克拉克, 向世人宣告了克拉克的一个崭新的远景, 之后克拉克的生产及销售业绩不断回升。韩国永安集团的业务拓展到帽子、叉车、客车、福利事业、广播事业、教育事业等许多领域。

目前, 克拉克在全球有三个工厂, 分别在美国、韩国、中国;7家销售管理总部, 分设在美国、韩国、中国、德国、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销售遍布全球102个国家, 共522个销售区, 352家代理商。2007年克拉克的销售额达到四亿五千万美元, 其中北美占53%, 中南美占16%, 亚洲仅占6%。在亚洲, 面对中国这样巨大的市场需求, 克拉克加快了市场进入的步伐。2005年克拉克在中国青岛注册成立制造工厂, 2007年开始批量生产, 2008年正式打入中国市场。克拉克将加快在中国的叉车生产以及研发速度, 迅速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

与国际叉车市场不同, 中国叉车市场已经连续数年保持高速增长, 1999年, 中国叉车市场的总销量还只有1万多台, 随着物流业、制造业、仓储业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叉车需求量的大幅上扬, 为工业车辆行业的大发展以及叉车产量的迅猛增长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2007年中国叉车产量达到15万台, 比去年增长40%, 已经超过日本, 稳居亚洲第一。

克拉克在中国

随着我国叉车市场的快速蓬勃发展, 吸引了越来越多外资企业的关注, 目前已经有十几家外资叉车企业在中国建厂生产。具有百年历史的克拉克也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 并于2005年在青岛注册建厂, 成立了克拉克全球第三大制造工厂。青岛克拉克物流机械有限公司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占地面积42379平方米。生产各类克拉克叉车和零部件。2007年, 在公司投产的第一年, 青岛克拉克的生产量就已经达到1107台, 并全部出口。2008年, 克拉克会全面建立起在中国的销售体系, 寻求忠诚的代理商并与之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努力, 迅速占领中国市场。

克拉克发展备忘

●1903年George R.Rich在美国创建了工业器具公司。

●1916年公司改名为CLARK设备公司。

●1917年CLARK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叉车。

●1928年CLARK制定出现代叉车的制造标准, 并在全世界广泛应用至今。

●1952年在德国Mulheim的制造工厂开始生产叉车, 产品销往欧洲。

●1958年在巴西Campinas的制造工厂开始生产叉车, 产品销往南美洲。

●1987年叉车商业总部移到美国肯塔基州的列克星顿。

●1997年CLARK生产出第一百万台叉车。

●2003年韩国永安集团收购了克拉克物料搬运公司以及克拉克在韩国的工厂, 在克拉克100年成立庆典时宣告了一个崭新的远景。

●2005年青岛克拉克物流机械有限公司注册成功, 克拉克智利物流机械公司建立, 克拉克巴西公司建立。

●2006年青岛克拉克物流机械有限公司总部和工厂在中国青岛建立。

●2007年克拉克叉车全球90周年庆典, 青岛克拉克开始批量生产。

百年历史 篇2

淮剧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曾经有“三可子”(盐淮小戏)、“江北小戏”、“江淮戏”等不同的名称。建国以后,正式定名为“淮剧”。

清末同治年间,以“僮子戏”发展而成的“三可子”戏(即“盐淮小戏”)渐趋活跃,受到苏北观众的欢迎。它广泛吸收了“香火戏”与“门叹词”的民间艺术,形成了略具规模的“江北小戏”。接着,通过“徽夹可”与“京夹淮”的阶段,在各个方面,吸收了徽戏与京剧的表演方法、音乐伴奏及剧目、行当等艺术特点,从而发展为既有高亢激越、刚劲有力、豪放朴实的风格,又具有舒缓柔和、乡土气息浓郁之特点的“江淮戏”。

在淮剧的原始时期,其基本曲调是由里下河一带农村中的民谣、小调及田间耕种、运输途中的劳动号子发展起来的。地处黄海之滨的盐城、阜宁一带属下河地区,是早起“东路”的“江北小戏”发源地。地处运河沿线的清江、淮安、宝应一带属上河地区,是早起“西路”的“江北小戏”发源地。东西路的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形成淮剧“东西路”的两大源流。

一、“三可子”戏的形成

成形于清同治元年的“三可子”是淮剧最早的演出状态。“三可子”又称“盐淮小戏”,因发源于苏北盐、淮地区的上河、里河、下河一带,故称“三河子”。

关于“三可子”的得名,一说当时的艺人为了生活,有时做“僮子”,有时唱徽戏,有时又唱“门叹词”,三者皆可,方能谋生,故称“三可子”。一说淮剧初时,演出形式简单,只能搬演一些小生、小旦的“对子戏”,或是小生、小旦、小丑合演的“三小戏”,只要有三个演员就可以演出了,故而叫“三可子”。一说“僮子”唱的“香火调”又叫“嗬大嗨”。这个声腔既可以用于“僮子”念忏,也可以用于唱戏和“门叹词”,因而有“三可子”之说。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说明当时的“三可子”戏确实形式比较简陋,表演很不讲究。

“三可子”时期的“对子戏”大多是一生一旦,唱约二三十分钟,一般约有二三百句唱词,情节多为描写男女爱情故事,如《蓝桥会》《隔墙相会》《山伯访友》等。“三可子”时期的“对子戏”恰似未加粉饰的农家少女,健康活泼、清新自然,既带有田野间的泥土味,又富有纯情天然的青春气息。“一生爱好是天然”,这种自然淳朴的本色美无疑是淮剧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特色,也是淮剧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时代在前进,因陋就简的“三可子”戏也在逐渐发展充实。为了解决演职人员不足的问题,“六人三对面”和“搭架子”等形式便出现了,“三可子”戏开始迈入向“江北小戏”演化的历史阶段。

淮剧经过了“江北小戏”初创时期的“六人三对面”的窘困阶段,逐渐开始兴旺发达,专职艺人愈来愈多,条件也愈来愈好。一个戏班的人员往往已超过了六个人的编制,演戏不必再受“六人三对面”的局限,也不常用“搭架子”这种办法了。于是,便开始有了“七紧八慢九消停”之说。其意是说,一个戏班有了六七个人,演出人员还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有了八九个人,角色安排就很充裕,演起戏来也可以按部就班、“消消停停”了。

由此,淮剧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三可子”戏的解体、“江北小戏”的形成阶段。从此,淮剧才真正摆脱说唱文学的窠臼,沿着戏曲艺术发展的轨迹迅猛前进。

二、“徽夹可”与“江北小戏”

清末明初,“老徽班”艺人逐渐盛行“西皮”、“二黄”的唱腔,并开始向京剧演变。这种由“里下河徽班”所演变的“里下河京班”在当地被称为“老乡班”,后来则称为“苏北京戏”

“老乡班”来源于“老徽班”,演员也都是徽班艺人。“老乡班”行当齐全,曲调丰富,表演讲究,剧目繁多。当地的苏北观众习惯地称他们演的戏为“大戏”。但这时,“老徽班”与“老乡班”的艺人们发现来自于当地的民间小戏“三可子”更受群众的青睐,因此往往在演出时夹带一些“三可子”戏。而“三可子”戏的艺人虽有土生土长、言语亲切的优势,但因形式简陋,表演原始,必须倚仗“老徽班”与“老乡班”的种种有利条件,方得生存发展。于是,就出现了淮剧草创时期的转折阶段——“老徽(乡)班”与“三可子”(下接第30页)戏合流,进入了淮剧特有的“徽加可”戏班的关键时期。

在“徽加可”时期,“三可子”艺人全面引进了徽戏艺术,广泛吸收营养,获益匪浅。

在表演方面,逐渐摆脱了说唱艺术的影响,改变了过去“捂肚子唱”的死板形式。学习徽班艺人唱、念、做、打的各种技艺,开始讲究“一引二白,三笑四哭,规模格局”。

在音乐方面,基本上接受了徽戏“武场”的“锣鼓经”,夹杂着“三翻锣”、“清江谱”、“十字锣”等原有锣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另外,根据徽戏“拨子”等曲调,衍变发展为生行唱的“靠把调”与净行唱的“南昌调”,大大地增强了“江北小戏”的音乐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

在剧目方面,更是大量地引入了徽戏的折子戏和本戏。自从“老徽(乡)班”演出的《吴汉三杀》《献地图》《取荥阳》《赠袍赐马》《血手印》《八件衣》《北天门》《雪拥蓝关》《忠孝全》《八百八年》等后来都成了早期淮剧舞台的常演剧目。

由于“江北小戏”日益受到苏北群众的热爱,很多“徽加可”班社中的“徽班”艺人弃“徽戏”而唱“淮戏”。同时,很多活跃于苏北地区地“里下河京班”居然整班整社改旗易帜,全部改唱“江淮戏”。这些优秀的“里下河京班”艺人技艺精湛,功夫扎实。他们成批地加入江淮戏的阵营,致使江淮戏表演艺术的表现力得到极大提高,赢得了更多的淮剧观众,从而使“江北小戏”具备了进入城市的条件,可以独树一帜,成为具有大戏风貌的地方戏。

淮剧发展到“江北小戏”时期,同时也形成了“东西路”的艺术特色。戏曲艺术特点的形成与声腔、音乐有着密切的关联。“东西路”淮剧派系的产生首先也是由于基本曲调的差别。“东路”淮剧早期演唱的主要曲调就被称为“下河调”,旋律柔和,其结构形式及曲调风格接近于乡土小调。“西路”淮剧所唱的主要曲调称为“淮调”,又叫“淮蹦子”。粗犷高亢,近似口语,短促苍劲,诉说性强,具有淮北一带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它与后来发展形成的“拉调”、“自由调”一起成为淮剧的三大主调。“东西路”不同的艺术风格还表现在诸如表演、言语及其师承渊源、艺术趣味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对淮剧的继承与革新,“东西路”有着各自的追求,因而取长补短,这种差距愈来愈小,终于使得上、下河两大支流合成一家,打出了“江北小戏”的统一旗帜。

“徽加可”阶段,“江北小戏”开始引进“净角”行当——淮剧称之为“粉脸”。“粉脸”的出现对淮剧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由此可见,“净”行的出现也标志着这个剧种已经发展到行当齐全、艺术完善的比较成熟的阶段。

淮剧在“徽加可”阶段中建立了齐全的行当,充实了“江北小戏”的艺术力量,培育了第一代专职的“粉脸”演员,具备了与其他地方戏曲抗衡的力量,开始大踏步地向“江淮戏”时期迈进。

摘要：淮剧是江苏省的地方剧种。清乾隆、嘉庆年间起源于江苏北部的盐阜、清淮宝一带,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淮剧历经百年的风雨,经过“香火戏”、“门叹词”、“三可子”和“徽夹可”、“京夹淮”阶段的交融,从民间说唱艺术衍化为文武兼备的程式表演,终于形成了一个具有江淮文化风韵的地方戏曲剧种。2008年淮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百年历史 篇3

大陆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似乎已经到了顶峰，解构开始在某些枝节、某些具体问题上悄悄进行，从去年底到近期，在中山、广州举行的几次相关学术会议上，出现了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话语系统问题的争论。一些中年一代的学者不满于辛亥革命叙事的话语系统多年来没有更新，老一辈学者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还有，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传统命题，过去有国外学者和台湾学者提出质疑，现在大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有人针对传统结论提出了不同观点。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还有对清政府宪政改革的评价，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等问题。所有领导人中，只有孙中山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当然他是被迫流亡，但这也使他广泛了解国外革命的实际状况，以至于能够提出“以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策略——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毕其功于一役。应该说，辛亥革命的叙述、话语建构及遗产都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政府、政党、民间社会等不同层面来考察，这方面我们过去关注比较少，现正在努力进行。近代史研究中还有一个缺陷：我们总是局限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段，而不去考虑它与当下的关系、对现在的影响，虽然我们总说要加强长时段的研究，但是实际做得还不够。

关于百年以来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也值得回顾与梳理。从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出版的苏生著《中国革命史》问世，以及民国初年首次以辛亥革命命名的渤海寿民编《辛亥革命始末记》出版，对辛亥革命历史的叙事也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发展演变。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早期相关著作，大多仅限于罗列资料，记述史实，学术性不强，但也较少受党派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民革命期间至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辛亥革命历史叙事则较为明显地在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下而不断地再建构，并很快形成了“辛亥”叙事中居主导地位的“正统学派”，其特点是大力宣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缔造了中华民国，“以中国国民党所组织之合法政府为正统”。稍后出版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罗香林著《国父之大学时代》等著作，虽不乏学术参考价值，但均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党派成见，带有某种官方色彩，打上了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画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严昌洪、马敏：《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二○○○年第三期）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一隅，为配合“反攻大陆”仍继续加强国民党统治正统性的宣传。“正统学派”的主要代表性学者，也都跟随国民党到台湾，在此特定政治背景之下台湾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依然基本上承袭了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所谓“正统观念”，由此也使原有“正统学派”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得以继续发展。

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在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以高度评价以后，大陆史学界也开始重视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一批较有影响的资料集、专著、论文陆续出版和发表，逐渐形成被西方史学界所称之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新正统学派”，即主要强调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其重要地位与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最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借鉴了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教训，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革命任务。在西方与港台学界看来，这种对辛亥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解释体系，也难免蕴含着论证中国共产党大陆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味。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史学界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有所变化，开始在许多方面明显突破了以往“正统学派”的传统研究格局，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向。这一时期虽然早先的“正统”性研究成果仍占有相当比例，但做出的评价却相对平实客观，学术性更强，政治性则开始有所减弱。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辛亥革命史研究“一元化”时代不能入流的诸多研究内容，均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与此相反，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不久就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停滞期，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也难免受到所谓“影射史学”的影响。“文革”时期的“儒法斗争”同样贯穿于辛亥革命史，被贴上“反儒尊法”标签的辛亥人物章太炎大受称赞，甚至出现抑“孙”扬“章”之情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均被“立足于批”而予以否定。

八十年代是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在大陆，辛亥革命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九十年代以后发展势头虽有所减缓，但至今也仍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与之相伴随的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内容更为丰富，新领域、新课题不断开拓，新观点、新见解也层见叠出。起初是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会与资产阶级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清末“新政”、立宪派与立宪运动有了不同的认识与评价，随后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乃至整个社会，也都有比较扎实的专题研究，对辛亥革命是否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也出现了争议，甚至还有个别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负面作用与影响也不应忽视。

百年历史人物 篇4

齐福丕，是南宫中学的创始人，也是南宫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齐福丕1867年出生在南宫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酷爱读书。清光绪十一年（1885）中秀才，十九年（1893）中举人。

光绪廿七年（1901）至廿九年（1903），齐福丕先后在邯郸书院，直隶优等师范学堂任教员。他勇于探索教法，以新科设制，建议设省视学若干人，督促基层的教育工作。1904年齐福丕任省视学职务。不久被直隶督办派赴日本考察学务，著有《东瀛游记》一卷。归国后，任省学务处副科长。齐福丕对教育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小学又是教育之本。经悉心研究，他提出许多发展教育的具体意见，然上司竟不予采纳，遂愤然辞职归家。

从此齐福丕专心致力于发展南宫的教育事业。他接任了县立两等小学堂的堂长。该学堂初建于光绪廿九年（1903），是南宫县城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学堂。宣统元年（1909），为使远方无资求学的高等小学毕业生得以深造，齐福丕以小学结余经费增设初级中学班。1911年开始，中小学堂分设，建立了独立的南宫县立中学堂，成为南宫及周遭县邑的第一所中学。学制初为四年，后改为三年。他坚持“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在开设国文课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新增加了英语、数学、理化、史地、博物、法制经济、乐歌等新的学科。

因其在南宫办学成绩显著，直隶总督奏奖以知县之职。宣统四年（1912）齐福丕出任山东惠民知县。他十分注重教育，大力拓充学校。同时，又极力倡导依法治政。

不久，回家后，因县中秩序大不如前，县里正为选人而发愁，便请他继任南宫县公立中学校长。他上任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番整治。1919年8月16日病逝于家中，年仅53岁。齐福丕先生病逝后，学校也因校长后继无人和经费拮据等问题被迫停办，直到1921年才恢复开学。

虽然其间只毕业了五个班，但却为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的栋梁之才。这其中有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今北京师大）的鞠海峰、庄子毅，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韩轶南、刘德泽、赵文波、李子金、魏灿东等，后来这些人都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为南宫，甚至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没有百年历史，宁大照样精彩 篇5

宁波大学成立于1986年，并不像其他的大学有着百年历史以及在岁月中静静伫立的苍老建筑。在我初进宁大时，还对这所学校隐隐不安：一所没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大学如何能培养出足够优秀的学生？但求学三年，我渐渐佩服于宁大学子的优秀，以及宁大的快速发展。我相信，在宁波大学，每个人都有许多的可能性，就像一颗小树苗，树枝指向的天空才是宁大人的极限。

楼里楼外的宁大故事

放眼宁波大学的所有楼宇，均以人名命名，例如6栋按旋转对称布局的包氏建筑楼群，分别以浙东名人王阳明、虞喜、黄宗羲、竺可桢、童第周和全祖望命名，设计精妙。而我最喜欢的图书馆以包玉刚命名，图书馆红砖外墙，冠以钟楼，器宇轩昂，古色古香。

由宁大的建筑，可以讲开一段段故事，故事的主角与“甬商”有关。甬商，也就是宁大人熟悉的“宁波帮”（编者注：“宁波帮”，泛指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宁波大学的建立、发展是靠着“宁波帮”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从1985年“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向邓小平提议在家乡宁波建造一所综合性大学并捐赠巨资开始，邵逸夫先生、赵安中先生等全世界“宁波帮”人纷纷倾尽自己的力量支援宁波以及宁大的建设。赵安中先生如此形容自己的事业：“我别无所求，惟愿所有的孩子都有书读，都能成才。要说有所求，只是求得心之所安。”短短二十余年间，已经有六十余位海内外“亍波帮”人先后捐赠4亿元推动宁大的发展。

两年前的开学典礼上，我记住了“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校训。我渐渐明白，这八个字与“宁波帮”精神有着密切联系，经国济民，尽其所用。“宁波帮”品质莫过于低调，却志存高远，有着不一般的行动，厚积而薄发，务当世之务。

走进宁波大学校园，你就会体会到浓郁的“宁波帮”文化氛围。这里有着30多幢“宁波帮”人士捐助的建筑，几十项由“宁波帮”人士捐设的奖助学金，还有宁大人为感恩。宁波帮”组织的各类活动。所有新生都会在刚入学时安排参观临近的宁波帮博物馆，感受宁波帮的家国情怀。海内外“宁波帮”爱乡创新的精神和感恩回报的品格成为影响宁大人至深的情结。

从“天屎之路”起步

校园内的白鹭林和完全被林荫覆盖的阳明路是宁大学子晚饭后散步，“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的好地方。因为白鹭林里的白鹭聚集，阳明路被一届届的宁大学子戏谑称为“天屎之路”！新生报到之前可以不知道图书馆大草坪，不知道教学楼及自己的寝室，但绝不可能不知道“天屎之路”。而每年的毕业季，都有众多毕业生在此合影留念，把最珍贵的大学四年和这一条充满回忆的美丽道路联系在一起。

每一天，清晨的晨读岛上，总能看到几个宁大学子或面朝河水背手而立，或靠在孙中山雕像旁，浮萍静停，花香清幽，书声琅琅；阳光照进包玉刚图书馆，晒出一室的书香油墨气息，书架投下斑驳的影子，时而一个流连在书架之间的身影像沙画般涂抹出来；深夜的寝室夜间自习室，日光灯照亮每一个奋笔的侧脸，在匆匆晚归的人眼里留下一个剪影。

每一年新生入学，“把成才的选择权交给学生”这句话总会悬挂在三角地带（编者注：三角地带，位于宁波大学安中大楼旁，因其地形为三角状而得名，是宁大交通的重要枢纽，也是校园各社团、组织发布信息的必选之处）最醒目的位置。十年寒窗苦读都是为高考一博，高考结束后，仿佛突然翻过一座山，迎面而来一望无际的虚空没有使我感到轻松，那种毫无目标的感觉更让我感到惶恐和无助。整个大一，我都在寻找理想的路上摸索，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将会热爱终身的职业。

而宁波大学“平台加模块”的培养模式为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宁大以学科大类招生，大一并不设置细分的专业，而是根据各个学生的学科大类进行通识教育的培育，由此学生可以在大一一年扩展自己的兴趣，为选择专业打好基础，也能避免忽略其他方面的必要学习，给自己一年缓冲时间去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虽说如此的学习被宁大学子戏称为“后高三时代”甚至“高四”，全然没有想象中大学生活的优哉游哉，但对于宁大学子而言，大一养成的学习习惯，足够在后三年的学习中受益。到了高年级，你依然有选择的权利，我的身边就有大三才转投法学专业的同学——虽然那样会很忙碌——但这是自己的选择，那位同学并无半点抱怨。

属于一群人的宁大

有人说大学是个微观社会，刚进学校时大家都是张白纸，一年一年过去，各自的纸上画出不同的轨迹。身边有人在学生会踏实工作，有人在社团结识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了心中的热爱努力。有人在科研的路上走了很远，拿下了“小挑”“大挑”的胜利（编者注：“小挑”指“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大挑”指“挑战杯”大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系列竞赛被誉为中国大学生学生科技创新创业的“奥林匹克”盛会，也是全国最具代表性、权威性的大学生竞赛）。有人在学校的创业计划里贷款开了公司，开始赚取人生第一桶金。寝室和班级是学生最基本的活动单元，百花齐放的各色社团更是为你的兴趣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白桦林话剧社在林杏琴大会堂上演的年度大戏一票难求，成为灯光下万众瞩目的焦点，是多少人心中的梦想。骑行和登山协会许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排除万难去探访宁波不为人知的风景。摄影协会用影像记录生活，校广播台寻求一个好声音，so show街舞社的节奏是年轻人的热情似火。

每每走过宁大的白鹭林，看到白鹭展开翅膀飞上天空，我总会被这种场景所感动。在宁波大学，学生能够融身于大自然，也可充分享受文化的熏陶，为自己所认定的道路坚定努力，即使偶有迷茫也不会裹足不前，我想这就是这所年轻的高校由内而外所散发出的一种精神。

（本文作者系宁波大学大学生记者团团长）

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感想 篇6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年英法联军像强盗一样在圆明园里胡作非为，然后把这座辉煌壮丽的建筑即刻毁于一旦;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可恨的日本侵略者残忍地制造了令人切齿的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民进行恶魔般的折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无所畏惧的气概、顽强不屈的精神、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被激怒了，被唤醒了，为了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国，他们在屈辱中抗争，用手中的武器与帝国主义国家作斗争，和中国人民一起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终于，他们揭开了中华民族崭新的发展 篇章。

屈辱的历史已成事实，屈辱的历史永志不忘，我们作为新时期的一名中学生，虽然没有参加过战斗，为祖**亲挣脱锁链而驰骋沙场，但是我们也有一颗爱国之心，不会忘记其他国家对祖国的侵略。我们会向知识的高峰攀登，插上梦想的翅膀，立志成才，使我们的国家走向复兴之路。

复兴不仅仅是一个代言词，而是要用行动去谱写中华伟大复兴的新 篇章，我们是学生，我们要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努力学好知识，提高自己的自身素质，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以实际行动践行“八荣八耻”。复兴中华，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看到没有关好的水龙头，伸伸手，关好水龙头;看到地上的一张废纸，弯弯腰，拾起废纸，放入垃圾箱;看到教室的灯还亮着，动动手，关掉电源开关。这才是我们复兴中华最直接的行动。

百年党的光辉历史演讲稿 篇7

大家好!

穿越悠久的历史烟云，历经改革的风雨洗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她100岁的华诞。1前，在那风雨如磐的旧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她象一盏明灯冲破了漫漫长夜的黑暗，象初升的朝阳给沉睡的大地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追忆100载，邓小平抬手之间，绘就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中国人民讲述着“春天的故事”，敲响了新时代的锣鼓。追忆100载，_举手之间，高擎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圣火。香港、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追忆100载，举手之间，三严三实规范国民，科学发展指引方向，北京奥运圆满成功，上海世博举世瞩目。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光辉历程。100年来，是她，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写下了彪炳千秋的光辉诗篇;是她，领导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走上了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宏图伟业;是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迎难而上，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我们的党是富于创新精神、勇于开拓进取、不断与时俱进的党;是经得起各种考验，勇于在困难和挫折中奋进的党;是忠实实践“以人为本”，脚踏实地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奋斗不息的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为此而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自豪。

百年历史 篇8

同志们：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来临的历史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重要节点，我们今天相聚XX，参加“铭记百年党史弘扬延安精神”研讨会。此次会议由XXXX精神研究会与XX省XX精神研究会、XX市委共同举办，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弘扬延安精神的重要论述精神，学习百年党史，研究总结延安精神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与经验，交流探讨在新形势下研究、宣传、践行延安精神的途径与措施，为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时期是百年党史教科书中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篇章之一。延安精神是党和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灿烂华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百年党史波澜壮阔，延安精神历久弥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要求，学习辉煌党史，重温峥嵘岁月，用好红色资源，把延安精神研究好、宣传好、践行好，让延安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用伟大精神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与大家交流。

一、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阶段，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1935年10月，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突破重重险阻抵达陕北。自此，延安成为中央的“落脚点”，也成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出发点”。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13年峥嵘岁月，铸就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卓越品质和坚强意志的集中凝练，延安精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博大精深、熠熠生辉，需要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其丰富内涵。

第一，深刻认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延安时期，我们党在总结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回望这段历程，我们深刻认识到，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正确方向的引领；一个强大的政党，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把关定向、掌舵领航，带领中国这艘巨轮劈波斩浪、稳健前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发展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征程中，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深刻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在我们党成立初期，因受到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影响，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回望这段历程，我们深刻认识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实现兴党兴国的重要法宝。在新征程中，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一切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第三，深刻认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延安时期，从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到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入党章，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到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我们党一直坚持“为人民服务，不能是半心半意，不能是三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始终坚持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回望这段历程，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永远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新征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四，深刻认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特征。延安时期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当时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局面，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动员根据地全体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在党中央号召下，涌现出大批像八路军359旅开垦南泥湾一样的先进典型，一座座昔日的“旧荒山”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回望这段历程，我们深刻认识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永不过时，永远不能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指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在新征程中，我们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自立自强，接续奋斗，敢于并善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

二、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大力弘扬延安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时刻，我们要把握时代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忘初心使命，奋斗新的征程，将弘扬延安精神同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用延安精神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昂扬斗志，将强大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砥砺奋进的实际行动。

第一，学习百年党史，弘扬延安精神，努力做到学史明理，强化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延安时期，党中央把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当作全党“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发出“重视学习”“加强学习”“加紧学习”“善于学习”的号召，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这一时期的延安，呈现出“到处是学校，遍地是歌声”，“开学典礼不断、结业歌声不绝”，“吃小米饭、攻《资本论》”的蓬勃景象。今天我们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特别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第二，学习百年党史，弘扬延安精神，努力做到学史增信，坚定理想信念。延安时期，我们党经历了抗战开始时的敌强我弱、战略相持时的艰苦斗争、经济封锁下的恶劣环境。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无数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奔向延安。这正是因为延安窑洞里有着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代表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今天，经过几代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艰苦奋斗，我国已经成为世界XX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极大增强。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要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用信仰信念信心照亮奋斗之路。

第三，学习百年党史，弘扬延安精神，努力做到学史崇德，赓续精神血脉。延安是革命圣地，是革命者的精神家园。宝塔山、延河水已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成为我们党赓续不绝的精神血脉。在延安的13年间，我们党涌现出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抗大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劳模精神和党的七大精神等，组成了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今天我们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学习革命先辈的光荣事迹，呵护老一辈革命家构筑起的精神标杆、道德丰碑、奋斗楷模，从党的奋斗历程、红色基因中汲取思想道德营养，不断提升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第四，学习百年党史，弘扬延安精神，努力做到学史力行，坚持知行合一。党中央到达延安时，全国共产党员仅有X万人左右，而到1945年X月党的七大召开时，全国已有XXX万多党员。正是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在艰苦卓绝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根据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文艺路线，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今天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积极投身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把学习延安精神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实际工作中践行和弘扬延安精神。

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延安精神重要论述，更好学习、宣传、践行延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出生在红色革命家庭，父亲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曾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秉承父亲习仲勋和母亲齐心的言传身教，习近平青年时期到延安插队并工作生活了7年，对延安和延安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延安精神也有着深刻的思考。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2020年9月，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六次会员大会召开和研究会成立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致贺信，提出明确要求，“希望同志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研究、大力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神，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贺信，为新时代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方向，为做好研究、宣传、践行延安精神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

第一，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延安精神的重要论述精神入脑入心入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弘扬延安精神作出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我们要把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延安精神的重要论述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作为学习、研究、宣传、践行延安精神的指引和遵循，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贯穿到研究会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第二，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把延安精神讲透、讲深、讲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这是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学习研究延安精神的重要基础。要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大历史观，以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会议，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决抵制歪曲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真正把延安精神讲透、讲深、讲准，做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第三，不断深化延安精神研究，积极探索用党史讲理论、用事实讲道理、用学术讲政治。要深入挖掘延安时期的党史素材，提炼新观点、探索新规律，深化和拓展延安精神研究，提高理论建构能力，努力结合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不断推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实践特色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要加强理论成果的转化运用，切实走进群众、改进文风，鼓励“大家写小文”，把政治话语、理论话语转化为群众语言，积极营造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伟大实践的良好氛围。

第四，创新方式方法，努力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更加生动地讲好延安故事。要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转变语态、创新形态，通过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多维度、全方位传播弘扬延安精神。要积极推动延安精神进基层、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既要构建报、刊、台、网、微、端、屏理论传播矩阵，又要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及各类革命展览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的作用，组织开展延安精神宣讲与志愿服务活动；要突出青少年群体，依托“延河联盟”，深入开展“延安精神进校园”活动，引导青少年继承延安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主题、汇入复兴伟业。

第五，强基固本加强研究会自身建设，形成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强大合力。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讲政治。充分发挥广大会员作用，不断加强学习，全面增强本领，进一步提升弘扬延安精神的能力和水平，矢志不渝做延安精神的坚定传承者、大力弘扬者和自觉践行者。要加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与各地研究会之间、研究会与相关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增强工作的辐射性和联动性，共同为学习宣传践行延安精神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