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视角 篇1
审计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主干课程, 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但在审计教学中, 一直存在老师难教、学生难学的问题。近年来, 我国审计教育界也越来越重视案例教学在审计课堂中的运用。案例教学 (Case Study) , 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 并被各大高校广泛运用于多学科领域, 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教学方法。其含义是指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典型案例的讲解分析, 引导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讨论, 使其养成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决策能力、实践能力。
笔者多年从事审计教学工作, 觉得审计案例教学的案例选择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会计专业毕业学生的反馈信息中了解到, 许多学生在第一次审计时, 是相当惊讶和杂乱无序的。他们难以想象审计人员与客户之间有这么多的工作, 或者需要了解如此繁多、复杂的系统和规章制度。他们似乎认为审计是相当抽象的、评估一些量化的审计证据的过程, 不是核对控制测试和账户余额的数据, 并分析差异原因的过程。在高校审计教学中, 教师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审计实践的案例。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通过分析如今教学中所使用的审计案例类别, 提出未来所需的审计案例。
2 审计案例教学的作用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案例教学法,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 案例教学逐渐受到重视并已在一部分高校得到推广。案例教学在审计教学中的应用主要有以下意义:
(1)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学生只有对所学的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 才能主动地学习并掌握它。传统的教学方法枯燥无味, 而案例教学以真实生动的审计案例为线索, 让学生成为主角, 真实感受实战训练, 这样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2) 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讲授的教学方法往往会使理论脱离实际, 难以达到学以致用, 而案例教学中的审计案例是教师通过审计实践或其他渠道收集的真实案例, 能为理论提供具体生动的感性认识, 可以使学生明白如何把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案例分析中, 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有利于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审计基本理论涉及的相关学科门类众多, 内容宽泛, 主要涉及基础会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经济法、税法等课程。选择典型审计案例进行讲解和讨论, 可以使各学科知识综合运用, 相互渗透, 有助于学生将已学的各科基本理论融会贯通, 起到深化理论教学、巩固相关知识的效果。
(4) 督促教师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案例教学模式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胜任理论内容的讲授, 还要有较强的辨别力和判断力, 能够选择或设计出适用的审计案例, 并合理地安排在审计教学进程中。能够在案例教学中正确引导, 案例分析结束后进行恰当总结, 为学生提出有价值的指导意见。这些要求都会促使教师必须不断学习, 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
3 审计案例类别及分析
3.1 类别
蒋云 (2010) 将审计教学中使用的审计案例分为两大类:真实案例和虚构案例。真实的案例主要用于教师课堂介绍、学生参与讨论。如一些古今中外的经典案例, 例如, 英国南海股份公司审计案例、罗宾斯药材公司审计案例、蓝田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案例、科龙起诉德勤的案例等。虚构案例是紧扣教学内容而设计的, 主要用于学生课堂讨论和课后作业。
3.2 分析
这两种类型审计案例的作用相当突出。真实案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生动的场景, 这些审计失败的案例绝对是精彩的故事, 它们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好的复杂事件, 可以考验学生的分析能力, 并让他们指出现今审计制度的不足。虚构案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引导性, 将琐碎的审计基本理论知识系统化。虚构案例运用恰当, 既可以给学生介绍现存的审计技术, 又可以指出这些技术的固有局限和问题, 能说明和解释理论, 具有代表性, 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教材的内容, 把握教材的重点、难点, 掌握相关知识。
但是, 真实的案例总是以众所周知的审计失败为基础, 所以它们不是典型事件。它们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出现的不正常情况。仔细分析众多审计失败发现, 它们很少是由于审计技术的失败导致的。审计失败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以下一个或两个因素的出现导致的: (1) 被审计单位故意颠覆审计; (2) 审计人员不履行审计责任。所以, 审计失败是一些不幸事件的后果, 但是是个体的, 是一次性的事件。它们仅仅是特定情况下人和机会的结合, 它们非常有趣, 可以作为故事, 但不能作为理解和评论审计的方法。
而对于审计案例的另一类别虚构案例而言, 所有被虚构的案例都有这样的局限:固定的结构, 戏剧性地引导读者, 给他们一种踏实的感觉。如果解答在案例之前已经被暗示, 例如, 案例的目的是体会分析程序如何提高审计应付职工薪酬项目的效率, 很明显学生就会仅仅考虑分析程序, 而不是从诸如检查记录或文件、重新计算等8种审计程序中找出可以提高审计效率的分析程序。这种案例对训练有一定帮助, 但是在鼓励学生处理复杂和含糊的问题上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4 我们需要怎样的案例
案例研究在针对各种层次和各类群体的教学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因为职业的保密要求, 真实的、针对常见问题的案例是不能获得的。能获得的真实案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审计失败, 已经在公众的监视之下。这对案例教学并不是好现象。灾难之所以为灾难, 确实有其特质, 但是这也会使学生产生一种错觉, 他们会认为这些灾难仅仅是偶然事件。在教学中关键是要把审计失败与正常的审计教学联系起来, 查找会导致审计失败的公司治理因素。
案例研究在整合学生知识方面有巨大潜能, 但是我们要防止案例在两个方面被误用。一方面, 虚构的案例仅仅说明了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 真实的案例是从情景中截取的, 所以, 案例一些关键的应用会被减弱。相反, 真实的案例如果有公司治理的背景是最有价值的。笔者倾向于这样的案例:数量不多, 但篇幅长, 更加复杂的案例。这样, 学生可以通过站在不同的立场来深入理解审计如何适应企业的公司治理。因为可以清楚地看到, 此时的审计不仅仅是作为技术的应用, 而是作为组织和系统的连锁反应的一部分。例如, 巴林银行倒闭所引发的最有趣的问题不是基本内部控制的缺失, 而是新加坡分行管理层监督的不到位。在这种情形下审计人员发挥什么作用?审计人员对修正不充分的内部控制监督体系负有多少责任?为什么日本的住友商事在不同的治理体制下会发生类似的灾难?从新闻报道、公司治理文化和专业声明等方面深入地挖掘一个事件比孤立地看一堆事件更有研究价值。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审计案例在审计教学中的作用和局限, 探讨怎样的审计案例更适用于审计教学。最终得出结论:审计失败之类的案例并不一定是最适合的审计案例, 我们需要的审计案例是有公司治理背景的案例, 它们数量要求不多, 但篇幅长, 更加复杂, 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审计与公司治理环境之间的联系, 深入体会审计人员面对的多重压力及其影响。
关键词：审计,案例教学,案例选择
参考文献
[1]汪燕芳, 叶慧丹.浅谈高职审计教学案例的设计和选用新思路[J].商业会计, 2011 (19) .
[2]张清玉.案例视角下高职审计教学优化研究[J].商业会计, 2011 (2) .
[3]杨昌红, 韩伟爱.“混合教学”在审计学教学中的应用[J].财会通讯, 2008 (10) .
案例视角 篇2
关键词：商务活动,时间认知,文化冲突,案例
0 引言
社会规范的不同和对时间的态度等文化差异可以引起社会交往中人们的烦躁心理, 有的严重到可以使社会交往失败。那么, 在外企和合资企业工作的跨文化交际者们在面对诸如时间观念和使用上的差异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对外汉语教学又该如何帮助学生提高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呢?
1 中西方时间观念与使用差异分析
西方学者通过实地调查与研究后发现,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时间观念与时间使用上存在差异。Edward.T.Hall (1959) 认为, 有的文化使用单时制, 有的使用多时制。拥有单时制文化的人严格遵守双方的时间约定, 而拥有多时制文化的人只把时间约定看成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单时制文化强调计划性, 而多时制文化经常变更计划。Samovar和Porter比较了不同文化对“准时”与“效率”两个价值观念的看法后发现, 在正式的社会交往中, 西方人把这两个因素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而东方人却认为, 与人际关系相比, 这两个因素可以忽略不谈。
中国学者研究发现, 国内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倾向于事前做出计划。工作手册的出版与发行量证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养成这种工作习惯 (胡文仲, 1990) 。中国人参加社交活动是比较守时的, 但是活动的时间往往是没有限制的。例如, 人们在约定见面时, 只定开始的时间, 却从来不提结束的时间。人们认为工作或者活动超过时限是很正常的事情。口头语“不见不散”, 说明中国人倾向于灵活使用时间 (贾育新, 1997) 。有人说, “中国人是时间的主人, 美国人是时间的奴隶”。意思是说, 和西方人相比, 中国人在使用时间上比较随意和自由。
2 跨文化交际误解与冲突的案例
案例1:一个极其尴尬的约会
保罗是一位60岁的新西兰人, 他对守时赴约的要求及其严格, 所以他的中国雇员认为他不知道什么是轻重缓急。一天, 有个广告代理商与他约好来谈一个广告设计问题, 由于司机不熟悉来公司的路线而且又遇交通堵塞, 广告代理商迟到了半个小时。当广告代理商匆忙赶来时, 保罗却没有与代理商谈论广告之事, 反而起身离开了办公室。保罗的中国助理知道老板平时就是这样对待约会迟到的人, 但是今天这项广告的设计工作事关后面好几件工作。他虽然很生气, 但是又拿老板没办法。
案例简析:在这个案例中, 外国雇主在中国做生意时, 对中国人的守时要求过于苛刻, 造成了中方有关人员感情上受到伤害, 同时又影响了后面的工作。中方的广告代理商, 在遇到一系列客观因素导致约会迟到的时候, 如果能够在路上及时与外方老板取得联系并说明情况, 可能事情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
案例2:对最后时限的模棱两可的回答
在一家外企公司里, 每当老板询问中国员工能否在一个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某项工作时, 中方雇员常常回答:“差不多吧”。而外国老板却希望员工能够给予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案例简析:中国雇员之所以不愿意给予一个干脆的回答, 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违背上级的要求, 另一方面又觉得做事应该给自己留有余地, 因此喜欢采用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方式。实际上, 中国雇员在外国公司里, 应该放弃服从中国上级领导的传统意识, 学会与外国雇主共同探讨最后期限的能力。
3 跨文化交际冲突的文化根源分析
由于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念和使用方法, 在商务活动中, 中外双方发生了很多冲突。一般来说, 西方人从对方能否遵守约会的时间来观察“对方如何看待自己”“对方如何看待即将进行的商务活动” (Hall, 1983) 。当然, 人们不可能每次约会都能准时, 因此, 社会规范也为人们制定了处理迟到的一些方法。比如可以用手机及时与约会对方取得联系, 通知对方自己可能迟到的原因。如果一方没有按照社会规约去行事, 那么, 另一方即认为你是不可信赖或者不负责任的。对于双方已经开始的商务活动, 如果一方没有遵守约定的最后期限, 另一方即可采用直率的做法来惩罚对方的违约行为。
对于外方人员的处理方法, 中方人员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不满呢?这是因为外方人员的行为方式与中国某些传统的社会准则发生了严重冲突。第一, 中国人从小就学习如何保持团体的和谐共处, 如何从工作的整体出发考虑事情的得与失。在工作中, 大家以创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建设和谐的社会和工作环境为价值取向 (Mc Goldrick, 1973) 。案例1中的保罗不考虑后面或者说是全局的工作而惩罚中方的广告代理商, 对中国雇员来说, 其行为显得固执而且愚蠢;另外, 也严重伤害了中方的面子和感情。第二, 中国人做事讲究中庸, 极力避免是与非的做法。而在讲英语的国家, 人和事都被放在一个直线的两端, 人们倾向于对人、对事分清好与坏和白与黑 (Ste Wart和Bennett, 1991) 。案例2中的外方雇主要求中国雇员作出干脆的回答, 这就使得中方人员必须在行与不行之中作出选择, 因此大家感到非常为难。
4 结语
以上2个案例不仅反映出中西方在时间观念与使用方法上有差异, 而且折射出在“是与非、情与法、个体与整体”等其他方面存在较大文化差异。如果不了解这些差异及解决差异的方法, 中外双方在工作交往中很容易发生交际障碍, 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和合作目标的实现。
由于篇幅所限, 本次论文只能从时间观念和使用差异的一个角度来探究中西文化差异极其根源。但是在外企或合资企业中还有很多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尚待研究。
美国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源地, 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很多并且比较深入。有一项研究表明, 由于商务人员缺乏必要的跨文化交际知识和技能, 美国每年大约经济损失为25亿美元 (J.La.Blin, 1992) 。因为文化差异会导致文化冲突和误解, 进而影响商务活动的效率, 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现在中国虽然还未有这样的报道, 但是我国应该对此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院校应该对这个领域开展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工作, 为中国商务、教育和社交等跨文化交际领域提供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苏国勋, 张旅平, 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莱杰·布罗斯纳安美.毕继万, 译.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1.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4]郭镇之.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信息化视角下的语文教学案例研究 篇3
其一，形象趣味性。如前所述，音频、视频等内容以多样化的形式走入语文课堂教学。基于这种前提下的声像技术，或以美妙动听的音乐或以绚烂多姿的图像，甚至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片断展现在师生面前。课堂上，人们面对的不再是黑白两色的文字与图纸，而增加了丰富多彩的声像资料。这些声像资料“可同时作用于人的多种感官，主要是作用于人的视觉系统和听觉系统。可以提供超越人的感官系统的信息，产生强烈的通感性，可以即时实现人的不同感官之间的转换与交流。”
其二，情境性。信息技术运用于语文教学，在产生形象性与趣味性的同时，也把师生引入一个虚拟的情境中。信息技术通过音频和视频手段可以创设一个虚拟的情景，使师生置身于一个虚拟的情境中，再给师生带来听觉和视觉的冲击之外，还使师生进入一个预设的氛围中去感受教材的美。
其三，互动性。信息技术走进语文课堂教学生活，尤其是网络资源的共享性，打破了原有知识——传递的接受模式，在互联网面前，师生不再是知识的掌握、传授者与接收者的关系。师生共同在信息化的“海文化”中遨游，他们更能体现出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特征，他们共享资源，互相促进。而且，许多教例也能说明这一点，采用信息技术教学的课例中，一般都是师生在课前利用互联网查阅、搜集和整理相关信息，课堂教学中师生拓展性地理解、鉴赏文本。他们在讨论、探究中彼此学习，拓展视野，在碰撞与交流中获得发展。
正如众多论者指出，信息技术对语文教学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处理好以下矛盾：
第一，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信息技术，究其实质，是教学的工具之一，是技术手段，也就是形式。有学者撰文指出：“信息技术对于教学来说，就是一个辅助工具，其意义与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之于教学的意义没有本质的不同。”“任何工具对于人在原初意义上都是‘帮助’，帮助人实现某种目的。”因而，说到底，信息技术的应用只是语文教学中的形式问题。语文教学的根本在语言的习得，正如李海林先生指出的：“语文教学的本体是指向语言的”“语文课要使学生获得语言，这是一条不变的真理”、“多媒体之所以是需要的，就是因为他可以帮助学生与语言接触”、“多媒体只有与语言联系在一起时才是语文教学的对象，才能进入语文教学的范畴。”所以，信息技术之于语文教学，是形式的东西，语文教学的根本在语言，语言能力的培养是内容，是语文教学的灵魂。
第二，“读文”与“读图”的关系。有论者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读图”时代，作者论述了图画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同时，不无忧虑地指出：“图画在把人们引向表象世界的同时，它过分诉诸感官，只注重整体直觉的方式，并不利于人们进一步深思与叩问；图画在追求视觉快感的同时，放弃了对文字式深度的追求，图画艳丽的外表造成了对其意义的遮蔽，形成对世界的祛魅。这易于导致思维的贫乏与单一，乃至形成一种表层文化和教育的浅薄。”
第三，教学案例的预设性与课堂情形动态变化之间的矛盾。使用多媒体教学，是无法避免课件内容、程序的预设性与学生动态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教师会发现原本苦心孤诣设计好的课件不适用了，课堂情况发生了变化。教学课件设计的要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课件内容与文本之间须保持一定的张力，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语文教学信息化是时代的呼唤，面对信息化这一新课题，出现问题和困惑是必然的。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谋得发展。实践证明，语文教师以教学课件为载体，以教学案例研究为突破口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式。研究信息化条件下的教学案例，正确认识信息化进程中的经验与问题，我们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典型案例视角下的环境法 篇4
——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制度
摘要：突发环境事件的突发性与不确定性对信息公开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公开不全面、不及、方式单一等，本文通过“血铅超标”这一事件具体分析了我国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过程中在信息公开方面有哪些不足以及如何改善。关键词：血铅 突发环境事件 信息公开 正文：
“血铅超标”事件近些年来呈现出集中爆发的趋势，在我国陕西凤翔、河南济源、湖南武冈、福建上杭、广东清远、四川隆昌、湖南郴州、云南会泽、江苏大丰、山东宁阳、湖北崇阳、安徽怀宁、福建南安等地区陆续发生了血铅超标事件。血铅超标是指血液中铅元素的含量超过了血液铅含量的正常值，血液含铅量过高就可能发生铅中毒，它会引起机体的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和消化系统的一系列异常表现，影响人体的正常机能。2009年8月，陕西凤翔县抽检731名儿童发现615人血铅超标，其中166人中、重度铅中毒，原因为东岭冶炼公司污染，且未能按期组织卫生防护范围内村民搬迁，11名干部因此受处分，名单至今仍未公布。陕西凤翔等地“血铅超标”事件发生后，济源迅速对主要铅冶炼企业周边村14岁以下少年儿童进行血铅检测。截至10月10日，已检测的2743人中，血液中铅含量在250微克每升以上需要驱铅治疗的有968人。继陕西凤翔、河南济源等地之后，福建上杭又见儿童血铅超标事件。为发展经济引进高污染企业，从而危及环境、健康，再引起受害人与企业、政府的冲突，已成一个常态。正如有些调查报道曾指出，在每一起“血铅中毒”事件背后，几乎都有政府相关部门为追逐经济利益而纵容和鼓励设立高污染企业的影子。同时，也有国家标准过低的缘故，导致污染企业的“达标排放”与居民的“血铅超标”常同时存在。1频繁发生的血铅超标事件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提出了迫切的需求，同时考验着我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制度，其中政府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制度方面的缺位表现的尤为明显，本文经通过对案例的介绍着重分析我国政府在突发环境事件中信息公开方面的缺陷，并针对问题提出我的一些建议。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陕西凤翔血铅超标的事件经过。
2009年8月7日下午2点，陕西省凤翔县长青镇马道口村马道口学校车水马龙起来，早已放假的学校突然间变得极为热闹。这是西安市中心医院8名医护人员在这里对14岁以下的儿童及婴幼儿进行血样采集，重点检测其中的铅含量。根据此前该村和邻村———孙家南头村的村民们自发到宝鸡市各大医院所作检测，两村数百名婴幼儿及儿童绝大多数被检测出体内铅超标，其中部分超标严重，已达到中毒标准。两村民居南北环抱着的一家年产铅锌20万吨的冶炼企业———东岭集团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被疑与此有关。
最先查出铅含量异常的是马道口村9组6岁女童苗凡。今年3月，由于苗凡老喊肚子疼，并有表现烦躁等现象，被家长带往凤翔县医院检查，结果竟是“铅中毒性胃炎”。此事并未引起村民重视，直到7月6日孙家南头村1组村民薛亚妮带着8岁的儿子孙锦涛和其堂弟6岁的孙锦洋，去了一趟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微量元素的检测结果令医生吃惊：兄弟俩血铅含量分别达到了每升239微克和242微克，大大超出了0－100微克的正常值。
医生告诉薛亚妮，血铅含量在每升100微克以下，相对安全；在100—199微克之间，血红素代谢受影响，神经传导速度下降；在200—499微克之间，可有免疫力低下、学习困难、注意力不集中、智商水平下降或体格生长迟缓等症状。
听医生这么一说，薛亚妮顿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家附近就是东岭集团的铅锌冶炼公司，2006年来受 1 吴杰.安徽爆发“血铅超标”事件[N].南方周末，2011-01-06 其影响，水、空气都有一些变味，孩子的血铅含量异常，估计与企业有关系。检查结果迅速在两个村子传开。有村民带着家里的孩子到宝鸡市妇幼保健医院、宝鸡市中心医院、宝鸡市人民医院等进行体检，体检结果令村民大吃一惊：几乎所有儿童的铅含量均超过了标准。8月3日至4日，情绪异常激动的村民围堵了东岭集团冶炼公司的大门，致使该公司不能正常生产，双方发生冲突。事发后，凤翔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赶赴现场，组织人员统计“血铅超标”的儿童人数，环保部门也介入调查。
根据村民们不完全统计，孙家南头村和马道口村0－14岁婴幼儿及儿童血铅异常人数均超过160人，两村加起来，至少300儿童血铅超标。从8月7日开始，根据陕西省卫生厅的指派，西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共需要采集864名孩子的血样。8月7日当天采集了血样300份。由于需要进行检测的孩子太多，陕西省内一时难以筹集到足够的检测试剂，西安市中心医院正紧急从北京调运，预计下一次采集工作将在下周二前后进行，下周内完成864名孩子的全部血样采集工作。血样全部采集完毕后三到四天内，检测结果将统一公布。
血铅异常事件发生后，凤翔县委、县政府先后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血铅超标事件处置工作。会议提出五条处置原则：1。依靠权威机构省市疾控中心核查确认；2。政府出资免费全面核查相关儿童血铅超标问题；3。公开公正，第一时间公布检查结果；4。以人为本，一经确认有血铅超标情况的儿童，全部免费予以及时有效的治疗，确保早日治愈，不留后遗症；5。着眼长远，制定规划，做好相关搬迁工作。
马道口村7组23岁青年马云刚在当地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他在冶炼公司上班，血铅含量在1000(微克/升)以上。马云刚50岁的父亲马召才昨日向记者证实：儿子今年5月被查出血铅含量1100多(微克/升)，经公司内进行输液排铅，有所下降。他同时证实，儿子已经在上个月向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目前还没批下来”。在冶炼公司上班的另一些职工也证实，自己的血铅含量都超过了正常值，在400(微克/升)以上，600、700、800的也不少。职工们说，外面的居民血铅也超标，是因为安全距离不够。
据陕西当地媒体披露，根据东岭冶炼公司入驻长青工业园区的协议，共有581户居住在公司周围的村民需要搬迁。但在冶炼公司已经进驻的两年内，长青工业园区实际只搬迁了156户，还有425户没有搬迁。长青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蒲仪明表示，今后园区将每年筹集2000万元资金，每年搬迁100户左右。凤翔县血铅超标事件领导组房屋搬迁小组人士表示：将在本月底前完成首批搬迁户准备工作。
宝鸡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已于6日进驻东岭冶炼公司，当日提取了公司周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样本。昨日又增加监测点，包括公路沿线，现在监测点已增至12个。根据12个监测点的监测结果，环保部门将依法确定污染源，做到“让群众放心、让企业明白”。
一、突发环境事件的概念及其信息公开制度的特殊性
（一）突发环境事件的概念
为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需要，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12月29日正式印发了修订后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新《预案》）。新《预案》对突发环境事件重新定义，即“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 该定义：一是增加了突发环境事件原因的描述和界定，列举了引发和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形。这有助于增强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环境意识，适应应急管理工作从单项向综合转变的发展态势，在应对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时，要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损害，防范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二是在定义中明确“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这里既包括了“突然暴发”，也包括了“突然发现”。将突发性污染和一些累积性污染都纳入突发环境事件的范畴，体现了国家对环境安全的底线思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的环境影响。
（二）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制度的特殊性
1、政府主动公开环境信息义务的法定性。只有让公众充分、及时、准确的掌握相关环境信息才能使其人身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增强公众对政府应急工作的配合，有效预防和从容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充分维护好公众的切身利益。
2、信息公开主体。为了使信息广泛传播、公开途径多元化使得媒体蜂拥而上，公众有被误导的可能如何解决多地区、多部门、多媒体与信息公开统一性之间的矛盾，便成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函待解决的问题。
3、政府问责机制的可及时启动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政府主动公开信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将有关环境信息公布一下的问题，而是时刻处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政府在环境信息公开过程中的任何迟延、疏漏或不尽责都可能耽误最佳处置时机。
二、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立法现状及其不足
（一）立法现状
1、原则性规定。在《环境保护法》第31条规定,“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3条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第63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法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这两条则准确及时公开信息定位为政府法定义务,违者将受到行政处分。
2、环境保护单位法律法规的规定。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0条规定,“单位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大气污染事故，必须立即采取防治大气污染危害的应急措施，通报可能受到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报告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受调查处理”；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66条则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依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做好应急处置工作，这自然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环境信息公开的义务和责任。除《水污染防治法》外，均未明确规定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定义务。
3、国家和地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事件纳入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范畴。并发布了《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在《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四章第6条中队信息的规定，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第53条规定基本相同，都是以“要及时”，“信息准确、权威“等笼统的要求政府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进行公开，不得不说是一种操作性不强的法律规制。
（二）不足
1、公众环境知情权法律地位不明确。环境知情权是公民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环境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相关信息获取的权利。在中国现行法律中，宪法对公众环境知情权未作任何规定。在《环境保护法》中类似环境知情权的内容仅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一定范围内规定了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的义务，二是规定了排污企业在特殊情形下的环境信息公开的义务。
2、现行立法并未体现突发环境事件中信息公开的特殊性，原则性过强。中国现行立法主要针对的是常态下的环境信息公开，突发环境事件下的信息公开仅有零星的规定。紧急状态下的信息公开因其公开的方式、内程序等特殊性，使得中国现行以环境信息公开为依据的法律法规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3、信息公开的统一性规制存在缺陷。由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复杂性，应对管理体制需要在“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系统内部的协调、合作，也要求政府和社会及公民之间的积极合作，而单
一、分散的管理体制很难适应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实需要。
4、突发环境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的问责机制不健全。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信息公开义务的行政追究问题给予了原则性的规定。但中国的行政问责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行政问责机制出现的问题只要包括了问责主体缺失、行政权责划分不清等。
三、现行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制度的缺陷
现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中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缺陷，效果也不甚理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主动公开环境信息义务的履行不够。虽然按照国家规定，《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也详细规定了信息公开的具体要求，但地方政府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中的环境信息公开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要求环保部门必须在职责范围内公开环境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等个方面的环境信息，但多地方环保部门以技术跟不上为由强调公开这些环境信息的难度，导致实际上公开的环境信息的范围不全面、不及时。
第二，公民申请政府公开环境信息时很难尽如人意)比如云南省会泽县也爆发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笔者在当地调研中了解到，公众向环境监测站索要环境信息，监测站一般都不会提供，并且还认为没有公开太多环境信息的必要。会泽县的环境信息主要是发往政府职能部门乡镇，满足公民申请政府公开环境信息的主要内容是地方空气质量，但不包括过于具体的环境信息，比如某个企业的排污情况。再比如，会泽县卫生局也没有公布一些因为企业排污导致环境损害至人体健康受损的数据，而仅仅是公开一些普适性的疾病防治常识。
第三，政府提供的环境与健康信息在真实性上遭受质疑。以福建上杭血铅超标事件为例，福建上杭自发现一例血铅超标之后，蛟洋村村民要求乡村医生带着孩子们到龙岩市第二医院检测，但检测结果中超过 100微克/升的只有4人，超过60微克/升的65人，还有2人在60微克/升以下，这使得广大村民广泛质疑检测结果的真实性，于是更多村民舍近求远地避开龙岩市第二医院，到福州、厦门甚至广东、江西的医院去检测。而检测结果又进一步证实了村民们的猜疑，大多数儿童血铅检测的结果都高于100微克/升。于是，在不真实的环境健康信息下，村民普遍陷入恐慌。
四、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第一，及时、动态、准确、真实地公布环境信息。虽然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既明确规定
了环保部门主动公开和环保部门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公开两种方式，又在第11条明确规定了环保部门应当在职责权限范围内向社会主动公开政府环境信息的内容.但是，仅此不够，因为上述内容的规定仅仅针对的是常态的环境管理。在突发环境事件中，应当根据“属地”原则，以有助于公众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实现的目的，将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及其解决过程与方式。对于在本地建设的项目的环评结果污染企业致害机、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之间的内在关联等内容，及时且真实地向公众动态公布，以尽量实现保障健康防治污染、化解危机、维护秩序为指向。
第二，构建环境信息联动和部门共享机制。环境与健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各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信息共享。信息的共享会节约大量成本，会使职能部门在成本最小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内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作出最有利于环境的决策。因此笔者建议，要构建纵横交错的环境息共享平台。从职能部门之间的联动和信息共享上看，在与生态环境和公民健康相关的职能部门之间建立长效的常规的信息共享平台与交流机制；从地区信息共享上看，尤其重视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信息的共享与联动。建立这样的联动和共享机制，就能够保证时间上连续，空间上全面的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污染相关 疾病与死亡的发生状况以及有关分析结果为各管理部门动态掌握。
第三，拓展环境与健康事件的信息来源并及时公开。以血铅超标事件应急处置为例，为便于环境污染健康损害问题的早期发现和预警，应扩大事件收集范围，除应包括有明确污染原因，如安全生产事故、交通事故、违法排污行为等原因所导致的健康损害的环境事件外，还应该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对于公民健康和生态环境将造成不可逆转损害的特性，对存在潜在健康风险的污染事件以及经媒体曝光或民众举报的可能与环境污染有关的健康损害事件进行收集。同时，突发环境事件，环境信访相关信息应与环境与健康工作关联，充分利用环境保护部门，卫生部门已有的环境与健康事件调查成果，环境污染健康损害高风险区域数据，予以共享和公开。
第四，健全行政问责机制。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行政问责制即能强化政府责任，也有助于推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行政信息公开。首先，应明确问责客体，包括全体的公共行政人员；其次，扩大问责主体，问责必须严格按照规范程序，合理合法进行；再次，完善问责体系，包括道德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四个层面；最后，确保行政问责机制的及时启动。总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参考文献
案例视角 篇5
1 产业结构演变
1980年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无锡市的三个产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三次产业GDP比重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980～1984年,第一产业比重略升,二、三产业基本持平;1985～1990年,三次产业的比重变动表现不同,第一产业比重开始持续缩小,第二产业比重依然是小幅波动,第三产业比重则略有增加;1991～2006年,一、二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呈现大幅增加的趋势。此外,无锡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三产同步发展的动态调整过程,其一、二、三产的产值分别从1980年的43 594万元、250 871万元和61 011万元增长到2006年的513 400万元、19 687 500万元和1 280 500元。而且,各产业GDP比重的逐步变动亦是一个相对较为平稳的过程,三产年平均变化幅度在0.5个百分点左右,没有出现过大的起伏波动情况。这表明无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相对平稳的过程。
产业结构水平的演进通常包括三层含义:其一,第一产业占优势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其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步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其三,低加工度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步向高加工度产业占优势比重[2]。但产业结构水平难以度量,通常对它的判断使用的是优化或升级等描述性语言,即使在克拉克、库兹涅茨或霍夫曼分别归纳的法则中,也仅是补充了“增加”或“减少”等模糊的定性比较。
从工业发展的阶段来看,产业结构的演进有如下几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五个阶段。在前工业化时期,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二产业有一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地位微乎其微。在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缩小,地位下降,第二产业有较大的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也有一定发展,但比重很小。在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仍居第一位,第三产业逐渐上升。在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并占有支配地位。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知识化成为主要特征。2006年,无锡市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为1.6∶59.738.8。所以目前无锡市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三次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变动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演变现象,受不同时期的经济改革形势的影响。就无锡而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都在产业结构变动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促进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
2 产业结构与就业的关系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向第三产业转移。但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并不意味着就业增长时刻都与经济增长完全同步。劳动力需求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取决于就业吸纳弹性[3]。如果就业吸纳弹性大,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就业;如果就业吸纳弹性小,在经济增长速度一样的情况下,吸纳的就业就会少一些。如果用e表示就业吸纳弹性,用Y表示生产总值,用L表示就业人数,则就业吸纳弹性可以表示为:e=。
用对数线性模型对e进行测度,L=AYa;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归方程:ln L=ln A+aln Y=b0+b1ln Y+ε。
其中,b0为常数,b1为就业吸纳弹性,ε为随机误差。
鉴于第一部分中的分析,1990年产业结构变化相对较大。所以在这里采用1980～2006年的数据,分1980～1990年、1990～2006年以及1980～2006年三组数据对三次产业的就业吸纳弹性分别进行测算。
1980～2006年,第一产业的就业吸纳弹性是负的,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弹性最大。表明此期间,随着无锡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带动能力最强,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不但就业已经饱和并且开始排斥劳动力的进入。1980～1990年期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弹性都很大,第三产业略胜于第二产业。这是由于这期间是改革开放最初阶段,工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还刚刚起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就业吸纳度的弹性就很大。与此同时,可以看到第一产业的就业吸纳弹性度为负值,且其绝对值比1980～2006年期间的值还要大。究其原因,第一产业中的农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方式,而农业改革使得人们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于是农业积聚了大量的劳动力。1990～2006年期间,随着第一产业向机械化、集约化发展,以及大量劳动力走出农村涌向其他产业,第一产业的就业吸纳弹性尽管依然为负值,但值有所变大。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吸纳值急剧减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期间无锡市的第二产业发展迅速。虽然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弹性也有所下降,但依然是三者中最大的。所以今后在就业工作方面,摆在无锡面前最紧要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将第一产业中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中。
那么,无锡市第三产业内部行业结构分布怎么样?值得发展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哪些?另外,从分析中,不难看出第二产的就业吸纳弹性度接近饱和,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第二产业就没有可以挖掘的就业潜力了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无锡市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进行分析。
3 第二、三产业内部结构特点
3.1 第二产业。第二产业被分为工业和建筑业这两大类,其中工业在第二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下面从工业化程度、工业发展所处阶段、工业生产导向以及高科技程度这四个方面来阐述无锡市工业的特点。
(1)工业化指标,用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通过分析2002年到2006年无锡的工业化指标,可以发现无锡市的工业化程度比较高:2002～2006年5年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54.54%,且2005年之前年平均增长1.5个百分点。但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根据统计数据表明,这是一种良性的下降,2006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但绝对值比上一年增加了16.5%,达到1 849.85亿元。
(2)霍夫曼比例指标。霍夫曼比例系数=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其在我国的应用通常是霍夫曼比例系数=轻工业产值/重工业产值。霍夫曼比例系数是对工业内部结构变动规律的描述,也是工业化阶段演化的高度化程度指标。根据霍夫曼比例系数,可将工业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5]。
通过分析1995～2006年的霍夫曼比例系数,发现无锡市的工业底子非常好。尽管近12年来系数有波动,但都维持在1以下。这说明无锡市的工业中资本资料占了主导地位。特别是2005、2006这两年工业霍尔曼系数继2004年大幅反弹后有一个急剧的下降。从另一个方面看,系数的反复波动说明无锡的轻重工业发展格局还不稳定。1997、2000和2004年的霍尔曼系数都有较大反弹,但是他们反弹的情况却不尽相同:1997年是由重工业产值下滑,轻工业则小幅上升造成的;2000年和2004年是由于轻重工业产值都有大幅增加,而轻工业的增加幅度大于重工业。总体来说,无锡市的工业格局已经进入重工业阶段,但工业内部结构还在经历不断的调整。
(3)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在这里,用来料加工装配贸易额和进料加工贸易额之和表示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从统计数据来看,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这是由于多年来无锡市抓住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好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在现代通讯、软件、微电子等领域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从而大大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发展。在外资企业中制造业占很大比重,这有利于无锡打造国际制造业基地。
(4)智力技术密集型集约化程度指标。技术密集集约程度,是反映由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向智力技术密集型演进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智力技术密集集约程度=技术密集产业增加值/GDP。用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增加值来表示技术密集产业增加值。2005年智力技术密集产业的增加值为244.58亿元,智力技术密集集约程度为8.72%。2006年智力技术密集产业的增加值为313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8.05%,智力技术密集集约程度约上涨0.8个百分点,达9.48%。
3.2 第三产业。
观察1980～2006年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变化,可以看到无锡市的第三产业在进入90年代后出现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初。2002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达到了峰值39.4%。继2003年下降后,第三产业比重又连续几年出现了稳步上升,但势头明显不如90年代。资料表明,2003年三产比重下降并非意味着三产发展的停滞,而是因为新的建设周期开始使得2003年二产的发展速度加快,从而三产产值比重相对降低。2003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7.8%,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量多出了将近5个百分点。
下面根据《无锡统计年鉴———2007》中对第三产业的行业分类,对各行业的产值进行了比较。图5显示,批发和零售业是无锡市第三产业产值的最主要来源。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金融业位列产值的第二梯队。根据第三产业一般的发展规律:饮食、商业、传统服务行业、基础教育→旅游、交通、科技→通讯、信息→人的价值实现与表达行业[4],无锡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基本上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从发展阶段上看,无锡市的第三产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这并非意味着第三产业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因为第三产业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第三产业结构是否与社会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是判断其优劣的关键。鉴于第一产业中劳动力存在富余,无锡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那么第三产业中什么样的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呢?下面有必要分析各行业的从业人数和劳动密集度。
就从业人数来看,批发和零售业同其产值一样占据第三产业的首位。位列第二的是产值排在中后位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根据一般统计标准,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包含保姆等家庭服务、托儿所、洗染服务、理发及美容保健服务、婚姻服务、殡葬服务、汽车家电维修和维护业、清洁服务等。显然,它涵盖了许多传统意义上比较低端的服务行业。因此,这个行业积聚了大量无技能或低技能且资本拥有量少的劳动力。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住宿和餐饮业的从业人数旗鼓相当,但远远少于前两位的行业。通过分析从业人数的分布,可以得到目前无锡市的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主要积聚在批发零售业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这两个行业。但光是分析从业人运的多寡,并不能区分出哪些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为了找出哪些是具发展潜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还需计算他们的劳动密集度(劳动密集度=行业从业人数/行业产值)。
鉴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属于国家机关事业行业,所以在此分析中将排除这些行业。在剩下的行业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是劳动密集度最高的四个行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是劳动密集度最低的四个行业。发展劳动密集度低的行业,能更有效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但要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具备充沛的人才资源。
综合来看,无锡面对的现状是:第一产业存在富余劳动力,第二产就业趋于饱和,人才资源的储备还需时日,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已经得到较大的发展。因此,无锡市在第三产业方面可重点扶持住宿和餐饮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两个劳动密集度相对处于中等水平的行业。发展这两个行业一方面能使劳动力充分就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创建;另一方面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的效率。
4 政策建议
(1)在第三产业方面,无锡市可重点扶持住宿和餐饮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两个行业。发展这两个行业一方面能使劳动力充分就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创建;另一方面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的效率。
(2)由于无锡市重工业化水平很高,大型重工业企业必然会比较多。针对这个特点,可制定政策鼓励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把“大而全”运作模式的第二产业实施专业化分离,把应留在第二产业的留在第二产业,形成第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与自主知识产权,把应社会化、专业化运作的全部分离出来,交由不同性质与功能的第三产业来运作。
(3)由于要转移第一产业的富余劳动力和第三产业中密集度偏低行业中的劳动力,所以无锡市还需继续发展针对这类人群的技术和技能的培训事业。同时,加大引进高级管理人才、中高级技工、工程技术人才,以弥补无锡市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高素质人才缺口。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无锡市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要进一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要求,全面构筑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必经之路。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要符合劳动力基本情况。分析了无锡市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以及三个产业不同时期的就业吸纳弹性,并进一步分析无锡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和特点,提出了优化产业内行业结构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就业吸纳弹性,劳动密集度,霍夫曼比例系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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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视角 篇6
1998年为克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政府决定通过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房地产业自然被列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一直呈现量增价升的繁局面, 尤其是在沿海开放地区, 房价的上涨幅度惊人。仅2008年, 全国房价平均上涨6.0%。个别地方的房价收入比、空置率等指标都远远超出国际警戒线。为此关于房地产泡沫的研究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目前我国对房地产泡沫的研究尚处于初级的阶段, 其基本分为两类: (1) 还只停留在纯理论的范围内, 仅仅进行定性的分析, 如易宪容 (2008) 、尹中立 (2007) 、刘洪玉 (2005) 、姜爱林 (2003) 、汪利娜 (2003) 等。 (2) 已经上升到定量的高度, 用各种方法将房地产泡沫的现状量化。如王佳秋 (2008) 、胡瑾 (2005) 、黄正新 (2002) 等。
由于中国房地产泡沫还处于膨胀阶段, 尚未定型, 鲜有学者对房地产泡沫的预期与运行规律进行分析。故本文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 将房地产需求分为真实需求 (仅为自住) 与投机 (包括投机与投资) , 通过真实需求对投机的联动作用产生诱致预期, 得出诱致预期推动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一旦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 诱致预期反作用加速泡沫破裂的运行规律。
1 理论分析与背景
现行主流经济学根据预期行为方式将预期分为理性预期与非理性预期, 尚未有学者对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深层次分析。Shiner (1989) 表明, 反馈预期或后视预期, 即根据过去的现实形成的预测是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行为特征, 上升期的短期成功被用来预测广泛的、长期的成功, 吸引了其他投资者进入市场。Malpezzi and Swaehter (2005) 考虑适应性预期带来的投机性需求, 模拟计算发现, 适应性预期下的投机行为是产生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充分条件, 但投机的作用受供给价格弹性的影响。Levin and Wright (l997) 构建考虑投机的住房价格模型, 将价格分为两部分, 第一项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价格成分, 第二部分是预期的资本利得现值, 即投机成分, 对下一年预期的资本利得由过去的价格增长决定。结果表明伦敦历史房价1%的增长, 产生未来增长预期在0.13%～0.74%之间。全国的数据结果与伦敦类似。 (1) 基于理性预期预测未来回报, 当期望回报高时保持拥有高比例的投机资产; (2) 基本面投资者, 基于价格和相对的基本面形成期望的回报; (3) 反馈交易者, 基于过去的回报形成需求。正反馈交易, 在价格上涨后购买, 在一段时间的低回报后卖出。负反馈交易者在价格下降后购买。3种方式下都可能产生价格正的序列相关。而反馈交易者的长期记忆, 即对数期以前的回报作出反应, 可以产生负自相关。Clayton (1996) 发现价格对理性预期价值的偏离在房价波动期间要比平静期大得多, 这意味着在波动期价格更难以预测。这种结果的一种解释是住房市场是无效的, 由于非理性预期 (过热、噪声交易、趋势追赶) , 住房价格有时偏离基本价值, 随着未来的修正, 价格最终回归基本价值。另一种解释是, 由于是联合假设, 可能是因为忽略了风险、交易成本和其它市场摩擦导致的结果, 拒绝原假设可能是因为错误设立市场基本面而不是非理性预期。Eddie and Tsz-Ying Liu (2002) 对香港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拒绝理性预期假设, 市场基本面仅在长期被资本化到房价中去, 短期因为非理性和市场“噪音”房价表现为波动, “噪音”可能来自政府干预和非正常市场变化。周京奎, 曹振良 (2004) 指出, 房地产泡沫是一种价格运动现象, 是由于人们预期变化导致产生群体投机行为, 使得房地产价格脱离了市场基础而持续上涨。预期和群体投机行为是房地产泡沫形成的主要因素。Flood and Garber (1980) 认为当实际市场价格绝对取决于它自身的期望变化率时, 泡沫可能发生。因为个体形成的理性预期不会产生系统性预测偏差, 价格和它的期望变化率之间的正关系意味着价格和它的实际变化率之间相似的关系。
2 研究假设
房地产泡沫是一种价格失衡现象, 其为房地产价格水平对于其经济基础条件决定的理论价格 (一般均衡稳定稳态价格) 的非平稳性正向递增, 这种递增是基于对下次价格水平的重新估计, 基于对下次价格的重新估计的数学期望可以作为房地产泡沫的度量。导致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原因是复杂的, 实际经济活动中, 与预期相关联的基本生活品的真实需求、理性预期的投资保值行为、理性与幼稚投机者交易行为等都可能成为导致泡沫现象的原因。
Blanchard olivier and Fisher (1989) 对理性预期的泡沫存在性进行了推演。建立预期差分方程:
yt=aE (yt+1/t) +cxt (3.1)
其中E (yt+1/t) 表示在时间t时的yt+1成立的预期, 在理性预期下, 其为基于时间t可获得信息的数学期望, yt依赖于它在下一期值的当前预期, 也依赖于变量x。
方程的一个解释是作为一种套利方程, 如股票 (或房地产) 和无风险资产之间的套利方程, 方程 (3.1) 的基本解为:
此外yt=y*t+bt也是 (3.1) 的解。由于a小于1, bt的预期值将激增:
bt非常好地体现了投机性泡沫的含义。因此, 如果y*t成其为基础解, bt就称为泡沫。
上述概念对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以数学的方式进行了说明, 但未说明泡沫产生的原动力。本文根据我国城乡二元结构, 农村经济基础薄弱, 大批人口通过城市化涌入城市促使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 产生对住房的大量需求。但是城市化导致大城市承载度达到了极限, 暴露出许多都市问题。随着大城市消费成本及城市容载能量有限, 迫使中国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小城镇与推进新农村建设, 涌入城市的人口呈现阻滞增长型, 其余转向小城镇及新农村。由于多年计划生育, 中国人口总量已呈增长比例递减的方式增长, 也就是呈阻滞增长型 (李公真, 2007) 。为此,
假设一:上海市居民对房地产的真实需求为其购房自住而不是用来投资和投机;
假设二:上海市住房的真实需求为阻滞增长型;
假设三:对基本生活品的基本需求定位真实需求, 而对理性预期的投资保值行为与幼稚投机者交易行为投机;
假设四:房地产需求既为生活必需品又为准公共产品。为了生存一旦价格过高, 购买者可以放弃购买, 通过租赁市场获得住房;
假设五:由于银行信贷, 真实需求可以在房价的有限涨幅内随着真实需求和投机共同推动的房价以递增的增长比例上涨;
假设六:2008年上海市城市化率为85.76%, 已高于发达国家平均80%的城市化率, 城市化提升空间不大。由于城市化对需求增加影响不大, 故而假设真实需求的总额是固定不变的。
假设七:房价一旦上涨超过真实需求的负载范围, 真实需求从购买转向租赁, 市场需求一旦失去真实需求, 房价将会呈现两种结果: (1) 房价居高不下, 在一定的范围内上下波动; (2) 房价预期发生变化, 真实需求诱致迫使投机的预期发生逆转。真实需求由于房价过高退出购买市场, 产生需求减少, 供给不变, 房价产生的看跌预期诱致投机者抛售所持房产, 供给急剧上升导致泡沫破裂。
3 模型构建
3.1 住房真实需求增长模型
3.1.1 模型构建
计t时刻的住房真实需求为x (t) 万平方米, 当考察上海市某一时刻的住房真实需求时, x (t) 是一个很大的整数。为了利用微分这一数学工具, 将x (t) 视为连续、可微函数。初始记 (t=0) 的需求为x0。假设需求增长率为函数r, 即单位时间内的x (t) 的增量等于r乘以x (t) 。考虑到t到t+Δt时间内需求的增量显然有:
x (t+Δt) -x (t) =rx (t) Δt (4.1)
阻滞作用体现在对需求增长率r的影响上, 使得r随着需求数量x的增加而下降。若将r表示为x的函数r (x) , 则它应该是减函数, 令Δt→0, 得到x (t) 满足微分方程:
对r (x) 一个最简单的假定是, 设r (x) 为x的线性函数, 即
r (x) =r-sx (r>0, s>0) (4.3)
这里的r为固有增长率, 表示需求没有得到任何满足时 (理论上是x=0) 的增长率。为了确定系数s的意义, 引入上海市所能容纳的最大住房需求量xm, 称住房需求容量。当x=xm时, 住房真实需求不再增长, 即增长率r (xm) =0, 代入 (4.3) 式得s=r/xm, 于是 (4.3) 式为
r (x) =r (1-x/xm) (4.4)
(4.4) 式的另一种解释是, 增长率r (x) 与住房真实需求尚未实现部分的比例 (xm-x) /xm成正比, 比例系数为固定增长率r。
将 (4.4) 代入 (4.2) 得
方程 (4.5) 右端的因子rx体现人口增长对住房自身真实需求的增长趋势, 因子 (1-x/xm) 则体现在房价增长对真实需求的阻滞增长作用。显然, x越大, 前一因子越大, 后一因子越小, 住房的真实需求是由两个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将方程 (4.5) 用分离变量求解到:
3.1.2 参数估计
为了以用简单的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个模型参数r与xm, 不用 (4.6) 式, 而是将方程 (4.6) 表示为:
上式左端可从图1的数据值微分算出, 右端对参数r、s是线性的。我们结合上海市1995～2008年的数据 (去掉个别异常值) 。计算得r=0.241/年, xm=23534.71万平方米
3.2 诱致预期模型
3.2.1 理论基础
真实需求模型只是以数学渐进、顺延的规律来解释真实需求的运行规律, 忽视了泡沫市场急剧、跨阶段变化的规律。中国房价上涨 (如图3、p1→p2) 是由最近十几年大幅度城市化和人口新一轮增长, 而政府非营利公益性住房供给不足产生的真实需求进入商业房地产市场, 商业住房由于供给弹性较小, 不能通过短时间增加住房供给而平抑房价 (假设供给曲线S1不变) 导致房价随需求的增长而增长。而后真实需求引致的房价上涨诱致因投资渠道不完善、资金难以获利的投机者产生房价看涨的预期, 迫使其涌入房地产市场通过低买高卖获利。从而真实需求与投机共同诱致包括真实需求、投机者及银行在内的全社会产生房地产价格攀升的预期。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从而推动房价远远超过其固有价值 (p2→p3) 。
投机者以非理性投机房地产获取差价, 其购买价是由预期售价所决定的, 所以房价上涨对投机者而言冲击不大。但是真实需求者购买住房是为满足其生活必需, 提高福利, 不是赚取差价。故而真实需求者对房价的敏感度远大于投机者。所以, 一旦房价超出其承受度, 它们将会第一时间退出购买市场转向租赁市场 (p3→p4) 。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需求不足, 供给过剩的状况, 诱致全社会看跌房价, 投机需求急剧减少 (p4→p5) 。一旦全社会形成房价看跌的预期, 投机者将会以最快的速度抛售所持房产, 增加房地产供给 (S1→S2或p5→p6) 。需求下降, 供给增加, 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 (p3→p6或bub) 。
3.2.2 模型构建
设真实需求与投机诱致预期下房地产总需求为Q, 真实需求为Qd, 投机为Qs。则:
Q=F (Qd、Qs) (4.9)
Qd=f (pt) 其中
Qs=f (pt+1) 其中
在0-t1期内真实需求与投机初次进入房地产市场对全社会产生诱致预期迫使房价急剧飙升, 故
4 结论与启示
中国1998年住房货币化改革已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但是发展到今天也衍生出了诸多问题, (1) 政府理念错位, 以‘重市场轻保障’排斥住房是准公共产品 (Quasi-public goods) 的定位, 重经济轻民生; (2) 主导者错位, 以开发商为基本队伍垄断经营, 排斥政府非营利公益性的建房机构的住房保障职能, “亲商不亲民”; (3) 服务理念错位, 制定的政策服务于开发商和政府自身的利益, 官商联手与民争利。这些错位导致房地产市场暴露出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其中之一便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结构失衡 (Imbalance of S&D structure) 。具体表现在土地用途、户型与住宅品质上。市场上生产的商品房70%～80%是高档房, 存在严重供大于求, 而低端住房明显供不应求 (张元瑞、2008) 。当然, 从市场角度来讲, 开发商始终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把有限的生产要素即土地用于建造别墅园林、大面积户型和高品质的住宅才能够给房地产开发商带来最高的利润。在有限且弹性极小的土地供给下, 二者只可择其一, 适合更广大中低收入者需求的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在严峻的供需失衡下, 由于中国储蓄率过高, 银行有充足的能力支持房产信贷, 银行信贷貌似解决一些中、低等收入阶层的住房压力, 但却掩盖了这种矛盾的严峻性。
上海市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而中等收入阶层却在逐渐萎缩 (郝梅瑞、2006) , simpson (l933) 讨论了美国30年代的房地产投机, 认为城市人口和财富的投机增长为房地产投机情绪提供了基础。政府一直忽视住房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和准公共产品的概念, 非营利公益性的准公共产品住房供给不足, 但上海现阶段存在大量相对房价而言的中低收入阶层, 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出生率分布决定其对住房有大量真实需求, 虽说房价相对他们来说超出购买力, 但是银行信贷可以暂时缓解这种矛盾, 所以为满足他们的生活必需只有转向购买市场。为此在房地产市场产生大量需求, 供给不变, 需求大增, 无形中推动了房价。正好中国的金融市场由于尚在发展的过程中, 居民的投资渠道以及金融市场可以提供的投资品种欠缺 (茅于轼、2009) , 大量闲置资金通过看涨房价来寻找投资出路。为此大量闲置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价格在真实需求与投机共同推动下房价急剧攀升。由于投资渠道不完善, 银行也在寻找资金出路, 全社会都在预期房价看涨, 大量银行资金也涌向房地产。但是, 中低阶层不会无限度的忍受房价的攀升。中国房地产租赁价格并未随房价攀升而同比例, 一旦房价上涨超过他们的承受度。将会通过市场出清的原则, 将需求转向房地产租赁市场。购买市场供给不变, 但需求由于真实需求转向租赁市场而大幅度减少, 故价格具有看跌的趋势。投机者本来持有住房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必需提高福利, 更多是获取低买高卖获取差价, 故而投机者一旦看跌房价就会停止投机需求, 急不可待的抛售自己手中的房产。从而产生了总需求减少, 供给增加的局面, 根据市场出清原则, 房价大幅度下跌, 房地产泡沫破裂。
从市场中投资性购房的比例来看, 在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中, 投资性需求的比例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 否则会危及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和稳定, 在国际上, 投资性购房比例的公认警戒线是20%。国际上的投资性购房包含房地产基金投资购买的房地产, 由于我国不存在这一投资渠道, 因此将这部分剔除后, 设定我国的投资性购房的警戒线为10% (葛冬铭、2008) 。如图5所示, 上海市自1999年商业投资住房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已超过10%的警戒线, 且这几年有逐年增大的趋势。
结合我国现实情况, 通过将预期重新划分, 提出诱致预期的概念, 且对其进行数学论证和运行轨迹分析。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 国家经济持续增长, 政府依然是主要银行的控股股东, 所以有能力对房地产泡沫进行预防与治理。但是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与日本、东南亚及西方各国有根本性的区别, 所以到目前为止尚且没有现成的案例进行参考, 房地产泡沫理论还处于探讨与争论阶段。但是现实情况是普通居民需要终生努力才能获得一套住房, 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一套生活必需品的住房, 这是不现实也是不正常的。地方政府为经营城市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持, 仅有的财政能力尚不能满足其需求, 为此只有通过市场化出售土地来获取资金。开发商建造豪宅、别墅、商品房及经济适用房的收益顺次递减。政府为了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 忽视住房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的理念, 放任开发商自行开发获取最大利润, 导致产生大量高档住房。虽然当前住房成本已超出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但银行信贷可暂时缓和这种矛盾。房价依然攀升, 即将达到真实需求的承受极限。如若政府不及时干涉, 一旦超过真实需求的承受极限, 退出购房市场, 转向租赁市场。市场产生看跌预期, 将会悔之不及。中国房地产泡沫已到破灭的极限值, 政府的作为将决定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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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视角 篇7
一、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1. 模式介绍
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指通过开采本县域内丰富的资源如矿产、森林、牧场等来带动与该矿产资源相关的行业的发展从而全面拉动全县经济的发展。例如河北省灵寿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陕西省定边县等均属于该种发展模式。
2. 案例分析
定边县地处陕西省西北部, 是陕西省有名的矿产资源大县。该县面积为6920平方公里, 总人口为31.5万。该县拥有煤、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等二十多种, 据测算, 该县境内八大油区储藏面积780平方公里, 储量近1亿吨, 已探明有开采价值的三块油田总储量2500万吨。其天然气田是我国最大的陆上整装气田, 属世界级气田, 已探明储量2300亿立方米, 且气层连通性好、压力稳定。2007年该县实现生产总值65.85亿元, 同比增长21.1%,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14亿元, 增长14.9%;第二产业增加值52.22亿元, 增长22.6%;第三产业增加值7.49亿元, 同比增长15.8%;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9.3%、79.3%和11.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60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360元。数据显示, 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资源的产出, 资源产出为其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但对其农民收入增长作用不大,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富财政不富民”的现象。
3. 劣势分析
(1) 替代产业缺乏, 经济发展滞缓。资源型经济的不断扩张, 在不断消耗有限资源的同时, 直接挤压了现代加工业和商贸流通业的生存空间。资源型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特性是生产环节较少、产业分工相对简单、技术要求偏低、生产周期较短。因此, 在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的地区, 资源产业很容易受到社会游离资金的青睐。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产业, 因资金长期大量流向资源型产业, 而错过了黄金发展时期。甚至有一些产业, 在实现一定原始积累后, 也跟风趋“热”去发展资源产业。可以预见, 这种情况如不尽早改变, 随着资源消耗速度的加快和资源采掘难度的日益增加, 资源型经济面临的困境将会愈来愈大, 而新的优势替代产业因长期受到挤压还未凸现锋芒, 将可能直接冲击县域经济产业布局, 阻碍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 并导致总体发展水平滑坡。
(2) 经济结构滞后, 增长方式粗放。从整个产业结构来看, 它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由于不需要较高的生产技术, 致使经济增长完全表现为一种原始、自然产品的积累过程。自然地理条件一旦出现异常, 县域经济出现波动在所难免。从产业内部结构来看, 资源型经济大多数是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 大部分生产的是初级原始产品, 生产方式粗放, 资源开采率十分低, 资源浪费严重。
(3) 财政增收不快, 利润流失严重。资源型经济在抑制其他产业正常发展的同时, 也直接导致了财政创收渠道的单一。资源型经济的主导产业多为上游基础性产业, 产品附加值远低于下游加工业, 导致加工利润大大流失, 致使财政增收局限于低级层面。随着资源的消耗枯竭, 县财政收入停滞不前, 甚至出现倒退。同时, 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偏低, 资源开发未能得到应有的补偿, 也阻碍了财政收入的有效增长。
(4) 生态环境恶化, 治理任务繁重。资源型经济由于依靠采掘资源发展县域经济, 在采掘资源时产生的“三废”随意排放, 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现在有不少资源型县域出现了地面凹陷干裂、房屋裂缝、森林被毁、水源被污现象,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极大地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
二、旅游特色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1. 模式介绍
所谓“特色”就是优势、专长, 就是市场竞争力。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具有地域特色, 这是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的。县域经济发展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 注重发挥比较优势, 突出重点产业, 构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比如畜牧业、养殖业、生态农业、特色农业、旅游业等等都是有特色的产业。所谓旅游特色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发挥其境内旅游资源优势, 加以开发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产业, 依靠旅游产业所带来的关联收入发展其县域经济。
2. 案例分析
登封县位于河南省中西部的中岳嵩山南麓, 全市总面积12.2万公顷。总人口62万。登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川壮丽, 现有文物古迹1127处, 是著名的“文物之乡”;现有武术馆校79所, 在校学员3万余人, 也是著名的“武术之乡”。登封最大的优势是旅游资源丰富, 登封县把旅游作为优先发展的龙头产业来抓, 强力实施“旅游立市”战略。全市景区年接待量近200万人次, 门票直接收入4000多万元, 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31.4%。2007年, 全市GDP实现67.4亿元。同比增长17%;地方财政收入完成3.19亿元, 同比增长43.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6.9亿元, 同比增长136%, 均位居郑州6县 (市) 之首。
3. 劣势分析
(1) 旅游特色型县域经济的波动性强。旅游经济是一种对外来游客依赖性很强的经济, 外界一切影响旅游者进入性的因素都可能对旅游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从而影响县域旅游发展, 进而影响其县域经济。
(2) 旅游特色型县域经济的财政贡献低。县级财政主要来源于旅游经济所带来的税收收入, 而旅游由于其所带来的税收收入波动性较大,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比工业所创造的税收收入低, 所以很容易造成以旅游经济为主导的县域经济财力薄弱, 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发展, 县域整体经济实力也会受到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富民不富财政”的现象。
三、资源环境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1. 模式介绍
资源环境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在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 由于受到资源和环境限制, 其工业发展逐步向外拓展, 工业企业“走出去”, 同时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产业“走进来”, 实现资源与环境平衡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2. 案例分析
湖北省兴山县位于湖北省西部, 长江西陵峡北岸, 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汉明妃王昭君的故乡, 其境内水能、矿产、林特、旅游等自然资源丰富, 该县依靠其境内丰富的磷矿资源, 经过20年的探索与发展, 现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兴发集团, 兴发集团目前是我国最大的磷酸盐生产企业、世界最大的六偏磷酸钠生产企业, 中国化工500强第97位, 2007年兴发集团实现销售收入、利润、创汇分别达到30.54亿元、3.62亿元、1.14亿美元。根据该县县情, 该县提出了“打造百亿兴发, 接待百万游客”的“双百工程”目标。由于土地、环保、区位等诸多制约因素, 兴发集团在县内发展的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 要建设百亿兴发, 必须“走出去”, 积极向外拓展, 保证政府财源的稳定性。工业走出去了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用来发展旅游产业, 带动周边农民发展服务业, 从而提高农民收入, 真正实现了“富财政又富民”的和谐景象。
3. 优势分析
(1) 提供稳定的财源保障。资源环境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两型”社会建设下的产物, 其特征是合理利用资源,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降低环境成本, 稳定财政收入。
(2)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工业与环境协调发展, 具体体现在工业向外走出去发展, 县内发展高精尖科技含量较高的技术产业, 留下的空间和资源用于发展旅游产业, 旅游产业对环境破坏性小, 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实现可持续发展。
(3) 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单一的资源型县域经济不仅对环境污染破坏性大, 而且不能有效拉动农民增收, 与旅游产业相比, 工业生产所涉及的行业较少, 相关从业人员也很少, 对农民收入增长拉力不强。资源环境型县域经济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旅游产业, 旅游产业涉及行业较多,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利于加速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提高农民收入。
四、结论
研究表明, 资源环境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环境成本最小, 资源配置最优, 通过基于资源禀赋的工业和旅游业的协调发展, 实现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双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与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形成以新型工业与旅游产业并重发展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在遵循科学发展、创新、可持续利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下, 从优化新型工业与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入手, 强化新型工业与生态旅游协调发展机制, 积极向外拓展以加快新型工业发展, 向内强化生态环境建设, 加快旅游产业发展, 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从而实现资源与环境平衡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要：研究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 比较了资源型、旅游特色型、资源环境型等三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表明, 资源环境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环境成本最小, 资源配置最优, 通过基于资源禀赋的工业和旅游业的协调发展, 实现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双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关键词：县域经济,资源与环境,案例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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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视角 篇8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要探讨我国目前的农村社区管理秩序, 首先要明确两个研究前提, 第一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变迁实际上是在我国政府主导让渡社会的自主治理空间[1]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种特殊的制度演变过程可看作是原有的行政力量在稳定的前提下有序退出, 而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其他主体有序进入, 并形成“遵从”导向下符合社会效率和各方利益的系列制度安排活动。在城镇化这种有序化变革之前, 我国农村传统治理机制可以概括为国家的威权主义和“乡政村治”的并立, 由国家来供给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第二目前农村社区社会管理的牵涉到的主体, 主要有以下几类:首先是具有国家权力特征的行政主体;其次是代表乡村主体的自发组织;再次是具有当地背景的市场化主体。但在很多农村社区中, 相关组织同时具有多类主体的特征, [2]我国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就是在上述前提背景下, 建立在以问题导向和经验主义总结基础[3]之上进行的。
对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目前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认为要实现合理的治理模式, 必须要有良好的治理基础, 因此探讨的主要是影响农村各方参与主体的动力和利益实现的各类因素;第二类研究则将重点放在治理模式本身, 分析通过已有农村社区中的行为规律和稳定机理, 概括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典型类型和治理规则。
治理基础的研究起源于我国不同区域的农村的巨大差异性, 邓大才考察了农民和村庄权力结构的关系, 认为村庄经济发达程度, 农民组织化程度, 公用池塘资源产权的市场化、集中性、稳定性、非农化, 以及村庄资源禀赋影响了村庄治理模式。贺雪峰提出了村庄社会结构的概念, 认为村庄社会结构是指由村庄内部成员社会关系网络构造的结构性特征, 村庄社会结构和村庄的治理密切相关, 而村庄的生态环境、聚集方式、村落发展历史又影响社会结构的状态。[4]阎占定认为乡村经济发展、村民收入、生活水平、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党组织建设、乡村公共事业、社会秩序、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因素影响了乡村治理结构和模式类别。[5]尽管出发角度不同, 梳理不同研究者的观点, 可以归纳其共同点:首先是相应治理基础因素大致可以划分为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治支持因素三大类别;其次是不同类别治理因素可以集中在一起进行考察, 作为影响相应区域的治理活动开展状况和水平的综合治理基础来分析。
治理模式的研究有“应然”和“实然”两种路径可选择, 理想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应该是多元参与, 共同协商的, 通过多方包容治理和合作秩序, 形成合作基础下的责任共担体系。[6]但由于我国农村社区改造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农村社区改造的方式仍与行政力量的介入程度密切相关, 因此大多数研究者都从“实然”角度入手, 讨论如何渐进性推进治理模式的优化, 如卢福营、李淑红[7]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重构必须将乡村经济组织和当地能人吸纳到农村社区管理力量中来, 这种组织可以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提供公共物品, 满足当地居民的切实需要, 也有利于行政力量的进一步退出, 向理想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逐步靠近。其他研究者在如何吸纳分散的社区居民参与到治理机制中来也提出了具有借鉴的观点, 如顾金喜[8]则提出了建立在“社会公平合作体系”来形成治理模式的观点。
将上述两类研究联合起来看就会发现, 研究者的最终目标都是全面勾勒影响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可能原因和形成的基本方式, 但当前研究未能将两个视角的研究整合起来, 因此也未能给出社区应该如何参照其治理基础进行合理治理模式的实践建议。为了弥补以上不足, 本研究采取多案例比较的方法, 对不同农村社区治理基础和治理模式进行分析。
二、案例概括:典型社区和治理模式的形成
1. 案例选择
从本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思考, 所选择的案例应该具有可比较性。本研究选择了S省的四个农村社区作为比较案例, A社区和B社区处在J市的不同区域, 分别于2002年和2006年人地完全分流, 并形成比较全面的社区管理制度;C社区和D社区处在经济发展中等的R市, C社区和D社区都处于远离城区的郊区, 两区都由2009年开始合村并社区, 但C社区具体情况与D社区又不同, C社区靠近开发区, 一部分居民附近就业, 部分居民仍然从事农业劳动。D社区处于远离城区的郊区, 由于不同的村落里都陆续有人去附近城镇居住, 因此村落合并后社区居民大都是年龄较大, 经过近五年的发展, C和D两个社区也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社区管理制度。
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农村社区, 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这四个农村社区在经济情况、省际文化、政策导向等方面都比较相似, 可以有效地剔除因为外部因素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效应;其次这些社区已经基本完成了由村向社区的过渡, 参与者和参与机制基本明确, 有利于对影响治理模式的各方面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社区正式制度文件翻阅等方式, 了解相应社区的历史材料和现在的组织制度状况。二是进行实地访谈。实际访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 作者对案例中的相关社区进行了实地访谈, 收集到了大量的关于社区管理形成过程方面的一手信息, 第二个阶段从2014年9月后开始, 针对其中几个社区的负责人进行了治理规则形成的补充访谈。
2. 不同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
所谓治理是指“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 管理公共事务, 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的过程”。显然在农村社区中, 治理模式是指为了处理农村社区的相应公共事务, 通过一定的方式促成多方参与, 并形成对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有效的联合结构和共同行动机制的相应规则体系。
具体来讲, 尽管政府在同一区域向农村地区供应了类似的社会公共服务, 但各社区还是都有服务自身居民的公共服务项目, 这些社区公共服务从本质上属于一种“集体消费形式”, [9]可以看作是一种半公共产品。要有效的提供这种半公共产品, 相应的决策过程大部分都属于集体选择行为。[10]尽管目前政府提供一些社区服务补贴费用, 但长远来讲, 定制化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费用还是主要来源于集体的公共资源运营效益。由此, 对农村治理模式的调研可以转化为两个层面的问题来进行: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农村社区如何使用集体资源, 收益如何分配, 提供了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和内容等项目, 有哪些类似的规则体系;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那些主体在影响相应的规则体系, 相应农村社区的经济状况、资源状况、市场发展情况、社会结构等因素是否对规则形成有不同的影响机制?
基于上述逻辑, 本案例主要调研历史沿革、参与主体、资源条件、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当前管理机制和集体行动方式, 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形式, 当前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和满意度等内容, 下面是对四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描述。
(1) A社区的基本情况描述。A社区处在J市的郊区, 其市场活动较为活跃。该社区是村落整体搬迁形成的社区, 目前该村落中大部分人仍然具有远亲关系, 邻里关系较为密切。在访谈中, 我们发现, 任何时间, A社区到处都是各年龄段闲散的原住居民, 大家通过在社区公共场合中的闲谈沟通来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随着J市的扩张, A社区的土地资源也有了明显的增值, 目前A社区主要的集体资源主要类别有土地、临界商铺、果园等项目, 集体资源较为丰厚。
参与A社区管理的主体, 是具有多元属性的同一组织。在村改社区时, 村干部既是原住居民, 又长期在村落内工作, 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和居民支持率。由此, 原村拥有的可拆分集体资源并没有拆分转给个人, 而是转化成为集体企业-A集团的共有资产, 原村委领导也成为企业的法人代表, 负责经营相应资产。在社区的管理机构成立后, 村委领导又作为社区管理机构的党委书记, 成为上级行政安排的落实人和社区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在访谈中, 我们发现, 当地居民对该负责人的评价不同, 典型观点如“和其他村相比, 我们村算好的了, 分钱分得多”;“他有丰富的阅历, 有政策眼光, 虽然不太民主”, 但总体支持程度较高。但A社区管理主体虽然名义多元, 但是隶属同一套组织机构, 具有浓重的“自上而下”控制色彩, 尽管从理论上村民有自治权利, 但相应的自治权利并没有反映具体的资源-服务供给制度上来, 如在决定社区集体资源的使用方式问题, 虽然进行了公告, 但在访谈中相关人表示在公告前就已经准备签署合同了。
A社区的社区内部服务主要有三类, 包括助老津贴和福利, 为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 每年增长;教育和培训补贴, 为参加培训的居民和上初高中和大学的孩子提供一次性补贴;免费维护社区内的卫生和其他设施, 这些服务项目都是经由通知公告给社区居民的。
(2) B社区的基本情况描述。B社区也处在J市的郊区, 其地理位置和A社区类似, 因此其面临的市场条件、资源状况都很类似。但B社区更靠近J市, 因此村落的原住居民很多搬迁离开了村子去了市里居住, 目前B社区的居民走动也比较紧密, 但也有居民抱怨邻里关系不像以往, “虽然还是一个村的, 但分散在不同的楼里, 不在同时出门很难遇到。”
在B社区参与管理的主体主要有两类, 首先是上级指派的社区管理机构, 其次是分散的社区居民。B社区在村改社区过程中进行了村委领导改选, 由于接任过渡导致了旧村改建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未能及时处理, 也使一部分村民遭受了利益损失, 这造成了大部分村民的抵触情绪, 后来当地村民通过向上反映、网络曝光等方式反映底层要求, 最终虽然成功改选了村委会, 但已经造成了社区内部的信任破裂, 新上任干部很难开展工作, 也导致了后来干部的不断调换, 目前社区管理成员大部分不是前期村委会干部。这种历史渊源也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难, 譬如在如何处理出让土地收益和集体共有资源方面, 尽管后来上任的干部想将集体共有资源作为共有资产入股进行经营, 但由于大部分村民的反对, 最终大部分收益按人头进行了分配, 在这方面社区居民监督非常及时, 因为集体收益分配是很多社区居民的重要收入。而在公共事务集体协商层面, 协商机制实质上破产, 当前的协商主要变成了上级政策通知会。在访谈中, 管理委员会表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甚至上级后来指派的工作人员有些村民并不认识。尽管还有一些集体资产, 如临街商铺等可以用来运营公共事务, 但其日常收益需要用来维护社区的日常开支。而村民则表示管理在“能维持就可”, “如果有问题就找区领导反映”。
由于上述原因, B社区的内部社区服务种类很少, 社区管理机构每年负责将当年集体收益按比例按人头以补贴形式发给村民, 避免产生管理责任和纠纷, 在访谈中, 我们了解到由于B社区中的孩子需要乘班车上学, 但社区管理委员会认为补贴已经发放, 不愿出面协调, 因此社区中现在大部分孩子采取的是拼车的办法, 这既不经济也不安全。
(3) C社区的基本情况描述。C社区位于S省的R市, 情况有很大不同。C社区撤村并区时具有一定政治原因, 当时S省另一个城市因为该工作成为正面典型, 因此该工作也成为当年市政府的计划重点。C社区的位置离城市较远, 市场活动较为传统, 但由于靠近开发区, 附近有一些本地基础的中大型企业。根据当年的计划实施方案, C社区是几个村落合并而成, 这种合并使得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都变得比较零散, “走亲戚找朋友都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C社区管理的主体主要有三类, 首先是由原村委会转化而来的社区管理机构, 在社区成立后, 上级政府通过集体供给公共产品换得了社区大部分集体资源的使用权利, 根据上级安排, 该机构主要负责落实上级统一安排的社区老人服务、卫生服务和教育服务等事项, 但该社区管理机构自身并没有资金来源, 因此工作开展仍然主要依靠上级政府支持;其次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企业集团, 由于原居民很多在其企业打工, 该企业也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 因此企业法人代表在该社区具有“一定影响力”, 社区幼儿园的游乐设施和社区内的健身设施就是由该企业捐赠的。在当地访谈时, 我们也了解到该企业集团法定代表人同时是市里的人大代表, 这种身份使其经常与镇上的“干部”交流, 村民的一些需求也愿意反映给他, 由他向上级反映, 比通过社区管理机构可能更有效, 而社区管理机构在处理一些相关事项时, 也经常和其“通气”, 以保证事项的顺利进行。最后是村民自治委员会转化的社区业主委员会, 但这个组织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 在访谈中, 我们找到了业主委员会主任, 他表示当时“只是随便凑数上去的”。C社区的集体行动机制并不是其规定的日常会议制度, 而是一种非正式圈子活动, 各主体的代言人个人关系不错, 经常有机会沟通, 很多事情是在非正式场合下进行协商的, 包括在其他社区容易引起冲突的集体资源使用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 非正式协商的作用也明显大于正式协商机制。
C社区的提供社区服务形式是调研社区中最多样的, 如每一社区都有图书角、老年人活动中心、农技培训等, 这些都是社区向镇里反映, 镇里在全镇调研, 然后全镇铺开的民生项目。但在访谈中, 我们发现, 除了广场舞表演引发了居民的热情, 起到较好的效果外;其他项目居民参与意愿不足, 访谈中相应居民表示“图书角”“农技培训“只是用来宣传的”, “内容太过时了”, 居民都不愿意参与。
(4) D社区的基本情况描述。D社区和C社区一样, 也处在R市的郊区, 市场活动不太活跃, 但和C社区不同的是, D社区所处的镇没有成规模的中大型企业, 因此在撤村并区之前, 组成D社区的几个村中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 或已搬到镇上居住了。虽然在2009年, D社区也完成了撤村并区工作, 但村庄的中坚力量-青壮年居民所占的比率较少。在社区合并后的人际交往中, 社区中原有的老年人社会互动仍非常紧密。
D社区的管理方式是传统“村治”结构的延续, 当地的社区管理委员会有几个村的村委会改选而来, 主要负责的是将上级提供的统一基本公共服务落实到村一级中来, 但D社区具有社区参与意识和社区参与能力的主体数量不足, 因此社区公共事务基本上是由作为镇政府代理机构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的。在整个D社区中, 服务项目基本上都是上一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的实施, 基本没有能够体现D社区居民本身要求的服务项目。尽管社区中老年人和孩子的集体服务需求很多, 但社区管理者显然没有向上反映下级居民需求的动力, “老是向上反映好像我们社区对上级有意见。”
三、案例比较:治理模式和其影响因素
1. 案例讨论:不同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
我国农村社区承载着稳定农村社会, 兜底农村问题的功能, 因此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形成并不是自发的, 不纯粹依靠多方力量经过集体重复博弈来建立规则并最终走向均衡, 其治理模式更类似于一种“有序的变革”。在这种国家主导的有序的制度变迁过程中, 行政权利逐渐让渡出一定的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空间, 并逐步由市场力量和自治力量参与其中。为了更加具体讨论不同的情况, 我们把村改社区的制度变迁活动进行具体的分类来讨论。当农村社区变迁前和变迁后各参与主体权责利关系没有明显的变化时, 社区的治理模式变迁类似于组织内变革活动, 这种变化属于渐进性变化;但当农村社区相应主体的权责利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后, 这一过程长期的走向取决于参与在其中不同群体的动力结构和相互利益博弈方式, 正如周雪光所言“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由此, 我们把案例中的四个社区按照治理结构是否明显变化来进行分类比较 (如表1所示) , 来探讨其不同。
根据表1可以看出, A社区的治理模式在村改社区前和村改社区后有了较大的变化, 社区中出现了一个代理者, 该代理者与“各种参与者通过了一系列合作而非独立的方式行动的合约, 代理者提供一系列收益和公共产品, 而公众把一定范围的决策权交予代理”, [11]之所以大部分主体愿意将将协商权利交出, 除了社区治理主体继承了行政主体的制度权威这一因素外, 该社区的关系网络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村改社区开始, 社区干部就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力来影响一部分社区居民;随后社区干部和被影响的首批居民也各自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间接和直接动员其他居民, 而社区的半封闭性社会网络最终影响了全体居民, 并促成了社区主体对治理模式的接受, 顺利完成了治理模式的转变。
B社区的治理模式也有较大的变化, 但由于B社区的社会网络出现了割裂的情况, 无法承担协调不同社区公众冲突的工作。社会公众在和社区管理者的谈判博弈过程更加类似于市场上的分散谈判, 需要在重复博弈过程中逐渐增加对各方的了解, 最后形成各方认同的一揽子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方案。这种治理模式类似于市场上的竞争方式, 各方自下而上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因为“缺乏强制或缺乏对个体获得集体收益的独立激励”, 易产生集体行动的失败。我们把这种治理方式叫做竞争型自治。
C社区和D社区在治理模式和以往的乡治方式具有高度的类似, 镇政府是新村落改造的交易主体, 其代表国家政权, 比原村落治理主体更具权威性和合法性, 社区个体对其具有高度的信任, 充分让渡了其在农村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权利。在该种情况下, 镇政府获得集体资源的支配权, 但需要为社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在这种模式下事务安排采取的是资源调度方式, 而不是基于多元主体的协商方式。但C社区和D社区又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C社区所处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 因此社区中存在着多元分散的主体, 从这些主体中出现了社区公众的代言人, 该代言人熟悉各交易主体和行为规则, 将个体关系嵌入了社区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关系中, 能够将下层意见反映给上层,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契约细节, 使得公共服务能够贴近社区公众需要, 这种能够反映自下而上需要的治理模式可以叫做操作型自治。D社区由于居民结构“空心化”导致没有足够可以参与的主体, 上级为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容和其他社区雷同, 和传统治理模式比较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因此该社区的治理模式可以看作是传统的行政供给模式。
2. 相应治理模式的内外影响因素回溯
我们将相关因素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三类因素, 来全面的考察影响上述四个社区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 (见表2)
一般来讲, 治理模式的最终形成与不同社区的综合治理基础有关。在此, 政治条件给予了治理变动的空间, 外部经济条件决定了各参与主体的动力大小, 而社区内在的社会条件决定了治理模式的实施成本和维护成本, 这三个因素相互影响, 耦合在一起, 共同影响了治理模式的最终状态。具体来讲, 当上级政府认为其负有基层社区的管理责任时, 会越加积极的行动, 当正式的行政压力足够时, 各参与主体会以遵从政权要求作为其行为重要参照点, 但其参与动力可能会减低。当社区资源条件较好时, 社区公众对行政逐步退出的态度会越认可, 这意味着社区公众可能获得更多的集体资源收益权利, 这种态度也使得各参与主体更加主动的促进行政力量的退出。当行政权利逐步退出社区让渡出治理空间后, 各参与主体互动形成的治理制度能否实施和落地, 则受到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果乡村社会主体的认可新治理模式内涵下的社会收益分配方式, 社区各主体会依照以往的经验尽可能维护既有关系的平衡, 这成为社区管理秩序整合过程中的润滑剂和解决相应冲突的核心力量, 也有利于新模式的真正落地, 反之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会受到较大的阻碍, 乡村社会主体会利用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选择性配合契约实施。这也可以解释尽管A社区和B社区、C社区和D社区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比较类似, 但治理模式的结构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原因。
3. 治理模式和影响因素的关系:一个解释型框架
在上述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 可以看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受到乡村社区中面临的行政压力、社区自身的利益基础水平以及社区内部的社会结构状况的综合影响。由此, 本文概括了治理因素以及其影响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一个概念框架, 根据行政退出的程度和社区的综合治理互动状况, 我们将相应治理机制的制度选择路径分为代理型自治、竞争型自治、操作型自治、行政供给四类 (见图1) 。
代理型自治和竞争型自治是行政退出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对社区治理模式的概括。所谓代理型自治是指各参与主体形成一定的共识, 并指定某一主体作为治理的代理人来进行社区管理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能否形成有效的委托人监管评估机制是该治理模式能否长效起作用的关键条件, A社区的治理模式就类似于该种模式。所谓竞争性自治模式就是指各参与主体自主表达治理诉求, 并力图使其反映到社区公共服务安排体系中来, B社区类似于该种治理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 各参与主体能否合理妥协, 形成共识性的治理诉求是该治理模式起作用的关键。
操作型自治和行政供给是行政力量仍在治理中占据核心位置时对社区治理模式的概括。当参与到治理中的社会主体能形成一定的诉求表达体系时, 意味着社区具备一定的自治基础, 即使行政力量仍起支配权, 但各参与主体也会尽可能的表达自己的需要, C社区的情况比较类似该模式。而当社区内未能具体该自治条件时, 治理模式更类似于行政供给模式, 其公共服务的提供是计划型, 低水平的, D社区的模式比较类似于该种模式。
四、结论
一是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实质上是在新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行政力量有序退出, 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过程。二是行政退出方式需要结合当地农村社区的利益基础和社会结构条件谨慎抉择, 当自治基础较好时, 行政力量可以择机有序退出, 否则可能破坏农村社区的治理基础;当自治基础较差时, 行政力量直接退出可能形成社区治理的无序状况。三是在相关社区推行相应的治理模式时, 除了考虑相应的显性影响因素以外 (政治因素、经济因素) , 还必须要考虑到社区内部关系运行状况。社区内部关系状况代表了社区内部的社会利益分布方式, 自上而下的行政变革动力需要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利益诉求的接纳有机结合起来, 才更好促进规范有效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
摘要：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变迁可以看作是原有的行政力量在稳定的前提下有序退出, 而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其他主体有序进入, 并形成“遵从”导向下符合社会效率和各方利益的系列制度演化活动, 这个过程受到乡村社区中面临的行政压力, 社区自身的利益基础水平以及社区内部的社会结构状况的综合影响。本文回溯了不同农村社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治理模式状况, 利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 将相应治理机制的制度选择概括为代理型自治、竞争型自治、操作型自治、行政供给四种模式, 为如何整合农村社区管理秩序, 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和实施效果等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模式,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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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视角 篇9
细看教材,如果仅按以上内容教学定有所缺憾。数学综合实践活动是学生在欣赏、操作等活动中体会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是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运用数学知识和技能的意识。教学是通过活动来实现对 “数学基本概念” “数学思想方法” “数学思维方式” “数学美的鉴赏”及 “数学精神追求” 等数学学科本质的关注。
教材课题中 “奇妙” 是鲜明的文眼,以下分别从 “发现奇妙” “感悟奇妙”“创造奇妙”三个方面阐述教学如何凸显数学学科本质。
一、在求同存异间发现奇妙
一张纸,如果形状相同、剪法相同,但折法不同,剪纸的纹案会有不同的呈现; 如果形状不同,折法和剪法相同,剪纸纹案也会有不一样的呈现…… 这是为什么呢?
实录1 ( 导入环节)
师: 老师手里拿的是什么?
生: 一把剪刀和一张折好的纸。
师: 老师来变个小魔术 ( 随即剪纸并展开) 。
生: ( 惊叹美丽、神奇) 。
反思: 学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观看 “魔术”,在老师简单的动作下欣赏剪纸图案。孩子感悟着奇妙并引发好奇: 怎样做剪纸? 剪纸里有什么奥秘? 孩子们从对表象的强烈好奇,逐步趋向了对理性的热烈追求。
实录2 ( 欣赏、分类环节)
( 学生欣赏剪纸作品: 描绘花草的, 临摹生肖的等。)
师: 这些剪纸,虽然表现的内容不一样,但很多图案都有共同点,你们试着给它们分分类,说说理由是什么?
生: 我把它们分成两类,一类是轴对称图形,一类不是轴对称图形。
生: 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第一类剪纸中都能找到对称轴。
师: 老师也赞成大家的分法,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尝试制作和研究轴对称图形的剪纸。
反思: 越是简单的往往越是本质的。“剪纸”的概念来自劳动创造,原始而纯朴。虽然后期衍生出丰富的制作技法,但轴对称知识是剪纸的基础,应用轴对称知识更是该项活动的精髓。
二、在成与不成间感悟奇妙
剪纸里也有成功和失败,一样的付出却有不一样的得失,成与不成,有什么诀窍和规律呢?
实录 ( 第一次尝试剪纸)
师: 请大家看下面这些作品,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 老师把学生剪纸出现的各种情况在投影仪上集中展示,如图1、图2、图3)
师: 为了便于交流,我们把像图1的剪纸就称为剪成功了,而像图2、图3的就称为没剪成功。怎么会出现有的成了,有的没成呢,这里是不是又有奥秘在里面呢? 请大家小组讨论。
生: 老师,我们剪的时候把折痕剪掉了。
生: 先对折,其实就有了对称轴, 剪纸时不能把对称轴剪掉。
生: 对折两次,其实就有了两组折痕,每组折痕不能都剪掉。
……
反思: 教学前教师深知做成功该项剪纸的关键在哪里,如果仅从关注结果来看,我完全可以在操作前直接告诉学生。但是,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于成功的作品有多少,而更在于学生在尝试过程中的对比、思考与感悟。这里的 “成” 与 “不成”是极其宝贵的教学资源。
三、在折画剪展间创造奇妙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从剪纸实践中发现数学的理性之美。
课堂实录 ( 全课回顾总结)
师: 剪纸里藏着很多的学问,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们能谈谈它奇妙在哪里吗?
学生交流感悟。
师: 除了刚才我们用的一些折法, 你们还有不同的折法吗?
学生交流设想。
师: 其实,生活中我们应用数学知识进行生活创作的例子有很多,如学了简单的平 面图形后,制作了 “七巧板”; 学了平移和旋转后,制作了 “美丽的花边”等。
学生联系生活交流。
案例视角 篇10
(一) 现有并购规模和结构
随着全球医药市场的快速发展, 跨国并购数量和规模呈明显上升态势。数据显示, 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五大医药市场, 跨国公司已逐步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 本土企业呈现经营模式过度同质化的现象。在技术创新和品牌创建方面, 中国药企不占优势, 有必要通过国际并购来获取一定的竞争优势。普华永道《2011年上半年企业并购回顾与前瞻》报告表明:2011年上半年, 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交易数量107宗, 同比增长14%, 与其他行业相比, 医药企业海外并购数量相对更少, 规模更小, 结构也单一, 主要通过横向并购获得技术拓展和品牌延伸。
(二) 医药企业国际并购的动因分析
Bruce认为, 医药公司大规模兼并是通过并购把相关的知识资产结合起来, 利用资金、市场、技术等优势建立全球竞争优势;另有学者认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也促进了医药行业的并购。王跃兴认为, 医药企业并购动机是一般行业并购的原始动机, 即追求利润和应对竞争压力;也有学者认为国外不断增多的直接面向消费者营销是促进医药企业并购的原因。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总结归纳, 中国药企进行国际并购往往基于以下几点原因:获得先进技术;获取品牌;增加销售渠道;绕过贸易壁垒。
(三) 现有研究
依托发达的资本市场, 西方国家在目标企业选择方面产生了很多理论, 如关于横向并购的规模经济理论, 纵向并购的交易成本理论, 混合并购的范围经济和分散风险理论等。国内对目标企业选择的研究较少, 主要对选择方法进行阐释。何庆明从智力资本角度论述了目标企业的选择方法;李雨田对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做了分析, 刘湘蓉研究了并购动机对目标企业选择的影响。
目前对国际并购的研究多大而泛之, 对行业的针对性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基本都是解释并购行为的理论, 集中在理论和方法方面, 很少对特定的目标企业进行定性分析;国内现有研究多是建立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 以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为研究模板, 没有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
(四) 研究重点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以选择最佳的并购目标为研究目的, 构建分析框架并确定相应的评价指标进行定性分析, 具体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二、中国医药企业国际并购案例分析
(一) 案例概况
美国东部时间2008年3月11日, 深圳迈瑞医疗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迈瑞) 宣布以2.02亿美元正式收购美国Datascope公司生命信息监护业务, 获得了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的销售平台和网络。这是近年来中国医药企业在美国高技术领域达成的最完整并购案例。
1. 并购公司分析
迈瑞是中国领先的医疗器械开发商、生产商和销售商, 以代理和销售国外医疗器械起家, 在监护和生命支持、体外诊断和医学成像等三个业务领域提供系列产品, 最早的监护业务已占中国市场40%以上的份额。迈瑞注重战略规划, 一直致力于成为全球高质量医疗设备的领导厂商。公司着重关注自主创新战略和国际化战略, 每年投入研发资金约占当年收入的10%。2006年9月26日, 迈瑞在纽约交易所上市, 是中国第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医疗设备公司。
2. 目标企业分析
Datascope公司创办于1964年, 是全球第一台监护仪生产商, 也是主动脉内球囊反搏领域的全球领导厂商和多元化的医疗器械公司。经过40多年技术积淀, 在美国300床以下中小医院占据50%的市场份额, 为临床健康护理市场开发、生产并销售自有产权产品。Datascope曾与迈瑞有长达5年的合作关系, 合作之初, 由迈瑞替Datascope做产品设计和生产。
3. 并购结果
交易完成后, 结合Datascope产品与服务状况、欧美直销及服务网络、各自拥有研发能力, 迈瑞充分受益于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 成为全球第三大医疗器械厂商。2008年全球总收入接近2007年的两倍, 国外市场也有所扩张。
(二) 迈瑞并购动机分析
迈瑞总裁李西廷表示:“迈瑞收购Datascope是全方位的协同效用, 品牌效应与营销网络, 两者相辅相成, 均为迈瑞所看重。除此之外, 在双方优势利用上, 各取所长, 进行很好的资源整合, 是购买了一块有利于迈瑞在全球发展的优质资产。”结合当时的市场环境及企业战略目标, 总结迈瑞的并购动机如下。
1. 扩张国际市场
迈瑞是中国最大的医疗设备研发生产企业之一, 国内市场相对稳定, 需要通过一定的并购行为来实现国际市场扩张, 增强国际竞争力。
2. 建立国际品牌形象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医疗市场, 但2007年在迈瑞接近51%的海外业绩中, 美国只占8%, 要想在美国市场建立很好的品牌形象和直销网络, 并购是最好的选择。
3. 获取商业流通渠道
Datascope具有完整的直销网络, 旗下监护业务辐射欧美主要国家的直销及售后网络, 拥有全球化的物流配送体系, 可以帮助迈瑞在全球尤其是欧美高端市场搭建销售渠道。
4. 吸收国际化人才
中国医疗行业较弱的整体实力决定了药企很难吸收优秀的国际化人才加入, 通过国际并购能够吸收大量国际专业人才。
(三) 迈瑞成功并购关键评价指标分析
迈瑞成功并购Datascope的案例研究表明, 在明确并购动机的基础上, 充分运用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 对各指标进行评价, 权衡利弊, 做出合理的决定。
1. 外部环境指标分析
第一, 美国政府支持。医疗产业对美国不存在国际安全问题, 美国政府一方面为了挽回在对待中国“技术入侵”问题上过分“保守”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几个能达成并购交易的标的公司, 对此次并购支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及反垄断委员会审批时也未作干涉, 这为迈瑞能够顺利并购提供了重大支持。
第二, 市场购买力强。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 高水平的医疗支出、较强的医疗保健意识及快速增长的老龄人口, 这都是医疗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强大的市场购买力以及Datascope在美国良好的服务美誉度、稳定的市场占有率是迈瑞公司并购成功的前提保障。
第三, 技术水平高。Datascope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监护设备企业, 拥有先进的研发能力。通过并购, 迈瑞可以获得其核心技术、多项知识产权及发明专利, 结合迈瑞的自主创新及低成本控制战略, 可使公司的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2. 内部评价指标分析
第一, 业务相关及战略互补。由于美国技术投入大、研发速度慢、生产成本高、利润增长低、产品创新困难等特点, Datascope公司需要通过迈瑞在中国的高成长和研发的高效率来加速发展, 并购双方的业务相关性和战略互补性强。
第二, 营销网络庞大。Datascope具有美国医疗数字联网优势, 在细分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欧美市场拥有专业的直销和服务团队, 为迈瑞提供了交叉销售的机会。
第三, 专业化机构介入。并购中, 除了并购双方的相互考察, 还引入了多家国际化中介机构。迈瑞聘请了瑞士银行作为财务顾问, 毕马威负责审计, 美迈斯律师事务所作法律顾问, 美世咨询提供人力资源服务;Datascope方面则由著名投行作财务顾问, 另外还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参与。专业机构的介入, 使财务审核、价值评估、法律问题的解决更加规范。
三、中国医药企业国际并购目标选择策略建议
在中国医药行业中, 迈瑞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通过对其国际并购案例的研究, 结合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我国医药企业如何进行有效的国际并购、提高国际竞争力有以下借鉴。
(一) 明确并购动机
确定并购方案前, 企业应结合自身优势, 明确并购动机, 制定清晰的发展目标和思路。只有清楚为何进行国际并购, 并购的优势和劣势, 才能有的放矢, 选择符合企业发展方向和长期战略目标的企业。
(二) 分析目标企业的外部环境
明确并购目的后, 可对东道国的外部环境进行分析评估。首先, 并购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政府的态度, 各国政府都对跨国并购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政治友好、政局稳定、法律体系健全的国家可优先考虑。其次, 国际并购中, 目标企业所在市场的购买能力和消费结构将直接决定并购后的市场占有率及发展前景, 需要根据所处的经济形态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由于医药行业的特殊性质, 经济条件相对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将更为有利。最后, 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将决定企业的综合创新能力, 从科技发展领域分析, 选择时需考虑技术的可及性和发展性。
(三) 对目标企业的内部价值链进行评估
对目标企业内部价值链评估包括业务相关度、营销网络、财务及资本结构等指标, 是决定国际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首先, 医药行业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高等特性, 为了便于后期整合, 需要了解双方业务相关度及长期战略目标的匹配度, 预测并购后的整合难度。其次, 目标企业的营销网络状况通常也是决定企业国际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选择规模较大、品牌良好、营销渠道稳定、销售网络健全的企业最佳, 能够帮助并购方迅速实现市场扩张, 抑制竞争对手的市场拓展, 有益于并购后的发展。最后, 目标企业的人力资源、资本结构和财务状况将直接影响并购的风险大小。由于中国医药企业国际并购经验不足, 尚未构建专业的并购评估团队, 需要引入国际中介机构, 如投资银行、会计事务所等, 优化评估方案, 综合考虑目标企业能否带来协同效应。
摘要：文章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关于国际并购目标企业选择的分析框架, 并经过迈瑞海外并购案例验证, 系统阐述了在选择目标企业时需要考虑的关键指标, 最后, 为中国药企进行国际并购目标选择提出有效可行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医药企业,国际并购,目标选择,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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