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招生 篇1
1995年12月, 江苏省委、省政府果断作出决策:从1996年开始, 以1995年江苏普通高校招生数为基数, 每年增加招生1万人, 到2000年, 全省普通高校在校生达到35万人[2] 。在当时国家教委三令五申“稳定规模, 控制发展”并加强高校招生宏观控制的背景下, 江苏省委、省政府因地制宜、根据省情形成这一决策并顶住压力和质疑, 果断实施, 坚持推进, 既需要远见卓识, 更显示了魄力和智慧。实践证明, 1996年江苏高等教育率先实行扩招, 比全国提前三年启动高教大众化进程, 是相当成功的:不仅有利于缓解江苏率先发展和加快发展与高层次专门人才总量不足和结构性短缺的矛盾, 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让子女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迫切需求, 而且通过增招所采取的对策措施, 在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和机制完善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 为全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经验。
一、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政策的形成
1996年江苏省做出高校率先扩招、“每年增招1万”的决策, “这在当时来看确实是个突破性的事情。”2010年5月, 我们访谈当时担任江苏省教委主任的王湛 (后曾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时, 他仍然颇有感触:“我认为这个政策的提出可以说是时代的呼唤、老百姓的期盼, 是江苏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抉择。”[3] 确实, 这一重大决策从政策问题的确立, 到政策议题的进入, 到政策的顶层设计与规划, 政策的实施与调整, 经历了多重波折和多方面的博弈。
(一) 政策问题的确立
在国家教委三令五申强调“稳定规模、控制发展”之时, 江苏省仍然决定加快高等教育发展, 从1996年起每年增招1万大学生, 确实是江苏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 是基于满足江苏经济、社会、教育发展需要, 满足老百姓接受更多、更高层次教育需要的产物。
1.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经济出现转型, 外向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极”。
90年代 (以下所指年代均属20世纪) 以前江苏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是乡镇企业。90年代以后, 江苏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是外向型经济。这就需要提高人才的数量、质量并优化结构。但80年代中期以来江苏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 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形成巨大反差。从1985年到1992年, 全省普通高校在校生数 (含研究生) 仅从12.0万人增长到16.0万人, 8年仅增33.3%;高等教育同龄人口毛入学率仅由1985年的1.9%增长到3.0%[4] 。而同一时期江苏的GDP总量已从1985年的651.82亿元增长到1992年的2136.02亿元, 8年间增幅高达226.9%[5] ! 1992年2月, 小平同志南巡时指示江苏发展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一些”, 这就要求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与智力支撑, 而避免成为“短板”和“瓶颈”。
2.江苏省1996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 老百姓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
王湛认为:“人均GDP到1000美元这个阶段, 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老百姓希望自己的子女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同时, 到90年代以后, 千百万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上大学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子女进入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期。“他们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特别迫切。在这种情况下, 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又多了一层呼声。”[3]
3.江苏基础教育发达但高校招生计划有限, “粥少僧多”局面长期存在。
由于江苏人文荟萃, 经济相对发达, 素有重教乐学传统, 基础教育质量在全国堪称一流。但受高校招生计划的限制, 多年来江苏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居高不下 (全国统考超过有些省市一百多分) , 导致一大批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生无法获得深造的机会。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此意见很大。江苏省委、省府领导多次要求江苏省教委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二) 政策议程的进入
面对这一局面, 江苏省教委曾多次向国家教委反映江苏的实际情况, 争取国家多拨招生计划。但针对一度出现的经济发展“过热”和某些不稳定因素对高等学校的干扰, 国家教委在90年代初的主导思想是强调“稳定规模”和“控制招生计划”。国家计划殊难增加, 只能自己想办法。1992年6月, 国家教委下达文件, 允许地方适当增加计划外招生指标, 用于为农村乡镇企业培养适用的“社来社去”的专科层次人才等。这实际给了地方招生计划管理工作一定的自主权。江苏省教委迅即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汇报, 建议在省政府的职能范围内尽可能“用足政策”。江苏省委、省政府给予了积极回应。
1.省长强调“解放思想”、“敢闯、敢试”。
1992年8月, 江苏召开全省教育工作大会。陈焕友 (时任江苏省省长, 后任省委书记等职) 明确要求“江苏各类教育事业发展速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他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 提倡敢闯、敢试就是中央给我们的一个最大政策, 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等上面布置。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及时调整、制定新的政策措施, 善于从实际出发, 灵活变通, 以适应教育加快发展的新要求[7] 。这一讲话不仅扫除了江苏省教委领导的犹豫和焦虑, 同时也明晰了思路, 为江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迈大步”增加了底气。
2.出台《关于加快教育发展与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2年9月, 江苏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省、市属 (地方) 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每年递增8%”, 除继续争取国家招生计划外, 还有三项新的举措:一是“八五”期间全省在国家计划内招收自费生、委培生的计划比例逐步扩大到30%以上;二是拓宽人才通向农村的渠道, 从1992年开始每年划出一定计划指标, 用于招收“不占国家计划, 不转户口, 不包分配, 学费自理”的“三不一自”学生;三是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多方筹措教育经费。然而由于部分省区出现了乱招生、乱收费、乱办学现象, 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另一方面, 连续两年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也导致一些高校办学条件紧张。对此, 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对高校扩招“踩了刹车”。1994年, 两委核定江苏省地方高校招生计划比1993年实际招生数减少1000多人, 同时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对部属高校的招生计划进行增加、调整”[8] 。一波三折, 江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前景堪忧。
3.将“科技兴省”充实为“科教兴省”战略, 强化优先发展教育的政府责任。
1993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4年6月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江苏省委1994年6月作出决定:一要制定省委、省政府关于落实纲要的《实施意见》并再次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二是从战略高度重视教育, 把“科技兴省”战略充实为“科教兴省”战略;三是每年再筹措8~10亿元教育经费, 加大教育投入。“科教兴省”战略的确立, 进一步强化了加快教育发展的政府行为。由此, 江苏高等教育界重新铆足了加快发展、敢闯、敢试的劲头, 蓄势待发。
(三) 政策规划与设计
要实现“2000年全省普通高校年招生数要达到10万人, 在校生数达30万人”的目标, 必须调整思路, 拿出新招。主要的问题是:扩多少?幅度怎么确定?经过慎重研究, 江苏省教委提出“每年增招1万人”——这既能保证到2000年实现发展目标, 步子也比较稳妥。这1万人的计划指标主要是江苏省内计划, 毕业生在江苏省内均可享受普通高校毕业生待遇。“那个时候, 每年增招1万人有些震撼力。从我们这些决策人角度讲, 出一个政策要有震撼力——要为大家增招1万。今天看来增招1万不多, 在那个年代就达到全省年招生量的15%了。”[3]
对于江苏率先启动扩招政策, 国家教委是有意见的, “曾在一些会议上点名批评”, 甚至有领导指责“江苏胡闹”[3] 。对此, 时任江苏省省长助理的王珉、省教委主任王湛等多次主动与国家教委领导沟通、陈情;省委书记陈焕友专程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汇报江苏高校招生的情况以及拟于1996年扩招1万人的设想。李岚清同志及国家教委主要领导“考虑到江苏的特殊情况, 同时又要顾及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权威性, 最后折中的结果是要求江苏打一份报告申请以试点的名义进行扩招”[11] 。这样, 后来国家教委没有在全国通报批评江苏的做法, 也没有严肃追究相关责任。总的来说, 国家教委“虽然是不高兴这件事情, 但还是容忍了这件事情”[11] 。
二、率先扩招政策实施引发的系列改革
面对“每年增招1万人”的艰巨任务, 江苏省教委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从实际出发, 科学设计, 缜密安排, 使率先扩招政策顺利运转并产生效应, 同时引发系列改革。
(一) 积极推进招生收费制度改革
“一年增招1万人, 一年要多投入三个亿。钱从哪里来?”[13] 经费投入是率先扩招政策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扩招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需要持续的投入, 光靠政府投钱是不现实的。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交费”的精神, 省里考虑让高等教育的受益者适当分担教育成本。王湛形象地比喻为形成“三个口袋掏钱” (一个是政府口袋、一个是社会口袋、一个是老百姓口袋) 的格局。 收费标准低于江苏民办高校1995年的收费标准, 其中本科生为每生每年4200元, 专科生每生每年3800元, 师范、农林专业每生每年减半[14] 。事实上, 为了保证江苏1996年招生改革步子跨得大一点, 江苏省属高校本科计划已经从1995年开始实行“并轨”, 即按国家任务计划招收的本科新生同按调节性计划招收的本科新生一样, 执行同一条录取分数线。这比全国提前了两年。1996年江苏省属高校继续推进本科招生并轨。1997年, 江苏高校实行本专科招生全面并轨。同时, 改革毕业生就业制度, 缴纳培养费入学的学生, 毕业后在国家政策指导下, 通过人才市场自主择业。招生收费制度改革为加速高校扩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多方努力挖掘办学潜力
“八五”后期, 江苏高校的办学资源总体来说还是有闲置。1996年迅速扩大高校招生, 高校短时间内无力兴建新的教学和生活设施。因此在加大投入扩大教育资源的同时, 高校也需挖掘原有办学潜力, 努力扩大招生容量, 主要措施有二:一是鼓励招收走读生;二是推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三) 各种途径扩大办学资源
1.鼓励高校与地方联合办学。率先扩招启动后, 江苏省教委积极鼓励和引导高校与有条件的市、县 (市) 联合办学, 开办分部、分院, 以快速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资源, 形成双赢局面。
2.鼓励高校建设新校区。
3.在中专校试办高职班。这一举措为后来中专校升格为高职院校 (乃至本科院校) 奠定了基础。
4.创办“公有民办二级学院”。早在1993年, 江苏就已经开始发展民办高等教育。1997年, 中共“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尝试“公有民办”形式提供了理论依据。1998年“一种依附于公办高校、以民间资源为主要经费来源、具有较大办学自主权的民办高等教育的特殊形式——公有民办二级学院便在江苏公办高校中应运而生了”[1] , 正式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发展的大幕。浙江等省市也纷纷效仿。但当时江苏的这一办学模式创新, 并没有得到国家教委的肯定, 而且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和东南大学成贤学院还被叫停了。但江苏省属高校所举办的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却在批评与质疑声中逐步站住脚, 不仅在江苏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而且形成各自特色, 赢得市场和公众好评。2003年教育部以“独立学院”的方式认可了这一新生事物。
(四) 选聘“大学生村官”, 打开高校毕业生通向农村之路
为了解决“扩招”后可能引起毕业生就业的困难, 陈焕友书记提出:选派一部分优秀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 由省财政负责担负他们的基本工资。这一思路得到了全省各级党政领导的积极响应[11] 。
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政策实施过程中出台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政策举措, 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成功地保证了率先扩招政策的顺利运转并产生良好效应, 更在于带动了江苏高等教育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在先后访谈当年的领导和决策者的过程中, 我们深刻领悟到以下要义: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发展的前提是要变革:首先, 思想的解放和理念的变革, 只有思维定势被突破了, 才有新的发展。其次, 在一定时间内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变革, 就势必对既有的体制、机制提出调整甚至突破的要求, 就会催生新的体制、形成新的机制。最后, 改革需要在不断“试错”中推进, 江苏率先扩招政策的实施过程告诉我们:虽然在试验、创新的过程中会犯一些错, 走一些弯路, 但“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经过历史的检验和沉淀之后, 肯定会留下一些好的东西。
三、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政策实施的特点
今天回过头去看1996-1999年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过程中的数据, 或许觉得并不起眼。但我们评价其成效或意义, 绝不能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每年增招“1万人”, 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 但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何况, 在国家三令五申加强高校招生宏观控制的背景下, 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政策“打破坚冰、率先试水、开拓新路”的价值, 已不是一系列统计数据所能够反映和衡量的。
江苏高等教育扩招的节奏被1999年起全国“疾风暴雨式”的扩招打断, 江苏高等教育发展迅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 我们很难明确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政策带来的长久效益;也无法假设如果没有1999年增幅超过50%的极速扩招, 江苏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是不是更稳妥、更有质量。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率先扩招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江苏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江苏高等教育平稳迎接全国大扩招并从容跨入大众化阶段, 乃至对于全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 1996年江苏率先扩招政策得以形成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价值, 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中层突破”成功案例, 即地方政府从本地实际出发, 从人民利益出发, 在与中央某些宏观政策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 依然勇于探索、敢于担当和善于变通, 并最终取得突破。江苏在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大省”、“教育强省”, 与改革开放30年来坚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工作思路有很大关系。“提倡敢闯、敢试就是中央给我们的一个最大政策, 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等上面布置。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及时调整、制定新的政策措施, 善于从实际出发, 灵活变通, 以适应教育加快发展的新要求”, 陈焕友的这段话给江苏率先扩招做了最贴切的阐释。
(一) 地方政府:变革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90年代中期, 教育领域里的计划经济色彩仍然很浓, 大家还是习惯于“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和“自上而下”的政策供给。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 不同地区的微观主体表现出的利益需求大不相同。这样一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既不利于分类指导, 也极易在“自上而下”的变革过程中面临障碍。在这种情况下, 谁会在区域利益取向的制度变革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既有动机谋取符合当地利益需求的制度安排, 也有能力与权力中心“讨价还价”?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之后, 地方政府“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纵向依赖的行政组织, 已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 改革之初推行了行政性放权战略, 即权力中心根据决策权的重要性不同, 把一部分经过选择的决策权下放到地方或部门, 这使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获得了实现地方利益最大化的手段……随着行为模式的变化, 地方政府作为一级行政代理人, 可以利用政治力量主动地追逐本地经济利益最大化, 从而相对于微观主体有更强的组织集体行动和制度创新的能力”[17] 。
海因兹—戴特·迈尔认为, “只有很少的制度变迁是由人类的理性预见和干预所带来的。大量的制度变迁要么是机遇 (外部力量) 所造成的, 要么就是内部的变化所带来的, 其中机遇所起的作用比我们通常设想的还要大。不过, 假如当人类理性干预的机会出现, 我们又希望能更好地把握并加以利用的话, 就需要更好地理解那些出现在历史记录中的理性变迁的机制”[18] 。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政策的形成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等外部力量的牵引, 同时也受到教育自身发展变革的推动。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结合在一起, 已为政策创新 (变革) 积累了巨大的动力。可谓蓄势待发, 一旦触引便是突破!关键是谁来突破, 如何执行?国家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确立了“中央与省 (自治区、直辖市) 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决策权进一步加大。在此背景下, 江苏省级政府承担了“突破”的任务, 成了政策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二) 借力变通:突破“壁垒”的有效策略
虽然说江苏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一定的能力谋求有利于江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变革, 但在国家教委三令五申加强高校招生宏观控制的背景下, 还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如何向上级国家主管充分反映江苏的实情以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更大的支持?如何在文本弹性和执行刚性之间找到政策变通的空间?如何突破“体制壁垒”获取政策收益?这是江苏制定和推行率先扩招政策过程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也是考验人们智慧与韧劲的试金石。
1.借力变革。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 要求江苏发展得“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一些”。江苏省委、省政府及省教委在向国务院和国家教委主要领导汇报工作或打报告申请增招名额时, 通常会把这一条放在首位, 以增强说服力。1995年3月和10月, 李岚清副总理两次视察江苏, 江苏主要领导抓住机会就向他汇报江苏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以获得支持[3] 。1995年11月7日, 江苏省政府致国家教委《关于请批准增加江苏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函》, 用了很大篇幅强调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教委领导对江苏高教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 并转述了李岚清对江苏“加快高教事业发展, 挖掘高校办学潜力, 增加高校招生规模, 降低高考录取分数线, 以培养更多专门人才”的期待。类似这样主动提出“先试先改”并争取中央领导的认可或批示, 或多或少为江苏1996年成功实现率先扩招增添了砝码。
2.变通执行。
江苏很多创新举措, 比如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 在变革之初都有悖国家宏观大环境, 但大家都秉持一种不争论、不张扬的态度“静悄悄地改革”, 等待实践来检验政策创新的效应[20] 。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政策的出台和施行过程也有这样一些特点。
其一, 边说边做。1992年以后, 江苏先后出台三个重要文件, 其中最主要的是1995年《江苏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从1996年开始, 以1995年为基数, 每年扩招10000名大学生。到2000年, 在校学生达35万人左右”。在这一过程中, 江苏一方面不断向国家教委汇报江苏发展现状争取获得更多国家计划, 另一方面每年也拿出相当数量的“地方指标”调节需求。这样双管齐下, 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其二, 先做不说。第一, 虽然江苏每年都会向国家教委打报告申请多增加招生名额, 但江苏自己拿的“地方指标”一般在国家教委要求每年上报的《普通高校本专科计划执行情况》中并不体现。江苏还是按照国家教委下拨的江苏地方高校招生计划数上报[21] 。第二, 因国家在下拨计划时会打折扣, 江苏在打申请报告时一般都提出高于预期的要求。
其三, 做了再说。第一, 省里每年拿的地方计划虽然在《地方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中不予体现, 但在需要用发展数据“震撼”他人的场合, 江苏还是会原原本本地拿出每年的实际招生数和在校生数, 告诉大家:虽然在“控制规模”的宏观背景中, 江苏的高等教育仍然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 并拥有高校数、在校学生数和年招生数的“三个全国第一”。第二, 在一些专题研讨会上, 江苏也会以一种先行者的姿态把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制度创新和政策举措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以小范围内的赞同争取更大范围的认可[22] 。第三, 自己不说而借媒体的嘴、群众的嘴“说”。江苏1996年实现“增招1万人”目标后, 地方媒体给予了充分报道, 江苏各界群众也表达了对政策的欢迎, 无形中也在向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传递信息:江苏率先扩招政策还是契合实际, 顺应民意的。当然, 顺便指出, “做了再说”的做法“有时也会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史的误读。例如, 公有民办二级学院由江苏率先创建, 浙江等省市紧跟其后效仿。但‘挑头人’的江苏因担心受国家教委的批评而尽量采取‘做了再说’ (当时称为‘只做不说’) 的做法——不张扬、不宣传, 而跟进效仿的省市却不顾忌这些——结果后来不少人都误以为这一办学模式系浙江首创。尽管江苏并不介意改革‘创新权’的归属, 但我们有责任讲清这一历史事实” (顾冠华语) 。
(三) 张弛有度:“理性干预”的政策变革
1. 规划:全局在胸、综合考量。
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政策的形成, 并不是孤立、偶然的。它与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以及江苏教育的整体战略相一致。它是江苏经济、社会、教育事业发展“全局在胸”投下的一枚“胜负手”。
其一, 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之举是“科教兴省”战略在江苏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科教兴省”战略为率先扩招的出台提供了良好的政治背景。如果没有1994年“科教兴省”战略的提出, 可能全省不会那么快对 “在创造一流经济的同时创造一流教育, 用一流教育支撑一流经济”达成共识, 率先扩招政策的推行可能也就不会那么顺利平稳。
其二, 率先扩招政策是推进江苏教育现代化工程的题中应有之意。“教育现代化”既是发展目标, 也是江苏教育不断变革发展的过程。1995年底, 江苏在全国各省区中率先实现“两基”。高等教育作为江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目标和路径是什么?在已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正大力发展高中教育的背景下, 江苏提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目标是:2000年普高在校生35万, 成人高教在校生20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推行率先扩招政策成为必然。
其三, 率先扩招政策是江苏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中期, 江苏普通高校67所, 与北京并列全国之首, 其中部委属院校31所, 居全国第二;成人高校64所。但根据江苏社会事业统计报表分析, 1994年江苏每万人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数仅有28.93人, 只居全国第九位。排除江苏人口多的因素, 这一数据还是与江苏普通高校数全国第一的地位极不相应。事实上, 当时江苏高校都有“挖潜”的可能性, “因为很多学校也就一、二千人的规模, 师生比大概只有1∶6的样子, 办学效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存在资源闲置的现象”[3] 。优化结构, 提升效益, 注重质量, 做大做强, 成为当时多数高校的目标。
2.执行:契合实际、注重实效。
“率先发展、大胆探索”并不意味着盲目冒进、乱闯蛮干, 真正好的政策一定是从实际出发、适应需求、灵活变通的。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政策的制定者在做顶层设计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一点。“增招1万人”听起来是一个口号式、理想型的政策目标, 但事实上对这一目标的确定, 江苏省委、省政府以及省教委进行了慎重的研究, 已经考虑到增招的幅度应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大体同步, 避免因为过度扩招带来的社会问题。对于中专校试办高职班、公办高校引入民办机制试办二级学院等符合当时实际需要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体制创新, 也给予了积极的引导和有力的保护。今天来看中专校升格、公办名校办民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下, 这两项办学体制创新, 尤其是公有民办二级学院, 为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资源, 移植规范、成熟的管理模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 直到今天, 真正“白手起家”的成熟民办高校很少。任何一项成功的政策都不可能“纯而又纯”, 只有契合实际、注重实效的政策才能顺利运转并产生良好效应。
四、案例引发的思考:高教改革期待“中层突破”
以上从三方面分析了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的特点。之所以这样落墨, 并非说江苏率先扩招政策就没有缺憾和失误, 而是期望通过凸显这一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领域“中层突破”的成功案例, 引发深度反思, 获得更多启示。
我们最为看重的是:这是一个由地方政府启动政策议程, 打破宏观体制壁垒, 以支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顺应民众呼声的政策创新。
众所周知, 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30年的主旋律是对传统、僵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批判和解构, 那么, 后一个30年就要转向全面的创新和建构。而要推动一个有13亿人口、幅员如此辽阔、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大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亘古未有之事, 并无先例可循。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有着五千年历史和文化的国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同样无先例可循。
马克思主义告诫我们:应该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应该依靠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因地制宜”的变革和创新。“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4] 历史上无数的实践已经验证了列宁的告诫:影响深远的正确决策必定充分尊重和吸收基层的呼声、民间的智慧。
问题之一:基层和民众的创造性如何能够获得全社会的认可?基层的呼声、百姓的期盼如何能够影响高层决策从而转化为政策与策略?如何付诸实施并形成制度变迁和创新, 从而影响全局?
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瑞龙教授认为,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初始阶段, 权力中心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能力和意愿, 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的主导因素”[17] 。但是, 当权力中心倡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面临障碍时, “具有独立利益目标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谋求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 “相对于微观主体有更强的组织集体行动和制度创新的能力”, 从而在改革中间扮演着“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在此基础上, 他结合江苏昆山创立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际案例, 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20] 。
教育领域里的制度变革也需要这样的“中间扩散”或者说“中层突破”。如果将省、市两级政府视为居于基层组织与中央政府 (权力中枢) 间的中层组织, 那么像江苏率先扩招政策这样由地方政府启动的政策创新就是一种“中层突破”。“中层突破型”的政策创新模式, 不仅有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贯彻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 防止简单化、一刀切的政策弊端, 又能够支持和保护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并将之转化为政策, 在更大范围内实践、推进。
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实践是我国三农领域改革取得“中层突破”的成功范例!我们认为, 与其说小岗村18户农民是制度变革的“第一行动集团”, 不如说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为首的地方政府是制度变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因为如果没有万里及安徽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小岗村的变革很可能夭折;而正因为有了万里等同志的胆识、卓见和睿智, 通过了一系列博弈, 才将农户的创新转化为制度创新, 从而改变了当时“大寨模式”、“公社体制”的一统天下!
问题之二:是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能成功地倾听百姓呼声、汲取民众智慧实现制度变革、取得中层突破?具有什么特质的决策主体才能实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 地方政府成功实现制度变革的案例很少。虽然地方政府既有动机也有一定能力为谋取有利于区域利益的制度安排而与权力中心讨价还价, 但地方政府能否打破“体制壁垒”获得政策收益, 还取决于其决策主体的思想水平和能力、谋略。
首先, 是把握大局、把握主旋律、把握机遇的能力。诚如王湛所言:“我们搞教育工作要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90年代, 江苏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应该是满足老百姓上学的需求, 满足‘江苏要发展得更快一点’的要求……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应潮流, 把握机遇。要是搞不好, 教育就会落后于社会发展。”[3]
其二, 是率先意识和创新精神。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创立、江苏高等教育率先扩招政策的出台等实例告诉我们, 地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身处全国发展第一方阵的江苏, 已经形成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可贵意识。用陈焕友书记的话说, 就是“不等、不靠”, “敢于创新, 敢于试验”。“从某种意义上说, 提倡敢闯、敢试就是中央给我们的一个最大政策。”王湛的体会则是:“在江苏把工作做好了, 很多事情都是领全国风气之先的。因此, 在江苏工作没有创新意识是不行的。因为别人不可能给你提供现成的东西。”[3] 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才可能积极进取, 才可能有所创新, 有所突破。
其三, 是对基层实践的熟悉和对百姓意愿的了解。因为真正知道省情、民意, 才可能对“一刀切”的宏观控制提出异议, 据理力争。因为真正重视实情、民意, 才更注重出实招、见实效, 才能做到政策顶层设计时就注意“政策放到底”的问题。
其四, 是善于沟通的艺术和灵活变通的智慧。因为我们所指的“中层突破”, 其实是要突破某些既定的、现有的、通行的政策, 或者是要依据本地实情, 实施某些与宏观层面、全局部署有所不同、有所违拗甚至有所冲突的特殊政策。这就需要反复陈情, 努力沟通, 就需要讲究艺术, 讲究变通, 就需要尽可能避免莽撞和冒失。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央和高层领导的开明、宽容, 实事求是, 倡导因地制宜, 允许先行先试, 甚至允许“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的相机行事, 才可能为更多的“中层突破”提供可能。
问题之三: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期待哪些“中层突破”?
其实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江苏教育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除了1996年高等教育率先扩招之外, 在小平同志“江苏要走得快一点”的要求指引下, 江苏1993年即在苏南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 1995年在全省推开;1998年在全国首创“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在组建职业技术集团和建设大学城等方面, 江苏也开全国之先河。这些都提示我们, 那些志在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江苏、山东、广东、湖北等省区, 完全可能在“中层突破”方面有所作为。
除了寄希望于省市地方政府有所作为外, 我们还寄希望于志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的“985工程”、“211工程”院校的校长、书记, 成为“中层突破”的第一行动集团。它们在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解答钱学森“世纪之问”等方面的尝试、探索, 一定有助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突破瓶颈, 拓展新路!
摘要：1996年江苏省做出高校率先扩招、“每年增招1万”的决策, 比全国提前三年启动高教大众化进程。文章对率先扩招政策的形成、引发的系列改革和实施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江苏率先扩招是高教改革与发展中省级政府在基层组织与中央政府间的“中层突破”, 期望通过凸显这一成功案例, 引发深度反思, 获得更多启示。
扩大招生 篇2
最近,一本名为《蚁族》的书红遍中国。所谓蚁族,指的是那些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毕业,没有工作或者工作低薪,怀有在大城市中打拼的理想、聚居在城市结合部的“高智商、低收入人群”。“蚁族们”棘手的就业问题,在倒逼着社会重新审视我们的大学教育和高考制度,这时,“校长推荐上北大”跃入了公众的视野。
“这种人为因素为主导的推荐制,撼动了白纸黑字的考试制度,打破了中国的教育公平性”,这是民众对于“校长推荐上北大”的普遍反应。但是,面对积重难返的中国教育现状,改显然是一种出路,教育专家如何看待“推荐制”呢?本刊访问了教育专家杨东平和中国民办教育第一人、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
高考应该多层次化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广州开会时,在大学校园撞见了奥数班在兜售奥数试题,他就买下一份,发现初二才学的平面几何题竟然出现在小学四年级的奥数题中。
杨东平心情难静,就写了一篇名为《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的博客文章,结果此文赢得了近50万的网络点击率和7000余条评论,家长们对于奥数深恶痛绝的字眼,在每一条回复中显得很扎眼。
之所以奥数班比赛会如此火热,杨东平觉得源于现今大学招生的“掐尖”模式。他认为北大此次的改革只是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但有着积极的意义。“高校扩大自主权的各种改革,例如五校联考、三校联考等,对于打破铁板一块的格局都是有益的,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允许其探索。”
杨东平主张高考的多层次化,考试与自主招生等方式相结合,不同等次、不同类型的学校也应该用同一张考卷。当那一张考卷不再是千军万马争抢通过的独木桥之时,很多问题自然就有了转机。
要扩大教育的“自主性”
杨东平认为,中国高考改革的大体方向应该是扩大三个“自主性”:地方教育的自主性、学校的自主性、学生的自主性。而此次“校长推荐上北大”的尝试,当属于扩大学校自主性的大胆推进。
“北大面向少数高中名校的校长实名推荐,只能够产生学业最优秀的‘尖子’,这正是人家的目标,这一举措的目的本来很明确,是直接针对清华大学的提前‘掐尖’的招数,并不是选拔特殊人才的措施。”北大此招,直指清华。杨东平觉得“北大还有更大的胸襟和追求,愿意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而不是只与清华大学较劲”。
其实并不仅仅是招生的自主性,也包括师资选择的自主性。人们每每会想起陈寅恪入主清华研究院的故事: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说陈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但是自己著作等身也不如陈寅恪的区区百字有价值。于是,一无海归文凭、二无国内职称的陈寅恪终于成为了“清华四教授”。
推荐制曾毁了一批韩国校长
校长推荐制,这种以人为因素为主的招生形势,自然也有它的风险。
在一次教育会议上,杨东平曾向韩国教育界同行问起韩国几年前实施“校长推荐制”的情况,结果韩国教育家连连摇头,说“推荐制”毁了韩国一批名校校长,因为腐败。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人情社会”中,获得推荐资格的校长想电话不被打爆、门槛不被踏破、拒人千里之外,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推荐制,到底是摆在中国校长们面前的一个机会还是一个陷阱?还有待检验。
大学毕业生合格与否,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认为,教育问题应该由教育供求双方来决定,可以尽量下放自主权给学校,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为贫困学生等弱势群体提供奖学金等保障。而现有高考制度看似公平,其实未必。
信力建坦言:“我国的大一统高考考试制度如今实行已逾三十年,被高考固化的思维模式,将人们的线性思维发挥到极致,形成了单一的畸形社会形态。幼儿教育开始到高考教育的接近二十年升学之路,就是血淋淋的教育淘汰历程。”高考改革,必须要让残酷的淘汰制向选择制转换。
而“全国一张卷”的制度,更是应该列入首先改革的名单。就像不同职位的考核标准不同一样,统一试题并不能有效地测试不同层面学生的水平,只会造成“多数人陪考”的尴尬局面。而此次“校长推荐上北大”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上有着导向性的意义,会有更多的学校“破茧而出”选择类似的自主招生模式。
对于“校长推荐制”会毁坏高考公平性的普遍质疑,信力建认为,即使是现有的高考制度,依然腐败丛生,冒名顶替的“罗彩霞事件”屡见不鲜,并不能因为产生腐败的可能性而放弃高考改革。
“医疗的问题只会影响这一代人,但是教育的问题却会影响几代人。现有高考制度肯定是需要改的,改总是比不改好。至于说惩治腐败,需要法制与监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信力建说。
在谈及高考问题的时候,信力建更多地提到了“市场”一词,“但现在的大学,有99%多还是在为培养官吏服务。”信力建觉得,在保证形式公平的情况下,对“善”的追求可以市场为导向来解决;毕竟,大学生毕业以后,是质优品还是劣质品,是要接受市场的检验的。无法被市场所接受的大学毕业生越多,就业问题就会越严重。
信力建还大胆地建言,恢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教会学校与私人学校。“通过转制后,国内教育体系应该发展而成为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保障穷人读书。另一个是社会的积极性——由慈善和宗教团帮助有需要的人,私立学校给予国民选择优质教育的权利。两个积极性,社会两个分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聚焦考研-专硕扩大招生 篇3
来源：北京考试报
全国招收的40多万研究生中，专业硕士（以下简称专硕）仅占到约10%，而到 年，这一数字呈现显著变化。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165 万，报考专硕人数达43.7万，占报考总数的26.4%.在今年10月的报名过程中，很多考生对专硕的关注程度甚至超过学术硕士（以下简称学硕）。教育部明确表示，预计到 年让专硕和学硕平分秋色。这一措施让很多考生心理犯起了嘀咕：报考专硕究 竟是“捡了便宜”还是“吃了亏”？专硕和学硕究竟有怎样的差别？北京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负责人孙富强认为，专硕是一条不同于学硕的培养途径，也有其自身优点，考生在报考时要有清醒认识。
专硕扩大招生，不是空穴来风
“专硕热”不是突如其来的。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学术型的研究生培养主要侧重于高校教育精英和科研专家，这些研究生毕业后可留在高校或研机构直接就业，那时硕士的培养和就业是一致的。然而，随着起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也不断变化，最终导致硕士培养目标的变化，即不能再局限于学校，因此专业硕士应运而生。专硕在建立初期是针对临床医学、工程师这些和实践紧密结合的职业建立的，主要面对在职人员。从20开始，专硕开始面向应届生招生，规模变大。硕士研究生从总体培养方式上出现分化，有4 大种类：一是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主要面向应届生招生，以培养未来攻读博士生、从事高校教学以及科学研究为主的学术型人才；二是应用学科的硕士研究生，例如工程技术学科的学术性研究，培养面向某种应用技术领域的人才；三是双证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培养某个职业或行业领域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属于入职前的教育；四是双证非全日制方式学习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单证非全日制方式学习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例如MBA 、MPA 等，面向已经有相当工作经验的从业人员，提供更新知识水平、提升职业能力和基于职业研究能力的教育，属于在职提升的教育。
教育部在今年发布通知，要求研究生教育积极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提升研究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原则上，硕士生招生计划的增量主要用于专业学位，存量部分中的学术学位计划按不少于5%的比例调减，用于增加专业学位计划。这足以看出研究生教育对专硕的倾斜。
专硕注重实践，别有一番洞天
从培养目标上看，学硕和专硕都是培养高层次的专家型人才，但面对不同社会领域。其中学术型硕士、博士培养的是能够独立从事知识技术整理、传递、研究、创新的研究型人才，以知识技术本身为研究对象；专业学位硕士是对某种知识技术体系的应用，当然在应用过程中达到专家层面、前沿领域也会存在知识、技术创新的问题，但其主要对象是职业领域的专门实践。虽然两者有交叉点，但专硕的优势在于更接近社会需求。学硕和专硕就如同文学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文学评论家虽可以用各种理论点评文章，但可能不能像作家一样写出自己的文章。专硕虽没学硕理论研究功底深厚，但强调通过高水平系统地在某种职业领域的`实习实践，培养专业实践能力和综合职业素养。这让专硕和就业的关系更加紧密。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治国理政的领导人才，一批经营管理水平高、市场开拓能力强的优秀企业家，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大批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一大批职业化、专业化的高级社会工作人才，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成为行业的“带头人”，专硕责无旁贷。
专硕的学习者有2 种：一是有工作经验的在职人员，需要进一步进修，从而突破工作中的盲区，改良工作方法；一是应届毕业生，专硕对于他们来说是入职前的教育，因为此种教育已不再是传统的技术训练，而是集职业素养、研究、创新能力等为一身的专业硕士教育。尤其是对于职业技术水平要求高、有一定门槛的职业领域来说，专业硕士的教育可以让学生既与职业前沿紧密联系起来，又得到实践锻炼，成为职场中的领军实践者。学术硕士缺少社会实践，而有工作经验的人又缺少理论研究，专硕正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平台，无论是从综合能力、职业技术还是社会认可度上，都获得了不同层次的提升。
专硕关乎职业，难成学硕“备胎”
专硕在国外已经是一种常态的教育模式。国外有的国家专硕和学硕的比例达7 ∶3 ，国内专硕的比例也会逐渐扩大，但不同学校的趋势不一样，以研究型为主的学校，学硕还是会多一些。考生要根据自身情况，先确定自己将来的就业方向，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想清楚自己研考的目的是进一步读博还是求职；不要把专硕当成学硕的“备胎”，想着先报学硕，如果考不上再调剂到专硕。由于专业学位硕士学习主要针对某个职业领域，如果学生不愿意在某个职业领域就业而读了相应的专业学位，那么对于学校和学生本人都是极大的浪费。
扩大招生 篇4
今天市政府在这里召开市招生委员会扩大会议，把各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也请来了，主要是对今年的普通高考、中考工作作一总体部署，研究采取措施，确保今年我市的普通高考、中考工作顺利进行。刚才市教育局徐须实副局长对今年全市高考、中考组织准备情况作了介绍，有关部门和单位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做好高考、中考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年一度的普通高考、中考是事关广大考生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国家教育考试中最为敏感、最为严格的一项考试，历来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要深刻认识组织好普通高考、中考工作的重要意义。
第一，做好高考、中考工作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需要。学校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升学考试则是决定大多数学生前途的转折关口。高考、中考除了具有为高校选拔合适人才、以考促学等教育功能之外，还具有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流动等社会功能。教育公平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话题，教育考试公平则更是关注的焦点。人们常把高考、中考喻为“最后一块绿洲”，可见人们对教育考试的公平是有着认同感的，而且抱有很高的期望。我们只有把高考、中考工作组织好了，才能维护好这一美誉，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第二，做好高考、中考工作是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高考、中考工作从小的方面来讲，是检验每位考生的学习效果，检验一个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水平。当前我市正着力推进“教育名市”建设，大力开展教育创强工作，ＸＸ、ＸＸ、ＸＸ已先后通过创强，ＸＸ、ＸＸ、ＸＸ也正在争创教育强县（区），我市的教育事业正面临着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高考、中考工作在建设“教育名市”和创强中占有着突出的位置，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高考、中考组织的好坏对一个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形象直接产生影响。我们只有以强烈的责任感来推进此项工作，才能无愧于教育强县（市、区）称号以及教育创强工作的开展，才能更好地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做好高考、中考工作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高考、中考事关成千上万莘莘学子的前途和命运，“一人高考，全家关注”，高考、中考不单纯是考生的个人问题、教育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维护好、实现好每位考生的合法权益，确保高考、中考公平、公正地举行，是高考、中考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我们在工作中要高度重视抓好考风考纪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督促检查，营造公平、公正的良好教育考试环境，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我市的高考、中考工作一直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圆满完成了省、市确定的目标任务，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普通高考、中考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首先，随着高中毕业生的逐年增长，考生人数急剧增加，考试规模不断扩大。据教育部预测，未来几年我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在百度中可以直接搜索到网络站国高考报名人数将进入持续的高峰期，预计每年报考人数将达到1000万以上（今年为950万人）。全省今年的考生人数达35.2万左右，比去年增加约3.9万人。我市今年普高报名人数为15926人，比去年增加484人；中考报名人数为27014人，与去年基本持平。不断增长的考生数量使考试组织管理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大。其次，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以及高考结构性竞争的不断加剧，社会对考试招生公平公正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但同时由于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维护高校招生这块“绿洲”常绿，确保招生公平公正的责任更重、任务更艰巨。特别是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考生违纪、舞弊手段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防范打击违纪、舞弊的工作难度也在进一步加大。面对新的形势，我们要沉着冷静，积极应对，认真贯彻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及省招生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增强敏锐感，本着对国家、对教育事业、对考生和家长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普通高考、中考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主动地做好招生考试的各项工作，确保今年高考、中考工作顺利进行。
二、突出重点，强化管理，确保考试安全、公平公正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确保考试安全、维护公平公正是招生考试工作的两大基本任务。安全保密是国家教育考试的生命线，安全保密责任重于泰山，要始终把安全保密工作放在首位，绝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松懈；公平公正是高校招生工作的灵魂，是国家教育考试具有公信力的基础，要在高校招生政策制定、程序安排、实施过程中全面落实公平性的要求。就我市而言，今年要以抓好安全保密和考风考纪为重点，采取措施，狠刹作弊歪风，严惩考场腐败，实现考风考纪的根本好转。
（一）狠抓招生考试安全保密工作。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使防范和打击违规舞弊的难度增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招生考试违法犯罪逐渐形成专业化、高科技化之势，做好招生考试安全保密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增大。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严格按照教育部等四部委制定的《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规定》要求，加强对命题和试卷印制、运送、保密以及考试实施、评卷等各环节的监控与管理。市、县两级招委和招生工作人员要把招生考试的安全保密特别是高考试卷的安全保密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做到安全保密硬件设施到位，各项管理措施到位，人员配备、培训到位，逐级检查落实到位。高考前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教育、保密、公安等部门要紧密配合，按照上级关于统一考试安全保密管理办法要求，加强对试卷保密室和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坚决杜绝泄密事件的发生。要认真总结经验，切实落实分级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各项安全保密规章制度，建立应急反应机制和应急预案，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招生考试安全保密工作万无一失。
（二）采取过硬措施，整肃考风考纪。考风考纪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教育考试的威信和质量。各级各有关部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国家教育统一考试管理重要性的认识，把严肃考风考纪作为建立良好社会风气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来抓，作为反腐倡廉、纠正不正之风的大事来抓。一是要加强对考生的宣传和考前教育工作。各级教育部门要将《违规处理办法》张贴到每一个考点考场，发放到每一位考生和监考老师手中。要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警示教育，使广大考生自觉地遵守考试纪律，使其不愿为。二是要加强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防范和阻断不法分子通过手机以及其它方式传播试题、答案等信息，使其不能为。教育部要求具备条件的地区，考场均应配置无线电信号屏蔽设备。对此，各地要结合实际，认真研究采取措施加以落实。三是要加强对舞弊行为的有效防范和打击，对于管理薄弱地区、薄弱学校进行重点防范，实施严格的监考责任制以及多种形式的交叉监考等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其不敢为。四是要严格考前培训制度，进一步加强对招生考试工作人员特别是今年新监考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未经培训或培训不合格的不得上岗。通过培训，使监考人员增强责任感，明确职责，敢于执纪。
（三）加大监督检查和惩治力度。要以“三防一治”为重点，加大考场秩序整顿力度，重点防范和坚决打击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作弊；重点防范雇人代考、替考；重点防范有组织的群体性舞弊；重点治理考点周边环境和网络环境，严查盗窃、传播、出售考卷案件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在百度中可以直接搜索到网络站以及考前以卖题为名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对违纪的高压、强压态势。今年，市招委继续成立招生考试工作巡查小组，对市区所有考点进行随时巡查，各县（市、区）也要成立相应的巡查小组，加强对各考点考风考纪和考务工作完成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巡查过程中发现有监考老师和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工作不负责，造成考场秩序混乱的，要给予通报批评。对违纪舞弊事件，查实一起，处理一起，决不姑息迁就。对近期我省个别地方查获大批假冒中华2B铅笔的情况，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检查，确保不留隐患。
（四）积极主动把握导向，营造良好的招生舆论环境。每年的普通高考、中考历来是教育领域备受舆论关注的热点之一，高考、中考宣传是招生工作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级招委、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在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宣传部门参与配合，积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要加强对招生政策、工作程序的宣传，让老百姓安心、放心。要根据阶段性工作重点，做好宣传引导。要随时关注舆情，抓住舆论热点，把握适当时机，及时有效引导。对招生考试违规事件等个案，要从快从严查处，并及时、客观地向社会和媒体公开，争取社会和群众的理解支持，避免渲染炒作和误导，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和谐，有利于高考、中考的社会舆论环境。
三、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确保今年高考、中考顺利进行
招生考试工作牵动社会的方方面面，既需要各级政府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也需要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还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关心支持。这里我着重强调两点意见：
（一）各县（市、区）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切实负起责任。各县（市、区）要将普通高考、中考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统筹协调人力、物力、财力，精心组织实施。要根据国家和省招生工作会议精神和《浙江省高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订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具体措施，层层落实到位。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中考工作由县（市、区）政府负总责，市教育局要加强统筹安排和督促指导。各县（市、区）在考前要组织有关人员对考试场地进行检查，对查找出来的问题要予以及时解决。考试期间，各县（市、区）要建立高效的信息沟通、指挥协调和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做到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得到迅速处置。
（二）各级相关部门要明确职责，加强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级教育、招生部门要牵头做好普通高考、中考的组织协调工作，制定方案，采取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各考点学校要按规定认真做好考场设置、人员选聘、培训和施考等工作。卫生部门要加强对考点学校食堂卫生的监督检查，确保饮食安全；同时要开辟医院“绿色通道”，做好紧急救护准备。公安部门要加强考点及其周围的安全保卫工作；安排警力对考点学校周边交通道路定点值勤，对部分车流、人流量大的路段实行交通管理，对校门口过往车辆提醒减速行驶，维护好交通秩序。交通部门要加强对接送考生的车况进行安全检查，严禁超载，防止意外交通事故发生。建设部门要加强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调度，增加有关考点车辆营运密度，方便考生乘车；同时要做好供水保障工作。电力部门要安排专门力量值班，确保考试期间各考点的电力供应。建设、工商、文化、环保、综合执法等部门要加强对建筑企业、文化娱乐等场所的噪声管理，严格控制城市噪声；对考点学校周边流动摊贩、临时摊点要进行治理整顿，为考生创造安静的考试环境。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普通高考、中考工作的监督力度，一经发现有违规违纪行为，要及时查处，严肃追究责任。新闻单位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招生宣传服务，使考生了解政策规定以及相关信息；对一些涉及普通高考、中考的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的报道，新闻单位要事先和教育部门沟通，教育部门也要主动与媒体联系，及时通报情况，为普通高考、中考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