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的背后

《道德情操论》的背后 篇1

道德与个人经济利益虽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但也存在必然的藕断丝连深层的联系。道德是一种不受个人经济利益支配的命令。诚然,与法律相提并论而言,道德是由主体体现出来。然而,道德力度的体现并没有法律执行那样明确。相应地,法律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所制定,具有强制执行的特点。道德要求体现在两个方面:当个人在看到与精神社会不匹配的行为时能自然流露体现出来;当个人在能动行为时不能间接地影响到他人的幸福,并且能在适当时候克制自己。正是有了道德的体现,人类社会在各种规定约束才显现出和谐。相应地,在道德的约束下,人类社会才能发展顺利;也正由于道德的约束力度,当今社会的经济运行运行成本才能有所降低。道德为社会中发展的每个成员建立了一个可以相互信任的场所。目前,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经济下行阶段,道德伦理的丧失正在使当前社会经济承受着严重的经济压力。面对经济的发展水平处于痴迷状态,而相反地忽视了道德力度的开展和建设。

二、亚当·斯密的道德观

1、个人的道德品质的相关论证

1)仁慈与正义

亚当·斯密在开篇就论证了同情的合宜,即人们是通过他人的情感连同自己的感情标准是否一致来判断其行为的合宜[1]。个体对主体的反应是能动的,不同的主体对客观世界所持有的态度及所产生的反应是不同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得出的结论也并不相同。他人的感情经历仅代表他人所经历、付诸过的行动。自己所承受的感情也仅为自己所复述,两者的行为或者说所产生的结果是不一致的。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正义和其他各种社会美德之间的最大区别是正在于此(这一点直达最近才被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学者着重指出),那就是正义对我们行为的约束比友谊、仁慈或大度更为严格”。当前,依法治国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所提出的“四个全面”中的要点之一,依据法律来界定,并且所约束或容许诸事。道德的界定,一方面是驾驭在法律的约束力的层面上,更趋近于理性情感。另一方面,当生活在社会中的主体,面对物质极大丰富、科技日益先进的社会中时,道德的界定更加趋向于我们的精神领域,这也是彰显时代素质的进步。

2)谨慎与自制

亚当·斯密曾说过:“我们宁可谨慎小心也不愿意野心勃勃,我们更多的担忧维护记得的利益,而不是进一步鼓动自己去获得更大的利益”。社会的发展总是不断进步,我们对社会的探索以及求知欲亦是逐步扩大的,当我们获取相应的利益时,我们不应该产生更大的贪婪欲望去索取更大的物质财富。

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点之一,就在于人是有思想、能够进行独立思考。正是基于思想和独立思考,人可以按照一定目的去执行,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所以,自制力是一种非常美好但却难能可贵品质。通常,现实生活中或许有诸多诱惑,我们有时不能把持自我。自制力强的人,往往意志比较坚强,能准确把握住个人意志。当然,意志和思想一样,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培养和锻炼出来的。当面对各种不定性情况之时,我们能够及时的调节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准确把握对自身情感的控制,同样也是对自制力的考验准则。

亚当·斯密还指出:“仁慈之人缺乏自制,自制之人缺乏仁慈”。当一个法官的妻子违法犯罪,法官在执法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仁慈之心而假公济私;但是,如果他依然秉公执法,旁人或者法官的亲属可能会认为他不够仁慈。所以,仁慈和自制有时候却表现为相互矛盾。万事万物均有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仁慈和自制也依然在矛盾中相互交织、相互体现。

3)自傲与虚荣心

自傲的人通常都认为旁人应该以一个他本没有到达的高度来评判他自己,即个人不可一世。换句话来讲,就是指他人在相关领域所涉猎的不及自己;而虚荣的人则以为旁人同样会以一个他捏造并尽力维持的高度来评判他自己。尽管这个所谓的高度是个人所创造,但其仍然坚信他人是无法比拟的。正如亚当·斯密认为:“自傲的人很容易产生虚荣心,而有虚荣心的人通常都会自傲”。

然而,虚荣心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良的风气。不良的风气必然会导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发生。虚荣心会滋生对于财富的偏执热爱,减少对精神世界的执着。以至于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导致道德败坏,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目前,正是建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阶段,虽然物质财富正逐步提升,精神财富还有待于加强,道德建设更显得刻不容缓。

2、社会的道德体系的论述

1)道德体系的产生

道德体系的形成是鉴于人们大量的对周围事件合宜和不合意的鉴别而单独综合形成的一种大众评价体系。每个人在评判自己行为合宜性的时候,往往是假设自己站在他人的角度,认为他人对与自己的行为会给出一个怎么样的评价[2]。所熟知的主观意识效应,就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心理效应:在阐述自己观点时或多或少带有某种主观意识。然而,在评判外界的过程中,个人可能会受到自己主观意识的干扰。这就需要一个约定成俗的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们对于某个特定的行为或品质都将形成一致的评判标准。

2)个人道德品质对社会道德体系的影响

好的道德品质,诸如:仁慈和正义、谨慎和自制,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改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使得人与人之间更加友善和睦,整个社会也将会营造出和谐的氛围。

诚然,虚荣心和自利会引起社会风气的败坏,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在没有嫉妒心的情况下,我们同情快乐的倾向比同情悲伤的倾向更为强烈”。人们往往更加羡慕富人和大人物,鄙视穷人和小人物,这种观念将会导致个人道德情操的败坏。

个人道德品质和社会的道德体系是相互影响的,并且个人的道德品质在未成熟构建时需要通过普遍的道德体系来进行约束。当道德风气败坏时,需要人们普遍形成一种抵制不良风气的理念去抑制不好的品格方向发展。

三、经济市场的道德建设

1、经济市场中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劳动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3],资本家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不择手段剥削工人,是贪婪的追求财富的恶棍。当前,现在许多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故意制作虚假广告,这是市场失灵的结果,经营者的道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经营者在追求自我经济价值的前提下,将商品的使用价值降低至极点,以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利益最大化。

世界经济格局中,在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美国主权危机以及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依然稳步前行。然而,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背后的道德败坏却没有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只顾自身利益,不顾他人性命安全;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不良的社会风气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更不利于经济的稳步发展。

2、经济市场中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

在当前现代市场社会中,道德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力量之一,但道德所能够应用的疆域正在不可避免地缩小。当今社会,法制建设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法律的约束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必要的,道德建设作为法律建设的必要补充,所涉及的领域也要作适当的扩展[4]。如果把追求极大的虚荣心和贪婪的利己之心作为最大的目标,这是个体在道德建设选择中出现了歧路。同时,这同样也违背个人道德建设的理念以及触犯了相应的法律制度约束力。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传统道德资源的国度,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在维持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延续性和精神凝聚力起着重大的作用[5]。它对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所起到的作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熟知。当前,“四个全面”正逐步在落实,依法治国将全面深入各行各业、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但是,即使是在充分的法制理论的建设中,仍然会存在着人们的法制意识淡薄的现象。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面鼓励和支持各行各业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实践的深化改革正逐渐显现出来。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变迁时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必然导致上层建筑发生变化[6]。同时,国民伦理道德体系深层的变化也伴随着广大群众价值观念的转变。因此,在经济市场的道德建设上,我们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对其中有着广泛的道德建设进行整合,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体系;在法制基础建设上,要逐步提高经济市场的法律意识,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和威慑力,抓好这双无形的手。从而,我们的市场经济在积累物质财富,仍然可以保持一个比较的道德标准,整个社会将会稳步前行。

参考文献

[1]杨冬辉.亚当斯密情感主义伦理思想探究[D].西南大学,2014.

[2]周军.“合宜性”及其伦理意义[J].江苏社会科学,2005(6):232-236.

[3]杨曾宪.从马克思的观点论及资本家的劳动、监督与剥削行为——“价值学视域中的劳动价值论与剥削”系列研究之八[J].社会科学论坛,2010(21):15-33.

[4]熊建生.论公民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6(4):505-509.

[5]马玉龙.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传统武德影响的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07.

《道德情操论》的背后 篇2

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 2008年，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名著《沉思录》骤然走火，一年之间出了16个版本，其共同的宣传语是：温总理读了百遍的案头书。而2009年另一本西方名著、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在几个月里冒出了11个版本，这次的封面上写着：温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

温家宝总理推荐《道德情操论》是在访英期间。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和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时他都引述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后来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时总理有一次引用了这段话。

时值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温总理多次引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这段话，普遍被解释为对这种金融危机起因的分析或者说批判。确实，温家宝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述这段话时明确说到：“有效应对这场危机，还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作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但是这两本书在其身后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在中国也是如此。《国富论》1902年就被严复以《原富》之名译介到中国，这一年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诞生之日，而《道德情操论》则到1997年才有中译本。

《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人性假设和《道德情操论》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看似互相矛盾，所以历来被视为斯密悖论。但这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就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

但是我们也不可把温总理对《道德情操论》的偏爱仅仅当作是一种“时事评论”，事实上，早在2004年接受《爱尔兰时报》助理总编采访时他就提到了这本书：“他(亚当斯密)在这本书(《道德情操论》)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此后在2005年到2007年间他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这本书，其交谈对象有参加两会的代表，有《财富》论坛的企业家，有文学艺术家，也有人大青年学生。可见温总理对这本书和这段话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以温总理最近两次谈到《道德情操论》而言，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有网友提及“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一些垄断行业收入非常高”，温家宝总理以《道德情操论》里的这段话开头，表示“我们非常关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而在《金融时报》采访时，这段话更是用以回答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