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 篇1
关键词：日本,东亚共同体,中国
东亚共同体成员国范围的界定是一个稍微有争议并且很重要的问题, 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是以中国和马来西亚为代表的国家主张主要以10+3为主渠道框架, 规定以这十三个国家为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围, 并已逐步上升为地区合作的基本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以日本、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主张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一起加入, 主要基于能够扩大其影响力。
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经历了大概十年时间, 本文主要就日本近代对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态度和立场就简单概述, 日本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所推崇建立的是以日本为首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时日本是以侵略为性质, 最终肯定是要以失败告终的。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 日本开始对东亚区域合作稍稍开始出现变化。确实金融危机给各国都敲响了警钟, 各国都认为很有必要建立起能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可以相互救助的合作机制。有了比较多的活动是在小泉执政的时期, 2002年1月, 小泉纯一郎在访问新加坡时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又在2003年11月18日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特别突出的行为是在该年的12月, 在东京举行召开了日本和东盟的特别首脑会议, 并签订了《东京宣言》, 提出了日本和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构想”。之后小泉在2004年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和2005年初的众议院施政演说中都有表示要大力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快速实施。并在其执政期间多次访问东南亚各国想要与东亚各国签订FTA协议, 后期由于小泉一味的追求脱亚入美, 参拜靖国神社等各种触犯了东亚各国心灵底线的事情, 之后该事就没提过了。追其原因有很多的, 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小泉不顾各国人民的感情因素, 而且特别不愿意与中国合作, 搞好关系, 中国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 什么事情没有中国的参与, 应该是举步维艰的。2006年安倍晋三和2007年的福田康夫都只是在某些具体场合有提到, 但该问题日本政府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行为和举措来推动。
2009年8月经过众议院大选, 日本民主党实现了政权的更替, 9月鸠山由纪夫正式成为日本首相, 对外关系方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着重重新定义了美日同盟的关系, 和全方位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想法。而且这次日本对待东亚各国的态度也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该年9月24日, 鸠山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前主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 提出想要参见欧盟把东亚建成像欧盟那样的东亚共同体, 并于24日演说时说到新的日本将会秉承友爱精神, 在东方和西方, 发达国家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多样化文明之间发挥世界桥梁的作用, 迎接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在东亚, 新的日本要超越历史, 成为亚洲各国的桥梁, 向建设东亚共同体挑战。同时中国对于日本新政府的态度是持欢迎的, 10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 第一次就三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达成正式协议, 会议并发表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文章说:三国致力于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致力于区域合作,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沟通与协调日益加强。10月24, 25日在泰国举行的第十二次10+3领导人会发表了主席声明, 各国领导人重申将10+3机制作为实现东亚共同体长期目标的主要载体, 由东盟在其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次东亚峰会也就其相关达成一致。这次鸠山该问题的提出能引起各国的共鸣, 笔者认为有很大程度是因为有中国的良好回应。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和则两利, 斗则俱伤, 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日本首相又一次更替, 日本又面临着重要选择, 至少现阶段日本政坛没有发生如之前小泉那样根本性的错误和方向性转移, 还是非常热衷于构建东亚共同体。
事实上, 笔者认为日本热心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核心目的, 就是争夺东亚的政治领导权, 排挤中国, 而达到它想要称霸东亚, 甚至称霸世界的野心。为了达到其称霸东亚的目标, 日本充分利用美日同盟和中国在海洋权益上和东南亚国家存在的一些矛盾, 通过这些来离间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 来达到它不一样的目的。日本为了确保自己主宰东亚的目的, 支持美国深入介入东亚、支持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实行O型战略包围, 这对于其直接或者间接都可以图谋东亚的主导权。
参考文献
[1]刘江永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东亚合作前景《国际观察》2010.2
[2]刘昌黎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东北亚论坛》2010.3
东亚峰会与“东亚共同体” 篇2
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经济理由似乎很充足。人们津津乐道：“东亚区内贸易投资不断增加”、“２０亿人口的大市场”、“集体回应全球化的挑战”。最近几年，东亚搞起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区，尤其是中日韩分别与东盟订立的自由贸易协定，组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区网络”，最终会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网络将有助于东亚成为利益共同体。不过，一旦超越经济层面，东亚共同体的理由就不足了。例如，有多少国家敢言“东亚政治或者安全共同体”？所以，目前人们津津乐道的东亚共同体，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而非全面的利益共同体。在利益方面尚且如此，若考虑到价值方面，则更难说东亚正在形成共同体。
目前的各种“东亚共同体”构想，基本上是各种各样的国家版本，它们有交集，但更有差异和冲突。有人说，东亚国家，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已经获得“广泛共识”。但细察之，这些所谓“共识”实际上还是非常初步的、含糊的、矛盾的甚至是冲突的。日本不是不想要“东亚共同体”，而是不想要中国主导的“东亚共同体”。如果有一天日本真的把东亚共同体当作其首要目标，那一定意味着日本对外政策的重大改变。
值得指出的是，东盟担心成为“东亚”的次地区，对“东亚共同体”三心二意已有所流露，因为东盟骨子里真正想要的是东盟共同体。最近东盟全力制定和推动《东盟宪章》即是明证。即使搞“东亚共同体”，东盟仍然希望由自己来发挥关键作用而亚洲地区主要力量倚重于它。所以，东盟终于决定让外围国家——不属于东亚，却在东亚有关键、重大利益的国家——加入这次东亚高峰会议。“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东亚共同体”因为东盟而启动，也可能因为东盟而松散化和泡沫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加入后的“东亚峰会”实际上正在成为一个“小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ＭＩＮＩ ＡＰＥＣ）。其与真正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美国主导的，后者则不包括美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不是一个成功的合作模式。东盟对此有清楚的结论。正因为如此，东盟才主张、发起“东盟加中日韩”的１０＋３合作。大的ＡＰＥＣ不算成功，小的ＡＰＥＣ就能成功吗？
美国成为实际上反对“东亚共同体”最大的力量。目前加入东亚峰会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与美国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尽管与美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许多国家仍然把美国当作是它们的经济繁荣和国际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领导人１１月将出席在韩国召开的ＡＰＥＣ，１２月的东亚峰会美国领导人则不参加，美国对“东亚峰会”的态度是这次会议走向的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我看来，目前的“东亚共同体”建构和实践存在许多主观因素。“东亚地区”的概念仍然空泛，人们对“东亚到底是什么”、“东亚的意义”并没有明确的逻辑，仍然把精力集中在传统的地区经济合作——所谓地区经济集团化和大国关系上，没有关乎命运与共性的超越经济意义的地区意识、地区价值和地区认同。人们对东亚地区面对的深刻、迫切挑战，诸如极其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长期漠视。人们对于如何处理好东亚地区合作的国际政治学没有真正的思考。“东亚共同体”的国际政治学是关于一系列“谁”打头的问题：例如，“谁的东亚共同体”，“谁从东亚共同体受益”、“谁受到东亚共同体的冲击”、“谁受益最大，谁受损最大”等。
中日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 篇3
姓名：郑家迎
学号：2008010122
班级：08国际政治
指导老师：许吉教授
中日政治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
08国际政治 郑家迎
2008010122 【摘要】在当今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形势下，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使得东亚地区的一休化渐渐被东亚各国重视起来，然而相对于欧洲一体化，东亚一体化的道路要艰难的多，主要原因是东亚各国之间缺乏政治层面的互信，当然相对于欧洲东亚各国发展水平差异更大也是重要的原因，然而从政治互信的角度来讲，东亚各国间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认同则是东亚各国政治互信一直打不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中日作为东亚地区两个大国，两国间的政治认同程度不但对两国政治互信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东亚共同体的未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 日本 文化认同 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又称亚洲共同体）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一个紧密整体。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基础上，并非一个排他性的集团，也不
［1］针对任何区域外国家。在全球性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和扩大的趋势下，特别是欧共同体的成功，12月1号《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明年1月，“欧盟总统”范龙佩和“欧盟外长”阿什顿就将走马上任。种种迹象显示欧洲一体化不断得到加强，未来欧洲极有可能以一统一的国家姿态在国际社会上出现，而反观东亚这一个具有很大合作潜力的区域，共同体的建设仍旧停留在设想和尝试的初级阶段。当然这其中原因种种，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巨大，政治认同度较低使得中日之间相互制定对外政策时总是相互堤防，难以形成突破性进展。而中日又是东亚两个最大的国家，日本是东亚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国家在东亚地区都具有很大的地区政治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讲中日两国的合作进程甚至决定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进程。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韩领导人接触时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韩领导人也予以积极回应，东亚共同体的概念迅速升温。鸠山把东亚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东亚共同体发展状态如何从意识形态上讲取决于东亚各国人民是否具有东亚共同体意识。而这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的政治文化为基础的。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文明形态 ［1］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516.htm?fr=ala0
辉煌而独特，价值认同一致或类似。但问题是现在东亚各国是否依然具有一致的价值认同和文化理念?如果有，为什么东亚各国会在众多问题上产生分歧、摩擦．会存在如此严重的不信任?我们认为，目前东亚各国并不存在文化认同，这也是导致东亚共同体构建举步维艰的一个主要原因。［2］结合欧洲一体化成功的经验与东亚历史上的文化认同分析。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政治认识文化认同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
一、中日之间的政治文化同源性
仅管中日之间现行不同的政治体制，但是在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背后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政治文化同源性，而政治文化是深受本国的文化性质所影响的，这也会从根本上影响一国的政治制度。中日同属于东亚文明圈，在历史上中日之间的文化交频繁密切。公元前3世纪到3世纪，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儒道融合而成的华夏文明，先传入朝鲜半岛，而后又传到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被传入国依照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来理解、诠释、接受、改造华夏文明，建构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哲学。东亚文明形成早期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在其后得到了延续。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引和融合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13世纪初，宋学著作也已渐传人日本，朱子学又由日本学者群体的解释和发展。形成诸多学派。在德川幕府时代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3］这种融合与创造，使东亚哲学呈现出内涵相同、形态多样的景观。汉字和汉文、儒学、佛教、律令制度和生产技术都是日本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内容。3世纪末期，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佛教文化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以后的文化的启蒙有有着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也在国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儒学特色的政治文化特色，日本也从此建立了与中国类似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在唐朝时，中华帝国进入了强盛时期，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据记载，公元630-894年，大约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共向唐派遣了十几次的遣唐使，多数人回国后都被委以重任，尽其所学，对日本的政治制、法律、教育、文学、艺术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到了宋代，儒学经经程颐、朱熹的发展逐渐成为宋学，并影响到 ［2］［3］邵亚楼.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12月第4期 罗纳德·1·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了日本。由于宋学侧重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之说，符合刚刚建立的日本幕府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并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一时间日本国内出现了众多指定教授宋学的藩校机构,使程朱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稳定幕府时代的封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中国相对于世界上的强国相对落后，日本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但是但是自清朝建立以来，大清帝国治下的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这在喜欢与强者为伍，向强者学习的日本人眼中也成为蛮夷。“东亚共同体”自那时已经渐渐崩溃。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三国在文化上已经分道扬镳，逐渐没有了在政治文化上共同的认同。日本的文化是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过去认同的汉唐文化在日本成为记忆中的中国，并与现实中的中国分离以后，日本人也觉得，纯正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已经消失。却在日本延续下来。他们通过衣服、音乐、礼拜之制、万世一系的皇族与政治合法性延续，以及知识阶层对中国经典与朱子之学的理解等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批判．这滋长了明治之后他们作为亚洲文化盟主的信心。在文化上，对于“华夏”和“夷狄”也不按照地理空间来划分了。那个在汉唐时代可能曾经是文化共同体的 “东亚共同体”已经渐渐崩溃。但是中国政治文化特别是在文化思想层面对日本的影响仍然存在。
二、中日两国政治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儒家、法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张。道家提倡顺乎自然，“ 无为而治”；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儒家、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糅合各家学派的观点，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兼容道家合理思想的“大一统”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与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德治政治文化相适应，和为贵、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政治思想，大一统、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的政治价值取向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内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国际主义思想。国际主义体现在外交上，是把外交政策放在对国际事务理解的基础上。从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包含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思想，是国际主义精神与和平理想的完美统一。和平外交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首先考虑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体现了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主张。
日本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特征，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国际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实质是强调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认为“日本是世界之神国的最优秀国家和民族。”［4］与日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是日本排外的政治传统。日本人将世界划为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内外分界线十分清楚。对内，日本人可以相互协调以取得各方平衡，对外，则以日本为中心，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侵略他国。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始终占主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政治价值取向，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集体主义的继承和超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核心，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评判标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集体主义原则作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行为准则，同植根于私有制、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的日本式集团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有机融合。
日本政治文化重要的特征是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这在二战前更为明显。“神道思想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实践以及支撑它的生活态度和理念” ［5］但日本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把“双刃剑”，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如果被过分推崇并走向极端化、沙文化，会极大的影响国家的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理性的政策理念。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理念，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在国内蒙蔽、欺骗国民，驱使国民为其侵略战争卖命的意识形态工具。仅管在二战以后的在民主改革中，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被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皇集权、军部擅权的法西斯专政体制被废除，政教分离，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西方政治民主、和平思想的传播，议会内阁制的政权体制的建立，普选制的推行，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平的政治文化在日本的形成。至少在国家政治外交的层面，神道思想 ［4］［5］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日］松村明.大辞林,三省堂,1988.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已经大为削弱，不再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思潮、民族心理的深层，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多方面作用，不应、也不可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偏概全。不能不注意的是，冷战后在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似乎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步伐放缓，经济进入泡沫阶段后日本的这种神道主义和民族思想逐渐发展成为新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是以继承日本历史上的集团义主义为重要特色的。
集团主义在历史上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日本人历来习惯以集团的原则行事，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日本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日本的这种集团主义思想根源于日本的地理空间狭小，各地域在古代又相对封闭各有其界。加之日本是个岛国，自然灾难多发这就要求在集团内的人们加强合作共同面对灾难。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6］所以日本的这种集团主义相互协调只是集团内的协调，对集团外并不存在协调关系，所以实质是以集团形式表现的利己主义。日本式集团主义表现在各个领域，家族国家观是其中之一。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各届政府强化了天皇制家族国家观，从而使得日本人对天皇的极度崇拜，把天皇看作是神而不是人，及至二战后天皇制的保留，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仍然是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对于集团所作的决定，如果导致不良后果，只有集体才能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有承担后果的责任感。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上，集团主义的表现就是无人负责任。由于集团主义强调集团高于个人，个人的能力被无限放大，个人的责任被无限缩小，导致日本“一亿人总忏悔”以推卸责任的错误战争责任观能够出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礼、中庸，主张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由此铸就出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民族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很好了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而在国内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逐渐合为一体，成为激发中华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纽带。这种民族主义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是 ［6］[美]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_传统与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追求国家独立、自由、发展，与其他它民族和平共处的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当代日本以日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民族主义则是狭隘的过度的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优劣论等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日本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应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适用于全世界，使天皇方式适用于一切国家。新民族主义认为日本应成为主导全球事务的政治大国，日本应确立对世界的霸权，一句话，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民族优越感，鄙视其他的民族，不愿与其他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春秋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积极倡导和谐思想，天下一家，和为贵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追求的美好境界。在“和为贵”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的历史传统。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进一步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中重“ 和谐”的价值理念，在国际关系处理中，倡导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反对动辄使用武力，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建立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日本的传统思想中也强调“和”的精神 ［7］，日本人自称为“ 大和”民族，就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反映在政治价值观上是一种“ 中庸之道”，强调各民族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政治文化中的“ 和”中纳入了竞争，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西方达尔文主义规则。在内政上，日本是求“和”的，为各方的利益平衡，派阀间可以相互协调。而在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上，“和”被排除在外交政策取向之外，崇尚的是以武力为手段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不但在战败前的日本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日本欲迈向军事大国的企图上同样是表露无遗。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日趋理性。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现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并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等等，主导着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
［7］］赵宝煦“和为贵”.、“中庸之道”“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49,(4).三、中日政治文化认同是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基础
在目前全球性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和扩大的趋势下。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价值观的东亚地区的合作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外忧内患，恩怨沧桑，历史问题也一直影响着中日之间的正常关系，新的问题又频频产生。只有秉承和弘扬东亚价值观，强化“东亚意识”。才有助于东亚各国走出困境；否则，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将失去机遇。进一步说,东亚各国家要在这方面历史感情方面相互理解,在地缘利益方面相互密切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60年。但是应该成为“东亚共同体”核心的中、日二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并直接导致了中、日国家间持续的政治冷淡。仅管新一任日本首相鸠山对外宣称不会参加靖国神社，但是以往各届政府持续参加靖国神社，窜改历史教科书，无视历史事实的做法，深深地伤害了深受日本侵略过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也导致东亚各国人民对“大东亚战争”负有责任的日本失去信任。日本要想真正回到亚洲，就必需正视历史事实，承担其战争责任。此外。在相互交往中还必须注意到基于地缘关系的差异所导致的各国民众不同的心理状态。此外东亚各国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共同体意识”。有着共同的文明基础的东亚两个大国，相信中日之间差异和分歧终究是可以克服的，共同的利益需求当然是一个重要素。但基于对未来利益的认知和勇于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有着敢于面对历史事实的勇气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区域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处于起步阶段的东亚合作面临一些问题实属正常。尽管在建立怎样一个“东亚共同体”和如何建设的问题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重要的是。各国业已就建立“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它表明东亚共同体已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正在由理想变为现实。
目前东亚在建立“共同意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东亚各国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历史问题的存在也对这种共同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如前所述，由于从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始东亚地区的中日朝三国已经在文化认同上分道扬镳了。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这几个国家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物质文化方面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正是导致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一直难于真正有效开展．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太低，从而导致这一地区成为潜在的冲突地区。而要打破这种局面。恰
恰是需要东亚各国努力建立“共同意识”，从而加强合作，消除各自内心的芥蒂。才能保证这一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