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原因论文十篇

历史原因论文 篇1

邓小平曾说:“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 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 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 永远丢不得祖宗, 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指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包括取消党的领导, 抛弃无产阶级专政。”

1985年至1990年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 在他出版的著作中说到苏联解体的原因, 他把其分成两部分。他认为,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内部, 即苏联改革年代后期, 各地突然爆发并迅速发展的民族主义。正是这个东西, 成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破坏过程中强有力的催化剂。雷日科夫认为苏联解体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两个领导人造成的。第一个人物——戈尔巴乔夫由于政治上的无能, 把苏联引到了深渊的边缘, 等到苏联眼看就要寿终正寝那年, 他再去无头苍蝇似的忙忙碌碌, 早已无补于事。另一个人物——破坏英雄叶利钦, 为了夺取国家最高权力, 他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乌克兰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 以此作为像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 一旦作出最重要的决定关头来临, 他就要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地展开了搞垮国家 (指苏联) 的行动。

而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次讲话, 也可看作他是如何看待苏联解体这一历史问题的。普京于2007年6月, 在关于《重编历史教材, 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讲话中说:“1990年至1991年, 如果用冷战的术语表述, 我们在思想上已经被解除武装。”当时的苏联人思想上解除武装后, 普京说:这由什么来替代呢?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所提倡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就是戈尔巴乔夫主张的全人类价值这样一种非常模糊, 抽象的意识形态。按照这种说法, 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的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 使苏联人被解除思想武装, 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所以现在普京强调爱国主义和强国主义。

2008年至2012年当过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的一次讲话, 也可看作他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梅德韦杰夫在2005年4月4日说:“如果我们不会团结精英, 作为统一国家的俄罗斯可能会消失。一个完整的帝国被从地图上抹掉之日, 正是他们的精英失去了团结一致的信念并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之时。”苏联精英你死我活的斗争, 是苏联解体的原因。

1993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 在1993年1月的总统就职演说中, 说是美国战胜了苏联。这也可以列入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的一种看法。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992年曾谈道:为取得对苏联冷战的胜利, 美国在近40年中花费了若干万亿美元。从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字来看:为打垮苏联, 美国耗费的资金为13万亿元。

曾担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 认为苏联解体的责任在叶利钦。他认为如果不是1991年“8·19”事件的背后一刀和叶利钦的夺权阴谋, 按照他自已的做法, 苏联是可以保住的, 且他的改革目标也是可以达到的。

曾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 却认为苏联的瓦解始于赫鲁晓夫。他说:“简单举赫鲁晓夫的几个例子:禁止有自留地, 不允许牲口私有, 甚至禁止养羊。这是苏联瓦解的开始。”1983年7月, 苏联《真理报》才发表社论, 支持私人副业。

戈尔巴乔夫时期曾担任过苏联国防部部长的亚佐夫, 在2010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 说:苏联境内外的敌人有意识地用尽浑身解数促使苏联灭亡。如果您还记得, 1989—1991年故意造成苏联国内买不到基本的东西;肥皂, 洗衣粉, 香烟, 酒也短缺, 故意制造革命性紧张:人们堵塞道路等等。苏联是从内部和外部毁掉的。

二

学术界的几种主要看法。

关于背叛马列主义的观点:

这种看法是把苏联解体的渊源, 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就背叛了马列主义。

这种观点认为, 苏联共产党自赫鲁晓夫开始就逐渐脱离, 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 戈尔巴乔夫当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政党。这种观点同时也指出: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的错误, 主要是僵化, 教条。

事实上,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他的“改革的开端是赫鲁晓夫时期揭开的”。所以, 有学者认为,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反对斯大林。

也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位学者写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或者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地思想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并倡导改革初期, 已经侵入苏共领导集团的核心, 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有学者认为, 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实际上背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情况下, 苏联输掉了新闻宣传战和信息心理战。在很大程度上, 他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导致其毁灭。因为, 苏维埃有效地思想宣传工作受阻, 宣传机器无法捍卫社会主义的成就并揭露资本主义的缺陷。

关于和平演变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第一个提出要警惕和平演变的是毛泽东。苏联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惨重的教训, 它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正确性。但毛泽东曾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 工资制度也不平等, 有八级工资制, 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他在1975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由于每个人提供的劳动量不相等, 他们从社会领到的消费资料也就不平等。再加上每个人的生活负担各有不同, 有的人家庭人口多, 经济负担重, 即使他提供的劳动量和别人不一样, 他家庭每人平均所得到的消费资料要比别人少些。由于这些原因, 虽然实行“按劳分配”, 但依然有的人生活富裕些, 有的人生活差些。所以按劳分配从形式上看好像是平等的, 实际还是不平等, 它依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如果不加以限制, 而任其扩大, 那就会增加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关于冷战结果的观点:

俄罗斯有一学者的观点值得注意, 他认为:“只有根据现代战争的理论才能搞清楚苏联解体的原因。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联手搞冷战, 苏联遭受失败。冷战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一场以战胜对手为目的的信息战, 意识形态战”。

与上面论点有关的是, 英国的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 在1978年出版的一部书《第三次世界大战》中, 就用模拟战争的方式, 描述了1985年苏联解体的情况。早在1978年他们就预见了苏联的解体。

关于“匆忙”改革的观点:

历史原因论文 篇2

一

发达的特务制度是封建社会末期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

自从秦赢政发明“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人间上帝开始, 皇帝制度便和封建专制结下了不解之缘。秦始皇继承了西周之“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古脉, 在其所授意的刻石上写下了“六合之内, 皇帝之土, 人迹所至, 无不臣者”[1]。然而, 历史并不像封建帝王想象的那么完美, 从有专制的那一天起, 百姓便已存在了反抗意识, 这种反抗意识促使封建帝王用更集权的手段来加强自己的统治。从秦始皇的“乐以刑杀为威, 专任狱吏, 狱吏得亲幸”[1], 到封建社会中期的“校事”、“侯官”, 再到明王朝的锦衣卫、东西厂, 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帝王为了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而进行的统治手段的变种和滥施。

封建统治者用铁钳式的政治手腕来处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秦汉的“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到明朝严密的特务网络,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明王朝初建时, 暂缓了阶级矛盾, 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来没有缓和过。一方面, 皇帝要达到“代天理物、威炳自操”的目的;另一方面, 诸功臣居功自傲, 元朝残余势力亦甚猖狂, 江南豪绅又大量兼并土地。这种现象迫使明太祖建立了强有力的特务机构———锦衣卫。纵观封建社会, 以皇帝为首脑的封建政府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 要求把权力抓在自己手中, 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地主分子散居各地, 各种政治集团矛盾重重, 这样, 中央政府和地方地主集团既有共同利益, 同时也有争权夺利的矛盾。明朝专制统治者为了调解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泯灭人民的反抗意识, 在继续使用宫奴的同时, 便疯狂膨胀特务政治。皇帝为了达到集权于一身的目的, 总是不择手段的。封建王朝愈是走下坡路, 其专制手腕就愈离奇、愈强化。

二

列宁在《论民族的自决权》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马克思理论的绝对要求,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时期, 皆形成了皇帝和大臣的严重对立, 致使特务调查制度层层严密地建立起来。

1368年, 朱元璋称帝。天下初定, 政局不稳, 出身贫农的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后, 地主阶级中仍有不少人对他怀有敌意。而且北方元朝残余势力“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 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 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 驮马牛羊尚全而有之”, 国内“豪民多富强, 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 武断乡曲, 人受其害”[2], 怎能使豪富“毋凌弱, 毋吞贫, 毋虐小, 毋欺老”。朱元璋一面在洪武三年钦封二十八侯, 以安定军心, 抵御元朝的残余势力和内部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大肆掠杀江南豪族, 使“江南北巨姓右族, 不死沟壑, 叫奔举散处”。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 朱元璋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与之征战南北的诸位功臣上, 再加上胡惟庸任相七年“生杀黜陟, 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 必先取阅, 害己者, 辄匿不以闻”[2], 蓝玉“在军擅黜将校, 进只自专”, 于是洪武年间的“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 朱元璋就杀了七八万人。朱元璋用严酷的手段管制臣民, 尽管他“戴星而朝, 夜分而寝”, 但仍力不从心。洪武十五年 (1382) , 他特设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特务机构———锦衣卫。锦衣卫设有监狱和法庭, 与中央各部无任何隶属关系, 只对皇帝负责, 由皇帝直接指挥和调遣, 全国重大的政治性犯人, 概由锦衣卫审判处刑, 因而它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特别的刑法机构。锦衣卫在初建之际, 逮捕了不少贪官污吏、违法地主, 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后来便逐渐演变成专制皇权的附属品, 以至于“洪武年间, 秀才做官, 吃多少辛苦, 受多少惊怕, 与朝廷出多少心力, 到头来, 小有过犯, 轻则充军, 重则刑戮, 善终者十二三耳”[3]。

朱元璋死后, 朱允炆继位。他“性柔少断”[4], 特务政治虽延续但并无发展。建文元年 (1399) , 雄踞北塞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兴起“靖难”之师, 经过三年之兵戎相见, 登上皇位。

朱棣“横贪天位”, 或斥之“燕贼篡位”, 或讥之“靦颜人士”[5]。即使认为明成祖是圣主的人, 也仍将“靖难”视为逆举, 以至于人曰:司马之心久暴于路人, 齐鸶之谋早形于咨议。从方孝儒慷慨就戮时的绝命词也可看出朱棣与建文旧臣的严重对立:“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猶。忠臣发愤兮血涙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5]而朱棣———这位通过逆举登上皇位的封建帝王, 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因而他容不得诸臣子的非议和责难。为了屠戮“不法之臣”, “永乐十八年八月, 设东厂, 命中官刺事”[6]。明代最大的一个负责侦缉和刑狱的特务机关由此而诞生。这个特务机关直接接受朱棣指挥, 除皇帝以外, 任何人都在其秘密侦察之中。朱棣以厂统卫, 以宦官为头目, 以卫兵为羽翼, “杀人至惨, 而不丽于法”, “屡兴大狱, 冤号遍道路”[6]。至此, 明代特务政治趋于完善并进一步发展。恶习相沿, 代代相传, 成化十三年, “妖狐夜出, 人心惊惶, 感劳圣虑, 添设两厂”[7]。西厂、内行厂“其众自为一军”[8]。

严密的特务网络, 使得“勋旧耆德, 咸思辞禄去位”, “京官每旦入朝, 必与妻子诀, 及暮无事, 则相庆又活一日”[8]。严密的特务网络, 也使得帝王们自以为内乱不已, 全无振兴朝纲的雄心大志。

三

特务制度的发达及其疯狂化, 也是宦官宫奴和少数佞幸假皇帝之权威恶性膨胀自己势力的结果。宦官宫奴、奸佞把持特务政治, 把皇帝的目的变成了膨胀私人权势的手段。从“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太监之批红, 而相权转归于寺人”[9], 到熹宗之际的魏忠贤擅权, 自掌东厂, 罢斥正人, 诛杀善类, 我们循着宦官干政的足迹去寻觅明代的衰亡史。

建国初期, 朱元璋明确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预者斩。”[10]但他却于洪武十二年 (1377) 九月, 违背自己的诺言, 派宦官刺探隐事。成祖永乐年间, 朱棣更加重用内臣。《明史·宦官列传》小序中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 皆自永乐间始。”朱棣把宦官“归其事于内”。内者, 司礼监也。这样, 作为明代特务的最高指挥机关———司礼监, 便逐渐由宦官所把持, 有明一代, 永无变更。

自明英宗以后, 随着统治阶级日趋腐朽, 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 除少数几帝“威炳不移”外, 大都把宦官视作心腹, 以至于他们乘机窃权, 演变成酷烈的宦官擅权局面。英宗时王振、宪宗时汪直、武宗时刘瑾、熹宗时魏忠贤皆猖狂一时, 他们假皇帝之权势和专掌机密的特权, 狂热利用特务政治, 排斥异己, 诛杀廷臣。其中, 宦官控制特务政治盛于刘瑾极于魏忠贤。

刘瑾是朱厚照继位时所宠信的宦官, 东厂提督邱聚, 西厂提督谷大用, 锦衣卫使石文义, 都是他的亲信。而且正德年间, 刘瑾又设内行厂, 于是诸多特务机关侦缉罗织, 特务多如牛毛。他“多树爪牙, 密共奸谋”, 在位数年, “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7]。

正德五年, 刘瑾伏诛, 然“旗校络绎于天下, 缙绅骈首于狴奸, 远近震骇, 上下屏气”, 特务政治仍势焰薰灼。魏忠贤时更是“满朝俯首清一色, 私置党羽遍天下”, 且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 “当是时, 东厂番役横行, 所缉坊无虚实辄糜烂”[11]。特别是天启一朝, 熹宗皇帝自小“不好静坐读书”, 忠贤便趁机导之“猖优声伎, 狗马射猎”, 造成“太阿之炳下移”。天启末年, 魏忠贤大权总揽, 俨然皇帝模样, 肆无忌惮, 无所顾忌。“民间偶语, 或触忠贤, 辄被擒僇。”[9]此外, 阉党党在东西二厂设置多种酷刑, 强化残暴的特务政治。魏忠贤把强化特务政治和屡屡“矫诏”相结合, 使残暴的特务政治公开化。文献载, 苏州民变中, 市人颜佩韦问:“旨出朝廷, 还是旨出东厂?”缇骑怒曰:“旨不出东厂将谁出?”由此看来, 特务政治成了宦官专权乱政的工具, 特务政治也就发展到了顶峰。

历史教学应认清历史事件的原因 篇3

一、历史事件的内因和外因

内因是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和第一位的原因，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外因是事物的外部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第二位的原因。外因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影响要通过内因才能起到作用。如：新航路开辟的内因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外因是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的进步，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两者相互结合。

一般情况，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变化时通常用内外因的方法进行分析。如：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内因是英属北美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等；外因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和启蒙思想的传播。又如：苏联的解体，内因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苏联经济滑坡，政治动荡以及苏联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等；外因是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

二、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是指影响历史发展的诸多原因中带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历史进程中起决定作用、影响全局的原因。这种是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反映着客观历史规律的要求，通过所说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等都是指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因、阶级性质、影响历史事件的主要矛盾、是否顺应或违背历史潮流等方面去分析。如：促使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的根本原因是：A、诸侯争霸战争使土地荒芜；B、铁器和牛耕的使用；C、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D、鲁国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井田制的瓦解是随着私田数量的增多而瓦解，而私田的增多在于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使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人们有了开垦私田的能力，故应选B项。

直接原因是指影响历史发展的诸多原因中，导致事件发生的近期原因，一般是指在时间关系或逻辑关系上与结果最为接近的原因，导火线往往就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如：中国的禁烟运动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也是直接原因。

一般情况，分析历史事件开始的原因通常用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去分析。如：法国大革命爆发：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直接原因是1789年5月三级会议的召开，也是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三、历史事件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主观原因是指在历史事件的诸多原因中，与事件中人物所在阶级、阶层、团体、个人的主观意识密切相关的那一方面的原因，即人为的因素。如：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天京变乱出现的主观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导致定都天京以后，领导者被胜利冲昏头脑，革命进取心减退，腐朽思想日益滋长，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尖锐。

客观原因是指在历史事件的诸多原因中，与事件中人物所在阶级、阶层、团体、个人的主观意识毫无关系的那一方面的原因。它不依赖历史事件中人物的意识而存在的因素。如：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客观原因是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它是不依赖太平天国中农民的意识而存在。

分析历史事件的结果的原因通常主观和客观原因，如：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观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破坏、立宪派和旧官僚的破坏、袁世凯的权利和阴谋。

四、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指诸多原因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但这种主导因素往往不止一个，其中起决定作用的称之为“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与根本原因意思相同。如：严中平等编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1912年至1919年8月间，建成厂矿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元以上，八年相当于过去全部投资总额。”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①北洋政府采取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②资本家爱国心的驱使和利润的刺激；③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机遇。出现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①。

一般来说，历史的内因、根本原因、主观原因都是主要原因。不属于主要原因的就是次要原因，如：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阻的主要原因是A、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大在中国的资本输出；B、自然经济的阻碍；C、思想观念的落后；D、清政府的压制。此题A、B、C、D都是民族资本发展受阻的原因，但主要原因中是A，B、C、D都属次要原因。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不能公式化地去看待历史事件，而要仔细研究和分析历史事件中的原因是哪种类型的，然后再联系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实际，去具体分析用哪种类型的原因解释更恰当、更合理、更有说服力。只有把历史知识活学活用，才能达到掌握知识、提高能力的目的。

（作者单位：四川省宜宾市三中）

由于历史的原因 篇4

（六）为加强农民工其他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落实县政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同住子女入学，并免除专门加收借读费的政策。我们与县教育部门达成共识，认真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在我县的农民工只要提供农村户籍证明和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简化入学手续，子女即可免费入学。同时对外出务工人员困难家庭的留守学生给予资助，今年我们积极主动向市人社局争取企业资助农村留守中学生助学金项目，成功争取到由青岛太平洋恩利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助学金15万元，于12月15日为300名困难家庭留守中学生发放了每人500员的助学

金。我们积极会同卫生疾病防控、安全生产、教育等部门，开展职业病防控和流动儿童免疫工作，督促企业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加强对农民工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和监督检查，对职业病多发行业和从事可能产生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切实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同时督促各个学校建立卫生防疫措施，定期为流动儿童开展疾病防治工作。加强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我们高度重视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建立和实行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体制。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服务，将农民工计生工作纳入输入地计生经常性管理和服务范围，给农民工免费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免费提供国家规定的农民工避孕节育手术和避孕药具，坚决治理强迫流动生育年龄妇女近乡孕检、跨地设站孕检和“搭车”乱收费的现象，受到了广大农民工的欢迎。为进一步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我们督促用人单位建立文化娱乐场所，安装体育健身器材，尤其是农民工较集中的建筑施工、制砖等用人单位，要求其订购报纸书刊、买电视装电脑，让农民工在业余时间能看到报纸看到电视，能上网，建国砖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几年，我县很多企业把开展农民工文化活动作为展示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的重要举措。连续举办了“信合杯”、“昌鸿杯”篮球赛和卡拉OK大赛，这些以农

民工为主的文体活动的开展，不仅宣传了企业本身，也促进了农民工文化活动的深入开展，形成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演出，节日有庆典，人人都参与”的生动场景，极大地丰富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创造了一片精神文明的新天地。

（七）农民工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在县城务工较稳定的就有1万余人，为使这一农民工群体融入城镇生活，结合我县城镇化建设总体规划，放宽落户城镇条件的政策，充分尊重农民工本人意愿，对愿意在城镇落户的农民工且符合落户条件的在城镇落户并享有城镇居民同等权益。让农民工尽快实现由职业的转变到身份的转变，让农民带着土地派生利益进城就业安家。

(八)加强农民工工作机制建设。我们在县、乡镇两级分别成立了“农民工创业培训指导中心”；成立了由劳动保障、农业、教育、建设、财政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民工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形成了“政府统筹、各方参与、积极推动”的工作格局；建立了县、乡镇、村三级外出人员就业工作领导体系，在11个乡镇（区）分别设立了农民工监测点，建立农民工就业信息台帐。强化农民工就业服务机制建设。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层次配套的原则，把市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成为功能最为完善、信息化程度高的市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失业保险、劳

历史原因论文 篇5

(一) 政治表现

明朝中后期朝廷中党派林立。万历后期, 朝廷中形成了很多派系, 主要分为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和昆党。这些派系致力于争权夺利, 互相攻讦, 在政治方面并没有什么作为。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与同志高樊龙以“致君泽民”为宗旨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 得到了在野士大夫和部分在朝官员的应和, 形成了影响很大的东林党议, 随之形成了风靡一时的东林党, 并在天启改元后受到重用, 盛极一时。然而在此时, 宦官魏忠贤为了掌握大权, 谋取更多的利益, 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 形成了客魏集团, 而东林党的反对派也和客魏集团狼狈为奸, 形成了臭名远扬的阉党集团。他们在政治上党同伐异, 排挤东林党人。在天启四年, 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大奸恶”, 群臣响应, 一时间弹章纷纷而来。从此, 阉党对东林党人恨之入骨, 对东林党人进行血腥的镇压, 两党纷争由此也发展为了党争, 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才结束。

(二) 经济生活表现

明朝中后期, 虽然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 但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 社会分工的逐渐扩大, 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并且日益繁荣。明朝中后期, 白银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法币地位, 商人和商业资本也十分活跃, 形成了许多地域性的商业集团, 其中最著名的为徽商、晋商。他们资本雄厚, 人数多, 经营范围广, 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集团, 如徽商“藏镪有至百万者, 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商人的活动沟通了南北各地商品经济的流通, 繁荣了市场, 也推动着小商品生产的增加。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市场与城市经济的繁荣, 形成了许多都会, 如北京、南京、苏州等。北京“四方财货片骈集于五都之市”, 南京则“天下南北商贾争赴”, 苏州自“阊门至枫桥, 列市二十里”, 城市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了不同区域的特色, 新兴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 形成了区域性商品经济体系。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产生。

(三) 思想文化表现

思想文化发展上出现了很多的哲学家。王守仁, 浙江绍兴府余姚县 (今属宁波余姚) 人, 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他自号阳明子, 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 精通儒、道、佛三家, 被学者尊称为阳明先生。明朝初年, 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受到了社会上层的大力提倡, 成为维护其统治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武器。虽然程朱理学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在明清时期日益走向繁琐和僵化, 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 强调自我, 否定权威的王阳明心学的出世, 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它有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 受到了广泛传播。王阳明思想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是先秦思孟学派与佛教禅宗对他造成的深刻的影响, 二是他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在这两个基础上, 王阳明自身的哲学思想体系——阳明心学形成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三大部分是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他提出“心无外物”的哲学命题, 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 “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即“心即理”, “心外无理”的本体论思想。另外, 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良知”, “天理”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的本性, 是“良知”的本质, 是“不假外求”。

二、明朝中后期社会开放的原因

(一)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社会变化的总根源

明朝中后期, 在农业上生产工具日臻完善, 耕作技术日益进步, 耕作经验越来越丰富, 因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手工业上, 工匠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 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高速发展。在此基础上, 明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飞速发展, 商业也日益繁荣, 资本主义萌芽也随之产生。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 也对传统重农抑商观念造成了影响, 商人和商业资本活跃起来, 形成了不少地域性的商业集团, 其中徽商、晋商人数最多, 资本最为雄厚。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出现了经商热潮, 不仅商人和手工业者追求盈利, 连农民也得“变谷以为钱, 又变钱以为服饰日用之需”, 那些往日自谓“清高”的士大夫们也竞相追逐金钱, 贪图财力。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变, 开始变得重利重商, 社会风气也不复明初的节俭淳朴, 奢侈之风盛行, 人们逐利拜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业的繁荣, 城市经济的发展, 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市民文化得到发展, 出现了大量倡导自由的文学作品, 新的观念也随之产生, 阳明心学被广泛的传播, 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升。由此可见,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明朝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是明朝中后期社会产生变化的总根源。

(二) 西学东渐的影响

明朝中后期, 天主教会大批教士来中国传教, 他们以某些方面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为手段, 向皇室或地方官吏贡献一些西洋之奇巧物件, 受到了中央或地方当局的赏识, 敲开了中国上层社会的大门。这些传教士在宣传天主教教义的同时, 自己或与其他人也合作翻译一些书籍, 介绍西方的文化和自然科学, 如利玛窦的《几何原本》《同人算指》《测量法义》《句股义》, 汤若望的《西洋测日历》《远镜说》, 应用科学方面如龙华民的《地震解》, 熊三拔的《泰西水法》等。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的文化、自然科学等为晚明的有识之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们积极与西方传教士进行交流, 吸收他们带来的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学, 了解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 希望从中寻求挽救社会危机的办法, 这也打破了“中国独居天下之中, 东西南北皆夷狄”的传统观念。

西方宗教文化和自然科学的传入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对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使他们开始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科学技术, 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 王阳明思想的广泛传播

明朝中后期, 商品经济快速发展, 商业逐渐繁荣起来, 城市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 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 外来文化带来的冲击, 人们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变化, 这一切都在要求一个新的社会思潮的出现来解开传统思想对人们的束缚, 王阳明的思想应运而生, 并且风靡一时, 被广泛的传播。王阳明死后, 他的弟子继承了他的衣钵, 发展成为王门后学, 逐渐形成晚明的学术主流, 动摇着程朱理学的地位。王阳明的思想对晚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新的四民观念的确立, 对商业的繁荣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成为工商皆本的先声。王门后学所强调的追求个性自由, 解放人们的思想, 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同时, 也对市民文化和小说的兴起产生了推动作用。

三、明朝中后期社会开放的影响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 西学东渐出现, 王阳明思想的广泛传播, 使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政治上, 朝廷中政派林立, 官员谏言之风盛行, 士人公开议论朝政;经济上,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思想文化上, 王阳明思想的广泛传播, 文学小说的兴起和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传统价值观方面, 价值观念逐渐向重利、重商方向转变;社会风气方面, 奢侈之风盛行, 人们逐利拜金。这一切都说明明朝中后期社会的开放。

参考文献

[1]顾起元.客座赘语[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历史原因论文 篇6

为了对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 笔者于2013年9月~12月对甘肃靖远县某两所中学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初二四个班和高一六个班中各随机抽取三个班, 共440人作为本次问卷调查的样本,收回问卷420份,回收率为95.5%,其中有效率占94%。经过统计得出如下结果:

二、中学历史教学的有效性现状

根据笔者对两所学校的调查情况来看,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还不完善,教学活动和行为还没有形成持续性和有效性, 其具体情况可以归纳为五种表现:

1.历史新课 的导入方法 欠佳。问卷调查统计显示, 学生能迅速被新课导入吸引的人数占41%,这说明在历史课导入新课时存在一定问题, 有待解决。

2.学情掌握 不够全面。 从调查问卷中“学生对于教师的提问,通过思考,是否能够回答? ”这一项来看,学生选择“是”的只占23%,这无疑是对教师的一个警示。这是教师不了解学情造成的,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学生认为教师只喜欢历史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对学困生不公平对待,伤害了学困生的自尊。

3.教学方法 简单。问卷调查中学生认为课堂并非基本由教师讲授的只占有4%, 认为教师坚守课本,死记硬背的占到75%。可见,教师注重传授知识,往往忽略学生能力的培养,是简单的“以教师、教材、考试”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4.课堂教学 欠灵活性 。调查问卷发现 ,课堂教学存在学生被动学习的问题。

5.课堂复习 设置不合 理。教师往往把课堂复习看作过场而不加以重视,不依据学情编制习题,只是简单套用历史课后的习题或学辅资料题作为复习内容。没有做到分层设计历史习题的量和难度,不重视学生对历史课反馈的解题意见和建议。

三、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缺失的原因分析

1.受历史教 师自身素 质的影响。 历史是广博的知识总结,涵盖多个领域,如,涉及到自然科学史、数学、物理、天文等各个领域,因此,历史教师要具备全面的知识素养、人格魅力以及教学能力,才能够把历史“重现”给学生。

2.客观因素的 影响。

(1)没有完善的评价、选拔机制。教学过程中的激励机制和促进机制不健全,教师迫于家长、社会以及学校的压力在新课改中徘徊不前, 致使历史课程教学改革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此外,一些中学在历史课教学上没有建立与新课改理念相协调的教师评价体系。

(2)轻视历史教育。从目前教学的情况看 ,很多人认为历史是副科。现实中, 教师出于功利心的考虑,不会重视历史教育教学,很多学生因此也认为历史对初中和高中升学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也就放弃了对历史课的学习。

(3)没有完善的教师培训、进修机制。历史教师参加培训、进修是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育理论的必要途径。 受种种原因的影响, 教师参加历史课的培训、进修机会很少,观摩课更是少见。同时进修培训又缺乏严格的管理、考核、奖惩机制,一些教师把学习进修的机会当成追名逐利的阶梯, 这影响了教师素质的提高和业务水平的可持续发展。

历史原因论文 篇7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法制发展,特点,地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发展情况概述

(一)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在基本沿袭汉朝的法律是同时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创新。其中蜀国以汉朝正统自居,基本沿袭汉制,并且在蜀汉建立初期,即由诸葛亮等人来制定《蜀科》。在其后诸葛亮主政时期,科教严明,更是提出“以法治蜀”的主张,陆续制定“法检”、“科令”、“军令”等篇目,史称“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同样,吴国也基本沿用汉制,但也在孙权的主持下对法令有两次较大的立法活动。

而在三国中,魏国的法制发展最为突出。从立法上来看,魏国制定的《新律》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立法活动,魏律在篇目上相比汉律大为精简,同时在体例上也做出了重大变革,将《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与此同时,魏国在刑罚改革和司法制度方面也都较前朝有所创新。

(二)两晋时期

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史称《泰始律》。该律又经张斐和杜预作注释,与律文一起通行全国。《晋律》无论是从立法技术还是立法内容都有较大的进步,例如,晋律从刑名中分出《法例》篇,完善了刑法总则的内容;首次将服制列入律典,称为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晋律》为东晋和南朝沿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施行时间最长的一部法典,影响深远。

(三)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地区政权更迭频繁,因此北朝的立法活动也相对较多。北魏孝文帝时期根据汉律,参酌魏晋律经过“综合比较,取精用宏”,集当时律典之大成,制定颁布《北魏律》,在刑名、罪名和刑罚原则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制定《麟趾格》,西魏编订《大统式》,使得“格”和“式”称为隋唐时期重要的法律形式。

北齐建立后,以北魏律为基础编成《北齐律》十二篇,并且首创《名例律》,进一步的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使得律典的结构更加规范。十二篇的律典体例也代表了当时法典编纂技术的最高水平。并且《北齐律》首次规定了重罪十条,即后来十恶重罪的前身,丰富了传统法典的内容。与此同时,《北齐律》在首次确立了死、流、徒、杖、鞭的封建制五刑。后来的北周仿《尚书》制定《大律》,较为繁复,为后世所弃。

南朝的法律基本沿用晋律,变动较少,虽然也有编律等立法活动,但由于统治集团并不重视,固步自封,因此与北朝相比较为落后。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发展的特点

(一)在法典编纂上立法频繁、形式多样,体例简洁新颖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法典众多,形式多样。从早期魏晋时期沿用汉律中“律令科比”的立法形式,到后来东魏制定的《麟趾格》和西魏制定《大统式》,既有对秦汉以来法律制度的传承,又有自己独特创新。

在法典的体例上则有了重大的进步,一方面删繁就简,针对纷繁复杂的汉律进行大幅度的删减,从汉律60篇经过历代删减到最后形成12篇的法典体例,并为隋唐所取法。另一方面,对法典体例进行改革,突出法典总则的作用,进一步理顺了法典篇目之间的内在逻辑,同样影响深远。

(二)在立法技术和内容上推陈出新

得益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传统律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立法技术上也有很大的进步。《晋律》对以前的律令进行精简,使得律文和字数均较汉律大为精简;同时将律与令分开,明确“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解决了汉律以来律令混杂、矛盾的局面;增加律注,便于法律的理解与使用等。其后的《北齐律》也以“科条简要”著称。在立法内容上也推陈出新。一方面,将儒家的精神和礼法融入立法之中,例如《晋律》首次将服制入罪,《北齐律》确立了重罪十条的罪名;另一方面,结合本民族的习惯法对汉族法律制度进行改造,例如北朝对于婚姻的法律规定明显受到了游牧民族习惯法的影响。

(三)在刑罚制度上日趋规范

自汉文帝刑罚改革开始,旧的五刑体系开始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统治者开始探索新的刑罚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了汉对旧的刑罚体制的改革,使得刑法日益文明和宽缓:包括限制族刑和连坐;减少肉刑,废除宫刑;规范死刑的执行;定流行为减死之刑等,最终初步形成了以劳役型为主的新的五刑体系。

(四)在法律思想上法律儒家主导,多元并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少数思想控制相对较弱,各种学派并存的时期之一。但是尽管有佛教、道教以及玄学的冲击,儒学仍然是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点体现在法律制度的发展中便是儒家的精神、原则以及礼法开始进入成文法,成为法律上的制度,具体包括准五服以制罪、八议、官当、重罪十条等。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发展特点的原因

(一)秦汉时期法律发展奠定的良好基础

秦汉时期是我国出现成文法之后第一次大一统的时期,也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派学说实践和探索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既有秦朝时期的缘法而治,严刑峻法,也有西汉初年“黄老思想”下的“约法省刑”以及后来汉武帝时期“德主刑辅”指导下的礼法并用。可以说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法律由学说走向规范,由杂乱走向统一的重要阶段。秦汉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刑罚制度或者司法与监察制度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开启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但由于立法技术的欠缺,使得法律渊源复杂多样,法典篇目繁多,彼此歧义甚至前后冲突,但也为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丰富素材。

(二)政权频繁更迭带来的立法活动频繁与制度革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大分裂时期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有三十多个王朝交替兴灭。政权的更迭势必伴随着立法活动的频繁,每一个新生的政权或者王朝都试图通过颁布施行新的法律来证明和巩固自己统治,同时为了区别于前朝的法律,又必须在前朝的法律基础上有所创新甚至彻底推翻原来法律体系。因此,政权更迭带来的立法活动频繁刺激了法律制度的全面发展,频繁立法活动和改革也为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里边既有像魏《新律》和《晋律》对汉代法律进行结构和篇目上的成功尝试,也有像北周仿古改制的失败经验。

同时,不断的政权轮替与外部其他政权威胁,使得统治者迫于压力必须进行立法和技术的创新。例如,由于常年的战乱加上士族门阀对于人口的隐瞒导致我国北方地区人口户籍显著急剧下降,加上来自外部割据政权的战争的威胁,南北朝的统治者迫于内政和外部压力不得不对于刑法处罚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废除肉刑,减少株连等,其主要目的便是节约劳动力资源,增加兵源和税收。这样的改革使得我国古代的刑法日益摆脱奴隶制肉刑的残酷走向规范和文明,最终初步形成新的封建制五刑体系。

(三)相对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促进了各种学说和理论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对外用兵加上士族门阀势力的扩大,打破了原有的统一的局面,开始出现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相比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思想“大一统”,魏晋时期思想界不再是儒家一家之言,玄学和律学大行其道,成为魏晋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同时佛教和道教也得到了了广泛的传播,各种学派在思想文化领域相互碰撞。

具体到法律制度的领域,一方面是律学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传统律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代引经注律,章句众多,但并未摆脱对于经学的附庸地位。从魏晋之际开始,律学开始摆脱传统法家帝王之术或者传统经学经典和研究方法的桎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律学研究的内容也日渐专业化和规范化。于此同时,出现了很多律家,各代律家释律,盛况空前。仅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提及的各朝律家就有数十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或著书立说,针砭时弊,或编法注律、参与立法,都对法律制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张斐和杜预,二人所著的律注也代表了当时律学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表面上看,魏晋时期的玄学超脱社会,不理俗事,但实际上它们讨论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为律学提供了辨名析理的方法,也为法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游牧民族政权怀着进取和包容精神对于汉文化的吸收和改革

西晋时期,塞外众多的游牧民族在八王之乱后纷纷起兵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与南方的汉族政权形成对峙。在北朝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富于积极进取的精神,由游牧文化迅速的向封建的农业文化转变,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都保持了改革的态势。特别是为了巩固统治和缓和民族矛盾,在对待汉族文化上,北朝的统治者采取了积极吸收和学习的态度。具体到法律发展上来看,作为重要统治工具,法律制度也得到了北朝游牧民族政权的重视,例如北魏孝文帝曾四次亲自参与法律的编订。同时北朝的统治者也重用崔浩等汉族知识分子,结合秦汉以来的法律制度发展的经验以及本民族的一些习惯法来修订法律。因此造就了北朝法律制度的迅猛发展和鲜明的特色,并为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血液。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发展的历史地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发展在我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首先在立法技术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对我国秦汉时期的立法技术的一次全面的总结和完善,并且这段时间的探索和创新也为后来隋唐时期高超的立法技术奠定了基础。其次在刑罚改革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汉文帝以来的刑法改革并最终完成有肉刑为主的奴隶制五刑向劳役刑为主的封建制五刑转变,成为隋唐及其以后朝代刑罚体制的蓝本。最后在法律指导思想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家的精神和伦理学说全面成文化和法典化的重要时期,基本完成了礼法结合,由礼入法的过程,标志着中华法系基本定型,为隋唐时期中华法系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能是我国古代法制史上最后一个勇于破旧立新的时代

一方面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思想和法律史最后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自唐开始,儒家学说牢牢控制着思想领域,很难有学说可以像玄学或者律学这样影响撼动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而《唐律疏议》成为后来各朝立法的范本,虽有改进,但只是原有体制的小修小补或者编纂形式的变化,在指导思想、法典内容和刑罚体制上再难有根本的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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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原因论文 篇8

关键词：革命历史 题材 影视剧 热播 需求 文化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影视剧形式的节目内容成为了人们丰富精神生活、塑造良好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在目前各大卫视热播影视剧中，在其剧本的创作和人物的设计中，革命历史题材类的节目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喜爱，反应了当前阶段人们对于革命历史的回顾和现在幸福生活的珍惜。通过分析和研究当前各大卫视和地方台的热播影视剧，从中发现其存在的一定规律和现象，探讨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影响，是分析当前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是反应老一辈的无产阶级和革命者，用生命的代价换来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客观的把那个年代刻画出来，用艺术的手法和表现形式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呼唤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和还念，更是让人民在铭记历史的基础上，尊重社会和民族的发展。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现代生活丰富的今天，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还能成为热播的原因，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探究和分析。

一、现代影视剧的作品和发展

近年来，各类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在各大卫视热播，其中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题材的影视剧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关注，一度成为各大电视台的收视看点。比如长征题材的《长征》，抗日战争题材的《亮剑》《多刺》等，解放战争题材的《红日》，一大批以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送去了饕餮盛宴。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多种复杂的故事情节、急转直下的剧情、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赋予艺术化的形式，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独有的艺术特征。现代影视剧的发展，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发展，其在吸收了现代文明和思想的基础上，重视表现历史带给人们的震撼和感触。

二、当前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热播的原因探究

1.当前社会和谐价值观体现和历史精神的再现

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的热播，是当前社会价值观取向的重要展示。随着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进一步落实和践行，更多人通过革命历史影视剧的观看了解到了过去的那段历史，以及无数的先烈为了新中国而付出的艰辛与苦难。同时各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让更多的历史事件和画面展示给了观众。比如关于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一度成为CCTV4频道的热播剧，通过这些电视+纪实的影视剧内容，让无数的人民群众了解到了老一辈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中做出的努力。又比如在《恰同学少年》中，当年的张干未必料想到开除他的学生二十八画生未来就是国家领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人间最高的敬意；而板仓先生的料定，所谓的“强避桃源作太古，欲载大木柱长天”，他居然一眼也没有能瞧上。人世不是太多玩笑，人事往往有很多传奇。陶斯咏、向警予30年代就随风而逝，而蔡畅却刚从我们身边离开20年，曾经的“周南三杰”境遇如此不同。陶斯咏与润之的恋情已经随着润之的逝去画上句号，再也不会有记忆，我们能感受的，难道是到纪念堂看着润之的脸就能发现的？陶斯咏终究没有同潤之走到一起，缘于多少不知，而她短暂的一生告诉了我们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年轻人是向上的，是理想的，但也是不成熟的，因此在剧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人是可以犯错而且是必须犯错的，但这些错误，在未来的日子里，都将化为火烧，镌刻在人生的印记中。将这些经历镶嵌进时代中，最后以毛泽东第一次军事行动作为高潮，将这批形态各异的青年集中在了一起，有的牺牲了，有的坚持了，有的动摇了，人生的分水岭在这里正式开始。《恰同学少年》紧扣“少年中国”，林文忠公有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若相信崇高，崇高自与我同在，而区区人言冷暖，物欲得失，与之相比，又渺小得何值一提？”

2.人民群众爱国和怀念革命先烈的体现

革命历史影视剧的热播，是人民群众爱国和怀念革命先烈的重要体现。在为新中国的奋斗中，无数的先烈流血与奉献，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随着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多去关注过去那一段历史，发人深省，牢记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革命历史影视剧的热播，也是广大的观众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美好生活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在近期广为热播的抗日电视剧，虽然在制作和拍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符合实际的剧情设计，但是在大方向上还是值得鼓励和推荐的。通过抗日题材的影视剧，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在抗日战争中无数的先烈付出生命的代价，换来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

3.多样化的题材，丰富了革命历史剧的内容

近年来，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多样化的影视剧内容和形式，拓展了受众面，满足了观众多样化的观看需求。比如谍战片《潜伏》，当观众第一次接触到《潜伏》时，很多人以为与《暗算》等类似的影视剧相似。但是从剧情来看，通过拍摄镜头的延伸和发展，《潜伏》把抗战后期和内战时期的中国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斗争刻画得淋漓尽致，给人一种另辟蹊径的感觉。真假爱情、真假身份、真假手段、真假情报等剧情设计，跌宕起伏，在内容的张力上，同时又给了演员自我发挥和表现的空间。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重视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和工作气息的表现，写实的表现手法也让更多人关注这部戏。《潜伏》的高位出场，编导的绝顶聪明在于善于制造亮点，突出亮点，让闪烁的亮点在故事中融汇成灼人的光芒，紧紧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俘获了观众对同类影视作品的期待和盼望。其实更在与编剧、导演之间的协调合作和充分表现，编导在忠于反特影片弘扬真善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特别善于在主题抵达的公共盲区中挖掘最能触动观众软肋的东西，特别善于在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寻找传统影视剧鞭长莫及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禁区，特别善于在人情、感情、爱情、师情、友情上做文章，并把反法西斯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的风云变幻，戴笠、郑介民等重要历史人物的生死浮沉与跌宕起伏的剧情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让观众在刀光剑影中探幽历史，在暗流激浪中感受人物。比如：赤胆忠心、爱憎分明的“峨眉峰”“深海”余则成既要潜伏在敌人心脏进行多方较量，又不得不在真情假爱中承受着良心、道德、情感的博弈；貌似圆滑、老谋深算的军统局天津站协助站长吴敬中既要顽固地效忠党国利益，又不得不为了后路而贪赃枉法，强取豪夺；军统的忠实走狗马奎、陆桥山勾心斗角、相互猜忌，却恰恰被余则成利用，并各个击破，特别是余则成单枪匹马暗杀了李海丰、张冠李戴剪除眼中钉马奎；绣春楼刀杀袁佩林，陆、李鹬蚌相争，余则成尽收渔翁之利，成功稳坐副站长；军统潜伏在延安的“佛龛”和我党被俘人员的神奇交换等情节，处处柳暗花明，时时山重水复；忽而苦乐莫辩，忽而真假难妨。这些复杂的情节变幻、人物性格和充满矛盾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面目？往往叫观众悬着一颗心、捏着一把汗，每集结束后总有看不够、想不透、欲罢不能的无限感慨和焦人的期待。《潜伏》成为热播大剧，剧情设计与拍摄手法是一方面，更多的也是人们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电视的喜爱和关注，更是对革命历史的尊重、对当下生活的珍惜。

三、结语

总之，当下革命历史题材的热播的原因有很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转变，推动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播出有利于转变社会不良的风气，转变人民群众多样化的观念，塑造和培养社会大众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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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历史原因 篇9

【内容提要】

唐代边塞诗,特别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着极其深刻的 历史 原因。概言之,其因有三:首先,强盛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第三,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 发展 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

【关键词】 盛唐 边塞诗 物质基础 社会心理 逻辑发展

一、“烽燧不惊,华戎同轨”:强盛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承隋起,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 中国 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空前开放,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势,给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澜,从而为 艺术 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长繁荣的。

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唐初均田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对豪强地主势力的打击,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身依附,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至贞观年间,唐朝的经济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还有了很大发展,其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备。又颇致丰稔,米斗三四钱”2。到玄宗时代,唐朝的经济更是达到了最高峰,已是“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3。元结也说:“开元天宝之中,耕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量”。4 唐帝国更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言路开通,思想活跃,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自由。像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官》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犯忌讳。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较自由的空气,诗人可以“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5。宋洪迈对唐代君王的气度颇为感慨,认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对触及宫廷禁忌之事的诗歌作者,“而上之人亦不为罪”6。

唐代的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局面,形成了屹立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7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

二、“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唐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万马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8;唐代又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 “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9。士大夫们多具有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负,希望有所作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10,“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11。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12,“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13。由士风而及民风,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首先,盛唐之时,“天下雌韩而雄魏,壮武而柔文”14,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氛,与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侠尚武之气,特别是边塞诗人,更是任侠使气,狂放不羁。如王勃常“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15;陈子昂虽“体弱多疾”,却“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人乡学,慨然立志”,“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其苟容”。其所作《饯陈少府从军序》一文,更是直抒心臆,其言道:“少府叔风彩龙章,才高位下。班超远慕,每言关塞之勋;梁竦长怀,耻为州县之职。”16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候”,“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17;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18。王维的《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称:“高子读书五车,运筹百胜。慷慨谋议,折天口之是非;指画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公卿籍甚,遍交欢于五侯;孙吴暗合,将建功于万里。”19 其次,唐人又有从军入幕和漫游边塞的风尚,从而使得文人士大夫能够亲历边塞,接触边塞生活。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幕僚。《通典》卷三二载,唐采访、节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这种制度使得那些在科举考场上失利、人仕无门的文士,有可能通过人幕而释褐。如《全唐文》卷五00权德舆《王崇术神道碑》所盲:“开元中,举孝廉,仍岁为有司所诎,因罢卷慨息,慕班超、傅介子之为人,遂从河西节度史杜尚书暹,抚剑相合。”而唐代科举 考试 中,又把“军谋宏远,堪任将率”20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制度并列,这极大地刺激士人关心边事军情。王谠《唐语林》评论道:“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对

此文人人幕情形描述道:“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唐代文人人幕往往可迅速升迁,故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而军幕中如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参谋等,常由士子担任,这对士人踊跃赴幕,有着强烈的促进作用。如杨炯高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21;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22;始入幕府后终为节度史的高适也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由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23岑参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24之语。在此风气之下,唐代很多著名诗人都曾亲赴边塞,人幕参战,谋划军机。

第三,唐代军幕之主中有不少文武兼擅,好文学,喜延揽文学之士,从而为边塞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以郭震、张说为例,二人皆出将人相,为文武之全才。郭震年16岁人太学,18岁擢进士第,其年判人高等。张说所撰《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记载,武则天令郭震抄录旧文,震上《古剑歌》,“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赠学士李峤、阎朝隐等”25。郭震是文士中的佼佼者,后来却担当重要武职,曾任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骁骑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他在安西经营十余年,屡建奇功,四镇安宁。郭震行状是张说所撰,说本人也是文武全才。《旧唐书·张说传》对他有如下记载:“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成风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张说是一代文宗,又曾出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检校并州大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朔方军节度史。他在担当军职期间,便多有建树。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之幕主而言,岑参之幕主封长清有文才,《旧唐书》本传说:“外祖犯罪流放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常清于幕中潜作捷出„„(高)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常清有才学,果决。””今存文一篇。26高适之幕主哥舒翰则“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27。幕主与文学之士相聚幕中,赋诗谈艺,文学创作环境相当好,故有人认为唐代边地军旅幕府中有一种类似于建安诗人的创作环境。

历史原因论文 篇10

上述列强几次大规模的侵略主要来自海上, 侵略区域主要集中于中国沿海地区, 登陆地点涉及了当今中国全部沿海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海岸, 其中, 对江苏沿海地区的侵略基本选择在今天苏南地区 (长江以南的江苏省) 登陆, 而我们今天看来平坦又开阔的苏北平原沿海地区却基本没被列强选为登陆的地点,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需要我们首先去认识近代苏北沿海地区的地貌特征。

所谓苏北沿海地区, 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苏北海岸、苏北海岸附近海域、苏北平原。

现代苏北沿海地区的地貌特征可以简单概括如下:苏北海岸基本是沙质海滩, 少优良港湾;苏北海岸附近海域多沙洲, 海上航道不畅;苏北平原河湖密布, 沟渠纵横。

所谓苏北海岸, 大约指“通扬运河以北的平原三角洲地区的海岸”。它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 南抵长江口北岸, 全长953.8759km。现代苏北海岸“呈‘Z’形状, 除烧香河口以北为基岩港湾淤泥质海岸外, 其他河段均为粉沙淤泥质平原海岸”, 这使得这里没有深水海港。“纵观我国大陆沿海港口布局图, 明显反映了江苏沿海长达884公里的淤泥质平原海岸带无深水海港。”

现代的苏北沿岸的黄海海区多沙洲。苏北沿海地区有“大片辐射状浅水沙滩200万亩 (约1300平方公里) 。”这种多沙的浅海海域使得苏北沿岸黄海海区如此众多的沙洲使得苏北近陆海上航道不畅。

现代的苏北平原河湖密布, 沟渠纵横, 自不必说。

那么现代苏北沿海地区如此复杂的地貌特征是新近才形成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上述现代苏北海岸及其临近海域和陆地的地貌特征在古代就已经大致形成了, 近现代以来只是发生了微小的变化。

首先, 我们来了解一下十二世纪黄河改道由淮入海以前的苏北海岸所在。

十二世纪黄河改道由淮入海以前的苏北海岸在现今海岸以西很远的地方。据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先秦时期, 从长江古沙咀由扬州向东延伸, 经今泰州到如皋东北海安以东的李堡地区, 由此向北沿今东台、盐城、阜宁、涟水县东的云梯关、锦屏山东麓的板浦、连云港市以至赣榆一线为苏北海岸线, 直至北宋天圣二年 (1024年) , 范仲淹领导修建南起启东县吕四镇北至今阜宁县长达二百九十公里的捍海堰 (即范公堤) , 这期间苏北海岸除江口段的廖角嘴由李堡——掘港——吕四向东南作了大幅度的伸展以外, 在海安以北直至连云港四百公里长的海岸线,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

接着, 我们要弄清楚12C黄河夺泗入淮及其对苏北沿海地区的影响。

1128年, 北宋为阻止金兵南下, 在河南滑县西南决河, 黄河入泗水进入淮河, 在淮河当时的入海口“夺淮入海”, 自此一直到1855年黄河重归渤海, 这700多年间, 黄河的入海口基本在黄海。

黄河改道由淮入海对苏北沿海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一, 对苏北海岸及其临近海域和陆地地貌的影响。

(1) 大量泥沙入海, 海岸向外推进, 使得江苏平原海岸带无深水海港。

自金章宗明昌五年 (1194年) , 黄河在阳武决口, 夺淮入海以后, 带来大量泥沙, 填高了淮河河槽、淮河两岸洼地和海岸外海底后, 苏北海岸线就开始向外伸展。当然在海岸的不同地段其伸展速度是不平衡的。其中, 苏北海岸南面近江口段的海岸伸展的相对较为迟缓, 而淮安、阜宁以北特别是河口三角洲的苏北海岸向海中伸展的速度很快, 到1855年铜瓦厢决口黄河放弃淮河止, 这六百六十年间, 淮河入海口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海岸线向海中伸展了五十至七十公里, 平均每十年向海延伸一公里左右。泥沙淤积成的新海岸, 当然不会出现优质的深水海港。

(2) 造成苏北海岸外出现了大量的沙洲, 影响了海上航道。

黄河由苏北入海以后, 它所带来的泥沙, 不仅促使了苏北海岸的外伸, 并在苏北海滨形成许多暗沙。

元代以后, 实行漕粮海运, 江苏岸外沙洲正当其道, 漕粮深关朝庭根本, 沙洲引起了官方重视。在探索避开江苏海岸外众多沙洲的安全航道的尝试中, 弄清了一些沙洲的名称和位置。“江苏海岸外众多沙洲及其地名的存在, 历史相当久远, 但沙洲群长消迁移年年有变, 其名称也随地理实体的变化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变化多端。”

据元时著作《大元海运记》记载, 为了开辟安全航道, 主事者在大船队之前先派小船队在苏北沙洲群中进行有组织的调绘活动, 使民间通行的地名被官方纪录了下来, 当时文献中记载的地名有万里长滩、陆家沙、扁担沙、大洪等十数条。

明代漕粮海运初期继承元代远岸航线, 后期主要航线是从灌河口至山东半岛, 均不经过沙洲区, 所以明代文献中记载的沙洲区地名与元代大同小异。

清道光年间重开海运, 为探明海道, 绘制了《海运图》。在江苏沿海部份, 此图较系统地标绘了沙洲的位置、形态和地名, 总计沙洲23个左右, 多为垂直于海岸的长形, 沙洲地名18条左右 (各种版本略有出入) 。

(3) 使苏北平原上出现了众多湖泊沟渠。

黄河的泥沙因决口漫滩而大量沉积在泻湖地区, 加高了里下河地区的地面, 使成为范围辽阔的肥沃的耕地, 。但它并未能彻底改变整个里下河地区古泻湖的地貌, 至今射阳、兴化、溱潼一带还留下大片广阔的湖荡。

由黄河、淮河的冲积加上黄河改道由淮入海前后苏北平原上大量水利交通工程的修建, 使得今日的苏北平原河湖众多, 水网密布。京杭运河纵贯南北, 此外还有滁河、苏北灌溉总渠、新淮河、通扬运河、废黄河等河道。主要湖泊有洪泽湖、高邮湖、石臼湖、白马湖、阳澄湖等。

上述苏北海岸及其临近海域和陆地的地貌特征使得舰船在驶入苏北海域, 登陆苏北海岸并进一步在苏北平原上推进时将遭遇种种困难。“黄淮平原位於苏北沿岸地区, 为一水网交错的复杂地形, 沿海的海岸线平直多沙, 近岸有宽度在几公里到二十公里不等的沙滩, 并伴有淤泥, 舰艇难以接近海岸。离岸约一百公里的海域内, 分布著许多沙洲, 形成一道海上天然屏障。沿岸野草丛生, 交通不便、沟渠纵横交错, 为一天然地障, 不适宜登陆。”

第二, 对苏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导致了苏北平原地区自宋代以来在经济发展上的相对落后。

早在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 苏北平原还是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隋唐时代凿通的大运河又带动了苏北平原的繁荣, 苏北平原东侧沿海的盐业, 西侧徐州—— (古) 泗州 (或淮阴) ——扬州的陆路与水路交通运输业, 中部宿迁 (楚霸王项羽出生地) 、淮阴、楚州 (以前的淮安) 、泰州的农牧业与楚汉文化, 特别是还有扬州的商业等, 都是赫赫有名的。”

但是, 黄河南徙夺淮横贯江苏入海以后直到近代, 苏北平原上竟然是连年洪涝、水系紊乱、地广人稀, 经济萧条。

近代苏北地区经济上的不富裕又降低了此地对列强吸引力。

为此, 中国近代史上来自海上的侵略者多不从苏北海岸登陆。

参考文献

[1]耿占军、赵淑玲:《中国历史地理学》,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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