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体制十篇

推进体制 篇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工作的要求,杨雄市长最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了《上海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方案》。本市将以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主线,以制度创新为支撑,着力改革流通管理体制,推动建立“市场决定、政府有为、社会协同”三位一体的现代流通治理模式,增强流通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加快步入世界级消费城市行列,加快建成国际贸易中心。《试点方案》聚焦建设开放创新的流通发展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体系和建立高效统一的市场治理体系三大领域,提出了1 2项主要任务和6大重点工程。会议指出,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贸易中心,必须高度重视、大力推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核心是要主动顺应现代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趋势,通过制度创新,努力破除阻碍大市场、大流通的深层次因素。要鼓励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组织形式发展。要充分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协同效应,把内外贸结合得更好,促进商贸流通行业转型升级发展。

推进体制 篇2

一、事业单位文化体制改革基本原则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必须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 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 做到两手抓、两加强, 这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 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性质相混淆, 事业的职能和企业的功能相混淆,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就是要着力解决这个体制弊端。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搞活经营机制, 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 实现人员能进能出;搞活收入分配机制, 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多劳多得, 员工要实行竞争上岗。上岗人员要与新单位签订聘用合同, 实现人员能上能下、分配形式灵活多样的现代企业化管理模式, 使我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进一步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三项制度改革, 实行全员聘用制度, 建立竞争、激励和约束机制, 健全财务管理, 加强经济核算, 降低消耗, 优化服务。

二、单位体制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文化体制改革涉及到每个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 打破了每个干部职工原有的生活、工作方式, 干部职工对改革仍心存怀疑, 不安、不满、不知所措等各种心态都有不同程度的流露, 心理承受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观念陈旧, 例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市文化单位长期处于“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地位, 而文化体制改革起步晚, 文化事业单位职工安于现状的心理定势很强, “铁饭碗”、“大锅饭”的思想较重;二是对改革缺乏信心, 前几年, 市区其他系统单位几次改革收效不大, 少有成功的先例, 不是负债破产, 就是职工下岗,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对于改革, 文化系统员工内心或多或少都有些害怕、担心, 甚至发慌。

三、单位体制改革, 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

思想政治工作, 是研究人的思想政治状况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与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的科学。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它与我们党的创立、发展、成熟、壮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讲, 我们党是靠思想政治工作起家的。没有思想政治工作, 我们党就不能发展和壮大, 就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事业单位改革前后在用人机制上、工资待遇上完全不一样, 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如何既稳定职工队伍又保证单位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1、不断加强单位的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组织领导得力为文化单位体制改革创造必要条件。

在文化体制改革中, 党政一把手要联手抓思想政治工作, 切实将思想政治工作放到首要位置, 切实转变观念, 结合实际主动出击, 要善于建立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党团工会组织, 确保上下一个声音, 保持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性和指导性。建立专人组织牵头, 各方分工负责, 协调配合的领导机制, 研究、落实好改制的各项工作。根据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 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 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原则和文化事业具有一定社会效益的特点, 给予必要的投入, 承担一定的改革成本, 包括增加一定的文化事业发展经费, 提供诸如演出场所等必要的活动载体, 对涉改人员以政策性的保障等, 促进改革、改制顺利进行。

2、要充分调研论证, 集思广益, 多方听取意见。

改革方案直接关系改革的成败。因此, 方案的制定、修改, 切忌闭门造车, 一定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多开座谈会, 做深入的调查, 既要听取专家、学者和主管部门的意见, 也要听取涉改单位职工的意见, 重视民意, 多沟通, 多交流, 多听取意见, 及时、准确、全面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 同时把省、市的配套政策、措施宣传到位、解释明白。特别是一些矛盾冲突大, 与职工利益关联密切的问题, 不管意见合理与否, 都要耐心、细致解释, 增强职工对改革的认同感和对政策的正确理解。

3、关心职工, 增强职工对改革、改制的思想承受能力。

要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加强教育和引导, 明确改革的目的在于使文化事业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增强发展活力, 促进繁荣健康发展,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要关心职工生活, 注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阵地作用, 抓住改革的热点难点问题, 讲道理, 讲发展, 也讲个人利益, 从而得到职工的理解和支持。使职工充分认识当前文化体制的弊端、发展困境、原因及趋势, 深刻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使他们自觉转变计划经济观念, 意识到“唯有改革才有出路”。让职工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从而提高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必须树立文化经济建设中心工作思想, 将思想工作落实到文化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去, 宣传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做到典型引路、全面推进, 为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进一步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单雪梅:浅谈事业单位文化体制改革后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报, 2007.06

[2]、丁影:文化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后思想政治工作的转型.新闻世界, 2008.B05期

推进研发体制的改革 篇3

越智：日本式价值就是日本文化本身。日本的传统及文化有深厚内涵，在生产制造方面也精益求精。日本商品的优秀之处就在于此。

问：但也有看法认为这在出口等方面并没有什么作用。

越智：日本是仔细、认真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制造产品。例如水壶，采用简洁的形状，色彩也以白色等能营造清洁感的色彩为主。而欧洲则是更复杂的设计，色彩则喜欢像装饰品一样能配合壁纸的色彩。

问：汲取市场需求非常重要。

越智：例如“CLEANSUI”在海外销售十分旺盛。但并不是把日本的商品原样拿到海外去销售，而是要根据当地的需求对设计、机能进行变更，使之成为符合销售对象国家价值观的产品。

问：2014财年的业绩如何？

越智：已经脱离了最差的时期。2014财年计划实现200亿日元以上的营业利润，感觉还不错。也按计划实现了ROE（净资产收益率）5%的目标，2015财年则争取达到8%。

问：这是由于结构改革顺利进行的原因吗？

越智：MMA去除了与LUCITE公司之间的障壁，作为事业以一体化运营进行控制。这样能调整亚洲事业整体的平衡、欧美地区事业的平衡，快速反应，价格也能根据欧美的情况进行整体调整，提高了利润率。碳纤维、复合材料事业进入产业下游领域，订单增加。另外，中国的水处理产品工厂满负荷运转，已经到了需要增产的阶段。

问：研发体制的改善也获得了进展？

越智：对于碳纤维事业，与三菱树脂公司合作，统一开展研发工作。另外，本公司没有模拟测量强度的技术，但三菱化学公司拥有这一技术，因此开展合作。现在的开发中，数据的积累与模拟的精度十分重要。分析微观和宏观情况，并与开发相结合。三菱丽阳公司无法单独做到的事情与三菱化学公司、三菱树脂公司合作就能实现。新材料被顾客所采用也是由于研发的努力。研发仅是单纯进行研究容易迷失目标走入歧途。事业部与研究部门、管理研究部门开展讨论不断修正研究方向十分重要。加上与三菱化学公司和三菱树脂公司的合作，加快开发速度。但并不是说集合力量就能顺利进行，首先要顺利确定方向性，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转变。下一个中期经营计划的基本方针也不局限于单独一家公司，而是以三菱化学控股公司整体出发把握事业全局，推进研发体制的改革，加快事业的发展。

问：通常优先重视的是各个事业单独的成果，所以有很多未能顺利开展的事例？

越智：即使组织结构不改变，但也必须要去除各个事业之间的障壁。在相互使用各自技术的时候，如果有“这部分是本公司的，不能使用”这样的情况，就无法顺利进行开发。贯彻经营的意志，能够去除事业间的障壁。过去的成功经验也是有限的，要想使利润进一步增长到1.5～2倍的话，就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思考。去除障壁，相互补充不足的部分。

问：水处理事业的研发也在进展？

越智：和三浦工业公司共同开发的排水再利用设备就是其中之一。本公司的新型MBR（膜分离活性污泥法）膜“低水深薄型水处理装置”和三浦工业公司的装置组装技术相结合。除了MBR膜以外还有搭载RO（逆渗透）膜的装置，能设置于现有的排水处理设备中，进行高品质水处理。设置面积为以往产品的一半，工期也大幅度缩短，实现了具有竞争力的价值。紧凑化及易保养等技术都是与三浦工业公司合作才获得的。

问：还与日东电工公司开展合作？

越智：今年1月与日东电工公司签订了排水处理及排水再利用市场战略合作伙伴协议。长年以来两家公司在水处理事业上一直保持合作关系，为了加强在再生水市场增长率高的中国、印度、中东地区的国际化价值链，使两家公司的关系更加紧密。不仅碳纤维及水处理与其他公司合作开展研发，功能性树脂、化学品也是同样。为了应用新的技术，仅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想象力是不够的，与海外的合作也十分必要，今后将大力开展。碳纤维和水处理都在国际市场上开展事业，为此将加强海外的组织结构。

问：本财年的课题是什么？

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篇4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由“管理”到“治理”，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更深刻、内容更丰富、要求更明确。这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是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要求

总的看来，我国现行社会体制与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大体相适应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也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绝不是对现行社会基本制度的改弦易辙，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基本制度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其基本要求是，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现代化水平，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此，需要着重推进以下七个方面创新：

（一）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是实施有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社会治理一切为了人民的理念，做到为民、亲民、爱民、利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改革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居乐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当前，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中大量问题是由利益问题引发的。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发展社会生产，优化经济结构，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要切实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人民权利和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切实体现公众社会需求导向，更加尊重人的尊严，更好保障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主体是实施治理行为的能动力量。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角色构成了治理的基本格局。在新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主导是关键，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是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中，重政府包揽、轻多方参与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社会治理工作往往成了政府的“独角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要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主体格局，从单纯重视党委政府作用向党委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既发挥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包括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各自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使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形成社会治理整体合力。

（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治理方式反映了治理行为运行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方面，而且是转变我国社会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社会治理要讲究辩证法，既要管理又不能管得太死，要做到刚柔相济、宽严适度，使社会活跃起来而又有序运行。关键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一要坚持系统治理，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二要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治理方式从单纯行政管控向注重法治保障转变。三要坚持综合治理，实现社会治理手段从单一向行政、法律、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综合并用转变，特别要注重诚信建设，规范社会行为。四要坚持民主治理，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五要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先，动态治理，实现治理环节前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构筑全面、系统、有效的供给、服务和保障体系，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方面。一要扩大公共服务体系。既要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与体制创新，也包括推进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事业发展与改革。特别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二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安全是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要抓紧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食品生产、流通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健全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要主动适应社会信息化的大趋势，健全网上网下管理体系，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三要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一案三制”。四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既要加强传统安全体系建设，更要加快非传统安全体系建设，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以上这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改革创新要注重系统性、协同性和整体性。

（五）创新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当前，相关制度的缺失、滞后和不规范是许多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接续之间出现一些断裂、真空地带。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改革创新：一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的基础制度供给和制度设计，加快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二要实现从传统的重视命令式、运动式、动员式的社会治理制度向法治型、互动式、规范化的社会治理制度的转变，显著提高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

（六）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机制的主要问题是：群众权益表达渠道不够畅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程度较低；矛盾纠纷的各种调解机制彼此互动衔接不够。为此，应注重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一要健全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推出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把社会风险评估作为前置程序、刚性门槛，使重大决策的过程成为党委、政府倾听民意、改善民生、化解民忧的过程，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发生。二要建立通畅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人民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社会利益表达功能，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建立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开展个人心理调节疏导工作。三要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四要改革信访工作机制，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七）创新社会治理能力。要全面提高各个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包括党委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能力、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社会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社区、居民自治的能力。这样整个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为此，要围绕提高全社会的治理能力，加强和创新干部教育培训的形式和内容，加快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注重运用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开展基础信息采集工作和分析处理，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信息技术的同时，加强社会治理信息技术自主研发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制定社会治理领域信息技术系统和平台的行业标准。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加大社区居民自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力度，搭建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治理框架和环境氛围。

二、着力把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五个关键环节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

（一）政府善治：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应当说，将之前的“政府负责”改为“政府主导”，是对建立现代化政府、实现政府善治的更加明确要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相关社会治理规制、政策和标准体系，制定与实施社会建设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提供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服务，依法行政和依法监管，维护社会良好秩序、保障公共安全等。目前，我国政府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在地方还大量存在，政府社会治理缺位现象还较为普遍；公共权力运行不够规范，依法监管意识和能力薄弱。为此，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要向社会放权，都可以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还要建设效能型政府，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服务力，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二）合作共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是解放和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能量。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更加重视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不少弊端，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加快实施政社分开，规范发展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二要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使之做到权责明确、依法自治。三要营造良性社会生态，发展合作关系，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广泛、平等的合作关系，构建开放型现代社会组织生态系统。四要加快社会组织立法进程，优化社会组织发展制度环境。特别要抓紧研究制定指导、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法律——《社会组织法》，保障合法权益，实行依法监管。同时，要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治理责任，使它们发挥在社区建设、安全生产、处理劳资关系、发展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基层自治：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治理首先需要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这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安全秩序的自动调节机制。要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途径、新形式，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一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增强基层社会自治功能，扩大群众参与范围和途径，丰富自治内容和形式，努力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二要加强和改进城乡社区建设，注重发挥社区作用，规范和提升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水平，夯实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使之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三要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提高社会组织自治与服务社会的能力。四要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搭建多样化、多层次的参与机制，并从组织、人力、财力、设施等方面创造条件保障基层自治。

（四）社会法治：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和手段，全面推行法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要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立法、执法、司法、遵法、守法普遍提升。一要加快社会领域立法进程，尤其要加大规范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力度，建议抓紧制定《社会稳定法》。二要深化执法、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包括深化执法、司法公开，提高执法司法透明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切实维护人民权益。三要大力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社会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做到“学法、知法、遵法、用法、守法”，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的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显著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

（五）全民德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靠法治，又要靠德治，做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二者并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是全社会一致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它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灵魂作用，为此，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广泛的社会共鸣；要加强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正面引导，凝聚社会共识；要树立“全民德治”观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加强公民道德教育，使之成为公民行动的准则。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凝聚改革共识，深入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理论研究，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推进上海流通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 篇5

十月初,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上海等9城市开展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工作的要求, 市委副书记, 市长杨雄主持会议, 提出通过制度创新, 破除大市场大流通深层因素, 大力推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这是关系到上海在2020年全面建成国际贸易中心的大事, 也是上海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因为近年来, 上海已形成了规模较大, 门类健全, 配套完善, 特色鲜明的商品市场体系。如何建设法制化营商环境已迫在眉睫。本人90年代在上海市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 负责市场流通体制改革。1991年4月, 参加了上海综合开发研究所的“贸易中心”的课题研究, 当时笔者提出:要振兴上海, 重塑上海贸易中心功能, 必须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建立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即三大机制的观点 (大市场、大流通、大贸易) , 以发挥四大功能 (交易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购物服务中心) 。

所谓建立“三大”机制, 即指建立和完善大流通、大市场、大贸易的运行机制, 以解决长期来上海流通范围不大, 市场机制不全, 贸易功能弱化的弊端。当时对建立大流通的运行机制, 其要点:

1.建立健全大流通的企业组织结构, 即打破工商界限、商贸界限, 形成工、商、贸或商、贸、工一体化的企业组织。打破批发、零售界限, 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发展商品批发贸易中心。打破行业经营界限, 发展贯通各业的连锁供应销售网络。

2.建立健全有计划的流通调控体系, 即健全统管社会流通和管理协调机构、经济仲裁机构、法律保障机构等。

3.建立和完善流通企业经营方式, 适应大流通或一体化流通形式;以及国家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调控制度。

建立大市场机制主要依据市场运行三大要素, 即市场主体、市场工具、市场边界或范围。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由于流通渠道单一, 各种交易又以统购包销居多, 市场边界和流通规模也按行政区划原则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流通 (调拨供应) 但无市场, 无遵循价值规律的经济交换。

上海要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必须建立适于大市场运作的价格机制, 促进和培育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向全国统一市场发展, 并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其中的关键问题集中在三点:一是尽快建立健全规范的上海市场;二是突破地区封锁扩大上海市场边界, 三是完成和同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通道。健全市场机制。要理顺上海市内各类产品比价关系, 各类要素比价关系, 各类市场比价关系。发展全国统一市场, 要理顺产业结构关系, 地区经济关系, 中央和地方关系。

建立大贸易机制。贸易是经济交换, 大贸易就是把经济交换的原则推广到更广阔的领域和范围更大的经济活动中去。这里有:商品贸易、房地产贸易、运输贸易、技术贸易、信息贸易、劳动 (人才) 贸易、资金贸易、产权贸易、服务贸易等。显然, 大贸易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流通的定义。上海在九十年代要贸易兴市, 发展现代化大贸易, 必须建立与大流通、大市场相适应的大贸易机制。

要实现上述机制, 努力建设并形成一个庞大的高效率、高效益的现代化流通体系, 做到沟通全国、联络内外、近悦远来、万商云集, 形成“五块 (浦西金融、外贸及经营总部机构功能区;购物中心与批发贸易功能区;服务功能区;文化娱乐功能区;浦东金融贸易综合功能区) 、四线 (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金陵路, 形成各有特色的国际化的名、特、优、高、新商品集散地和购物中心) 、三点 (豫园商场, 构建仿古旅游服务中心和仿古及民间传统商品购物中心、陆家嘴张杨路构建现代化的购物中心、虹桥开发区构建国际商务中心) 的基本格局。

1992年上海市财贸办 (市商委) 就提出了发展上海商业“三二一”工程, 即, 立足三大 (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 坚持二手抓 (一手抓硬件, 即在1992年总投资40亿元, 总建设面积达138万平方米, 建设批发市场67个, 各区的商业建设出现了气势大、动作快, 商业建设的繁荣景象;一手抓软件, 即抓紧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在204户国营大中型企业中推行了“六自主”改革试点, 在市百一店、华联商厦等8家商业企业实行股份制, 新亚集团等三家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公司) , 实现上海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的目标。 (笔者论文也被编入了1991年1月29日振兴上海商业研讨会专辑中, 获得了上海市经济学会1994年度的优秀论文奖。) 这就是当时提出大市场大流通的历史背景。

二、几点看法

在大市场大流通背景下, 如何通过制度创新, 打破行政区域限制, 积极服务全国大市场?最近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推进内贸流通现代化电视电话会议, 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做了重要批示:一是进一步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路障”, 打破地区封锁, 畅通市场“经脉”, 切实降低流通成本;二是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鼓励发展各类主体参与、线上线下融合的流通新兴业态;三是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 规范流通秩序, 强化诚信建设,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切实把现代流通业打造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总理把国内贸易流通业摆上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把流通作为新引擎、新动力、新平台、新模式、新载体的高度来认识。汪洋副总理对国内贸易流通提出了重点要围绕六个方面:一是扩大内需促进作用;二是农产品流通基础建设;三是提高信息化水平;四是解决流通标准化;五是流通企业做大做强;六是转型升级等问题。

所以, 我们对流通业需要在新常态下给予高度的重视。为此, 专门走访了上海发改委综合规划处, 了解上海在制定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方案的情况, 结合我长期来对流通规律的认识和思考, 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三五规划的要求, 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在创新方面。有五个方面需要创新

(一) 观念要创新。要树立重市场, 重流通, 以市场为导向的新观念, 彻底破除重生产, 轻流通, 以产定销的旧观念;破除重工业, 轻商业, 产供销的传统思维, 以及把企业作为政府附属物的旧观念, 确立企业自主, 政府为企业服务的新观念。

(二) 制度要创新。要建立“市场决定、政府有为、社会协同”三位一体的现代流通治理模式, 推动形成法规制度健全、规则公开透明、竞争规范有序、管理体制顺畅高效的法治化环境。

(三) 流通发展体系要创新。建设开放创新的流通发展体系, 推动形成统一开放大市场。实施“互联网+流通”计划, 大力发展平台经济, 依托上海自贸区, 探索新型交易方式, 拓展国内外市场, 整合产业链, 服务链, 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 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四) 流通业应用先进技术要创新。要大力推广应用先进管理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 实施流通业流程再造, 带动流通效率大幅度提升。健全鼓励流通企业创新投入的制度, 推进流通领域先进技术型企业建设和认定工作。布局一批互联网和供应链管理技术应用重大战略项目, 重点推进基于大数据的精确信息服务、基于第三方支付及互联网金融的支持服务、基于城市智慧物流配送服务等技术的示范应用。

(五) 流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模式要创新。破解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缺乏长效投入机制、 投融资模式单一问题, 统筹规划、土地、资金等政策支持。支持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和生活性服务业基本设施建设, 通过多种形式建立投资保障、运营管理和监督管理机制, 增强对市场波动和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能力。

2.在协调联动共享方面。有四点要把握好

(一) 建立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商品市场信息共享、农产品产销对接、物流资源优化配置, 逐步形成区域市场一体化, 就需要协调各方。在自贸区内探索设立面向国际的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 开展大宗商品现货保税交易, 试点以实物为标的“仓单、提单、订单”交易, 协同有关部门一起进行, 因为区域一体化关系到方方面面, 一定要协调联动发展。

(二) 要发挥长三角在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的引领作用。依托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在苏浙皖沪三省一市签署的“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基础上, 由三省一市及江西的商务部门牵头, 进一步深化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工作机制, 聚焦规则体系共建、创新模式共推、市场监管共治、流通设施互联、市场信息互通、信用体系互认等, 着力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 探索建立长三角现代市场体系联动发展机制。

(三) 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发挥流通业实现和创造消费需求的作用, 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高品质、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 要创造消费新需求。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 全球2014年电子商务市场零售额1.32万亿美元, 比上年增加22%, 电商占零售总额的5.9%。中国2014年是12.3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35%, 占零售总额32.39%。上海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2014年1.35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28.3%, 占全国的10%。所以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市场, 加快实施品牌战略, 完善自主品牌支持政策, 培育一批新业态、新模式的电子商务市场, 推动商业转型升级。合理增加进口消费, 发展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销售、进口商品直销等新型贸易方式。完善会商旅文体联动的消费促进机制, 在核心商圈、特色街区、重点功能区、旅游度假区等区域, 促进商旅休闲、文化创意、时尚设计、特色演艺、体验消费等相互融合, 创新发展社区商业, 探索建设集创业工作、居家生活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复合型社区商业, 完善创新创业宜居环境。建立社区生活服务的联动发展机制, 搭建各类生活服务平台, 这些都需要协调联动发展, 以更好的引导激活消费需求升级。

(四) 在建立三个平台, 即市场综合监管平台、市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综合领域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 都必须协调联动共享。

如建立市场综合监管平台。根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信息公示和区县市场监管等改革要求, 进一步加强市法人库数据管理能力, 提升法人数据质量, 提高政府行业管理和协同监管效能。在大宗商品现货市场领域, 先行在自贸实验区试点依托第三方清算机构和第三方仓单公示平台等, 建立市场综合监管平台。升级完善集信息发布、涉嫌案件移送、案件咨询、案件统计等功能为一体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信息共享平台, 优化案件移送、受理、反馈、监督、公开等工作机制。

又如建设“上海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为企业提供融资、法律咨询、信息技术应用等服务。会同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 加强内贸流通领域人才培训, 实施“人才强商”工程。建设“上海市商业网点地理信息系统”, 为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为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建设“上海市商务产业公共监测服务平台”, 加强产业运行分析和预测预警。建设“上海经贸仲裁中心”平台, 维护企业权益, 规范行业发展。

再如建立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在全市推进基于数据、应用和行为“三清单”的全过程信用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市公共信用服务平台服务能级, 筹建国家级信用数据交易中心。启动国家“商务诚信公众服务平台建设”试点工作, 着力培育一批以平台型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化信息子平台, 以及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为代表的专业化信息子平台, 逐步形成商务诚信体系建立的基本框架, 上述这些都离不开协调联动信息共享机制。

3.在改革开放方面

(一) 以扩大开放, 促进发展倒逼体制改革。深化内贸流通领域各项改革, 通过改革进一步激发流通业发展活力, 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一定要坚持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 顺应现代流通发展趋势, 借鉴国际先进的流通理念、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 围绕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

(二) 以扩大开放, 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打破垄断和地方保护, 形成规则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平等进入各类市场领域, 在重大项目、新兴业态等准入方面降低门槛。消除市场竞争中招投标、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差别化待遇。继续清理市场经济活动中歧视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规定和政策。

(三) 以扩大开放, 促进市场准入制度和退出机制的改革。要进一步放宽国内贸易流通市场准入, 凡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不属于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或限制的情形, 均可自由进入;对影响市场主体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均需有法律法规规章的依据。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实施国内贸易流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完善鼓励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企业市场准入机制。全面推行“三证合一”、“一址多照”, 提升工商注册便利化水平。试点市场主体简易注销程序, 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梳理国内贸易行政权力责任事项, 建立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权力标准化管理。

(四) 以扩大开放, 促进建设流通发展示范区, 培育新的经营方式和商业模式, 加快商业转型升级。

如设想在浦东新区、普陀区、长宁区、宝山区等区域, 试点建设平台经济发展示范区, 推动企业运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集群式发展, 打造一批 “ 虚实结合、 二三融合、 区域联动、内外连接”的资源配置型平台。在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杨浦区等区域试点建设商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培育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颖经营方式和商业模式, 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 提升消费能级, 打造国际时尚之都。

又如实施流通标准化试点以财政部、商务部、国际标准委在上海开展物流标准化试点为契机, 聚焦快销品、农产品两大领域, 推进以托盘社会化循环共用为重点的托盘标准化, 开展以新能源车辆为载体的城市末端的配送服务标准化, 实施农产品物流包装标准化, 推进长三角区域物流标准化应用, 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流通效率。设立上海市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最后通过创新发展、联动等工作外还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件事, 是健全流通关键领域法规规章。即顺应国内贸易流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需要, 加快内贸流通法制建设。研究制定《上海市会展业管理条例》, 研究启动《上海市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修订工作。针对国内贸易流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 开展电子商务、农产品流通、商务信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商业保理等领域的立法研究。开展支持国内贸易流通发展的财税制度研究, 完善大型连锁商业企业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和财力分配办法, 扩大包括B2B和服务业领域的电子发票试点范围, 研究大宗商品交易、二手车交易、再生资源回收等税收政策, 提出改革建议方案。

第二件事, 是注重发展战略和规划布局引导。对接国家和上海城市发展战略, 研究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世界级消费城市以及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和主要任务, 形成专项规划思路。加强商业布局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衔接, 确保城市商业布局规划成为各区县编制单元规划和控制详细规划的依据, 组织实施好《上海市商业网点布局规划 (2014-2020) 》、《上海市食用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发展规划 (2013-2020) 》等。

推进体制 篇6

佛山市社会管理的发展状况分析

(一) 佛山市社会管理工作取得成效分析

佛山位于广东省中南部, 珠江三角洲腹地, 现辖禅城、南海、顺德、高明和三水五个县级区, 有33个镇 (街) 、485个村、274个居委会。全市总面积3838.49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595.3万人, 其中户籍人口364.3万人。如此庞大的城市规模及数量众多的人口使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日显突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佛山市不断加大改革力度, 转变发展观念, 创新发展模式, 提高发展质量, 把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到目前为止, 佛山市的各项社会事业已得到全面发展, 具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 初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民安所在。佛山市以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重点, 将城市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制度推向农村, 并逐步与城市居民接轨, 加快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推行全民医保, 形成了覆盖全市的三级公共卫生服务网络, 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同时,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社会保险制度。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 佛山市全市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166万人、工伤保险185万人、失业保险136万人、生育保险150万人。

2. 社会就业服务体系得到初步建立。

事实证明, 就业是民生之本。佛山市坚持把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作为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的重大措施来抓。例如, 已初步建立起市、区、街道 (镇) 、社区 (村) 四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城镇登记失业率已处于全省较低水平。与此同时, 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就业目标责任制;加大专项资金投入, 建立健全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培训机构;加大再就业援助力度, 大力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等。

3. 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维护体系有所发展。

佛山市外来务工人员超过200万人, 管理难度很大, 矛盾纠纷很多。近年来, 佛山市坚持以维护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为重点, 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例如, 抓好外来务工人员法律援助工作;加强对企业拖欠工资的预防和治理;加大对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力度;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平待遇, 对外来务工人员在就业、入户、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市民待遇”等等。

除此之外, 佛山市还率先成为全省首个教育现代化试点城市, 率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推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注重文化传承发展,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全面推动城乡文化工程建设, 持续开展“魅力佛山”系列文化活动。同时, 坚持开展严打整治和打黑除恶斗争, 深入推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 使社会治安总体形势保持稳定,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

(二) 佛山市社会管理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1. 社会管理体制不科学, 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管制有余, 服务不足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 仍然不同程度存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强政府, 弱社会”的静态社会管理的状况。随着我国社会的多元化、市场化和流动性的增强, 这种管理体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据相关资料显示, 佛山市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略显滞后, 民间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目前, 佛山市的大部份志愿者组织都是由团市委组织的, 尚未真正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 佛山市“强势政府”的管理作用仍然突出, 而相应的必要服务则存在不足。

2. 社会管理手段单一、落后。

在管理的方式上, 政府更多地是采用行政专制和经济处罚的手段。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 以罚代管, 以罚代法, 方法简单, 行为粗暴。一些行政执法人员习惯于长期运用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很少运用法律手段和思想教育的手段来实施社会管理, 执法人与佛山市市民发生争执的新闻也偶见报端。对此, 佛山市政府已经采取一些措施, 如建立了一支女子城管执法队等, 试图通过她们建立以劝导教育式的柔性执法为主。但由于单一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形成已久, 要想通过简单的几条改革措施, 在短时间内改变当前的社会管理状况仍然困难重重, 佛山市政府仍需作长期的规划部署和努力。

3. 制度的配套建设相对滞后。

首先, 法治建设相对滞后, 近年来, 佛山市虽然对社会管理领域的法制建设的步伐有所加快, 形成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 但这些法律法规比较分散, 有些内容重复甚至相互矛盾抵触, 给执法与司法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其次, 法律法规往往重结果而轻程序, 这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个通病。法律法规只做出原则性的规定, 缺乏严密的可操作的程序。容易导致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由于缺乏硬性规定而触犯人民群众的利益。前不久, 佛山市政府出台了“5条禁令”, 试图通过执法行为的细化来规范执法人员的行为。另外, 干部考核制度的不科学使大量官员都将追求GDP高速增长作为自己工作的目标和动力, 这种政绩观在客观上造成了政府及其官员对经济指标的关注和对社会发展指标的忽视。

港澳社会管理的经验及启示

(一) 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非政府的社会工作机构为主体、由社会志愿者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良性运行和发展机制, 这种机制是社会福利工作得以健康发展的制度保证

据相关资料显示, 香港的社会工作大致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香港政府直接管辖下的社会福利署及其下属机构--社区社会福利总办事处、社区社会福利办事处;一部分是民间志愿团体, 即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所属各机构--社团、社区服务中心。“社会服务联会”系统大约承担了整个香港社会工作的70%, 社会福利署系统则只承担了大约30%。香港政府一些社会工作的任务和要求, 通过“社联”与民间志愿团体进行协调, 从而形成香港统一、完整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系统。从澳门方面来看, 社团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生活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相关资料显示, 目前, 澳门地区注册成立的社团已超过3000个, 不足150人就拥有一个社团。

香港社工人员, 是香港政府雇佣的, 他们享有香港公务员英国文官的同等待遇。有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 他们大致司分为8个等级 (层次) , 即社会福利员、高级社会福利员、社会工作助理、高级社会工作助理、助理社会工作主任、社会工作主任、总社会工作主任、首席社会工作主任。广义的社工人员包括这8个层次的所有人员,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香港的社工人员只是指具有社工文凭的社会工作助理以上的人员。他们十分重视社工人员的学历, 只有获得社会工作学士学位的人才有资格当社会工作主任。社会福利员工作一段时间后, 经过培训, 表现好, 可晋升高级, 但高级社会福利员却不允许晋升为社会工作助理, 除非获得社工文凭, 所以香港的社工人员的专业素质都比较好, 并且热爱社工事业。

(二) 形成了与社会管理相配套的完善的法律法规、社会福利政策及相关发展规划体系

香港社工管理工作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一是在社工人员的资质方面, 根据《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规定, 只有获得注册局认可的“用以注册的社会工作学历”的人士, 方可进行社工注册登记, 方可从事社工职业岗位;二是在对违法青少年提供服务方面, 香港先后颁布了《社会服务令条例》和《罪犯感化条例》以及《少年犯条例》、《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等;三是在戒毒工作中, 要求社工根据《社会工作人员及监督人员为美沙酮诊所病人提供社会服务须遵照的工作指引》, 为戒毒人员提供专业辅导服务, 并强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在澳门, 社团设立门槛低, 立法保障社团自由生长。法律规定, 年满18岁以上的公民无需事先取得许可, 只要其活动不违背法律或社会公德均可自由行使结社的权利。成立社团的程序比较简单, 只要把社团章程连同刊登的政府公报和报纸呈交政府有关部门 (身份证明司) 备案即可凭所发的收据取得法律资格。设立政治社团, 除遵守这些条件外, 还需具备一些条件包括提供至少拥有200名常住居民、年满18岁以上的公民签署的声明书并需附有签署该声明的成员已办理选民登记的证明书, 经身份证明局登记, 有关的政治社团即告成立取得法律资格。社团成立后, 在法律范围内可自由活动, 没有“年检”、“年审’之类的事情。

(三) 巨额的财政支持与投入

香港政府每年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非常大, 其中70%用于社会保障方面;30%用于社会服务方面, 其中非政府机构 (即社工团体组织) 从中可获资助占政府用于社会服务资金的78.6%。虽然社会团机构可从政府处获得巨额资助, 但是这些机构的领导层现在已开始树立另一种新的观念, 他们提出要努力减轻政府的负担, 尽量减少政府的经费投入, 尽力争取社会性的资金支援, 并以此作为衡量自己机构工作成效和社会信誉度的重要指数。在澳门, 政府为配合社团在社会民生服务领域大展所长, 会提供资金支持或每年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拨款, 又或者以购买服务项目的形式, 使社团有能力履行社会服务。

新时期继续完善佛山社会管理的发展路径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 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佛山市委市政府在实施《规划纲要》的意见中也强调, 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因此, 我们通过调研后认为应考虑做好以下的主要方面作为工作的切入点:

(一) 大力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中, 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 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形成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社会职能以“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进行合理分工, 在实施社会政策和解决社会问题时, 政府不应也不可能成为现代意义的社会服务工作的惟一实施者和直接经办者, 而必须考虑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以实现社会控制为主要目标, 由政府单纯以行政手段推行社会政策和发展社会事业的理念和方式。据统计, 目前佛山市共有注册志愿者10万余人, 市、区两级共建立志愿者协会20余个, 专职社工30余个, 服务站140多个。但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些志愿者组织通常都是由团市委组织的, 属于“团管体系”, 因此, 目前的佛山模式实际上并不彻底。佛山市应主要考虑在政府的支持的引导下, 借鉴港澳地区依靠社会力量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等的经验, 例如建立健全类似NGO的相关组织, 以科学的专业化方式发展社会事业, 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专业社会工作机构, 实现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社会化。

(二)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是指政府为履行公共服务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向社会购买一定内容的服务, 以满足公民对于社会公共物品和增进社会福利的需求。从服务的直接对象看, 政府购买的服务可以分为直接用于社会大众的服务和直接用于政府工作的服务。政府购买的服务, 其内容极其广泛, 包括教育、卫生、医疗、科研、法律、财会、审计、各种城市公共服务等。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质, 就是通过竞争吸收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 实行政府职能社会化。香港政府“花钱买服务”的做法, 不仅使政府从繁琐、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从而腾出精力用于政府其他方面的行政管理, 而且使政府社会服务的职责, 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 提高了政府管理的质量和服务水平。与此同时, 有利于培育和发展社会服务产业, 为社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 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佛山市政府各部门应当认真学习借鉴港澳特区的先进经验, 高度重视加强社会事务管理,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 改变过去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 积极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试点, 通过购买服务, 逐步降低政府行政成本, 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三) 在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开展与港澳的合作

从教育方面来看, 港澳地区的高等教育发达, 国际化程度较高, 高等院校中有的是世界知名的学府。近年来香港澳门逐步扩大在内地特别是广东地区的招生比例, 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输出地。香港澳门高等院校也以多种方式与内地合作办学, 这样可以提高生源素质, 同时也有利于满足佛山乃至珠三角地区高中毕业生的入学需求, 加快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类人才。此外, 也应进一步加强佛港澳三地人才培训的合作, 为佛市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为三地开展更深层次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医疗服务方面, 香港和澳门具有先进技术实力和管理水平。通过继续落实CEPA分阶段的政策措施, 降低这方面的准入门槛, 吸引港澳地区医疗工作者在佛山市设置门诊部, 可弥补佛山市医疗资源的不足, 促进佛山市医疗服务的多元化和满足广大群众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香港澳门有多家医院因历史悠久、临床学科齐全、专家众多、诊疗技术高而享有盛誉。因此, 新时期进一步加强佛山与港澳的医疗卫生合作, 无疑也是深化社会管理体系改革, 逐步构建佛山和谐社会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参考文献

[1]佛山市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与思考, http://www.jgjs.gov.cn/Html/dcsk/143950553.html

[2]佛山市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 佛山市发改局, 中山大学课题调研材料

[3]香港回来话社工, http://law.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4/12/class000400001/hwz646581.htm

[4]周成岐, 澳门通过社团进行社会服务与管理, [J]中国民政, 2006年第6期

[5]李华芳, 【NGO】佛山模式可更进一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0583.html

[6]佛山市委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10年) 的实施意见, 2009年4月25日

[7]梁祖彬:香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公共组织与商业运作的混合模式, [J]当代港澳研究, 2009年第1辑

[8]娄胜华:民间社团、制度资源发澳门的政治发展, [J] (澳门) 行政总第69期

推进体制 篇7

一、具体举措与做法

自2001年以来,根据农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宁波市委市政府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为构建“三位一体”(科研、教育、推广)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提供保障。

(一)协同创新,加快农业科技发展方式转变

首先,针对现阶段宁波农业科技现状,依托“两院三校十中心”(“两院”指宁波市农科院、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三校”指宁波大学、浙江万里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十中心”指宁波市稻麦育种中心、航天育种试验研究中心、宁波市水产苗种繁育中心、国家海洋技术转移宁波中心、宁波市畜牧工程技术服务中心、禽病诊疗研究中心、宁波市创汇蔬菜工程技术中心、林特良种技术开发服务中心、林特良种繁育工程技术中心、生态农业工程技术中心等),协同攻关,促进传统优势农业产业实现技术升级,在良种培育、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重点突破。其次,支持科研院所组建科技创新团队,给予五年500~1 000万元经费支持;引导农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给予20万元科技经费补助。再者,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对列入省、市重点实验室的由财政一次性补足100万元和40万元,逐步形成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科技开发体系。

(二)创新产、学、研模式,促进农业技术成果转化

为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探索适合本区域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服务模式。一是“院地合作”模式,即依托科技特派员,以项目合作、人才培训等方式,把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植根农村,形成“专家(及团队)+公司+农户”的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的新型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为先进科技服务于区域农业主导产业“导航”;二是科技园区带动模式,按照“核心区—专业园”的“一区多园”建设模式,促进农业创新资源集聚和有效配置,充分发挥园区的科技示范带动作用;三是星火示范基地转化推广模式,按照“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以培育和壮大地方特色产业为目标,以83家星火示范基地的技术核心区为载体,辐射带动周边产业,推动整个产业基地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2014年转化推广应用技术305项。

(三)科技特派,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

科技特派,为广大农民提供农村政策、农业生产动态、农产品供求和市场价格、农业科技、灾情、疫情等农业信息服务,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目前,宁波已选派自然人科技特派员1 102人、法人和科技特派员团队133个深入农村一线,覆盖全市11个县(市)区每一个村镇,实施各类科技开发项目348项,引进、推广农业农村适用新技术812项,农业新品种767个,7 236户农民实现增收,解决了20 603人就业,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四)培育和扶持发展社会化农技服务组织

实施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改革,全面落实农技推广制度,逐步构建基层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和农产品质量监管“三位一体”的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农业综合服务中心131个,跨乡镇专业性区域站4个,引导和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设多元化的科技研发推广机构。

(五)搭建平台,为农业技术有效传播提供便捷途径

一是搭建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平台。组织专家、技术人员成立科技培训团,以及选送优秀农民赴高校和科研机构进修培养等方式,培训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村科技干部,培养专业户和农村致富的带头人。二是建立农业科技信息平台。以“便民、高效、优质”为服务宗旨,通过农技110、星火12396科技服务热线,与农业专家就农事、病害等进行交流沟通。三是搭建现代农业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农业公共服务资源,搭建以现代农业展示区、农产品检测区、数字化信息区、科技培训服务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131个,跨乡镇专业性区域站4个,引导和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形成合力推广现代农业科技,服务新农村建设。

二、主要成效

(一)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初步建成了以“两院三校十中心”为依托,以农业科技型企业和现代农民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慈溪、象山农业科技园区的科技示范带动作用日益显现,促进了农业创新资源的集聚和有效配置,促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推动“园区—企业—农户”的协同发展,提高了区农业技术创新和示范推广能力,促进区域现代农业发展。作为农业技术与农户需求对接的桥梁———农村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民营农技机构的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基本满足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宁波特色瓜菜产业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宁波慈溪科技特派员创业基地”“宁波鄞州科技特派员创业培训基地”先后获批国家级创业链、创业基地和创业培训基地,为宁波农业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支持。

(二)农业技术储备能力明显提高

关键技术获得突破性进展,其中“甬优系列”水稻、“慈抗3号”棉花等6个品种通过了国家级品种审定;宁海土鸡1号、“慈蚕1号”蚕豆等21个品种通过了省级品种审定(认定)。区域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库(包括种子基因库、微藻种质库、微生物菌株库、鱼贝类精子库)技术水准领先于国内同行水平。农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达到新高,其中授权发明专利达94项。农业科技成果突出,累计39项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种养业良种覆盖率达到94.67%。

(三)农业优势产业技术体系逐步形成

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和推广,使得全市农村经济基本形成了以创汇蔬菜、榨菜、蔺草、水果、竹笋、茶叶、花卉、水产品、生猪、畜禽等十大农产品为主导产业;以杂交稻制种、瓜菜工厂化育苗、水产全人工繁育为主要特色的生物苗种繁育技术体系;以水产品、果蔬、竹材为主要特产资源的加工技术体系,农产品加工率达60%以上;以海水饲料加工、生物活性物质利用、生物农药、生物有机肥开发为主要特色的农业生物技术体系,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有22家农业龙头企业建立了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其中余姚天邦、慈溪海通2家公司的企业工程技术中心被列为国家认定的企业工程技术中心,鄞州开诚等5家农业企业被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四)农业质量安全水平有提升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业规模化、企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为实施农产品生产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迅速提升。农业标准化生产促进了“三品一标”农业发展(“三品一标”包括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标志性指标。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创建考核指标中,“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达到40%以上为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50%以上为全面实现现代化),“主要食用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比率”达到60.37%,排名全省第一。据宁波市绿色食品办公室《宁波市“三品一标”农产品发展专题报告》数据显示,慈溪市“三品一标”在宁波各县市区处于领先水平,其中无公害农产品数量、绿色食品认证数量以及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分别为273个、65个、2个,占宁波的30.7%、32.7%、33.3%,居宁波首位。

(五)新型的农技推广体系初步建成

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农技需求为目标,以整合资源、提高效能,强化公益性职能、发展社会化农技推广队伍为原则,以优势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农机水利事业为依据,全市建立起以首席农技推广专家为龙头,农技指导员为骨干,责任农技员为基础,社会化农技推广人员为补充的服务直接、联系紧密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目前,全市基本完成了农技推广责任制度建设,各级农业部门聘用首席专家92名,农技指导员556名,责任农技员927名。876名农技人员参与各类科技服务活动,举办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517期,培训农民3.13万人次,培育新型农民1 820人,培育科技示范户3 700余户。有371名大学生享受农业领域创业就业补助,118个乡镇(街道)建成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

(六)要素产出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生产增效显著

在2002—2014年期间,劳均农业增加值(即劳动生产率)以年均14%幅度快速增长,从2002年11 225元/人提高至2014年达53 830元/人;每公顷粮食产量稳定在5 500公斤/公顷(2013年为5 469公斤/公顷,2014年为5 800公斤/公顷)。同期,每公顷种养面积产值(即土地产出率)则从29 540元/公顷提高至125 465元/公顷,年均增幅为10.28%;资本产出率(农业增加值与农业生产资本投入的比例)保持在180%左右,达到并超出农业基本实现现代化150%的水平(2014年为180%,其中农业为290%、林业为191%、牧业为80%、渔业为142%、服务业为159%)。农民人均纯收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从2000年5 069元/人增长到2014年24 283元/人,年均增长11.84%,已连续十余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三、制约因素

虽然宁波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科技需求相比,仍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偏低、投入结构不合理

一是虽然宁波农业科技经费投入能基本满足省委明确规定“各地科技三项经费中用于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工作的比例必须达到1/3”的要求,但科技三项经费基数低,从而导致农业科研和推广经费相对不足。二是因为计划单列市得不到省政府相关经费支持,从而农业科技投入总量长期偏低。三是由于部门条块分割的问题加上财政预算科目设置不尽合理,导致农业科技投入十分分散,造成了重复浪费和效率低下等问题。

(二)农业科技发挥效用所需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与现有人力资源冲突

一是农技推广队伍不能满足当前产业发展需求,突出表现:(1)年龄老化现象普遍,这些农技专员虽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知识结构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2)专业结构失衡,79.3%的专技人才集中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等人才严重短缺。二是农业从业者素质偏低,影响农业技术需求与应用效果。目前,在宁波市市区及各县市务农的农业劳动力大都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占26%,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8%。农业劳动力素质低下,不仅影响其对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认知与了解,而且影响采用与效果,进而影响购买需求,最终导致认知少→了解少→采用少→采用效果差→购买少或不认知→不了解→不采用→不购买的恶性循环。

(三)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科技配置不平衡

目前,宁波种植业和畜牧业中产值亿元以上的产业链有15条,其中,慈溪蔬菜、鄞州蔺草、余姚榨菜等产业年产值均在10亿元以上。然而受限于昂贵的资金投入,企业在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无法实现新的突破,从而使得很多农业龙头企业只能止步于传统的产品市场,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徘徊。与此同时,产业行业协会发展缓慢,科技研发创新能力仍较弱。

(四)农业信息化建设缺乏系统间集成与融通

宁波农业信息化平台建设成效显著,基本覆盖农业全产业链。但由于各系统间缺乏协同与集成,信息化应用“碎片化”现象严重,如生产领域中的信息化,缺乏与农业基础设施、农机装备技术和农艺的深度融合。同时,各部门按自身需求仅对生产中的某一阶段或过程进行“监管”,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消费者、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流通与反馈不畅,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

(五)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造成农业科技源头创新与实际应用的脱节

农业科技中的有效科技成果和综合性成果推广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成果浪费现象严重,对农业的贡献率不高。据统计,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为70%~80%,而宁波仅为65%左右;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一般为60%~80%,宁波市平均转化率只有40%,与世界农业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相反,熟悉市场环境和需求情况的农业科技型企业实力薄弱,主体地位尚未确立。

四、政策建议

(一)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激发创新动力

农业科技创新离不开资金投入,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提高资金供给水平是促进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保证。第一,要强化政府投入的主体作用。各级政府首先要严格执行《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保证支农资金增长速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把农业技术推广作为支持的重点,大幅度地增加农业科技推广预算支出,两项经费投入额度务必达到科技三项经费1/3的要求。第二,在原有经费落实的同时,根据农业科技创新现时发展需要,适当增加农业科技三项经费基数,达到并逐步超过国家平均水平。第三,积极吸纳民营资本,建立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不断完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信贷担保机制,建立和完善农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化风险补偿机制,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和外资流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协作、参股、合作、独资等多种形式参与投资发展农业科技事业。逐步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科技不断进步。

(二)整合社会资源,开创产学研合作新局面

实践证明,产学研是促进自主创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有效途径。因此,充分利用已经搭建的“两院四校十中心”科研平台,由市科技局牵头,联合农业局、质量监督局等相关农口部门,继续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瞄准产业发展中关键技术难题,以及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共性问题实施重点攻关依然至关重要,但在此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技术的市场需求以及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和产生的效益,选择和激励农业科技园区或农业科技创新型企业参与研发和试验,试点成功后逐步推广,以点带面,并给予相应主体物质奖励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待遇。

(三)搭建桥梁,不断充实农技推广人才队伍

人是第一生产力。在当前农民文化知识相对薄弱、对农业技术理解有限的情况下,农技推广队伍成为农业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因此,针对当前农技推广员专业结构不合理、年龄偏大的弊端,突破原有框框,定期或不定期地选拔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到农业类大学或相关专业进行在职培训,以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技能。同时队伍的力量,搭建沟通交流桥梁,为农业科技切实植入农村提供保障。同时,通过赋予行业协会必要的管理权限和职能,给予相应政策扶持,引导行业协会成为农业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四)共建共享,助推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

互联网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投资模式,也为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实时管控提供了条件,实现精准农业,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和效益。因此,搭建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势在必行。同时,辅以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以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网络系统为支撑点,提供从网上交易、拍卖、电子支付、物流配送等功能,打开农资产品的销售空间。借助于自媒体应用大众普及特点,拓展农技110、农民信箱功能,开通微信公众号,以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供求为出发点,融合科研、推广、教育于一体,有步骤推进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领域的应用。

参考文献

[1]解宗方,李海现,李锦辉.农业科技创新模型及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9):290-293.

[2]叶班.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农业科技创新[N].科技日报,2014-01-20.

[3]科学技术部专题研究组.国外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典型做法与经验借鉴[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

[4]贾敬敦.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推进体制 篇8

《意见》提出，切实减少政府定价项目，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和环节的价格，全面下放价格管理权限。加快修订《湖北省定价目录》，进一步减少政府定价项目，把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2014年，先行放开工业用盐、省医保目录内的低价药品、中药饮片、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民办教育、民办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普通住宅以外的物业服务、道路货物运输、铁路、公路、民航客货运延伸服务等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经营者自主定价。凡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国家有关部门放开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一律放开。凡属地管理更加方便有效的价格，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和简政放权要求，一律下放市（州）或县（市、区）实行属地管理。

省物价局负责人表示，为保证《意见》落到实处，省物价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拟订了20多个专项实施方案，把全面落实《意见》和与之相配套的20多个专项实施方案都纳入了今年全省物价系统目标责任制管理范围来系统谋划，扎实推进，并主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将价格改革工作任务逐一细化分解和抓好落实。

湖北省新一轮价格改革已于去年启动。今年前5个月，省物价局积极运用价格杠杆促进本省经济转型升级，共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争取到近20项有利于本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价格政策，包括对武汉光谷未来科技城高新技术企业执行“大工业用电”电价，预计每年可为企业节省电费支出约1.5亿元。积极推行“网格化”市场价格监管和跨省市反垄断执法，共查处价格违法案件686件，查出价格违法金额 8348.96万元，实施经济制裁10605.96万元，为维护湖北省市场价格秩序、稳定价格总水平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为便于各省物价系统改革工作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本栏目将湖北省《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全文刊登。

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省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1、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建成支点、走在前列”和“五个湖北”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立足省情，全面推进价格体制机制改革，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2、基本原则：坚持市场导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健全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的价格形成机制。坚持放管结合。中央和省定价目录以外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并通过分行业制定价格行为规范，引导经营者合理定价。目录以内的，通过健全完善公开透明的定价规则和定价机制，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坚持“底线”思维。深化改革与稳定发展相协调，把握好价格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注重区分基本与非基本需求。坚持公开透明。完善重大价格决策公开征求意见和风险评估等制度，广泛听取民意。

3、目标任务。到2020年（争取在2018年前），全面完成本意见所提出的改革任务，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进一步完善，科学合理的价格调控体系和公开透明的价格监管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保障民生的价格政策进一步完备，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价格环境。

二、减少政府定价项目，下放价格管理权限

4、放开竞争性领域和环节的价格。加快修订《湖北省定价目录》，进一步减少政府定价项目，把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2014年，先行放开下列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经营者自主定价：工业用盐；二类疫苗，省医保目录内的低价药品，中药饮片，医疗机构制剂；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非治疗性口腔正畸、种牙、整形美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个性化医疗服务，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民办教育，民办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普通住宅以外的物业服务；道路货物运输，铁路专用线代维护，铁路、公路、民航客货运延伸服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国家有关部门放开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我省一律放开。

5、下放价格管理权限。凡属地管理更加方便有效的价格，一律下放。2014年，先行下放下列商品及服务价格管理权限，交由市（州）或县（市、区）实行属地管理：城市供水、供热，水、电、气、热延伸服务；保障性住房租金，5A级以外的游览参观景点门票及相关服务，殡葬及延伸服务；铁路专业线共用及专用铁路兼办公共客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危险废物处置；生猪屠宰加工服务。授权市（州）或县（市、区）按属地管理公办学前教育、城市道路桥梁和隧道通行、城市道路机动车停车、专业渡口过渡收费标准。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国家有关部门下放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省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政策规定和简政放权要求明确管理权限。

6、进一步改进政府定价管理。改革政府定价形式，创新价格管理方式，更多运用规则管理，强化政府定价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健全成本监审制度，完善价格听证制度，推行专家论证制度，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三、深化重点领域价格改革

7、深化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深化销售电价改革，简化分类，逐步建立以用电负荷特性为主的电价分类结构体系。推进发电企业与大用户直接交易，增加用户用电选择权。落实风电、太阳能、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完善水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在高耗能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行阶梯电价政策，落实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和脱硝、脱硫、除尘电价政策。endprint

8、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简化天然气价格分类，推进工商业用气同价。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适时适当提高非居民用存量气价格，缩小与增量气价差，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

9、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合理制定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完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形成机制，理顺非农业用水价格，逐步推行农业用水终端计量水价。对非居民用水推行超定额取用水累进加价制度。

10、推进环保收费改革。完善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按照补偿污水处理（含污泥处置）设施和排污管网运行维护成本，并有合理投资回报的原则，出台具体量化多因子收费标准，建立健全污水处理收费与治污成效挂钩的价格机制。推行差别化的排污收费政策，逐步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污收费标准，完善垃圾处理收费政策，促进垃圾分类。完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相关价格管理办法。规范机动车尾气污染检测收费监管。

11、深化医药价格改革。对省管低价药品实行清单管理和动态化调整，研究制定鼓励药品研发创新和提升产品质量的价格政策。加快理顺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体系，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探索开展以管理医保支付价格为核心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

12、完善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标准体系。按照交通运输部政策规定，做好收费车型分类和货车计重收费计费方式与部颁标准对接工作。探索建立不同区域、不同建设投资主体路段的统一收费标准系统和收费资金调剂补偿制度，优化高速公路建设投资环境。

四、健全科学合理的价格调控体系

13、完善价格总水平综合调控。建立健全价格总水平调控预期目标责任制，完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运行、主要城市鲜菜价格涨幅公开通报制度。规范和完善市场价格调控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形成综合运用货币、财政、储备等政策措施，合力加强市场价格综合调控格局。

14、完善价格监测预警体系。加强价格形势研判，健全主要农产品和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实时监测体系，完善有效防范和应对价格异常波动预案及工作措施。构建覆盖全省的价格信息发布平台，加强和改进价格信息服务。

15、完善粮食等农产品保供稳价机制。落实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油菜籽、玉米等临时收储政策。落实和完善生猪价格调控预案，探索开展生猪目标价格政策性保险试点。加强工作指导，促进平价商店稳健、规范发展，着力保持鲜菜价格基本稳定。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逐步建立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16、完善民生价格政策。在保基本需求前提下，推行并完善居民生活用水、用电、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和居民用电分时电价。继续对困难群众实行水电气等价格优惠或减免措施。落实和完善商品房价格申报、明码标价制度，规范商品房销售中的价格行为。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完善公办非义务教育学费标准管理。建立游览参观景点门票价格管理长效机制，完善节假日降价优惠措施，促进门票价格总水平稳中有降。完善公共交通、付费电视收视、养老、殡葬等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充分体现服务的公益性。深化涉企、涉教、涉农、涉医、驾培驾考、银行业、电信业等重点领域收费专项治理。

五、完善透明高效的价格监管体制机制

17、完善市场价格监管机制。建立健全网格化市场价格监管制度，及时依法查处哄抬物价、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合理划分价格行政处罚管辖权，下移价格监管的重心，提升价格行政执法效率和系统整体合力。建立价格社会监督激励机制，健全价格社会监督网络，引导和督促经营者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形成规范价格行为的内外约束机制。完善价格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使价格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

18、完善明码标价制度。探索分行业制定明码标价规则及实施办法，逐步实现明码标价全覆盖。积极推进明码实价，有序开展“明码实价示范店”、“明码实价示范街”创建活动，引导经营者合理定价、真实标价。

19、加强反价格垄断工作。深入推进反价格垄断执法体系建设，加强反价格垄断执法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查处价格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行政权力在价格方面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维护和促进公平竞争。

20、加强和完善收费监管。全面梳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定期发布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目录。禁止将已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或通过第三方强制收取。对国家和省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相应取消收费项目、注销收费许可证。加强和规范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及具有行政审批前置条件的服务收费管理，从紧、从严核批收费标准。清理整顿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商会有偿服务收费，依法查处强制服务并收费、重复收费、低于服务等级要求提供服务并收费等行为。

21、规范农产品流通环节收费行为。落实和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建立健全流通费用调查统计制度，加强和规范鲜活农产品交易市场收费监管。

22、完善价格违法预警防范处置机制。建立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制度，完善价格违法行为监测预警制度和应急预案，健全快速反应体系，形成监测预警、检查处置、政策应对、舆论引导四位一体的价格应急处置快速反应体系。

23、畅通价格诉求渠道。加强12358价格举报平台建设，完善价格举报电话值守制度，健全工作制度、优化办理流程，建立和完善价格矛盾纠纷调解协商等制度。

24、积极推进价格诚信建设。逐步建立经营者价格信用信息数据库及经营者价格诚信社会评价机制，探索开展经营者价格信用等级评定和发布工作。深化价格诚信单位创建活动，引导经营者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原则合理定价，加强价格行为自律。

六、保障措施

25、加强组织领导。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各地要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下，把推进价格改革摆上重要工作日程，制定方案、细化措施、落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改革有序推进。

26、加强协调联动。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的思想。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发挥好牵头单位作用，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作会商机制，加强部门沟通和上下协调，合力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

27、加强督办落实。在全省物价系统全面推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将价格改革工作任务逐一细化分解，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加强督导考核，确保改革取得实效。加强物价队伍建设，积极转变职能、改进作风，为有效推进价格改革提供坚强保证。创新价格宣传和舆论引导方式，为推进价格改革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28、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价格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加强价格改革重大问题研究，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充分发挥基层、部门、行业组织、经营者、专家在研究复杂问题、协调复杂利益关系、凝聚改革共识等方面的作用。

坚定不移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篇9

一论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甘肃日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动员令，标志着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前，摆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建设文化大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贡献。甘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也是文化改革发展的沃土。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文化建设铿锵前行，硕果累累。一个又一个文化大手笔，串珠成链，形成了令人瞩目、珍贵独特的“甘肃文化现象”。然而，探寻其中的奥秘，人们发现，文化体制改革居功至伟。多年来，正是思想的解放、观念的突破、机制的创新，为甘肃文化建设增添了无穷的活力。实践充分证明，改革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早改早受益，大改大变化，真改见真效。只要勇于改革，善于改革，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完全可以建设一流文化。

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新形势下，文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文化改革永无止境。更应当看到，虽然甘肃文化建设成就不小，但差距也不小，问题也不少。作为一个欠发达省份，甘肃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些前进中的问题，除了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别无他途。不改革，或者不深化改革，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为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文化体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随着改革进入加快推进的攻坚期，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观望等待的问题，而是要正视差距，直面矛盾，涉深水，破坚冰，啃硬骨头。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中央和省上的精神，力争改革过程中的每一步把握正确方向，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尽量少走弯路，不走岔路，不走回头路。各文化改革单位要以更加主动、更加自觉的姿态，更新思想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全体员工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推进体制 篇10

受李亚平厅长委托, 省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陶长生作工作部署。他指出, 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是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确定的重要改革内容, 是水利部今年年初印发的《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和省水利厅《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实施方案》确定的重要内容。江苏省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启动以来, 试点地区周密部署、强力推进, 成立了改革领导机构, 制定了改革实施方案, 确定了市县级改革试点, 落实了专项工作经费, 2014年24个试点县小型水利工程管护计划投入资金4. 16亿元, 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陶长生强调, 一是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各地要认识到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是完善农田水利体系, 保障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是扭转重建轻管格局, 实现水利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是打造水美乡村, 加快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二是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以“两部”意见为指导, 因地制宜确定改革范围; 以明晰产权为前提, 开展工程确权登记; 以落实责任为核心, 尽快确定管护主体; 以保障经费为关键, 加快建立稳定投入机制; 以创新管护模式为根本, 建立健全良性运行机制; 以提供技术服务为支撑, 深化乡镇水利站建设; 以加强监督考核为要求, 全面强化行政推动。三是进一步要强化组织保障。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研究制定实施方案, 努力形成工作合力, 着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