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的解放十篇

历史人物的解放 篇1

一、解放初新疆的币制情况

解放前, 新疆币制情况十分复杂, 交易方式混乱。从原始的“以物易物”、“以物计价”、“以物折算”到使用银元和纸币, 普遍存在于新疆广大城镇和农牧区。解放前, 新疆三区地区流通的是新疆商业银行发行的三区期票; 七区流通的是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元票。三、七区之间两种货币互不流通, 也无法兑换。除此之外, 在哈萨克族和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区域流通银元宝; 新疆东疆奇台等县以群众的主要生活消费品砖茶为通货, 或者以砖茶计价; 喀什地区还流通着沙俄的大小金钱和印度金钱。面对这样复杂的币制情况, 解放初期能否统一币制, 稳定金融秩序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二、中共对统一新疆币制的初步实践

1949 年9 月, 新疆和平解放, 标志着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壮举。根据新疆经济落后、多民族聚居、宗教情况复杂、地区封闭的特点,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对新疆统一货币, 建立一元化的社会主义货币制度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 坚持“业务为主, 行政为辅, 积极争取, 稳步推进”的工作方法, 进行新疆省内的币制统一。

首先, 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省分行, 统一新疆的金融机构。1950年1 月23 日,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省分行成立, 它是在新疆省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并进行整顿改造基础上成立的。该行成立之后由张定繁任经理、楚轩任副经理, 在行政上直属新疆省人民政府领导, 在金融政策、业务方针上接受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其主要任务为: 办理与全国各大城市之汇兑、外汇管理、国营各工厂、交通等生产建设事业的投资, 筹备本省币制与全国币制统一等事宜, 办理有关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之一切事宜。同年2 月, 三区内的商业银行和农业银行合并于新疆省银行, 三、七区货币互相流通, 9 月, 新疆省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旧新疆省银行, 其全部业务自10 月1 日起归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省分行办理, 到1950 年年底,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省分行及其分支机构已发展到49 处, 至此, 新疆金融机构与全国统一。

其次, 暂以银元票统一新疆货币, 实现新疆省内币制的统一。1949年11 月26 日, 人民银行西北区行“关于今后八个月的工作任务的指示”中指出: “为照顾少数民族, 对新疆金融应有单独措施。为照顾少数民族, 应于一切蒋记伪币分别看待, 暂准流通; 以免积极准备, 三五月后, 再规定合理比价, 逐渐收回, 统一流通人民币。”

1950 年初, 新疆省人民政府与三区有关部门协商, 做出了“关于新疆省三、七区金融问题统一决议”。决议对统一币制与发行问题做了“三区发行的期票与七区发行的银元票, 先固定比价, 同时在全疆流通”、“三区期票停止发行, 先行收回, 原则上只吞不吐”、“将银元票与期票的比价定为1: 1250”的决定。这样的作法在解放初期有力的保障了三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 保证了新疆的边疆稳定。至此, 在中共新疆分局的领导之下, 三区期票停止流通, 新疆省内实现了币制的统一。

三、中共实现对新疆币制的统一

新疆和平解放后, 稳定金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银元票的存废问题, 也就是能否立即发行人民币, 实现与全国币制的统一。但当时的问题是: 首先, 人民币上没有维文, 新疆的少数民族群众众多, 无法使用, 硬性发行, 必然引起混乱, 导致社会问题; 其次, 若使用对三区期票的办法, 在一定时期内, 银元票与人民币混合流通, 使新疆的币制更加复杂, 必然引起金融混乱; 最后, 银元票的迅速贬值问题。基于这样的情况, 中共中央决定将银元票为本位币, 斩断银元票与银元之间的关系, 稳定它的币制;然后逐步创造条件, 收回银元票, 发行人民币, 实现与全国币制的统一。

面对银元票币值不稳定的问题, 根据彭德怀对于新疆经济稳定的相关指示, 1949 年11 月8 日,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省人民政府批准新疆省银行《省外汇兑暂行办法》, 指示即日起, 开放迪化至兰州与西安两地的汇兑。12 月1 日, 增加上海、天津、汉口和长沙等四个通汇口; 12 月7 日, 开放与全国的通汇。

1950 年7 月, 新疆的物价已趋于稳定并能和全国相适应。根据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指示, 在中国中央新疆分局的领导之下, 开始对银元票与旧人民币的汇率进行了三次调整, 为在新疆发行人民币的工作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1951 年10 月1 日,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命令, 新疆省人民政府发布布告, 规定: 第一, 银元票与旧人民币的比价为1: 350;第二, 带维吾尔文的人民币准在全国流通, 同时不带维吾尔文的人民币可在省内流通; 第三, 从1951 年10 月1 日起, 新疆省境内一切计价、记账、契约等, 均改为以人民币为法定货币本位。这些措施实行以后, 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欢迎, 全疆物价稳中有降, 有利于人民生活。

从此, 在中国中央新疆分局的领导下, 新疆的币制终于与全国完全统一起来, 新中国也完成了全国 ( 除西藏外) 的货币统一, 开启了经济发展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清]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Z].

[2]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省分行今日成立[N].新疆日报, 1950-1-23 (02) .

[3]蔡杰华.新中国诞生后的新疆币制统一[J].新疆金融, 2008.05.

[4]王永生.新疆银圆票考[J].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01.

历史人物的解放 篇2

关键词：论犹太人问题,人类解放,政治解放,市民社会,利己主义

1 犹太人问题的二重性

"法国革命以前, 世界犹太人的总数是225万, 其中欧洲占175万, 犹太人问题一直是欧洲社会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言, 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西欧, 犹太人有较大的自主权, 中欧地区的40多万犹太人却面临着极其悲惨的命运。在很多地区, 他们只是宗主国的控制与剥夺对象。"大部分中欧国家以"保护基督徒免遭伤害"为由对犹太人进行约束和限制。例如他们不得在非犹太人区活动, 必须佩戴特殊的犹太标记, 不能雇佣犹太人做佣人等等, "犹太人问题"是存在于19世纪的现实问题。因此, 犹太人问题、犹太人的压迫与解放作为时代的"特殊命题"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反思。

然而, 如果我们考虑到犹太人所代表的文化背景以及犹太精神的深刻内涵, 犹太人问题也就不仅仅作为时代的"特殊命题"而存在, "犹太人问题"也映射出了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命题--人应该如何实现解放?。一方面, 聪明勤劳熟于商业经营的犹太人在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中秉持着利己主义谋生法则, 而利己主义正是当下市民社会的个体生存的根本信念。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金钱拜物教"盛行, 人的本质异化。市民社会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现实与政治国家要求的"类的存在"的理想形成了根本性冲突。社会要求人与人的连结, 而在市民社会中奉持利己主义原则的人恰以个体 (自我) 为中心把他者当作工具任意的使用。因此"犹太人问题"反映着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 而在这个意义上"犹太人问题"也作为人类寻求解放的普遍命题而存在。

政治解放是最终的归宿?

(1) 马克思对政治解放问题的基本理解

鲍威尔在1843年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他将犹太人问题的普遍意义诉诸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的对立"。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将求诸于对宗教问题的克服。在此基础上, 鲍威尔认为, 犹太人的解放就只有在犹太人放弃犹太教, 并且国家不以宗教为前提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以宗教为前提的国家, 还不是真正的、不是现实的国家。"不得不说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解是片面的, 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犹太人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犹太人问题依据犹太人居住的国家而有不同的表述。在德国, 不存在政治国家, 不存在作为国家的国家, 犹太人问题就是纯粹的神学问题。""在法国这个立宪国家中, 犹太人问题是个立宪制问题, 是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

(2) 政治解放的二重局限

马克思的思路是清晰的, 犹太人问题被鲍威尔还原为了"神学问题"而马克思进一步将"神学问题"还原为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因此, 我们完全可以循着马克思的思路进一步追问, 政治解放、政治国家的建构最终为什么不能争取到人的终极自由, 让人回归其本质?这正是马克思所期待的追问, 也是马克思对政治解放进行批判的主要着力点。政治解放的不完备性体现在:一方面它无法完全把政治领域已经宣布解放的抽象允诺实际的贯彻到人类生存的现实领域, 人类仍然生存在和宗教描述类似的二重世界之中--政治国家, 是那给予了人们美好许诺的天国;市民社会, 是那被苦难与奴役填满的尘世, 那些在政治解放中被许下的诺言并未在市民社会真正实现。另一方面, 二重世界的划分也导致了人类的二重生活, 作为政治国家的一员, 人们把自己认同为共同体、类的存在物。同样, 作为市民社会中的一员, 人们也把利己主义作为个人原则, 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类相互隔离。

国家只是在政治上消除了社会诸般差别, 而在实际的生存领域这些差别依然存在, 甚至是作为国家的前提而存在--"只有同自己这些要素处以对立状态, 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 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政治解放确立了二重世界,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恰恰代表的是宗教中的天国与尘世, 天国的理想与尘世的苦厄并不能在现实中统一起来。另一方面, 二重世界的确立也使得人类过着二重生活--尘世的、天国的, 个体的、类的。在政治国家中, 人把自己看作政治共同体的一员, 视为类的存在物而生活。而在市民社会, 人们秉持利己的原则将自我与他者相割裂, 把他者视为利己的工具, 过着互为工具的苦厄生活。在"尘世", 每个人都信奉只有"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格"。而正是这样, 也没有任何一个"我"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格", 在互为工具的结构中没有人能够逃脱作为工具的命运。"在这里, 即在人把自己并把别人看作是现实的个人的地方, 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相反, 在国家中, 即在人被看作是类的存在物的地方, 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 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 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人能正视他者并把他者视为现实的人--这仅是存在于政治国家的天国幻相。而在现实的市民社会--互为工具的结构中, 人本身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马克思揭示了隐藏在二重世界之后的悖谬, 在现实性领域人失去了本己的实在性, 而在非现实的理想领域, 人又被虚假的"允诺了"本己的生命。只要二重世界存在, 无论在哪个世界, 人在本质上都是非存在 (并非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存在) 。

(3)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裂的原因

正如上文所论述, 马克思分析了"政治国家本身的诡辩"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世俗分裂"。只要这种分裂还存在人就是丧失了的人和不完全的人, 是外化的人和受自然力控制的人。因此, 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类解放的最终归宿,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带来的是现实与理想、个体与类的分裂, 政治领域理念的实现并不能完成为尘世间的现实, 政治领域类的共同体的生活在尘世表现为个体的异化。当这种根本性的分裂及其带来的一系列人类生存现象被揭示出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种分裂何以存在?马克思将这个问题诉诸于"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也即是说在封建时代, 市民社会的要素通过领主权、等级、同业公会等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领主权、等级、同业公会等形式成为了连结市民社会和国家生活的粘合点, 政治的要素渗透在市民生活的领域, 市民生活的内容也贯入国家政治生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还未产生截然的分裂。但政治革命却"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它把市民社会分割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体, 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体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政治革命使政治生活上升到普遍领域, 而特定的生活降低到只具有个体的意义,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由此而产生, 而利己主义成为了国家的实质前提。

至此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马克思本人的演绎思路。在马克思看来, 犹太人问题不能仅仅被归结为神学问题, 因为在不同的国家犹太人问题的表征不同。同时, 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乎犹太群体的特殊问题, 而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命题。这样, 马克思反对了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政治解决思路。反之, 马克思对政治国家本身进行了批判, 问题由最初的宗教问题延伸到了政治领域。被政治解放幻想遮蔽的恰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 这种分裂导致了"人之实现的不可能", 进而政治问题又过渡到了市民社会的问题。最终, 这种分裂的根源被马克思诉诸人类"利己主义"的信念, "利己主义"的信念造成了人的根本异化。

3 利己主义的原则

在《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 马克思对利己主义犹太精神带来人对金钱崇拜造成的人的客体化与异化进行了深入而又精细的分析。马克思的分析在一开始就是以世俗社会为起点的, 犹太人秉持着自私自利, 实际需要的精神, 笃行着"做生意"的礼拜, 崇拜着"金钱"的神明。这一切的一切和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前提, 市民社会普遍具有着犹太精神。

在与金钱的关系中一切都成为可以让渡的、可以交换的商品, 作为真实的, 人的本质的关系即类关系反而成了手段, 它不幸的成为了买卖对象, 甚至妇女也不例外。人乃至整个自然的价值被客体化, 人不再是其自身, 个体与个体, 个体与类的关系异化为了金钱关系。在金钱衡量的交换关系中人受到了最为畸形的异化, 钱币成为了最高的神明。

4 人如何实现解放

这人类的解放的宏伟历程如马克思在第一部分的结尾所述:"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 并且作为个人, 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 成为类的存在物的时候,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 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从自身分离的时候,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 人的解放才能完成。"这个解放日, 是全人类从价值化了扭曲了的世界中解放出来的那一日, 也是人类从客体化的世界中摆脱出来见到自己最本己生命的那一日。在这一日, 人将实现其自身。

参考文献

[1]侯小丰."自由何以实现"与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逻辑进路--重读《论犹太人问题》[J].浙江学刊, 2010.

[2]李金和.人类解放前提论--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解读[J].理论月刊, 2011.

历史人物的解放 篇3

《麦哲伦》一书的作者突破了又一个禁区，即敢于向人们介绍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中的风云人物。他敢于肯定他笔下的这个“殖民主义者”是一个对后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这就使我们看到，一部资本原始积累史并非一团漆黑，并非只充斥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它也有英雄业绩和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或多或少对人类历史作过一定的贡献。正如马克思所说：“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的(《马恩选集》第一卷第604页)。麦哲伦》一书不啻为马克思这句话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麦哲伦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诞生时的一个英雄。

我们过去搞历史科学的人，一提到麦哲伦都几乎没有几句好话。如有一部颇有影响的《世界通史》，在论及麦哲伦时，尽管承认他的环球航行“证明了地圆说”，但却称他为一个“怀着黄金梦的西班牙冒险家”，此外再无多话。近年出版的一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也异口同声地称麦哲伦为“怀着黄金渴想的冒险家”。在谈到“地理大发现”时，甚至说所谓地理大发现只是“一些狂热地渴望着黄金的冒险家所进行的几次危险的远航”。在历史上起了如此重大作用的历史活动就这样遭到简单的否决。在这样重大历史活动中扮演英雄角色的历史人物亦逃不脱被否决的命运。可惜历史并不是可以简单对待的，它自有本身固有的铁一般的发展规律。如果说遭到不公正待遇的麦哲伦只能默默地站在历史的角落，不可能亲自起来为自己进行辩护的话，那么，今天，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来之时，一本小册子终于勇敢地站了出来，对麦哲伦进行了重新评价，抹掉了麦哲伦脸上的厚厚的尘埃，实事求是地还了麦哲伦本来的真实面目。这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麦哲伦》一书。

打开《麦哲伦》，开宗明义就说：“麦哲伦是‘地理大发现’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领导的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无可辩驳地以实践证明了地圆学说，对扩大人类的地理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多痛快，一下就直截了当地与过去历史学界对麦哲伦的评价划清了界限，一个在许多大部头的历史著作中说得吞吞吐吐或说得不对的问题，一下子就在这本小册子中找到了令人满意的回答。

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该书怎样生动地描绘了麦哲伦的一生：麦哲伦是葡萄牙人，生于一四八○年，从小就渴望参加远洋探险活动。二十五岁参加了第一次远航，到达印度，后来又两次远航马六甲海峡，在这几次远航中，麦哲伦数次受伤，历尽艰辛，但这些并没有使麦哲伦丧失斗志。相反，极大地锤炼了他的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性格，也使他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三十五岁，麦哲伦开始酝酿环球航行，因为他相信地圆说。三十九岁，他梦寐以求的环球远航开始，他率领五艘装备低劣的船队从西班牙一个港口出发。在环球航行中，麦哲伦遭遇到无数的艰难险阻，其严酷性远远超出麦哲伦本人的预料，寒冷的气候，险恶的风浪，难忍的饥渴，恐怖的病痛，以及一些船员的动摇和不坚定分子的背叛，这一切都给麦哲伦带来数不清的困苦，但勇敢的麦哲伦没有使自己的航向倒转，他只有一个信念，不完成“从西方绕到东方”的航行，绝不罢休。终于，“艰难险阻，玉汝于成”。麦哲伦船队出发一年之后，就找到了两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口——即后世以麦哲伦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麦哲伦船队作为人类的第一批代表首次从大西洋进入了太平洋。一五二一年麦哲伦船队在太平洋上进行了三个多月的“饥饿航行”后，到达了西太平洋上的马里亚纳群岛，至此，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基本上得以实现，他已在不知不觉中从西方绕到了东方。麦哲伦用自己的英雄行为证明了我们脚下的世界是一个球体，并从此把包括整个太平洋在内的半个地球填进了人类的版图。

今天为了纪念麦哲伦，我们的世界地图还用一条显明的红线标出了当年麦哲伦船队环球航行的路线。不幸的是，就在船队到达菲律宾群岛后不久，由于麦哲伦介入了岛上土著居民的内部事务，遭到了土人杀害，没有能够活着到达环球远航的终点——西班牙的桑卢卡尔港——而由饱经灾难已为数甚少的船员坚持着完成了麦哲伦的遗愿。作者就这样冷静地、不事夸张地用粗线条勾勒了麦哲伦的一生，使我们不仅了解到“环球航行”是怎么回事，也便于我们历史地认识这次远航的巨大意义。

当然作者并没有忘记对麦哲伦的批判。我们说作者对麦哲伦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是因为作者在指出麦哲伦的“功”时，也指责了他的“过”。如：他在最初几次远航中，就是因为侵扰一些沿海国家而使自己负了伤。他对土人的屠杀和劫掠也遭到作者的谴责。至于最后由于麦哲伦干涉菲律宾群岛的内部事务而遭致土人杀害，作者说他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这些都是令人信服的评述。作者最后的结论是：“麦哲伦的远航对于扩大人类的地理知识有着一定的贡献，但在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他也充当了近代殖民主义的开路先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结论，比起那种只简单地认为麦哲伦是一个“怀着黄金梦的冒险家”，他的远航只是一次“危险的远航”要合理得多。

读完《麦哲伦》这本小册子，获益非浅，欣喜之余，也想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作者有的回答了，有的没有回答或回答得不甚清楚。为了推动对麦哲伦等历史人物作进一步的研究，活跃史学界的“百家争鸣”，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也来提两个问题，就教于作者，就教于史学界。

第一，关于麦哲伦远航的动机问题。

过去所有论述麦哲伦的历史著作，无一例外地都指责了麦哲伦远航的动机，他们都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说，是黄金驱使麦哲伦走上环球航行的道路的。诚然，《麦哲伦》的作者也曾指出麦哲伦渴求“获取东方的财富”。但作者也指出麦哲伦“相信地圆说”——这就不简单。麦哲伦可贵的一点正在于他不是一个庸人，他善于接受新思想，他能冲破当时笼罩整个欧洲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迷雾，敏感地抓住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一种科学思潮——地圆说，用这种学说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在当时还无人能证明这种学说的情况下，勇敢的麦哲伦决定用自己的实践去证明这种学说，从而成功地创造出了别人不能够创造出的奇迹。试想，麦哲伦如果不相信地圆说，他会去进行环球航行吗？特别是当他的船队在南大西洋上辗转探索，既找不到麦哲伦海峡，也找不到黄金时，他为什么不使自己的航向倒转呢？因此，我可以大胆地说，麦哲伦远航的主要动机不仅是为了“渴求黄金”，也是为了探寻一条“从西方绕到东方的航路”。麦哲伦环球探险的真正秘密就在于此。当然，这两个动机很难说清楚哪一个是主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唯一能考察麦哲伦行为的是他的航行效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我们在考察一个人的行为时不仅要看到动机，也要注重效果。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成功，加速了欧洲中世纪社会的解体，世界从此进入资本主义历程，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就充分说明，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是有功于人类历史的，他的行为是无可厚非的。

第二，关于冒险家麦哲伦的问题。

如前所述，历来的历史著作在论及麦哲伦时，对他的最大的贬词就是称他为一个“冒险家”，仿佛麦哲伦之所以不值得肯定，就是因为他头上有顶“冒险家”的帽子。《麦哲伦》一书的作者虽没有称麦哲伦为一个冒险家，但也没就麦哲伦的冒险精神作出说明，这是该书的不足之处。其实，所有将麦哲伦贬为“冒险家”的人，并没有真正贬倒他，只不过是点出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特征”而已。我们都知道，麦哲伦生当“文艺复兴”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连恩格斯都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称呼来概括其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冒险精神”。人们都熟悉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著名论述，但人们(不，有些人)恰好忽略了恩格斯对时代特征的精辟概括，这个精辟概括包含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大段论述中，为了不至于断章取义，或给人一种支离破碎之感，我们把这段话全部引述在下面：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运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着重点是我加的)

恩格斯在这里对“文艺复兴”时的时代特征说得如此清楚，如此明白，为什么我们有些历史著作在论及麦哲伦一类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时会忽略了呢？恐怕是被“冒险”这两个字眼吓住了。“冒险”在我们这个时代总不是好听的，“冒险家”总不是好人。现在当我们全面地、仔细地理解了恩格斯的论述后，我们就可以給“冒险家”一词以历史的解释。是的，麦哲伦是一个冒险家，他生当冒险的时代，也有冒险的精神，他的环球远航的成功，就是他冒险探索的结果。如果麦哲伦从来就没有受到“成为那个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的熏陶，如果他从来就没有想去获取远洋探险荣誉的志向，他会去征服地球吗？即使去了，如果他不敢冒险，如果他没有足够的精神气质，他会成功吗？麦哲伦不愧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之一，他的探险精神将永远受到后人敬仰。

一个麦哲伦将会引出一大群历史人物来。我们将会看到哥伦布、路德、马基雅弗里等向我们走来，我们将目睹他们的丰采，聆听他们的声音，触摸他们的业绩……，这是笔者的希望和期待。

一九八○年九月

历史人物的解放 篇4

□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全党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该像党当年领导工作重点转移、推进改革开放那样，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

党的十七大提出，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显然，继续解放思想，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前提。那么，继续解放思想，“解放”什么呢？这是我们在贯彻十七大精神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

今年是我国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联系30年前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经验，来思考今天怎样继续解放思想，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30年前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一开始，其意义就超越了哲学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所作出的一大历史性贡献，就是明确地指出了这场大讨论是一场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大讨论，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表时，“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越争论越大，引起了我的兴趣”。而他一介入这一问题，就非常尖锐而又深刻地指出，这是一个思想路线的问题。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意义之一，就是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里所讲的“恢复”（还有一个提法是“重新确立”），是从我们党继承毛泽东与主观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上说的。如果从学术上特别是文本上深究一下这个问题，即如果追问一下我们党在历史上什么时候提出过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人们是很难找到相关的文本的。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用过“思想路线”这个词，但没有讲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解释过“实事求是”，但没有说这是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学生，以他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的深刻了解和认识，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倡导的思想路线。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化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而且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

从思想路线着手来推进拨乱反正，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时提供的重要经验。

（二）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所作出的第二大历史性贡献，就是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既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又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解决了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邓小平之所以要重新确立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澄清“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阐明在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他提出这个重大问题，是针对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之前，早在1977年5月，他就明确地说过“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8年7月22日，他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明确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两个凡是”的观点在当时是有市场的，要澄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以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来维护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这就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我们既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不能为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无视甚至维护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邓小平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他关注并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和推动全党解放思想，不仅是因为这一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且是因为只有解放思想，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才能区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什么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解决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难题。

解放语文教师的心灵 篇5

教师是教学活动发生、展开、组织、落实的基础。语文教学改革的到来, 离不开高素质的语文教师。一个高素质的语文教师, 最根本的在于其心灵始终保持高度的自由。这种对自由的热情追求与执著坚守, 是个性独立与思想成熟的可靠保证。他们不依附, 不盲从, 不迷信, 敢于怀疑和批判, 敢于自己判断、自己思考, 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自由的心灵渴望追求的是同样一颗自由的心灵, 他们懂得相互尊重, 懂得如何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 懂得课堂的表面纷乱实际上是真正的开放与成功, 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也从来不会用自己的价值尺度去规范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自由的心灵有强烈的爱心, 他们爱自己的生活, 也爱他人的生活, 他们爱自己从事的工作, 把它当成一件崇高的事业去对待, 他们爱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 他们与文学艺术中崇高优美的情思总会发生强烈的共鸣, 他们把这种共鸣真诚地、朴素地告诉学生, 让那些美丽精华去滋润心田、感动灵魂, 他们知道要用这样的爱去关怀稚嫩的心, 把那精神的营养一代代地流播下去, 他们不会在无用的题目中耗费学生宝贵的青春, 不会在统一的答案中禁锢学生的奇思异想, 他们知道以自由的心灵去引导同样自由的心灵, 以自己如露般鲜活的语言感悟去带领年轻的生命体验语言, 有了这样的精神与学养的底子, 什么样的高考都不会成为问题。

曾几何时, 很多的语文教师心灵的触须已经不再敏感, 多愁善感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激情已离他们远去。他们的内心早已波澜不惊, 静如止水。他们不能够理解“寒波淡淡起, 白鸟悠悠下”的野逸, 不能够体验“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的雄浑, 不能够想象“荒沟古木光似刀”何以会不同于“清池皓月照禅心”, “天外黑风吹海立”何以会与“高江急峡雷霆斗”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他们没有了“山光悦鸟性, 潭影空人心”的淡远, 没有了“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的雅趣, 没有了“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的从容, 更没有了“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兴致, 没有了“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胸襟, 没有了“静看蜂教诲, 闲想鹤仪形”的俊逸, 没有了“新松恨不高千尺, 恶竹应须斩万竿”的豪情, 也没有了“一片飞花减却春, 风飘万点正愁人”的哀婉和“酒债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洒脱……

他们不喜欢读书, 思考。总之, 人类文化史上一切高贵的心灵都不能叩开他们紧闭的心扉。终年与之相伴的就是各种教学参考资料、各种模拟题集、各种解题分析大全, 他们虽然天天与语言打交道, 但他们并不热爱语言, 他们的语言感悟力实际上很差, 他们运用语言缺乏个性, 与时代生活没有关联, 总是呈现出面目干瘪可憎的模样。他们不喜欢写作, 一年到头他们只会写几篇计划与总结, 到了要评职称时匆匆忙忙托人找关系凑一篇所谓论文来充数。他们虽然可能会把文章作法讲得头头是道, 但是却述而不作, 是语言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一个不能够自己提笔写作的语文教师, 却凭文章的作法能够指导学生的写作并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 是难以想象的。教师不一定非要像作家一样写出高水平的东西, 但是他能够用手中的笔把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和思考写下来, 把写作中的甘苦拿来与学生共享, 或许他不能讲出特高深的理论与做法, 但是这却要比光念不作的效果不知强多少倍!

他们不喜欢自己思考, 缺乏独立判断的勇气和智慧, 总是人云亦云, 照搬照套, 在各种层出不穷的教学模式、训练阶梯中穷于应付, 在别人的要求和瞎指挥下丧失教学个性。他们常常陷入这样的尴尬中:当他们按照教参的要求把孔乙己的悲剧归结为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 带着学生在一片嘲笑声中鄙夷挖苦着迂腐的孔乙己时, 却被某个好读书的学生搬出的作者的话“是要写出这个社会对苦人的凉薄”而弄得目瞪口呆;当他们仍然坚持旧有的说法批判着玛蒂尔德的虚荣心和享乐思想时, 却被善于思考善于从各种渠道查找有用资料的学生驳得张口结舌, 即使学生不当面反驳, 起码在心里已经开始瞧不起这位老师了……文学作品的主题诠释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系统,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尊重文本的基础之上, 不同的理解正表现了思维的活跃、思想的独立, 正是语文教学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可是, 一个缺乏独立思想的语文教师却会丧失起码的自信, 他们没有勇气去面对每一个丰富的生命, 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教学中发生的新鲜问题, 也没有十分的热情带领学生走出门去关注并思考现实中出现的新现象。所以, 要么是照本宣科, 一讲到底;要么是事先把所有问题都想好, 设下圈套让学生钻, 表面上看来环环紧扣, 无懈可击, 课堂也热热闹闹, 实际上却是在那里做戏, 糊弄学生。

思想的丧失, 个性的缺位, 书卷气的消无, 使得很多的语文教师心灵的空间日趋褊狭, 越来越感到在一种绝不宽敞的心境中生活的压抑与烦闷。教语文仅仅是谋生的一门职业, 根本不能发现语文的乐趣。一个不能够愉快轻松地教语文、爱语文的教师, 又怎么能把他们的学生引进诗歌的海洋吟咏性情, 引进艺术的殿堂徜徉精神, 引进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放飞心灵呢?

可能有人会说, 高考是衡量一切教学成败的唯一尺度, 是目前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拥有较强竞争实力的最大机会, 对于学生、家长乃至学校来说都至关重要, 考场上学生不能获得好的分数, 学校、家长、学生本人都不会买账。所以, 为了高考的胜利, 必须训练学生的各种语文技能, 提高他们的解题能力, 否则就会对不起学生, 对不起他们的家庭。道理虽说是这样, 但是通向高考胜利的道路却有多种, 为什么一定要以学生对语文的深恶痛绝、心灰意冷为代价呢?为什么一定要出现高考完之后学生痛快淋漓地烧毁语文书和各种复习资料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呢?

无限的无线流量能解放什么? 篇6

进入4G时代后,运营商的竞争都集中在流量方面,去年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已爆发了多轮流量战。在TD-LTE牌照发放14个月后,随着FDD牌照的发放,三家运营商的流量大战再次上演,而且这次力度更大。由于传统业务不断萎缩,收入下滑明显, 必须通过新业务的扩张进行有效弥补,因此,三大运营商再次重申流量经营战略及未来广阔空间。

随着移动宽带时代的到来,数据流量已经不再是语音通信的附属品,而正在成为这个时代通信的主流,未来或成为全流量经营时代。对运营商来说,流量经营迫在眉睫,同时也必然将受到相关产业积极推动。

运营商的营销需求

从运营业自身趋势看,语音短信越发演变为免费服务,以美国移动运营商Verizon Wareless为例,其制定的4G资费套餐仅限制了手机上网流量,而语音时长和短信数量均是无限的。从外部竞争看,OTT发展势头不减,甚至替代运营商的部分业务。近些年,微信等各种OTT业务迅速崛起,手机用户对于流量的需求激增,反而减少了语音、短信等传统业务需求,为此,运营商正在改变套餐计费方式。早在去年7月,中国电信就推出过个性化定制套餐。其最大亮点,是能够对套餐内语音、流量、短信进行随意的“定、改、赠、换”。今年,中国移动也将推出一整套融合了语音、短信、流量三大业务的新套餐,三大业务将实现融合,均以“流量”为基本单位实现互转。可以预测,运营商统一以“流量”为基本资费标准,在“全流量时代”下很可能变成通则。

另一方面,运营商定位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这不仅仅意味着运营商收入结构的变革,也是运营商自身定位角色的巨变,从通信管道向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以中国电信为例,过去的一年在FDD商用牌照尚未正式发放的情况下,推出智能家庭入口型产品、互联网金融产品,构建互联网化客户服务和营销推广模式,互联网化战略成效初步显现,此次在春节前夕推出的“用流量免语音”,无疑是中国传统电信运营商在转型之路上又迈出的重要一步。

对此,中国电信综合平台开发运营中心副总经理任伟权说,“作为一个运营商我们正利用互联网的创新,让这个流量不再是一个业务。”

任伟权说,“比如我们可以让流量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流量的定义,这个流量可以免费获得,实现月底无清零,用不完的移动、联通,电信流量,可以让我们的亲戚、朋友使用。同样对于商家,也希望能够通过了解这些流量使用的情况,了解到用户如何使用这个流量,让他了解流量使用情况的时候,能非常方便地了解到用户的需求,以做到高精准营销。”

有限流量的货币化流通

任伟权提到运营商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的生态圈,聚焦于如何让用户参与到商家的活动里面,让商家通过对流量使用的统计了解用户的需求,让用户能够免费使用商家赠送的流量,在参照用户活动中,能够了解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让用户能够去参加这些活动。这样的手机流量将不受运营商限制,同时也应该不受地域的限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用户通过这样一个流量,能够去方便地连接网络。因此,需要构建货币化流量价值体系,把流量货币化。

“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流量,这些货币是可以自己发行的,可以用来购买网络中的增值服务。”任伟权说,“对于我们所构建的这个货币化的价值体系,和虚拟货币是有差异的。我们定义这个货币是基于上网的流量,这些流量是大家每个月都要用的,有一个非常强的刚性需求。通过这样一个流量的定义,可以让我们所定义的货币能够更有价值。在构建这个货币化的流量价值体系里面,有发行、流通、消耗这三个过程。”

此外,任伟权还提到了电信围绕货币化流量的一些考虑:在流量货币化的过程中,除了流通的过程外,也被赋予更多的社交属性,通过游戏、娱乐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功能,实现流通。比如,运营商可以允许由用户去发布一个拼图游戏,让他们的朋友在完成拼图过程中去获得流量。

在中国电信对货币化流量进行的定义中,推出了自己的一个概念——“流量币”。“我们把它定位成能够去衡量流量与互联网服务这样一个等价的关系,是有价值的等价物,所有权归属用户,包括有累存、消费、交易、流通这些功能。”任伟权说。

据介绍,电信在2013年考虑到“流量币”这个概念,并在2014年推出了流量宝产品,随后许多互联网企业及运营商都提出了类似的概念。流量宝瞄准流量过期清零、流量无法转让流通、流量无法跨越运营商等用户痛点,作出了“流量货币化”的创新,通过流量宝用户可以查流量、赚流量、玩流量,还能使用流量钱包,实现了运营商流量之间的中转和跨越,不再局限于电信用户。流量宝的流量钱包功能又引入了“零存整取”、“随用随兑”、“流量转赠”、“永不清零”等助力用户体验和口碑的玩法,在运营商体制下玩出了互联网思维的实践和落地。

早在2011年,中国电信就明确提出深化转型的发展战略,定位于“智能管道的主导者、综合平台的提供者、内容和应用的参与者”,努力实现从话务量经营到流量经营的转变,并明确提出流量经营的三年规划。2014年,中国电信开放天翼4G手机服务,大力推进流量经营,并专门成立电信综合平台推进转型。其中由中国电信综合平台开发运营中心主导的“流量宝”就是在此规划下,脱生于电信体制下的创新。

创新开放的流量营销体系

今天,中国电信也在逐步完善能力、开放平台,通过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SDK(软件开发工具包)、自助平台等形式对外开放。其中既包括三网流量的兑换,流量币/券送、查、兑,也把运营商用户流量查询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开放,以及时反馈给用户。同时,任伟权说电信也提出了更符合互联网思维的产品——流量网关。

任伟权解释说,“在通常的上网情况下,用户上网的时候,运营商是会对其进行一个匹配的。如果不用套餐,在上网1分钟或者上网流量达到1M的时候,运营商就会按照1M对你进行收费。我们提出流量网关这样一个概念,是一个基于互联网化的流量统计系统,能够实现让用户上网不再花钱。比如有一个手机浏览器,通过和流量网关进行合作,通过SDK、API的方式,用户上网就不需要去花钱。在这个过程中,手机浏览器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去自主决定给什么用户进行免费,什么时间段免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免费,把流量计费的能力能够交还到运营商,让他能够自主的去进行计费。通过这个方式,实现一个新的计费方式。基于网站流量创新的营销体系,不仅是一个客户端,更有面向商家的自助平台。”

比如在流量宝推出后,不仅仅局限于电信携手优乐美跨界合作,联合推出的“流量宝携手优乐美,送您30M流量”等营销活动曾一度在朋友圈流行,突破了电信或者运营商体系,谋求异业营销。

而在中国联通的流量营销中来说,也对其在2014年底推出的“流量银行”进行了全新的定义:“一个针对3G、4G用户的流量管理与交易平台;同时也是一个为企业用户提供精准、高效营销服务的推广平台。它打破了传统的运营商界限,所有运营商的用户都可以参与其中,为用户提供了随时查询、存取和购买流量,富余流量还可以转赠他人等服务。”

思想解放应遵循的若干准则 篇7

一、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是思想解放的灵魂和根本指导原则。这么说, 一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品质;二是因为它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三是因为它是我们在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成就与失误中, 总结提炼出来的精髓。这一灵魂的要旨在于:我们的思维与决策, 一是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一定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三是决不能脱离中国国情, 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四是一定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 与时俱进, 坚持改革与创新;五是要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任何时候, 干任何事情, 都不能用主观取代客观, 用权力取代法律, 用官意取代民意, 用个人取代组织。

二、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是思想解放的宗旨。思想解放必须坚持这个“纲”。这个“纲”要求我们执政党的主体成员, 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一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绳, 并坚决做到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二是必须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 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观, 切不可以权谋私, 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三是要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 而在于为人民和社会作出了多少有意义的付出和奉献。

三、以人为本, 注重民生

以人为本, 注重民生, 是执政的基础, 也是思想解放的基础。古今中外, 任何政党、政权倒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腐败和脱离人民群众。因此, 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 满意不满意, 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思考问题、判断是非、决策、决断的最高准则。反腐倡廉的旗帜必须更加鲜明, 一定要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来取信于民。我们党必须更加注重民生, 将我们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放到弱势群众和贫苦百姓方面来。将共同富裕, 公平合理解决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需求和愿望, 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切实、优先、逐步加以理顺和解决。

四、维护稳定, 促进和谐

稳定与和谐, 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同时也是思想解放的前提。

从共和国成立至今, 没有稳定的政局与社会的和谐, 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就必然遇到阻碍、破坏和损失。“稳定压倒一切”、“和谐重于一切”, 这既是历史的深刻教训, 也是当代中国的宝贵经验, 我们必须强化这个意识, 中国才能更好地把握新的历史机遇, 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当前讲稳定与和谐, 关键是要迎接和应对好如下五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是党风廉政建设要真抓实干, 恢复民众的信任与信心;二是决策的充分民主化与科学化, 要坚决杜绝个人武断行为;三是办事的充分公正、公开、公平性, 要坚决杜绝暗箱操作现象;四是要充分顾及到大多数人的感受、意愿和权益, 要坚决杜绝欺上瞒下的恶劣作风;五是要积极化解和疏导各类矛盾与关系, 并充分照顾到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促平衡发展, 缩小三大差别 (贫富、城乡、区域) , 力求共同富裕, 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五、坚持改革, 立志创新

改革和创新是发展同时也是思想解放的不竭动力。改革一切不适应当今时代、社会、经济、政治等事业发展的观念、政策、体制和方法, 是激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完善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越性的需要。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巨大成就有力地证明:改革是当代中国历史辉煌的直接动力和首要功臣。

在当代中国, 改革和创新是一对孪生兄弟, 都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理论、理念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 科学技术创新, 方式方法创新, 是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与历史使命。中共党员、国家公务员都应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岗位上, 在自己的职责和职权范围内, 致力于创新。

然而, 改革也好, 创新也好, 都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那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笔者看来, 凡系中共党员, 他致于改革和创新的动机与目的还应加上另外“三个有利于”, 即“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有利于坚持和高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有利于巩固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六、廉洁奉公, 鞠躬尽瘁

廉洁奉公, 鞠躬尽瘁是人的核心价值与人格魅力所在。作为执政党的成员, 作为国家公务员, 其直接而具体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思想解放的目的, 就是要使自己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 信得过、靠得住的人民公仆和主心骨, 我们应当这样要求: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 所有领导者, 应当将出色地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与自己的人格, 与党和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威望, 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 统一起来。学习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为国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七、科学发展, 民族复兴

科学发展, 民族复兴, 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也是思想解放的终极目的与归宿。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对执政党而言是衡量其执政能力、水平与资格的关键。发展对党员和公务员个人而言, 是衡量其素质、能力、水平与资格的关键。科学发展是根据中国国情, 在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同时也是在吸取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从国家、民族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而提出的理念创新与战略方针。

我们思想解放的最终目的, 就是如何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民族复兴, 更好地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政治优势, 实现“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民族宏愿。小康、和谐、复兴是科学发展要实现的目标, 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它与我们中国过去的社会发展和变革, 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和变革, 它必须是造福于56个民族, 13亿人所同享的共同富裕的发展和变革;它必须是给世界带来稳定、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发展和变革, 是一种和谐共赢的国际环境与氛围。

解放思想开启改革开放历史航程 篇8

【思想宣传范文】一

习近平同志日前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指出，“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那么，站在这样的时代高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哪些重要的历史启示呢?根本一点应该在于：深刻认识、牢牢把握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这样一条红线。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那样，“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共产党人在本质上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体现在共产党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上，就是她的思想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行动必须时时处处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从中找出事物固有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来，并用之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

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必须从思想源头解决问题，必须从完整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入手。在如何认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上，他反复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79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到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则被写入党的思想路线之中。这就为有效克服当时存在于党内的“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等错误思想倾向，进而全面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耄耋之年的邓小平同志“南巡”，主要针对思想理论领域“左”的干扰，重申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又一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驶过发展的激流险滩，继而成功迈进新世纪。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以改革开放为根本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走来，40年风雨兼程、40年接力以进，在邓小平理论之后，相继产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同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将这些本身可以独立成篇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系列成果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是因为它们有着竖立其上的共同社会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也是与贯穿始终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不开的。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实事求是”一词最早是出自东汉班固所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其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论述。从党史上看，毛泽东同志写于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已经为后来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则对实事求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释;在延安整风中，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最终确立下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航船劈波斩浪进入21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就业主体、思想观念等日趋多样化的客观现实，重点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时代主题，毅然提出了“始终代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赋予了党的思想路线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

新世纪以来，在我国经济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前提下，面对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诸多深刻影响和制约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析和观察当代中国国情，重点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而把党的思想路线推进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历史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着力解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在坚持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开辟了新境界、树立了新典范。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努力做到毫不动摇、一以贯之

邓小平同志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实事求是”为什么这么灵?就在于它对事物自身运动变化规律的真正尊重，在于它从实践的高度要求人们对待各项工作的求真务实精神，更在于它以唯物史观的立场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归根结底在于它代表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彻底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字句有所变化，不变的是党的宗旨和使命，还有为此要求共产党人必须时刻牢记并切实履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做到毫不动摇、一以贯之。

一是自觉运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的十九大在新修订的党章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这本身既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为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按照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新的、锐利武器。

二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须臾不可或缺，根本在于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党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屡屡加以强调，针对的就是现实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目的就是在于通过扎实的工作作风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真正做到研究情况、解决新问题。

三是狠抓落实。重在落实!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这不仅是确保中央各项战略部署“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客观要求，也是验证党员干部党性原则的根本标准。习近平同志指出，“抓落实来不得花拳绣腿，光喊口号、不行动不行，单单开会、发文件不够，必须落到实处。”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畏浮云遮望眼，阐明了我们对于形势的基本判断，表达了我们应对各项挑战的基本立场，开具了一系列趋利避害、化险为夷的科学举措，为确保做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十九大开局之年的诸项工作描绘了蓝图、夯实了定力、指明了方向，关键就看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将中央的战略决策与本地、本部门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能否创造性地予以推进。

【思想宣传范文】二

内容提要：党的正确领导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征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搭建了基本框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周密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这一发展奇迹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体现之一，是通过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讨重大改革问题、指明改革方向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举措与路线图，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一步步向前推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新的长征。会议《公报》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1978年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展至全国，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1979年起，改革进一步推开：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生产和出售农产品的积极性;试行企业扩大自主权，国有企业开始具有一定活力;兴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随后，农村集市贸易陆续恢复，商品种类日益丰富，市场供应状况迅速好转。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这一《决定》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市场化改革随后迅速启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此后，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在各个领域迅速展开。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搭建基本框架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回应了来自改革实践的呼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具体化，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定后，我国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并于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经济运行初步实现由计划主导型转为市场主导型。2001年末，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了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大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部署，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决定》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市场体系等11个方面作出周密部署，提出具体措施。

2003年以后，改革继续推进，取得积极进展。如2005年起，启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06年起在全国范围全面取消农业税，等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顶层设计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之前几次三中全会作出的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同，这一《决定》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经过近40年改革发展，改革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20多年来沿用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提法的继承和发展。为什么要作这种发展呢?第一，新提法更加确切和鲜明地反映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支配作用，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第二，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凡是依靠市场机制能够带来较高效率和效益并且不会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都要交给市场。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促使各个市场主体遵从市场规则开展公平竞争，通过优胜劣汰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这正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有很好的条件使价值规律的作用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三，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政府作用，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进而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处于攻坚克难、啃硬骨头阶段。这就不仅要有改革的顶层设计，还要有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强有力的领导和推动是我国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重要保证。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引下，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积极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等等，为今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思想宣传范文】三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中国共产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清醒和自觉，坚毅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坚定地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的基础上

40年来，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从实质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需要正确认知三对关系，即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的远景的关系。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两个论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二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人间天堂，但它也不可能迅速崩溃;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但它不可能迅速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改革不能停顿，开放不能止步，同时，必须正确认识与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要大胆借鉴和吸收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决不允许后发展国家与其并驾齐驱。这些年一路走来，“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敌视和遏制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西方之乱”的根源不是别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出了问题。他们始终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资本主义道路和制度的挑战，并把矛头引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至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较量就没有停止过;两条道路、两种制度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将伴随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整个过程的始终。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条正确的道路，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的认识问题。中国共产党系统、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所准备好了的物质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也有新的认识，认为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500年来，从空想走向科学、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发展，社会主义虽充满曲折，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的远景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认知，就是为人类求解放，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因此，共产主义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许多代人、经历许多阶段不断奋斗的悠远的历程。在理想实现的路途中，既不能落后于时代，也不能超越阶段。同时，还要认识到，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和改革的道路，都不会平坦而笔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总览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一步一步在实现着的、具体且内容愈益丰富而深刻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虽然遥远，但它同样也是一步一步正在实现着的愿景。因此，坚持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坚定性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现实性的有机统一，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总之，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体现与成果。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与科学判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创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就是进入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它意味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接手的那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永远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中。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就是进入到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它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就是进入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就是进入到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它意味着中国的探索和成就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还彰显着“变”与“不变”的唯物辩证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需要以全新的视野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就等于牵住了“牛鼻子”;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从“有没有”到“优不优”的升华，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唯物辩证法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唯物辩证法同时告诉我们，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又要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造福中国人民。继续扩大开放，既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又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就此而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宣言。

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关键在于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站在21世纪的今天所能达到的高度回望，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道路是正确的，必须一以贯之、锲而不舍、再接再厉。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就一定会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思想宣传范文】四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党中央一直重视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点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创新创造创业离不开中小企业，我们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对于大力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实现新发展，在新时代同心共筑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非公有制经济必然是中国梦的重要参与者和书写者。实现中国梦，既需要非公有制经济的广泛参与和积极作为，把自身的发展自觉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圆梦征程中实现自身价值，又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正视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及其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继续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非公有制经济可以为实现中国梦贡献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项大政方针”“两个毫不动摇”，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指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径。

首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表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这样的所有制结构，不仅彰显了公有制的优越性，而且充分发挥了非公有制的优越性。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市场竞争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产生出互补和合作共生等效应。如，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功能性分工和协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效应。又如，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的平等竞争的效应。再如，在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和“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所形成的“共生”与“融合”效应。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举措。事实表明，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但不会削弱，而且会不断增强，我们党执政的基础不但不会动摇，而且会更加稳固。

其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充分就业。要实现这个目标，也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摒弃所有制歧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不仅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解决就业难题的重要途径，而且成为新时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平台。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不仅能够直接为社会和谐稳定创造大量的新增就业机会，而且能够为企业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下岗职工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由于具有门槛较低、机制较活等特点，成为人们获得发展机会、展示创新能力并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

民营企业家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人力资本支撑

“中国梦”是国家和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要如期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当然也离不开敢于冒险、勇于担当、长于创新和善于组织和配置各种生产要素的企业家。改革开放40年来，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企业家精神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现实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对外开放面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任务，急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施展才华的空间更大、机遇更多。激发企业家精神，增强民营企业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既能促进民营企业更好发展，也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着眼未来，随着中国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将全面展开。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必须看到，行百里者半九十。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还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内外部环境越是复杂多变，越要重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越要激发企业家精神。这是因为，企业家具有敏锐的市场感觉、冒险精神和执着顽强的作风，在把握创新方向、凝聚创新人才、筹措创新投入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必须重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磨炼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这支人才队伍，充分发挥他们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标准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作用，以“创新”这一法宝应对外部环境的风险和挑战。

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良好环境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一环

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要重视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型政商关系、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首先，进一步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民无商不活，国无商不兴。无论是百姓安居乐业、地方经济发展，还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都离不开“商”。自然，建立良好政商关系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家建立良好的关系，需要双方厘清边界、各司其职和鼎力协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二字，形象地道出了两者相处“亲密”而不失“分寸”的良好状态。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上主动作为，既“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又能做到“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掏真心、用真力、谋真招，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排忧解难。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不仅要“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而且“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通过双方携手共建交往有道、公私分明、廉洁互信、相敬如宾、各尽其责、共谋发展的良好政商关系，推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夯实实现中国梦的基础。

其次，积极营造依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及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指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保护产权不仅包括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这无疑给非公有制经济吃了“定心丸”。要加快落实相应的政策措施，同时还要坚决铲除乱收费、乱摊派、乱评比、乱作为现象，进而为非公有制经济长远发展提供稳定的“长期预期”。

其三，积极营造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要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营造各类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市场环境，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

其四，要积极营造尊重和激励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要对企业家给予更多包容和鼓励，完善企业家的容错机制和帮扶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及民营企业家的正面宣传，加快构建诚信制度体系，培育尊重合法致富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念。尤其是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守法诚信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及民营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创业创新、回报社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及民营企业家“实业报国”的价值追求。

【思想宣传范文】五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与经济活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地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巨大内需潜力，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赢得未来。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与经济活力：实现了GDP年均9.5%、人均GDP年均8.5%的增长,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1.8%上升至15%;近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内外环境重大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今天，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实践，不是为了简单地彰显过去，而是为了实现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以赢得国际竞争合作与国内稳定发展的主动。

(一)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改善实体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从工业化前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主要得益于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得益于打开国门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当前，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

以产权保护为重点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成果，是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体力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离不开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支撑和支持。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压力和挑战，这种状况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也不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此，既需要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应对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更需要抓紧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民营经济稳定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基础。

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重点重塑“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过去40年，“中国制造”依托低成本优势快速崛起;今天“中国制造”的低要素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中国制造”要重塑新的综合成本优势,关键在于通过系统的制度变革，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是着力大幅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社保费用负担，以支持民营企业渡过难关、发展壮大;二是着力解决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相匹配的普惠金融问题，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三是着力破除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垄断格局和利益藩篱，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以激活创新要素为重点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当前，制造业向服务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趋势明显，迫切需要加大创新发展力度。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人才规模和世界第二的研发投入，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人才规模和研发投入规模优势还难以充分转化为自主创新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这就迫切需要把提高科技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推动科研领域不断深化改革;迫切需要采取员工持股等多种形式激励科技创新，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激励机制;迫切需要鼓励科研机构探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以科研为中心的创新管理新体制和激励创新的新机制;迫切需要推动教育改革，推动开放型、创新型教育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二)我国进入消费升级新时期，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关键在于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注重协调利益关系和增强改革普惠性，实现了从短缺经济社会到消费升级新时期的历史性提升。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并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预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目前的45%左右提高到50%左右。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全社会服务型消费需求的重大举措，也是把巨大内需潜力转化为产业变革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在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的条件下，我们预计到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由2017年的37万亿元左右增长到50万亿元左右。我国日益扩大的巨大消费潜力是未来10年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需要看到的是，当前，由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较为突出。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关键要以服务业市场开放释放市场化改革的新红利。特别要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推动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

在政府保基本的前提下，公共服务领域要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教育、健康、养老、文化、体育等服务型消费都是消费升级的热点领域，都带有公共服务的属性。在消费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的今天，这些服务领域的市场放开后，可以创造巨大的细分市场，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为此，要在突出强调政府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在公共服务领域尽快、尽量引入竞争机制，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环节，引入竞争性供给主体，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元主体竞争的新格局;改革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体系，尽快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以降低成本，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

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加快利益结构调整。2020年到2035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要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需要从现在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为此，要把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并形成推进改革的行动路线。比如，尽快建立并完善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在条件成熟的企业实行规范的员工持股，让更多有能力的企业员工能够凭借自身的技术、管理获得财产性收入，并形成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共同体;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环境;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重要的是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收益，使部分农民和农民工逐步成为“扩中”的生力军，等等。

(三)我国开始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需要坚定推进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全面开放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历史机遇，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今天，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这是我国融入全球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突出优势。立足近14亿人的内需大市场，保持战略定力，以高水平的开放倒逼高难度的改革，我国就有条件、有能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

建立与主动扩大进口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以往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进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脱节，进口不适应城乡居民消费尤其是服务型消费现实需求的状况较为突出。比如，有报告指出，我国进口总额中，消费品比重不足10%。伴随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日渐强烈，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体系，可以更有效、更直接地增加相关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未来几年，如果消费品进口比重达到20%的水平，不仅会给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创造市场条件，而且每年将给其他国家带来约4000亿美元的出口机会。

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从实践看，以金融业为重点的服务业企业“走出去”较为滞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动服务贸易合作，提升产能合作水平。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实行服务业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区域的独特优势出发，重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以教育、健康、医疗、旅游、文化、金融、会展为重点的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试点。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比如，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促进国内自贸试验区转型升级，不断创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更大范围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着力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体制无缝对接的突破;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以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为引领，着力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探索形成海南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新高地。

红军长征对藏区解放的影响考证 篇9

一、红军长征统战政策的实施, 有效影响了藏区高层宗教人士

红军在藏区期间, 鉴于藏区特殊的情况和长征的需要, 以及以藏族为主的藏区上层虽然有压迫剥削群众的一面但也有与群众密切相连的一面, 所以非常注重对藏区上层人士的团结, 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藏区上层的统战工作,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帮助藏区人民建立的政权组织中华苏维埃波巴政府中就包括许多爱国的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代表。统战政策的实施, 使得广大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积极支援红军在藏区的活动, 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十多年后, 他们在藏区解放过程中同样居功至伟。

长征时担任中华苏维埃波巴政府副主席的甘孜地区白利寺格达活佛就是其中之一。长征过藏区时他就组织藏区人民积极支援红军, 为此红军还专门对他进行了表彰。朱德同志在红军离开甘孜北上临行前还专门对格达活佛说:“我们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就会回来, 胜利是我们的, 希望你坚决斗争下去。”[1]372红军走后, 格达活佛等人组织藏区人民进行了有效的斗争, 并把留在甘孜地区的红军伤病员转移到白利等地, 组织群众掩护, 并将重伤员集中在白利寺由他亲自精心调养。到了1949年, 甘肃、青海相继解放, 消息传到甘孜, 由于迫害去了拉萨刚返乡的格达活佛当即派人到北京晋见毛主席、朱总司令, 表达藏区藏族人民渴望早日获得解放的愿望。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到达甘孜时, 格达活佛在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庆祝解放大会上宣传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 要大家支援解放军。西康省解放后, 格达活佛又担任了西康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副主席。在解放西藏的关键时刻, 格达活佛拒绝了中央让他参加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二次的邀请, 毅然决定前往西藏, 说服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 早日和平解放西藏。到西藏昌都后, 他四处奔走, 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由于“他的宣传深得人心”[2], 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 在英国特务福特的主谋和教唆下, 格达活佛竟遭毒手, 于1950年8月22日惨死在昌都[3]416。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一段评论可以看出以格达活佛等为首的包括西藏在内的藏区宗教界人士支持解放军解放藏区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活佛喇嘛的作用不能低估……由于赢得了这些活佛喇嘛的公开支持, 从而就增强了康巴民众对共产党所作出的宗教自由的承诺的信心, 这样, 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计划就有了根本的保障。”[4]551西康地区比较有影响的大头人玉龙的夏格刀登, 在金沙江以西后迁往巴塘的邦达多吉等人, 不但在长征时积极支援红军, 而且在解放藏区之时, 他们主动联合西康藏区的上层人士联名发报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5], 在解放军对藏区的统战工作中非常积极。1950年3月, 康定等地解放后, 夏格刀登和邦达多吉被任命为康定军管会副主任。在他们的号召下, 许多藏族上层人士主动接近共产党、解放军, 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并且为和平解放西藏出力。

二、红军长征中群众路线的正确应用, 与藏区各族群众结成了“鱼水之情”

长征中红军群众路线的正确应用, 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长征过藏区, 使红军与以藏族为主的藏区各族群众结成了“鱼水之情”。通过长征, 红军在藏区人民的心中播种下了革命的火种。当十多年后解放藏区时, 这些火种得到了尽情地释放。

在向广大藏区进军的过程中, 广大藏区群众拿出珍藏很久的红军长征时期的物件, 欢欣鼓舞, 同时一如既往地支持解放军。1949年至1950年, 当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川、康、青海、甘肃等地藏区之时, “川、康藏族人民看到解放军, 回忆十五年前红军长征过此时给他们的温暖, 感到无比亲热”[1]397。甘肃一些地方的藏族人民选出代表, “背负全旗八万藏族人民的期望, 携带着他们珍藏了十四年红军长征时遗留下来的布告、标语, 急行二百里, 来到临夏迎接解放军”[6]215。解放后, 有关部门就征集到了大量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如“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印章, 红军使用的军号等等。

当藏区群众把解放军和当年的红军联系在一起后, 解放军所到之处, 群众自然就成为最好的传播机。一位经历过红军和解放军过康区的藏族老阿妈回答解放军入藏随军记者林田的问题———“红军和解放军怎样”时所说的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藏区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对红军、人民解放军的看法:“没来之前, 简直怕得要死, 似乎都不敢在地面上存在了。可是, ‘共产’真的到了以后, 那简直是规矩得没话说。”[7]36

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之下, 许多藏族人民更以实际行动 (如给部队带信、送信、运送物资和输送伤员) 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向甘孜的先遣部队空投物资时, 空投地点周围的藏族群众在非常贫困的情况下, 仍将掉在野外、山林中的物资交给部队;当解放军战士不慎将枪掉在河里, 爱枪如命的藏族猎手在几十里以外下游捡到后仍毫不犹豫地交还解放军部队[3]404。解放军到达金沙江东岸邓柯县的三个多月中, 该县五千余藏民从远地运来支援解放军的柴草共四十万斤。有的藏民每天甚至为解放军早日平安渡江而祈祷[8]。西藏以外其他藏区的解放以及这些地区藏族同胞对进军西藏的大力支援, 又进一步促进了西藏和平解放。

更可贵的是, 当国民党沿着红军走过的地区对受伤和掉队的红军进行疯狂的屠杀时, 藏区群众积极安置和保护红军受伤和掉队人员, 还有“不少的藏族群众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留下的红军战士”[2]。虽然, 大多数留下的红军战士都牺牲了, 但在藏区各族人民保护下幸存的流散红军却是解放藏区宝贵的财富。在阿坝州地区, 据解放初期统计, 全州流落红军25人, 1977年开展统计普查, 1979年为87人, 1984年为297人, 1986年为305人, 1989年为294人[9]1977。这些在红军长征时期就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战士历经艰险最后在藏区生存下来, 当自己的部队解放军在红军长征十余年后再次来到藏区时, 必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解放藏区、建设藏区的行动中去。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川西北, 中国共产党再度开辟今阿坝境域内的工作时, 许多当年流散的红军就立即予以响应[9]879。

三、红军长征中的宣传与发动, 带动了藏区青年走上革命事业

红军长征使许多藏区青年在红军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为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据实地调查, 四川平武县参加红军的有1156人, 即使在人烟稀少的北川县藏族乡, 参加红军的也有52人[10]444。据建国后统计, 四川北川县全县参加红军共1500多人, 其中父子、母子、夫妻、弟兄同时参军者为数不少[11]201。在理县, 参加各级苏维埃的干部姓名可考者就有235人, 380人参军。虽然, 许多藏区的各族人民在参军以后的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但是, 其他在藏区参军经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磨砺而幸存下来的精英此时大多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是党和国家优秀的民族干部。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的天宝 (藏名桑吉悦希) , 曾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的杨东生, 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的扎喜旺徐, 就是红军长征时分别于川西北的党坝、大金和康北的甘孜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10]447。已故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藏事组组长净多孟特尔、已故甘孜军分区司令员沙拉 (又名莫牙古古) 、高福贵等也是在红军长征过藏区时参军的。这些长征期间在藏区参军的精英后来大多都积极投身到了解放藏区的行动中。

红军长征在藏区的政策和活动, 包括红军与藏族为主的藏区人民结成的“鱼水之情”, 红军对藏区宗教民族界上层人士成功的统战政策, 大量藏族为主的藏区人民积极参军等等, 对藏区的解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 红军长征的影响, 红军长征的精神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现实意义不容忽视, 同样无法估量。

摘要：上世纪30年代中期, 红军长征过藏区不仅为红军长征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一步为西藏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略论辛亥革命前后的妇女解放运动 篇10

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肇始于戊戌变法。鸦片战争的惨败, 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在资产阶级思潮东渐的过程中, 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也悄然传入。戊戌维新时期, 妇女问题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们提上了议事日程。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为武器, 勇敢地揭露和抨击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在他们的号召下, 许多地方成立了不缠足会、天足会等维护妇女权益的组织。维新派放眼世界, 把女子解放运动同国家强盛兴旺的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维新派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下, 一些先进的妇女也积极地行动起来。她们明确提出了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等要求, 并配合维新派进行了积极的实践。首先他们办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校。中国的女学肇始于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学校。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曾就这种情况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 她说:“我偌大中国有的是人, 却由外国人来办女学, 这是何等的耻辱, 又足见我中国人何等的没志气!”[1]8在经元善、梁启超、康广仁、郑观应等人的努力争取及刘坤一的赞助下, 1898年5月31日,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终于在上海诞生了。女学堂管理采取了董事会制。当时开办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培养、造就有文化、有妇德和身体健康的“贤妻良母”。虽然办学的目的带有深深的封建烙印, 但毕竟是中国创办近代女学的开始, 影响深远。当时的有识之士对其评价很高, 他们认为这一举动, 是“创千百年未有之盛举”。伴随着女学堂的开设, 1898年7月24日, 中国的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创刊了。主笔全部由妇女担任, 先后应聘者达三十余人。《女学报》大力提倡兴办女学、提倡男女平等, 同时发表了要求妇女参政的论文, 她们勇敢地向封建专制提出了挑战。《女学报》大力提倡白话文, 主编潘璇不仅自己写一手漂亮的白话文, 而且极力提倡白话文, 掀起了近代中国人提倡白话文的先声。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 提倡白话文的运动达到了高潮。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刚刚萌芽的妇女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挫折, 但是在维新期间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却掀开了近代妇女运动的先声, 影响深远。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从一开始就非常关心妇女们的命运, 把动员妇女、实现男女平等同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总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1]21针对妇女长期受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的压迫, 革命派提出了“女子家庭革命的口号”。革命派为宣传妇女解放运动, 积极创办妇女刊物。金一的《女界钟》从妇女的道德、品行、教育、权利到参与政治, 全面阐发了妇女解放的观点和主张, 在当时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颇有名气的妇女解放运动领袖林宗素曾称金一为“我中国女界之卢梭”。唐群英发起创办的《留日女学会杂志》, 在发刊词中, 就号召在国家多难之秋, 女子们应该与男子一样奋袂而起, 共担义务, 同尽天职。秋瑾在她的弹词《精卫石》中写道:“扫尽胡氛安社稷, 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 男女还须一例担。”她把争取自身解放同求得国家民族独立紧紧结合在了一起。秋瑾为推翻腐朽的清政府, 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07年7月15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她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拒俄运动中女子们也非常活跃, 她们成立了第一个妇女革命团体“共爱会”。在中国为美国排斥和虐待华工而进行的以抵制美货为内容的反美爱国运动中, 女界表现极为踊跃。当时的外国报纸评论说, “中国妇女, 无论老幼, 在关系到她的同胞的问题上, 表现出理性和影响”, “数百名妇女参加了有男子参加的公共集会, 仅仅这一点就清楚地表明, 中国确已觉醒”。随后的四川保路运动中女界发起成立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 也成为保路运动中的一支中坚力量。

191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 使得先进的妇女们深受鼓舞, 她们争先恐后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率先投笔从戎的是武昌文华学堂女学生曹道新。其后上海成立了女国民军, 公推同盟会员林宗雪为司令, 当苏浙联军攻取南京时, 林宗雪率领女子国民军前往助战, 积极地投入了战斗, 她们在战斗中十分勇敢, 表现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孙中山在1912年1月3日亲往女子国民军驻地, 并接见了林宗雪及其主要助手薛素贞及张馥桢, 晤谈一时许, 对该军勉励有加。光复会女会员陈婉衍奉吴淞军政府都督李燮和之命发起组织了女子敢死队, 在联军进攻南京时, 配合作战极为勇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 陈婉衍又从军中挑选勇敢女子, 组成了女子北伐军, 自任司令。吴芝瑛等女界名人都为陈婉衍的献身精神所感动, 纷纷致书, 对其督率北伐队表示祝贺。而另一光复会会员尹维峻, 武昌起义时就在上海积极谋划浙江独立, 并组织敢死队回浙江参加战斗, 协助起义军攻取浙江巡抚衙门。浙江光复后, 她又率敢死队参加了攻取南京的战役。当时被人们赞誉为“马丽侬第二” (马丽侬: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 。而以同盟会会员张昭汉为团长的女子军事团, 得到了上海军政界首领陈其美、李燮和等的大力支持, 发给了所需的武器弹药和服装。女子军事团刊出征募广告不到十天, 就有百余名女子报名应征。最后确定了以天津女子师范旅沪学生为主的70人的团队。她们在队长沈警音的带领下, 积极训练, 准备参加北伐。而广东军政府为积极响应北伐, 特组织了广东女子北伐队, 由徐慕兰、宋铭黄担任领队。女同盟会员唐群英在攻克南京的战斗中表现勇敢,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 特颁予唐群英二等嘉禾奖章。著名女医生张竹君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赤十字会, 自任会长, 进行战地救护, 同样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女子团体及个人在战争表现出的无畏精神, 将永载辛亥革命史册。孙中山对妇女们的英勇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他给出的评价是:“此次革命, 女界亦有功。”

当辛亥革命胜利后, 妇女界很快提出了参政权的要求。一时间各种女子参政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她们或组织集会发表演说, 或发表文章来强调女子获取参政权的重要性。众多的女子参政团体如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同盟会、湖南女国民会等逐渐组合成以唐群英为领袖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她们有组织地领导了妇女界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参政权的运动。

1912年3月, 中国同盟会在南京召开会员大会, 重订中国同盟会总章, “该总章第三条政纲中第五款明确写道‘主张男女平权’”[2]261。还在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前, 唐群英就上书南京临时参议院, 要求将女子与男子权利一律平等写进临时约法, 但1912年3月公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竟然不顾广大妇女的一再强烈要求, 没有写入“国民不分男女一律平等”的内容。宋教仁甚至斥责妇女参政是无理取闹。胡汉民、居正等皆“以诙谐语调出之”。3月1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对妇女参政权进行审议, 唐群英、张汉英等以会客为名进入参议院议场, 当女子参政成为议题时一片奚落声, 使会议无法进行。午后她们强行闯入会场, 并以恶言抵触, 大肆咆哮, 最后不欢而散, 未获结果。20日, 唐群英等又到参议院, 因愤怒于议院重兵把守, 她们愤怒地击破了参议院玻璃窗等物, 期间有一警卫上前阻止, 为诸女踢倒在地。23日, 唐群英再次上书孙中山请予以调节, 但议院开会仍以“惟兹事体重大, 非可仓促速定, 应俟国会成立, 再行解决, 以昭慎重”而再次婉言否决。30日, 唐群英又率领女同志闯入议会。她们的蛮横态度使得参议员们由同情而决意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 女子参政同盟会员不顾袁世凯的劝阻, 联袂北上, 联合北方妇女界继续要求参政权。同年8月, 参议员制定参、众议员选举法, 仍剥夺了妇女选举与被选举权。唐群英再次与北京张寿松等以女子联合会的名义上书参议院, 明确要求制定女子选举法, 并提交大会讨论。当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宋教仁为赢得国会选举胜利, 在主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不惜满足某些政团要求, 公然在政纲中删除了男女平权一条。唐群英等女同盟会员异常愤怒。8月25日, 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 女会员涌入会场, 再次提出了抗议, 唐群英在愤怒之下甚至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正如《大公报》时评所说的那样:“女子参政团唐群英君, 大闹于南京参政院, 警士为之踢翻, 再闹于北京参政院, 议员为之退避, 何其壮也。”[3]后来, 虽然她们还专门给正在北京的孙中山写信, 请孙中山给予大力支持, 但是在大部分众议员们的反对下, 女子参政运动归于失败。1913年“二次革命”后, 盛极一时的妇女团体所存无几, 辛亥时期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随着革命的失败而告终, 中国妇女运动陷入了低潮。

三、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评价

回首清末戊戌变法开始掀起的女子解放运动, 先进人士倡导的男女平等、女子参政理念, 在女权沉落的时代具有伟大的启蒙意义。先进妇女要求平等、要求参政的意识反映了此时期妇女要求解放意识的觉醒, 她们的英勇事迹在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她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深深地鼓舞着后来为争取参政而努力的先进妇女。但是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 由于受时代的制约, 这些妇女运动的发起者多数为大家闺秀、官宦夫人, 她们属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而作为妇女运动的主体应该是人数最多, 受压迫最深的工农劳动妇女。女权运动者们没有积极地动员广大的中下层妇女广泛参加, 并给予正确的理论指导, 仅仅限于很少数的中上层先进知识分子。当然这是由于她们的阶级局限性所致。再者, 作为革命领导者的资产阶级, 当他们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时, 为了增加反封建的力量, 扩大自己的阵营, 他们采取了联合妇女的策略。但当革命初步取得胜利后, 资产阶级开始发展和维护自己作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 并开始排斥同他们并肩作战的妇女同盟者, 打击任何与他们分享权力的企图, 无视她们的要求, 甚至与她们为敌, 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领导各阶层妇女实行彻底的解放。处在社会的底层, 深受封建枷锁牢牢束缚的妇女, 要挣脱这个枷锁, 获得彻底的解放, 这个重任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才能实现, 这是由无产阶级的属性及其最终目标决定的, 也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1]刘红, 刘光永.妇女运动史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吕美颐, 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 (1840—1921) [M].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