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三篇

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 篇1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包括权利与义务意识、主体意识、法律意识、公德意识等内容。本课题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着重研究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的公民意识状况。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00份,收回问卷680份,其中有效问卷634份。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并进行数据分析后,得出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的公民意识现状并剖析其原因。对数据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的公民意识状况存在以下特点:

1 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的公民意识整体相对较为薄弱

公民意识的实质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应承担的责任的认识,权利与义务意识在公民意识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在问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您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您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时,仅有5.25%的同学选择了“很了解”,而有10.9%的同学选择了“不了解”,高中学生权利与义务意识薄弱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学生的公德意识并不强。现在的高中生生活在信息时代,网络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不少学生在网络平台上完全不注意使用文明用语,持这种态度的学生占我们调查学生的12.74%,高中生公德意识有待提高。

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走访等多种途径,我们发现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公民意识普遍相对薄弱。主要体现为对公民意识认识模糊,相当缺乏公民意识所包含的主要内涵,对培养高中生公民意识的意义认识较为片面、有失客观。

2 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虽整体较为薄弱,但又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首先,不同级别的高中学校的学生的对公民意识的认识有所不同。我们对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不同级别的八所高中学校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国家级示范高中、省级示范高中、市级示范高中以及一般高中的学生的公民意识的强弱程度呈递减趋势。

其次,在同一级别的高中里,不同年级的学生公民意识状况有所差异。在对问卷进行分析时发现,在同一级别的高中里,高三同学的公民意识要明显强于高一和高二的同学。随着年级的升高,学校教育不断深入,学生的公民意识也相应增强。

再次,在同一年级中,文科、理科以及艺术类的学生对公民意识的认识也有区别。在分析数据时发现,在同一年级中,文科同学的公民意识要明显强于理科和艺术类的同学。这点从同学们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您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您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回答中就可以看出,文科生有6.25%选择了“很了解”,理科生有3.77%,艺术类学生仅有2.08%。而选择“不了解”的文科生占4.17%,理科生占18.87%,艺术类学生占20.75%。可见,在同一年级中,文科生的公民意识强于理科生和艺术类学生,同时理科生又要强于艺术类学生。

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公民意识呈现出以上特点有其深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整个学校教育中,政治课无疑成为培养学生公民意识的主要阵地。但是很多政治教师教授的仍然是新课改以前的内容,片面地强调高考考试大纲范围内的内容,新课改后的教材一共有十本,四本必修,六本选修。但是在本课题组调查的所有高中学校都只讲了四本必修的教材内容,六本选修的教材内容完全没有涉及。甚至有的学校出现根本没有发放选修教材的情况。六本选修教材涉及了公民意识的诸多方面,选修教材是必修教材的良好补充,充分利用选修教材的信息对培养高中生公民意识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无视选修教材的内容,必然会对高中生公民意识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影响。

第二,相当一部分教师的素质尚未达到新课改对教师的新要求。据调查得知,遂宁市及其周边的老师在使用新教材之前要参加相关的培训和学习,但是由于时间短,学习效果较差,对新课改后政治课的要求理解不深刻,没有将高中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公民作为教学目的;并且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尚处于新课改实施的初步阶段,大部分教师还未转换好角色、调整好心态,部分老师对新教材有不适应感、排斥感;此外,许多教师平时不太关注公民意识相关信息,对公民意识了解甚少或者理解不深刻,导致他们对学生的公民意识的培养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客观性。

第三,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的高中学生不重视自身公民意识的培养。在高考的压力下,高中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身的公民意识状况。在走访和座谈中我们发现,许多高中学生只关注与高考有关的学习内容,并且他们一致认为公民意识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没必要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培养公民意识上。高中生在思想上的不重视直接导致其行为上的漠视,高中生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自身的公民意识。

第四,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的高中学校分科较早。大多数学校在高一第一学期就开始分科,分科后理科班的政治课形同虚设。根据高中政治老师反映,理科班的政治课几乎被与理科高考有关的课程所替代,即使保留有政治课,老师也讲解得很少。从而致使理科生较早地失去了系统地学习培养公民意识的机会;艺术类学生将大量时间投放在所学的专业艺术课上,较少有精力兼顾文化课程的学习,对政治课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实际情况致使文科学生、理科学生、艺术类学生的公民意识强弱程度出现明显差异。

第五,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没有形成培养公民意识的良好风气。社会也是学生接受信息的重要场所,良好的社会风气对公民意识的培养有积极的作用,反之则反。

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的公民意识现状和原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特殊性,但是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推而广之,现在四川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有相当数量的高中学生或多或少存在以上的问题。因此,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公民意识现状、原因的研究对研究更大范围内的高中生公民意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并且只有实事求是地研究现状,深刻地剖析原因,才能为提出可行的措施创造条件。所以,要培养高中生的公民意识,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现状,从原因出发,为培养高中生公民意识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

摘要：公民意识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近年来,对公民意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课题通过对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公民意识的调查,分析出其存在着公民意识整体较为薄弱,但不同级别的高中学校、不同年级、不同类别学生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剖析其原因。

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 篇2

关键词 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 高中生 公民意识

0 引言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包括权利与义务意识、主体意识、法律意识、公德意识等内容。本课题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着重研究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的公民意识状况。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00份，收回问卷680份，其中有效问卷634份。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并进行数据分析后，得出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的公民意识现状并剖析其原因。对数据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的公民意识状况存在以下特点：

1 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的公民意识整体相对较为薄弱

公民意识的实质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应承担的责任的认识，权利与义务意识在公民意识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在问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您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您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时，仅有5.25%的同学选择了“很了解”，而有10.9%的同学选择了“不了解”，高中学生权利与义务意识薄弱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学生的公德意识并不强。现在的高中生生活在信息时代，网络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不少学生在网络平台上完全不注意使用文明用语，持这种态度的学生占我们调查学生的12.74%，高中生公德意识有待提高。

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走访等多种途径，我们发现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公民意识普遍相对薄弱。主要体现为对公民意识认识模糊，相当缺乏公民意识所包含的主要内涵，对培养高中生公民意识的意义认识较为片面、有失客观。

2 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虽整体较为薄弱，但又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首先，不同级别的高中学校的学生的对公民意识的认识有所不同。我们对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不同级别的八所高中学校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国家级示范高中、省级示范高中、市级示范高中以及一般高中的学生的公民意识的强弱程度呈递减趋势。

其次，在同一级别的高中里，不同年级的学生公民意识状况有所差异。在对问卷进行分析时发现，在同一级别的高中里，高三同学的公民意识要明显强于高一和高二的同学。随着年级的升高，学校教育不断深入，学生的公民意识也相应增强。

再次，在同一年级中，文科、理科以及艺术类的学生对公民意识的认识也有区别。在分析数据时发现，在同一年级中，文科同学的公民意识要明显强于理科和艺术类的同学。这点从同学们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您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您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回答中就可以看出，文科生有6.25%选择了“很了解”，理科生有3.77%，艺术类学生仅有2.08%。而选择“不了解”的文科生占4.17%，理科生占18.87%，艺术类学生占20.75%。可见，在同一年级中，文科生的公民意识强于理科生和艺术类学生，同时理科生又要强于艺术类学生。

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高中生公民意识呈现出以上特点有其深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整个学校教育中，政治课无疑成为培养学生公民意识的主要阵地。但是很多政治教师教授的仍然是新课改以前的内容，片面地强调高考考试大纲范围内的内容，新课改后的教材一共有十本，四本必修，六本选修。但是在本课题组调查的所有高中学校都只讲了四本必修的教材内容，六本选修的教材内容完全没有涉及。甚至有的学校出现根本没有发放选修教材的情况。六本选修教材涉及了公民意识的诸多方面，选修教材是必修教材的良好补充，充分利用选修教材的信息对培养高中生公民意识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无视选修教材的内容，必然会对高中生公民意识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影响。

第二，相当一部分教师的素质尚未达到新课改对教师的新要求。据调查得知，遂宁市及其周边的老师在使用新教材之前要参加相关的培训和学习，但是由于时间短，学习效果较差，对新课改后政治课的要求理解不深刻，没有将高中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公民作为教学目的；并且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尚处于新课改实施的初步阶段，大部分教师还未转换好角色、调整好心态，部分老师对新教材有不适应感、排斥感；此外，许多教师平时不太关注公民意识相关信息，对公民意识了解甚少或者理解不深刻，导致他们对学生的公民意识的培养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客观性。

第三，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的高中学生不重视自身公民意识的培养。在高考的压力下，高中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身的公民意识状况。在走访和座谈中我们发现，许多高中学生只关注与高考有关的学习内容，并且他们一致认为公民意识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没必要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培养公民意识上。高中生在思想上的不重视直接导致其行为上的漠视，高中生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自身的公民意识。

第四，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的高中学校分科较早。大多数学校在高一第一学期就开始分科，分科后理科班的政治课形同虚设。根据高中政治老师反映，理科班的政治课几乎被与理科高考有关的课程所替代，即使保留有政治课，老师也讲解得很少。从而致使理科生较早地失去了系统地学习培养公民意识的机会；艺术类学生将大量时间投放在所学的专业艺术课上，较少有精力兼顾文化课程的学习，对政治课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遂宁市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实际情况致使文科学生、理科学生、艺术类学生的公民意识强弱程度出现明显差异。

第五，遂寧市及其周边地区没有形成培养公民意识的良好风气。社会也是学生接受信息的重要场所，良好的社会风气对公民意识的培养有积极的作用，反之则反。

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经典红色故事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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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井冈山茅坪，村口那颗大枫树已由绿色变为一片火红。村中“八角楼”的前厅，工农革命军连以上干部正在召开攻打茶陵的军事会议。毛泽东对主持会议的团长陈浩说:“大家议一议，这次打茶陵取一个什么样子的战略战术？” 三湾改编时升任团长的黄埔四期生陈浩，口里“嗯”了一声，颇显轻松的回答：“湘桂的军队正在大动干戈，茶陵的守备空虚得很，顶多有罗定的一两个连，经得起什么打？如果说要打的话，还不是拉开架势跟他们干！”

也是黄埔出身的团参谋长韩昌剑接上话：“那是的，军人上战场就是铁匠嘴里的一个“打”字。我们这些当连长、营长的，不是毕业于军校，就是行伍出身，打过不少仗，懂得攻是攻，守是守。”

毛泽东听得皱了眉头，略略定神，把目光移向众人，语气有些沉缓地说：“这些日子，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上了井冈山，就是从敌人占据的城市退到了乡村，换个法子和敌人斗争。这样的话，我们的战略战术也应该来一个转变，就是不打那种攻是攻，守是守的硬仗，而是实行灵活的游击战术。”“以我们的现状，只能采取这些游击性的战术。大家看，我们就这么点人和枪，湘赣两省的军队少不得频频来剿，倘若与他们守是守、攻是攻地硬拼，经得起几个回合？我老是在考虑，要做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重要的一条就是摒弃过去的老一套打法，改为游击战争，以此发动广大的工农民众，这一点大家务必要明白过来。”毛泽东的话使在场的干部们耳目一新，得到了宛希先、张子清等同志的认可。陈浩总结会议说道：“方才毛委员讲了游击战术的重要性。我们日后的打仗战略，当取这种打法。”

让毛泽东大失所望的是，领兵占据茶陵的陈浩团长，只是口头上说执行游击战略，实际上阳奉阴违，甚至决定投靠国民党军队。幸亏毛泽东处置及时，才避免了红军的损失。

1927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龙市沙洲上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了前委处决叛徒陈浩等3人的决定并总结了这次打茶陵的教训，着重讲到了工农革命军的战略战术。

“我们要抛掉旧军事上的一套，来一个战术上的转变。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现在敌强我弱，不用这一套不行。” 1928年1月下旬，毛泽东在遂川县城的五华书院，主持召开了前委与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在听取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报告全县暴动的斗争情形后，问他们采取了哪种斗争方式。

张世熙说道:“要说斗争经验的话，那是从许多流血教训中得来的。这就是三句话十二个字。”张世熙稍作沉吟，随即有节奏的念道：“敌来我走，敌走我追，敌驻我打。”

毛泽东听后顿觉豁然开朗。他颔首以夸赞的语气对张世熙说道：“这三句话十二个字，是很好的战术字诀，这是你们创造出来的斗争经验，希望万安的同志能很好的运用十二字诀，与反动派作战到底。你们的斗争策略，实际上是与敌人周旋的游击战术，在敌人力量占优势的情形下，应该采取这种避实就虚的战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飘忽无常，然后伺机歼敌。我看，这十二字诀可以更改一下，能不能改为——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打？”与会人员觉得毛泽东改的更为高明，更贴合实际。

联席会议开后没几天，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向毛泽东报告军情：国民党赣军第三军独立营，于前些天从吉安开来，占据县城新城，一面紧急扩充靖卫团，一面在城内外布置防务，还派兵开到黄夏、排头等村捕捉农会骨干分子。毛泽东听后心里一沉，缓缓问道：“他们是趁虚而入呦，趁工农革命军远在这儿，派兵占据新城，要把一把尖刀插在我们身后，让他插吧„„”

龙超清听得着急了，连忙问：“怎么，不打这股敌人？”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心腹之患，焉能不除？只是，还得捱上一段时间。” 龙超清尚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有些纳闷的望着前委书记。

这时分，在毛泽东的脑子里跳出了“敌驻我打”的念头，他对龙超清布置说：“你回去同袁文才商量，在大陇、茅坪组织一些群众，配合农民自卫军不断地扰袭新城之敌，白天没得机会下手，就在夜里，让他们一日数惊，坐立不安。” 见龙超清仍不那么明白，毛泽东又告诉他：“工农革命军散开在遂川的乡村发动群众，一时抽走不得，你们先频频的扰袭敌人，待差不多了，我们再回师宁冈。”

到这时候，龙超清才明白了前委主席的战略意图，心头如释重负。相隔半个月之后——1928年2月18 日，秋收起义部队引兵井冈山以来军事上的首次大捷于宁冈新城取得。

在总结这次战斗时，毛泽东的内心突如其来的涌上一个灵感：“万安人民的十二字诀，有一条叫敌驻我打，我看可以改成敌驻我扰嘛。” 朱毛两部4月底会师井冈山，5月上旬就得到敌杨如轩部将率三个团从遂川五斗江直犯茨坪的消息。毛泽东对朱德说：“杨如轩伸出拳头打过来，我们是接拳还是退让一把？”朱德从思虑中回过神来，回道：“还是主动寻找战机吧——留下三十一团扼守新七溪岭，我带二十八、二十九团出去，看看能不能寻上个机会？”

毛泽东点头：“唔，这样也好，见机行事吧。” 朱德率领红军，很快攻取了永新县城。

红军两个团占据永新县城的当天下午，由毛泽东指挥在新七溪岭御敌的三十一团也开到。第二天起，各团以连为单位分散到县城附近的乡村，做发动群众工作。

红四军在永新刚待了7天，得知敌二十七军又向永新开来。红军从永新撤至宁冈。红四军在宁冈静待数日，不见杨如轩的动作，朱德对毛泽东说：“杨如轩按兵不动，就调动他一下。”朱德接着说：“我带二十八团去酃县、茶陵突击一圈，杨如轩见状必定进兵宁冈，我们再迅速会师相机接战。”

“这样也好。有道是‘猴子不进圈，只有多筛锣’，你去湘东吧。”毛泽东微笑着说。

红军闪击湘东之举，果然调动永新敌军。杨如轩见二十八团去了湘东，觉得有机可乘，欲以两个团从龙源口向宁冈出击。就在此时，毛泽东命朱德部队从茶陵长途奔袭永新，直指杨如轩的巢穴，二占永新城。

毛泽东战略战术上总结了这次胜利：“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不是毕业于黄埔军校，就是参加过北伐，农民出身的也大小打了几十仗，算是老行伍了。打仗攻是攻，守是守，挺有一套。可现在到了井冈山，这一套就有些用不上了。何故呢？那是红军的性质和特点，也就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大家看，敌人这么强大，我们还很弱小，不可能针尖对麦芒地硬拼，需要改换一种战术，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术战略。”

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应该是一种古今中外都不同的战术，这就是一种战无常规的打法。具体来说，是避敌之长，攻敌之短，避其锐气，攻其惰归，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凡此种种前人创造出来的战术，我们都可吸收运用，形成自己的游击战术。我看这些打法归纳起来，也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

毛泽东折着手指，一字一顿地说：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了在场人员的强烈共鸣。朱德站起身来以诚挚的语气说：“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六字诀，的确对头！目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决不能摆开架势打硬仗，只有以灵活自如的游击战术才能取胜，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今年1月我们在广东坪石取得的胜利，还有这两次打败杨如轩，都是游击战的结果。”说到这里，他以命令的口吻对干部们说：“你们回去，要向部队传达泽东同志的十六字诀，让大家都明白，这是我军不可动摇的战略方针。”此后，红军成功地运用十六字诀，取得了新、老七溪岭战斗和龙源口战斗的胜利。十六字诀，是红军作战正反两方面的科学总结与理论提升，充满着游击战争的朴素辩证法，既包含了战略防御，又包含了战略进攻，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它的正确性已被井冈山的军事实践以及以后抵御外辱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验证。

参考文献：

[1]徐占权.“十六字诀”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J].军事历史，2011，02:39-45.[2]王卫斌.红军“十六字诀”法宝[J].云南档案，2011，08:20-21.[3]晓农.井冈山上，十六字诀的诞生[J].党史博览，2002，02:32-36+54.[4]王阿寿.关于我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提出[J].近代史研究，1986，05:219-221.[5] 晓星.毛泽东延用游击战术“十六字诀”[J].福建党史月刊，1991，(2).TAG： [实践] [笔记] [实践笔记] 活动：博客大赛

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经典红色故事——王尔琢的挽联 [心灵导航] 上一篇 / 下一篇 14-10-13 16:09:08 切换到个性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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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琢，1903年生，湖南石门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等转战闽粤赣湘边。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部队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

1928年5月，江西敌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2个团兵力“进剿”井冈山。王尔琢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率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出击抗敌，部队到达黄坳时，我前卫二十九团与敌人一个营遭遇。王尔琢一声令下，二十九团官兵一阵猛打，势如破竹，迅速将敌击垮。接着，王尔琢又部署部队在五斗江埋伏。待敌八十一团周体仁部到达伏击地带时，我军出其不意，突然杀出，敌人顿时乱了阵脚。1个营被歼，另2个营被击溃。我军对敌穷追猛打，追到永新城下，又与敌七十九团遭遇，并一举将其击溃，趁势夺取了永新县城。杨如轩为夺回永新，5月中旬，他又率4个团气势汹汹朝永新扑来。王尔琢见来敌较多，便故意放弃永新，率部佯装直取湖南茶陵，杨如轩以为红军的两个主力团已离开井冈山，便决定以2个团兵力偷袭宁冈。但杨如轩万万没想到王尔琢此时已率部夜间急行军130里绕回来，于5月19日在敌必经之地草市坳设伏。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敌七十九团来到草市坳，王尔琢率部杀出，一举将其全歼，七十九团团长也被击毙。

战斗一结束，王尔琢迅速率部直取永新，杀了个回马枪，杨如轩此时正在县衙内打牌作乐，结果不及抵抗已被红四军攻入城内，杨如轩负伤逃跑。两打永新战斗，王尔琢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发挥的淋漓尽致。我红四军士气空前高昂，这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于是他急令湘赣两省调集部队对井冈山进行“会剿。”

1928年6月中旬，湘赣两省敌军共10个团向井冈山发动进攻。6月23日，由朱德、陈毅率领的二十九团、三十一团在七溪岭将敌1个团包围，并将其围歼。而二十八团在王尔琢的指挥下，顽强阻击敌第九师2个团的进攻，最终将敌2个团击溃。之后，王尔琢又立即率部赶往七溪岭参加聚歼战斗，配合二十九团、三十一团将包围之敌全歼。

红军取得这次反“围剿”胜利不久，中共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经于6月底来井冈山，命令红四军调部队出击湖南。对此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坚决反对，认为此时井冈山根据地刚巩固，攻打大城市没有基础，会将大好形势白白断送。毛泽东等人决定暂不执行省委这一指示。

几天后，湘军吴尚又率2个师向井冈山进攻，为阻止吴尚部队的进攻，朱德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出击敌后方——湖南酃县。然而在部队占领该县县城后，因被杜修经煽动起思乡情绪的二十九团官兵竟冒然向郡州进发。毛泽东迅速召开红四军军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对策。在会上，王尔琢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坚决反对红四军开往湘南，说:“现在红军主力撤出井冈山是不适宜的：一是撤出后，根据地很可能保不住；二是明知湘南敌人兵力强，是有意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会上，王尔琢建议二十八团去接应二十九团。这样朱德和陈毅率二十八团远远跟在二十九团之后，以备在二十九团不测时预以援救。

果然，7月29日，杜修经在冒然指挥二十九团进攻郴州时，被敌军团团围住，损失极大。当朱德、王尔琢率二十八团赶来时，仅收容该团100余人，决定将他们重新带回井冈山。就在二十八团重返井冈山的途中，王尔琢的二营长袁崇全煽动炮兵连及第五连少数官兵叛变革命，率队逃走。情况万分火急，面对这一复杂的斗争形势，军委中多数人主张就地消灭叛军。时为红军营长的林彪一时沉不住气，拔枪欲追。王尔琢却挥手制止说：大部分人是受蒙蔽的好人，应争取过来，更好地为革命保存力量。”他反复讲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内部再打，损失更大，我了解他们是受了欺骗所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袁崇全。我是他们的团长，我和他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他们会听我的，还是我亲自去把他们接回来。”毛泽东和朱德都觉此去凶多吉少，劝他不要去冒险。可王尔琢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深情地表态说：“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无所谓。只要能除掉叛徒即死也值。”临走时，朱德再三叮嘱他：“此行要特别慎重，他袁崇全心狠手辣，决莫心慈手软。”

王尔琢不顾个人安危，仅带少数兵力乘上快马，一路扬鞭催马向叛逃方向追去。于1928年8月25日半夜时分，已行程近百里。当追到崇义县思顺圩时。叛军闻知，感觉末日将临，负隅顽抗，开枪反射。王尔琢冲在最前面，对他们大声喊话：“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专门接你们来的，快跟我回去吧！”边进边喊，反复多次。士兵听闻声，停止了射击。袁崇全知道大事不妙，罪责难逃，在逃窜时向王尔琢射去两颗罪恶的子弹，王尔琢当即倒下马来。红四军杰出的战将、年仅25岁的参谋长王尔琢就这样牺牲在一个可耻的叛徒之手。

噩耗传来，红四军全军将士一片悲声，毛泽东、朱德、陈毅更是痛不欲生。二十八团返回井冈山后，红四军为王尔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前醒目地挂着蓝底白字大挽联，这幅挽联由毛泽东亲自拟就，陈毅执笔写成: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着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联中流露出的悲愤之情令人啼嘘难已，从中足见毛泽东对王尔琢英年早逝的悲痛与惋惜。

全国解放后，江西崇义县人民政府为王尔琢立碑，萧克将军为墓碑题字。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视察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当他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时，十分焦急地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 2009年9月14日，王尔琢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参考文献：

[1]柯云.王尔琢:“留却重任谁承受”[J].中国老区建设，2007，07:56-58.[2]晓 农.井冈山上，十六字诀的诞生[J].党史博览，2002，02:32-36+54.[3]项东民，安熠辉.英年早逝的朱毛红军参谋长王尔琢[J].党史天地，2001，02:44-45.TAG： [实践] [笔记] [实践笔记] 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经典红色故事——“工字银元” [社会实践] 上一篇 / 下一篇 14-10-13 16:10:08 切换到个性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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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工”字银元起源于 1928 年 5 月，当时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建立了湘赣边界红色政权。根据地建设进入鼎盛时期，朱毛红军主力有 6000 多人，根据地范围扩展至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酃县 6 县，面积约 7200 多平方公里，人口 80 余万。由于井冈山根据地地处湘赣边界山区地带，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林多田少，属于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区域，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现金流通量很少；加上当时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严密经济封锁，不仅红军需要的武器弹药得不到补给，就连军民必需的生活用品，尤其是食盐、棉花、布匹、医药无从购入。

那时红军官兵生活极为艰苦，每人每天只有 5 分钱菜金，晚上点一根灯芯的油灯，寒冬腊月仍然穿着单衣，夜里以稻草当被。即使这样给养也入不敷出。毛泽东曾写道：“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吃饭大难”。当时支持红色政权的主要财源来自红军打土豪，没收地主官商财产以及对敌作战缴获所得。但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及根据地的扩展，这些来源已不足以支撑革命力量生存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当时流通的银元缺乏，无法与根据地周边的地区开展正常贸易，严重影响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供给。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改善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供给，以毛泽东为首的红色政权领导人一方面实行土地改革，将地主田地分给穷苦农民，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并以征收粮食产量的一成半到两成作土地税的方式解决红军给养；另一方面决定建立红军造币厂，自己铸造发行银币以解决商品交换中的现金流通问题。于是中国红色政权发行的第一种贵金属货币“井冈山‘工’字银元”就应运而生了。

井冈山红军造币厂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就地取材，运用简陋、粗糙、手工的传统工具铸造银元的。造币厂由出身井冈山绿林的红军第三十二团副团长王佐兼任厂长，由谢荣珍、谢荣光、谢荣昌三兄弟担任铸币工匠，并聘请数十名工人，按照熔银、浇铸、印花、凿字、做旧等道工序进行铸币生产。为保证造币厂安全，他们将银坯的翻制与印花等若干工序放在上井牛路坑、大井铁坑、茨坪和金狮面的山洞里操作。在币型选择中，他们根据市场上的流通信用程度和制模铸造的难易程度，选择仿制了墨西哥版的 1895 年和 1905 年两种花边为直式锯齿形和麦穗形这种比较简单的鹰洋版式。由于没有冲床等机械制币设备，生产银元的工具主要是风箱、火炉、铁錾、铁锤、溶银罐、冲压架、冲压碓石等。这冲压碓石是由花岗岩石头制成的长80 厘米、宽40 厘米、厚30 厘米的长方体，分上下两块各重 250斤，分别嵌入墨西哥版的鹰洋正、背面印模。冲压架是由杉木做的高1 丈、宽 6 尺的硬木架。操作时将下碓石固定在冲压架下端的中央，冲压架的上端装有滑轮，用棕绳穿过滑轮靠人力提上碓石，一人及时在下碓石表面放上粗胚和熔好的白银液体，然后让上碓石准确而又迅速地冲压在下碓石上，让粗胚冲压成型。如此一放一拉，每天可生产数百枚银元。冲压成型之后还要经过印花、凿边、刻齿纹、凿上“工”字，再用中药水煮做旧等道工序才能出厂。开初时，由于经验不足，银子不纯，用钢模冲压银元，造出的银元表面麻麻点点，品相与声响皆不太好，出厂后不太受市场欢迎。为提高铸币质量，毛泽东亲临铸币厂视察，强调要提高工艺水平，保证银元成色，纯银不少于八成六，重量不能少于七钱二分，确保市场信用价值。造币厂工人执行毛泽东指示，一面选用纯银作材料，一面不断改进工艺。经过多次试验，他们发现用铜模比用钢模冲压质量更好，就收集铜壶、铜钱，熔成铜汁，铸成铜模，使用这种铜模浇铸银元时再加入适量茶油。用这种改进后的方法造出来的银元重量足、成色好、声音佳，完全符合银币规格。为了有别于国民党政府铸造的银元和国外流入的银洋，也为了防止奸商假冒制作伪币，井冈山红军造币厂特别将自制的银洋上凿上“工”字表示由工农兵政府发行。为了严把质量关，他们对浇铸好的银元在出厂前逐一进行质量检验，凡有质量不合格的都打上印记回炉再造。

造币厂制造的“工”字银元，每 50 枚包成一筒，交给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门发行，作为金属货币在根据地辖区内流通使用。每枚银元和当时国统区发行的袁大头银洋等值，抵十角银毫。初发行时商人和群众见“工”字银洋做工粗糙，表面不平，有点凹凸，不太乐意接受。为了提高“工”字银元的信誉，根据地政府在辖区设有钱币兑换处，用“工”字银元可与其他制式银洋及铜元等流通货币兑换。同时还规定，凡是持“工”字银洋到工农兵政府所设公卖处或商店购物，价格从优，能比其他等值货币买到更多的商品。这样用市场的手段推广“工”字银元收到立竿见影之效，根据地军民很快接受了由工农兵政府发行的“工”字银元，就连根据地周边地区的商人入境经商时也乐意将自己携带的制式银元换成井冈山“工”字银元，再按优惠价购买井冈山土特产品。还有不少商人因“工”字银元含银量足、成色好而将“工”字银元带到根据地周边市场上使用。由于市场对“工”字银元需求日见增多，红军造币厂的白银原材料日显不足。毛泽东特向红四军颁发命令，要求各路红军将作战缴获的银器和没收地主官商的银首饰等妥善上交军需处转给造币厂做铸币原料，王佐定期派人将打土豪得来的各种银料送往造币厂制造银元。而根据地周边地区商人带进来的制式银币被根据地商店与兑换处购换之后，又被我方人员带到周边地区，购买根据地军民紧缺的食盐、布匹、棉花和药品等所需商品，对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活跃根据地经济和改善军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8 年冬，毛泽东率主力红军转战赣南，彭德怀率红五军和赤卫队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由于敌强我弱，1929 年 1 月下旬，在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的第三次“会剿”中，根据地失陷，上井村红军造币厂厂房被敌焚烧，造币设施被捣毁，工匠被冲散，铸造师傅谢荣光在突围时肩膀受伤，潜回老家龙川后因伤重而牺牲。中国红色政权的第一个造币厂被迫停止了生产。虽然它只存在了半年多时间，用了 1000 多斤银料，仅生产了 1 万多枚“工”字银元，但它作为红色政权独立发行货币的首创，成为之后中央苏区政府发行红色货币的最早源头，在中国革命政权货币发行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制造的“工”字银元，是我党早期领导的工农兵政府首次铸造出的，尽管“工”字银元从数量到质量都还处在最原始的阶段，但是，它为根据地内军民克服资金、给养的困难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工”字银元沟通了红色区域内外的货币流通，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为繁荣红色圩场，集市贸易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湘赣两省内扩大了红军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影响，奠定了红色政权货币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曾宪文，周志勇.红色货币的渊源:井冈山“工”字银元[J].党史文苑，2011，17:51-55.[2] 李春祥.井冈山红军造币厂的“工”字银元及其历史作用[J].中国钱币，1988，04:24-27.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经典红色故事——毁容为革命 [心灵导航] 上一篇 / 下一篇 14-10-13 16:11:14 切换到个性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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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深秋的一天，秋风凄惨，万木凋零。在湖南省湘阴县城，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押解着一个遍体鳞伤的青年走出东门。这青年虽是满脸麻子，但却气宇轩昂。只见他带着轻蔑的微笑，昂首挺胸，步履坚定地向刑场走去„„

这青年是谁呢，他就是湘鄂赣边区方圆数十里之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修水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威震敌胆的共产党员余经邦。然而，人们所熟知的余经邦是一个机智勇敢，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可今儿个怎地变成了一个满脸麻子呢？ 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六月，蒋介石又在江苏将北伐军第六军缴械“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的人。此时，在北伐军第六军十九师政治部任中尉军官的共产党员余经邦愤然离开部队，绕道南京，经南昌秘密潜回修水。回到修水后，他根据修水党组织的指示，回到自己的家乡西乡全丰，组织贫苦农民兴农会，闹暴动，建立了修水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实行打土豪，分浮财，闹红了西边半边天，使土豪劣绅闻风丧胆，惊恐万状。

西乡全丰大地主，大土豪曹庆丰、曹礼成等，各霸一方，顾有大批家丁打手。但农会人多势众，却又使他们奈何不得，眼看自己苦心经营的这一份家产要被这帮“穷鬼”给瓜分掉，说什么也不甘心。于是眉头一皱，生出一条诡计来。他们秘密策划串通西乡商人，余经邦的舅舅胡少庵，妄图通过胡少庵来收买余经邦，心想：“蛇没有了头，就不会咬人了。”

这一日，胡少庵带着曹庆丰给他的800元光洋来到余经邦家，一见面就说：“经邦，看在我是你舅舅的份上听我两句话好么？”“什么话？舅舅。”余经邦警觉地问。“你年轻，又有学问，读书人要讲斯文，不要跟共产党去搞什么‘共产’、‘暴动’什么的，要为自己的前途想想。”说着，拿出那800块光洋，放在余经邦前面：“这是曹家大财主庆丰叫我送给你的，说你家里穷，一来解决生活困难，二来为你继续读书提供点学费，你看，这不都是为你好么？”余经邦把钱往地上一拂，愤然起身，斩钉截铁地说：“我余经邦图的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我的前途，我跟共产党跟定了，想用金钱收买我，要我放弃攻曹，办不到！”当即召开群众大会，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并将胡少庵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余经邦大义灭亲的行为使曹庆丰等人气得咬牙切齿，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们赶紧秘密求救于伪修武铜靖卫大队长吴抚夷，连夜调集三百余靖卫队，深夜包围了杨祠，突然袭击正在杨祠开会的余靖邦等七十余人。余经邦带领同志们冒死冲入敌阵，杀开一条血路，终于使一部分同志冲出了重围。敌人没有抓到余经邦，越发对他切齿痛恨，觉得余经邦一天不除，他们就一天不得安宁。于是，敌人到处悬赏捉拿余经邦，四处张贴通缉令，并附有余经邦的照片，扬言“活捉余经邦者，赏光洋一千元，取其首级者，赏光洋五百元。”但余经邦毫无所惧，仍经常乔装打扮，同敌人进行斗争。

一天，余经邦接到上级指示，派遣他打入湖南湘阴白军内部从事兵运工作。接受任务后，余经邦一直闷闷不乐。莫非他不愿意去，怕死？不是的。原来，他是考虑到自己被敌人通缉在案，一旦被敌人识破，为革命丢掉性命是小事，可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那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可就大了。虽然在此之前，自己曾和其他同志一道前往湖北崇阳等地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可那毕竟是同贫苦群众打交道。而这一次是要打入敌人内部，同白军打交道，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识破。他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一个好办法，除非改头换面„„想到这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毁容！只有改变自己的本来面目，才不会被敌人识破。虽然自己年轻、爱美，但为了革命，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别说是毁弃面容，就是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于是，他设法弄来了一小瓶浓硫酸，照着镜子，毅然决然地泼在自己的脸上。顿时，他只觉得脸上火烧火辣的，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但他却强忍着剧痛，一声未吭。就这样，余经邦由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麻脸大汉。余经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满脸麻子后，很快打入了白军内部。在白军士兵中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理想，策动了不少士兵投诚了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这天，余经邦正在一群士兵当中发表演讲，准备组织他们哗变。突然，会场被敌人包围了，一名敌军官带着几个士兵冲了进来，由于那些组织起来的士兵不敢反抗，余经邦被捕„

临近刑场时，一名敌军对余经邦劝说道：“我们团座很赏识你的才干，只要你能改过自新，保管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余经邦听后轻蔑一笑，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大声喝道：“我余经邦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做事光明正大，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反对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何罪之有？更谈不上自新！相反的，你们这帮为虎作伥的败类，倒是要好好想想自己的下场。”敌军官听后恼羞成怒，残忍地拔出手枪，朝余经邦头上连开两枪。年仅23岁的余经邦同志倒下了„„。

余经邦虽然牺牲了，但他那刚毅不拔、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参考文献：

[1]吴维顺.修水革命历史故事集[M].江西修水县印刷厂，1991：72.TAG： [实践] [笔记] [实践笔记] 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经典红色故事——第一面军旗 [心灵导航] 上一篇 / 下一篇 14-10-13 16:12:21 切换到个性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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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夏。

修水进驻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是由我党掌握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8月初奉命自武汉乘船东下准备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因未赶上起义部队，辗转来到修水休整待命，为避免反动军队追击，对外打出了“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旗号。

不久，部队便接到党中央关于准备秋收起义并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的指示。于是，他们在每日四操三讲（注：“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厉兵秣马的同时，作好建军编师、打出新的旗号准备。

设计军旗式样的任务，自然就落到师部参谋何长工的肩上啰！

何长工是个年方二十几的湖南小伙子，曾留学法国，有文韬武略之才，瘦长的身躯，凸出的颧骨，显得文弱清秀、足智多谋。

作为参谋，深知这面旗子的份量。他听说，八一起义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毛委员在湖南省会议上明确指出这次暴动要坚决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他为党要打出自己的军旗而高兴；也为肩上的重任而担忧；心想：“该有一个什么样式来体现工农这支军队的特点呢？”为了这，他日夜不得眠。灯光下，他与师参谋处长陈树华、副官杨立三正在苦苦的思索着！三个人画了几个图案都不满意，争论不休。何长工站起来：“我看还是要先定定这个图案的主题吧！我认为首先要凸出共产党领导这个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面旗帜都不同的特点。”

“对！”陈树华双手一拍：“也要突出工农的特点。” 杨立三接着说：“还有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意思。” 三个人都会心的笑了。

但是，到底如何体现这些特点，大家都感到摆在这张八仙桌上的纸笔重有千钧，似乎一动笔，就能叱咤风云、调动千军万马，一时想不出个好法子。

灯光下一片寂静，皱眉头的、捏下巴的、踱步的，都在冥思苦想。“呃！”何长工忽然高兴起来：“我看过苏联红军的军旗，那上面的五角星，不就代表了共产党吗？”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如今这湖南伢子的一句话，竟捅开了大家头脑中的窍门。陈树华拍着脑壳：“唉！都几乎忘了，那上面的镰刀斧头就是代表工农嘛！” 杨立三一拍大腿：“对！是可以借用过来变换一下颜色、位置、两个图案叠在一起，用红色底来代表革命不怕流血牺牲不是很好吗？”

“这个设想太好了！” 三位官佐高兴得跳了起来。

陈树华摆摆手：“嘘！这几日练兵，大家都累坏了，不要惊醒他们啰！” 说着，大家蹑手蹑脚，找来红纸、剪刀、动手制作起来。

何长工学过几何，他一想，有了。找来五根等长的篾片，横摆竖摆，叠成了长短相等的角，五角星也画成了。他们把剪好的图案放在红纸中央，陈树华提笔在函管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几个正楷字。

此时，桌上的军旗似乎在万里晴空中高高飘扬起来，他们的双眼湿润了。“咚咚咚咚”凤凰山脚下的钟鼓楼鼓打四更了，接着，远处又传来更夫的梆锣声，天快亮了，大家毫无睡意，正在兴奋的谈论着，忽然门外唧唧喳喳的传来争吵声，杨立三赶忙去开门。门开处，哨兵领着一老乡进来:“报告，这位老乡把一担菜放在门口就跑，硬不愿收钱。”

大家一看，但见这人满脸络腮胡，年约六十几、身着襟褂，脚踏麻草鞋，来人走到灯下，何长工才看清。

“啊！是余师傅！”

“何参谋，一担菜还那样规真？”他似乎有点生气:“怎么！你把我当成外人了?”

“余师傅，您请坐！”何长工和蔼地让过座轻言细语地：“您知道，我们共产党的队伍纪律严明，不能白收老百姓的东西。”他一面安慰老余，一面回过头向陈、杨二位作介绍：“这位老余师傅是个穷苦人，他做裁缝，因这年头生意冷淡，又作菜卖，自己人啊！”

原来，警卫团进得城来，赶跑了土匪兵，秋毫不犯，纪律严明，深得工农商学各界爱戴，大家杀猪宰羊款待，都被婉言谢绝。这位余师傅过意不去，那天上午来送菜，事务长不收，两人拉拉扯扯，到何长工那里解结，这不，又赶天亮前来送，却被哨兵发现了。

陈树华听了激动地：“老师傅太好了，今天也来得巧，我们正想请一位师傅来做旗子呢，你看看，行不行？”他指指旗的图案一边解释着。老师傅从口袋里取出眼镜那，歪着个头左看看右看看，忽然，摘下眼镜揩起眼泪来。

何长工诧异地：“老师傅，您？” “咳！”余师傅叹了口气：“我工农祖祖辈辈受欺压，被人看不起，半月前邱国轩土匪兵把我押去，也说要做旗子，我慢了一点，还挨了一顿巴掌。如今你们这样看重工农，把工农安在旗号上，我能不感动吗？” 的确，老师傅的话语说出了亿万工农的心声。9月9日，我军第一面军旗从修水山城打出来了。这条沿河而建的老街两旁，惜别的群众人山人海，人民望着红旗欢呼雀跃：“出义兵了！”“工农有出头的日子了”

队伍远去了，而赶来送别的工农商学各界群众还在踮起双脚在翘首远眺。之后，湘赣边界的党、红军和工农政府公开地、高高地树起这面革命的大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对这面旗帜的伟大意义作了高度评价：“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吴维顺.修水革命历史故事集[M].江西修水县印刷厂，1991：1.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经典红色故事——“第九烈士”的 [心灵导航] 上一篇 / 下一篇 14-10-13 16:13:55 切换到个性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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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妹爱鉴”。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四日，在广州黄埔军校的一张桌子上，湖南湘阴人、时年二十一岁的第四期黄埔军校特科炮科学员陈毅安这样写道。信中的“六妹”正是陈毅安的未婚妻——李志强，湖南第三师范学校一名思想先进的进步女青年。

在前一封来信里，李志强担心陈毅安的专业会让他在前线牺牲生命，可能会让陈毅安糊里糊涂地死了!陈毅安回信道:“最可笑的就是我去学炮科，你恐怕我去打仗而死了，没有什么价值；你又说你毕业后出来当教员，把一些青年子弟要教成爱国化，来为国家流血。你不愿你的爱人流血，而要别人去流血，这真是笑话了。你的学生将来他没有爱人吗?父母吗?兄弟吗?他不是中国人吗?他就应该去血战吗?假若他的爱人不要他去流血，那中国就无可救药了。”

“你说不要糊糊涂涂地死了，这也不错，但是为革命而死，为民众谋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呢?假若是的，那中国一定没有烈士，革命也永远不能成功。”他表达自己的心迹:“我为什么要到广东来呢?你是可以知道，是为革命而来的。我又要革哪个的命呢?你也可以知道，是革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命。”

一九二六年，陈毅安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展开了对旧世界的厮杀。再给爱人的心中写道，“志强爱妹:你一次两次来信要我莫去打仗，我倒要去试试看呀!革命不打仗，又算什么革命呢?革命的战争，就要实现世界永久的和平，绝对不同于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因此聊作几句以答复你: “……创造世界的工农们，我们赶快地团结起来呀!死气沉沉的黑暗世界，要用我们的热血燃它个鲜红。我们要冲破压迫阶级束缚我们的藩篱我们唯一的法门—勇敢奋斗!只要我们努力，胜利终究要属于我们的，让我们高呼预祝世界革命成功的口号！”

北伐军势如破竹向北挺进。一九二七年，陈毅安所在的起义部队到达衡州的时候，他给李志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

“我最亲爱的承赤妹:心如刀割的我，今天安抵衡州了。我怕听流水澎湃的怒潮声，也怕看船头晶晶似的明月，更怕听旅客中谈论青春年少的乐趣、生死别离的悲哀。唉!情魔，情魔!你把我们的革命性消磨了。”

“我们是有阶级觉悟性的青年，担负了世界革命的重大使命，我们难道恋恋于儿女的深情吗? ”他在革命与爱情之间挣扎。他继续写道:“思前想后，除了我们努力革命，再也找不出别的出路。把一切旧势力铲除，建设我们新的社会，这个时候，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恋爱……”

1927 年 9 月，陈毅安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到井冈山，跟随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5月，朱毛会师后，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营长。面对着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陈毅安抑制不住心中对李志强的思念，然而，革命非常时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做，他的信一短再短，并且不再有大量的修辞，有的只是一颗对她矢志不渝的心。他写道: “志强:

好久没有同你通信了，不知你近况如何?挂念得很!我在郡县写给你的信想必早已收到，或也回了我的信、但是我来到江西遂川县了。你的信我又收不到，真是糟糕极了。现在将我的近况略略地告诉你。我天天跑路，钱也没的用，衣也没的穿，但是心情非常地愉快，较之从前过优越生活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

在黄洋界保卫战中，陈毅安以三十一团第一营营长之职率营部和团部直属队及井冈山的地方武装，面对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湘军第八军第十师所属两个团，他抱着必死之决心，凭借黄洋界的天险，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用机枪、步枪，以及鸟锐、滚石、擂木这样的简陋武器，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专门为此填词写道: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后，陈毅安随红五军和红四军一部留守井冈山，任红五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在湘赣敌人共计18个团的围攻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红五军在艰难的突围途中，陈毅安在遂川县大汾激战时左腿被敌弹击穿，股骨开裂，鲜血淋漓，动弹不得，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然而，陈毅安早已不在乎自己的生死。正像他在黄埔军校读书时给李志强的信里写的那样：“他要为革命而死，为民众谋利益而死。死气沉沉的黑暗世界，要用我们的热血燃它个鲜红”。

1930年6月陈毅安尚未痊愈，即告别老母和新婚妻子，重返战场，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陈毅安想不到，这一次分别，竟然是永诀。7月27日他率先头部队首先攻入长沙市区。当国民党军队向长沙城反扑，陈毅安率部与敌军展开激战，全力阻击敌人，全歼敌军两个团，活捉两个敌团长。8月7日凌晨，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时，不幸遭敌机枪扫射，腰部中四弹，壮烈牺牲，年仅25岁。他牺牲的那一天，距离他结婚后告别妻子，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李志强终于又收到陈毅安的来信。她拆开了信。可是，她看到信里只有两页白纸，她顿时肝肠寸断。她记起新婚时他随口说：“如果有一天，她收到一封没有字的信，就表示他已经牺牲了”。

之后，她常常抱着孩子倚在门嵋，渴望有邮差叫着她，把一封写着她名字的、让她熟悉的信交给她。她希望空白信笺意味着他已牺牲的说法不过是他的一个恶作剧，可是数年过去了，她的等待，不过是一场空。

一九三七年她收到了彭德怀的信。信中说:“毅安同志为革命奔走，素著功绩，不幸于一九三O年已亡，为民族解放中一大损失。”她终于确定丈夫的死讯。全国解放后，李志强调到北京电信局工作，她将一直珍藏下来的陈毅安写给她的五十四封信带到北京，交给他生前的领导彭德怀。后来，这些家书又被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一九五一年三月，毛泽东亲自签发全国前十名革命烈士的荣誉证书。陈毅安排名为第九，遂称“共和国第九烈士”。

一九五八年，彭德怀为陈毅安题词:“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死得光荣!”

参考文献：

[1]实现我们真正的恋爱——共和国第九烈士陈毅安写给未婚妻李志强的信[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3，（01）:33-34+68.[2]江子.信——井冈山往事[J].散文选刊，2011，（04）:4-10.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经典红色故事——周恩来解救“AB [其它] 上一篇 / 下一篇 14-10-13 16:14:53 切换到个性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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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次年初的一天清晨，他从叶坪广场（注：叶坪广场在江西瑞金的叶坪村，是红军的练兵场，有近两个足球场大。）走过，忽听河边传来一阵女人凄惨的哭声。

周恩来驻足静听。“是谁哭得如此伤心？”他转身朝河边走去。河岸的沙滩上卷缩着一位50岁开外的大娘，手中抱着几件破衣服，浑身嗦嗦发抖，面对河流，低一声高一声地哭喊着，浑浊的泪水浸湿了前襟。

周恩来上前问道：“大妈，你有什么伤心事能否给我说说？” 大娘揩了一下眼泪，抬头看了看，又低头伤心地痛哭起来。

周恩来一想可能语言不通，于是将大娘扶到草坪上，又从叶坪村找了一位年轻人做翻译。

大娘听说眼前这位陌生人是个“大官”，霍地双膝跪地。周恩来忙将大娘扶起。大娘见他慈善温和，于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说起她那极不平常的经历。大娘名叫邹桂娇，30年前嫁给石水蓝屋的蓝得庆。蓝得庆勤劳朴实，为人忠厚，垄里功夫样样都行，人人夸他是个种田能手。红军进村后，蓝得庆担任了村里的耕田队长。1930年冬，蓝得庆替人挑运桶子(做屋盖瓦用的木条)，因桶子捆成“A”字型，肃反队员看到了，认为他挑的“A”字型担子是联络信号，便不问青红皂白，将他捆了起来，硬说他是“AB团”的联络员，要他供出联络对象及同伙。蓝得庆那里说得出？他只有苦苦哀求，说以前捆桶子担都是这样捆的。肃反队员说他嘴硬，将他悬空吊起来，严刑拷打。半夜时分，这些人见蓝得庆被打得不行了，又悄悄将他扔进河里。

蓝得庆几天没回家，急坏了全家老小，他们日夜四处找寻。一天中午，叶坪河沙滩上搁浅着一具尸首，一辨认，正是蓝得庆，妻儿老小不禁号陶大哭起来。几天后，他们打探到蓝得庆是被当成“AB团”活活打死的。他的两个儿子一起到黄沙去理论。肃反队员强词夺理，反把蓝氏兄弟也当成“AB团分子”关押起来。

邹桂娇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她带着儿媳妇危兰子找到乡政府和区政府，竟没有谁敢出来为她们说话。到1931年秋，被关的人陆陆续续放出一些，邹桂娇日盼夜盼，终没盼到两个儿子回家来。乡亲们都说她的两个儿子可能死了。闻此恶讯，两个儿媳妇便提出改嫁，几天后即离开了蓝家。如今，家中只剩下邹桂娇孤老婆子一人。她日夜思念难以度日，十分悲伤时，便来这河边沙滩痛哭一场„„ 听了大娘的一番哭诉，周恩来被震惊了!他安慰大娘说：“大妈，你放心，这事一定会很快弄清楚的。”

经过深入调查，周恩来很快了解到：肃反扩大化虽经过初步纠正，但在某些区乡，特别是在家族斗争较凶、领导权被坏人窃取的地方，抓人、杀人现象依然十分严重。特别是有些肃反人员借此公报私仇乱抓人，施用毒刑十分残忍，如挖眼、斩手、火烧肛门等，经常将人整死。对此，周恩来果断作出三条决定:

一、对乱抓滥杀负有直接责任的肃反人员撤职查办；

二、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群众并给予医治；

三、清理整顿区乡苏维埃政权，清除混进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取消区以下设立的肃反组织。

几经了解，在黄沙杨屋村，周恩来终于找到了遍体伤痕的邹桂娇的两个儿子，并请人将他们抬送回石水蓝屋。邹大娘见了，扑通一声再次跪倒在周恩来面前频频磕头:“谢谢救命恩人!谢谢救命恩人！”

一连几天，周恩来从全县各地救出被关押的无辜群众42人！

瑞金，作为中央政府的首府所在地，其肃反状况如此，整个中央苏区的情况就不言而喻了。l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肃反扩大化问题。

会上，周恩来一一列举了他进入中央苏区后的所见所闻，认为苏区的肃反，在许多地方完全偏离了方向，有的完全被坏人操纵，造成了极严重的恶果，必须立即停止。

会议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的开头这样写道:“中央局在深刻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并指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决议案规定，肃反工作必须实行根本转变，各级必须立即执行。

周恩来对苏区肃反急刹车，使许多冤假的“AB团分子”免遭于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