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主题教学 篇1
关键词：鲁迅,小说,《药》,“人血馒头”,死亡
鲁迅小说《药》写于1919年4月25日, 作品通过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 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 愚弄人民的罪行, 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视死如归, 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 同时惋惜地表现了群众的愚昧无知, 指出了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
一、“人血馒头”的文化寓意
意象, 就是客观物象通过创作主体特有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即寓“意”之“象”。“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 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的情感的复杂经验。”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相结合, 融入作者思想感情, 将物象赋予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简单地说就是借物抒情。
《药》, 通过描写华老栓用“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 而这“人血”却是为革命牺牲者夏瑜的。“人血馒头”在文章中多次出现, 一开始是“药”意象的具体表现形式, 而到了文章最后, 意象转换成了“坟”, “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 隐含着深层的死亡意象。“坟墓”在鲁迅笔下也有着深刻、复杂、沉重之感, 坟墓作为生命终结的象征, 作为死亡的居所, 是一种欲把过去的腐朽黑暗落后的一切埋葬的象征。“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 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而在《药》的结尾的夏瑜的坟上凭空添了一个红白花环, 其用意是给予那些在黑暗中偷生的人们一丝鲜亮的希望, 同时, 也是为了慰藉孤寂的前驱, 使他们更加勇猛地前行。
“人血馒头”是个具有多重象征性的意象, 其一是“治病的药”, 同时表现“人吃人”的事实, 中医的迷信和毒害人指代中国落后文化的非人性。“人血馒头”直接的指代意象便是“吃人意象”。用“吃人”这一荒诞意象来揭示传统礼教的虚伪和残酷最典型的作品应属《狂人日记》, 但《药》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升华, 因为它第一次写出了吃人的事实。“人血”即可以指人的鲜血, 也可以指人的生命, 这一意象便揭示了“人吃人”的本质;其二是对中国人愚昧无知现象的象征, 华老栓虔诚地相信人血馒头能够救治痨病, 把他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其三是夏瑜及友人积极寻找救治国民精神疾病的良药, 却被民众看客们彻底遗忘, 可见他们面对的是比他们强上许多倍的蒙昧社会。觉醒者的鲜血并没有唤醒沉睡的社会, 中国民众在社会极具变革的大背景下, 仍然封闭自我、麻木冷酷、不可救药。这些形象和情景根植在鲁迅的童年里, 是他对人性恶劣之分最初的感受。但鲁迅又把否定的锋芒指向先觉者自身, 认为革命需从觉醒者的自我认识开始, 经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否定, 归结到对自身的再认识和否定。
众所周知, 鲁迅对中医有着偏执的反感和鄙视, “到现在, 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 单方怎样灵, 我还都不信。自然, 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 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鲁迅对传统中医古怪荒诞的医治进行批判, 《药》中小栓之死便是对传统中医强烈的讽喻。
二、死亡书写与启蒙失效
死亡是永恒的主题, 是鲁迅作品中的关键词。死亡往往蕴含着对生的思考, 许多对生命的感悟都是从死亡中得到的。鲁迅则通过扭曲死亡方式, 注重精神死亡等方面, 诠释其深邃的死亡观, 例如:《狂人日记》中狼子村的大恶人被人挖出心肝, 用油煎炒了吃;《祝福》中的阿毛被狼叼了去。而《药》中革命者夏瑜的血却被庸众当作治疗痨病的药, 听来匪夷所思, 令人发指。鲁迅试图用人物的死亡来唤醒愚昧无知的国民, 这是死亡意象的重要作用。
《药》中写华老栓买药, 华小栓吃药等行为表现了普通民众对于“生”的普通渴望, 国民对生命是持敬畏与期望的态度, 畏惧死亡能获得生的意志和力量, 但神秘而有可畏的封建迷信却引领他们走向死亡, 而“人血馒头”却决定了生命的有限性。这种显而易见的对比, 在全文最后烘托出死亡的悲凉, 升华了死亡这一主题。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 与死亡主题相辅相成的是疾病主题。疾病意象是中国当时病态社会的隐喻, 麻木的国民精神是一种病态的残缺。鲁迅小说中所描述的人物几乎都正在走向死亡和衰朽, 鲁迅的一生都在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在鲁迅看来, 这种现状应当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 而文化是基本途径, 而不是通过医学治疗, 医学已经不能够治疗病重的中国, 他拿起文化的手术刀, 拯救国民。鲁迅小说还有一个暗示死亡的重要题材就是对刑罚场景的描述, 折射民众争相围观的世态, 先觉者与庸众之间厚厚的屏障, 形成一个复杂多端的社会结构。在《太平歌诀》一文中, 鲁迅用“厚重的麻木”来形容当时市民和革命者的关系, 并说“鸡肋, 弃之不甘, 食之无味, 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有出路, 是毫无把握的”。
“我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 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一味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可见, 鲁迅也深刻认识到, 文化救人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文化与思想的传播无法波及全社会, 也无法让底层人民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鲁迅的小说创作始于一种危机意识, 对象是沉睡着的大众。所以他的小说被浓厚的死亡氛围所笼罩。“看来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他的小说中很多生动的形象都有着那样一种苍白的色调, 呆滞的目光, 缓慢而静悄悄的动作, 以致在死亡完全抓住他们以前, 他们就已经有点像僵尸了。丧仪、坟墓、死刑, 特别是杀头, 还有病痛, 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的想象, 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各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
三、鲁迅“立人”工程及话语实践
鲁迅对死亡主题的“情有独钟”取决于很多方面。从小被死亡的意念缠绕, 弟弟妹妹的夭折, 祖父被判“监斩侯”, 父亲忧思成疾, 久治不愈最终病逝。为了逃离现实的苦闷和死亡的缠绕, 鲁迅选择了仙台学医, 正当回国行医时, 却经历了“幻灯事件”, 让他感受到精神死亡的可怕, 中国人即将死亡, 遭异族的屠戮, 而同胞却当作一场盛宴来鉴赏, 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如此的可怕, 这种精神上的麻木使鲁迅更加厌恶死亡。
正是因为对死亡的极大厌恶, 鲁迅才在作品中运用大量笔墨叙述死亡意象, 希望能用一己之力唤醒民众, 改变社会现状。
鲁迅笔下的死亡主题, 有着埋葬旧我, 重塑新我, 经历重生的象征, 虽然清楚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 也知道革命任务的艰巨。他曾说:“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 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 死是必然事, 虽曰尽头, 也不足悲哀”, 在鲁迅看来, 死亡虽然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但是死亡并不是只在最后的终点形态出现一次, 相反死亡是先行进人并存在于人的生命意识之中的。
鲁迅深刻认识到启蒙的艰难性, 革命者夏瑜的坟墓冷冷清清, 只有乌鸦在坟顶盘旋, 而庸众们早已淡忘了夏瑜的牺牲。鲁迅想借此传达启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要必须要有适应民众的思想和途径才能使革命深入人民内部, 不然启蒙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鲁迅的死亡主题的描写对现代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死亡已经不光指失去生命, 而是指麻木的庸众精神上的死亡。除此之外, 还有对埋葬旧生命, 经历重生的渴望, 对旧时代的控诉, 对新时代的期盼。
参考文献
[1]鲁迅.野草[J].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0.
[2]鲁迅.坟·从胡须说到牙齿[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3]鲁迅.三闲集[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4]鲁迅.呐喊自叙[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鲁迅小说主题教学 篇2
关键词:鲁迅小说 吴敬梓 《儒林外史》 主题思想 比较
吴敬梓与鲁迅,这两位前后不同时期的杰出小说家,由于他们的时代、生活、思想有类似之处,特别是两人都出身于知识阶层,对同阶级士人的生活、思想都十分熟悉。吴敬梓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儒林外史》,鲁迅的《孔乙己》、《白光》等也是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著作,我们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不难看出,鲁迅的小说多少受到吴敬梓小说的影响,但又有所发展,取得了吴敬梓所不能比拟的成就。本文试图从主题思想方面对二者的作品进行比较。
一、“匡世”思想
《儒林外史》通过一些正面人物提出了作者的理想——礼乐兵农的救世良方,但对于理想能否实现则是抱着深沉的怀疑态度的。在最后一回中,吴敬梓以无限凄婉的笔触向读者提出他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看官!难道至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么?”[1]对吴敬梓提出的匡世理想,我们应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一方面,应当看到其批判当时黑暗现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并不能坚持先进的理想,只能在愤懑与怀疑中度过寂寞的一生。
而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匡世思想则可以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来概括:就是为了改变国民的精神;把不久都要闷死的许多熟睡的人们从铁屋子中惊起。鲁迅对自己的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在《故乡》中就写到:“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当然,这种对于前途光明的预言还比较笼统,但这只是鲁迅早期的思想表露。到了后期,鲁迅对于前途问题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认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2],并且说在经过长征胜利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3]。这种坚信共产主义远大前程的思想,更是吴敬梓所不可企及的。
二、对科举制度的否定与批判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尽管多方面揭发和批判了八股举业牢笼、毒害士人的罪恶,甚至让王冕说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4]的见解,然后,他仅仅是批判它的弊端,而未能也不可能将它当作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即封建教育、选举制度来加以全面否定。因而吴敬梓的嘲讽尽管辛辣无情,然而却不够坚决彻底。如在《儒林外史》中,作为理想人物之一的萧云仙,为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在青枫城请沈大年教授学生的内容,也还是八股举业。同时,在吴敬梓笔下,也有一些沿着八股举业而高升的士人,如周进、范进,他们的最后归宿似也不“坏”,这无异是表明在这制度下寻求前程的人有幸有不幸。但在鲁迅笔下,由科举出身的士人几乎很少有好的结果。孔乙己被人打折了腿,最后的结果“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陈士成淹死在万流湖中,“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更“无尸亲认领”,极为悲惨。这就彻底否定了坑害知识分子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至于《阿Q正传》中的秀才、举人,《祝福》中的老监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颐指气使般的生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主身份。)
三、对封建礼教的揭露与控诉
在反对封建礼教方面,吴敬梓对于一些理学家的虚伪面目,有着辛辣的嘲讽,对他们肮脏的灵魂,有着深刻的解剖。然而,他只是反对礼教的虚伪,并不反对虚伪的礼教。对于孝、悌等封建的道德观念,他却没有进行任何批判,更谈不上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鲁迅则不然,对封建礼教痛加抨击、彻底否定。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反对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在小说中,他通过“狂人”的翻查,指出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上,虽然每页上面都“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实际上却只是“吃人”两个字,从而发出“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声。在其后创作的小说《长明灯》中,鲁迅描写了一个受到封建社会迫害致狂的疯子,在反动势力的围困下,依然坚持要吹熄那盏象征着封建统治的长明灯,甚至要采取“我放火”的斗争形式,坚决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这些都表现了鲁迅批判和抨击封建礼教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吴敬梓所不能企及的。
两位作家所表现的主题思想的相同或近似,正说明吴敬梓去世一个多世纪以后,鲁迅仍然要承担起批判科举制度、反对封建礼教的艰巨任务。封建社会晚期的种种遗毒,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仍然起着腐蚀作用,清除封建遗毒,肃清它的影响,正是鲁迅早期肩负的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
注释:
[1][4]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28页,第11页。
[2]鲁迅:《二心集·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3]复旦大学《鲁迅年谱》编写组:《鲁迅年谱》(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4页。
契诃夫与鲁迅小说主题之比较 篇3
新中初级中学罗春兰
鲁迅与契诃夫虽然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民族心理特征不同，但是他们的作品却呈现共同的特征。契诃夫小说常从冷静客观的角度分析问题，文章短小精悍、含而不露。中国许多现代作家都受到契诃夫的影响，鲁迅更是以其犀利的文风继承和发扬了契诃夫的冷静笔触。黑暗的社会环境，使契诃夫和鲁迅在作品都充满了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现实的鞭挞。他们的小说创作主题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哀其不幸”
契诃夫和鲁迅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是大多数普通人民的代表，作者对他们寄予的多是同情和哀怜。
如契诃夫的《凡卡》《渴睡》《哀伤》《苦恼》等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被社会恶势力挤压到连一点微小的愿望都不能实现，他们在残酷的社会里讨生活，他们艰难地挣扎只为了能活下去，但这点基本的生存要求也被无情的现实撕得粉碎。《凡卡》中凡卡悲惨的遭遇和他永远也寄不到爷爷手中的信；《苦恼》中只能向老马诉苦的老人„„
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丈夫去世后，婆家要把她卖掉，但受封建礼教迫害的祥林嫂誓死不从。守节不成反而受到礼教的惩罚，儿子死后，她几近崩溃，最终受尽嘲笑和折磨孤独地死去。勤劳、淳朴的祥林嫂始终逃不脱悲惨的命运，《明天》中的单四嫂子、《颓废线的颤动》中的母亲，都有着和祥林嫂相似的悲惨命运。还有《故乡》中中年闰土的悲惨命运，尽管闰土勤劳、朴实、为了生存努力劳作，但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使其陷入悲苦境地，生活一日不如一日。
底层人民是黑暗社会最直接、最深重的受害者，他们出身贫困，没有受过教育，更不懂得反抗，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他们只能挣扎着生存。压榨使他们贫困，贫困使他们无知，无知又加剧了痛苦和贫困这个恶性循环的锁链葬送了无数可怜的灵魂。自幼就亲眼目睹过农民和城市贫民悲惨生活的契诃夫和鲁迅，深知人民的痛苦。他们对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创作，表现了他们对受压迫、受剥削、受歧
视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
二、对奴性十足且麻木不仁的人“怒其不争”
“怒其不争”这一群体，是契诃夫和鲁迅小说创作的大多数，他们同样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他们有机会作出一定的反抗，但他们没有，而是麻木顺从、奴性十足。
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即是这样一个悲剧。小公务员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前座将军的头上，将军大人并没有在意，但小公务员却三番五次去向将军道歉，唯恐将军大人不肯原谅他而对他施加惩罚，不利于他今后的发展。从此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就一命呜呼。在当时黑暗的社会，官吏的暴虐统治造成了卑微的小人物的畏惧心理，可悲可叹！
鲁迅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这种愚昧、麻木、沉默的国民人性的集中体现。阿Q没有“资产”，住在土谷祠中，拷给别人打零工为生，但他却瞧不起和他有着相同地位的小D，他没有社会地位明确的意识，为了摆脱卑微的困境，他只能在想象中把自己抬高到高于别人的地位上，并不懂什么叫反抗。小说《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读了点书，不肯与劳动人民为伍，又不肯靠勤劳为生，在“偷”的生活中得过且过，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他的命运令所有人同情，也包括作者，但作者寄予的更多的是“怒其不争”。还有咸亨酒店的那些愚昧麻木的看客，那些笑声，也是鲁迅“怒其不争”这一群体的人物。
阿Q与小公务员同样都是社会中卑微的小人物，他们不愿低人一等，却和所有可悲可叹的小人物一样不从自强的途径去追求平等。他们或强忍着被压迫，或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最终都难逃悲惨的结局。这一类人使契诃夫和鲁迅讽刺的主要对象，为的是警醒麻木沉睡着的国民。契诃夫的《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鲁迅的《药》《长明灯》等都对这一类小人物的庸俗丑恶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奴性十足的小人物是当时黑暗社会群体的代表，官僚统治、物价飞涨、等级观念、失业等都是造成小人物奴性心理的原因。他们比起备受践踏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上有反抗的力量却不反抗；有力气却不劳动，只想得过且过；看到和自己同样出境的人非但不同情，反而幸灾乐祸。他们目光短浅，可叹可恨。因此，作家对他们最强烈的感情就是——愤怒，对他们的麻木的愤怒；对他们在麻木中
忍受，在麻木中自我满足的愤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使契诃夫和鲁迅“忧国忧民”的最大体现。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使契诃夫和鲁迅创作的很多小说人物形象都是关于奴性十足的小人物的，他们希望借文学来改变国民麻木愚昧的心灵，用精神的武器来鼓舞和警醒世人，一起来反抗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
三、对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
借文学作品来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是十九世纪批判实施主义作家作品的主要特点。《第六病室》是契诃夫揭露黑暗现实的一部力作。阴暗又充满令人窒息气味的第六病室，是俄国现实制度下的罪恶缩影。“被虐狂”格罗莫夫实际上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被当做疯子关进第六病室之前，他抨击过社会时弊，被丢进病室后，他还清醒的驳斥拉京医生的“懒汉哲学”和“托钵僧精神”。契诃夫通过对格罗莫夫这一人物的塑造告诉读者，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动脑筋和爱思考的人被认为是“疯子”，而能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人却恰好是这些“疯子”。契诃夫通过对格罗莫夫的描绘，成功地揭露了沙皇专制统治的荒诞无情。
与之极其相似的是，鲁迅也以《狂人日记》为开端，结束了他早期著译后的十年沉默期，开始了另一个思想和文学活动期。《狂人日记》写出了一个独自觉醒者的发现、苦斗和挫折。“狂人”同格罗莫夫一样被认为是“疯子”，他要“诅咒”和“劝转”“吃人的人”。“狂人”越是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越是反抗这种礼教，周围的人越是把他视为一个不值得理解的“疯子”。正因为如此，他所有的努力才会归于失败。
契诃夫和鲁迅通过格罗莫夫的“被虐狂”行为和“狂人”的一系列叛逆行为，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社会生活的残酷画卷。通过阿Q曾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可最终却被糊里糊涂地砍了头；通过祥林嫂无奈地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却被封建的贞洁观念给扼杀；通过凡卡把希望寄托在一封根本寄不出去的信上等小人物毫无意义的抗争行为，突出人物的悲剧色彩，深刻地批判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虚伪。作家希望借此来警醒人们认识到自己身处的落后、愚昧又残害人民的无情社会。契诃夫和鲁迅，同广大人民一样身处黑暗统治的阴影下，手无寸铁又充满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充满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痛恨。在这种状况下，文学是他们表达自己，抨击敌人的唯一武器。尽管契诃夫是含蓄的，鲁迅是犀利的，但这种精神的武器却有着一样的目的，就是抨击封建制度的落后，指出要创造新生活的出路就是要推翻封建统治这个黑暗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