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治理十篇

危机治理 篇1

“范式”源自希腊词paradeigma, 意指范例、模式或模型。托马斯·库恩进一步提出了“范式变迁”的概念, 指出当某一范式需要变化或转型时, 就会发生一场科学革命。戴维·约翰·法默尔也指出, 范式的运用能为我们指出努力的发展方向。[1]“范式变迁”是一个有用的术语, 因为没有其他术语能表达这样的一种思想, 即一种关于某一领域同一性及那种同一性之变化动态的思想。[2]20世纪30年代, 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自身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危机”成了公共行政学面临的问题。事实上, “危机”的意义就在于, 它可以指示更换工具的时代已经到来。[3]当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过时, 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必然运营而生并取而代之。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范式。“统治”是国家正式机构对法定强制权的垄断, 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及促进集体行动相关的在民族国家层面运行的正式的制度性程序。“治理”包括决策的过程及决策被执行的过程, 意味着统治含义的变化及新的管制流程;或既定规则的改变状况;或管制社会的新方法。与传统的“统治”范式不同, “治理”意味着一种不通过外部强制实行的结构或秩序, 这种结构或秩序是多重管制及相互影响的因素互动的结果。不再强调政府在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单中心地位与作用, 而充分尊重和相信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和自管理能力。[4]治理理论是对经典公共行政学危机的有力应对。[5]为了有效应对众多棘手的公共问题,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治理”取代“统治”成为政府管理社会和国家公共事务的最主要方式, 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自此从“统治”走向“治理”, 从“善政”走向“善治”。[6]只要有一个不完善的政府, 人们就会持续不断地寻求理想的治理形态。

二、民主国家的治理危机

2001年9月11日, 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受了巨大的恐怖袭击。恐怖袭击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美国政府随即采取了旨在稳定市场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政府行动和立法。但政府的这些行动与立法却引发了关于政府固有权力, 国会应急立法的性质与质量以及政府行动的风险、利益及危害的争论。“9·11”事件后, 美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2000年到2004年, 连续25次降息, 利率从6.5%降到1%。[7]2005年到2006年, 为了防止消费过热, 为住房市场降温, 美联储进行了17次加息, 把利率从1%提高到5.25%。[8]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18日, 尽管政府对陷入困境的公司的大规模救助, 但美国股市还是遭遇了自“9·11”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9月29日, 美国股市遭遇了更为严重的下跌。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信用危机, 并使美国面临了过去76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冲击。这两次危机分别涉及“安全”和“金融”或“经济”, 给参与公共管理的各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危机情况下, 立法者、法官和公众把管理诸如此类危机的庞大权力委托给政府部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危机情况下, 除了政府部门, 人们别无选择。另外, 由于受公众要求采取迅速行动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立法者与法官除了把他们自己的权限交到政府官员手中之外也别无选择。因此, 罗伯特·盖茨在即将离任的时候指出, 美国失去了履行其基本职能的能力。令人遗憾的是, 美国不是唯一经历严重政治功能失调的国家。目前, 治理能力的危机已经席卷了全球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欧盟正致力于维护欧元区的金融稳定时被其成员国之间的裂痕搞得精疲力竭。事实证明, 治理治危机不仅仅是政治不稳定、社会和经济不成熟的欠发达国家或转型期国家的专利,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的国家也会时有发生。

三、民主国家治理危机产生的根源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 人是为了适应经济分析需要而抽象掉除自利性外的全部人类属性之后的结果。[10]选民总是期望得到更多、更好的工资与福利及其他公共产品。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与投票, 西方民主化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不得不迎合选民的需要。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 必然导致财政支出的急剧增长。但由于每个选民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他们期望不愿意承担更多的纳税义务。这就使得民主化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在提供公共产品及征税之间面临着一个霍布森选择陷阱。政府职能的演变是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基础的。20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 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衰退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提供了契机。但在“9·11”后, 美国金融监管当局, 特别是美联储在的很长时期里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消费与经济的增长。低利率政策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市场, 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与此同时, 美国投资市场对全球经济和投资环境过于乐观。于是, 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 并最终形成蝴蝶效应, 造成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和信用危机。此外, 政府决策的质量及政府官员采取行动的质量可以提高公众对政体及其领导人的信任。公众对领导人的信任对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在西方开放社会里, 全球化导致了选民要求政府做到的与政府能够做到的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全球化在“选民需求什么”和“政府有能力提供什么”之间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鸿沟。[11]在面临经济危机及财政危机时, 选民日益增长的“善治”需求与政府不断缩水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提供能力的极端不匹配严重损害了西方世界的权力和目标, 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和恶化。

四、政权特点与治理危机之间的关系

治理危机不仅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而且可能导致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良治的缺乏必然抑制国家的发展, 治理不善将会导致腐败及政府的缺乏责任感与透明性。善治与治理不善已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从事公共管理的学者与实践者尤为关注那些使得政府机构更好的因素。研究发现, 一个国家的政权特点对于理解政府管理严重经济失衡的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由于经济紧缩常常被看成是给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带来了不同的风险, 另一方面由于强行实施不得人心的调整计划的能力则被假定为根据政权类型而改变, 人们往往倾向于将专制主义与成功的经济危机管理相联系, 将民主与失败的经济危机管理相联系。在主张全球化和放松管制的美式自由市场经济被乌云笼罩之时, 中国的中央控制经济加市场经济混合模式却前途光明。这表明经济政策需要一个能强制实施几乎社会各方都抗拒的政策的决策中心。但这并不表明, 意识形态的转变会伴随这着这两种力量的对比而出现。美式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的中央控制经济加市场经济混合模式都只是治理国家的两种不同模式, 并未能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对于西方民主化国家来说, 当务之急就是要研究并建立一种全新的旨在提升政府管制经济金融能力的政府治理模式。

摘要：当前, 危机成了公共行政学面临的问题, 指示着更换工具的时代已经到来。治理理论就是代替传统公共行政的一种全新范式。民主国家正在经历的严重政治功能失调国家这一事实证明治理模式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研究发现, 一个国家的政权特点对于理解政府管理严重经济失衡的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范式,政权,治理,危机,民主国家

参考文献

[1]David John Farmer.The Langua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u-reaucracy,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Montgomery: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5:50.

[2]Nicholas Henry.Paradigm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35, No.4 (.Jul.-Aug., 1975) :378-386.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6.

[4]董克用.公共治理与制度创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5]王诗宗.治理理论与公共行政学范式进步[J].中国社会科学, 2010, (4) :87-100.

[6]赵景来.关于治理理论若干问题讨论综述[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 (3) :75-81.

[7][8]“揭秘“美国次贷危机”传导路线图”[DB/OL].环球, (2008-03-27)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3/27/content_7869867.htm.

[9]毛寿龙“.西方治理危机将长期存在”[J].人民论坛, 2011, (9) 下:28-29.

[10]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石士均,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62-63.

危机治理 篇2

1. 我国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

我国具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三阶梯的地形结构,这就造成了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都很不均匀。从时间的角度说,我国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这样就常常会引发旱涝等灾害,致使我国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季节性缺水现象。从空间的角度说,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多变,导致我国水资源在空间张分布极为不均。这样,就使得我国水资源的分布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供需量不能达到平衡状态,二是北方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缺水现象与大多数经济落后地区的有水无利用现象的矛盾,三是工业城市对水资源需求量的急剧增加得不到满足,而阻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2. 我国水资源的使用量大,浪费较普遍

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人们大规模、无节制的开发利用水资源,以过量采水的方式满足了当前需求。据统计:我国每年地下水的开采量均超过1000亿立方米(1),且地表水的使用量也在逐年增加。这样,过度开采地下水,使用地表水,使水资源本不富裕的我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当前,我国水浪费现象较为严重。从农业方面说,在我国少部分地区,其灌溉方式仍为大水漫灌,农业得不到有效发展却浪费了大量水资源;就工业方面讲,受科技因素制约,水资源的利用率较低,重复再利用能力不强,水浪费比较多;在居民生活方面,人们的节水意识低,节水器具的使用量少。那么,我国相关部门就应以此入手,发展节水农业,提高工业水平,增强民众节水意识。从而,有效遏制我国水浪费现象。

3. 我国水污染现象严重

现今,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但这种异常的发展也引来了各种社会弊病。其中,工业的发展与水体的保护就成了首要矛盾。据调查显示,我国的水污染形势十分严峻,污染物的排放量仍呈增长趋势。(2)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治理,水污染问题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水污染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地上水污染,另一类是地下水污染。对于地上水而言,其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肆意排放和农业化肥、农药对水体的污染。此外,湖泊中来往的船只排污,各种水生生物死亡后的残体污染等也会大大加重水污染(3)。对于地下水而言,其污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中所用的农药、化肥,其残留物随雨水或大气等向地下渗透,使地下水受到污染;二是工业废气物和生化垃圾的无序堆放,其渗透液和雨水淋溶物会随之向地下渗透,污染地下水;三是过度开采地下水,使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致使海水或苦咸水入侵,造成地下水污染。

二、治理水危机的建议措施

21世纪,水危机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着眼于长足发展,切实解决水危机问题不容忽视。为了有效地保护饮用水资源,减少饮用水污染事故,着力建设节水型社会,实现我国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特此提出以下建议。

1. 我国应完善法规制度并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水浪费水污染问题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的不完善,执行的不到位和监管的不合理。因此,我国必须在完善法律、协调管理、转变观念等方面加强指挥与监察的作用。为完善水资源保护法,落实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管理,我国于2007年出台了一新标准,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该标准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为确保饮用水的安全,二是统一了饮用水卫生标准,实现了城镇和农村一致化,三是实现了饮用水标准与国际接轨。(4)该标准的确立实施,可有效推动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贯彻落实。我国政府应切实履行该政策的各项条款,严格执法,切实管理,实施监督,使我国饮用水达到应有标准。这样不仅能保护城乡居民的健康,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还可以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团结,可有效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我国应着力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我国的水资源使用主要是农村用水和城市用水这个方面。所以,应从这两方面入手,加强我国的水资源的保护和防治工作。

在农村,应依靠不断提高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合理有效利用水资源进行农业生产,充分利用知识创新工程改革旧的农业生产方式,建立生态农林体系;广泛施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选择性强、效益高的生物农药,防止农用化学药品不慎进入水体,污染水源,威胁人类身体健康;要植树种草,涵养水源,合理灌溉,防止水土流失,在注重农业发展的同时更要加大水体保护的力度(5)。

在城市,水浪费、水污染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节制的工业发展。某些工厂企业,由于规模小,技术低,资金少等现实原因,使用资源浪费现象特别严重,高投入、低产出现象比较普遍。工厂废物未经处理或出路不到位直接排入河湖内,严重污染水体,使水质不断下降,甚至都已影响到居民的安全用水。因此,我国应加大科技投入,高效利用水资源,花大力气提升污水的处理度,减少水浪费,降低水污染,有效、高效利用水体供其工业发展,争取做到低投入,少浪费,无污染,高效益。

3. 我国应着力建设节水型社会

21世纪的中国,在应对水危机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建设节水型社会,成为我国发展的不二之选。要实现此目标,我国必须确保水资源利用的高效率,资源配置的高效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

要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主要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国家的协调指挥。建设节水型农业、工业和节水型农村、城市;要实现水资源配置的高效益,须采取按需分配的方式,在工业发达需水量较大的城市,应增加其水资源的供应量,以保证我国经济发展不因水资源的限制而受到阻碍。所以,我国应加大力度,合理分配水资源,按需供给,有效管理。我国须通过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方式,使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科学分配,高效利用水资源,以最小的水源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产出,着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高效完善的节水型社会(6)。

4. 人民群众要树立正确的节水观念

近年来,由于频繁爆发的由水短缺、水污染导致的水危机问题,人们才开始注重对水体的保护,也正是因为我国水资源相对不足的现状,人们才对我国的长期发展有了更新、更客观的认识。现今,大多数人已接受了新的水资源观念,即“水资源有限,必须可持续利用”,其观念虽好,但现实与理想还是有差距的,由于实际上的水资源分配不均、南方和北方的用水观念不同等问题。人民群众在树立正确的节水观念上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所以,我国须大力倡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节水观念,全力打造节水型城市、农村,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把节约利用水资源放在战略的高度上,有效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法展,切实落实正确的节水观念,将观念转化成行动,行之有效的发展节水型社会。

5. 人民群众应积极参与节水活动

观念是行动的指南。人民群众只有观念不行,还要落实到生活中去才能变得切实有效。作为社会公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做到充分用水、合理节水、绝不废水,那么,我们的社会将获得极大的效益,建设节水型社会也不会再是一纸空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积极参与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掌握节水知识,提高节水意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文明的节水人,为我国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6. 人民群众应从容面对水危机

随着水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的不断恶化,我们难以预测,水危机离我们还有多远。那么,水危机一旦发生,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是突发性的水危机,我们千万不能心慌,而应该冷静积极地对待。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避免因水的短缺而威胁到生命健康;其次,我们应该相互关爱,共度难关。再次,人们不能轻信谣言,更不能肆意的传播谣言。所以,在水危机面前,人们必须安定情绪,科学有效的应对一切难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政府。相信政府的宏观能力,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让民众安全度过水危机是它的责任,更是它的义务(7)。因此,作为民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支持政府,全力配合政府。这样,政府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水危机问题。

引文注释:

(1)(4)李丽娟,梁丽乔,刘昌明,张丽,姜德娟,李九一.近20年我国饮用水污染事故分析及防治对策[J].地理学报,2007(09).

(2)(3)(5)胡鞍钢,王亚华.中国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J],2004(09).

(6)(7)姜文来.民众如何应对水危机[J].中国减灾,2007(08).

参考文献

①④李丽娟,梁丽乔,刘昌明,张丽,姜德娟,李九一.近20年我国饮用水污染事故分析及防治对策[J].地理学报,2007(09).

②③⑤胡鞍钢,王亚华.中国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J],2004(09).

考试“公平”危机治理 篇3

【关键词】 考试 作弊 防范 治理

此文章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10JK008成果之一。

考试是学校检测教学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考试本身是给大家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机会，为有志之士展示才华的舞台，使更多的人才能脱颖而出。但是目前，在学校内考试、社会公务员招考、中考、高考、司法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及各种职业技能认证等考试中，存在徇私舞弊现象，甚至十分猖獗，蚕食人们的诚信之本，严重损坏考风，威胁公平竞争，影响社会稳定，值得人们深思。

考试作弊现状

考试分为校内考试和社会考试两种。对于校内考试，是测量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评价教学质量的基本手段，是教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校内考试中存在的作弊现象：主要有交头接耳、左顾右盼、传递纸条、接发信息、交换考卷、偷看资料、替他人答卷或故意将答卷暴露给他人抄袭、在桌上刻写有关考试内容、手上写公式等，这些是传统的作弊手段。

社会考试，主要有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招录考试、司法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及各种职业技能认证考试等，这些考试，涉及面广，人员层次复杂，全国每年达4000万人次，这些考试已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重大的考试，如高考，牵一人而动全家，影响巨大。近几年，考试中徇私舞弊行为十分猖獗，不仅个体舞弊频发，而且团体性的舞弊事件也呈上升势头。2009年吉林松原高考出现群体舞弊案，2009年陕西专升本考试舞弊案，2010年1月16日广西公务员考试舞弊案，2009年12月山西太原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舞弊案，2010年研究生等招考舞弊案，2010年山西太原高考考舞弊案……社会考试作弊已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从产销各种作弊器材，尤其是高科技器材（手机、手表、眼镜、作弊文具、笔、橡皮、尺子、对讲机、笔记本电脑、车载电话等），卖试题 ，卖答案，传送答案，一条龙“服务”，把间谍设备用于作弊。特别是目前成人考试是作弊的重灾区，虽有部门管理，但查后无法处理。且社会考试每次在校园进行，都对校园是一次污染：对于四六级英语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等，校内大部分厕所，张贴有买卖试题答案或作弊工具的信息；考试作弊的纸条等杂物遍及校园，对在校学生有极大负面的影响。

考试作弊的特点

从目前考试作弊情况看，呈现如下特点：

1.从个体转向规模化。原来考试作弊仅仅是个人行为，现在已是向群体行为转化。如2009年吉林松原高考舞弊案，就是学生、家长、教师及兜售考试作弊器材者，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传递高考试题答案的作弊案。

2.团体化。现在考试作弊，从试题，买卖答案、作弊工具出售等一条龙“服务”，分工具体，相互勾结，因而形成团体化。

3.信息化。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防止相邻考生互相抄袭实行AB卷；防替考，查身份证和指纹；接着又使用电子屏蔽仪和金属探测仪，防止利用手机等发答案信息；现在把可视电子监控和无线电移动监测车用于监考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进步与便利的同时，也有它灰色的一面。特别是3G手机技术用在考试作弊中，对监考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原来花钱购置的大量的屏蔽器将变成一堆废铁。电子作弊工具及技术更新换代快，比防作弊技术发展更快，真是防不胜防。为了适应考试防范的需要，考试组织者不得不随着作弊工具及技术升级购买新型的防范设备，也造成考试成本剧增。从监考角度看，监考已从原来的“人盯人”，到现在的“电子对抗”，真是考试作弊信息化。

4.从违纪演变为违法犯罪。原来考试作弊仅仅是考生个人的行为，但现在既有 考生、家长、教师、兜售考试作弊器材者、管理人员等其他人员的参与，并有信息和设备与金钱的交易现象，从违反考试纪律演变为违法行为，进而走上犯罪道路。

考试作弊的原因分析

1.从考虑作弊的成因来看，有两个层次上的因素：一是传统教育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化直接影响着教育观、学习观和人才观，“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的观念在当今社会还根植于人的思想中，无论是父母还是考生本人都希望和梦想着通过“国考”、“高考”、“中考”等林林总总的考试“入仕”而“治人”成为“人上人”。正是这种价值取向，驱动考生冒险作弊；二是政策导向。目前我国在人才选拔任用制度上的存在着以考定终身和唯学历的现象，以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主要途径，国考、省考，凡进必考成为人才“入仕”的唯一选择；在社会各单位用人聘用中，重学历、重各种证书的情况比比皆是。

2.从考生个人原因来讲，考试作弊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

从客观方面讲，考生作弊是迫于压力。因为现在的考试基本上是“一考定终生”，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如果能通过作弊提高分数，那么将可考上较好的大学、有更多获得奖助学金、就业机会，并顺利拿到学位、资质或好的社会地位等。在强大的压力下，舞弊的动机非常充足。

从主观方面讲，考试作弊是考生道德滑坡问题。是诚信价值去向迷失，更有甚者有些人以作弊为荣，沾沾自喜，觉得应用高科技手段作弊是聪明的举动。所以诚信建设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们道德建设的一次大挑战。

3.从管理方面来看，学校考试，教育部及学校都有完善的制度，针对监考教师和学生有一套严格考试制度，从命题、印题、保管、监考、巡考、阅卷等，都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和要求，特别对考试作弊现象，有详细管理规定，严重时，可以开除学籍，处理时操作性强，约束力极强，能有效维护考试公平。而社会考试不同，从报名、命题、试题印发、运输保管、考试组织、监考、阅卷等是分离的，是多部门，多环节管理，多部门都是协作关系，没有直接的主管部门，没有一个完善制度对管理人员、监考及考生有直接的约束力。这是社会考试作弊猖獗的根本问题。同时对出现考题错误、试卷遗失，试卷泄密，考试作弊处理的认定难，缺乏具体标准和程序，处理时没有法律依据，对社会考生无约束力，对作弊者不能彻底打击，同时对于社会考试，监考难度大，有的是熟人，有人说情，是导致社会考试作弊漫延的又一重要原因。

4.考试的背后，利益驱动。现行考试是集考生的前途命运、家长望子成龙的利益期待、学校及地方政府评价教育质量的机制而产生的利益等于一体。通过考试成绩，评价学生及学校教育质量，并进行相关奖励。更有甚者不法分子利用少数考生不学而获的想法，有可乘之机，把间谍使用的工具引入考试作弊中，违法获利，促使考试作弊愈演愈烈。

防范与对策

考试作弊问题，不仅损害考试纪律，破坏公平竞争，毒化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并且社会考试作弊问题涉及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法制环境、政府部门管理等方面，为了净化考试环境，还考生一片纯净的天空，维护考试的公平，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刻不容缓，需要综合治理。

1.加强诚信教育。诚信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点和重要内容，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根本。诚信教育，首先是家庭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的最好的榜样，是道德启蒙教育，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子女分清是非，辨别善恶，建立良好的荣辱观；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各级各类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根据不同学生特点分阶段进行道德教育。并加强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加强校规校纪校风建设。发挥教师为人师表的作用，在学习、实践中，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社会是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和大课堂。充分利用优秀的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基本道德知识，道德规范和重要礼仪教育，特别是社会组织考试，严格管理，使考生及家长、监考、管理人员进行一次诚信教育。

2.加强考试制度改革。“一考定终生”,一旦作弊成功，作弊的收益大，而相对来说风险却小。积极探索考试制度改革，已是应该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取消不必要的考试，防止考试泛滥，如职称评定与外语考试没有多大的必要，可以取消;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来确定考生成绩，而逐步过渡，不依赖“一考定终生”的考核办法。决定考生成绩，不是一次两次考试，而要综合日常学习、出勤情况、对知识灵活运用、社会实践等方式来衡量。这样学生不会为了一次考试而甘冒风险。

3.加强考试管理。考试管理，涉及考前、考中、考后等全过程、全方位的控制，把每一个细节管理好。（1）对于雇请枪手替考的，从报名阶段进行控制，考试时验证考生身份证、照片及人三者的统一，确保上述信息一致。（2）加强对通过高科技作弊现象的打击。通过无线电管理机关对考场周围进行中各类无线电信号的监控，若发现可疑情况，无线电管理机关与公安机关联合打击。（3）对于高考等社会考试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从政府主管领导、主管部门、管理人员、考区、监考、巡考及考生等层层负责，出现问题，认真调查，逐一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4.建立个人诚信档案体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保证社会成员诚实守信。借鉴日本、德国等建立个人诚信档案的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保证社会成员诚实守信。在全国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如实记载一个人在社会学习、工作、生活中的诚信情况，若对于学习、工作、生活中有作假、考试作弊等，视为不诚实，且在个人诚信档案中如实记录，对考生今后学习、工作、生活等相联系，对于这种代价高，影响终生的考试作弊，考生不敢冒这个险。

5.加大电子产品的监管力度。把对讲机、车载电台等无线电设备，像开锁公司的“万能钥匙”一样纳入公安机关和电无线管理机关的管理范围，严格销售手续，实名登记（用单位介绍信、身份证等），加强监管，确保有关设备合理使用，防止流入非法者之手，从源头上遏制使用无线电设备作弊现象。同时，对兜售、贩卖作弊器材的不法行为者，一查到底，严厉打击，使作弊者无处可逃。

6.加强立法，尽快出台《考试法》，依法规范考试 。通过出台《考试法》，依法规范社会考试的行为，如考试报名、考试命题、试卷印刷、试卷运输及保管、组织考试、监考、巡考、阅卷、分数统计等严格操作程序，层层分工负责，明确任务，并对考试中各种违纪现象，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处理。及时打击社会考试作弊等违法行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朱永新.诚信启示录[M].高等教育出版社.

[2]章甫.人类为什么作弊[J].读者，2010.2

论CPA诚信危机治理论文 篇4

摘要：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着CPA诚信丧失，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的现象，导致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继而使得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信息普遍不信任，投资热情不高，使股票市价处于低迷状态。诚信是CPA行业的生命线，CPA行业失去诚信将会危及整个职业的生存。本文在分析其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内容和方法。

关键词：CPA诚信 必要性 原因 方法

一、加强CPA诚信建设的必要性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着CPA诚信丧失，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的现象，导致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继而使得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信息普遍不信任，投资热情不高，使股票市价处于低迷状态。与此同时，CPA诚信丧失，扰乱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秩序，使得国家的经济决策偏离了实际的经济情况。

诚信是CPA行业的生命线，CPA行

业失去诚信将会危及整个职业的生存。

市场经济需要强化诚信建设，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身特点也决定了社会对其诚信要求会更高，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分析注册会计师诚信危机并重塑其独立、客观、公正的形象成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紧迫且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CPA诚信丧失成因分析

1、注册会计师在经济收益上依附于委托人。在我国现时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会计市场发展不成熟，市场供大于求，竞争激烈，注册会计师行业内部为抢拉客户竞相压价，而压价所造成的对客户不正常的依赖感又影响了其应有的保持审计过程中的超然独立性，导致更恶性的后果，即不惜迎合被审计单位的不合法要求，一同造假，合谋舞弊。为了在低廉的收费中保持一定的利润空间，事务所愿意支付的审计成本必然降低，这样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就会减少甚至省略必要的审计程序，弱化甚至放弃谨慎性这一会计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2、丧失CPA诚信，违规成本低廉。

目前在我国之所以频频出现各种违规事件，关键就是违规者的违规成本太低，对违规者起不到应有震慑作用，尤其是对注册会计师本人。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至今，中注协对执业人员实行“市场禁入”处罚的不过几十人而已，相对13万人注册会计师队伍和众多的造假事实，这种处罚根本起不到震慑违规和犯罪的作用。由于民事赔偿机制的缺失，受虚假信息误导损失惨重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无法得到经济赔偿，而造假的巨大收益往往使企业和注册会计师置诚信于不顾去追逐利益。

3、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使得注册会计师处于被动地位。本来，在上市公司审计中存在着委托人、被审计人与审计机构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按照这种代理理论，可以保证审计的公正性。但由于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董事会不能真正起到对公司管理层应有的控制作用，很多公司总经理本身就是董事长或董事会重要成员，经营者由理论上的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决定着审计人的聘用、收费等事项，公司经营者实际上成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衣食父母”，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交易中明显处于被动地位。例如，银广夏案件中，该公司连续三年聘请中天勤为之进行审计，中天勤也连续三年为其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他们相互的配合无疑是协调一致的。反之，如果中天勤第一次为其审计时就恪习职守，指出公司存在的问题，那他们很可能失去了这个客户，也就没有后来的合作。

4、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不适合审计工作的开展。我国目前绝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都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几十万元的注册资本就可以承揽的几个亿、数十亿数额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事务所的败德成本很低，潜在收益却很高，难以保持独立性。

三、加强CPA诚信建设的办法。

1、严格治理注册会计师职业环境。

完善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体系。建立客户风险等级评价和管理制度，引入多项反映会计师事务所的指标，帮助社会公众和行业服务对象认识和判断事务所的综合实力，其中要加大中小投资者在客户风险等级中的评价比例；建立充分了解和评价被审计单位制度；建立例外事项或重大事项的请示报告制度；建立质量考核评价与奖惩制度；落实三级复核制度；严格注册会计师签名制度；建立技术支持与咨询制度等等。

2、加大处罚力度，提高丧失CPA

诚信的成本。一是对恶意丧失会计师诚信者，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必须从立法上，执法上对造假者追究其经济责任，刑事责任，是造假者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其所获得的`利益，加大会计信息的稽查力度和检查面，大幅度提高会计造假的成本。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对那些丧失会计诚信的企业和个人，将其驱逐出相关行业，如对已上市的公司责令其退市，对参与造假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予以取缔，对造假的责任人吊销资格证书，不允许从事相关行业。

3、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审计委员会制度是上市公司建立和保持的一个完全由独立于管理部门并不受任何其他关系牵连、能独立进行判断的由独立董事组织的常设机构。审计委员会负责履行选择、聘用和解聘外部会计师的职能，并有权与外部聘请的会计师讨论审计计划和审计结果、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等事项。这一机构的设立能有效保证注册会计师的聘任应与被审单位的管理当局分离，增强分计师审计活动的独立性。

4、推行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从组织形式上为增强诚信创造先决条件。

与有限责任制相比，无限责任合伙制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风险意识的增强，并能促使其建立一套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所以应当积极发展合伙制事务所，使得合伙人个人利益（包括人力资本投资）与事务所业绩和命运紧密相联，以促使其在更多压力和动力面前增强风险责任和质量品牌意识。与此同时，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时，要根据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提取一定的风险保险金提交证监会，当其所作的那里涉嫌造假时就将这部分保险金没收。

参考文献：

[1]王帆：《会计师事务所报告竞争行为分析》，《财会月刊》，第1期（下旬）。

[2]晓斌：《在重塑诚信中做大做强》，《财会通讯》，20第1期（上）。

[3]程玺：《试析注册会计师诚信体系的重建》，《魅力中国》，第10期（下）。

参考文献：

论现代城市危机管理的问题与治理 篇5

一、现代城市危机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1. 诱发因素多元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在现代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 多种因素都会导致城市危机事态不断增加。不同类型城市危机发生的原因呈现多元性的发展趋势, 其规模、范围、程度都有很大差异。通常来说, 诱发城市危机的因素有如下几个: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城市生命线基础设施系统和城市服务业系统的异常;生物病毒、化学物质污染、核辐射、电脑网络病毒等信息化与现代科技的滥用;温室效应、酸雨、大气污染等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掠夺;种族冲突、政治冲突、恐怖主义等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应急管理经验,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 可以将它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以及经济危机等五大类。

2. 危机事件联动性。

城市是系统性的存在, 现代化城市分工精细, 内部联系紧密, 现代城市的聚集性, 使城市灾害具有多样性, 时空耦合和链状分布等联动性特征。无论何种类型的城市危机, 都会在空间上对周边因素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诱发一连串次生灾害, 因连锁效应而形成灾害链。正如气象学家洛伦兹在1963年提出的, 一只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 偶尔扇动几下翅膀, 可能两周后就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城市灾害的爆发也具有类似的蝴蝶效应, 即呈现群发性和整体共振性的发展趋势。城市危机的群发性和联动性实际上也是城市危机之间具有的关联性的表现, 危机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得某一种单一的灾变和危机转化为复杂性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3. 波及范围扩大性。

现代城市化与全球化并驾齐驱, 在高度开放和相互依存的世界, 各种市场和社会要素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秩序中自由流动, 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全球化进程加快, 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 一个城市爆发的危机灾害可能在瞬间迅速扩散, 危机波及和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 同时,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财富等现代要素高度集中, 突发事件发生的种类、频率、连发性及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都大大地高于非城市地区。由于城市危机波及范围日益扩大的特点, 危机的处理与应对也日渐关系到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利益, 因此, 有效应对各种危机事件也需要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乃至国际组织的参与。

二、中国城市危机管理的难点与普遍问题

1. 缺乏预警评估机制。

古人云:“防微杜渐”、“居安思危”, 讲的就是树立危机意识, 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危机意识之于现代城市管理的意义在于, 只有建立良好的预警评估机制、快速反应机制, 才能临危不乱, 有条不紊地开展危机处理工作。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工作重心在抓紧经济建设, 往往容易忽略危机前兆, 加之个别政府的危机预案多停留在应付上级检查的表面文章, 缺乏真实有效的演练、培训, 危机意识淡漠, 危机检测不力, 很难真正做到对危机的详细预警评估。以2002年席卷全国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病毒为例, 在疫情爆发初期, 个别相关部门的领导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没有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导致疫情迅速扩散, 给社会民众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给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带来不必要的冲击。

2. 缺乏配套综合规划。

城市是一个大系统, 城市的全面协调发展需要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协同努力。然而在中国现实的城市危机应对中, 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的突发事件应对计划和预案, 往往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以及应急保障资源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机制。特别是综合性的公用信息平台尚未建立, 紧急状态下的信息收集、分析和披露机制缺乏统一规划, 资源亟待整合。以2008年1月中国江南地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为例, 在此灾害发生过程中, 一些部门由于应急预案不充分, 整体规划不健全, 部门间通讯、协调不到位, 没有配套综合措施, 导致公路部门积雪清除缓慢, 铁路部门大量旅客露天滞留, 电力部门供电中断抢修困难, 后勤部门物资调动补给混乱等, 各部门间不能充分配合, 通力协作, 救援工作步入正轨的时间延长。

3. 缺乏常态管理机构。

危机爆发时, 训练有素的危机管理机构有利于政府做出正确的决策。虽然中国拥有公安、消防、防震与抗震、疾病防控应急支援组织等专业性应急组织, 但是它们都不属于常态的专业化应急管理机构, 每当灾害事故发生时, 它们的协调组织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都非常有限。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说, 由于中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国家紧急事务管理机构, 不能把危机的前期控制过程纳入政府长远的战略目标、规划与日常管理中;政府也没有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制定反危机战略, 导致政府很难发现危机发生之前特定潜伏期的种种外部表征, 而在危机爆发后处理过程中政府往往仓促上阵, 形成撞击式的被动反映模式。以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为例, 在危机处理过程中, 处理方式即是成立一个指挥部或领导小组, 具有浓厚的临时色彩, 因此在进行跨部门协调时工作量非常大, 效果也不明显。

4. 缺乏社会应对能力。

保障城市中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城市危机处理的基础,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 当发生城市危机时, 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衡量是一切工作成功的关键。在城市危机管理过程中, 城市市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工商企业组织, 既是危机管理的直接受众, 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管理主体。充分开发社会危机管理资源, 对于提高城市危机管理能力, 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在现实城市灾难面前, 普通市民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体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往往不足, 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容易惊慌失措, 反应失当, 造成不必要的人员财产伤亡。以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静安区高楼火灾为例, 大火共导致58人遇难, 71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1.58亿元。除开工人违规操作、高楼保温材料选择不当等因素, 居民自救不足是造成损失惨重的一大主要原因。上海发生的此次大火, 整个过程中没有看到楼内居民有序和有效的自救逃生。显然, 楼内居民对如何从高层建筑火灾中逃生以及居住在高层建筑中的火灾风险知之甚少。因此, 提高市民的安全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 有助于极大地减少危机所带来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减少危机所可能带来的混乱无序状态。

三、国外城市危机管理的模式与经验借鉴

1. 全政府型综合危机管理系统。

国外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在城市危机爆发时往往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 以市长负责制为核心, 形成指挥统一、运转协调、综合调配、行动迅速的强有力的指挥协调中枢;第二, 设置了直属市长领导的综合性危机管理机构, 辅助市长进行危机的全面管理, 如纽约市的危机管理办公室, 在危机发生之前负责教育公众对潜在危机进行充分认识, 为潜在的危机事态做好准备, 减轻可能的损失, 而在危机发生之后则及时公开信息, 支持和协调各种有利于城市恢复正常运作的努力, 并寻求基金和其他的支持, 帮助城市为可能来临的次生危机做好准备;第三, 形成由各方代表共同组成的委员会, 就危机事项应对进行决策和沟通协调, 如伦敦应急服务联络小组 (LESLP) 。总之, 全政府型的综合危机管理系统以政府系统为基础, 构建多层次的城市危机管理体系, 确定城市的各个层次上级政府介入的方式和程度, 从而形成整体联动的危机应对系统, 在城市危机发生时可以有效运转, 增强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

2. 全社会型综合危机管理系统。

北京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赵成根教授曾经指出,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政府在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城市社会的基础上, 依托城市政府之外发达的社会组织系统, 逐渐建立了一整套社会参与机制, 形成了应急管理过程中全社会型危机应对网络系统, 成为西方国家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应对现代大城市不断爆发的各种危机事件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值得借鉴学习。在城市危机管理过程中, 实现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良好合作, 实现普通公民、社会组织、工商企业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高度参与, 构建全社会型的危机管理系统是题中之义。首先, 塑造发达的城市应急文化, 提高市民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 应作为城市危机管理系统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其次, 提高社区组织在危机中的自治自救能力是构建全社会型综合危机管理系统的关键所在;最后, 充分发挥社会自愿者在危机中的信息传递、救援协助作用, 有利于在第一时间阻止灾情进一步扩大, 为专业救援赢得宝贵时间。

3. 全网络型综合危机管理系统。

现代社会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 对信息及其相关活动因素进行科学的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 实现信息资源的充分开发、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是管理活动的必然要求。建立全网络型的城市综合危机管理信息系统, 依托强有力的统一数字管理平台, 有助于使有用信息及时上传下达, 统筹全局的同时减轻政府负担, 追踪工作进程, 随时汇报最新进展, 数字模拟发展趋势, 为进一步管理决策提供依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研究课题组的部分研究成果表面, 国外发达国家在信息管理领域经验丰富, 可以借鉴。日本东京都防灾中心配有防灾行政无线通讯、数据通信系统和图像通信信息系统。中心的具体功能有:对灾害信息进行收集、传达和处理、分析;对灾害对策进行审议、决定和协调;向各防灾机构发出各种指示和请求。同时, 东京都还设有防灾行政无线。这套系统有国家主管的消防防灾无线和东京都防灾行政无线。吸取了阪神大地震的教训, 加强了都政府大楼及都派出机构在与灾害现场观察的车辆、携带式的无线手机之间的信息收集和传递。为了能够通过图像了解灾害现场, 都政府还配备了卫星中转车和多重移动无线车。

四、中国城市危机管理的完善与可行建议

1. 建立统一的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指挥体系。

建立统一的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指挥体系, 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城市危机管理专门机构, 建立统一的危机报警信息网络, 建立多级的城市危机管理预警体系, 并且城市危机实行属地化管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目前中国行政责任领域的专业化和专家性的缺乏, 导致危机发生后专业化支援力量往往不足, 贻误最佳救援时机。行政官员不能取代专业的城市危机管理专家, 正如著名危机管理专家、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主讲危机管理的王微教授所指出的, “不少官员把危机管理看成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问题。实际上, 危机管理是一个绝对的系统工程, 就像在刀尖上跳舞, 政府部门必须正确认识危机并搭建起有效的管理平台, 才能让舞姿从容、优雅。”培养高水平的危机管理专家队伍, 制定科学有效的危机应对预案, 是建立统一的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指挥体系的基础;而统一的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指挥体系则是灾难中的主心骨, 应对致胜的关键。

2. 建立全方位城市危机管理反应联动机制。

在城市不断发展扩张的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城市不仅面临重大自然灾害的严峻挑战, 而且随着社会的转型,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危机事件。因此, 在市场多元利益主体并存的今天, 单纯以政府目标代替全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主体需求的危机管理机制已无法完全有效地解决城市危机。政府、企业、行业等要超越各自的局部利益, 形成反应灵敏、高效科学的联动机制。现代政府城市危机管理核心在于促进社会各界合作交流, 整合政府、市场、法律等多种手段的优势, 鼓励支持企业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传媒机构、民间组织和社区组织在城市危机的预警、准备、应对和恢复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即建立以政府、公众、媒体和社会组织多维联合为模式的全方位的城市危机管理反应联动机制, 具体来说, 就是要构建政府各危机管理主体间的联动机制、构建政府与市民及民间组织之间的危机管理联动机制、政府与媒体之间应实现危机管理的良性互动以及加强城市政府与危机管理研究力量的交流与合作。

3. 建立完善的城市危机管理法律保障体系。

法律是约束人的日常行为规范的有效手段, 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城市危机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同样需要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和保障。城市危机管理系统的成熟不仅仅体现在几个部门的设立, 更为重要的是立法角度的制度性设计。只有相关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 城市危机管理的逐步完善才算是有了根本性保障。一方面, 要在宪法中进一步明确紧急状态制度, 如明确危机应对中的政策与计划设计的前提、运作纲要、应对和恢复行动, 以及各个部门各自的职责等等;另一方面, 要加强制定城市危机管理的母法———危机管理的全国统一立法, 对现有的城市危机管理法律规范进行清理, 并进一步加强城市危机管理的立法工作, 抓紧建立城市紧急状态法。城市危机管理作为政府职能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有纳入法治化的体系中, 才能更好地保持其长效稳定运转。

参考文献

[1][澳]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1.

[2]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J].中国软科学, 2003, (4) .

[3]赵成根.发达国家大城市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参与机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6, (8) .

[4]顾林生.日本大城市防灾应急管理体系及其政府能力建设——以东京的城市危机管理体系为例[J].城市减灾, 2004, (6) .

[5]薛澜, 钟开斌, 张强.美国危机管理体系的结构[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3, (5) .

危机治理 篇6

一、行政救济制度

行政救济是国家为受到公共行政 (国家公共行政和社会行政) 侵害的个人、法人或者组织提供的行政法上的补救制度。由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于遭受侵害需要恢复权力、弥补利益损失的地位, 所以称其为对权力的“救济”。法律救济或者行政救济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上经常使用的概念。应为表述为legalrem edy, 德文表述为derrechtsbehelfe。日本学者曾这样阐释行政救济:“行政救济主义是在行政作用给国民造成侵害或负担的情况下, 根据该国民的请求, 通过一定机关防止和排除其侵害或负担, 以保护救济国民的权益。”[1]各国学者基于各国法制实践的区别, 对行政救济的表述和阐释并不完全一致[2]。一般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信访等制度, 行政救济在法律上表现为一种制度, 在具体到行政相对人为一种权力。公民的救济权力来源于宪法的规定, 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正是对宪法赋予人民权力的表现。我国已经先后颁布实施了《行政救济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信访条例》等。

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政府的职能不断的扩张, 人们越来越依靠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同时,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 人们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由于行政权的公益性, 和执行行政权个人的私益性, 必然导致公权力会侵害到个人、组织或法人等的合法权益。为了补救这些权力造成的侵害, 行政救济制度应运而生, 正因为行政救济制度的制定是针对公权力行使不当引起的对个人、组织、法人等权力侵害引起所给予的赔偿, 所以其可以起到很好的整合社会矛盾的作用。

二、公共危机治理

(一) 公共危机

美国学者罗森塔尔 (R osenthal) 认为, 公共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 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3]中国的学者薛澜等人认为, 公共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 有关信息很不充分, 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4]。国内还有学者认为, 公共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行为准则、社会秩序等产生严重威胁, 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景下, 需要由政府做出决策加以解决的事件[5]。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公共危机是指那些危害国家安全, 需要社会各个部门做出紧急处理的事件。我国政府自2003年SA R S病毒蔓延以后, 开始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公共危机的管理体系。目前就有关法律、法规的划分, 我国的公共危机事件划分为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从这个划分的角度上去看, 现在我国社会中最经常发生的是社会安全事件, 而社会安全事件之一就包含有经常发生的集体上访事件、行政冲突问题等等。这里, 笔者试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社会安全问题治理从行政救济的角度进行分析。

(二) 治理

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做出的界定, 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协调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俞可平认为, 治理是公民与政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诸多方式的总和。公民欲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如维护社区治安和秩序、保持居住环境的洁净, 必然借助于多种形式的公民参与来实现。因此, 公民参与是治理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特征之一, 是治理的核心内容。所谓善治, 就是政府和民间组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管理和伙伴关系, 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善治的本质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 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其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参与性和有效性等[6]。

根据善治的内涵, 善治是公共权力主体多元化的、参与式的、透明且具有公信度的, 同时也是有效率和公平的, 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社会管理过程[7]。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 治理的参与主义是公共部门主体的多元化, 尽管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但是政府作为国家行政事物的核心,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当下中国非常态的事件频频发生, 使非常态成为常态, 因此, 治理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由于行政救济法其特殊的立法目的和意义使其对社会矛盾的整合、公共危机的治理成为可能, 而且在现实的生活中起到了对公共权力行使不当良好的补救作用。

三、行政救济制度对公共危机治理的积极作用

(一) 从参与主体上看

行政救济起因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围绕行政权的行使而引发的争执, 表现为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所作的行政行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作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要求排除行政侵权行为, 给受损合法权益以补偿。

从上述的陈述可以看出, 行政主体也即治理中谈到的主义之一公共部门, 而行政相对包括个人、组织、法人等也即治理理论中另一参与主体私人和机构。正因为参与行政救济与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体制性, 使行政救济制度化解社会矛盾, 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成为可能。

从前述所指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状态明显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矛盾冲突, 在此种情况下处理矛盾冲突有三种:第一听之任之不去理它;第二使用暴力手段一方对另一方进行镇压:第三矛盾双方达成共赢, 冲突解决。从过程和结果上看显然第三种处理矛盾冲突的方式最好。从行政救济制度制定的目的是解决“官民冲突”, 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达成了双方共赢, 行政救济制度如果达成实施的效果, 那么政府机关就达到了调节矛盾的目的, 而行政相对人得到了应有的行政救济, 从而双方达到共赢。因此, 从参与主体上看, 行政救济制度存在着很好的缓解矛盾冲突, 治理公共危机的作用。

(二) 从行政救济对象上看

行政救济对象包括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救济、不当行政行为的救济、合法行政行为的补救。总之, 是对行政行为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给予的补救。

1. 对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的救济上看

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由于履行公务不当, 会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这样引起的“官民冲突”屡见不鲜。仅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已经频频升级, 6月20日贵州发生瓮安事件, 造成上万人集中游行, 表达抗议;11月17日甘肃省发生陇南事件, 造成烧毁房屋, 打伤警察;继陇南事件后, 去年11月份, 重庆、甘肃、广东等地, 又接连发生多起群体性出租车罢运、冲击党政及公安机关的事件。这些问题的出现, 和当下加剧的社会矛盾冲突有关, 更是与我们许多的党政干部的执法、执政意识有关。当下中国面临体制转轨与经济转轨的剧变时期, 许多矛盾问题突出, 利益分配格局不均衡等问题容易加剧社会矛盾, 造成公共危机。而行政救济制度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矛盾, 对不适当的行政行为给予补救, 使人民在心理上获得了一定的补偿。因此, 行政救济制度可以很好的整合社会矛盾, 治理公共危机。

2. 对合法行政行为侵害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救济上看

针对合法行政行为的补救主要是行政救济和行政赔偿。如针对湖北的佘祥林案件, 案情介绍:佘祥林, 男, 1966年3月7日生, 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九组人, 捕前系京山县公安局原马店派出所治安巡逻员。1994年1月20日, 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后, 张的亲属怀疑张被佘杀害。同年4月11日, 雁门口镇吕冲村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 经张在玉亲属辨认死者与张在玉特征相符,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994年4月12日佘祥林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京山县公安局监视居住, 同年4月22日被刑事拘留, 4月28日经京山县检察院批准逮捕。1994年10月13日原荆州地区中级法院一审判处佘祥林死刑, 佘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法院1995年1月6日作出裁定, 以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发回重审。1995年5月15日原荆州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1996年2月7日, 京山县检察院补充侦查后再次退查。1997年因行政区划变更, 京山县检察院于1997年11月23日将此案呈送荆门市检察院起诉。同年12月15日, 荆门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佘祥林的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将该案移交京山县检察院起诉。1998年3月31日, 京山县检察院将此案起诉至京山县法院。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佘不服提出上诉, 同年9月22日, 荆门市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之后, 佘祥林被投入沙洋监狱服刑。直至2005年3月28日, 张在玉突然归来, 4月13日, 京山县人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 宣判佘祥林无罪[8]。事后佘祥林得到法院赔偿和地方政府赔偿将近九十多万元, 虽然这笔费用无法补偿佘祥林含冤入狱的全部损失, 但是给沈祥林重新走向社会, 重新开始生活提供了很好的经济补足, 这是政府对其失当行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 是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因此, 从此角度分析, 行政救济制度是很好的社会矛盾整合方式。

(三) 从行政救济的时间标准上看

行政救济的时间发生上看, 有事前救济也有事后救济, 以事后救济为主, 而我们的公共危机的治理也是发生在危机发生之后, 因此, 从发生的时间上看, 我们的公共危机治理和行政救济制度具有时间上的一致性, 因此, 行政救济制度从发生效力的时间上来看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危机治理的作用。

摘要：行政救济制度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的一部分, 它是对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给予的行政救济, 是我国公民救济权力的体现之一。而现阶段频频爆发的群体性事件, 大多是由于领导干部无视人民的利益, 导致的干群冲突。这里试着分析行政救济制度对公共危机治理的作用。

关键词：行政救济,公共危机,治理

参考文献

[1][日]室井力主编, 吴微译.日本现代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55.196.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R osenthalU riel&C harlesM ichael.C opingw ith C rises:TheM ana-gem entofD isasters, R iotsand Terrorism[M].Springfield:C harlesC.Thom as, 1989.

[4]薛澜, 张强, 钟开斌.危机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6]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7]冯玲, 王名.治理理论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J].理论与改革, 2003.

危机治理 篇7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资源互动整合

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就是指政府、非政府组织, 以及企业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 运用现代的信息和网络技术, 为了更高效、科学地应对公共危机而形成的一个资源互补、权力分享、风险共担、彼此依赖的动态自组织网络系统。该模式的核心是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及公民个人之间的互动, 使各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得以整合, 以最终有效的预防或减缓公共危机所造成的危害。而要将分散于社会中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 必须建立科学完备的资源互动整合体制。

一、公共危机治理中资源互动整合机制的内涵

笔者这里将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资源互动整合的内涵界定为危机治理主体 (政府、非政府组织、公司及公民个人) , 为了达到避免或减缓公共危机造成危害的目的, 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 通过相互作用, 就其各自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传递、共享及整合的过程, 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资源互动整合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作为凌驾于一切社会组织之上的社会公权力组织, 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在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 其所具有的权威及影响力都是其他治理主体所不能匹敌的。

其次, 公共危机治理的资源互动整合机制时效性的要求较为严格。这要求资源互动整合机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将分散于各个治理主体的各类资源进行有效的调配与整合, 应对公共危机所可能引起的各种灾害。

二、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资源互动整合机制存在的问题

1. 治理主体在调配整合资源过程中互动意识不强。

一是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对社会力量的动员不够积极。一方面, 一些政府, 特别是基层政府在面对公共危机时, 不重视社会力量的作用, 认为社会团体等组织加入到公共危机中指挥添乱, 而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 常常造成人手紧张, 资源匮乏的局面。二是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其他主体缺乏必要的主动性。表现为组织及企业不能主动与政府联系, 不能及时了解公共危机中有关资源调配的最新信息, 这导致其所捐助的资源并非公共危机治理所需要的, 而造成资源的积压, 也往往造成一些资源不能发挥其应具有的效益, 而致使资源浪费。

2. 资源互动整合过程中信息沟通支持严重滞后。

首先, 公共危机治理中所必需的重要资源的信息库建设滞后。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建立此类资源的信息库, 这往往会使共公共危机治理错过的最佳的时机。其次, 信息沟通渠道单一。

3. 在资源互动整合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

一是在资源的调配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由于对资源质量监督的不到位会使大量劣质的不合格资源流入公共危机治理过程, 延误了危机治理工作正常的进程, 更有可能进一步危害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二是在资源的使用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控, 一些行政机关将从社会调配来用于危机治理的资源挪作他用。我国目前对这方面的监督往往是依靠审计, 但这是一种事后监督的模式, 因此无法改变因资源使用过程中的腐败而对危机治理工作所带来的损失。

三、构建公共危机治理中资源互动整合机制的路径选择

1. 引导公共危机治理主体价值观由管理向治理转变

(1) 政府应该克服认为其他危机治理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是麻烦制造者的偏见。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核心应该充分认识到, 在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复杂性、破坏性和波及范围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样的形势下, 政府应与各种社会力量展开互动, 充分调配各种社会资源, 这样才能够整合全社会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共同应对公共危机所造成的各种灾害, 增强公众战胜危机的信心, 保证政府的各项政策有效、顺利的执行。

(2) 对于非政府组织、企业等社会组织应破除传统从属于政府的观念, 积极参与到公共危机的治理中去, 承担起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非政府组织需要积极地探寻与政府协作新途径, 填充政府传统管理中及权力回撤后出现的真空, 主动回应公共领域出现的新的治理结构模式, 其中也包括积极主动的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资源互动整合中通过与政府建立协作沟通渠道, 了解公共危机中的资源需求情况。

2. 提高资源互动整合过程中信息化水平

(1) 构建公共危机中重要资源的信息库。通过构建公共危机中重要资源的信息库, 将能够提高危机中资源互动的整合水平。借助于资源信息库, 可以准确地了解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所必需的重要资源的数量及分布情况,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 能够迅速调动这些分布在社会中的资源, 将其整合为一体, 及时消除危机所可能导致的灾害。

(2) 建立有关资源信息的绿色通道。要在政府部门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一条沟通的绿色渠道。这样, 在遇到重大危机而需要调配整合资源时, 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这条特别的绿色通达进行资源互动, 这样减少了不必要的繁琐程序, 降低了成本。

3. 加强资源互动整合过程中的监督力度

(1) 加强对所调配资源质量的监督。在资源调配过程中通过从相关的专业科研机构中选调专业人员, 组成临时性的质量检测机构, 对调配的资源进行严格把关, 确保用于公共危机治理的各项资源符合要求。

(2) 加强对资源使用过程的监控。一是打造资源互动整合过程中的阳光工程, 防止出现暗箱操作。另一方面, 可以由政府、社会、企业三方共同组成专门的监督机构, 实现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政府监督与社会监督相衔接, 以达到对资源的调配、使用过程实施全面的适时监控。

参考文献

[1]刘霞向良云:公共危机治理:一种不同的概念框架[J].新视野, 2007, (5)

穿越寒冬：危机考验中国式治理 篇8

对企业而言，如何在寒冬中生存下去是最大的挑战。除了在具体经营上收缩成本、减薪裁员、积极管理现金流、扩大融资来源以外，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是否具有灵活性和战略决策能力也将决定企业能否抵御经济冬天的严寒，是否具有长期发展的生命力。根据麦肯锡2008年进行的一项全球调查表明，对创造价值具有重大影响的董事会的特点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战略重点以及他们与管理层的关系方面，而不是体现在企业所有权类型方面。在消费信心低迷、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之际，社会和政治趋势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企业经营状况，董事会的工作重点将转变为专注于长期目标，包括分析发展趋势、预测未来状况以及研究全球各种势力等，这个转变不但至关重要，而且需要快速到位。董事会需要以审慎的态度、灵活的机制和敏锐的眼光和市场感觉，才能应对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复杂性、混乱性和不确定性，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在全球经济的寒冬里生存下去。

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司的董事会历史并不长。但众所周知，我们的董事会建设、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在短期内接连取得了重大突破。《董事会》杂志每年举办的非商业性的“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 迄今已举行四届，其科学的评价指标，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推出了一批中国上市公司优秀、高效的董事会，其中不少公司连续几届获奖。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第五届（2008）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评选结果即将揭晓，本刊回访了部分获奖的董事会，希冀通过总结和分析他们的运作和实践，为探索中国式公司治理之道提供一些借鉴，其目的在于推进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建设不仅要合规而且要有效。

在这些企业中，有大型中央企业，也有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有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为主导产品的高科技企业，也有充分市场化的传统行业的领跑者；有在此次危机中首当其冲卷入泡沫漩涡的金融机构，也有受全球“产能过剩”之伤的钢铁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危机中稳步前行。“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也许这些企业的生存能力并不能用董事会建设这个单一因素来解释和概括，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危机中表现出适应能力、竞争能力、持续盈利能力、管理能力和战略把握能力的公司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治理团队。

危机治理 篇9

一、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冲击

（一）美国金融危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开始向全球蔓延，其来势之大之猛令人生畏，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以应对可能带来巨大损失。随后，世界许多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世界经济进入寒冬，全球贸易出现负增长。

（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冲击

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后，西方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贸易膜材频发，阻碍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同时贸易方式也有传统的贸易方式向电子商务方向发展。各国央行纷纷不断降息，以加大各银行的流动性，可是企业并没有性对容易的在银行取得融资，货币传导机制失效。由于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主要是通过短期信贷融资，没有了资金，国际贸易额锐减，导致金融危机开始传导到实体经济上来。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

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不能脱离外部世界而存在，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其中2009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2009年，我国出口增幅明显下降，由于经济危机西方各国人民都减少了消费，造成外需下降，我国出口随之回落，中国内需又不足，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同时，由于各国纷纷让自己国家的货币贬值，导致一些国家通货膨胀，其中美国为甚。美元作为我国的主要外汇储备货币，使我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

二、当前的国际贸易政策及其新取向

（一）国际贸易逐渐回暖

随着各国救市措施的实施，各国纷纷恢复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世界经济逐步恢复增长，国际贸易总额不断上升。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中来，比如刚刚加入的俄罗斯，贸易壁垒正逐步降低，全球化加速。

（二）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增加

从国际贸易总量上来看，新兴国家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发达国家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国际贸易正趋于平衡。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慢于预期，只要是因为呈现双速增长的格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拖累了全球的生产及贸易活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赠速高于发达国家。全球贸易放缓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有一些是自然灾害和政治动荡，这些原因造成了地区经济短期内的动荡。其次，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弱于预期，负面消息增多，造成经济放缓，生产和贸易降低。

（三）科学技术、服务贸易、技术密集型产品成为重要的贸易对象

科学技术正成长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高科技产品不断涌现，甚至成为一些国家的主导产业。各国纷纷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不断优化自身经济结构，提升服务产业所占比重，加大对高新科技产品的引进力度，同时加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支持力度。提升其在自身经济中的地位，随着各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科技密集型产品正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产品

（四）电子商务正逐步成为未来国际贸易方式的主流

出于成本和效率考虑，在国际经济危机时其优势逐步显现出来，并被人们不断地用于国际贸易实践中来，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还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并且不受时间地域限制，拥有巨大的灵活性。由于电子商务有以上的巨大优势，不久之后，其必将引起一场深刻的贸易革命。

（五）区域经济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凸显出来

虽然世界经济仍然没有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但世界各地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彼此来往更加频繁，个地区之间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彼此之间合作深度和合作广度不断加大，投资贸易自由化，促进了本地各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区贸易额的提高。

三、危机后的治理措施

（一）优化经济结构，促进贸易结构的调整

目前世界经济尚不稳定，要想降低我国企业的对外依赖性，必须从现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导向性的经济结构发展，不断扩大内需。各国目前都在不断加大对本国经济的优化力度。我国也应该加快调整经济的力度，优化产品结构，实现贸易产品的多元化，提高贸易的稳定性，引导我国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转移。

（二）构筑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加强区域合作

每逢经济危机，贸易保护都会尾随而至。贸易保护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反而使其雪上加霜。为了有效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与泛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必须加大对多变自由贸易体系的构筑。降低经济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稳定外贸政策

加大国家的政策支持，继续使用各种鼓励走出去，引进来的外贸政策，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有力环境，解决中小企业实际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

四、结语

虽然目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但从2011年表现看出，当前经济尚不稳定，仍有经济再次下滑的危险，所以我国仍应实施基本稳定外贸政策，转变当前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贸易质量，推动贸易的平衡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直采取的是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 对我国企业顺利的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外汇储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发生世界经济危机以后, 世界经济贸易政策取向发生了新变化, 当前我国的贸易政策凸显出诸多问题, 有必要针对当前形势做出新的调整。

关键词：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企业,贸易政策,治理措施

参考文献

危机治理 篇10

1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传播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1.1 政府舆论影响力无法得到有效发挥

在新媒体形势下, 相关信息借助新媒体技术优势能够在社会范围内得到更好的传播和流通, 不仅仅可以进一步对社会大众针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探讨空间进行拓展,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危机传播的信息渠道也会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加, 促使社会大众对于危机事件的探讨更为随意和自由[1]。这一现象说明新媒体的介入对政府在危机事件发布和传播方面的主体性地位产生了不良影响, 政府不再是危机传播的信息掌控者, 特别是随着媒介融合趋势的加强, 危机传播的话语权和发布权更为分散, 对政府舆论的影响力和主导权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

1.2 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的功能被削弱

尽管在当今社会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大众能够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使用微博、贴吧、论坛等方式发布和读取所需信息, 但是在出现危机事件时, 更多的社会大众仍然希望可以从社会主流媒体上获取更为可靠的信息, 倾向于向官方新闻媒体加以求证。而在此过程中主流媒体由于承担着维系政府和社会大众之间信息沟通的重任,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向社会大众发布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权威危机事件信息, 并保证报道的科学性[2]。但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上的部分主流媒体受到相关不良因素的影响, 在对社会危机事件信息加以传播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干预, 信息真实性和可靠性无法得到保证, 其舆论引导功能也随之弱化, 对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1.3 公众舆情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在当前我国社会新媒体背景下, 公众在危机事件信息处理方面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由传统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信息传播和参与者, 可以结合自身需求自由的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自身对社会危机事件的意见和建议, 甚至通过一定的宣导性话语激发社会成员的思想共鸣, 针对某一社会事件展开集中讨论。这就造成一部分在官方信息平台上被限制的信息在这些公众平台上广泛传播[3]。这种在新媒体社会背景下官方主流媒体的集体失声和公众对危机事件的热烈讨论形成鲜明的对比, 致使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逐渐降低。并且随着社会大众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以及新媒体技术的普及性应用, 公众舆情的影响范围必将进一步扩大, 影响力也会随之加强, 甚至成为对政府危机传播治理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主体, 对政府危机传播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2 基于新媒体环境对政府危机传播治理提出的建议

2.1 积极构建政府危机传播治理体系

政府在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以及危机传播工作治理需求对传播治理体系进行构建的过程中, 应该充分挖掘当前社会背景下新媒体技术优势, 针对不同危机事件以及同一危机事件的不同层次建立动态性的全过程危机治理机制, 进而逐步强化政府相关部门在危机传播治理方面的社会影响力, 提升治理效果。

1) 建立热点事件监测预警机制。热点事件监测预警机制的构建以在工作中及时发现并对危机事件进行全过程跟踪为主要目的, 一般作用于危机事件的潜伏时期。政府在这一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应该最大限度的挖掘社会主流力量和相关专业机构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 在积极引进新媒体技术的基础上对社会舆论加以监控, 并结合数据处理技术对当前社会上的焦点问题加以采集和分析, 及时对存在问题的部分发出预警[4]。在完成监督后可以将监测结构传递到政府相关信息管理部门, 为政府危机传播应对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的支持。

2) 进一步提升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面对新媒体环境造成的危机传播形势, 政府不仅要在工作实践中对自身传播职能加以强化, 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 还需要更为重视新媒体社交平台的作用, 进而通过调动领袖在危机传播治理工作中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 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此外, 政府有关部门在开展各项工作的过程中要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 并通过对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严格规范新媒体环境下危机传播中的恶意引导行为, 进而实施全方位舆论引导, 有效应对政府危机传播问题。

3) 对政府权威形象和社会公信力进行重塑。政府在危机传播治理工作中不仅要对危机的爆发和扩散等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 还应该加强对后期落实工作的重视, 结合危机事件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 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政府社会形象和公信力进行重塑, 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危机传播治理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提升危机治理实效。

2.2 加强政府危机传播保障机制建设

政府在加强建设危机传播治理体系的基础上还应该从法律和组织入手, 结合当前政府危机事件传播需求, 为政府危机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的保障和支持。首先, 要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增强制度保障。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结合当前我国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特色, 在坚持相关信息公开管理条例的前提下, 建立健全的工作机制和相关规范, 进而明确政府危机治理工作的责任和传播主体, 提升工作的规范性和有序性。同时, 政府在开展危机传播治理工作的过程中还应该优化行政问责制度, 建立相对完善的“异体问责”制度, 进一步提升“同体问责”实施效果最大限度的避免因为责任连带降低问责实效, 对政府危机传播治理工作产生不良影响[5]。其次, 加强组织机制保障建设。为了在政府工作中有效应对新媒体环境对政府危机传播治理工作提出的挑战, 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当前新媒体背景设置专项危机传播治理机构, 强化地方政府对危机传播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能力。在纵向管理方面, 这一机构的建设可以联合地方政府针对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建立科学的危机事件监测预警体系, 提升我国各地区地方政府在危机事件传播治理工作方面的专业能力。在横向管理上增幅则应该适当通过与新闻办和网络信息管理办公室等部门联合, 强化危机传播治理工作的职能和责任, 并加强与危机事件处理单位的联系, 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和沟通, 增强政府危机传播治理实效。

3 结束语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改变了传统信息源到信息终端的单一危机传播模式, 降低了政府的舆论主导地位和主流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性。所以政府要想提升危机传播治理水平, 就应该积极应对这些挑战, 建立健全的危机传播治理体制和工作保障机制, 进而对新媒体背景下社会热点问题和舆论动向加以掌握, 增强政府舆论的引导能力, 全面提升政府危机传播治理功效, 促进社会长期稳定发展。

摘要：在新时期新媒体环境下, 危机传播逐渐覆盖了大众、组织、人际等多个传播领域, 形成相对复杂并不断发生变化的信息传播环境。因此面对当前新媒体环境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明确新媒体环境对政府危机传播的影响, 并积极采取一定的治理措施, 促使政府危机传播管理向危机传播治理转化, 切实提升政府危机传播处理工作能力和成效。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政府危机传播,治理

参考文献

[1]卢川.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治理体系初探[J].河南社会科学, 2014, 22 (9) :114-118.

[2]欧翠萍.公共网络舆论危机的发生与治理机制研究——基于“三要素”的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14.

[3]卢川.政府危机传播治理体系初探[J].中国出版, 2014 (20) :10-14.

[4]郑恩, 徐雅兰.媒介善治: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模式[J].新闻界, 2012 (7) :64-68.

[5]吴箐.危机传播中政府的媒介策略研究[D].郑州:中原工学院,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