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辣椒与湖南人十篇

湖南辣椒与湖南人 篇1

关键词：湖南卫视,娱乐节目,创新,《花儿与少年》

湖南卫视一直以来都被冠以电视娱乐节目领头羊的称号, 成为其他省级卫视首要的竞争目标。最近热播的《花儿与少年》是中国首档“明星姐弟自助远行真人秀”, 本节目由郑佩佩、张凯丽、许晴、刘涛和李菲儿五位家喻户晓的女明星和张翰和华晨宇两位男偶像共同组成他们的“穷游”团队, 开始他们的欧洲之旅。

一、湖南卫视娱乐节目创新实践

湖南卫视紧跟观众心理所需进行创新实践, 一系列户外真人秀节目应运而生。《花儿与少年》实现了娱乐节目由室内转向室外的飞跃的同时, 又实现了娱乐节目从国内到国外的地域跨越, 开辟了国外取景拍摄的先河,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镜头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大众视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1. 节目内容独具匠心

媒介在节目生产与传播活动中必须做到“内容为王”。“娱乐”的内容是电视娱乐节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只有内容出新才会博得观众眼球, 在众多娱乐节目中脱颖而出。湖南卫视娱乐节目《花儿与少年》内容的出新引起观众的好奇和关注。七名互不熟悉、性格迥异、具有不同年龄层的嘉宾组成旅行团队, 在资金限制的情况下, 如何克服困难“穷游”成功?在旅途中的过程中, 七位明星除了要面临陌生的环境、语言交流的障碍, 还要始终保持一个团队, 彼此相互适应, 相互磨合, 由开始的陌生甚至出现冲突到后来的融合与化解, 共同处理问题和迎接挑战。这也是现代生活独自为林的真实写照, 正是“穷游”将他们集结在一起, 患难见真情, 饱览美景的同时收获了弥足珍贵的友谊。

2. 节目形式推陈出新

电视节目的内容是整个节目的“灵魂”所在, 各类丰富多彩的节目形式是为节目内容裁剪的缤纷“嫁衣”, 节目形式的推陈出新不仅能为节目内容增色, 还是在细节上决定了该节目是否受到观众喜爱的关键所在。因此, 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加大了对电视娱乐节目传播形式的创新的力度。《花儿与少年》节目录制地点创新体现在全部在境外完成。五位“花儿”和两位“少年”在没有助理和经纪人的协助下单独出行, 首先对他们的自理能力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褪去明星光环真实还原他们生活的状态。在取景方面摄制组也独具匠心, 风景秀丽、民俗风情独特的地方取景, 给观众赏心悦目之感, 也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录制节目中出现的各种状况和不可预知的困难, 摄制组采取全程跟拍, 第一时间捕捉真实状态和明星生活的点滴, 力求真实, 满足各类观众的需求。

二、湖南卫视娱乐节目创新启示

电视节目的创新一直是各大省级卫视关注的焦点, 也是他们互相比拼胜利的重要砝码。湖南卫视一直提倡保护创新、服务创新、鼓励创新、激励创新, “创新”是湖南卫视出奇制胜的有力武器。

1. 受众研究与时俱进

电视受众作为传播行为的接受者, 是电视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湖南卫视的《花儿与少年》取得的较高收视和引起的强烈反响离不开对受众心理的把握与研究。湖南卫视在开播前就利用新媒体进行预热, 同时形成各种话题在网络进行宣传, 随着节目的进程, 还通过明星微博、节目微直播等形式与观众进行积极互动, 效果甚佳。“使用与满足”理论告诉我们, 受众的需求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 在受众需求不断变化的今天, 电视娱乐节目对于受众需求的研究也应该是“与时俱进”, 不断捕捉受众的心理变化, 创作出富有时代感的好作品。

2. 创新目标合理转变

电视媒体改革转型后的经济需求使得不断追求经济效益成为电视人的首要目标, 繁重的经济压力促使电视台以节目收视率为第一指标。电视娱乐节目的创新自然就将是否能直接提高收视率作为衡量节目创新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以往的电视娱乐节目创新注重短暂的收视率的提高, 忽视了电视品牌发展与收视率提高的可持续性。湖南卫视拥有电视节目创新循环系统, 将节目创新转变成一个综合的、动态的管理过程。节目创新目标由于片面追求收视率转变为提高电视台整体发展的综合实力, 无论是目标受众的研究、节目的策划与制作, 直至后期的效果评估等一系列的环节都以提升电视台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湖南卫视娱乐节目创新目标的转变标志着今后创新管理体制的优劣和电视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 将成为衡量一个电视台核心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准。只有将娱乐节目创新上升到这两个方面的高度, 才能保证娱乐品牌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湖南辣椒与湖南人 篇2

关键词：花鼓戏,艺术形式,发展,对策

湖南花鼓戏因其舞台语言和音乐风格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支派。分别为:以长沙官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 流行于湘中、湘东和洞庭湖滨的长沙花鼓戏;以常德官话为主要舞台语言, 流行于沅水、澧水流域以及湘北鄂南毗邻地区的常德花鼓戏;以岳阳、临湘一带地方语言为舞台语言, 流行于岳阳、临湘及湘鄂、湘赣毗邻数县的岳阳花鼓戏;以衡州方言为基础稍加提炼而为舞台语言, 流行于湘南地区的衡阳花鼓戏;以祁剧宝河派戏白结合地方语言为舞台语言, 流行于邵阳市和邵东、新邵、隆回、洞口、新化等县市的邵阳花鼓戏;用永州官话为其舞台语言, 流行于湘南祁阳、零陵、东安一带的花鼓戏及道县、宁远、蓝山、新田等的永州花鼓戏。

一、湖南花鼓戏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湖南花鼓戏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自清朝嘉庆 (1736-1820) 以来, 就在湖南及周边地区传播, 经历了从民间歌舞到对子花鼓, 再到能够演出一整本大戏这样一个从简到繁的过程。花鼓戏的表演朴实、明快、活泼, 行当仍以小丑、小旦、小生的表演最具特色。内容多以源于劳动群众, 表现劳动生活, 有很深的群众基础。但是到“文革”时期 (1966-1976) , 戏曲文化遭到严重的破坏, 大批艺术家被派放到农村。戏曲舞台遭到毁坏, 没有得到及时的传承, 更让人民群众对戏曲文化的认识曲解。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极为巨大, 以致戏曲观众的锐减, 少了观赏群众自然演出的场次, 上演的剧目, 以及专业剧团也随其逐渐减少, 使其发展陷入僵局。

新中国成立后, 党号召艺术发展要“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花鼓戏工作者又重新整理了《刘海砍樵》、《打鸟》等传统曲目, 创作了新的曲目如《三送粮》、《姑嫂忙》、《三里湾》等现代作品。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和相声演员姜昆合作演出《刘海砍樵》让花鼓戏变得家喻户晓, 在全国传播开来。让湖南花鼓戏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飞速发展, 面对这些新的传媒方式的普及又给湖南花鼓戏的演出市场造成猛烈冲击,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更多的是嘈杂流行歌手, 仍热衷传统戏曲的人少之又少。外来文化的传播更是让青少年产生崇洋媚外、轻视传统文化的倾向, 现在这些湖南花鼓戏的观众群体都趋于老龄化, 湖南花鼓戏的市场发展前景又再次陷入令人堪忧的局面。

二、湖南花鼓戏传承遇到的困境分析

1、戏曲语音的限制

湖南花鼓戏经过百余年的历史发展, 保留着大量的历史文化艺术, 也融合着湖南当地的民族特色, 是戏曲音乐界的一朵奇葩。可是在如此数字化的今天, 人们的审美趣向迅速的转移, 人们更多的趋向直面的感官享受, 而花鼓戏最本质的特点, 就是他令人难以读懂的地方方言, 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还还会遇到理解语言的困难, 在欧美以及外国文化的面前显得不够“新潮”, 这样在市场竞争中的民族艺术显得不堪一击。

2、演员继承的尴尬

因为花鼓戏演员收入较低, 使之演员年龄大部分分布在5060岁之间, 即便有青少年最终也迫于生活压力相继转行从事其他工作, 甚至在老演员群体中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近20年的时间来, 学习花鼓戏的青少年越来越少, 导致面临演员队伍青黄不接, 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 最终制约了湖南花鼓戏的发展。

3、作品自身过于陈旧没有创新

随着文化竞争趋势加剧, 观众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花鼓戏作为一种传承文化, 和其他兄弟戏曲剧种一样有着相对稳定的程式, 可是它毕竟是传统价值取向的产物, 在新的时代应该有更现代的要求, 否则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另外导致作品陈旧的原因还有创作生产经费缺乏, 从政府到花鼓戏团的拨款越来越少, 无法满足剧团活动的正常运转, 这也是近年来专业花鼓戏剧团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

三、花鼓戏传承发展的对策

湖南花鼓戏这样一个代表了中国民族艺术形式, 我们都不愿意看到它走向衰弱, 陨落在历史星河。如果把中国音乐比作一棵大树, 那么像花鼓戏这样的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则是生命生长的主体, 是其内在的根芽, 因为这些养料, 才使得中国音乐枝繁叶茂, 蓬勃发展。所以, 我们必须着力保护, 努力创新, 跟紧时代的步伐。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文化本身方面

文化竞争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大到国与国之间, 小到剧团与剧团之间的都存在竞争。古人有云“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花鼓戏的发展也应顺应历史要求, 在保持原有根基的同时进行创新, 切不可划地为营、墨守成规、不敢谋求借鉴创新。其实要想文化得以更好的创播, 无非就是在于文化本身的性质和成色, 只要顺应老百姓欣赏要求, 就能得以传播和发展。

2、传媒手段的突破

花鼓戏的传统曲调是以民间小调和戏曲音乐相结合而成, 这样显得过于陈旧, 应当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编曲者可以采用现代流行音乐元素, 转变歌功颂德, 揭露封建统治, 和农村阶级斗争的题材传统。在音乐表演形式方面也可以同理加入流行元素, 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玉刚的作品在就在京剧的基础上, 加上流行音乐, 例如《新贵妃醉酒》、《雨花石》、《嫦娥》等作品都是在传统曲风的基础上加入流行元素, 这样的转变很受观众喜爱, 花鼓戏的同样可以借鉴这样的方法。

在演奏配乐方面, 近几年来西洋乐器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爱, 花鼓戏也不妨加入一些西洋元素, 如大提琴, 贝司, 竖琴来稍加修饰伴奏效果, 给人也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3、政府应加大投资保护力度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足够的资金, 花鼓戏也难以得到顺利的发展。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泉, 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我们应该予以重视。不单单是精神层面的重视, 更多的是资金的投入。重点培育专业的花鼓戏剧团, 扶持民间个体和集体性质的戏班, 满足其在演出所需的资金周转, 还有可以在各个地区设立保护机构和发展基金。成立花鼓戏协会, 组织表演和学术交流, 加大宣传力度, 唤醒观众对民族音乐得渴望。

四、结语

中国音乐文化博大精深, 是永远闪烁在世界东方的一颗明珠, 而湖南花鼓戏是其中的一束光芒, 要想中国音乐愈发明亮, 我们应该让这些民族音乐的文化得以传承, 来顺应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 让中国的民族音乐绽放璀璨光芒, 傲然盛放于世界之东。

参考文献

[1]范正明.湖南花鼓戏的发展历程、当今现状及未来展望[J].创造与评论, 2012 (11) .

[2]董宁.论湖南花鼓戏的传承与发展[J].歌海, 2010 (05) .

[3]李跃忠.湖南地方戏曲生存现状探析[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02) .

湖南辣椒与湖南人 篇3

第一层是地理与气候的原因。据说在全球同一纬度上，有一条“辣带”，从南美经太平洋诸岛，贯穿亚洲大陆至东亚、东南欧、北非，湖南便处在这条“辣带”的一个圆点上。由于湖南位于西南面的云贵高原与东北面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过渡地带，加上其正处于孟加拉湾暖湿气流与太平洋暖湿气流相抗衡之地，年降水量达1300～1800毫米之多，河流湖泊密布，水网连绵纵横，湘、资、沅、澧四水下泄洪水遭长江和洞庭湖的顶托形成内涝，或久旱不雨，或一雨成灾，温差大，湿度高，或炎热难当，或寒气逼人，人民常受寒暑内蕴之浸而易致湿郁。长沙太傅贾谊就云：“长沙为卑湿之地，不利于长寿。”在这片土地上，一方面，适宜亚热带植物的生长与繁衍，辣椒的产量与品质都极可观；另一方面，辣椒祛寒去湿开郁的优长在这里大显身手，如英雄有用武之地一般。辣椒特别适宜于在湖南本土上食用。一般而言，外省人士入湘，半月以上便能接受湘菜辛辣的风味与口感，并无明显不良反应。有些进湘工作多年的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乃至东北三省人士，其嗜辣程度与本地湖南人毫无二致。台湾哲学家张起钧先生在《烹调原理》中也谈到这一点，称自己原先不吃辣椒：“不要说不吃辣椒，菜里放一点辣椒，整盘菜都不敢吃了。抗战兴起，到了湖南，看到湖南人辣椒做的菜好香。尝尝吧，愈尝愈勇敢，不到半年，则可以跟湖南人一样的吃辣椒了。”反之，湘人出湘，如进京或南下广东、海南、深圳后，其食辣欲望大为减退，抗辣能力逐渐退化，甚至因食辣出现唇裂、生疮等异常反应。这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食辣所具有的鲜明强烈的地域特征。

第二层是经济与流通的原因。湖南地貌由“七山二水一分田”构成，地处偏远，土地贫瘠，远离东南沿海，地形、区位与交通的劣势，使古代湖南经济相对封闭落后，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今永州市)，即为中原势力范围的边界。夜郎国(今湘西怀化一带)则为犯人流放发配之地。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今湖南黔阳的古芙蓉楼就是纪念这位当时著名的“西部诗人”的。

这些地区至今仍属经济欠发达地区，集中了湖南省的主要贫困县区。交通不便造成流通不畅，这里一向海盐昂贵。即使到了近代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盐在湘赣山区仍是十分稀罕之物，而辣椒具有刺激口味和消毒的功能，恰好成为食盐的替代品。二是省外时令蔬菜较难进入本地。乡村人民购买力较低，辣椒味美价廉，又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盐的食用甚至药用价值，是“送饭”的首选，从这一点看，一大碗白菜还不抵一小勺辣椒，辣椒是穷人的油，因而成为农家最实惠、实用的蔬菜。湘中宝庆(今邵阳市)一带农家有一担辣椒干接新年之说，可见其消耗量之大。永州江永大墟镇一带农家甚至直接用干辣椒下饭。据湖南省统计局农村调查队调查，1999年，全省辣椒播种面积为一百一十五万公顷，年产三十余万吨，当年从海南等地进口反季度辣椒三十多万吨，两项相加，全省男女老少人均消耗辣椒每年在十公斤以上。今日因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全省整体食辣程度的衰减，发达城市和偏僻农村居民食辣程度的明显差异，继续证明了辣椒消费量的多寡尤其是食辣程度的高低与地方经济的相互关系。

辣椒与湖南（推荐） 篇4

摘要：辣椒原产于中美洲，传入中国后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占领中国各地。其作为一种外来作物，在中国只有几百年历史，却终结了两千年的花椒时代，并一跃成为湖南人的首选食材。湖南人与辣椒为伴，与辣椒起舞，将其变成湖南深深的烙印。辣味，列入五味，成为湘菜的最大特色，亦使湘菜列入中国十大名菜之一。关键词：辣椒 湖南 人才 三味椒 湘菜

辣椒，（学名：Capsicum annuum L.）辣椒属，为一年或有限多年生草本植物。辣椒原产于中拉丁美洲热带地区，15世纪时由哥伦布带回欧洲，从此风靡欧洲各国，并在明朝末年传入中国，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就说：“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这是比较公认的中国最早关于辣椒的记载。之后辣椒从沿海地区传入内地，至乾隆年间，贵州地区开始大量食用辣椒，紧接着与贵州相邻的云南镇雄和湖南辰州府（今湘西）也开始食用辣椒。嘉庆以后，有记载说，黔、湘、川、赣四省已开始“种（辣椒）以为蔬”了。湖南普遍开始吃辣椒则是在道光年间，据清代末年《清稗类钞》记载：“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湘鄂人）喜辛辣品”，“无椒芥不下箸也，汤则多有之”，说明清代末年湖南、湖北人食辣已经成性，没有辣椒都不吃饭了，甚至连汤里都要放辣椒。

辣椒能在湖南扎根，与湖南的地理气候是分不开的。湖南地势属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地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东南西三面环山，气候为大陆性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水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200-1700毫米之间。加上境内河流湖泊密布，下泄洪水遭长江和洞庭湖的顶托形成内涝，人民常受寒量内蕴之浸而易致湿郁。温差大，湿度高，或炎热难当，或寒气逼人。曾当过长沙太守的贾谊就云：“长沙为卑湿之地，不利于长寿。”由此，一方面，湖南的土地适宜辣椒的生长与繁衍，另一方面，辣椒驱寒祛湿的特点便成为湘人食谱的必然选择。另外由于经济与流通的原因，旧时湖南许多地方交通不便造成流通不畅，海盐和外地时令蔬菜难以运进来, 加上购买力较低，农民想到辣椒味美价廉，能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盐的食用，特别是辣椒在湖南生长季节长，容易种，所以辣椒一经传入湖南，马上传播开了。

都是吃辣椒，吃法却不一样。四川人习惯辣椒加花椒，又麻又辣，俗称麻辣。

云南人喜欢把辣椒炸焦，炸出一股焦香味，叫做糊辣。贵州人往往把辣椒腌渍浸泡使之发酸，称为酸辣。陕西是咸辣。湖南人大都不事加工，就吃辣椒的本来面目。比起来，还是湖南人辣得本色，辣得纯正，辣得足实。长期大量吃辣椒，人自然会要勇敢刚烈。勇敢刚烈的程度，似乎与吃辣的辣度成正比。这种辣椒培养出来的民风，又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湖南”之名始于唐朝，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在衡州置湖南观察使。后经过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湖南较以前已有很大的改观，但近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一部《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的仅23人，占同期全国名人总数的0.77%。而近代以来，情况就大不同了。据统计，从1840年到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类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籍的就有116人，占总数的9.4%，而在著名的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籍的竟有83人，占总数的10.9%。另据《中共党史人物简介》列举的515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的有89人，占总数的17.3%；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总数的48%；在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45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的有73人，占总数的28.7%。这种现象常令世人惊叹不已。一篇刊登在纽约《北美日报》上的“社论”这样称道：“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湖南人才井喷时期恰好与辣椒在湖南的传播和发展的时间相重叠，是否是因为辣椒激发了湖南人一直以来蓄积的力量，这就不得而知了，但应该有一些联系。

正如一句民谚：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美国记者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有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活着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萝、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也就是毛泽东的一个著名论断：“不吃辣椒不革命。” 由此可见辣椒与湖南的紧密关系，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由于湖南人嗜辣，使得湖南人培育出许多辣椒品种，不仅在国内饱受好评，而且还远销国外。其中嘉禾三味椒素有盛名，称雄于市。“三味椒”是嘉禾辣椒的别称，属传统名牌农业产品。其椒身部分辣味强盛，椒蒂部分辣而带水果香，椒嘴部分味甘甜，因其具有辣、香、甜三味而得名。据民国《嘉禾县图志》卷七记载：1929年嘉禾“制造出产麻、辣二品于西湖博览会”，获得好评。它畅销两广、南洋群岛、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地，驰名海内外。

在湖南，应用辣椒最多的当属湘菜。湘菜发源与成熟于鱼米之乡，历经各个时代的发展，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以新鲜、价廉、物美为原则。加上刀工精细，火工到位，色、香、味、形俱佳，“既高贵典雅，华彩富丽，也清新淡雅，透逸素丽，还质朴古典，粗放壮丽”。湘菜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吸收外地菜肴的各种特点，另一方面将湖南口味推广到全国各地，其中湘军功不可没，由于湘军在各地作战，从而将湘菜带向全国各地。湖南督军谭延闿对美食情有独钟，邀请长沙名厨曹荩臣，学习借鉴粤菜、淮扬菜的优长，集中国各地菜肴的精华，把理论与技术融会贯通，使湘菜更加精美，表现更加出色。许多名菜也是在这时不胫而走，如全家福、百鸟朝凤、组庵鱼翅、子龙脱袍、霸王别姬、三层套鸡、东安子鸡、麻仁香酥鸭、花菇无黄蛋、牛中三杰等等，令全国人趋之若鹜，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纷纷开设湘菜馆。由于地区物产、社会习惯以及自然条件的不同，湘莱逐步形成了以长沙、湘潭、衡阳为主要代表的主流派。其他地区，也形成了自己的风味特色，如岳阳水产菜、益阳笋子菜、常德钵子菜、张家界野生菌菜、湘西酸味菜、怀化麻鸭菜、娄底金牛菜、邵阳铜鹅菜、永州蛇菜、郴州野味菜和南岳家菜等 , 虽各有千秋，却万变不离其辣。

参考文献

湖南辣椒与湖南人 篇5

关键词：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现状,调查与研究

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 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 而公共音乐教育是提升高校学生综合素质的主要手段之一, 目前许多高校对公共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前几年, 但还是存在着各种问题。笔者对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的公共音乐教育进行了调查与研究, 并结合实际提出建议, 以便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的素质教育。

一、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1.有关教学方面的调查与研究。 (1) 教学设施。公共音乐教学设施设备是高校开展公共音乐课程的强力保障, 为了顺利地开展音乐教育活动, 高校应该充分地利用这些教学设施资源, 加强学生们的素质培养。通过对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的调查, 发现学校的音乐教育设施设备还不够完善。比如在进行公共音乐课教育活动的时候, 地点一般都是在阶梯教室、多媒体教室里进行。音响设备比较陈旧, 声音效果不理想。电脑检修不够及时, 有时会出现打不开、屏幕成像不正常、音箱没有声音等问题。另外, 用来辅助音乐课的教育工具也比较缺乏, 如钢琴、民族乐器等。 (2) 教学管理。教学管理的内容包括很多, 例如团队组织、艺术机构等。许多高校在教学管理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有的是由学校团委管理, 有的是由音乐机构管理, 有的是由基础部管理。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的公共音乐教育属于教务处统一管辖, 并设置了专门的公共艺术课与艺术实践教研室进行日常管理, 对每一节课的上课地点、任课教师作出了合理的分配, 对教师的迟到、早退等日常教学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管理, 保障了公共音乐课的顺利开展。但是笔者认为对学生的管理有待加强, 因为部分学生对公共音乐课的学习态度不端正, 所以迟到、早退、旷课现象较为严重。 (3) 教学课程设置。在公共音乐课程的设置上,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主要是以选修课的形式进行, 课程名称主要是音乐鉴赏和大学音乐, 一周的学时为4~6学时, 一学期为68~102学时, 基本满足了全校学生对公共音乐课程选修的需求。但是,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 在进行公共音乐教育活动的过程中, 由于受教育对象是非音乐专业学生, 所以教学方式比较单一, 即一般是以欣赏为主, 同时对音乐的基础知识作出简单介绍。这种教学方式缺乏创新性, 所以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 (4) 教学内容。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公共音乐课的教学内容涉及中国音乐、西方音乐、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声乐音乐、器乐音乐等, 涉猎范围比较广泛, 与学习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相符合。尤其是对我国的民族音乐教学较为重视, 有利于弘扬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公共音乐课教材主要使用谭建光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音乐鉴赏》一书。但是, 由于有部分学生对公共课不重视, 怀有只是为了获取学分的心态, 所以出现部分学生没有教材的现象。

2.有关教师资源方面的调查与研究。 (1) 师资队伍的现状。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公共音乐课教学任务是由音乐系的老师担任, 没有专职的公共音乐课程的教师。我们针对这个现象, 对进入高校有一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艺术专业毕业生进行了调查, 发现有10%的毕业生跳槽, 有20%的毕业生改行, 有40%的毕业生准备考研, 只有15%的毕业生满足目前的状况。 (2) 师资队伍的现状分析。随着近几年来各个高校不断扩招, 音乐教师的队伍也在随之扩大, 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音乐教师缺少的问题, 但是许多高校在招聘音乐教师的时候, 一般只注重于应聘者的专业知识及技能, 如声乐、器乐等的技巧及编排能力, 却忽视了其人文素质, 这对教育理念的转变、音乐师资教育的改革上都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另外, 有些院校对招聘进高校工作的音乐老师不重视, 这对音乐老师的发展空间产生了局限性。

3.学生资源的调查与研究。 (1) 在对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的学生进行调查的时候, 根据报告数据显示, 5%的学生能够认识简单的简谱, 掌握一种乐器的只有0.5%, 40%的学生不知道《二泉映月》、《黄河大合唱》的作者是谁, 有许多的学生不知道梅兰芳、巴赫、威尔第, 甚至还有许多的学生不知道小提琴的弦有多少根, 分不清民乐队和交响乐队的乐器。 (2) 大学生对公共音乐教育态度的调查与研究如图1, 对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的学生对音乐喜爱的程度进行调查, 发现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音乐, 只有少部分人对音乐没有兴趣, 这反映出现在的大学生都希望通过音乐来提升自身素质。

在调查中发现几乎有90%的大学生只要一有空就喜欢听音乐, 8%的大学生每天听一次音乐, 只有2%的大学生几乎不听音乐。如图2, 虽然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只有少数去听过关于音乐的课程或者是讲座, 但是有很多人打算有机会就会去。

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调查报告显示 (如图3) , 大多数的学生认为公共音乐教学课程低于其他的学科, 然后还有少数的学生认为公共音乐课程和其他学科是一样的, 只有极少数的学生认为音乐课程高于其他学科。

从当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来看, 很多高校都只把工作重心放在学生的招生、就业、学校的发展等方面, 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则是较难的专注或是直接忽视。很少高校采取科学合理的手段对公共音乐课程进行设置、教育, 导致学生在音乐这一块上有着严重的缺陷, 音乐素质低, 从而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二、对高校公共音乐课程改进的措施

1.对高校的管理机构的建议及措施。 (1) 提高认识, 更新教育理念。学校应该充分认识到音乐教育不仅是传授学生知识和技能, 也是一种加强学生审美观的教育措施之一。因而公共音乐课程不能只注重于知识的传授上, 还应该让高校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我, 提升自身素质。 (2) 优化课程设置, 改变教学方式。各个高校可以开设更为丰富的音乐课程, 如《音乐素养》、《音乐发展历程》、《民族音乐文化》等, 这不仅弥补了大学生音乐基础知识薄弱的不足, 而且扩大了学生的文化知识领域, 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从而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3) 加大资金投入量, 完善教学设施设备。对音乐教学场地, 需要建设专门的教室进行;对音乐设备如多媒体设备、乐器、音像资料放映设备等进行不断的完善。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建议及措施。 (1) 加大对专业教师的培训, 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各个高校应该对公共音乐课教师进行定期或是不定期的培训, 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并注重培养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专业老师只有做到博学多才才能在在音乐教学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 (2) 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 加强对外交流。音乐教师队伍的薄弱也体现在科研上, 由于师资队伍音乐职称的比例严重的不协调, 科研工作经费比较少, 从而造成音乐老师科研能力不高的状况。我们应该鼓励和支持音乐教师对于科研的立项和申报。

3.对高校大学生的建议。 (1) 改变学习观念, 加强对音乐的审美观。艺术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主要部分, 它以特有的艺术形式对高校学生进行审美教育, 这种教育功能与其他学科教育具有很大的区别, 是无法替代和比较的, 高校学生在学习公共音乐过程中, 需要改变学习观念, 重视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 加强对音乐的审美观, 从而提高自己的素质, 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2) 积极参加校园举办的艺术活动。在许多高校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 这为高校学生提高自己的艺术实践能力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对艺术活动的参加, 不仅能使高校学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同时还能增加学生团队合作的凝聚力。这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重要影响, 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1]刘洁.湖南省四所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现状的调查与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 2007.

[2]廖夏林, 杨菁.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现状及教学模式研究[J].教育与职业, 2009, (3) :110-111.

湖南省农村广场舞现状调查与分析 篇6

1 研究对象

课题主要以湖南省岳阳、长沙、常德、衡阳、娄底、郴州、怀化、吉首7个地区的200多乡镇, 近1500名参与广场舞健身的群众为研究对象。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CNKI查阅了大量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

2.2 问卷调查法

采用自编《湖南省农村广场舞现状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初稿经2轮专家评议、修改, 对问卷进行了归类排列与增删, 使问卷具有满意的结构效度。正式调查前, 对14个行政村的农民做了初测, 2周后进行了复测, 并按等级换算成分数, 由2次所得数据求得信度系数r=0.923, P<0.01水平, 表明问卷具有较高信度。发放问卷1500份, 回收1380份, 回收率为92%。

2.3 数据分析法

对搜集的数据利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4 逻辑分析法

运用逻辑学的知识与方法, 对信息资料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综合。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参与广场舞锻炼人员基本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30~50岁参加广场舞锻炼的人数24.3%, 51~60岁参加广场舞锻炼的人数占60.2%, 60岁以上仅占15.4%, 由此可以看出, 参加广场舞锻炼的主要以低龄老人为主, ,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喜欢参加一些群众性、休闲性并且运动量不是很大的体育活动。而从文化程度方面分析, 大专以上的人数只占到总数的1.6%, 高中和初中以上的占到总数的65.1%, 说明参加广场舞锻炼的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其原因: (1) 对于50岁以上的农民, 由于历史原因, 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2) 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基本都在大都市打工或工作, 因此很少参与到广场舞的锻炼中来。

3.2 农民参与广场舞的动机

从表2可以看出, 农民参与广场舞的动机主要是强身健体, 占总数的42.1%, 主要原因是农民在白天的劳作中已经非常的疲劳, 常年累月, 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差, 因此迫切的希望能参加一些强身健体的活动。其次, 33.9%的农民希望在广场舞结交到更多的朋友, 增进友谊, 因为广场舞是一项集体运动, 锻炼的人需要转动自己的肢体, 此时人与人的沟通就会变得比较简单、真诚, 因此容易产生比较浓厚的友情。还有12.6%的人参加广场舞是为了消遣娱乐, 还有4.1%的人是为了缓解精神压力, 主要原因是农民的精神生活比较单调。

3.3 参加广场舞的时间安排每周练习次数、每次练习时间

从表3、4可以看出, 52%以上的广场舞练习者坚持每周练习3次以上, 走访中还有部分农民表示, 只要不是农忙时间, 只要有空余时间基本可以每天锻炼。54%的练习者每次练习的时间都在1~1.5h之间。这些数据表明:我省农民参加广场舞锻炼的次数比较多, 并且每次锻炼的时间比较长, 说明广场舞已经在我省农村得到初步发展, 成为许多村民体育锻炼的重要内容。

3.4 参与广场舞的消费情况调查分析

广场舞的投资低, 广场舞的消费主要是培训费以及跳广场舞所需的服饰、鞋子, 或是购买关于广场舞的光碟、书籍等方面的消费。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的农村社区的培训收费相当的低廉, 更有部分的村庄是农民自学广场舞技术, 然后免费培训, 这样大大激发了农民参与广场舞的热情。调查中发现, 有743人月消费在25元以下, 占调查总人数的53.8%;有472人参与广场舞的月消费在25~50元之间, 占总人数的34.2%, 有165人的月消费在100元以上, 占总人数的11.9%。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广场舞的消费普遍偏低, 这也是它能在农村地区得到普遍发展的原因之一。相信今后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以及相关部门的重视, 广场舞必定会在农村蓬勃发展。

3.5 参加广场舞活动场地

从统计中可见有376人利用广场进行练习, 广场一般是村委会的广场或是全民健身工程设置的小面积空地, 占总数的27.2%;有401人利用空地来进行广场舞练习, 占总数的29.1%, 还有26.2%的练习者是利用自家的庭院来进行广场舞练习。其他的练习场所还有田头、运动场和健身路径等。对于没有宽敞广场的农村, 村民自发的在一些空地或者村委会的院子里进行锻炼。以上调查可以看出我省农民参加广场舞的场地不固定, 参与广场舞的锻炼者对场地的要求不是很高, 因为广场舞对场地没有特殊要求, 场地可大可小, 因此在我省农村得到广泛开展。

4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 我省参加广场舞的农民岁数主要以低龄老年为主, 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他们参加广场舞的主要动机是强身健体和结交朋友;参与广场舞锻炼频率比较高, 时间不是很长;农民参与广场舞的消费比较低, 活动场所不固定。

建议: (1) 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管理工作, 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在体育工作中的热情和模范带头作用, 培养他们成为农村体育的骨干力量, 引导和鼓励他们兼职农村体育工作。 (20个广场舞教练员和领舞者的专业水平直接影响广场舞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各乡镇文化站可以在各村配备专职或兼职的群众文体工作人员。由他们在比较大型的广场带领村民进行体育锻炼。而他们参加进修的相关的培训费由村委会或者居委会来支出。 (3) 支持和鼓励部分文化素质、技术水平较好的中学体育教师当领舞者。并对他们给予适当的奖励, 定期参加广场舞方面的培训, 提高整个领舞队伍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王红玉.广场舞蹈作用力之初探[J].黄河之声, 2009 (24) :103.

[2]于惠.简论广场民间舞的社会功能[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 2010 (6) :49.

[3]陈玉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阶层特征与体育需求[J].体育学刊, 2010, 17 (11) :54-57.

城市化与湖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篇7

关键词：城市化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 是经济发展多元化的一种演化形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各个区域之间, 区域经济持续均衡的整体发展。分析和研究湖南省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能够进一步促进湖南省提升城市化发展水平, 提高城市发展质量, 使湖南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

一、湖南省城市化的时空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 湖南省城市化率的时间差异

湖南位于我国的中南部, 在地理位置上紧挨长江, 与广东、广西毗邻, 交通位置位于南北交界、东西贯通的核心地带。根据湖南省统计局的数据, 到2012年底, 湖南省的城市人口由1978年的593.86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349.41万人, 城市化水平从11.5%增加到46.65%, 平均每年城市化水平的增加率为1.03。

(二) 湖南省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湖南省城市化发展进程很明显的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8年-1993年) :城市化的稳步发展阶段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湖南省的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不断发展, 带动城市化的发展, 从1978年到1993年, 城市化发展稳步推进, 城市人口数量从593.86万人扩大到1205.95万人, 城市化率提高7.81%, 年平均增长率为0.52, 低于全国的城市化增长率0.78。

第二阶段 (1994年-2012年) :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

从1994年开始, 湖南省城市化率发展迅速, 主要得益于工业化的稳步推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 2012年底, 湖南省城市人口达到33.39.41万人, 城市化率达到46.6%, 年桔增长1.31个百分点, 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已经快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

(三) 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2 0 1 4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48.5亿元, 省三次产业结构为11.6∶46.2∶42.2, 第一产业增加值3148.8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12481.9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11417.8亿元, 第一、二、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47.5%和47.2%。分区域看, 长株潭地区生产总值11555.9亿元;湘南地区生产总值5568.1亿元;大湘西地区生产总值4520.6亿元;洞庭湖地区生产总值6436.7亿元。

二、城市化与湖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 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对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评价采用熵值法。城镇化由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发展质量综合反映, 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综合“目标—子系统—领域—指标”等四个不同等级构成, 构建城市化率与湖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用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质量领域层组成。城市化水平包括城市化率、建成区面积;城市发展质量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均绿地面积、城市燃气普及率、单位人拥有医生数、每万人拥有道路面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质量三个领域层, 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包括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经济发展质量包括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地方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二) 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1、采用直线型无量纲化处理

公式为:

X'= (X-X平均) /R, Y'= (Y-Y平均) /r

其中, X'表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值, Y'表示城市化水平指标的标准值, X平均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原始指标的平均值, Y平均表示城市化水平原始指标的平均值, R、r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的标准差。

2、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利用层次分析法 (AHP) 计算出湖南省城市化、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中领域层权重为:城市化水平 (0.213157) , 其中指标层:A1:城市化率 (0.084388) , A2:建成区面积 (0.128769) ;城市发展质量 (0.786842) , 指标层:B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0.127393) , B2:城镇登记失业率 (0.137685) , B3:人均绿地面积 (0.057135) , B4:城市燃气普及率 (0.083186) , B5:单位人拥有医生数 (0.205312) , B6:每万人拥有道路面积 (0.083519) , B7: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92612) 。湖南省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权重为:领域层经济发展水平 (0.223769) , 其指标层C1:地区生产总值 (0.115052) , C2:人均GDP (0.108717) ;产业结构 (0.150175) , 其指标层D1: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0.085633) ;D2: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0.064542) ;经济发展质量 (0.626058) , 其指标层E1:工业总产值 (0.122752) , E2:进出口总额 (0.106581) , E3: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0.136718) , E4:社会消费品批发零售贸易总额 (0.120388) , E5:固资产投资总额 (0.139619) 。

3、利用上面给出的层次分析法

我们可以得出各指标计算的权重, 然后根据权重进行加权计算, 得出各个子系统中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计算出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用图形表示如图1:

4、结果分析

通过对结果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1) 总体上看, 湖南省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2003-2013年基本呈稳步上升趋势, 湖南省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迅速.

(2) 根据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综合发展的水平演变关系, 湖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2003 年高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但随着年份的推移, 湖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城市化, 并且在2013年超越了城市化水平。

(三) 城市化与湖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通过相关研究进行比较究分析, 采用杨士弘提出的协调发展度计算公式, 计算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将湖南省2003-2012 年10年来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的发展等级进行划分, 得出湖南省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级划分与协调类型的结果:2003为失调状态, 区域经济滞后;2004为失调状态, 区域经济滞后;2005为失调状态, 区域经济滞后;2006为濒临失调状态, 区域经济滞后;2007为勉强协调状态, 区域经济滞后;2008为初级协调状态, 区域经济滞后;2009为初级协调状态, 区域经济滞后;2010为中级协调状态, 区域经济滞后;2011为良好协调状态, 区域经济滞后;2012为优质协调状态, 区域经济滞后;2013为优质协调状态, 城市化滞后。

三、结语

文章通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 引入协调发展度分析方法, 对湖南省2003-2012年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进行探究, 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在2003-2012年经历了一个由失调到协调发展的过程。从协调类型的角度来看, 两者之间先出现城市化滞后, 然后出现区域经济滞后的状况, 但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可以认为湖南省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相对协调。

参考文献

[1]霍利斯·钱纳里, 莫伊斯·赛尔昆.发展的型式 (1950~1970)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2]宁越敏, 李健.让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国外的经验与启示[J].求是, 2005 (6) :61~63.

[3]许学强, 周一星, 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26-37.

[4]丁建臣, 刘亚娴, 孟大伟.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分析[J].经济决策分析, 2012 (5) :32-35.

湖南辣椒与湖南人 篇8

关键词：农村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技能,结构

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 还是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上, 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直是重要的问题。只有消除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的二元结构, 农村经济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发展。而如今的农村问题, 也不再是经济上对农村的扶持, 基本的惠农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开始依赖于高素质农村科技人才的引进, 尤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人力资本已成为提高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争夺各种生产资源的重要性已经排在争夺人力资本之后[1,2]。

湖南是农业大省, 农村劳动力达4000多万人。面对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基数, 湖南要转变发展方式, 实现“四化两型”和富民强省的战略目标, 必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农村科技人力资源开发以提高农民素质为目标, 使广大农民在自觉自愿参与农村科技研究项目、农业推广项目的活动过程中, 不仅可以学到相应的农村科技知识和技能, 还可以接受农技推广人员传播的科学经营教育, 有利于提升农民综合素质[3,4]。近年来, 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高。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已难以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调查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 分析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解决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对于加快开发和利用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 把湖南省由一个人口资源大省变成人力资源强省, 实现富民强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现状

1.1 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总体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 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开发逐渐受到重视, 农村劳动力的资源总量不断提高, 科技人才的比重也随之上升。全国农村科技从业人员的数量在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 其中, 在2005~2007年有一些下降的趋势, 而到2008年, 这一数量得到剧烈的增加, 这一变化在2011年得到更加明显的体现, 其数量从68.87万人直接增加到71.45万人, 增长率达到3.8%。与全国相比, 湖南省的农村科技从业人员数量在2005~2008年时基本呈现上升趋势, 到2010年有所下降, 而到2011年又有所上升, 但变化不大。2008年及2011年的人数的增加, 与我国一直以来提倡的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的政策分不开, 也表现了湖南省对农村科技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 以及政策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

1.2 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技能状况

由于农村经济中的科技人员所做的工作, 大部分是对实践操作能力有较高要求的, 比如作物培养、土壤分析的科技研究, 都要参与到农业实践中去, 其他的农业生产就更加看重生产技能的水平了。因此, 生产技能素质是农村科技从业人员特别强调的素质。表1中列出了2010年湖南省农业系统国有单位按从业单位和职业技能水平划分的年末工人数。

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国有单位的科技人员是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最大比例的单位, 因此在反映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生产技能素质时,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2010年, 湖南省农业系统的工人从高级技师到初级工, 人数是递增的, 高级技师在2010年的人数只有55人, 而中级工和初级工的数量都各有5万人以上, 并且两者一起占全部人数的50.8%, 占一半以上的比例。总体上符合一个体系技术水平的分布, 但高级技师及技师人数的缺乏, 不利于农业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1.3 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结构状况

1.3.1 湖南省农村科技人才行业及知识结构

虽然湖南是中部的农业大省, 也是农业人口较多的地区, 但农村科技人才的缺乏, 阻碍了农业、林业、牧业等农村经济行业的科技发展, 也就不利于农业产值的快速增长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图1列出了2010年湖南省农业系统国有单位年末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构成, 并按照行业分为6大具体行业和其他, 按照学历情况分为4类和其他。

按照行业来分析, 2010年全省现有的科技人才为47616人, 从事农业的科技人才最多, 达到17297人, 其次是牧兽8392人, 这两个行业的科技人才分别站到全省总科技人才的36.32%和17.62%, 之后是农机, 也有3433人, 从事渔业的为1305人, 从事农经的人数较少, 为903人;其中, 研究生为高级知识分子, 其从事农业和牧兽的最多, 分别为338人和103人。

从图1中可以看出, 湖南省的农村科技人才分布严重失调, 科技人力资源相对较多的分布在农学、作物栽培学、土壤学、畜牧兽医等专业, 而农业经济这种将农业生产和技术与现代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管理学人才就相对缺乏, 农业高科技人才就更少了。另外, 在现有的农业科技人才中, 还比较缺乏的就是从事农产品检验检疫人才和农产品深加工的科技人才。而湖南省的农业生产要想走向世界, 必须大力加强农产品检验检疫和农产品深加工的科技培养, 这是走向世界的门槛。

按照科技人才的学历程度分析, 在总量上, 专科生和中专生的人数最多, 占到人才总数的69.71%, 而研究生的人数只有549人, 只占到总人数的1.15%;各学历程度的科技人员在农业中的人数都是最多的, 尤其中专生达到6785人, 专科生达到5738人;其中, 从事农机行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较少, 但专科生和中专生较多, 这是由于农机行业对技术要求高, 动手能力强;而农经行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就较多, 这也是行业特点多引起的。

从图2中可以看出, 湖南省的农村人才结构呈现“金字塔”型, 基本符合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知识学历的结构分布特征。但高等素质的人才太少, 就不利于科研技术的突破, 不利于农村和农村经济的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1.3.2 湖南省农村科技从业人员地区结构

按照地区划分, 岳阳市和常德市的农村科技从业人员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市州, 分别为8673人和8357人, 这也是由于这两个市的农业人口较多, 是湖南省重要的农业发展地区;而长沙、湘潭作为湖南省经济最为发达的两个地区, 其农村科技人才的数量只有1794人和1217人, 这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农业人口少, 经济发展不以农业为重点。

农业系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以初级最多, 占到总人数的53.43%, 具有一半以上的数量;正高最少, 只有0.5%的比例。虽然这是符合农业技术水平总体分布情况的, 但正高人数过少, 也不利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产值的增加。在各市州中, 益阳市的正高人数最多, 达到24人, 远远高于第二位的农业较为发达的岳阳市, 这是由于益阳市环保洞庭湖, 自然条件优越, 且地方政府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长沙的总体农业科技人才不多, 但副高人数占了较大的比重, 中级和初级较少, 这与长沙高等院校多、经济发达、人才集中有关;张家界及湘西自治州经济较为落后, 且以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为主要经济发展对象, 所以农业人才较少。

2 湖南省农业科技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问题

2.1 农村科技人力资源规模缩减, 高素质人才缺乏

总体表现为湖南省居民总体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低素质人口数量依然很庞大 (居民受教育的年限较低、文盲人口数量较大等) ;各种教育的总体供给能力仍显不足 (义务教育发展基础仍然相当薄弱、部分市州高中阶段的教育发展滞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偏差、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缺乏等) ;教育设施条件较差 (教学基础设施落后、教育技术现代化程度还很低、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教师队伍缺口较大等) ;教育经费投资力度不够 (湖南省总体教育投入水平低下、义务教育投资中政府负担部分仍然比较低) ;高水平的农业专家、学者数量少, 缺少开拓性和创造性人才 (高职称、高学历, 形成重大农业科技成果的专家、学者少) 。

2.2 科技人才结构失衡, 竞争力不强

湖南省科技人才资源的科学文化文化素质较低, 科技创新人才严重短缺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高层次人才极为缺乏、农业生产经营一线科技人才不足等) ;农业人口学历层次较低, 竞争力不强;城乡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差异明显;与东部地区相比, 地区间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差异更加明显;在现有的农业科技人才中, 人才浪费现象仍然很严重, 一部分学有专长的毕业生不到与专业对口的单位工作, 造成学非所用和人力资本贬值, 另外, 从实际工作和创造能力来看, 部分专业人员中还存在高学历、低能力, 高职称、低水平的现象。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人才结构失衡, 竞争力不强的问题。

2.3 培养体系不全, 市场化程度低下

主要问题是正规学校教育体系过于封闭, 未能向全社会开放, 与当前开放式教育不是很适应 (学校教育只重视正规学历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缺乏必要的沟通与衔接、成人教育缺乏应该有的监督和衡量标准体系等) ;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体系不健全 (以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为主的终身教育网络尚未健全、跨省区跨城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教育培训几乎是空白、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严重滞后) ;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 (民办教育发展缓慢、国立学校引进市场机制的步伐缓慢、教育投资渠道仍然比较单一、农业职业技术教育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 。

3 湖南省农村科技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3.1 重视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培养, 且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开发科技人力资源, 就是要重视农村科技人才的培养, 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湖南要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 以人为本的原则, 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牢固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发展观, 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政策与措施, 为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培养营造一个宽松的选才、育才、用才的政策环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阵地, 农业科技人才肩负着协调“三农”、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任, 给农业科技人才以发挥才能、实现价值的良好环境, 使其真正成为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的纽带。相关政府部门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人才之家, 同时加大舆论宣传力度, 为湖南发展建功立业的优秀农业科技人才树立典型, 树立榜样, 增强农村科技人才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努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和“广纳贤才、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和创业环境。

3.2建立和完善农村科技创新体系, 提高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

农村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是农业与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火车头, 湖南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必定是以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为动力。因此, 湖南省必须将提高农村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作为开发利用重点。建立和完善农村科技创新体系, 为提高农业与农村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开拓空间。实施农业科技人才创新战略, 提高农业科技的转化效率。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创新。就湖南省而言, 培养农业与农村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 主要是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创新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各级领导和科研管理部门要努力为广大农村科技人力资源营造平等竞争的良好氛围, 建立农村科技人力资源库和人力资源市场, 放开搞活, 广开纳贤之路, 善于发掘和大胆使用敢于和善于农村科技创新的年轻人才。同时, 还要不断提高农村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的质量。除此以外, 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 提高农村科技的应用率, 为高层次农村科技人才创新作用的发挥和高素质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再生奠定基础。

3.3 完善农村科技人才配置机制, 改善人才分配结构

人力资源的配置受地域、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具有较大的难度及复杂性。湖南地域广阔, 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不平衡, 受市场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支配, 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动复杂, 如是完全依赖市场机制调节, 必然会造成农村科技人力资源配置中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因此, 加强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宏观调控, 建立农村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机制, 采取多种途径, 大力培养和发现农村中的优秀科技人才, 建立起农村科技人才激励机制。首先, 要培养农村科技人才市场体系, 规范人才市场的动作。要在农村建立起功能完善、机制健全的农村科技人力资源市场和门类齐全的人才库, 形成人才有序竞争机制;其次, 要优化农村经济发展环境, 吸引、留住优秀科技人才为农村经济服务;最后, 要依法治理农村经济和社会秩序, 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1]焦少飞, 张炜.西部农业科技人力资源的现状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 2007 (5) :130-134.

[2]磨玉峰, 黄以平.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J].安徽农业科学, 2005, 33 (8) :1506-1507.

[3]李国祥.促进我国农业科技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J].科技导报, 1999 (2) :52-57.

炎帝神农氏与湖南稻作农业的起源 篇9

1 炎帝神农氏东迁与湖南炎帝神农学说

据传炎帝有十七代, 或言八代, 或言七十代。他从北方南下寻找粮食及医药, 最终在湖南发现原始水稻并建立古厉山国, 从此中国开始了农业文明进程。因此从湖北、湖南到处都有炎帝传说, 这是正常的。他的部族在湖南生活长久, 因此, 湖南各地皆有炎帝传说也是正常的。那么, 湖南境内最早的炎帝是哪一个支呢?又是何时东迁的?主要到了哪些地域?等等。笔者认为, 最有可能是湖北烈山氏 (随州的厉山) 。据现代考古研究推测, 大约在一万五千年左右, 一支名叫祝融的部落沿长江东下最早来到洞庭湖平原, 其中一部沿湘江南下来到永州 (零陵) 一带。相传炎帝神农氏带领氏族南渡长江开发潇湘, 火神祝融以火施化, 故南岳以祀祝融之神。今天, 湖南各地形成了多种炎帝神农故里传说, 主要有四种学说。

1.1 炎陵说

一是神农时代, 炎帝神农氏及其后裔在炎陵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主要有二十几处, 如炎帝神农氏陵墓, 它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境的鹿原陂南端的洣水河畔。史书记载:神农氏仙逝后葬于此地。《帝王世纪》载:“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之尾。”茶陵古属长沙, 茶陵因此而得名。鹿原陂, 古称白鹿原, 因林间产白鹿而得名。自从炎帝安葬在这里之后, 又称天子坟、皇山、炎陵山。氏族墓地, 氏族墓地位于炎陵山上 (又称皇山) 。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后裔葬在此。天池, 相传炎帝神农氏曾于此处洗药。又名洗药池。眠龙开口, 眠龙开口位于鹿原陂、纱石帽二景之中。古传炎帝神农氏金棺葬于此。霭仙山, 霭仙山位于炎帝陵东南十里处。上有帝母祠, 祀有娇氏。峤梁岭又名桥头岭, 距炎帝陵西南十里。《路史》等书载:炎帝神农氏在山上铸有尝药鼎。即此处。嘉禾县, 据王应章《嘉禾县学记》载:“嘉禾, 故禾仓也。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即炎帝神农氏得嘉禾处。炎陵的万洋山很可能就是《国语·晋语四》所描述的“姜”地。山中的桃源洞又叫神龙谷、黑龙潭和白龙潭, 是炎帝藏药和洗药之地。

二是祭祀炎帝神农氏的各种祭祀活动非常盛行 。《衡州府志》:“故凡后世有天下者, 皆祀之 (神农) , 而新即位者, 则告焉。示不忘本也。”这些祭祀活动包括:蜡祭、先农祭、先医祭、炎帝陵庙祭 (大祭、时祭、民间祭) 。有史书记载, 自从北宋以来, 开始了官方祭祀, 而在此之前, 夏代开始以来一直有民间祭祀。

三是建造了纪念炎帝神农氏的大量建筑。后人为纪念炎帝神农氏建造的纪念性建筑不胜枚举。这些历史建筑群成为游客瞻仰、陶冶情操、昭示后人的宏伟丰碑。主要建筑有:炎帝陵殿, 始建于宋代初期,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炎帝殿占地3 836平方米, 建筑面积903平方米。诸如此类的古老建筑还有很多, 如天使公馆、奉圣寺、县官斋宿之馆 (又名时祭公馆) 、胡真官祠、崇德坊、咏丰台、鹿原亭、白鹭亭、金沙亭、林子超先生纪念亭、飞香亭、味草亭、炎帝圣火台、炎帝陵牌坊、神农桥、御碑园等二十几处古代建筑[1]。

此外, 在茶陵独岭坳古人类文化遗址。独岭坳古人类文化遗址系原始母系氏族社会中期的一处大型原始聚落遗址, 湖南的考古挖掘, 发掘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些文物与文化遗址是炎帝神农同时代的文明。距今约七千年。由于它距离炎帝陵很近, 对我们进一步探讨神农时代中晚期的原始农业发展及其社会性质提供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

1.2 永州说

还有的学者认为, 湖南南部的湘南地区, 核心是永州 (零陵) 是炎帝神农的故里。也有大量依据证明这一学说的可信度, 如《管子·轻重》篇载:“神农种五谷于淇田之阳, ”就是今天的骑田山。骑田岭, 骑田岭在湖南宜章县南, 古籍记载的“连山”可能就是永州蓝山县旁边的连山。在永州的江永县还有大量的野生稻, 特别是道县玉蟾岩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稻谷和大量的遗存, 说明这里很可能就是早期炎帝神农氏的某支后裔。道县出土的人工水稻与神农发明农业是有些联系的。道县四周有嘉禾县, 文献记载与神农有关。《桂阳州志》:云:“天降嘉谷, 神农拾之, 教耕于骑田岭之北, 其地曰禾仓, 后以置县。”《衡湘稽古录》:“帝之匠赤制氏, 作耒耜于郴州耒山。”于是神农揭开了中国农业浩浩史册的第一页。嘉禾县, 古称“禾仓堡”, 清人李元度重修《南岳志》卷十引《湘衡稽古》云:“今桂阳县北有淇江, 其阳有嘉禾县。相传炎帝之世, 天降嘉禾, 帝拾之以教耕, 以其地为禾仓。后置县, 因名嘉禾。”

1.3 会同新说[2]

当前, 报道最多的是湖南会同, 提出了会同炎帝故里新说。阳国胜等先生提出了众多的理由, 包括怀化会同县的许多地名, 如:连山八卦庙、会同古地名等都与炎帝有关。另外其所引几条古书记载也是可供研究的。如:东汉《春秋纬·元命苞》:“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 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 生神农, 人面龙颜, 好耕, 是谓神农, 始为天子”。《山海经·大荒西经》明确记载:“大巫山、有金之山, 西南, 大荒之中隅, 有偏句、常羊之山”。而晋代《伏滔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神农生于黔中”, 又据《会同县志》记载, 会同古属“黔中”之地。史载炎帝神农氏又称“连山氏”, 会同古代有“连山”地名。连山的地貌证明炎帝出生在会同连山;大量的考古文物支持会同新说。在会同方圆20公里内发现坛子墙旧石器遗址、朗江新石器遗址等15处, 其中有5处在连山盆地, 说明1万年以前会同连山就已有人居住, 至新石器时代, 已是非常发达了。考古还证实, 古代会同距今6 500年左右已有稻作农业的萌芽。高庙遗址中的陶处上有禾苗图案, 大洞坪遗址发现有稻谷碳化物, 同期的鹤城荆坪遗址发现有割稻用的石镰。会同地区稻作农业出现在距今6 500年前后, 繁荣在距今5 500年左右, 这与炎帝“教民耕种”开创农耕新时代的事迹、年代都相吻合。

1.4 城头山说

据笔者研究, 炎帝又似可与城头山古城挂钩。神农氏又称烈山氏, 传说在湖南建了厉山国。《读史方舆纪要》:“澧水:州南三里, 源出慈利西之厉山, 东流会淡水, 又东经石门县会渫水, 又东至州城下, 州北七十里之涔水, 州东二十五里之澹水, 俱流合焉, 下流入于洞庭。《楚辞》:‘濯余珮于醴浦’虞喜云即澧水, 亦日兰江……”, 可见, 烈、厉、澧、醴相通, 今湖南西有澧县, 东有醴陵市, 炎陵县, 皆古长沙境。《南岳志·前献》引王万澍曰:“ (炎帝) [神农]都长沙凡七代。”这个古长沙包括澧县, 可能就是澧县城头山城, 因为炎帝的年代与古城能交合[3]。现代考古发现, 城头山文化遗址很可能就是炎帝神农氏的活动中心或“都城”。

因此, 湖南的三大新石器遗址都与炎帝挂钩是完全可以的。

2 炎帝神农氏与湖南史前稻作农业的关系

2.1 炎帝神农氏是怎样发明稻的

炎帝神农氏, 作为原始农业的先农、农神、先啬, 其记载及传说, 多杂有神话, 如“天降嘉种”及《拾遗记·炎帝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 其坠地者, 帝乃拾之, 以植于田, 食者老而不死”等等。炎帝神农氏所种“五谷”, 古时指黍、稷、麦、菽、稻, 也有以麻代稻的。这些古代农作物, 在今天的考古工作中都有不同发现。”

考古发现湖南境内是稻作农业的重要核心区, 与史籍记载的炎帝神农与农耕文明完全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遗存, 足以说明了 “南稻北粟”局面。也说明了炎帝神农故里应该在湖南境内。

2.2 湖南史前稻作农业起源及遗存实例

炎帝神农时代曾长期习惯和熟悉攫取天然食物的生活方式, 后来, 出现了栽种植物特别是谷类的生产活动, 按照《易经﹒系辞下》的说法, “耕而食, 织而衣” (《庄子·盗跖》) , 应该是指历史上的农耕时代。这种转变动因, 从根本说应是由于人口增长与人均天然食物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引起的。在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社会条件下, 人类迈出了从事种植生产活动的第一步, 开辟了增加食源的崭新途径[4]。

在中石器时代炎帝神农先民经过长期观察积累经验, 熟悉野生稻生长规律, 还可能加以适当照管, 懂得及时把握采集季节。那么炎帝神农氏是怎样管理农耕的呢?这可能要从发明农耕工具开始。按照《易经·系辞下》的记载, 神农氏“斫木为耜, 揉木为耒。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 它们不但发明了农耕, 而且还教育天下的人们管理耕作技术。我国古代的耒耜犁似乎是通用的。《说文解字》说:“耒, 手耕曲木也, 从木推丰”, “犁, 耕也, 从耒井声”, 段玉裁注“耜也, 耕曲木也”, 郑玄注《考工记》“耒, 耜之上曲也。耜, 耒之上金也”, 《庄子释文》“耜, 耒头铁也”。这就是说用耒加辕用牛耕便是犁了。有的学者认为耒耜之合体即是犁。耒耜犁作为耕作工具, 与牛的驯化与饲养分不开。而炎帝神农部落似乎是最先驯化牛的部落。古籍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 《炎陵志》说:“牛者, 农之所资也。习俗讹言, 因是谓神农。”这就是为什么最古老的石碑神农执耒图, 要在他头上添两只牛角。“人身牛首”是炎帝神农在农业上功绩的形象。当农业发展到牛耕时代, 农业已由原始农业过渡或进入到经验农业, 人们为纪念先农, 于是给神农造出“人身牛首”的形象。耒耜犁等工具与牛耕的出现改变了史前农业的耕作方式, 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5]。炎帝神农氏已经学会了农耕, 发明了农业。开始了生产经济的新阶段。

炎帝神农时代, 虽然发明了农业, 但正如《庄子·盗跖》篇所言, 人民仍然:“卧则居居, 起则于于。民知其母, 不知其父, 与麋鹿共处”, 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是什么动因推动这种原始农业进步的呢?有时遇到年歉收, 就会出现缺粮之忧。到后期阶段, 对野生稻的人工干预增强, 其中包括可能开始人工进行少量试种, 但并未达到把野生稻谷驯化的程度。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正是在对稻谷种子反复人工选择的基础上, 改变了野生稻的生存条件和遗传性, 初步驯化成功, 基本形成稻属栽培种, 可称这为原始栽培稻。原始栽培稻兼备籼稻、粳稻和野生稻的特征, 是一种由野生稻向现代栽培稻演化中的古栽培稻类型, 在演化史上具有一个亚种的全部特点[6]。

以我国的稻谷种植的历程来说, 从全新世气候转暖的时期起, 普通野生稻生长于华南南部, 特别是湖南境内形成了非常适宜的气候条件。出现了大大小小几百个原始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心。在湖南典型的代表有永州的道县玉蟾岩文化遗址、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等。

玉蟾岩文化遗址。玉蟾岩 (俗称蛤蟆洞) 遗址位于湖南省道县西北16公里寿雁镇, 是一处文化性质单纯、文化内涵丰富的史前洞穴遗址, 呈现出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面貌。时代距今1.2万年以前。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稻谷和原始陶片遗存。稻谷共出土多枚 (据报道, 近年又发现更多枚) , 同时在文化堆积土样中分析有稻属硅酸体。经专家分析鉴定, 玉蟾岩出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 是探索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及水稻演化历史的难得实物资料。1996年2月, 道县玉蟾岩遗址入选全国九五年度十大考古发现;2001年3月, 玉蟾岩遗址又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01年7月, 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蟾岩, 正成为国内外科学界和史学界关注的焦点。

2004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农业考古及人类起源学权威专家巴尔·约瑟夫, 以及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等十多位重量级考古专家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 就“中国水稻起源考古研究”这一课题开展新一轮考古发掘。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六粒已经炭化的稻谷, 其中一粒被证明是一万二千年前的栽培稻, 这对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印度说”“珠江上游说”“长江中下游说”等观点的争论划上了一个句号。它对揭开水稻起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同时也表明了玉蟾岩遗址在世界稻作农业文明起源中具有重要地位。

据了解, 1993、1995年湖南专家曾先后对玉蟾岩进行过发掘, 出土了大量的旧石器向新石器时期过渡的文化遗物, 其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石器均系打制, 其中锄形器可能是安柄用以掘土的工具。骨角器有骨锥、铲、镞、钩、角铲等, 打制和磨成的两种均有。陶器数量少又原始。文化层中出土50多种动物残骸和40余种植物遗存。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中国目前最早的稻谷壳实物遗存, 但已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迹;稍上部出土的3枚兼野、籼、粳稻综合特征, 是一种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

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城头山古城遗址位于澧阳平原中部, 澧县县城西北10公里的车溪乡南岳村境内。1991-1999年, 经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组织省内外专家先后9次对这一遗址进行科学发掘, 确认它是一座距今约6 200年前世界最早, 保存最完整, 内涵最丰富的古城遗址, 古城东门北侧还发掘出了距今4 000多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古稻田, 这些都证实了该城为中国最早的古城, 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古城”。在城头山水田遗迹中存留的稻谷、稻茎叶和根须, 反映出是撒播种植的迹象, 田边也有人工开挖的水坑、小水沟等灌溉设施。这是中国史前农业考古的重大突破。反映了当时的经济与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 生产力总体水平比新石器时代中期有很大提高。城头山古城遗址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它不仅为国内专家学者所认同, 而且举世公认。该城址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曾两次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而且获此殊荣者全国唯一。近年来, 先后有日本、韩国、英国、德国以及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来此参观考察。国内外新闻媒体和学术刊物作了广泛的报道。

在史前稻作农业方面的贡献还突出表现在城头山文化的澧县八十垱遗址。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垱遗址, 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 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 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 木为耜, 揉木为耒, 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 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 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

由此可见, 神农氏族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 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 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 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 彩陶最具特色, 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6 500年前, 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 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 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 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 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垱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 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 其子孙也就该氏族之名而衍于四方。这样, 湖湘水稻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 水稻也就成为湖南炎帝氏族的主要食物。

摘要：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也是稻作农业的创始人。据史实记载, 炎帝神农氏在上古代农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在史前稻作农业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据现代考古发掘表明, 与炎帝神农同时代的稻作农业非常发达。综合分析史实记载、历史传说、民俗民风和现代考古等都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应证, 形成了一条符合逻辑的证据链条。这些证据链条无一不指向长江中下游的“两湖”和湘江流域。特别是湖南境内的洞庭湖平原及湘江流域更是稻作农业的核心地。现代考古发掘也有力地证明了“南稻北粟”的学说和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也有力批驳了“南蛮”之地的邪说, 事实上, 在远古时代, 南方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先于并且胜过北方文明。南方也是中华文明的摇蓝。

关键词：炎帝神农氏,湖南,稻作农业,起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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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阳国胜.“炎帝故里”会同新说[N].湖南日报, 2009-04-30 (4) .

[3]章樨慧, 张前荣, 等.炎帝文化与旅游[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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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龙.略议炎帝神农氏及其与中原史前农业的关系[J].华夏文化, 2006, 4 (4) :31.

湖南辣椒与湖南人 篇10

2005年3月12日举行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2007年12月24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提出要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各自实际出发,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根据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 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 大胆创新, 尽快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为推动全国体制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该《通知》的下发, 标志着我国“两型社会”建设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

从《通知》中可以看出, 所谓“两型社会”, 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是指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中, 通过健全机制、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加强管理等手段, 动员和激励全社会节约和高效利用各种资源, 保护环境, 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环境破坏获得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社会发展模式。它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既要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 又要保证全社会较高的福利水平和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因此, 建设“两型社会”的着力点, 是调整经济结构,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建设“两型社会”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加强对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控制, 坚决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 尽快发展节约资源、环境友好产业体系。

2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对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经济作用分析

2.1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湖南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确实得到了快速发展, 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但同时也衍生了资源瓶颈、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5.5%, 却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30%的钢铁、15%的能源。而且水污染、空气污染、酸雨等问题日益严重。因此, 如何走出一条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道路, 如何实现产业从“三高一低” (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 到“三低一高” (低能耗、低污染、低成本、高效益) 的转变, 是中国当前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两型社会”建设的提出, 实际上就是为破解这个难题而存在的。而在“两型社会”建设中, 文化创意产业因其资源消耗低、对自然环境影响程度小、产业带动能力大而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突破口。

文化经济理论家凯夫斯认为, 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经济活动会全面影响当代文化商品的供求关系以及产品价格。当今经济的竞争, 早已不是谁比谁的机器更先进、谁比谁的技术更高明, 就能决定胜负的竞争时代, 而是创意制胜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之所以能起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发展经济的作用, 能在“两型社会” 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主要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特点决定的:一是创新性, 二是高附加值, 三是强渗透性, 四是强辐射性。以上特点说明, 创意产业商品的核心是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 是知识和文化, 是一种无形产品。其本身是不需要消耗任何原材料和能源的, 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更不会产生环境污染物质, 只是有的需要一些有形载体作为传播手段而已, 而同时它又能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从产业发展的层面来看, 它属于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和可持续产业, 而这正是实现产业升级、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途径和目的所在。目前, 文化创意产业以其环保、低能耗、经济拉动力大的特点成为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新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国家发改委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齐勇峰也指出, “我国的制造业缺乏品牌和技术含量, 价格便宜, 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制造业水平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2.2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在湖南“两型社会”建设中经济作用显著

近年来, 创意产业在我国正在悄然兴起, 并逐渐成为新一轮地区和城市竞争的首要目标, 北京、上海、深圳、长沙等众多地区和城市都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列入“十一五规划”。北京市政府出台关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36条扶持政策, 启动10亿元资金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打造六大创意产业中心, 争取3年内实现创意业占GDP的比重达到9%的目标。2005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已超过960亿元, 其增加值占北京生产总值的1 4%以上。按照目前北京市文化产业年均增幅计算, 2010年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将超过1000亿元;上海到2010年实现创意产业占GDP的10%, 产业总值达500亿元左右的目标;重庆市计划“十一五”期间投资3.5亿元重点发展三大类创意产业。到2010年, 重庆市创意产业增加值约占该市GDP的6%, 达到300亿元左右。

近几年来,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 在湖南经济发展中作用日益显著:一是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截止至2006年6月, 湖南省已初步确立了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化娱乐、旅游为先导的产业主体框架。二是文化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十五”以来, 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8%, 占全省G0P的比重由2000年的2.5%上升到2006年的3.8%。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目前湖南文化创意产业中业已形成了包括出版业、影视文化产业、歌厅文化产业在内的、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产业。2006年,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总资产达到64.04亿元, 已连续5年入围中国企业集团500强;动漫产业总产值达53.7亿元, 原创动漫3万多分钟, 占全国三分之一强。“十一五”期间, 湖南将重点发展媒体传播、出版发行、文化旅游、文娱休闲、卡通动漫、文博会展、文化体育和民间工艺等八大文化创意产业, 力争实现总产值700亿元以上, 占GDP的比重达12%以上。

3 发展湖南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对策建议

当前, 加快发展湖南文化创意产业, 充分发挥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在湖南“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紧扣湖南特色, 发展重点行业

强烈的湖南地域特色和不错的产业基础给湖南的文化创意产业构建了一个较好的发展基础。因此, 在湖南推进文化和旅游、科技的结合, 优先发展数字娱乐业、现代传媒业和旅游文化服务业大有可为。目前的难点是准确找出快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突破口, 即选择什么样的产业门类来作为支柱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来培育, 这也是研究培育和发展支柱性文化创意产业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目前,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要继续保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演艺娱乐、报刊业“四轮驱动”和旅游业和会展业“两翼齐飞”的良好局面,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全面发展。同时, 政府部门要重点支持广播电视、出版、报业、娱乐等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支柱行业, 进一步打造“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报业湘军”, 扩大其影响力, 增强经济拉动力。

3.2 弘扬创意文化, 培育创意人才

人才, 特别是创意性人才, 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其重要性尤为突出, 甚至成为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成为创新源。英国将文化创意产业称为创意产业, 正是基于个人创意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突出贡献。可以说,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人才最关键。对于区域文化创意产业而言, 即使有更多的优惠政策, 如果没有人才做支撑, 也是一句空话。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 在人才集中的地区, 特别是大学周围, 容易形成了各种创意工作室乃至创意群落, 政府可以顺势推动, 促成产业集群。目前, 我省长沙等大部分城市市已建立大学城或大学园区, 已经累积起了相当雄厚的高等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 政府在此可以大做文章, 促使大学园区为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同时, 政府应当从当地实际出发, 建立和完善创意人才培养、招揽、引进和使用机制。

3.3 建立健全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法规,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由于目前技术创新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而且创新成果又非常容易被盗版、流失, 使得技术创新所要求的环境、条件比其它投资要苛刻得多。因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指出, 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 最重要就是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的政策。

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尽管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 但如何保护创意、创造等知识产权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在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政府应加强政策宣传, 建立健全相关法规政策, 加大打击侵权、盗版的力度, 积极建立产权交易平台和完善产权交易体系, 构筑产权流转顺畅和交易自由的平台。

3.4 强化服务意识, 构建高效政府产业发展服务体系

政府是推动创意产业的重要力量。运用国家的力量推动创意产业发展, 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对于湖南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未来发展来说, 政府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至关重要。强化服务意识, 构建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关系到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全局。目前, 政府加快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是制定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二是出台优惠政策。有效的政策可以催生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三是提供公共基础服务。政府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必须建立诸如博物馆、音乐厅、美术馆、大剧院等设施, 累积文化存量, 以催生文化企业。四是综合协调政府管理部门与文化创意企业之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间, 园区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一方面, 政府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调控它们之间的关系, 使其相互促进, 和谐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很强, 园区的产业集群具有“溢出效应”, 因此, 政府应当充分利用这种关联关系。

3.5 加快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渠道改革

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创意市场化和积极发展的关键因素, 也是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其核心是在投融资领域导入市场机制改变主要依靠政府直接投资格局, 放开社会资本进入文化创意产业的准入限制, 形成社会资本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投资社会化是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化的前提。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具有高附加值、高赢利性的经济领域, 只有大量吸纳社会资本, 走投资社会化的道路, 才能达到市场化的要求。加快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渠道改革, 主要是要重视民营资本的作用, 积极组建文化创意产业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 充分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项目, 形成以国家投资为主体、引导社会资金广泛参与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

此外, 还必须注重文化创意企业集团的打造, 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约化程度, 完善大型文化创意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支持大型文化创意企业 (集团) 实施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 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强强联手, 增强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 实现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本文从“两型社会”的内涵出发, 对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在湖南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经济作用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发展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对策。

关键词：两型社会,文化创意产业,经济作用与发展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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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轶.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范式的分野及反思[J].现代传播, 200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