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四篇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 篇1

关键词：欧盟,中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德国、日本和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与德、日相比,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保持的时间最长, 并且仍在延续。30余年来,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引进FDI流量从1999年的403亿美元, 增长到2008年的1083亿美元。尤其是在全球FDI从2001年开始下降期间, 中国仍保持高速增长, 其主要表现为投资规模大、投资领域宽、服务业的投资比重急剧上升。2009年, 即使受美全球金融风暴影响, 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仍达到了900亿美元。

目前, 欧盟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体, 但在全球的重要经济体中,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在中国引进FDI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最多的。从1986—2008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中国香港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均比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多, 在中国引进FDI总量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 日本和美国在较长时期内 (1986—1996年和2001—2003年) 对华直接投资的流量均比欧盟多。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具有某种同步性, 而美、日、中国香港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同步性则不明显。本文将针对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正面影响;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其他重要经济体的作用又有怎样的区别;在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作用存在怎样的差异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理论综述

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于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做了大量研究, 多数研究认为FDI会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吴林海等 (2003) 则研究了集聚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同时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区域创新网络效应, 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江锦凡 (2004) 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溢出效应两方面的作用, 并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别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制度变迁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 肯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多学者则采用面板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同时采用了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该问题, 如魏后凯 (2002) 、马岩 (2006) 等, 他们也得到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果。Tang等 (2008) 利用1988—2003年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和VAR模型, 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之间只有单向因果关系。

三、实证检验

(一) 模型构建

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主要分为三类:早期的后凯恩斯增长理论, 主要强调投资和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哈罗德-多马模型) ;新古典增长理论, 主要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 (索洛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 强调研发 (R&D) 、人力资本积累和外部性的作用 (罗默-卢卡斯类型的模型) 。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中, 很多学者采用了如下回归模型:

gi, t=c+β1FDIi, t+β2INVi, t+β3Li, t+εi, t (1)

其中, 下标i代表地区, t代表时间, g为经济增长率, FDI为外商直接投资, INV为国内投资, L代表劳动力。

在研究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时, 可将模型 (1) 中的FDI项替换成欧盟对华直接投资 (设为EUDI) , 模型 (1) 变成如下形式:

gi, t=c+β1EUDIi, t+β2INVi, t+β3Li, t+εi, t (2)

在实证检验过程中, 模型 (2) 主要适用于由我国各省区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为了将欧盟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其他经济体的作用相比较, 还需用构建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的模型来检验不同来源地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 为了进一步考察前期投资对本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需要在模型中加入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项和国内投资项, 则有如下几个模型:

gt=c+β1FDIi, t+β2FDIi, t-1+β3INVt+β4INVt-1+β5Lt+εt (3)

其中, FDI为某经济体对华直接投资, 下标i=1, 2, 3, 4, 分别表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 (EUDI)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设为USDI)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设为JPDI) 和中国香港对华直接投资 (设为HKDI) 。

(二) 指标与数据

将上述模型中的变量的度量指标和数据作如下说明:

(1) g为经济增长率指标, 采用相应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度量;

(2) EUDI、USDI、JPDI和HKDI分别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香港对华直接投资, 由相应来源地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度量;

(3) INV为国内投资指标, 采用相应地区的固定资本投资额与外商固定资本投资额之差占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度量;

(4) L为劳动力指标, 采用相应地区的从业人员数或人口自然增长率来衡量。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模型 (2) 进行估计, 样本数据的时间段选择2006—2008年 (见表1) ;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模型 (3) 进行估计, 样本数据选择1994—2008年 (见表2) 。

注:g为真实GDP增长率, 即剔除了通货膨胀率 (以CPI来衡量) 的GDP增长率。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2009》

(三) 估计结果及分析

1.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分析

首先, 为了确定中国经济增长与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直接存在均衡的相互关系, 有必要对g和EUDI两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3来看, 变量EUDI的原序列三种单位根检验结果显著性都很高, 而变量g的ADF检验和PP检验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但LLC检验通过了5%的t检验。这说明两个变量g和EUDI的原序列均为平稳序列。由表4可知, 通过采用Pedroni检验对g和EUDI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表明g和EU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注:括号内为相应统计量的P值。

注:括号内为相应统计量的P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其次, 利用面板数据来分析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作用。经测算F统计值和进行Hausman检验, 确定面板数据变量g与EUDI之间的模型应为随机影响的变截距模型, 实证检验将采用由我国20个样本省 (直辖市、自治区) 构成的面板数据, 代入模型 (2) 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见表5第①列) 。进一步地, 将中国划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 分别建立三个地区的随机影响的变截距模型加以回归, 以检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 (估计结果见表5第②、③、④列) 。

表5的四组估计结果显示, 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较高, DW值在合理范围内, 证明模型的设计较好地反映了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第①列来看,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从第②列来看, 欧盟直接投资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同时国内投资和劳动力增长也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第③列来看, 欧盟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但检验结果不明显;从第④列来看, 欧盟直接投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同时国内投资也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地区包括: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云南、陕西、新疆。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2.欧盟与其他重要经济体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分析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利用表2中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对模型 (3) 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 欧盟、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当期作用均表现为明显的负面影响, 而上一期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促进作用 (或者说当期投资对下一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在这四个重要经济体中,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表现稍好, 因为EUDI的滞后一期项系数的正值大于当期项系数的负值, 说明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后续促进作用可以弥补当期的负面作用, 而这是其他经济体对华直接投资没能做到的。剔除FDI和INV滞后一期项之后的估计结果同样证明了仅有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促进作用。另外, 估计结果表明, 国内投资虽然当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但对后期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在多数情况下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

从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来看,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促进作用。其中, 除了中部地区外,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利用时间序列的研究结果来看,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明显要好于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对华直接投资。因此, 中国有必要在今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 加大力度吸引更多的欧盟对华直接投资, 以充分发挥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浪南, 陈景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 2002 (6) :20—26.

[2]江锦凡.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J].世界经济, 2004 (1) :3—10.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 篇2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定

目前,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因素:

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该因素通常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为代理变量,且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即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对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如Nigh(1986)认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美国FDI流出的最显著因素。Hennart和Park(1994)对日本跨国公司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Root和Ahmed(1979)以及Schneider和Frey(1985),对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和GDP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两者高度正相关。使用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为代理变量的研究者也得出对直接投资影响显著的结论,如Goldberg(1972)、Root(1979)、Lunn(1980)等。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使用市场规模增长率作为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解释变量,如Culem(1988)回顾6个工业化国家之间的FDI双边流动,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率、单位劳动成本、贸易流动、规模经济一起构成FDI流出的主要决定因素。此外,Barrell和pain(1996)、Bhasin和Economu(1994)、Dunning(l997)等也大致得出相同的结论。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理论假定如下:

理论假定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双边贸易正相关。

2.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关于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者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前者以蒙代尔为代表,其在包括要素流动在内的标准H-O模型的基础上,于1957年首先提出了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即贸易壁垒会产生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由于这种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以便克服贸易障碍对资本效率的抵消作用,因此一般被称为“关税引致的投资”。在贸易障碍导致投资的情况下,资本主要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而如果流入的是出口部门,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讨论互补关系的学者如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即认为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呈现互补关系;Helpman和Krugman(1985)认为,若存在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报酬递增,由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就会产生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由此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Markuson和Svensson(1985)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是合作的,那么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表现为互补关系;若反之,则两者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本文对贸易和投资的假定如下:

理论假定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两国的贸易量正相关,即两者为互补关系。

3.东道国汇率因素。一般而言,东道国汇率贬值会产生两种效应,即生产效应和财富效应,两种效应理论都会导致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因为东道国货币的相对贬值降低了在东道国投资的所有要素成本。很多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该观点,如Yoshida(1987)认为,日元对美元的重新计值以及针对日本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反应是日本跨国公司FDI流出的重要决定因素。Whitmore等(1989)的研究认为,相对于美元的本币升值是FDI流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决定因素。Campa(1993)对流入美国批发业和贸易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发现,相对于美元的日元贬值与日本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量是负相关的。Tamami Okawa(2001)对汇率变动与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表明,日元相对美元的升值虽然没有显著增加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但对出口导向的电气设备部门有显著的正影响。

理论假定三: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正相关,即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将导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加。

4.东道国的要素成本。理论上认为,国际投资的流动会因要素投资回报率的不同而受影响。资本不断从母国流向东道国,直到投资回报率在两国间相等为止。在资本和劳动被假定为相互替代的条件下,当劳动成本较高时会导致更多的使用资本。这种交互作用导致只有工资水平相等时,资本回报率才相等。邓宁也认为,以劳动成本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生产成本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内容;较低的工资水平使得向该市场的投资比在国内市场投资或其他外国市场投资赢利水平更高。实证研究方面,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决定因素的研究表明,劳动成本差异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FDI的1个显著决定因素(London、Ross,1995;Lucas,1993;Schneider、Frey,1985;Summary、Summary,1995;Wheeler、Mody,1992)。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要素成本对吸引FDI并不重要,如Krugman(1991)认为,外部规模经济导致一种产业在特定区域的集中,因此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总是许多跨国公司的第一选择。Kravis和Lipsey(1982)发现,在劳动成本、真实GDP和贸易开放度3个变量中,劳动成本是最不显著的FDI决定因素。

理论假定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劳动力成本负相关。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综合考虑以往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笔者选取1986—2007年的主要经济变量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变量包括:

1. 被解释变量。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FDI)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单位为万美元。

2. 解释变量。

主要有:(1)中日双边贸易量(TRADE),以历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万美元。(2)人民币兑日元的实际汇率(RR),该指标通过公式就算而得:人民币兑日元的实际汇率=人民币兑日元名义汇率×(中国消费价格指数/日本消费价格指数);人民币兑日元的名义汇率为人民币兑日元的年平均汇价,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两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网站(http://www.ilo.org/global/lang--en/index.htm)。(3)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该指标用来衡量中国市场规模大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亿元人民币。(4)中日两国实际工资差异(LC),该指标由两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来衡量,具体测算公式是:两国实际工资差异=(中国制造业工资总额/中国消费价格指数)/(日本制造业工资总额/日本消费价格指数),制造业工资总额和价格指数均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统计资料。

上述绝对变量如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出口贸易额在模型估计之前均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指数),消除价格因素干扰,然后对各变量取对数形式,以消除经济变量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二)模型设定

通过对各个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综合对比以及多种函数形式的拟合效果筛选,笔者最后选用如下模型进行拟合:

三、模型估计与检验

对上述模型运用eviews5.0软件,通过经典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括号内为t值,*代表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与事先的假定一致,且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水平检验。调整后的R2为0.88,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拟合示意图如图1所示。

D.W的值为1.95,说明原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另外,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通过运用怀特(white)检验,对模型作进一步的异方差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由上述检验结果,由于检验统计量Obs*R-squared的相伴概率为0.34937,大于0.05,因此,接受原假设,即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四、模型解释与政策建议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有正面影响,而两国实际工资差异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有负面影响。通过对该模型结果的具体分析,可发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决定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模型结果可看出,两国贸易每增长1%,将带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0.85%。换言之,中日两国的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相互促进,呈互补关系(Kojima,1978)(1)。贸易对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开展贸易形成对东道国当地知识的积累,进而为投资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反过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表现在:(1)逆出口效应。即由于东道国较低的要素成本,于是跨国公司选择在东道国投资生产然后再反向出口到母国。(2)投资生产的关联效应。即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倾向于从母国进口其投资企业所需的各种资本品、零部件及相关服务。这可能源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就会产生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由此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Helpman和Krugman,1985)。

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历史实践来看,1993—1995年中日两国贸易额分别比上年增加了137亿美元、98亿美元、94亿美元,而这一增加正是伴随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正是由于直接投资的增加带动了中日三资企业对日本反向出口的增加,而三资企业的生产需要又引起了对日本的零部件、原材料及机械设备等中间产品与生产资料进口的迅速增加。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00年,按照中国统计,中日进出口贸易额2000年达831.7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5.7%,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416.5亿美元,从日本进口415.1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28.5%和22.9%。而其中三资企业进口比重占68.5%,出口比重占56%。另外,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产品结构来看,近年来增长较快是机电和纺织产品,而从近年来日本对华投资的产业机构来看,对这两类的直接投资比重也较高。由此可见,中日两国贸易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企业对华的直接投资。另外,从中日两国的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间序列来看,两者的变动呈现了高度的一致性(见图2)。图2中左边纵轴代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右边纵轴代表中日两国贸易量。

2.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从实证结果来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将导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1.99%。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要大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幅度。这说明中国广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在的发展空间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较明显和强烈。据大量相关研究表明,日本对华的直接投资较大比重体现在对中国市场份额的获取。事实上,只有在较大的市场规模条件下,跨国公司的规模经济效应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进而获得更可观的垄断利润。另外,考虑到与日本国内狭小的市场相比,其巨大的生产能力要得以释放和发挥,对中国进行投资的意义就更为深远。此外,从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上看,两者也同样存在较为一致的变动趋势(如图3)。

3.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模型结果显示,两国实际工资差异每增长1%,将导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降低0.7%。一般而言,东道国低廉的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是跨国公司对其进行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也证明,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体现为对低廉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使之成为日本的生产加工基地。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基本上属于低成本导向型的。有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大约为中国的18倍~43倍,韩国的3倍,香港特区的2倍~4倍,新加坡的3倍~5倍,菲律宾的10倍~21倍,泰国的10倍~19倍,甚至比美国还高出40%。因此,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将导致日本直接投资的相应减少,而劳动力成本的减少将有助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

4.汇率因素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助推剂。在本文中,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是正相关的,即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将导致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反之则减少。具体而言,实际汇率每上浮1%,将导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加0.12%。该结果与前面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通常而言,东道国货币相对投资国货币贬值时,可降低投资国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进而可能导致生产规模扩大。而且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国投资者据此可以获取利润。因为东道国汇率贬值后,相对而言,投资国的财富增加,如果以投资国货币来衡量资本的价值,那么所有的生产投入如劳动、土地、机器和东道国的资产在其货币贬值后都变得更便宜了,从而鼓励外国企业来东道国投资。此外,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不仅提升了中国出口部门的比较优势,而且提高了它吸引FDI的竞争力,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出口的进一步增长。贬值促进出口导向型FDI的增长(邢予青,2003)。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时间序列相关性可用图4来说明。在本文所选取的解释变量中,实际汇率与直接投资的相关性最高。从历史上看,1985年“广场协议”至1995年10年间,人民币对日元的名义汇率从1.25元人民币兑换100日元上升到8.92元人民币兑换100日元,贬幅达到70%,相应地,人民币对日元的真实汇率也大幅贬值,而这一时期是日本对华FDI增长最快的时期。自2005年7月中国汇改以来,人民币持续小幅升值,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呈减少的态势,200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为652 977万美元,而2007年已减少为358 922万美元,减少了45%。

中日两国有着紧密的经贸和地缘关系,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体现了较多的互补性,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对两国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的融合与和谐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因此,如何有效利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当前是十分重要的。通过上述分析大致可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1.考虑到中日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互补关系,应继续加强中日两国双边经贸联系,拓宽合作领域,减少贸易壁垒和摩擦,进一步深化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相互促进关系。

2.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减少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领域,并制定规范的引资政策及配套的优惠政策,进一步促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的提高。尤其在当前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条件下,更应当通过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政策以抵消汇率升值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

3.制定科学合理的引资政策,引导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合理流向。鉴于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应继续鼓励日本企业对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投资,但是考虑长远发展,应该同时积极吸引和利用日本先进的技术,发展中国支柱产业,加快产业升级。

五、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借助计量模型,以时间序列为基础,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各变量较为显著,模型拟合效果较优,而且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完全一致。但是本文的研究目的集中在对主要宏观变量的分析,而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可能是很多的,因此,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增加解释变量的种类,如东道国的税收、经济开放度及私有化、法律环境、制度环境、政府政策及文化因素等不太容易量化的指标;另外,本文研究主要是从东道国即中国的视角考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而投资国的经济变量显然也会对其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如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投资企业的发展情况包括诸如企业的治理结构等方面、投资国政府对外投资的鼓励政策和支持力度,等等。二是可以将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一对比研究,比较两者的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而也可获得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张新乐,王文明,王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5).

[2]马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6).

欧盟商会：欧企仍看重对华投资 篇3

中国经济放缓，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来自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竞争加剧……如今，欧盟企业在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然而，据一项调查显示，欧盟企业仍看好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在华投资，受访企业中逾六成计划在中国进行新的投资。

中国对欧企战略意义日增

近日，由中国欧盟商会和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2》(下称《调查》)称，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中国对于欧盟企业的重要意义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份有超过550家会员企业参与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欧盟企业都将中国视为其全球业务的推动因素：97％的受访企业表示，中国在其全球总体战略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或者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与去年持平。受访企业认为主要因素是中国市场的持续增长以及不断扩大的内需。78％的受访企业表示看好中国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潜力。

自2009年以来，欧盟企业在中国产生的收入占其全球收入的比例明显增加。今年，45％的受访企业表示，在中国产生的收入占其全球总收入的比例超过10％。2009年，持同一观点的受访企业不足三分之一。

盈利方面，受访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总体盈利能力被继续看好。2011年欧债危机达到顶峰之时，约有64％的企业表示息税前利润比2010年有所增长。

此外，对华投资方面，《调查》显示，欧盟企业在华累计投资额继续上升。投资额超过2.5亿欧元的企业占比从2011年的15％增加到2012年的20％。且63％的受访企业表示今年正在考虑进行新的投资，而2009年这一比例仅为39％。这些投资计划表明，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企业更看好其在中国的业务前景。

“在中国设有业务的欧盟企业不仅认为中国目前是投资首选目的地，还看好其未来的投资吸引力仍适合投资。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未来在全球进行新投资的前三个目的地之一。”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大卫在发布会上表示。

除了新的投资之外，逾半数欧盟企业表示，它们正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业务扩展到中国的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各个行业在这一点上相当一致，所有行业的受访企业都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在中国的其它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投资。

“这些扩张计划表明，中国政府鼓励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投资的努力已见成效。”大卫说。另一方面，欧盟企业全面拓展中国市场也是珠江三角洲(传统的低端制造业基地)等地区的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的直接后果。

在招募员工方面，61％的受访企业在201 1年增加了永久性雇员职位数，近四分之三的受访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雇用更多的人员。

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

《调查》发现，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市场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私营企业在传统业务方面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欧盟企业正面临着来自中国私营企业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而且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也使其盈利能力不断被削弱，某些市场领域的增长变得缓慢甚至已经饱和。

《调查》显示，今年有14％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已经开始降低成本，该数据去年为8％。63％的受访企业将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视为主要关注的问题。

同时，欧盟企业正在寻求降低成本来缓解价格压力。虽然欧企日益希望能进入更多的行业，但投资计划表明，很多努力仍然是为了保持现有的市场份额。

此外，产品定价、市场营销和品牌认知度是中国私营企业的三大竞争强项，标志着传统业务领域的竞争日渐白热化。国有企业被认为在政府关系方面最有竞争力，而这个领域也是国有企业的传统强项。

“在华欧洲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竞争。其中，中国本土企业在品牌、市场营销与销售能力和产品质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在中国市场保持其竞争力，欧洲企业需要更好地了解当地客户和消费者的需求，并继续实行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罗兰贝格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文波表示。

二成欧企考虑转移资本

《调查》认为，中国监管环境的进步并未能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外资企业仍感觉受到了政策上的歧视对待。受访的欧盟企业表示，其在中国仍然会因市场准入和监管壁垒而失去大量商业机会，这些机会价值巨大，这是它们当今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48％的受访欧洲企业认为，市场准入和监管障碍使他们错失了商机。64％的公司认为，这些错失的商机价值占其在中国收入的10～50％。22％的受访企业承认正在考虑将投资从中国转移至其他经济体，主要原因是“成本不断攀升”及“在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开展业务的相对便捷性”。

“监管环境缺乏改革的现状令人担忧，严重影响外资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的运营。随着成本上升，以往稳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动恐将放缓，而计划中的投资也可能被转移至其他新兴市场。”大卫表示。

但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丁凯对记者解释，这种转移只是问卷中设置的考量风险，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已开始行动。而考虑转移出去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的纺织等行业，转移目的地则包括成本更低的越南、拉丁美洲等地。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报道，尽管欧企对中国市场有一些顾虑，但是出现欧企大规模“逃离”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因为70％以上的企业依赖于中国市场，越南等地的整体条件与中国还有差距。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想绕开中国是不现实的。

我国引进欧盟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篇4

一、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2006-2008年,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投向了如下四个地区:江苏、上海、北京、广东。欧盟在这四个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占其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在大多数年份都超过了6%, 比重之和一般在48%以上。其中, 在江苏的投资均超过了22%, 在上海的投资均超过了8%。另外, 2008年在天津和陕西投资的比重均超过了10%, 2007年在辽宁、浙江、安徽、山东均超过了6%。相比之下欧盟在山西、黑龙江、福建、江西、河南、重庆、云南、新疆等地的直接投资很少, 占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也一直很低, 其中在重庆、云南和新疆的投资比重一直也未曾超过0.5%。

从2006-2008年各地区来自欧盟直接投资占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来看, 在北京、上海、江苏和安徽四个地区大多数年份超过了5%。不过, 从个别年份看, 2008年的山西和陕西, 以及2006年的新疆, 上述比重均超过了22%, 表现很异常。当年, 之所以出现这种异常, 与上述地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偏小, 而欧盟直接投资又突然增大有很大的关系。

总体来看, 2006-2008年, 中国20个样本地区来自欧盟的直接投资占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比重分别为5.39%、4.42%和4.83%。

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

欧盟在华制造业的分支机构数量和直接投资额分别超过了86%和83%。从欧盟在华制造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看, 有18%分布在化工、橡胶和塑料行业;有接近13%分布在金属制品、机器和设备行业;有11%分布在电气和电子行业;有接近9%分布在食品行业;有8%分布在非金属矿行业;有7%分布在纺织和服装行业。从欧盟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 除运输设备行业所占比重达到13.27%外, 对其他行业的投资额比重与欧盟在华分支机构数的占比大致相当。欧盟对华运输设备工业直接投资额之所以较大, 是因为欧盟国家有多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对华投资, 例如, 大众、梅赛德斯—奔驰、沃尔沃、标志、雪铁龙、雷诺和菲亚特等。这意味着欧盟主要的汽车制造公司已经进军中国市场。

在中国服务业和贸易业, 分布着11%的欧盟在华分支机构和13%的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其中, 运输和通讯服务业的在华分支机构占4%, 投资额占7%。欧盟对华制造业和服务业直接投资所占的比例关系为83∶13, 显然不同于欧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两个产业投资的比例关系20∶80。换言之, 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是以对外服务业投资为主, 而其对华直接投资则以制造业投资为主, 这也是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较小的重要原因。

三、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成员国结构

2007年1月1日之后, 欧盟成员国扩充至27个。欧盟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较高, 但各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因此, 欧盟各国对华直接投资必然有多有少, 对中国来说, 来自欧盟的直接投资也就呈现不同的来源国的分布结构。

据统计, 2006-2008年, 对华直接投资额排在前五位的欧盟国家依次是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其中, 德国这三年对华直接投资额占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均在22%以上, 其中2006年甚至达到了40%, 不过德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在2006-2008年呈减少趋势, 年均下降幅度超过了15%。英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占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也在25%以上。但好于德国的是, 这三年中英国对华直接投资额以年均33.42%的速度增长;法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占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稳定在10%-15%之间, 投资额以年均16.43%的速度稳定增长;意大利和荷兰的对华直接投资额占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均在10%以上;意大利和荷兰两国的投资额虽然都呈上升趋势, 但是意大利投资的年均增幅达到了22.25%, 而荷兰投资的增幅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