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机制制度 篇1
一、档案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 制度”“, 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视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225。 档案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档案事务相关的体系安排及特定成员在档案相关事务中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档案制度既包括档案机构及其业务的安排,又包括具体业务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如归档制度、鉴定制度、利用制度等[2]20。 一部分档案的行为规则是源自档案发展而自发形成的,而更多的规范和制度的形成是需要外力如国家权力强制决定。“ 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 制度变迁就是新制度安排代替、 转换和交易旧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由此可见,制度变迁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制度创新问题,即新的制度安排如何产生的问题;二是如何从旧制度安排过渡到新的制度安排,即新旧制度如何转轨的问题[3]31。 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理论是:( 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 2) 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 3) 影响人们对“ 客观”存在变化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1]7。 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产权理论运用到档案制度变迁中,则是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的分析;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国家理论运用到档案制度变迁中,则是对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和内在矛盾的分析;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理论运用到档案制度变迁中,则是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推进及阻碍档案制度变迁的作用的分析。
二、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的分析
信息产权是信息所有人或其他信息权利人对相关信息在采集、 使用、转让、存储、修改等活动中所享有的人身权与财产权。 档案信息产权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档案资源所有权的主体,即档案归谁所有,拥有档案产权的同时对产权承担明确的责任;另一方面是档案资源所有权的客体,即档案所有人所有、使用、支配的权利,包括有档案本身的产权,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权,档案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交易权。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国家档案全宗理论的影响,我国对档案的所有权问题是这样规定的“: 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国家全部档案成为国家所有的文化财富,彻底废除了档案的所有制,实行了档案的国有化。 ”受国家所有制的影响, 我国绝大部分档案资源归国家所有,对其的占有、使用、处置均由国家来决定。 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档案的概念也逐步扩大,档案的产权问题日益得到重视,《 档案法》 明确规定了我国档案的所有制形式有三种,即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 而现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机制根据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变动引起价格变动从而实现对资源进行分配,组合及再分配与再组合。 由此引起了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
产权理论是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机制去不断提高企业效益。所以,要明确档案信息产权, 调整和优化档案信息产权的结构,从而优化档案资源配置。 由此推进了档案制度的变革。一直以来,档案都具有“ 准公共物品”的属性, 档案部门是公益性事业机构。 政府“ 垄断”档案资源,档案的信息产权归国家所有,政府调整和明晰档案的信息产权。 各档案馆的档案信息利用率与其馆藏档案数量相比极其低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其中的信息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二是各档案馆馆藏中存有无用信息,占有大量的空间和保养经费[4]5,因此导致资源的浪费与闲置。 解决这种资源浪费与闲置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引入市场机制,即以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建立档案信息市场。
由上文所述,档案制度的一系列变迁体现在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上:档案制度变迁的本质就是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 产权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 档案信息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一种客观分布而形成一种资源的客观配置状态,档案制度一系列变迁就是促进形成这种稳定的产权格局。
三、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和内在矛盾的分析
关于国家存在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契约理论,即国家起着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作用;二是掠夺论,即国家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而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明确国家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国家是以公正为交换在提供服务与保护,例如国家为档案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同时也会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自上而下地强制性档案制度变迁。
国家对档案的影响直接作用于档案制度上。档案制度并不是自然出现形成的,国家对档案制度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政府一旦介入到某一政策领域内就可以通过官僚制度组织结构成为物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5]2。 各国均为各级政府部门收集和保管的档案制订了各种细致的规则,如档案收集制度( 归档范围和立档单位的设定)、档案鉴定制度( 保管期限表隐含的意义)、档案利用与开放制度等等,以确保政府对档案的连续性的、系统性的积累。 国家在档案制度方面的需求体现在档案制度要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档案制度要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起积极推动作用。
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在于为满足其在档案制度方面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档案制度的供给。 通过国家在档案制度的需求和供给的作用体现,不难看出国家在档案制度供需的内在矛盾,即争取统治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协调档案制度供需均衡之间的矛盾。 档案制度变迁必然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制度状态的变换在时间上延续和空间上延伸。 国家领域、市场领域、公众领域、私人领域在档案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面前屈膝”[6]139国家对于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必然建立在权利政治的基础之上,国家不仅要确定和主张权利,也要明确社会的制度保障机制,即国家在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还必须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如此,档案制度不仅是国家控制社会和公民的工具,更是国家在政治权利同公民权利的权衡中相互交流、协调、缓解矛盾、 和谐相处不可或缺的角色。
由上文所述,不可否认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为满足档案制度需求而提供相应档案制度供给所作出的贡献,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 但是,在由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的今天,档案制度的推行也相应地发生强制性档案制度实行———强制性与诱致性档案制度实行相结合的模式转变。
四、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档案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分析
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 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在被一种“ 世界观”导引下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档案文化观念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下社会成员对档案文化的共同认识或看法。 不同的社会形势、不同的历史时代会有不同的档案文化观念。 由此可见,档案文化观念是意识形态在档案领域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档案文化观念是人们在档案领域中的“ 世界观”,通过这个世界观,人们认识了解了当下的档案大环境,并表现出为这个世界观指导下的档案行为。 作为非正规约束的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档案制度的演进中其重要的作用, 表现为具体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档案制度变迁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档案制度变迁起着消极阻碍的作用。
意识形态是与对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相连的。当一个领域的个体具有共识时,一致的意识形态就会出现, 而歧义的意识形态就会源于对现实感知的差异和矛盾。 因而,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1]229。 过去中外传统档案文化观念中都强烈表现出“ 官本位”的观念,即档案为政府所有, 为政府所用,为政府记史,是国家叙事的重要载体。这种官本位为特征的档案文化观念是其历史和社会赋予和决定的, 也就是所谓的 “ 存在即是合理”,并且档案文化观念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上得到固化和传递,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推动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主导的档案制度变迁。 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政府可以在几乎不用或是少量暴力控制的情况下即可完成“ 自上而下”的档案制度的变革。
但当今社会,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民主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民主社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今后发展方向,逐渐由“ 社会国家化”向“ 国家社会化”的公民社会转变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档案制度也会相应地从传统的“ 国家所有”、“ 单位所有”转变为 “ 社会所有”。 这时,持有固有档案文化观念的群体就会为个人或一群人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新档案制度形成“ 看不见”的巨大阻力, 进而阻碍档案制度变迁;而在民主社会中形成了顺应时代的先进档案文化观念的群体就会为新档案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量,推进档案制度的变迁。
综上,以档案意识形态存在的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档案制度变迁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力量,或是档案文化观念与时代背景下制度变迁方式达成一致,则推进档案制度变迁;或是档案文化观念与时代背景下制度变迁方式相悖,则是阻碍档案制度变迁。
动力机制制度 篇2
合作学习的两个基础理论是认知理论和社会理论,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产生学习结果的因素差异,前者认为主要通过群体交互使得个体认知过程改变从而产生学习;后者认为对个体的激励是主要方面。依据这两种理论分别产生了对认知过程和动力机制的研究,国际主流研究方向近年来从动力机制逐渐拓展至到对认知过程的探究上。国内对合作学习的关注点在应用层面上,基础理论研究较少。本文从对合作学习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开始,对不同理论背景下的研究进行总结,并重点强调了合作学习的研究要素和动力机制,试图为教学中合作学习的有效运用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1 合作学习构成要素
合作学习是指两三个体或群体在学习知识的明确意愿指导下,以非竞争的方式从事某项工作[1]。从定义可以看出,成员之间的互动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合作学习的基本前提是成员在群体中学习比独立学习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并不是所有的群体都是合作性的,早在1988年,Slavin就提出了合作学习的3个基本条件:群体目标,个体责任和群体责任;以及6个基本要素:(1)群体成员应该认识到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共同的目标;(2)他们间必须有言语交流,成员在一起解释,支持,联系,说服对方;(3)所有成员的学习都必须得到保证;(4)群体共同完成目标;(5)群体必须是异质的,包括各种能力水平的成员[2]。
社会心理学和组织方面的文献通过比较成员关系为团队(其中成员互相协作,相互信任,目标一致且有责任),还是群体(成员独立工作,把各自的成果联合作为群体产出)对合作群体和普通群体做了简单的区分。
教育领域的文献也通过一些类似的构成要素来规范合作学习,包括积极的相互依赖,个人责任,面对面的交互作用,合作技能与小组加工[3]。
2 合作学习两大基础理论对比
合作学习领域目前存在大量的基础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强调群体对个体认知过程影响的认知理论和强调个体激励的社会理论[1]。
2.1 认知理论
认知理论认为,合作学习相关的认知方法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加强了群体互动对个体认知的影响[4]。认知理论可以分为认知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 theory of cognition)和认知精致化理论(cognitive elaboration theory)。
根据Vygotskian(1978)提出的最近发展区域理论,由于在合作学习情况下,每个成员都能遇到比自己某方面能力强的同伴,因此会提高其学习水平。Piagetian也曾提出相似的观点,指出合作学习中产生的认知失衡促使了学习的发生。O’Donnell与King(1999)同Vygotskian和Piagetian的理论相一致,认为社会互动促进个体的认知结构发展,是通过建模或个体协调自身与其他人不一致的想法来实现的。
认知性精致化理论强调口头阐述对个体认知结构发展和变化所起的作用,更加关注在群体交互过程中个体处理信息的方式。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成员有机会向其他人阐述自己的观点,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看法上的分歧,所以在交流过程中对信息的处理更加“精致”了。
2.2 社会理论
社会理论认为社会因素使合作学习方法有效。同样地,社会理论也包括动机理论(motivational theory)和社会凝聚力理论(socialcohesiontheory)。
对动机理论的研究更为广泛,它强调报酬在激励群体成员方面所起作用,以Kurt Lewin的领域理论(field theory)和Morton Deutsch的相互依赖理论为基础。他们认为个体行为由激励诱因决定,受奖励和目的影响,可以分为合作性,竞争性和独立性3种。对应为人们被奖励和目的所激励,个人的结果与其他成员的结果存在或正或负的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在合作学习理论中,激励方法最受大家推崇。
社会凝聚力理论重视成员间的积极情感和关心,他们认为群体工作的经历促进了个体对其他人的认同感和关注感。激励个体努力工作的因素来自对这个集团福祉的关心,而非期待自身的报酬。
根据不同的理论假设,也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在社会理论背景下研究合作学习的内在动力机制,即合作学习是否可以促进绩效,什么因素导致这一结果的产生,常使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也较为成熟。第二种研究思路是认知理论背景下对合作学习认知过程的研究,即在合作学习中群体成员是通过怎样的交互作用来完成任务的。研究方法还是集中为实验的方法,但对实验结果处理却多采用口语报告编码分析法。
3 合作学习内在动力机制
合作学习内在动力机制的研究多使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即根据研究目的建立相应假设,再以班级或短期的学习群体为受试对象,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不同的实验条件处理,根据实验结果得出结论。已有研究对任务特点、群体构成、群体管理、结果评价方式等变量进行了研究。
3.1 任务特点
合作学习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群体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群体任务而工作。此外,最近的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背景下的一些研究表明,清晰的任务结构会促进认知进程提高学业成绩。而且对学习任务的目标、方法和预期认知进程的详细阐述有助于提高群体成员讨论的效率,进而提升绩效[5]。Hakkarainen et al(2002)还指出通过成员对概念的阐述可以改善学习效果[6]。
3.2 群体构成
最常见的方式为成员自行选择构成群体,这样群体成立初就有较高的凝聚力,能更快速地进行活动同时减少人际冲突,但它无法保证群体构成的不均匀性和多样性[3]。第二种方式即导师根据既定的指标对成员进行分配,形成异质的群体构成。最新研究表明,最佳组合成分对不同水平的成员而言不尽相同。能力强的同学在异质小组中绩效更好,较差的同学则在同质小组中表现更好(后者结果不显著)[7]。另外,不同的群体结构对合作学习结果影响不同。如保证学习过程中所有成员都有能力帮助其他成员的确可以促进群体绩效[8]。
3.3 群体规模
另外一个与群体形成有关的问题是群体规模。一般文献都认为群体规模宜小,3或4人最佳。这样群体成员有机会提出更多的不同意见和学习方式,使学习更加有效。包括5人或更多人的群体可能导致少数人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9]。另外可以避免个体在大规模群体中可能会感受到自己重要性降低的情况。而且群体的社会堕化现象可以通过降低群体规模,增加成员责任来得以控制[3]。
3.4 群体管理
群体管理是另外一个构成合作学习环境的重要指标。导师在合作学习中起到协助者的作用,帮助成员发展他们的社会和小群体技能,以解决合作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然而,导师应该确保自己的行为不会对群体影响过大或过于权威。Cuseo还指出群体交互的连续性也应该包含在合作学习环境中。跨期与相同的群体成员一起合作,为彼此面对面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发展环境,这时社会凝聚力和群体认同都能得以发展[10]。
3.5 评价群体工作
根据评价对象不同,评价方法可以分成两种:对群体的总体评价和对个体的评价。Cuseo指出合作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个体学习的实现,因此在评价时仍应根据个体而非群体完成任务情况进行总结性的分级评价[10]。然而,这一方法不仅要求群体成员的学习成果以个体方式呈现,也与群体工作要求的共同工作共同评价相违背。而且群体成员普遍认为评价群体的方法合理而且公平[3]。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组织中有效运用团队的前提是保证其“合作性”,包括群体成员间积极的相互依赖,面对面的交互作用,群体目标与个体责任的并存等方面。对合作学习在教育领域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可以促进群体向个体学习迁移的因素包括,结构化的任务,清晰可测量的目标,异质的群体构成,3～4人的群体规模,有效的群体管理以及保证个人责任下对群体结果的共同评价等。换言之,想在实际教学中有效运用合作学习的方式,就应尽量满足上述条件。另外,目前对合作学习有效性的研究只集中在会计等学科领域,其他专业领域教学活动是否适用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断有学者对合作学习进行研究,其研究思路大致有以下3大类。首先是对合作学习基础理论的总结和研究,出现了群体动力理论、选择理论、认知理论和社会理论等,但这些理论大多出现在研究初期,目前研究多是建立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缺乏更新。其次,检验合作学习有效性和有效条件,即对合作学习动力机制的研究,在群体构成、任务选择等方面已经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却仍存在很多争论。而且其中的一些结论是在实验室背景下得出的,虽然对临时群体有更加容易控制的优点,但合作学习的特点无法完全暴露,群体互动的认知和社会因素可能会随着时间变化,这样得到的结论需要在实际运用中进一步验证和修订。最后,对合作学习认知过程的深入研究是合作学习领域的最新发展方向,而且通过对交互作用及信息构建过程的剖析,对于解释动力机制研究相关结论十分有用。
摘要：合作学习在教学中运用越来越广泛,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要想保证合作学习的有效运用,就应该满足群体成员间积极的相互依赖、面对面的交互作用、群体目标与个体责任的并存等基本要素,并在任务特点、群体构成、群体管理和结果评价等方面对学习过程进行规范。
关键词：合作学习,群体合作,构成要素,内在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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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篇3
我的看法，城市化的内涵是集聚。首先是人口集聚，也就是很多人“凑”在一个相对小的地理范围内，一旦达到某个密度标准，便被称为“城市”。问题是，普天之下，为什么人有集聚的倾向？文化与文明方面的理由说不好，经济动力看起来直截了当—城市创造更高的收入。
以东京2010年的数据为例。大东京的人口聚集程度早就令人印象深刻，在仅占全日本4%面积的空间里聚集了25%的人口。不过，这个全球第一大城市的经济聚集程度更甚：该年度东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2万美元，高出日本全国平均值的67.4%。这样算，大东京要占日本总产出的40%。
其他大城市何尝不是如此？据2004年的统计，大阪人口占日本人口的1.6%，但占GDP的4.1%；伦敦人口占英国人口11.8%，经济占13.3%；纽约市占美国人口2.3%，经济占3.5%；芝加哥人口占0.92%，经济占1.25%；洛杉矶人口占1.3%，经济占1.68%；多伦多人口占13%，经济占14.4%。发展中国家似乎也如此，墨西哥城的人口占全国19%，但经济占20%。世界银行前任行长佐立克还提供过一个更为夸张的例子：35.7%的埃及人口聚集在只占全国土地面积0.5%的首都开罗，但GDP却超出了全国的一半。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主题，正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分布的地理不平衡：人口、生产和财富向城市、大城市和发达地带聚集和集中。读者可不要被“重塑”这类词汇迷住了，似乎人们动不动就可以“打造”出一个新世界来。相反，差不多一代人以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不论有多少人偏好于“更平衡的增长”，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奇小的地方去。
这就是城市化的含义。城市以人口密度来定义，至于人们倾向于向城市聚集，是因为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开始，兴许是安全或其他随机的原因促成了人口聚集，但人们发现，人口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增加收入，于是聚集与再聚集的增长引擎就发动了。
当经济聚集度高于人口聚集度的时候，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仍以大东京为例，听当地行家介绍，早在30年前，不少人就抱怨这个天下第一大都会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密、“承载力”不堪负荷。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长时间里围绕“东京疏散”、“更平衡增长”的思路推进。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实际趋势还是“向东京聚集”的进程势不可当。
道理很简单：即便加上疏散和平衡政策的作用，东京的经济密度依然高于其人口密度，人均产出还是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70%。这是说，移入东京的，人均收入就提升。当然，大东京的高密度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是利害相权，孰轻孰重，当事人总归是算得明白的。东京的聚集之势依然，把芸芸众生的算计结果，一目了然地画在了日本的地图上。
这是说，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势必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但是人口聚多了，经济密度是不是一定可以再提升？不见得。2004年首尔的情况就是如此，作为韩国首都，其人口占全国21%，但GDP仅占20.7%。此前多年的报道说，首尔像黑洞一样吸取着全国的资源，甚至闹得釜山那样的城市也出现了“负增长”。
这并没有否定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我倾向于推断，出现了类似首尔这样的情况，即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持平，甚至略有不逮，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聚集就达到了一个“边”。还是“人往高处走”的准则在起作用，既然此处收入“不留爷”，人们就乐得寻找其他收入更高的“留爷处”。要是处处不留爷呢？那城市化就到顶了，因为事情已经“均衡”。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又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怕是老天爷也打不得包票，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永不衰竭。我们只能说，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唯有一个关节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高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反之，经济地理就将重新“变平”，不管你我高兴还是不高兴。
特邀述评嘉宾：刘守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动力机制制度 篇4
作者：肖娟 编辑： 来源：当代先锋网 发布时间：2013年02月28日 摘要：笔者通过深入调研，认真查找了当前干部作风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表现形式，深刻剖析导致干部庸懒、散漫、拖沓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解决干部作风问题的七项措施：一是建立学习教育机制，让庸政懒政者奋发有为；二是建立谈话谈心机制，让思想懈怠者提振精神；三是建立问责问效机制，让得过且过的者腾位让能；四是建立能上能下机制，让不换状态者日子难混；五是建立挂号销号机制，让平庸懒散者受到警示；六是建立综合监督机制，让违法乱纪者无处藏身；七是建立绩效奖惩机制，让干事创业者脱颖而出。
关键词：干部作风建设教育和管理机制创新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报告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广大干部的作风状况如何，能否以优良作风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已成为党的历史任务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性因素。只有下大力抓好干部的作风建设，才能使党的路线、纲领和历史任务变为现实。
一、干部作风建设决定事业成败，必须认识清醒
一个地方的发展，干部是第一要素，成也干部、败也干部；在干部队伍建设中，作风是关键，好也作风、差也作风。当前，干部队伍的工作作风主要存在庸懒、散漫、拖沓等问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不作为。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岗不在状态，在位不谋公事，上班懒洋洋，下班喜洋洋。工作缺乏激情，整天暮气沉沉，当太平官、逍遥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办事不用心、工作不主动、服务不到位、责任不落实。上班迟到早退、串岗聊天，把办公室当成“休闲中心”，上网聊 QQ、炒股、看网络电影电视、“种菜偷菜”等。
（二）慢作为。工作上散漫拖沓，做事情慢人半拍。平时不注意调查研究，对业务情况不了解、不熟悉，见困难就缩，见问题就推，见矛盾就躲，瞻前顾后，拈轻怕重，不敢担当负责。对群众的诉求应付了事，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甚至放任不管，对难以解决的问题掩盖推诿、能拖则拖，小问题延误成大问题，简单矛盾演化成复杂矛盾，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局。对项目审批和百姓关注的民生，不按规定时限办理，拖而不决、决而不行，贻误发展。
（三）假作为。嘴上讲先行先试、实际上不行不试。形式上天天在忙，实质上碌碌无为。习惯于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批示办理批示，至于贯彻落实进展如何、效果怎样则不闻不问。当“二传手”、“传声筒”，上级来任务转下级落实，下面来情况报领导指示，工作一推一转，就是不在自己手中停留，干干净净，轻轻松松，成事时成绩有自己一份，出问题时责任与自己无关。
（四）乱作为。不下基层，不作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办事想当然，不遵循科学规律，听不进意见，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为追求短期的政绩，不顾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乱铺摊子，乱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
二、干部作风问题原因错综复杂，必须深刻剖析
干部作风问题，既受大环境影响，又有小气候原因，既有体制机制弊病，又有管理上的问题。总之，导致干部庸懒、散漫、拖沓问题，原因错综复杂。只有找准干部作风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铲除滋生干部作风问题的土壤。
（一）从社会大环境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其他不良风气等各种社会现象、观念思潮对干部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取向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少数干部理想丧失，信念动摇，精神松懈。加上在干部教育、管理工作上存在不足，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放松了世界观改造，革命意志衰退，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淡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二）从管理体制机制上看。一是行政体制弊端。过去，一个人办一件事，主动干事的多，闲着没事的少；现在一件事几个人办，会干事的少，闲着没事多，人浮于事的现象较为突出。究其原因是岗位职责不清，单位职能交叉，机构臃肿所致。二是用人机制不健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没有普遍建立，干部如没有犯严重错误，现实中基本不会“下”、不会“出”，更不会降低待遇。三是制度执行不力。单位制度一大筐，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多，真正抓落实、一抓到底的少。领导对干部作风问题不敢抓不敢管，整治庸懒干部得罪人怕丢“选票”，处理违纪干部怕闹事影响团结。四是绩效考核办法待完善。对干部的考核没有一套系统完善的考核办法，考核走形式，凭个人印象和好恶，没有达到考核的目的，考核结果没有很好体现干部实绩，也没有很好与干部选拔任用挂钩。五激励机制不科学。奖的多，惩的少，虚的多，实的少，吃大锅饭现象依然普遍。
三、干部作风建设重在建章立制，必须强化执行
针对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状态不佳、事业心不强、约束不力等原因引起的庸懒、散漫、拖沓现象，必须从健全机制上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散的问题。
（一）建立学习教育机制，让庸政懒政者奋发有为。坚持从加强教育着手，铲除机关庸懒产生的思想根源。加强权力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公仆意识，摆正自己与群众的关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参观廉政文化警示教育基地，加强《公务员法》和党纪政纪教育，使各级干部增强对法纪的敬畏，明确哪些该为、哪些可为、哪些不能为，规范从政行为。加大对勤政廉政典型的正面宣传和庸政懒政典型的反面教育，把构建勤政、廉政文化和营造干事创业的机关氛围，作为机关治庸治懒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使广大干部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不想庸、不愿懒。
（二）建立谈话谈心机制，让思想懈怠者提振精神。坚持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干部相结合的谈话制度，将谈心谈话作为对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重要抓手。采取“勉励谈”、“ 疏导谈”、“ 鼓劲谈”、“ 提醒谈”、“ 鞭策谈”、“诫勉谈”等方式与干部进行沟通交流，了解掌握干部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情况，帮助干部理清工作思路，引导干部增强自警自省意识，关心他们的政治诉求，倾听他们的真实心声，对干部的努力和成绩多指导、多鞭策、多鼓励，对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通过开展谈心谈话活动，进一步搭建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与干部互动交流的平台，有效理顺干部思想情绪，提振干部思想状态、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
（三）建立问责问效机制，让得过且过的者腾位让能。为切实解决干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问题，必须摒弃“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错误观念，坚持“有错是过，无为也是过；有错要问责，无为也要问责”的理念。不但追究干部乱作为这种“显性”责任，也要追究以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中威信的“隐性”责任，将纪律、法律管不到的“空白地带”用制度管束起来。对失职、渎职等有错行为，要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对不正确、及时、有效地履行规定职责，导致工作延误、效率低下的行为，或因主观努力不够，工作能力与所负责任不相适应，导致工作效率低、工作质量差、任务完不成的，或应作为而不作为、作为不到位、作为效果不好的干部必须问效问责。
（四）建立能上能下机制，让不换状态者日子难混。对干部忠诚履职状态不佳、“能上不能下”的问题，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采取群众评议、公开举报、组织查访、目标考核等方法，视程度依程序分别给予诫勉谈话、责令书面检讨、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换状态”；对“不换状态”者，视情
况给予取消评优评先资格、调整领导班子和交流换岗、降职、降级、责令辞职、免职、辞退等处理，违法犯纪的移交纪检、司法机关处理；对典型案例或有重大影响的案例，通过新闻媒体定期进行通报和公布，进一步畅通干部“下”的渠道，真正让状态差的干部有所畏、有所愧，让状态佳的干部有机会、有地位。同时，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解决部门之间、单位之间职能交叉问题，不断优化单位内部岗位设置，科学制定每个干部的岗位职责，切实改变机关内部忙闲不均、职责不清的状况。
（五）建立挂号销号机制，让平庸懒散者受到警示。对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庸懒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实行挂号，限期整改，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防止和避免小问题滋长发展成大错误。被“挂号”的干部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到位的按时销号，逾期没有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则进行“不换状态就换人”。同时，对挂号的干部经整改销号后规定时间因同一事项被挂号的，当年考核不得评定为称职以上等次，一年内不得提拔重用。让监督关口进一步前移，给那些混日子的“太平官”敲警钟，遏制干部“庸懒”行为的发生。
（六）建立综合监督机制，让违法乱纪者无处藏身。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和日常监管，促使领导干部增强自律意识，正确行使权力。建立干部任前任后财产档案，实行干部任前任后财产公示制度，严格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着力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居）务公开。进一步发挥人大、政协、宣传、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作用，采取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监督机制，有效防止了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等现象。对工作不力、为政不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问题要坚决查处。
（七）建立绩效奖惩机制，让干事创业者脱颖而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进一步完善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考核办法，严格考核程序，真实反映干部工作成效。进一步强化绩效考核评估结果在评先评优、干部选拔任用和责任追究中的运用，对在考核评估中位居前列的党政领导以及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给予奖励或提拔重用。探索建立干部慵懒降级机制和末尾淘汰机制，对综合考核成绩挂末的领导干部实行“一票否决”，对评估考核为不称职（不合格）等次的干部要给予降低工资待遇、调整工作岗位、待岗、直至解聘处理，真正让慵懒干部从内心有所触动。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程序，增加干部考察推荐中工作业绩的权重，真正凭能力凭实绩任用干部，让肯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受激励。
企业风险管理持续动力机制探讨 篇5
对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而言, 常见的企业风险包括:战略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信息风险、环境与法律风险。从风险产生的特点看:有宏观的、微观的;有自然的、人为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有战略的、市场的、财务的、运营的、法律的等方面。在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中, 面对风险的出现, 各管理层因利益关系, 对全面风险管理的需求和心态各不相同, 所关注的重点也各不一样。科学分析其中的差异, 承认这些现象的合理性, 科学制定风险管理措施, 是降低风险管理成本, 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 不仅是强化风险管理的意识, 而是要激发各管理层进行风险管理的动力, 并建立一种机制持续维系这种动力, 去解决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问题。企业为规避风险, 维护自身利益, 推行全面风险管理, 并通过制定制度去落实这并不难。难的是在看不到直接风险的时候, 去进行风险管理工作;更难的是在日常的风险管理中, 去建立风险管理的持续动力机制和风险管理文化。因此有必要在分析风险管理行为、动力体系的基础上, 对建立企业风险管理的持续动力机制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
一、企业风险管理中各层面需求与行为分析
本文首先从企业的所有者、职业经理人、一般管理人员、普通员工在业务环节中产生的风险程度、避免风险的利益分配、风险责任的大小、风险管理工作的复杂性这几个方面, 探求其一般想法和需求, 以及不同的行为特征, 去寻找推进风险管理的着力点。
第一, 业务环节中产生风险程度的分析。从企业面临风险的来源看, 主要分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 从数量上看, 内部风险远大于外部风险。而内部风险中, 企业所有者、职业经理人、一般管理人员、普通员工这四个层面中, 管理行为偏差所带来的风险程度是不相同的。控制和防范风险的重点环节首先是在企业上层, 它是一些决策、市场经营、重大管理思路带来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是隐形的, 往往伴随着重大风险损失。企业基层环节的风险, 一般是管理措施和操作性失误的风险, 相对来说对企业整体影响不大。所以说, 企业中所有者、职业经理人、一般管理人员、普通员工行为偏差对应造成的风险大小程度应是由大到小。
第二, 规避风险行为的各层利益分配。因为加强了企业风险管理, 实现了企业规避风险、减少损失或者获取更大利益的目标, 企业的所有者、职业经理人、一般管理人员、普通员工这四个层面人员的得益也不尽相同, 其最终得益分配是从大到小。根据行为动机趋利性的原理, 得益不同, 其行为动力也不同, 所以全面风险管理的主要动力必然源于企业高层。
普通员工层面得益最小, 行为动力必然也小。如果把风险管理措施制定得较为复杂, 未经细化和简化地在这层面实施, 出现偏差的概率会较高。风险管理措施复杂, 必然会带来管理成本的升高, 不符合企业管理中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效益的原则。因此, 风险管理措施必须以较简单的操作方式, 在普通员工层面完成, 才会有较好的效果。
第三, 风险责任在企业各层中的分配。如表1所示, 职业经理人是控制风险管理措施的关键环节, 一般管理人员是避免风险造成具体利益损失的关键环节。各个管理层所承担的风险管理责任是不相同的, 他们在企业加强风险管理的工作目标下, 根据自身责任的情况来规避风险, 进行管理。在追究因风险管理工作不力而造成损失的责任中, 企业各层次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企业日常大量的经营行为决策是由职业经理人决定, 所以在承担风险管理责任时, 理论上职业经理人的责任应该更大。但是, 很多风险管理责任的出现, 是由某些管理的具体行为所引发, 某些管理行为就成为产生风险责任的载体。因此, 职业经理人就可借此分摊风险责任, 这样职业经理人尽管承担着较大的风险管理责任, 但其直接经济责任相对减轻。于此同时, 一般管理人员和直接造成风险责任的岗位员工就相应承担较大的经济责任。
第四, 风险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在各管理层的分配。从风险管理工作具体落实的复杂性而言, 在各管理层的分配也是不相同的 (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 企业风险管理工作量最大、工作复杂性最高的是在一般管理人员这个层面。他们是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支撑点, 也是整个工作是否有成效的关键。
所以, 从业务环节产生风险程度、避免风险的得益分配、风险责任的大小、风险管理工作的复杂性这几个方面看, 要抓好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 所有者是由企业的自身利益机制制约形成动力, 而职业经理人和一般管理人员从职责上划分是决定整个风险管理的核心层面, 风险评估这一核心环节也是在这一层面中实现, 风险规避的各种措施同样也是由这一层面组织贯彻落实。
二、企业风险管理动力体系
从企业风险管理的行为特点可以看到, 在风险管理的不同层面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和管理需求。从风险管理的动力来源看, 其同样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推动形式和组合。
风险管理内在动力主要是来源于企业的利益需求、责任落实、行为习惯等, 其利益、责任的大小及习惯特征也就影响着整个风险管理的不同组合类型, 会在风险管理中形成利益驱动型、责任驱动型、习惯驱动型、混合驱动型等作用力大小不等的风险管理方式。因此, 也就自然形成企业风险管理中的千姿百态, 如图1所示。
充分认识风险管理的行为特点、动力机制, 我们就能更好地抓住风险管理的中心环节。根据每个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 掌握企业内部风险管理的主要矛盾, 风险管理的动力及其程度, 风险管理的措施就会有的放矢, 高效低成本地推进风险管理工作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三、企业风险管理文化与持续动力机制的建立
通过一些活动和措施使企业避免一些可见损失的发生, 企业是非常愿意去完成的。但对于一些长期的、需一定成本的全面风险管理工作, 未必每个企业都愿意长期、认真的去做, 特别是一些未曾遭遇过重大风险事件的或只是在已见风险时才去做的企业, 这都是很正常的。进行全面风险管理, 使企业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 就必须要有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支撑。
第一, 促进企业风险管理文化形成。企业不可能通过经受风险的重大伤害去认识风险, 并去建立风险管理文化, 因为有一些企业可能在一次风险的经历中已经消亡。当企业或个人的利益受到风险的重大伤害, 那么其对风险影响的认识必然会十分深刻。通过制度来管理和认识风险虽然有效, 但是由于处于被动的状态, 容易不断被淡化。笔者认为, 促进企业风险管理文化建立, 要以风险管理制度建设为基础, 以小风险或剩余风险损失案例教育为思想动力, 不断强化风险意识。要基于管理人员的类型、习惯, 对风险的认识和行为偏好、利益关系、奖惩制度、工作能力等多因素的基础上, 以企业发展目标为主导, 调和各种动力和因素, 形成风险管理思维和工作习惯, 去实现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建立。有效的企业风险管理需要风险管理文化的支撑, 因为人们都有规避风险的意识, 但在利益追求中却很容易产生低估风险、淡忘风险的倾向。所以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形成是有一定困难的, 不可能一蹴而就, 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和一些经历。
第二, 企业风险管理持续动力机制的建立。当企业通过努力形成风险管理文化后, 风险对企业的伤害必然会大力减少, 人们对风险危害的意识也会逐步弱化, 这就需要企业去建立起全面风险管理的持续动力机制。在前文分析企业风险管理动力体系的基础上, 从管理原理去分析, 全面风险管理的持续动力机制必须保持对企业风险管理工作的不断刺激, 使全面风险管理为企业规避风险带来新的、现实的和潜在的价值。另外, 全面风险管理的持续动力机制能从制度和利益的角度约束企业员工按照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 不断循环检查、调整工作去适应变化, 规避风险。因此, 可以按上述二个方面的要求, 去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的持续动力机制。根据对风险管理的研究,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提出一个管理循环体系。
图2来实现全面风险管理持续动力机制的目标。
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持续动力机制管理循环系统。首先要充分利用企业本身的内部控制监督成果, 就是利用审计结果及审计发现, 去贴近企业管理中已存在的风险问题。将工作计划、审计结果、经营环境分析三者结合起来, 作为风险评估的工作前提, 就能直接发现和处理风险问题, 提高效率, 降低管理成本。让企业更直接看到风险管理的作用和效果, 全面提高推进风险管理工作的动力和积极性。其次, 要对企业因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分清是固有风险损失还是人为风险损失。对人为的风险损失, 要制定企业风险损失责任追究惩戒办法。要引导员工学习风险管理知识和技能, 学习规避风险的方法, 并通过企业内、外部风险损失案例的教育培训, 不断促进全员风险意识的强化, 形成全面风险管理强有力的环境压力势态和个人利益约束机制, 保证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在整个企业能有效推进, 规避发展中的风险, 服务于企业的长期效益。通过分析, 可充分认识到企业风险管理中, 管理人员的一般行为规律、风险管理的动力体系, 因此, 笔者认为应以风险管理制度为基础, 以剩余风险损失循环教育作为思想动力, 以风险损失责任追究制度为保障, 寻找风险管理中企业和人的利益、责任、行为习惯对风险管理的推动作用和合力点, 去形成企业风险管理文化中的压力和动力。
综上所述, 将上述各种因素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循环管理系统。在不断保持风险管理方式的动态变化下, 对原有动力系统按新的环节进行改造, 进行新的平衡设计, 使企业内部产生风险管理的持续的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1]吴江虹:《企业风险管理现状及原因分析》, 《当代经济》2010年第17期。
碳基技术系统锁定的动力机制 篇6
1 碳基技术系统的形成及 “碳锁定” 的市场化
为了实现特定社会功能或满足市场需求,在技术发展初期,通过发明和创新等技术活动会产生多种相互竞争、具有不同环境绩效的技术,当某种碳基技术达到市场的 “临界容量”[6]时,就会成为此类技术的事实标准,即主导技术; 主导技术进一步市场化则会形成由与之关联的互补性技术和资产构成的碳基技术系统。伴随碳基技术系统的形成,报酬递增和系统的转换成本将导致碳基技术系统锁定其所在的市场,这一过程就是 “碳锁定” 的市场化。例如,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汽车的发展初期,存在蒸汽汽车、燃油汽车和电动汽车三种相互竞争的技术; 民用核电技术在发展初期有包括压力水反应堆、气冷反应堆、石墨反应堆等在内的多种技术相互竞争。通过市场竞争,这些相互替代的竞争技术中无一例外总有一种会脱颖而出,成为主导的技术系统,锁定其所属的技术领域,如汽车行业中的燃油汽车和电力行业中的压力水反应堆。
2 报酬递增与技术锁定
在市场竞争初期,报酬递增会放大某种技术的竞争优势,推动使用较多的技术得到更大的改进,进而鼓励更多人采用该技术。最终,当获得报酬递增的技术将其他竞争技术排挤出主流市场时,就出现了技术锁定。报酬递增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生产方面的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以及使用方面的网络效应。
2. 1 生产的报酬递增———规模经济与学习效应
( 1) 规模经济。对于能源生产、交通运输等领域的碳基技术而言,其建立成本或固定投资往往很大,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固定成本会随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变动成本( 如劳动力、原材料) 的生产率也会提高,进而使存货的平均成本降低,因而规模经济产生的报酬递增效应十分显著。Arthur曾指出,通常以产品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的生产成本会随着它被生产出的数量的增加而降低。由此,随着技术使用者数量的增加,技术在价格上将变得更有吸引力[7]。
( 2) 学习效应。学习效应是指由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导致生产成本降低、产品性能改进的效果。学习效应主要包括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用中学( learning by using) 和互动中学( learning by interacting) 三种形式。首先,干中学产生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投资和生产过程中发现的新知识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还会因为新知识变成了公共知识产生正外部性[8]。其次,用中学产生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产品或技术的使用过程中可以获得知识。Rosenberg研究指出,使用者所获的经验是提高产品或技术效率的重要来源,因为技术在实际使用中的真实反馈有助于其性能的提高,这个过程对于耐用商品或作为复杂技术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尤为明显[9]。再次,互动中学是指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互动过程中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当技术系统出现困难或瓶颈时,双方的相互信任和对彼此行为习惯的尊重,以及有效的沟通可以让使用者的需求与生产者的能力得到对方的了解,所以双方都可能在这种学习过程中获益[10]。
正是由于干中学、用中学和互动中学等学习效应会产生报酬递增,通常基于原来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学习过程和技术改进更容易进行或实现,因此技术实践活动中的学习效应具有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的特点,这可能导致维持现有技术发展的 “应用性学习” ( exploitative learning) 逐渐排挤掉旨在创新的 “探索性学习”( explorative learning)[11]。
2. 2 使用的报酬递增———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 ( network effects) 是指使用者是否选择某种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使用者是否已经使用了该技术。更精确地说,使用者选择某种技术的报酬是同样选择该技术的使用者数量的增函数[12]。很多碳基技术的应用和扩散过程中都有这样的特点,例如消费者汽车的购买意愿就受到其他人选择行为的影响[13]。再如能源生产、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形成了以石油为基础的网络,使用石油的企业和消费者越多,石油网络为生产者和使用者创造的价值就越大。
关于使用的报酬递增导致技术锁定的原理,Arthur利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分析[14]。下面以燃油汽车和电动汽车两种竞争技术为例,对Arthur模型进行拓展,并利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字仿真,从而更好地呈现使用的报酬递增与技术锁定的关系。
2. 2. 1 Arthur模型及数值仿真。 ( 1) 模型假设。假定在汽车市场上有传统的燃油汽车( G) 和低碳环保的电动汽车( E) 两种技术相互竞争。汽车使用者i在t时期进入市场,并且分成X和Y两类。两类使用者独立决策,并且对不同的汽车技术有不同的偏好,其中X是普通使用者,对G和E的自然偏好分别为gx和ex,但更偏好G设计,即gx> ex。Y是环保人士,对G和E的自然偏好分别为gy和ey,但更偏好G设计,即gy> ey。再假定X和Y两类使用者的数量分别为nG和nE,因此汽车市场的使用者数量n = nG+ nE。
假定使用者i在t时期进入市场选择G或E的所获报酬由两个因素决定:( 1) i在进行选择之前使用G和E的使用者数量,即nG和nE; ( 2) i选择G或E获得的报酬变化因子为x或y。这意味着使用者的报酬只受到其偏好和过去使用者选择的影响,而不考虑未来的选择对使用者报酬的影响。由于或可能取正数、负数和零,因此对应报酬递增、递减和不变三种情况。但是根据网络效应的定义,只有当x > 0,y > 0 时,才出现了网络效应,因为此时使用者的报酬随已进行同样选择的使用者的数量增加而提高。因此,使用者在时期选择某种汽车技术的所获得的报酬情况可由以下报酬矩阵表示。
假定G的市场份额为,且选择G和E的使用者数量的差额Dn=nG-nE,则,那么。假定在X和Y进入市场并进行选择的序列{ti}中,X和Y第n个进入市场的概率相等,均为0.5。
(2)模型分析。当x>0,y>0,即存在报酬递增时,假定一个Y类使用者在进入市场选择汽车技术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选择G所获的报酬要大于选择E的报酬,即gY+yn(n)>eγ+ynE(n),变形整理得。这时,尽管Y对E具有更强的自然偏好,也会转向选择G。同理,当初期选择得到的报酬要远大于选择G的报酬时,即。尽管X对G具有更强的自然偏好,也会转向选择E。
( 3) 数值仿真。为了更好地展现报酬递增存在的情况下两种技术竞争的演化过程,可以利用计算机仿真对Arthur模型进行刻画。根据以上模型的说明,对各参数作以下赋值: gX= 35 > ex= 22 ( 表示X类使用者偏好G) ,gy= 9 < ey= 22 ( 表示Y类使用者偏好E) ; x = 0. 8,y = 1. 2( x > 0,y > 0 说明报酬递增) ; 在市场初期,两种技术的使用者数量为ng0= ne0= 50,表明市场初期两种技术没有使用者数量之差,即Dn= 0。再假设,每一期有一个使用者进入市场在两种技术中进行选择,并将第一个新的使用者进入市场定为第1期。假定一共有500 个新的使用者进入市场,在仿真中对应500 次迭代。以上参数值均是在满足模型条件下随机设定的。之后,利用Matlab软件对模型进行编程,并将以上参数值代入程序运行。图1 - 4 是两次典型的仿真结果。
从图1( 或图3) 中可以看出,一旦| Dn| 随机游走超过“吸引壁”,就会急剧增大,这说明新进入市场的使用者( 包括X和Y) 全部选择了G( 或E) ,使得ng( 或ne) 迅速增大。这意味着G( 或E) 的市场份额sg( 或se) 迅速提高,E的市场份额se( 或sg) 迅速下降,如图2( 或图4) 。当n,则| Dn| ,sE 1( 或se 1) ,sE0( 或sE0) ,这意味着汽车市场完全锁定在G( 或E) 上。
( 4) 模型结论。根据以上模型和计算机仿真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存在网络效应的情况下,选择某种技术的使用者所获得的报酬会随已选该技术的其他使用者数量,即网络规模的增加而递增; 第二,技术发展早期的初始优势非常重要,因为这种优势会因报酬递增而被放大,使技术发展沿着某条特定的路径发展,即出现路径依赖; 第三,当某种技术的网络规模超过一定的 “临界容量”( 吸引壁) 之后,后续的使用者不管自然偏好如何,都只能选择该技术,从而使该技术的市场份额迅速提高,如果不存在系统之外的力量干预,最终整个市场被该技术 “锁定”。
2. 2. 2 对Arthur模型的拓展: 考虑到兼容性的技术竞争。Arthur模型未考虑竞争技术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它暗含了两种技术是完全替代的假设,但是在经济实践中,竞争性技术之间即便在主要功能上是相同的,在其他性能方面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或者说市场对不同的竞争性技术的需求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异质性,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性技术之间就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而是存在一定的兼容性。技术之间如果存在兼容性,那么使用者选择某种技术所获得的报酬不仅决定于选择同种技术的使用者数量,还受到已选择其他竞争性技术的使用者数量的影响。换言之,由于两种技术的网络存在兼容,网络效应扩大了。例如选择与燃油汽车有一定兼容性的混合动力汽车( 电动汽车的一种) ,不仅受到已经选择混合动力汽车的使用者数量的影响( 专有的网络效应) ,而且还受到燃油汽车使用者数量的影响( 兼容的网络效应) ,因此其网络效应要大于选择与燃油汽车完全不兼容的纯电动汽车的网络效应。鉴于此,下面将竞争技术的兼容性产生的网络效应纳入考虑,对原来的Arthur模型进行如下修改:
( 1) 模型假设。假设K表示两种技术之间的兼容程度,KGE表示G对E的兼容程度,KGE表示E对G的兼容程度,。当KGE= 1 ( 或KEG= 1) ,G( 或E) 完全兼容( 或) ,即市场E对( 或G)的需求完全等同于对G( 或E) 的需求; 当KGE= 0 ( 或KEG= 0) ,意味着G( 或E) 完全不兼容E( 或G) ; 当0< KGE< 1( 或0 < KEG< 1 ) ,表示G ( 或E) 部分兼容E( 或G) 。此外,当KGE= 1 且KEG= 1,表明两种技术完全兼容,这实质上说明二者具有完全的替代性,相当于不存在兼容性情况下两种技术的竞争,Arthur模型就是属于此类; 当KGE= 0 且KEG= 0,则两种技术完全无关,对方的使用者数量,即用户基础对其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再假设两种技术的网络规模为NG和NE,其大小由两方面因素决定: 一是两种技术当前的使用者数量nG和nE,一是两种网络在规模上的交叉影响,其大小与兼容程度KGE和KEG有关。那么,G和E的网络规模分别为NG= nG+ KGE× nE和NE= nE+ KEG× nG。假定使用者因技术兼容性而获得的单位报酬为p,p30。一般而言,不同技术种群( 如汽车技术与电力技术)的网络效应强度不同,但是同一种技术种群中的不同技术( 如汽车中的燃油汽车与电动汽车) 的网络强度可以视为相同,即G和E的网络效应强度假定相同。因此,和两类使用者选择G和E两种技术,因兼容性获得的报酬为p NG和p NE。
综上,在考虑兼容性的情况下,X和Y两类使用者选择技术G和E所获得的报酬矩阵如下:
( 2) 模型分析。当x > 0,y > 0 时,若一开始对于Y类使用者选择G的报酬要大于选择E的报酬,即gY+ ynG+ p NG> eY+ ynE+ p NE,变形整理得:
令KGE= KEG= k,则式( 1) 简化为,该式就是在初期G的报酬要大于选择E的报酬的情况下,Y转向选择G的条件。
( 2) 同理,若初期对于E而言,eX+ xnE+ p NE> gX+ xnG+ p NG,变形整理得:
令KEG= KGE= k,则式( 2) 简化为。
( 3) 数值仿真。为了刻画考虑兼容性时两种技术市场竞争的演化,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设p= 2,k = 0. 4,其余参数值与第一个模型相同。仿真的结果如图5 和图6 所示。
( 4) 模型结论。考虑兼容性的Arthur模型的基本结论与原来的模型相似,但不同的是相比原来的模型,兼容性的存在降低了“临界容量”的阈值,导致使用者差额更快达到吸收壁( 如图5) ,获得更大报酬递增的技术的市场份额提高得更快( 如图6) 。这些都表明,兼容性扩大了网络效应,加速了技术锁定的进程。
3 转换成本与系统锁定
由于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主导碳基技术能够获得较大的竞争优势,因此一系列与之关联和互补的技术和资产( 如机器设备、知识技能等) 会逐渐建立起来,形成以主导碳基技术为核心的技术系统。这意味如果改换其他的技术,技术行动者将遭受重大的转换成本( switching costs) 。正如Puffert指出的那样,如果把资源配置过程从一条路径转换到另一条路径是不需要成本的,那么配置过程总会进入最优的路径; 但如果转换成本是正的,相对转换路径后获得收益来说仍然较低,那么路径就是次优的,从而会失去其局部稳定性[15]。因此,技术系统的逐渐形成和完善会提高碳基技术的转换成本,而转换成本的提高又会进一步阻碍新低碳技术的使用,以及碳基技术系统的低碳化转型。造成转换成本的主要原因是资产专用性导致的沉没成本、技术互补性产生的兼容成本,以及与沉没成本和互补性相关的交易成本。
3. 1 资产专用性与沉没成本
David认为技术投资的不可逆性是产生技术路径依赖和锁定的重要原因之一[16],Arrow[17]和Stoneman[18]则更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不存在使用的报酬递增或网络效应的情况下,投资的不可逆性也会导致路径依赖和锁定。这里的“投资的不可逆性”就是指沉没成本。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严格的假设下,沉没成本对当前的决策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在与这些假设存在偏差的实际经济活动中,由于沉没成本可能会导致先前的投资难以补偿,因而与当前和未来的投资决策的制定有很大的相关性[19]。当使用者( 企业、消费者) 选择了某种技术后,就会对该技术进行进一步的投资,包括了物质资本( 如机器设备) 和人力资本( 如知识和技能) ,这些早期的投资决策很可能使继续使用原来的技术成为使用者最优的选择。换言之,沉没成本会限制技术使用者进行技术转换的意愿和能力[20],这说明沉没成本会增加技术锁定的可能性。
沉没成本产生锁定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资产专用性,即资产只能用于特定的用途,如果用作他途,就会失去其经济价值,投资难以收回。根据Williamson[21]的观点,专有性资产可以分为: ( 1) 物质资本,包括了区位和机器设备。某些厂址一旦改变,就失去了经济价值,例如在矿产附近建厂对存货成本和运输成本的节约; 复杂的大型机器设备往往也只能用作特定的目的; ( 2)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主要在于知识的编码性,尤其是默示知识( tacit knowledge) ,因为编码后的知识难以被模仿或复制; ( 3) 特定用途的资产,即供给者向特定客户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而进行的投资,一旦这种特定的供给者- 使用者关系提前中断,就会造成生产过剩。总之,需要大量投资的碳基技术系统产生的沉没成本会进一步强化系统的稳定性。
3. 2 互补性与兼容成本
技术系统由很多部件和子系统组成,且每个部件或子系统都与系统中的其他组件和子系统相互作用,其有效运行依赖于其他与之相关和互补的部分。如果一个部件或子系统从技术系统中移除,或者其性质发生改变,与之关联的部件或子系统也必须相应地进行调整。例如,在电力系统中,电力负荷发生变化会引起系统中的输电、配电和发电组件的相应改变; 新能源生产的电力并网过程中会加大电网的风险; 利用传统电网为电动汽车充电,会加大输电网和配电网的负荷,并且会对电网产生谐波污染等不利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原有电网进行改造[22]。正是由于系统各部件和子系统之间的互补关系和系统相互依赖性,才使碳基技术系统具有很强的整体性,从而提高了系统转换成本,阻碍系统进入其他技术轨道。
此外,技术互补性还会促使部件和子系统的标准化。技术标准化可以使技术系统内的部件和子系统的更新变得更容易,这能提高整个技术系统的运行效率,并降低由于某个子系统或部件出现问题或运行不良对整个技术系统造成的风险。另一方面,技术标准化意味着新的部件或子系统进入技术系统就会面临兼容性的问题,这可能要求对新技术进行一定的改造,从而使之原有更优的技术性能得不到发挥。例如,具有更高热功率的燃气涡轮机最初进入电力生产系统时,因受到蒸汽涡轮机技术标准的限制,而只能作为辅助设备[23]。总之,由于技术互补性导致的标准化要求使用者未来投资要与当前选定的系统兼容,这实际上限制了新技术的使用和扩散。
3. 3 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
资产专用性导致的沉没成本和技术互补性导致的兼容成本都是碳基技术系统在转换过程中承担的直接成本,除此之外,系统转换造成的不确定性还会间接地产生交易成本,这也属于碳基技术系统的转换成本,因为技术系统转换的不确定性与沉没成本与系统的兼容成本有关。技术创新或转换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预期的影响,例如对利润影响的负面预期,可能长时间推迟引进潜在的更优新技术。不确定性之所以会对技术创新和扩散产生影响是因为它会提高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交易成本。在未来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搜寻、获得信息需要支付昂贵的交易成本,与信息不对称的谈判、签约和履约的成本也会增加。
由于沉没成本是投资承诺之后不能得到补偿的成本损失,因此它会导致技术投资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此外,碳基技术系统内部各部件和子系统的互补性和交互作用,可能致使某个部件或子系统的改变以非常复杂或难以预测的方式影响整个系统,这增加了技术转换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碳捕获准备技术( CCR) 为例。CCR的应用存在一个两难困境: 如果在建立化石能源发电厂时就安装尚未成熟的CCR,则会加大整个发电技术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 另一方面,如果待CCR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被证实之后,再应用于化石发电技术系统,那么前期已经投资的大量资源( 沉没成本) ,以及对发电技术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造就会加大应用CCR的难度[24]。由此可见,正因为沉没成本和系统兼容性的存在,才使CCR在未来的应用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3. 4 基于转换成本的技术选择模型
以下通过一个模型进一步分析转换成本与技术系统锁定的关系。
3. 4. 1 不考虑转换成本的技术选择模型。假设碳基技术H和新型低碳技术L是某一技术系统的核心技术,技术使用者( 企业或消费者) 在t时期有两种技术选择: 继续使用H或换用L,RHm和RLm分别表示这两种选择在第m年带来的收益,CH和CL表示投资两种技术所需的成本,假定两种技术的贴现率都为i。并假定两种技术产生收益的年限都为n年。那么,两种技术选择的净现值为
那么,在不考虑转换成本时,是否选择技术转换,取决于下式的正负情况:
若式( 3) > 0,技术使用者选择低碳技术L; 如果式( 3) < 0,则继续使用原来的碳基技术H。
3.4.2考虑转换成本的技术选择模型。由于原来的碳基技术H是成熟技术,其收益、成本、贴现率都是确定的,与以往各期的情况相同,因此当期选择H所获得的净现值仍然由确定。
但是进行技术转换,即从H换成L则需要全新的投资,其成本高于相对已经投资过的H。此外,由于转换成本,上一阶段投资H的决策会对当前选择L产生影响: 首先,由于技术转换导致原技术中断使用,未来收益无法收回,相当于技术转换的机会成本为C0。尽管如此,考虑到上一期对H的沉没投资可能会部分转换为L所需的投资,因此可以用表示原投资的可转换性。投资的可转换性与投资到H形成的资产专用性相关,因此d实际上刻画了资产专用性程度,资产专用性越高,d越小。其次,在一个技术系统中,某一单项技术往往与其他要素关联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当该单项技术发生更换后,就会相应引起与之关联的其他技术系统要素进行调整或更换,由此带来的成本称为兼容成本,记为CA。再次,由于前期的投资形成沉没成本,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会增加使用新低碳技术L的交易成本,记为CT。此外,由于技术转换增加了经济系统的风险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从假定从L中获得的收益的贴现率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一个风险补偿系数q,即iL= i + q。根据上述假设,技术转换的总成本为CS= CL+ C0-d CH+CA+CT。
由于交易成本与沉没成本和兼容成本造成的未来不确定性有关,因此交易成本可以视为沉没成本与兼容成本的函数。尽管交易成本的构成很复杂、难以测量,但为了凸显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的关系,这里假定交易成本表现为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 记为RS)的减少和对融资的影响。假定进行技术转换的资金全部来自金融市场的融资,那么技术使用者所需借贷的资金为:
那么有
将式(4)代入式(5),得到CT=F(CL-d CH+CA,RS)。相应地,将式(5)代入式(3),得到CS=CL+C0-d CH+CA+F(CL-d CH+CA,RS),这样,就得到考虑转换成本后,采用新低碳技术L的净现值公式:
那么,如果技术使用者是否需要进行技术转换,就由式( 7) 的正负情况决定,即:
如果( 7) > 0 则应该进行技术转换,选择L; 如果( 7) < 0 则继续使用原来的技术H。如果将式( 7) 与式( 3) 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当考虑转换成本时,进行技术转换的难度大大提高,或者原有碳基技术H“锁定”的可能性增大。首先是( 7) 等式右边的第一项中q存在,提高了新低碳技术的融资成本; 其次,对比式( 7) 与式( 3) 右边的第三项可以发现,多出了沉没成本C0、兼容成本CA、交易成本三项F( CL- d CH+ CA,RS) ,这表明因不同形式转换成本的存在,提高了选择新技术所需的成本。另一方面,资产的可转换性d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低转换成本,但是这取决于资产专用性或者说沉没成本的程度; 如果资产专用性越高,沉没成本越大,d就越小,对转换成本的降低效应就会削弱。
总之,根据以上基于转换成本的技术选择模型可以看出,由于沉没成本、兼容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形式的转换成本的存在,导致碳基技术系统的“锁定”效应增强,技术转换难度加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系统的稳定性。
4 结论
中国企业绿色营销的动力机制探讨 篇7
一、绿色营销的历史与现状
近年来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及人们的环境意识日益觉醒和高涨。20世纪90年代, 各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企业界则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保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开始实施绿色营销。
从绿色营销产生至今已有近20年时间, 一些企业开始重视绿色营销, 推出绿色产品, 通过环保标准ISO14000认证, 为促进绿色营销做出了贡献。但是我们还要看到, 由于我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监管不力, 对绿色认证的推动力度不够、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薄弱、大多数企业缺乏绿色定价权, 绿色营销的收益不高, 导致企业的绿色营销动力严重不足。
进入21世纪, 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 随着科学发展观从理念到实践落实, 全国各地政府部门逐渐提高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破除多年来忽视绿色GDP的思想, 大力推动节能减排, 为企业绿色营销带来了新动力。
二、绿色营销的动力理论
关于绿色营销的动力问题, 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研究, 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 比较有影响的是三种力量论和四种力量论。
1. 三种力量论
按照武永春的观点, 绿色营销的实施来自于政府、企业、消费者的共同作用, 她将企业绿营销的作用机制归因于政府、企业、消费者的三方博弈, 认为绿色消费、绿色伦理和营销竞争是促成绿色营销的机制。
2. 四力模型
按照何志毅等人的观点, 绿色营销的实施来自于政府、企业、消费者和环保组织的的共同作用, 他们提出的绿色营销的四力模型中引入了环保组织这一变量, 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环保非政府组织在发达国家绿色营销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我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非常落后, 在绿色营销的中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
3. 主导力量观点
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 绿色营销的主导力量是三种情况, 消费者主导、公众政府组织主导、政府主导, 而且他们的判断是21世纪初期的中国, 绿色营销的主导力量仍然是政府。
通过以上理论研究现状可以看出, 中国企业虽然是绿色营销的主体, 却不是当前的主导力量, 加上目前没有绿色消费需求的拉动, 这就导致中国企业绿色营销的动力不足, 以绿色产品为主导营销活动并不突出。
三、中国企业绿色营销的动力来源分析
中国企业的绿色营销需要一定的动力机制。从目前中国企业的外部环境来看, 作者认为中国企业绿色营销的动力来自于以下6个方面, 即消费者需求、国际环境 (绿色壁垒) 、各级政府、环保组织、竞争者和媒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具体见附图:
1. 消费者
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求是企业绿色营销活动的目标。绿色需求是企业绿色营销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还是我国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来看, 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 对绿色产品价格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据研究, 绿色产品的价格应当高于一般产品的价格的10%时, 消费者才会大量购买。但目前看来, 绿色产品的价格明显偏高, 有的达到1倍以上, 中国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明显不足, 这就限制了大多数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消费。
2. 国际环境 (绿色壁垒)
随着中国加入WTO, 存在于各国之间的关税壁垒虽然大大降低, 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欧洲等纷纷采用非关税贸易壁垒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导致近年来美、欧、日等纷纷提高产品的检测标准, 对化学品残留的检测越来越严, 这就产生了绿色壁垒。绿色壁垒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使用最频繁的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绿色壁垒的使用抵消了发展中国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保持了发达国家在国际多边经济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无疑绿色壁垒是中国外向型企业重视绿色营销的重要动力来源, 也是中国出口企业的主要障碍。
3. 各级政府
现阶段, 中国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不强, 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再加上发达国家对中国节能减排方面的压力, 使得中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94年, 中国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及相应的政策和措施。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6年, 中共十七大以后, 各地的科学发展观进入落实阶段。2009年9月25日, 胡锦涛出席在20国集团会议上做出了非常大的承诺, 就是要减少中国的碳排放。中国中央政府做出的这些战略决定无疑为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指明了方向。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无疑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的绿色营销行为。
地方政府是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者, 从2006年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 一些地区的落实政策较积极, 比如河北省唐山市率先提出建立科学发展示范市的战略构想。河北省提出要突出抓好唐山、邯郸、邢台、张家口4个重点市, “双三十”单位, “双百”企业, 726家污染排放企业和钢铁、电力等六大高耗能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明确提出了万元GDP能耗、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配方削减的考核指标, 而且明确说明各设区市节能减排目标都是约束性指标, 必须确保完成。
显然, 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积极行动, 对当地政府的绿色生产工作影响很大。节能减排需要淘汰落后产能, 装备先进的生产设施, 增加除尘、脱硫设备, 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增加了企业的市场压力。强迫企业重视企业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 重视绿色营销活动。
但是, 我们还要看到, 中国的地区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 中央制定的科学发展战略, 在一些地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冲动下, 难免在执行上打折扣。很多地方不愿放弃传统的以消耗化石资源为主的的经济增长方式, 对绿色增长方式认识不足, 对节能减排的工作重视不够。所以对这些地方的企业来讲, 由于没有政府的外部压力, 绿色营销的动力就不足。
4. 环保组织
按照何志毅、于泳的观点, 环保组织是企业绿色营销的动力来源之一。但是中国以环保为特征的非政府组织非常不发达, 因此他们对企业绿色营销的贡献就很小。
5. 竞争者
研究家电、汽车、装修装饰等行业发现, 像海尔、海信、TCL等大型家电企业, 以及比亚迪、通用汽车、丰田汽车等非常重视绿色营销, 很多装饰材料也已绿色环保为主打。这些现象说明, 一些行业由于竞争的需要, 会非常主动的重视绿色营销。而有的行业比如钢铁、化工、采矿等, 多年来虽是利税大户, 也是污染大户, 在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 也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生态危害。对比研究发现, 绿色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 说明竞争者之间比较默契, 都不愿主动承担绿色营销成本, 他们并没有看到绿色营销带来的竞争优势。因此, 从竞争者角度来讲, 行业特征决定了绿色营销的动力大小。
6. 媒体
按照徐大佑的观点, 中国目前的绿色营销模式是政府主导型。这种模式说明在中国现阶段从事绿色营销, 企业的动力不足, 必须依靠外部的力量来促进。据分析, 既然中国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不足, 消费能力有限, 环保组织 (NGO) 的力量也不够强大, 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之间追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博弈也导致科学发展观不能全面落到实处。因此需要一种中间力量的促进。包括报纸、电视、特别是网络媒体对绿色营销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显然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需要教育和强化, 政府的环保行为、执法行为需要监督, 企业的非法行为需要曝光, 这些工作都需要媒体切实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因此, 作者认为, 从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和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来开, 媒体对绿色营销的促进作用必须予以重视。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 虽然绿色营销从1994年起就受到中国政府和一些企业的重视, 但真正落到实处, 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中国能源消耗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而且中国庞大的人口对资源需求非常巨大, 中国已不可能再走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消耗全球资源发展自己之路, 这是美国、日本、欧洲的发达国家不允许的。因此, 无论是国际压力, 还是中国现状, 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必要的, 也是必须的。
以新能源为主导的绿色增长方式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 必然带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变。随着各级政府对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 各级政府将节能减排、绿色增长作为新的考核指标, 那么, 企业只有尽快重视和实践绿色营销, 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抓住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 获得企业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
摘要：随着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逐渐落实, 绿色营销再次得到企业的重视。本文提出了绿色营销动力机制的6力模型, 从消费者、国际环境、各级政府、环保非政府组织、竞争者、媒体等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企业面临的绿色营销动力问题。最后, 提出了中国企业只有重视绿色营销, 才能获得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的观点。
关键词：绿色营销,动力机制,绿色需求,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武永春:绿色营销促成机制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年6月
[2]何志毅 于 泳:绿色营销发展相撞击国内绿色营销的发展途径.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1卷 第6期, 2004年11月
[3]徐大佑 韩德昌:绿色营销理论研究述评.中国流通经济, 2007年第4期
[4]孟祥林:绿色营销在我国发展的理论基础透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10卷第6期, 2006年12月
加快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转换 篇8
增长放缓有短期因素影响，而更值得重视的是中长期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
影响这次增长回调的，有欧债危机延续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因素，有短期的企业受预期和价格影响而去库存、去杠杆的因素，但更值得重视的一个大的背景因素，是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可能已经开始。
从国际经验看，二战以后实现成功追赶的一些经济体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GDP达11000国际元（国际元为购买力平价指标，而非现价美元）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为30%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根据研究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在今后不长时间内将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间窗口，有可能出现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近期的增长回调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拉动，前些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一半左右，但近两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下降，房地产投资在今年4月份后也开始减速。二是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从逻辑上说应先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因为这些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间窗口。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经济发达的省市，近年来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速度明显回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在此轮回调中就业压力并不突出，有些地方还存在招工难问题。四是近年来人们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投资风险的担忧增加，实际上反映的是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和增长潜力的担忧。
这些变化表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以及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性转换，很可能已经开始。这样，就有一个对这一转换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的问题。
首先，增长阶段的转换符合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从供给角度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工资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与技术前沿差距的缩小等，都将使潜在增长率下降。更重要的是需求侧的变化，比如，过去一些年作为投资重点的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继续扩大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大，钢铁、水泥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出长期峰值期已经或接近到来。这些都使工业化阶段的快速扩张空间相对收缩。
其次，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尽管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可观，但基数效应也会使增长速度有所降低。
第三，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即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调到相对较低的水平，比如7%左右，从国际范围看，仍属相当高的增长速度。保持这样的速度，到2020年，我们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同时人均收入可望接近或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所以，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适度下降、增长阶段转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并非有些人所说的“增长衰退”。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恰恰证明我国成功地抓住和利用了工业化进程中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增长阶段转换，将会迎来一个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新增长阶段。
稳增长应防止两种风险，立足于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经济运行将面临比以往更为复杂的局面。稳增长不仅在当前非常必要，在整个增长阶段转换期也将是宏观政策的重点。从目前情况看，稳增长应关注并防止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不适应、也不理解增长阶段的转换。有些地区对于增长速度放缓还不太适应，忽视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的事实，还想用一些办法把速度推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这样做不仅难度很大，即使短期内推上去了，也难以持续，而且极易引发资产泡沫和过度投资等风险。
另一种倾向是对短期内增长速度大幅下滑或剧烈波动重视不够、应对不力。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增强，容易出现短期内大幅下滑或剧烈波动。根据有关研究，在我国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如果短期内增长速度大幅下滑，企业经营、财政收入和银行资产质量都会遇到巨大压力，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经济危机。尽管目前就业矛盾尚不突出，但如果短期内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就至少会出现结构性失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调结构不可能顺利进行，发展环境也将遭受重创。
因此，当前稳增长，就是要使增长处在一个适度区间，防止强制上行和过快下行两种风险，平稳渡过增长阶段的转换期。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稳增长为下一步的增长动力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变争取必要时间和有利环境。这里所说的增长阶段转换，除了速度变化，更具实质意义的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要由依赖大量投入和快速市场扩张、重化工业主导的增长，转向着力于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由主要借助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转向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因此，在原有增长动力减弱的同时，必须激活和启动新的增长动力，主要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被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所抑制的增长潜力。例如，我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尚有一定的投资潜力，但部分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且效率低下，如不进行实质性改革，这部分投资潜力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掘。
二是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和升级。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消费需求增长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和水平提升。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进城农民在身份、居住、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小城镇人口向中、大城市转移，以及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都将持续扩展消费空间，并带来巨大的消费浪潮。
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增长速度的放缓，重要工业产品产出峰值期的陆续到来，产能过剩问题的凸显，将促使我国进入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兼并重组期。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进步压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设备投资的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将扩展新的增长和就业空间，尤其是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产业升级的新引导力量。
四是新兴市场等新的外需空间的拓展。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预测，到203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2/3将来自新兴经济体。我国品质较好而成本较低的工业产品，全球首屈一指的基本建设能力，有效组合内外资源快速推进工业化的机制和经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很大需求潜力。
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意味着新的重大机遇，但能否抓住用好这些机遇，释放增长潜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取决于能否形成适应新增长阶段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里的关键是要切实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和政策调整。
放宽准入，改善环境，推动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推动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除了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更重要的是切实放宽准入，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外部投资者。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民间投资趋于谨慎，对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顾虑。吸引民间投资应有系统而实质性的改革举措，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拿出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项目，形成民间资本可预期、能决策的企业治理环境。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继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和征地制度改革，从法律上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财产自由处置权，提高被征地农民在土地出让收益分配中的比例。鼓励地方从各自实际出发，探索多种形式的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持续增加农村人口的劳动和资产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
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既重视改善民生，更促进机会均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实质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应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监管制度，适当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将其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降低对劳动和用工的课税，增加对资本利得的征税；严格实行同工同酬，保障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从减贫、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实质性地促进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提高社会机会均等程度。
促进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改变速度效益型的企业盈利模式。“转方式”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要降低企业盈利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为此，在产业快速扩张期过后，应加大兼并重组力度，使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规模更大，中小企业更专。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坚持企业自主、市场选择，尽可能不搞行政性的“拉郎配”。坚持实体经济优先、制造业导向的原则，推动企业向创新驱动转型，尤其应鼓励、支持通过竞争处在行业领先位置的创新型大企业的发展，使其在产业创新和升级中起到龙头带动作用。在有选择地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把更大气力下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上，逐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继续为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在财税、金融、技术转移、市场准入、就业创业等政策上给予有效支持。
山西票号高效执行力动力机制 篇9
为了说明其管理层的执行力，需要简单地了解一下它的组织构架。
一、票号的组织构架
1、总号决策层与管理层
2、分号管理层
票号各分号管理层的人员及职位设置，虽然各地业务繁简不同，分号人员数额有多有少，但是内部分科负责者，则大致相同。业务较繁各分号，亦不过在负责人员外，多加一二个助员而已。一般是：掌柜1人，总理分号中一切事务；管账1人，总理分号中账目，并负银钱出纳之责；司信1人，办理分号中文书，并须通告各埠连号金融市况之责；二掌柜1人，负上市接洽业务之责。4除此之外，各地分号常常有在总号练习尚未足期，派在分庄补习的人员。但是有些地方情形特别，内部组织较庞大，比如各票号驻北京分号，大都人数较多，有的与总号不相上下。
二、票号经营战略和制度的执行
山西票号实行总分号，总分号实行统一核算，在总号与分号之间，分号与分号之间的业务联系和经营策略的贯彻执行，需要有效的执行力。因为总号的正确的决策对市场变化和各分号情况的深刻把握，其信息来源只能依靠管理层和职工提供，在形成决策之后再贯彻下去，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谈何容易。
票号的执行力最突出表现在战略和制度的执行上。管理层和职员严格执行决策层的战略、目标和制度，不仅使总号及时掌握全国各地市场动态以及各分号的业务进行状况，而且能够把总号决策层的决策变成行动，同时各分号之间能够及时通报业务，协调配合，调度资金，实现“抽疲转快，酌盈济虚”。这主要依靠各分号之间以及分号与总号之间不断的业务信息的沟通和协调。当时各分号联系的手段，主要是利用信件，通过民信局予以传递。所以有人说，票庄做事，尽凭信函灵通，不惜电费，每日通信数次，照信估计生意。
票号业务执行报告，分口头汇报和信函书面报告两部分。
（一）口头汇报
票号成规，在总号或者在各个分号，每天晚上营业终了，职员和管理部门负责人都必须向自己的主管当面口头汇报当天自己所办业务的情况，并且聆听主管对明天的安排。管理层则要综合情况，口头（在总号或者分号内）或写信书面（外地）向总号汇报情况，以便上级及时掌握业务动态，作出第二天或者近期业务安排。
另一种口头汇报是在大掌柜按例巡视各分号时(每年一至二次)的当面汇报，或者下班休假回到总号时，必须直接到大掌柜办公室当面汇报情况，不得先回家再返总号汇报，否则不仅有贻误时机之虞，且有经济弊端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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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主要是分号向总号或者其他分号的汇报。书面报告分为正报、复报、附报、行市和叙事几种。
正报
“正报”，就是报告本号直接对某某分号的业务情况的报告。由收汇号向交汇号报告，其内容主要是报告做某某业务多少，何时交款，汇费和贴色多少。
例如：蔚泰厚京都分号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四月初五日致苏州分号第8次信中说：“……今收汇去万全号关批足纹银一千两，无票砝，言定在苏五月初三日无利交伊。平照前，每百两比咱平大三钱八，合空伊期一月，贴过咱费银六两，至日妥交。……”6
复报
“复报”，就是报告本号前次报告过的内容，如直接对某分号之营业事项。因为交通通讯不便，信函传递时间长，为避免途中遗失而造成损失，因此规定了复报制度。
附报
“附报”，是票号业务报告中工作量最大的一种报告，它要求各号每天都必须把全部营业收付银两数字和业务情况通告各分号。报告的目的，一是要各分号相互了解各号收付款项的情况；二是要各号根据了解的情况，主动做生意，相互支持，避免因某地付款过多，或是库存白银短少，可能发生支付困难，影响到当地业务和本号信誉。若北京分号知道西安分号收款较多，就主动找生意往西安汇兑，调剂疲快。由于业务发展，书写附报工作量过大，后来有的票号排开时间，五日一轮。
比如：汉口百川通分号报告日期是：初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梧州；初二：成都、重庆、云南、贵州、西安；初三：湘潭、长沙、桂林；初四：沙市、常德、德安；初五：平遥总号。8
4、行市
“行市”，是各号相互报告当地汇水、利息行市和资金周转“疲快”，以及当时社会、经济、贸易、金融信息的报告。是“正报”、“附报”后的例行报告的内容。”
5、叙事报
“叙事报”，也叫“另起”，是总号或分号对某分号业务的指示、评论及意见。报告的内容，大多都由掌柜们亲自写。它是“正报”、“附报”和“行市”之后，即注明本次信件年月日之后，批写的内容。一般是“管信”把“正报”、“附报”和“行市”写就后，俟掌柜晚间有时间才写，或者“管信”先替起稿，等掌柜修改后再誊写。
总号大掌柜在每年终了，汇总各路业务数字，写出书面报告，向东家汇报。四年一个会计年度完毕进行财务决算，大掌柜要提出利润分配方案，同时进行人员考核，提出奖罚意见和员工晋升人身股的建议，与东家共同商定。
三、票号有效执行力的动力机制与训育机制
事业的成功，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间则“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是第一因素，影响制度执行力靠的是人。票号用人，以懂得信义为根据，并且要通过“侧重实验”。他们认为，“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故用人之法非实验无以知其究竟。远则易欺，远使而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而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而观其能；卒则难辨，卒间以观其智；急而易爽，急期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亦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惰，班期二年以观其惰；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期在练或磨不砾，涅而不淄，方足以任大事也。故一号之中，不敢断言尽是忠、敬、能、智、信、仁、有节有规十全之士，但不肖之徒难以立足。”9基于这样的认识，山西票号执行力的动力与养成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Nextpage]两权分离：经理责任制
按照“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投资票号的财东，委大掌柜以全权。“将资本交付于管事人（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闻问，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又不施其监督于事后。”10静候年终大掌柜的业务报告。既然财东信任掌柜，掌柜势必以忠义报答知遇。掌柜倘若视环境不佳，恐损及血本，自然预筹退步，绝不侥幸冒险，影响个人人格，即财东施之以仁，掌柜报之以义，谓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领班被授予全权，东家无限信任，个人必忠心耿耿，率领同人崎岖前进，决策层同事、管理层及员工自然会齐心跟进，人心凝聚，事业何愁不成。
2、激励：身股制
“人身股”是晋商称雄商界500多年的“秘密武器”，即企业业务骨干可以劳动作为资本而“顶股”，叫“人身股”，与货币资本股一起参与分配。职工只要工作勤奋，没有过失，成绩优秀就可以顶股。一经认可，就将其名字录入“万金帐”即股份帐，参与分红。从而使得大掌柜以至分号掌柜、大小管事、伙计、学徒无不竭尽全力为票号卖命，使全体员工感到这是为东家效力，也是为自己干活，是东家和大掌柜创造了职工自己为自己赚钱的机会，人身股把东家和职工的利益紧密地栓在了一起，同舟共济，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票号像一块磁铁一样，紧紧吸附了本号职工，也让社会刮目相看，票号职工也多了几分神气。这种激励，是票号执行力的重要来源。
3、养育：薪酬福利社保制
4、约束：宗法与担保制
有效执行力需要约束力来保障。票号的约束力两个方面。首先是利用宗法关系，他们雇用职员，只用山西人，他省人一律不得援用，事实上主要还是山西中区人，一般都是有身份的当地人引荐，并且为之担保。如果被担保人在号中表现不好被开除出号，不仅断了一家人的财路，又有辱祖宗的面子，家族自然不依；同时，职工进入票号，需要商铺担保，被担保人出事，不仅累及担保人名誉，担保人还要遭受经济损失，担保人更不允许。依靠宗法的力量和经济社会力量来约束职工，这是票号有效执行力的又一个动力。
5、训育：学徒制
执行力的养成，需要员工的基本素质，更需要执行力的训练。票号对于新进职员实行学徒制，时间三年，一般在总号训练，聪明出众者二年也可以派往分号，过份愚笨者不到三年就会打发回家。学徒第一阶段是为掌柜“提三壶”（茶壶、水壶、尿壶），打水、扫地、干杂活，伺候掌柜，不设坐位。晚上练习打算盘、写字，掌柜考察是不是忠诚克勤，有无出息，适合不适合做票号生意。第二阶段由掌柜口传训练背记“平砝银色折”等，做一些抄写或帮帐之事。第三阶段就可以在柜上跟着师傅（老职工）学习做生意。晋商学徒教材《贸易须知》第一条说道：“学生意，第一要守规矩，受拘束。不守规矩则不成方圆，不受拘束则不能收敛深藏，即顽石须经琢磨方成器耳。”12学徒期内，同时训育道德修养：“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他如恒心、通达、守分、和婉、正直、宽大、刚勇、贤明。皆为一贯之教训。”13形成徒弟－师傅－经理关系，安有不服从之理。
所以在山西票号中，“凡事正大光明，丝毫不讲私情，所以父子兄弟不能同号，师徒虽有阶级，然而心里平等，例须相互见谅，所有经理同人，犹如一家，上下相习，戳力一心，个个抱着志存立功，专事报主，故业务上之统筹方法，计算上之经济技巧，无一不通。”14由于票号建立了一套有效执行力的动力机制（经理责任制、身股制、薪酬福利社保制、宗法和担保制），使得以票号大掌柜为首的决策层和总分支机构管理层以及员工，能够忠实地贯彻执行经营者的战略思路、方针政策和方案计划；由于票号有一套严格的养成训育机制（学徒制），使得票号的决策层和管理层以及员工具备了较强的管理、业务操作能力和完成任务的能力，从而能够把经营者的意图和规划，化为现实的执行效果。票号的这一套动力机制和训育机制的长期坚持和有效运行，形成了票号特有的执行文化，这是票号称雄商界的秘密武器，成功经营的最基本的经验。
执行力是企业成败的根本。
执行力的动力机制和养成机制是企业成败的关键。
[，感谢原作者]航运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动力机制 篇10
当前航运业面临着需求不足的经济形势、业内运力过剩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航运业为了走出低迷, 得到可持续发展, 应全力打造专业人才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形成多种教育方式优势互补、有机协调的航运人才培养体系。而从航运教育主体出发, 构建有效的动力机制, 是推动航运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的根本途径。
2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2.1国内外航运人才培养模式综述
2.1.1国外航运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
随着现代航运业的发展, 各航运国家依据自身情况积极探索提高本国行业人才竞争力的途径。现已在欧美、日韩等航运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形成了几种典型的航运人才培养模式。见表1。
2.1.2我国航运人才培养现状
我国航海教育拥有较齐全的层次体系, 包含普通高等航海教育、成人航海教育和航海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开放以来, 成人航海教育已形成包括高等、中等专业教育和夜大、函授、 考证培训、专业证书、继续教育等多种层次和形式的办学体系。航海职业技术教育的招生人数在逐年增加, 以培养更多的航运人才, 主要包括航海职业教育和普通航海中专教育, 其中航海职业教育主要是一些较大的航运公司对在职员工进行培训, 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学历, 从而更好地适应工作。此外, 还有开设航海类专业的普通中专学校和招收船舶水手、轮机机工和船舶电工的技工学校。
当前虽然政府加大了对航运人才培养中的实习设备的资金投入, 各航运高校也加大了实习课程的比重, 但实习资源如实习船等相对不足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 目前还存在航海院校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缺乏德才兼备、文理交融、驾机合一的高级航海人才等突出问题。航海成人教育尚未完全脱离普通航海教育的模式, 没有形成特色。航海职业技术教育仍是薄弱环节, 未形成既有特色, 又能与普通高等航海教育和航海成人教育相互衔接的有效机制。
2.2管理学动力机制研究综述
动力机制理论是从机制的视角寻求系统高效运转的根本动力, 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 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 使得组织自动运行、“无为而治”。郝英奇 (2003) 认为, 管理系统的效能是由系统的动力机制派生的, 动力机制是由体制、政策、制度、规章加以引导的, 若想构建一个高效率的动力系统并使之良性运行, 只有从机制的调整入手[6]。经济学关于动力机制的研究对管理学做了很好的补充, 田国强 (2003) 提出, 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社会目标或经济目标, 在自由选择、分散化决策的条件下, 怎样设计一个经济机制 (即制定什么样的方式、法则、政策法令、资源配置等规则) , 使得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与设计者的目标一致[7]。郝英奇, 刘金兰 (2006) 认为, 导向机制、约束机制、控制机制等多种机制协同作用并与文化场相融合, 才能构成完整的动力机制, 从而提出了文化因素在动力机制中的重要作用[8]。
文章在前人有关动力机制的研究基础上, 在航运业的特殊背景下, 从政产学研用多种主体的角度切入, 研究动力源泉及主体之间高效协调的机制, 并在探索引入文化的因素, 运用软性约束助力航运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动力机制的构建。
3政产学协同创新的航运人才培养模式
政府、企业、学校相互协作, 共同推动航运人才培养的创新发展, 是我国航运教育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整个教育培养体系应包括广泛的主体, 以前看似毫不相关的组织机构都应积极加入这个促进航运教育创新发展的团队, 各组织和机构在整个体系中都应担负明确的角色和职责, 形成高效的协同创新系统。以下的研究分析贯穿了以人为本、以人才为中心的思想, 以航运人才的教育培训和职业发展路径为主线, 分析各主体在整个航运教育中的职责和相互协作关系, 具体见图1。
4航运人才培养动力机制建设的主体与对策分析
4.1航运人才培养体系的主体分析
政府、学校和企业三方主体在航海人才培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的作用。首先, 政府统领整个航海教育的发展, 包括教育战略规划和发展方向的确定, 制定相应的法规和制度, 对航运院校进行多方面的支持, 协调企业和航运院校的合作关系。在航运教育创新变革中, 参照国外航运教育的先进实践, 政府应进一步介入航运院校教学方案的制定及教学水平的评估。其次, 航运院校和企业在航运教育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各高校及专业学校在教育革新中的作用不必多言, 企业也应积极参与航运人才成长的各个阶段, 包括从高校招生中参与对学生的考核, 筛选综合素质和思想水平都达标的学生, 在录取后, 积极以各种高效的方式与对口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能更好地保证企业在后期获取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在毕业生进入企业后, 企业还应采取与学校联合的方式对人才进行终身教育、培训和开发。
4.2动力机制建设的对策建议
构建高效的动力机制, 应从航运人才培养体系的不同主体入手, 分析问题根源和工作及学习的动因, 针对不同主体提出对策, 并在整体上设计一个宏观的协调机制。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 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建立行政主管部门主导下的航海类院校与航运界的不同层次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是解决问题根本途径。
1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应政策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通过探究菲律宾和新加坡有效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可以发现其动力机制离不开政府完备的政策, 对航运企业和航海院校的合作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航运教育立法可在两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一是在航运人才就业上完善政策, 形成促进企业承担教育责任的有效机制。 我国现在已实行“全国航海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工作协作组” 的工作架构, 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将航海类院校和航运业内不同层次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制度化、规范化。针对有些航运企业不愿意直接参与航海教育的情况, 制定具体措施加大他们招收航海专业毕业生的成本, 采取航海专业毕业生有偿分配制度, 对境内和境外企业按照不同的依据和标准收取一定的航海教育培养补偿费, 这一制度的实施可以为航海类院校提供资金,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教育资金匮乏的困境。 同时也使企业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促使其加强对人才引进后的培训开发和职业生涯规划。二是通过出台新政策, 引导和约束航运人才的教育培养工作。具体可以借鉴挪威的做法, 航海教育由教育部统一管理, 海事局作为航运业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培养高级船员的教学计划, 并审核航海类学院建立的质量体系, 船东协会组织学生的海上实习并支付学生在船实习经费。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可以采取渐进的过程, 先制定较为完善的教学质量评估系统, 主要评估对象是航运院校, 依据最新的航海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航运业的内外部实际情况, 开发一套能够体现我国战略思维和文化理念的指标评价体系, 选择一种能够落实到多层面责任人的自上而下的评估方式, 对评估结果要采取实际的奖罚和改进措施, 从而实现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这样就是从政府的角度对航运人才的培养创新模式设定动力机制。
2构建航海教育校企合作创新的动力机制。借鉴发达国家航运教育的校企合作先进经验。我国应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 加深合作层次, 采取切实可行的合作方式。为建立更加有效的动力机制, 校企合作应贯穿在航运人才成长的始终。 首先, 针对现在航运院校培养的学生有相当部分存在专业思想不稳定, 直接导致毕业生不愿意上船工作的现象, 航海类院校可以与企业共同制订海员适应性标准, 重点开发心理和思想方面的可衡量标准, 以对在升学考试中填报航海类专业的学生进行测试, 谢绝不具潜质、心理素质不过关或无志于航海的学生。其次, 可以通过革新企业资助方式建立有效的动力机制, 由企业与通过学前测试合格的学生签订协议, 以企业名义送学生到院校学习, 一方面可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减轻院校资金紧张的问题, 同时有利于解决学生的实习问题和就业问题, 尤其对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还可以约定由企业交付包括学费甚至部分生活费等费用。这样企业能够招收到比较满意的人才, 有效地减少目前出现的因盲目填报志愿和盲目招生所导致的航海教育资源的浪费, 即集约化的航海教育模式会产生有效的动力机制。这项工作的重点是拟出该类协议的合同范本, 明确在航运业界介入招生环节时, 企业、 院校和学生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再次, 在学生教育培养的环节, 企业可以通过参与教学质量评估的方式介入校企合作的工作, 企业可以就现代海员应具备的知识结构、敬业精神及服务意识提出要求, 和高校展开广泛对话, 或通过对在航运企业实习的学生进行评估, 找出教学中的薄弱环节, 学校也应虚心接受企业对教学效果的评估, 积极采纳其对课程体系、 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的建议, 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素质更好地适应实践的需求。在学生进入企业后, 校企合作还可以新的方式形成动力机制, 企业可利用学校的科技、人才优势和实验设备对员工进行各种实操技能培训和知识更新, 学校则可借此充分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以航海文化教育形成软性动力机制。文化软实力已被各国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部分。当前我国文化强国与海洋强国战略并举, 在航运教育界, 应该加强航海文化和海洋文化教育, 用文化的无形约束力和感召力形成航运教育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具体做法形式多样, 航运院校应将航海文化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 并在成绩评估中赋予较大权重, 课程内容应更多地宣传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在校园环境的建设上, 可以通过海报、标语宣传有关航海文化的历史名人名言和现代先进事迹。可以在校园里设计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 如船模型和历史名人雕像, 在视觉上渲染浓厚的航海文化氛围。 在正式的课程体系之外采取多种文化教育的创新方式, 如邀请资深船长、轮机长来校, 与学生面对面开展座谈会, 以轻松自然的方式讲述工作中的事情, 激发学生们对海上工作和生活的兴趣。不仅采取传统的播放电影和纪录片的方式进行文化教育, 还可以组织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一些短剧或电影, 一方面锻炼学生课外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另一方面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会航海历史和文化, 能够从内心深处坚定对航海事业的信念, 加深航海文化意识。在学生成绩的评估中, 应将航海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估指标, 通过学生参加航海文化活动的数量及在活动中的表现来评估航海文化素质的水平, 对在校内航海文化活动中获得突出成果的学生给予重点嘉奖, 并公开表彰, 形成示范效应。航海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约束力量, 对学生本人及整个航海教育事业都会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 能在无形中推动航海文化教育, 乃至整个航海事业的创新发展。
5结语
创新模式是我国航运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综合运用各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从航运教育体系各主体入手寻求着力点, 构建航运教育创新模式的动力机制, 是推动发展的高效途径。面临全球航运业处于相对低谷的行业形势, 我国不仅应寻求航运业本身摆脱困境、创新发展的突破口, 更应牢牢把握教育和人才这个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 这样, 我国航运业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摘要：航运人才是航运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借鉴国外航运教育的先进实践, 探索航运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是推动我国航运教育向前发展的主要途径, 因此, 应积极构建航运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动力机制。文中在分析当前国外航运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 总结出我国航运教育现存的突出问题, 详细分析了政产学协同创新的航运人才培养模式, 并结合管理学动力机制的相关理论, 从政府、学校、企业三方主体角度出发, 提出构建航运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动力机制的措施, 包括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应政策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构建航海教育校企合作创新的动力机制、以航海文化教育形成软性动力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航运人才,培养模式,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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